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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0 | 1 日本作家在作品中是如何表现日军及其对手抗日武装和八路军的，大概是读者比较关心
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几篇作品的解读来探讨这个问题，揭示日本人作家笔下的抗日武装
与抗战的真实状况。
《燃烧的村镇》篇首附有一段引言，引言中说：“在这里那里不知名的土地上留下了很
多尊贵的血的历史，生活在建国十周年的安泰中的我们必须要再次认识到这一点，切不
可遗忘。”这段话披露了作者创作这篇小说的动机和目的，即在“建国十周年”之际，
纪念那些为了“满洲国”流血牺牲的人们，以揭示今日的“安泰”来之不易。在小说里
他们就是主人公伊藤军曹及其手下的7名士兵，这伙日军驻扎在桦甸县某镇，为“二道
沟讨伐本部”派出的“分遣队”，最后全部死于其讨伐的对象——“匪团”的袭击。伊
藤手下有两个中国人“密探”，一个叫王景和，一个叫李振奎，镇上还有一个伪警察的
派出所和当地的自卫团，加在一起也有几十号人。小说始于王景和从山里侦察回来，他
带回了“匪团”在附近山谷集结以及镇里有“通匪者”的情报。称抗日武装为“匪”，
是成王败寇的逻辑，也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合法性。因伊藤在“分遣队日志”里将其称为
“红匪”，可以推定“匪团”为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
“分遣队”与镇上居民的关系是小说一个重要的侧面。次日早上，伊藤走在满是泥泞的
路上，“对面过来了一张笑脸”，是“密探”王景和。他昨天刚从山里侦察回来，今天
又主动进山，淋湿的衣服还未来得及换，这让伊藤都觉得有些过意不去。这类作品，当
地民众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反之，他对派出所所长的印象却不好，处处流露出鄙视的
神情，这也应了伪警察无能的老套。故事围绕“通匪者”展开。一家名为“合成祥”的
杂货铺引起了伊藤的注意，严格地说，是杂货铺老板的女儿，一个“圆脸的可爱的姑娘
”吸引了他的视线。远望着她的模样，伊藤心里泛起了涟漪，因为这姑娘长得太像他死
去的妹妹千枝子了。自卫团抓来了“通匪者”，叫张云芳，年龄22岁，是圆脸姑娘的哥
哥。他是在晚上偷挖埋在地下的枪支时被自卫团发现的，人证物证俱在。但是，伊藤马
上觉得此事有点“简单”，直觉告诉他其中有误。为了破案，伊藤来到被翻得乱七八糟
的杂货铺，但因无法面对他母亲悲伤的样子而退了出来，正好跟张云芳妹妹打了个照面
。被姑娘的视线死死盯住，感受到了“无言的申诉”，然后伊藤想起了自己的妹妹。战
斗打响后，伊藤释放了张云芳，要他回去保护妹妹。对“通匪者”的处置成为一个焦点
，作者通过伊藤的所作所为将“匪情”与人情、亲情等糅合在一起，试图以此勾勒出一
幅日军亲民的画面。
在作者笔下，专事“讨伐”的“分遣队”有居民为之收集情报，其头目伊藤军曹被塑造
成一个有情有义的男人。他的情义也体现在与手下士兵的关系上，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他
与西冈上等兵的互动。出身长野县的西冈从未谈过恋爱，凑巧收到一个来自邻村姑娘的
慰问袋，以此为契机两人开始通信，互相都有了交往的意思，伊藤常以此向西冈打趣。
在伊藤的鼓励下，西冈终于鼓起勇气发出了求爱信。作者深知，要打造日军“安泰”保
卫者的形象，一个有人情味的、实在可亲的士兵群像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对日军形象
刻意的美化反而透露了问题的所在。在现实的“讨伐”中，为了切断民众对抗日武装的
支持，日军对有“通匪者”的屯子多采取烧光、杀光的做法，惨绝人寰的“平顶山惨案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仅仅因为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攻打抚顺煤矿时来回经过平顶山
村而无人向日军告密就被指为“通匪”，加上有5个日本人死伤，日军为此大开杀戒。
小说中对“通匪者”的处置可谓煞费苦心，可见“通匪者”是此类作品的一个要点，以
此入手美化日军的行为，重塑日军的形象既是作者创作的动机，也是“思想战”的重要
课题之一。
王景和死去的消息传来，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伊藤随时把“匪情”记在“分遣队日志”
上，这些信息构成了故事的一部分。“匪团”的动向都见于“分遣队日志”,采用这种
方式可谓一箭双雕，它使作者避开了对“匪团”的正面描写，可以集中精力和笔墨来表
现“分遣队”的人和事，还可以使故事显得更真实客观。关于王景和之死，“日志”有
如下记载：“从其尸体发现地点来判断（205高地西侧，二道砬子河右岸），可以想象
王密探是在深入敌人之中执行侦察任务时不幸落入敌手的。”其后还有“约300人的匪
团在230高地西侧，头道砬子河右岸附近稍事休息后，似乎已连夜行军南下(来自森林警
察的情报)”等内容。“二道砬子河”等都为桦甸县内实有地名，周边为杨靖宇部队活
动的区域，建有很多抗联的密营，加上“日志”的记述相当具体，末尾都有“○点○分
向讨伐队本部报告”的语句，作者有可能在创作中利用了真实的“分遣队日志”。就是
说，小说的故事应该是基于一场真实的战斗。“分遣队日志”作为现实的记录从头至尾
存在于小说中，起到了串联故事情节、增添临场感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比如杨靖宇
牺牲时的诸多细节，就是因为当时的“阵中日志”被发现，真相才大白于天下的。
战斗终于打响，“分遣队”的士兵陆续中弹倒下。张云芳的事掠过伊藤的大脑，他“不
想让那个姑娘被匪徒侵犯”。呼叫部下却无人答应，遂“知道了自己的命运”。打完了
最后一颗子弹的伊藤摸到桌边记起了日志，其内容为：“敌人拥有数挺轻机枪，极有战
斗力，且行动隐秘,（略）交战历时3小时。4点30分，终因寡不敌众，全员壮烈战死，
心有不甘。接下来，伊藤军曹将单身冲入敌阵”云云。日军的增援部队在路上望见了黎
明前的夜空中的烟柱和火光，《燃烧的村镇》在此拉上了帷幕。“燃烧的”一词已为战
斗双方定性——“红匪”袭击村镇杀人放火，日军士兵为了保卫村镇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就是小说的主题。诡异的是“分遣队”明明占有大量的情报，也有时间做充分的准
备，最终却落得一个全军覆灭的结果。可见对作者来说，这样的结局是必需的，或许这
个结局本身就是事实，作者借此营造出悲壮的氛围，以揭示“安泰”的来之不易。打悲
情牌必然涉及关东军的形象，“分遣队”不能显得无能，所以该做的都做了，以七人御
敌三百也是遁词之一。尽管作者在细节上如此煞费苦心，但作为一篇小说，可读性并不
高。用“日志”串连起来的情节单调、平板，更像是一篇报道文章。对此，当时的评论
家大内隆雄的评价为：“虽然是战记，但能感受到文学上的燃烧不足。”这是目前已知
的唯一的同时代评语，在日本人作家内部都得不到认可，可见此类作品还是以应时的内
容为主世的。
“极有战斗力”既是为己方的失败备好的遁词也是对“红匪”的评价。“红匪”几乎都
存在于“分遣队日志”里，表现为冷冰冰的数字及具体的地名。从其内容来看，“日志
”显然是真实的。故可以这样说，抗日武装的一次成功的奇袭被作者演绎成了一出为日
军招魂、为伪满张目的悲情戏。像这样端掉日军的一个讨伐据点，消灭一个“分遣队”
和若干伪警察的战例当时并不少见，尤其是在伪满建国初期，此类消息报纸上也可看到
。如日后出任满洲艺文联盟事务局局长、当时在《京城日报》做记者的三井实雄作为随
军记者在发自前线的报道中唏嘘道：“满洲各地匪贼横行，皇军讨伐疲于奔命。今天五
个明天十个，不时有勇士倒在匪贼的凶弹下，实在令人遗憾。”他还在一篇题为“满鲜
国境共匪蠢动”的报道中透露：“东边道讨匪”作战中“皇军的战死伤意外地多”。这
里的“皇军”是指越境讨伐的朝鲜军，因为反满抗日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关东军已经
无力独自应付局面了，这也是作品走现实悲情路线的背景。三井笔下的“共产匪”具有
以下特点：“不像大刀会、红枪会匪那样蛮勇”，长于政治宣传、善于收集情报、作战
神出鬼没。关于第一个特点，他的感想是“觉得（刻传单用的）钢板的数量比枪还多”
；关于第三个特点，甚至可以看到“为了防止哨兵放哨时犯困，在其身旁配置一女党员
”之说，纪实报道也能读出小说情节来。其实，以上信息也反映了日军的看法。其系列
报道写于1932年下半年，足见当时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已相当活跃。
端掉日军的讨伐据点是常有的事
百濑宏发表在《艺文》上的作品仅此一篇，其他作品都发表在《月刊满洲》杂志上，并
且都是战记小说或“军人小说”，计有以“百濑军曹”的笔名发表在1939年9月号上的
《坟》、12月号上的《和匪贼喝酒的故事》、连载于1940年4~10月号的《白色地带》(
长篇，后出单行本)、1942年新年号上的《军人小说再次》、3月号上的《军人读物胡子
骚动》、5月号上的《战线小说高原》等。从其小说的题材及笔名来看，作者很可能为
军人。
笔者在阅读这篇小说时有一个感受，就是作品中的人性、正义等都颠倒过来了，这显然
与作者及读者的立场有关。站在中国人即反抗者的立场看，面对日寇的侵略奋起反抗的
“红匪”是为了把侵略者赶出家园而战，他们的斗争才是正义的。但是，作者站在日本
侵略中国的结果——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伪满洲国的立场上，将他们描述为一群杀人放火
的“匪贼”，倒在他们枪口下的日军“分遣队”反而成了保护民众、为国捐躯的英雄。
正反发生一百八十度的转换还在于作者的立场和方法。作者可以以伪满洲国的名义将侵
略者(日军)和反抗者(“匪团”)的关系颠倒为保卫者和破坏者的关系，却不能改变伪满
的性质和侵略的事实，原因很简单，因为这归根到底是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发生的“红
匪”与日军的战斗。
漂洋过海的日本文学：伪满殖民地文学文化研究
伪满洲国的日本人文学，作为殖民地文化的一部分，留下了众多遗产，对小到一代作家
的命运，大到两个国家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如此，国内至今还没有对其做
出深入、系统的研究或清算。本书是作者十余年伪满文化研究成果的集成，作者在实证
考察的基础上，力图勾勒出寄生在中国国土上的这一特殊时期的日本文学的概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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