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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308 | 1 作者:郭黎安
一、守卫建康的重镇——京口和历阳
都城的选址与确立，对于历史上任何一个皇朝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因为它将影响
到政权的稳固和国祚的长短。六朝定都建康（今南京），除了一般都城所考虑的交通条
件、经济腹地以及有利于控制其所统治的地区等因素外，基于南北分裂的形势和限江自
保的基本国策，则更注重防卫。而防卫所持者重在长江。古人云：“长江千里，险过汤
池，可敌十万之师。”（注：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卷上《江河门》注引《江南野
史》，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但是，能否守住这一天险，确保首都安全，关键
又在京口和历阳。
京口（今镇江）位于建康以东八十公里的长江南岸，除本身山水险峻，可资设防外，在
地理位置上尚有以下特点：其一，六朝时期，建康—京口段的长江江面十分宽广（注：
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九引《舆地志》：“天景清明，登之（指北固山）望见广陵
城如在青霄中，相去鸟道五十余里。”光绪八年金陵书局刻本。），风高浪急，而江的
南岸正是宁镇丘陵所在，矶石绵延，“高岗逼岸，宛如长城，未易登犯”（注：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同。）。京口以下接近长江喇叭口
，沿岸“或高峰横亘，或江泥沙淖，或洲渚错列，皆浅涩短狭，难以通行”（注：顾祖
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五，中华书局1955年版，下同。）。以故，京口便成为建康
以东的江防要地。其二，京口位于江南运河入江口。据历史地理学者研究，江南运河形
成于秦代（注：王文楚、魏嵩山：《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
》1979年第2辑。）， 《南齐书·州郡志》已有“丹徒水道，入通吴会”的记载。六朝
都建康，大量粮食和其他物资均需取给三吴。东吴为便捷漕运，于赤乌八年（公元245
年）开凿破冈渎。但事实上，破冈渎开后京江运道并未废除。东晋初，司马裒镇广陵（
今扬州），运船出京口，因水涸奏请立丁卯埭以济运，即是一证。所以京口对建康来说
，乃是控扼三吴粮道的噤吭咽喉之一。其三，京口与淮南重镇广陵（今扬州）隔江相望
，春秋时吴王夫差所开的邗沟，六朝称中渎水，它沟通江、淮，流经广陵城下。因此，
京口又是大江南北的水上交通枢纽和重要津渡。唐杜佑认为京口之于建康，犹如孟津之
于洛阳，将它视作台城的门户锁钥。因其地位重要，早在东吴立国前，孙权就着手经营
它。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为迎战曹操， 权由吴（今苏州）迁镇丹徒，即“固山
为垒，缘江为境”（注：杜佑：《通典》卷一八二《州郡典》，中华书局1984年影印本
。），筑京口城。十六年（公元211年）徙治建业（今南京）后，又遣宗室孙韶“缮治
京城，起楼橹，修器备以御敌”（注：《三国志·吴书·宗室孙韶传》，中华书局点校
本，下同。）。后加领幽州牧，屯兵于此。三国时，曹魏始终未敢跨越长江，当与京口
的防卫严密有关。
及至东晋，京口辇下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加强，并始得北府之称。按东汉及魏晋官制，四
中郎将均以首都为中心，分别带东西南北方位称号。晋室南迁后，侨置徐青二州于广陵
。建兴元年（公元313 年）以司马裒都督青徐兖三州诸军事，镇广陵。广陵于建康为北
。裒死，王舒“代裒镇，除北中郎将，监青徐二州军事”（注：《晋书·王舒传》，中
华书局点校本，下同。）。此即山谦之所谓的“晋氏南迁，徐州刺史王舒加北中郎将，
北府之号，自此起也”（注：《世说新语·排调篇》注引《南徐州记》，余嘉锡：《世
说新语笺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咸和初，郗鉴为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
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苏峻平后，自广陵还镇京口，北府之号亦随之渡江，并成
为京口的专称。东晋时，京口是江淮流民集中之地，郗鉴移镇后，于此组织武装，是为
北府兵的先声。谢安当国后，又在广陵和京口招募劲勇，组成北府兵。这支以江淮流民
为主体的武装骁勇善战，无论在东晋中期抵御前秦的淝水之战和末年败孙恩卢循、灭桓
玄的各个战斗中，都以赫赫战功彪炳史册。由这样一支武装坐镇京口，对于在东晋门阀
政治中平衡上下游军事力量，控制三吴著姓，从而达到稳定政局、保卫首都的目的无疑
起着特殊作用。
进入南朝，虽然随着皇权加强、门阀政治告终以及北府兵的消亡，京口不再具备东晋那
种平衡皇族与各高门大族间力量的特殊作用，但其内镇优重的地位并未改变。宋武帝深
知京口的利害所在，故临终遗诏：“京口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
。”（注：《宋书·刘延孙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宋、齐、梁、陈四代，京
口作为辇下军事重镇的主要职能在于拒北敌于长江彼岸，确保首都安全无犯。如元嘉二
十七年（公元450年）北魏南侵至于瓜步（今六合东南），声欲渡江，建康告急，遂大
备水军，“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船舰盖江，旗甲星烛”（注：《宋书·索虏传》
。）。当时，京口及其附近的蒜山、北固山、京陵、西津、谯山、练壁等处皆设置重兵
，严阵待敌，以防魏军突犯。自宋后期至梁末，先是北魏孝文帝锐意改革，无暇南顾，
继而南北战争胶着在淮河流域；而南朝皇室内乱的军事行动又常在建康以西进行，故这
一时期内京口无大的战事。陈代疆土北以长江为界，京口的防务自然更加吃重。但由于
陈后主荒淫腐化，愔于政事，终使贺若弼得以从京口渡江灭陈。
如果说京口是建康的东门，那么历阳（今安徽和县）就是其西门。历阳位于建康西南的
长江北岸，距离建康仅四十公里。它北依淮阳丘陵，有众多的山头可以设防。源出合肥
东北的滁水从丘陵南麓东流至今六合瓜步入江。咸宁五年（公元279年）西晋伐吴， 命
司马伷向涂中即由此道。在它的南面有东西梁山，二山夹峙大江，俯瞰洪流，对于抵挡
上游来敌呈高屋建瓴之势。六朝时，凡东西两军对阵，必以夺取梁山为要，一旦梁山失
守，西敌便可顺流长趋，直捣建康。刘宋南郡王义宣叛反，孝武帝“遣豫州刺史王玄谟
舟师顿梁山洲内，东西两岸为却月城，营栅甚固”（注：《宋书·南郡王义宣传》。）
，结果叛军大败。
除以上特点外，历阳在军事地理上的最大价值在于长江下游江面辽阔，而唐代以前以此
附近最为束狭，形成咽喉。且其地北岸有横江、当利浦、洞口浦、乌江等小支流可以泊
船，南岸有牛渚山和采石矶耸立江渚。采石矶头突入江中，易于登跻，从春秋以来便是
由淮南寿春、合肥等地进入江南的渡江通津和兵争要地。地位之重，胜于京口。宋人张
栻云：“古来有事东南者，由寿春、历阳来者什之七，由横江、采石渡江者三之二。”
（注：《景定建康志》卷三八《江防》，台北《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嘉庆六年刊本。）
纵观六朝历史，诚如斯言。东汉兴平二年（公元195年）孙策即是由历阳横江过江，攻
刘繇牛渚营而入江东的。嗣后，西晋陈敏、东晋苏峻、南齐陈显达、萧梁侯景等叛乱以
及隋韩擒虎灭陈，都无一不是先占历阳，再渡长江、登采石而进据建康的。反之，东晋
咸康二年（公元336年）后赵石虎游骑南下、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拓跋焘
军至瓜步，江东形势十分危急， 但因东晋南朝坚守历阳和沿江要地，建康遂得安然无
恙。
由于历阳对卫护京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东晋于咸和四年（公元329年）在这一带侨
置豫州，先后以侨姓高门颖川庾氏、陈郡谢氏、 谯国桓氏为刺史。侨豫州先治芜湖，
建元二年（公元344年）， 谢尚为西中郎将、都督扬州之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镇历
阳。从此历阳被称为西府。终东晋之世，豫州治所虽多变动，但据《宋书·州郡志》，
曾四次镇历阳，可见晋廷对历阳的重视。其时，与京口一样，历阳及其周围地区也是流
民集中地，见诸史籍的侨县有龙亢、雍丘、酂、谷孰、繁昌、当涂、浚逎、定陵、襄垣
等。出任豫州的藩镇也在此招募流勇，组织武装，从而使历阳成为拱卫朝廷的重要军府
。在东晋的北伐战争尤其在抗击前秦的淝水之战中，西府兵与北府兵协同作战，保卫了
东晋王朝的安宁。
南朝建后，历阳常为南豫州治所。宋、齐二代基本上都以宗室亲贵和心腹将臣出任南豫
州刺史。由于南朝各代皇室内乱迭起，因此，当时历阳除了担负着抗御外侮的任务外，
又常为中央与藩镇在长江下游争夺的要地。如齐永元二年（公元500年）， 南豫州刺史
裴叔业因见疑出奔寿阳（今寿县），问萧衍自安之计，萧衍说：“若（齐廷）意外相逼
，当勒马步二万直出横江，以断其后，则天下之事一举可定也。”（注：《魏书·裴叔
业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一语道破了历阳对于拱卫建康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南朝时历阳战事频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江东政权政治形势的不稳定。
二、京师的北边门户——寿春、淮阴和盱眙
寿春（今安徽寿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绵延，史不绝书。军事地位之重，显而易见
。因为当时南北分疆往往以淮河为界，六朝偏安江东，除了以长江为天堑外，还必须以
淮南为外藩。所谓“淮者，江之蔽也，弃淮不守，是为唇亡齿寒”（注：《宋史·王德
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同。），而守淮重镇当首推寿春。
寿春北滨长淮，八公山、紫金山、硖石山等沿淮列布，形成一道天然屏障，有效地抵挡
着北面来敌。更重要的是、颍二水从北而来，分别在它的东、西两侧注入淮河；肥水又
从南而来经其西北入淮。三河入淮处称为口、颍口和肥口。六朝时期，北方的鸿沟水利
系统尚未破坏，肥水南经合肥可通巢湖。这样，若从中原南下，便可沿莨荡渠折入、颍
二水抵淮，再由淮河出肥水、巢湖和濡须水直达长江；或由寿春登岸，直指合肥和历阳
。因此，就军事地理而言，寿春可谓北扼颍，南通肥巢，“外有江湖之阻，内保淮肥之
固”（注：《晋书·伏滔传》。）。其次，寿春西南有芍陂水利工程。《水经·肥水注
》：“（芍）陂周围二十里，在寿春县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陂有五门，吐
纳川流，西北为香门陂。”芍陂是我国古代淮河流域最大的水利工程，它的开凿为当地
的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魏晋南北朝各代都在这里绥集流散，广开屯田，积聚军粮
，作为守淮的经济基础。由于以上原因，寿春进可以北伐中原，退可以固守淮南，可谓
建康之肩髀，淮西之本源。与别的军镇相比，地位格外重要。三国魏于此置扬州，东晋
南朝则为豫州治所。
为了确保寿春的战略地位，六朝政权在其周围设置了峡石、下蔡、马头三个军事要塞。
硖石山在寿春西北，夹淮而峙。当时在山上筑东西峡石城，临淮守险。一旦硖石被克，
寿春也就岌岌可危。如三国魏末，诸葛诞据寿春反，司马昭遂进军峡石以逼降。梁太清
二年（公元548 年），侯景也是从涡阳（今安徽蒙城）走硖石，渡淮破寿春据之，进而
直趋建康的。
下蔡城位于西峡石山东北的淮河河曲，三面环水，西南倚山，其险可想而知。东晋曾以
此为北伐据点。升平三年（公元359年）， 豫州刺史谢万受命北征，即屯军下蔡，溯涡
、颍二水而上。南齐时，北魏屡屡南侵，为加强战备，齐将垣崇祖将下蔡戍内迁至淮河
南岸。梁代又在东峡石山上建新城。从此，两座下蔡城隔淮相峙，分别成为六朝后期南
北政权的边塞要地。
马头城共有两处，均在淮河南岸。一处在寿春西北二十里。另一处在今安徽怀远县南，
其地北距涡口不远，为淮河津渡要冲，东晋南朝曾作过豫州和马头郡、荆山郡治所。北
朝视其为攻克淮南的重点。
由于寿春对屏蔽建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而每当发生南北战争时，江东政权都要不
遗余力地保卫此城。最著名的当数淝水之战。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前秦大举
伐晋，前锋抵达颍口，不久， 便渡过淮河，攻陷寿春。东晋前锋都督谢玄急遣北府名
将刘牢之率精兵强渡洛涧，大败秦军于淝水，又乘胜追击至寿春西北的青冈，终于夺回
寿春，保住了淮南。
宋明帝泰始三年（公元467年）失淮西和淮北地后， 寿春的边关地位更加突出。萧道成
曾云：“贼之所冲，必在寿春。”（注：《南齐书·垣崇祖传》，中华书局点校本，下
同。）齐东昏以后，由于边将叛降，寿春或属南朝，或属北朝，处于拉锯状态，战事更
加频繁。永元二年（公元500年），齐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魏，魏即于此置扬州。
梁天监十三年（公元514年）和陈太建五年（公元573年），为阻止北魏和北齐军队南下
，两次堰淮水、肥水灌寿春，淮河上游两岸数百里内都成泽国，战争给寿春人民带来了
极大苦难。
淮阴和盱眙是东晋南朝的淮东重镇。淮阴（今市西南）东近大海，南接平原，北临淮河
。来自中原的汴水在彭城（今徐州）入泗后，东南流至淮阴附近入淮，历史上称为泗口
或清口。引江北流的中渎水也在其东侧的末口注入淮河。魏晋以后，这条水道已逐渐成
为从中原通向江南的水运干线，所以，淮阴的交通地位自不待言。其次，六朝时期洪泽
湖尚未潴成，在淮阴至盱眙之间存在着众多的小湖泊。曹操为守淮南，首先在那里兴陂
屯田，至西晋已发展为陂阔三十里、周围五十里，有屯区四十九所。这就是历史上著名
的石鳖屯。《南齐书·州郡志》称：“平阳石鳖，田稻丰饶。”上述因素使淮阴具备“
地形都要，水陆交通，易以观衅。沃野有开殖之利，方舟漕运，无他屯阻”（注：《南
齐书·州郡志》。），“北对清泗，则转输易通；南出江津，则风帆易达；由淮入江，
此其必争之道”（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二。）的优越形势。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
渎水在隋代改造以前，山阳（今淮安）迤南一段运道常易淤塞，船只必须绕射阳湖运行
。这不但延长了航程，而且湖面辽阔，风浪险恶，容易覆溺。所以，六朝时北敌来犯，
往往是出泗口直战淮阴，由此更加重了淮阴的军事地位。
为了坚守淮阴，东晋前期先后以名将刘隗和荀羡为青州刺史，坐镇于此。太元三年（公
元378年），前秦将领俱难陷淮阴，晋孝武帝即命北府兵统帅谢玄率舟师御敌。然后又
以谢玄、朱序镇淮阴。宋失淮北后，淮阴的地位愈见重要。于是，移兖州治此。齐梁时
，北魏多次攻击淮阴。梁太清二年（公元549年），淮阴终于陷落。
盱眙位于淮阴西南，除了西面临淮河外，全境皆为低山丘陵。蕲水由西北而来在其对岸
入淮。唐代以前，县城建在山上，背靠绵延起伏的山岗，面对滔滔不绝的淮河和一望无
垠的淮北平原，守战之势十分有利。而从盱眙向东南，经今安徽天长到达长江北岸的瓜
步和广陵，只有二百里之遥，步骑迅捷可行。因此，在南北分疆以淮河为界的六朝时期
，盱眙在屏蔽淮南和保卫建康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
东晋南朝发生在盱眙的战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次。东晋太元四年（公元379年）
，秦将彭超在占领彭城后又南克盱眙， 兵至三阿（今江苏金湖东南），建康震动。晋
廷命谢玄反击，于盱眙大败秦军，将敌人赶到了淮河以北。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
年）， 北魏进犯刘宋，步骑直抵建康对岸的瓜步，因无力渡江，只得北返。在撤退途
中，为了夺取盱眙城中丰富的军实，拓跋焘亲自挂帅，力攻此城，双方相持达一个月。
拓跋焘见盱眙城坚难克，只得狼狈北逃。
总之，寿春、淮阴和盱眙都是六朝时期临淮守险的军事重镇，其作用都是为了御北敌，
保淮甸，以为长江之外藩。六朝前期，三镇坚固，淮南无虞，建康得以安枕。六朝后期
，尤其当北魏孝文帝改革后，实力加强，遂频频南侵，边衅屡开。史言其时“胡马蹈籍
淮肥，而常自战其地，梯冲之害，鼓掠所亡，建元以来，未之前有”（注：《南齐书·
魏虏传》。）。至梁末，三镇相继陷落，江东政权的北疆也就内缩至长江，最后终于逃
脱不了覆亡的命运。
三、建康和扬州的西藩——江陵与襄阳
对于偏安江东、定都建康的六朝政权来说，皆以地处长江下游的扬州为内户，中游的荆
州为外阃。关于荆州的重要性，鲁肃曾言：“荆楚与国邻接，水流顺北，外带江汉，内
阻山陵，有金城之固，沃野万里，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此帝王之资也。”（注：《
三国志·吴书·鲁肃传》。）东晋何充也说：“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
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注：《晋书
·何充传》。）由于荆、扬二州共一长江天险，荆州在扬州之上，故势同唇齿。有荆州
，不但扬州得以扞蔽，而且还可以出兵荆襄，北向宛洛，问鼎中原；失荆州，则唇亡齿
寒，扬州可虑。赤壁战前，曹操占有荆州，孙权的谋臣便大都不敢迎战。赤壁战后，刘
孙两家分别在长江上下游立国，对荆州的争夺更为激烈，都充分说明了要立足扬州，必
须保全荆州。
荆州的要害在江陵（今荆沙市江陵）。江陵位于长江北岸的江汉平原上，沃野千里，物
产丰饶。地位据全楚之中，“左顾川陕，右控湖湘，而下瞰京洛”（注：《宋史·赵鼎
传》。）。无论上中原、下湖广、走巴蜀、通吴会均十分便利。况且作为战略要地，还
“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
方舆纪要序。）。故自秦以来即为南郡治所，三国吴置荆州于此。从此，江陵亦称荆州
。而江陵本身的山川也有可取之处。在其附近的长江中，散布着许多沙洲。据《水经注
》记载，“西至上明（今湖北松滋县东北），东及江津，其中有九十九洲”（注：郦道
元：《水经·江水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长七十余里，号称百里洲。这
无疑是泊舟屯兵的好去处。又江水经百里洲而枝分，至江陵城东三里合流后水势陡增，
形成险段，“非方舟避风，不得涉也”（注：郦道元：《水经·江水注》，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0年版。）。从汉代起就于此置江津戍。东吴陆抗又于南岸置马头戍，与西晋羊
祜对峙。六朝时，无论南北纷争还是上下游对抗，江津和马头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再者
，长江自西东来，至此九曲回肠，支流分汊，江路险要，洪水易发，给航运带来极大困
难。而江陵东侧有夏水和扬水，均东注汉水。《水经·沔水注》云：扬水上承江陵赤湖
，“春夏水盛，则通大江”。西晋杜预为伐东吴，曾“开扬口，起夏水达巴陵（今岳阳
）”。刘宋元嘉中，又利用杜预故道，“通路白湖水下注扬水，以广漕运”。说明南朝
时漕船从江陵出发，可由扬达沔，直抵夏口（今武汉市武昌），从而避免了荆江之险。
此外，鉴于江陵以北道路平衍，无可设防，东吴在城北六十里筑方城为外围要塞，又引
沮漳水灌城北诸湖，号为北海。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江陵对于江东六朝来说，具备国之西门的战略地位，故而时人将
它比作周之分陕。其得失有关南北分合，可判东西强弱，直接影响到下游和建康的安危
。如咸宁五年（公元279 年）西晋分道伐吴，杜预克江陵，沅湘广交闻风而降，长江上
游乃至岭南皆为晋有，建康危如累卵，亡国有日。东晋末年，桓玄从江陵起兵，加之北
府兵倒戈，便顺利地进入建康登上了皇帝的宝座。之后，卢循、桓玄余党、刘裕的政敌
刘毅等都无不欲先得江陵再图建康。尤其是梁末，侯景入据建康后又占领了长江中下游
大部分地区。但因荆楚尚在萧绎手中，绎命王僧辩从江陵东下，一举收复郢州和江州，
然后以破竹之势进抵建康，遂使萧梁得以苟延残喘。所以，六朝之世虽都建康，而重兵
强将却都置于荆峡。
然而，另一方面必须指出，江陵位于江汉平原，毕竟是一个四战之地。虽有漕运之便，
荆江之险，北海之阻，也不足以改变其易攻不易守的形势。顾祖禹在论及江陵军事地理
时说：“襄阳不守，则江陵以北危；夔峡不固，则江陵之西病。”（注：《读史方舆纪
要》卷七八。）说明就抗御北敌言，拥有江陵的同时还必须拥有襄阳。
襄阳（今襄樊市襄阳）地处汉水上游，北接南阳盆地，南连江汉平原，距江陵步道只有
五百里。其东有大洪山、桐柏山，其西有荆山、武当山，皆峰峦叠嶂，艰阻难行。而自
襄阳北溯汉水或道出南阳可趋河洛，南经汉水谷地即抵江陵，顺汉水而下又直达江夏。
因此，自古以来一直是荆豫地区由黄河流域进入长江流域的啉喉。所谓“上可以通关陕
，中可以向许洛，下可以通山东”（注：《读史方舆纪要》卷七五湖广方舆纪要序。）
者也。东晋庾翼曾云：“襄阳，荆楚之旧，西接益梁，与关陇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
里，土沃田良，方城险峻，水路流通，转运无滞，进可以扫荡秦赵，退可以保据上流。
”（注：《晋书·庾翼传》。）回眸六朝，三国时鲁肃欲联合关羽共同抗曹，吕蒙则向
孙权建言：坚守江陵、白帝二城，再“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
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注：《三国志·吴书·吕蒙传》。）东晋桓
温三次北伐，两次都是取道襄阳出淅川至关中，或者出鲁阳（今河南鲁山）向洛阳。刘
宋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年）北伐，主力也是由襄阳溯汉水而上，出赀谷（今河南卢
氏县南）入卢氏，过熊耳以至关陕。齐永泰元年（公元498年），沔北诸郡为北魏所陷
， 但因曹虎固守襄阳，魏军只得临沔而返。历史证明襄阳在南北分裂时期是一个重要
的用武之地。
尤其是襄阳的战守之势优于江陵。它地属鄂北岗地，东、北两面临汉水，西、南、东三
面为冈峦环抱，发源于城西柳子山的檀溪蜿蜒其间。古人称之为“檀溪带其西，岘首亘
其南，汉水如带，萦乎东、北，楚山若屏，峙乎西、南，天然之形势也”（注：乾隆《
襄阳府志》卷三《疆域》，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由此，襄阳实可为江陵之北蔽，若
襄阳不守，则江陵难保，长江天险也就失去了防卫作用。西晋杜预伐吴、南朝萧衍代齐
都是从襄阳起兵，先占江陵，然后顺流向东，兵锋直指石头城（今南京清凉山）下。同
样，梁元帝都江陵而与西魏为敌，西魏即利用襄阳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并吞了萧梁。此外
，东晋南朝时，由于今陕西、甘肃、河北、河南等地的流民大量涌入襄阳，使得那里的
人口激增，东晋起便侨置雍州。流民的到来带来了充足的兵源和劳力，无疑更加强了襄
阳作为雄据荆楚的前哨重镇的地位。
四、寻阳与荆扬之争
六朝时期，江东政权虽拥有南中国广大地区，然兵甲财富所聚主要在荆扬二州。其时倚
江陵和襄阳为上游重镇，目的自然是欲以荆州为朝廷西藩，以便在外侮来时抗击敌人，
扞蔽下游；在时机成熟时北伐中原，收复失土。但在东晋的门阀政治中，还必须兼顾到
各世族间力量和利益的均衡，故而对于出镇上游的人选十分慎重。东晋前中期，除陶侃
外，出镇荆州的均为王、庾、桓氏等世族高门。从成帝咸和六年（公元331年）至孝武
帝宁康元年（公元373年）长达四十余年的时间内，出镇襄阳的也是桓氏家族。然而，
这些藩镇一旦据上流形胜，又手握重兵，便成尾大不掉之势，潜生觊觎之心。他们依仗
着兵强财富，地逼势危，常常称兵拔扈，威逼下游。东晋建立不久，王敦即以清君侧的
名义从武昌（今湖北鄂城）举兵向阙，拉开了荆扬之争的序幕。接着历阳内史苏峻叛乱
，因扬州兵力薄弱，不得不借助荆州刺史陶侃的力量来平叛。为了改变这种荆重扬轻的
军事格局，防范上游藩镇拥兵割据，对抗下游。东晋于平息苏峻之乱后的咸和六年（公
元331 年）将原治江北的寻阳郡迁治南岸柴桑（今九江市西南），咸康六年（公元340
年）又迁江州来治，以加强其军事地位。义熙八年（公元412年）省寻阳县入柴桑， 此
后，皆称柴桑为寻阳。
寻阳位于长江中下游之交，人称吴头楚尾，中流襟带。它南面庐山和富饶的鄱阳湖平原
，北枕大江，东带彭蠡（今鄱阳湖）。沿江矶石嶙峋，利于扼守。经彭蠡溯赣水可达江
右重镇豫章（今南昌市）和南康（今赣州），再越过大庾岭，便至岭南。六朝时，这条
路线是连接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的主要通道。在其西侧有湓浦。湓浦北通长江，深渊不
测，是一内河良港，相传西汉灌婴于湓口筑城，向为滨江戍守要地。在湓口东北的长江
中，又有桑落洲可为战守寻阳的据点和跳板。其东有湖口，彭蠡湖水由此汇入长江；湖
口东岸，石钟山壁立峻峭，更增添了山水之雄，从而使之成为寻阳东南的巨险。从军事
地理的角度审视，寻阳物产富饶、地位优越、山水险峻，具有很高的利用价值，所以在
东晋南朝的荆扬之争中必然成为中游重镇。
但是，寻阳的崛起并未能以缓冲地位来平衡上下游的力量。相反，在东晋中央与地方的
斗争中，成为双方争夺的焦点。谁占有江州，谁就能在军事政治活动中取得主动。于是
，当陶侃及王、庾、谢、桓等世族分据荆扬时，在他们中间接连不断地展开了争夺江州
的明争暗斗（注：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有关章节，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
。）。至东晋末期，荆州刺史桓玄乘东土饥馑、漕运不济而封锁长江，晋廷被迫下令讨
伐桓玄。但因玄据有荆、江二州，他便从江陵举兵，下至寻阳，很快到达了密迩建康的
姑孰（今安徽当涂）。刘裕当国后，鉴于前车之辙，为了进一步防范上游藩镇作乱，遂
遣亲信刺荆、雍、江三州。宋台建后，更“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
居之”（注：《宋书·南郡王义宣传》。）。孝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又分荆
、湘、江、豫四州之八郡立郢州，以削弱上游之势。齐梁二代也都以宗室近亲出镇上游
。然而这些措施同样不能消弥中央与上游藩镇间的矛盾和冲突。在南朝骨肉相残的斗争
中，寻阳继续成为荆扬双方争夺的对象。同时，出居江州的藩镇也往往拥兵滋事，使本
不安宁的寻阳战争愈加频繁。自宋武陵王刘骏以寻阳起兵东讨刘劭后，又有江州刺史臧
、晋安王子勋及其长史邓琬、桂阳王休范以及齐陈显达等相继为乱，而梁王僧辩讨侯景
和隋灭陈也都以寻阳为必争之地。检阅史书，东晋南朝近三百年间，寻阳无战事的时候
甚少。其军事地位之重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以上诸镇在六朝时因担负着繁重的军事任务，故显得特别重要。但当建康的
首都地位丧失后，它们的特殊职能也就随之消亡。在以后的历史岁月中，这些城市有的
发展为地区性中心城市，有的却萎缩衰退，总的说来，都不能回复到六朝的重要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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