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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
发帖数: 22479 | 1 雪珥
摧毁晚清改革、终结了清政权267年寿命的，正是原本令其长寿的改革基因。
长寿基因变异为夺命基因，症结就在于改革红利的释放极端不公平。清代的五个阶段改
革，至少证明了一点：改革红利能惠及整个体制或者大多数人时，改革就成为长寿基因
；反之，如果改革红利只能惠及一小部分人群，并且将大多数人作为改革的垫脚石和沉
没成本，则改革就必然成为夺命基因。一旦红利异化为“黑利”，社会将被撕裂，政权
的大限也就不远了。
改革红利与国运的关系，其实一直都是串联起中国历史的潜在主线索。
千古犹行秦王政。自秦代以来，对中国历史上12个统一王朝的粗陋切片分析，至少在统
计意义上，显示改革红利与国运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
在这12个王朝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清代，原因有二：
一、这个王朝在晚期开始所经历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仍未终结，我们当下
所经历的冲击、应对、变革，或许可以从晚清所经历的类似冲击、应对、变革中，发掘
出更多的可资镜鉴之处；
二、这个在1644年以异文化、异种族入主中原的朝代，居然延续了足足267年。
摆脱成王败寇和阶级斗争这两个惯性思维，放弃将失败的前朝脸谱式地妖魔化为笨蛋（
所谓“愚昧颟顸”）与坏蛋（所谓“反动腐朽”）的宣传式历史判断，我们就能发现，
造就清政权长寿的基因，正是其入关之后不断与时俱进的改革、不断积累的政治改革和
经济改革的红利。
这些改革红利，在巩固执政合法性、扩大执政基础、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成为
清政权的巨大“正资产”。
同样的，也是因为改革红利释放的进退失据，令晚清的最后一轮改革超速失控，既得利
益集团既直接绑架了改革，也间接绑架了革命，改革红利反而成为“负资产”、甚至“
黑利”，最后颠覆了改革、颠覆了政权、也颠覆了社会。
从清代267年历史看，改革作为最大的红利，其对国运的要害在于：
一、红利的获取，其代价是什么？谁来承受成本？
二、红利的分配，其准则是什么？谁来享受收益？
这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比增进红利总量更为关键。也正是根基于这两个问题，改革
的关键，正在于要时时警醒于“改革本身的改革”——不断地深化改革，才能创造“红
利中的红利”——避免“红利”变成“黑利”。
越过长城后的定位转型
这场改革，是满清政权从“造反者”转型为“执政者”的关键改革；也是满清凭借枪杆
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三大法宝。
贯穿清代历史的改革，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是始于顺治朝、完成于康熙朝的一系列触及根本的政治变革，那就是：
通过科举扩大执政基础；
通过祭孔宣示普世价值；
通过祭朱承接中原道统与治统。
这场改革，对于满清政权来说，是一次深刻的定位转型，是从“造反者”转型为“执政
者”的关键改革；也是满清凭借枪杆子里出政权之外，能够迅速夺取并巩固全国胜利的
三大法宝。
入关次年（1645年，顺治二年），这个血腥的政权就延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以图用“
开科取士”这种“不劳兵之法”，令“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心自息”，通过给
中原精英继续提供进入、并分享政权的途径，换取他们的忠诚，通过扩大执政基础而获
取更高的执政合法性，从“一小撮”的“类兄弟会”团体，扩大为能被全体精英接受、
接受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参政议政的执政团体。
同时，新政权也在列祖列宗的旗帜之外，扛起了孔子这面更为伟大的旗帜。册封孔子后
裔为“衍圣公”、尊奉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最高领导人顺治及多尔衮亲诣孔
庙致祭。从顺治二年到顺治八年（1651年），短短6年内，清帝国最高当局祭孔14 次，
其密度远超之前的历朝历代。到了康熙朝，更是为帝王祭孔树立了典范，“开万世之文
明，树百王之仪范”，“朕今亲诣行礼，务极尊崇至圣，异于前代”。这种对圣人旗帜
的继承和高举，显然要比打倒孔家店、自己另搞一套更为合理和高效。
入关前后的满清政权，还一改当年颁布“七大恨”时对明朝的敌视，而开始全面塑造自
己作为明帝国、乃至中原历代“正朔”接班人的新形象。攻克北京后，多尔衮为崇祯皇
帝隆重发丧；在清军南征江南的惨烈屠杀中，却极为严格地保护了南京城外的明孝陵，
这成为日后有效的政战武器，便于在战争和屠杀之后收拾残局、重聚人心。后来，康熙
皇帝多次至此祭奠明太祖，行三跪九叩大礼，宣示其江山其实夺自“戕厥君后”的李自
成，而满清则是“为君父报仇”的义师。
科举、祭孔、祭朱，这场改革的成本极低，因此只有满清入关之前的一些既得利益者对
此有反弹，但在康熙亲政之后，随着皇权的加强，这些改革得以圆满完成，并最终成为
统治集团公认的治国准则。
这场宁静的政治改革，红利极其丰厚。通过这场改革，满清政权从关外时期的以“民族
认同”为主，转变为入关之后的以“文化认同”为主。需要注意的是，这是执政者在军
事占尽上风、即权威资源极其充沛的情况下开展的主动改革，从而迅速实现了从造反者
、入侵者向执政者、道统代表者的转变。在“民族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作为“入侵
”的蛮夷，其合法性难以确立，但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新政权对圣人之制的遵循
，能够迅速地获得民众的效忠；而在中国特色的地广人稠、民俗乃至语言各异的背景下
，“文化认同”，远比“民族认同”更能转换为“政治认同”。
接班人产生机制的确立
公开立储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确，容易造成壁垒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大化就是维稳、
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
清代第二阶段的改革，主要发生于第三代领导核心雍正的治下。
开国百年后的这一轮改革，焦点不再如第一阶段那般涉及政权合法性的建设，而是集中
在完善和改良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的“技术”层面上。
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最大的举措，一是改革了接班人制度，将延续千年的嫡长子公开
立储制度，改成了秘密建储制；二是建立了军机处，并在实际上取代了内阁，成为最高
行政机构。
对于秘密建储制，康熙晚年实际上已经开始考量，其64岁那年（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
），在乾清宫东暖阁带病召开了“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等”
参加的中央全会，近乎明确地宣告将进行秘密立储，以确保在确立接班人的同时、接班
人不至于挑战现有领导核心的权威。但是，康熙并未设定非常时刻的信息发布程序，这
一操作细节上的疏漏，令其在弥留之际的“仓猝之间”，根本难以有效发布接班人信息
，这导致了对雍正即位合法性的种种猜疑。
雍正即位当年（1723年），最先关注的就是这个问题。他在乾清宫西暖阁召开会议，正
式宣示推行秘密建储制，这既是其担忧自身地位的一种自保，也是对康熙首倡秘密建储
制的完善——操作细节上的漏洞得到了弥补，秘密建储的方式、非常时期接班人信息发
布程序，都做了预案，并进行了公告。
康熙的“东暖阁会议”、雍正的“西暖阁会议”，将秘密建储确定为清帝国最高权力传
承的主要方式，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被明文定位国策，“世世子孙所当遵守而弗
变”。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最高权力接班人制度最为重大而深刻的一次改革，对改
善权力传承的稳定性、优化接班人选拔和培养，都产生了相当正面的效果。
在传统的嫡长子公开立储的制度下，接班人明确，容易造成壁垒分明：接班人的利益最
大化就是维稳、不出问题，这导致了接班人的行为准则是“不作为”，韬光养晦，但是
，韬光养晦久了，即便原先还是有些本事的，也往往过了保质期，真的就成了草包和废
物；而竞争者的利益最大化，就是先将接班人打倒，这导致了他们的行为准则是“先破
坏、再建设”，甚至“只破坏、不建设”，这样的竞争是恶性的，其对政权根基的冲刷
力很强。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几乎成为一种伤亡率极高的“职业”，就是因为其本身往
往并非松柏之材，却不得不置身于风口浪尖之上。
推行秘密建储制度后，接班人不再明确，阵营也就模糊了。每一个成年的皇子，其名字
都有可能被写在“正大光明”牌匾后的锦匣中，因此，在竞争的过程中，既不能“不作
为”，又不能“乱作为”，纯粹破坏的就少，更多致力于建设才能更有机会。对于一个
政权来说，这样的权力竞争秩序，无疑是良性得多了。
而对于现任的最高统治者来说，秘密立储可以让他避免过早对接班人的问题表态，得以
有效避免或减弱体制内不同利益集团的争斗，他也可以长期观察每一个候选人，甚至凝
聚所有候选人的力量并投放到国家和政权的建设上、而非内耗上。
政治是讲究实际的。只要“权力无限大”这个前提依然存在，选择接班人的关键，就并
不在于采用秘密抑或公开方式，而是如何防止有限的体制内资源被消耗到无限的内耗之
上，甚至最终危及政局和政权。立贤且秘密建储，这种看似弹性的暗箱操作，相比刚性
的嫡长子公开继承，成本小、风险低、收益大，更能有效实现维稳和可持续发展。
这一改革红利，几乎没有任何明确的个人或群体为此付出代价，其维稳的好处却惠及整
个同治集团乃至社会。
精简、高效的新机构
军机处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这或许是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
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风，令军机处获得了极高的工作效率。
第二阶段改革的另一项重要政改举措，是雍正皇帝建立了军机处。
军机处最初的功能，是一个非正式的“中央军事领导小组”，但它迅速从“军委”转型
为“政委”——取代了内阁而成为实际上的最高行政机构，成为“威命所寄”的权力核
心。西方各国对此的翻译，倒也相当地与时俱进，从“Office of Military Secrets”
（军事机密办公室）演变为“The Grand Council”（大议会），凸显当时西方对中国
事务的熟悉程度。
军机处的设立，一方面是体制内权力博弈，包括皇权与相权博弈的需要——在代际权力
移交不规范的影响下，雍正的合法性持续受到质疑和挑战，反对者们依托“议政王大臣
会议”对其进行多方牵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雍正大刀阔斧的改革中，已经程式化、
官僚化的内阁系统，难以为其提供足够有力的执行力支撑，遑论更高层面的决策咨询和
执行。
军机处继承了皇帝原先的秘书机构“南书房”的“三无”（无编制、无定员、无预算）
特点，却直接从内阁中选拔人员，有效克服了“南书房”成员缺乏行政经验的缺点。有
经验的行政精英的加入，令军机处得以兼起政务处的功能，这等于在保留常态政府（“
内阁”）的同时，另加了一层“常务委员会”。
军机处的设立，在政制方面进行了权力制衡的有益尝试。
军机处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精简、扁平的政府机构，这或许是这个改革的最大红利：只
有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两层，有官无吏，队伍极其精干，工作流程极其简捷，再加上明
确要求的“勤、速、密”三大工作作风，令军机处获得了极高的工作效率。
美国学者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认为，军机处实现了从“君主专政”向“大臣
行政”、从“直接的君主个人专制”向“君臣联合行政”的转变；而军机处大臣们参与
到皇帝的最高决策过程，实际上并非加强而是削弱了皇帝的独裁；他们对庞大帝国的海
量信息进行筛选和处理，协助皇帝抓大放小，将有限的资源投放到最根本和主要的地方
，是提升中央机枢决策效率的关键。
军机处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提供了一个管理大国的中性的、非政治化的行政工具
，既大大提高了行政的效率，又避免了其本身成为权争主角的历史怪圈，这一改革，如
同第一阶段推行的“科举、祭孔、祭朱”一样，成本低、红利不仅丰厚而且惠及整个政
权。这是中国政制上的一大创举，其在权力制衡与监督方面的诸多设计，迄今依然有着
丰富的现实价值。
治标的廉政风暴
这两项改革更像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起到了短
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第二阶段中涉及经济和民生方面的重大变革并影响整个清代的，就是“摊丁入亩”和“
耗羡归公”。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推出“永不加赋”的惠民政策，却因执行中的操作细节，而遭
到严重异化。“永不加赋”所确定的定额税，需层层分摊，最后具体落实到每家每户。
作为“分子”的税赋是固定的，但是，作为“分母”的人丁数却是变动的，这就为地方
胥吏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令这一开天辟地的好政策在执行中被扭曲，政策的肥肉
被地方官吏和地主们独享，而大多数农民则只能啃到骨头，最后反而造成了“富者田连
阡陌，竟少丁差，贫者地无立锥，反多徭役”的局面。
体制内的改革者们，因此将矛头指向“以田为经，以丁为纬”，同时征收田赋和丁税的
双轨征收制，提出了“摊丁入亩”的思路——把人头税（丁税）合并到土地税（田赋）
中，一并征收——以期推进公平税赋、优化税赋结构、提升税赋征收的效率。这一改革
构想，其代价和成本只能由既得利益集团承担，连康熙都对此相当犹疑，直到雍正即位
后，才在整顿官场作风的同时，开始大力推行。
“摊丁入亩”之后，征税的基础是田地，“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最
大的受惠群体是农村的无田贫农及城市平民。这项改革的红利，因此惠及大众，最终也
令政权得到了巨大的好处——一方面流民大幅度地减少，实现了良性维稳，另一方面没
有负担的城市平民投身工商业，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承受此次改革成本的地主阶层，发动过几次零星的微弱抵制——甚至根本谈不上抵抗，
但在国家机器的强力镇压下，迅速瓦解。随后，地主们就有了应对之策，将自己肩头增
加了的负担，转嫁给租佃户们——毕竟大多数农民只能租佃田地，他们位于食物链最底
层，最终只能承担起那些增加出来的成本。这令改革的红利大打折扣。
第二项“耗羡归公”中的所谓“耗羡”，就是“火耗羡余”的简称。
征收“耗羡”，成为地方政府和官员趁机横征私派、鱼肉百姓的大好寻租机会。
雍正即位后，对这项似乎无法克服的弊政，采用了最为现实的做法，那就是：实行阳光
收费，变暗收为明征，明确征收比率，严禁官吏们随意加征；实行阳光开支，由省为单
位统一管理，实行收支两条线，严防坐支，将其纳入官方监管体系；“耗羡”的用途，
一半左右作为官员的养廉银，弥补“逼官做贼”的体制漏洞，其余的则全部补充到各地
的办公经费。
这一改革，真正的要害在于养廉银的设立，令官员们的切身利益与此项改革息息相关。
正因为整个官僚体制成为这一改革的第一受益人，这项改革所受到的阻力，远远低于“
摊丁入亩”。从某种程度来说，这场改革是一次对官员的“赎买”，通过对官员们“灰
色收入”的体制性“漂白”，换取官员们对规则和体制的尊重。
“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两项改革，为清帝国注入了活力，在短期内效果极为明显
。但是，这两项改革更像是应急式的维稳措施，通过在原则上的退让和技巧上的更新，
起到了短时强心针的作用，却为今后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掉入了“黄宗羲定律”的泥潭
之中。
制度腐败化与腐败制度化
在强大而贪婪的公权力面前，商人们抱团取暖，合资行贿，分摊成本，并对这一基金的
使用，实行严格的集体监管。
发生在雍正朝的第二阶段改革，面广点多，雍正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改革皇帝
。他的这些改革，在随后的乾隆朝得到了巩固和深化，无论秘密建储、设立军机处，还
是“摊丁入亩”和“耗羡归公”，都在乾隆朝落实成为国家制度。乾隆时的中国，成为
世界上头号强国和富国，依托的正是此前100多年来乃祖、乃父在政经两方面改革红利
的积累。
但是，乾隆朝本身的变革，乏善可陈，反倒进入了铺张浪费的拜金时代。到了第五、六
代领导核心嘉庆、道光手上，因循守旧吃老本就成为主流，改革几乎从中国官方舞台上
彻底退场。从嘉庆彻底掌握中枢权力（1800年）开始，到鸦片战争爆发，仅仅相距40年
，到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仅仅50年，其间不仅毫无改革，而且贪腐横行，将前几次改革
所形成的红利迅速耗尽，最后迎来了充斥着内忧外患的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国运也因此
与世界发展方向呈现了完全相反的走势。
在改革停滞的同时，制度腐败化与腐败制度化却因为缺乏了改革的冲刷和荡涤，而越演
越烈。最为典型的，是在国力最为辉煌的18世纪70年代，一种令世界侧目的行贿基金—
—公所基金（Consoo Fund）——开始在大清帝国出现。广州的“公行”商人们，每家
缴出利润的10%，存入共用的资金池，除了作为基金参与者们的行业保险外，更多是为
了应对政府层出不穷的勒索。
在强大而贪婪的公权力面前，商人们抱团取暖，合资行贿，分摊成本，并对这一基金的
使用，实行严格的集体监管。这是颇具大清特色的一种“制度创新”。这一创新，很快
就走向了国际化：凡是与“公行”有商业来往的外商，都必须缴纳货物价值的3%，作为
“规礼”，滚入基金池中，实现风险共担、利益均沾。1793年，在著名的马戛尔尼出使
中国时，他的使命之一就是“摆脱广州官吏强加于该口岸贸易的限制和勒索”，这是英
国政府第一次向中国政府提出的反腐败要求，但如同他要求自由贸易一样，最后毫无结
果。
清帝国的腐败，随着贸易和走私，日渐名扬全球，但即便是西方人也意识到，这与其说
是中国人身上没有流淌着道德的血液，莫如说是制度性缺失带来的“技术”层面的问题。
帝国海关除了被赋予过多的政治使命外，也成为最高领导核心（皇帝）彰显自己私心的
标志，并因此将“潜规则”作为主流；而帝国财政制度的落后，导致“苛敛”与勒索成
为官僚体系、尤其是地方政府维持正常运转的“潜规则”。当“潜规则”成为体制主流
后，官僚基层“搭便车”勒索便成为常态，所有的政策都被异化为寻租工具，而这又大
大地挤占了行商和外商的空间，令经济领域也同样被“潜规则”占据；最后，“腐败化
的制度”也就催生了诸如行贿基金这样的“制度化的腐败”工具，并加速了整个体制、
乃至整个社会的整体腐败和沉沦——而在这整体腐败与沉沦中，原本可以发挥自我矫正
功能的改革，却缺位了。
改革才是最大的红利，不改革则是最大的“黑利”——失去了改革推动力的帝国，开始
滑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三峡”。
饮鸩止渴的大放权
此前几轮改革给清帝国带来巨大红利之后，因征剿太平天国而推行了以全面放权为特色
的改革，虽在短期内挽救了帝国，却是代价高昂。
在太平天国的风暴中，清代开始了第三阶段的改革。
当狂飙席卷大半个中国之时，无论在军事还是财政上都已经捉襟见肘的帝国中央，剩下
的唯一资源就是权力了。这个资源被迅速地投入使用，官员和缙绅受到鼓励，自行招募
并训练军队——这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中国历史上，以中央政府的名义鼓励和支持地方
练兵，是极为罕见的。以曾国藩、左宗棠和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军政两用人才”，迅
速崛起。
但是，中央的猜疑之心丝毫未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央虽然下放了军权，却坚
持将财权抓在手上，通过饷银来调控和制衡曾国藩等坐拥雄兵的将领。
咸丰皇帝死后，恭亲王和两宫太后发动“祺祥政变”，打倒了肃顺为首的顾命大臣“八
人帮”。令曾国藩大感意外的是，政变后18天，新的中央就发布上谕，命令曾国藩出任
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掌管浙江全省军务，还命令杭州将军瑞昌帮
办。以一个汉人总督而节制四省，并且明确驻防将军只能做副手，这一放权力度之大，
创下大清国历史纪录。
这一改革当然是被动的，但其红利却比较丰厚。这是八旗入关推行“科举”之后，最大
规模的一次“扩大执政基础”的实践，也标志着清政权执政集团身上的“全民党”色彩
更为浓郁，标志着在“异端邪教”的挑战下，道统再度超越了种族成为凝聚体制内精英
的最重要黏合剂。湘军、淮军、楚勇等，与其说是“勤王”之师，不如说是“卫道”之
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通过道统而得到了加强。
但是，这一被动改革的成本也极大，那就是中央权威的日益丧失。
在战争中下放的军权，战后实际上难以回收。虽然曾国藩兄弟主动解甲交权，但依然需
要其他人如左宗棠、李鸿章等，以同样的方式带兵——军队成为将领的子弟兵，而将领
则成为中国近代军阀的发端。
对政局有着更大影响的，是战时财权的下放，在战后也难以回收。原来实行严格的中央
财务集权、依靠“奏销”制度进行管理，至此荡然无存。
更为致命的，为了确保中央一级的财政收入，中央退而求其次，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规
定了“京饷”定额，硬性摊派给地方。这种“改革”措施，看似强悍，实际上色厉内茬
，等于是变相承认：地方只要足额缴纳“京饷”，就可以自由支配其余的财政收入，而
且，中央根本就不问“京饷”的饷源税种，只要真金实银。
可以说，在此前几轮改革给清帝国带来巨大红利之后，因征剿太平天国而推行了以全面
放权为特色的改革，虽在短期内挽救了帝国，却是代价高昂。帝国在50年后的毁灭，很
大程度就是种因于此。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改革、或者说“被”改革，可以说是饮
鸩止渴。
不改革等死VS乱改革找死
晚清新政的10年内，清帝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过各种摊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
，而改革的成果，却被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
清代最后的50年，是实行近现代意义上改革开放的50年。以甲午战争为分界，分别构成
整个清史的第四、第五阶段改革。
帝国第四阶段的改革，从1861年推行“洋务运动”，到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总共33年
。这是一场无论广度、深度、力度均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的改革运动。这场改革的动
力，完全来自形势的倒逼，在内忧外患的持续打击下，体制内的精英奋起变法，学习西
方，重点在于经济建设，而尤以国防军工建设为重。这一轮改革开放，红利十分丰厚，
缔造了“同光中兴”。大清国的综合国力，与改革之前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已
经初步建立了近代化工业的框架轮廓，日渐找回了自鸦片战争后而久违的大国感觉。
甲午战争之后，清朝的改革进入了第五阶段，即开始于1901年的晚清新政，直到辛亥革
命爆发、清政权被推翻。这个阶段改革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推行以宪政为核心的政治改
革，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甲午战争之后，败于蕞尔小邦日本的耻辱，令朝野上下深受刺激。在亢奋之中，帝国开
始推行“新政”。将洋务运动与新政相比，区别是显著的：前者侧重经济基础，后者侧
重上层建筑；前者主要是依靠现有体制进行改革，后者主要是对现有体制本身进行改革
。这无疑是一种传承、提升、进步。
但是，问题在于，精英阶层似乎彻底否定了洋务运动的稳健作风，而在新政中试图进行
大跃进。他们将绝大多数精力都投放到了对万能“主义”的寻找以及试错，更为基础和
根本的经济建设被撂在了一边。这直接导致了帝国大厦的头重脚轻，最后自行解体。
晚清新政的政改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透支了此前33年洋务运动积累的改革红利，这与
嘉庆、道光两任皇帝在50年间透支前人的改革红利，略有区别：嘉道二帝的问题在于“
不作为”，坐吃山空，其衰败是逐渐蔓延的；而晚清新政的激进无序政改，则是“乱作
为”，自己折腾，其衰败是迅速甚至有些突然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洋务运动和晚清新政这半个世纪的改革运动中，尤其是晚清新政的10
年内，清帝国几乎所有的改革成本，通过各种摊派，都落到了小民的肩上，而改革的成
果，却被极少数既得利益者垄断。
草根阶层不甘心也无法继续为不公平的改革买单，成为清末恶性群体性事件频发的基本
原因。
而那个既得利益集团，既不忠于政权，更不忠于人民，但是，他们却凭借手中优势的政
经资源，在面对人民的时候，以公权力的代理人或经纪人自居；在面对政权的时候，则
又以民意代表自居，“挟官以凌商（民），挟商（民）以蒙官”。引爆辛亥革命的四川
保路运动，本质上就是既得利益集团上下其手，所挑动的政府与民众的对立，放了一把
野火之后遂成燎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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