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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47 | 1 每年高考放日时，便是状元“群星闪耀”时。自大陆设立高考招生制度，除文革曾中
断过招生，数十年来输出估计上千名状元。他们学成后多数步入学界、政界、商界，成
为社会中坚。但并不是所有状元都前程可期，中共建政后的历史上，曾有过一名命运极
度悲凉的状元。他叫沈元，系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如果他还活着，今年该有78岁，但
今天很少有人知道沈元这个名字 ...
热闻之下，还有”冰点“。他是旧时学霸，以治学成名。还在北大读书时，沈元就
被誉为天才学者，可惜反右运动中被打成极右派。摘帽归来24岁的他，在《历史研究》
发表《急就篇研究》，同题研究的论文质量被指高过王国维。25岁，他又在该杂志发表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后被《人民日报》整版摘录，在《人民日报》的出版史上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但是，沈元最终因治学命丧黄泉。文革中的1970年“一打三反”，年仅32岁的他被
以所谓的投敌叛国“反革命罪”错误枪决，文革后才平反。这期间，和沈元同被枪决的
北大同窗还有：中文系林昭，外语系顾文选，哲学系黄中奇，化学系张锡琨。本是“人
中龙凤”的他们，可惜生错时代。林昭的名字想必很多人已听闻，但留下著述文字最多
的沈元，却鲜见公开出版物披露详情。那么你可能想问：被枪决的沈元，是一个什么水
准的文科状元？
前北京大学教授、毛泽东与江青之女李讷的老师郭罗基，曾撰写过《一个人才，生
逢毁灭人才的时代：哀沈元》一文。他以同窗的身份，回忆了1955年全国文科状元沈元
最后的生命时光：
1970年4月的一天，北京工人体育场在召开“公审大会”，宣判“反革命分子”。
一声吆喝，押上二十多人，在主席台前站了一排。名曰公审，没有公诉，不准辩护，只
有判决。一两个是“从宽”的典型，其余皆“从严”。宣判某人死刑，某人立刻瘫倒在
地，后面两个解放军战士把他递了起来。
二十来个都瘫倒了，只有一个被判了死刑的人依然站立。宣判大会结束，所有被判
了死刑的人，也只有这个人是自己走出会场，其他的人都是被架着拖出去的。到了刑场
上，这个人大喊一声：“我还有重大问题要交待！”行刑人退出了枪膛里的子弹，把他
押回去。其他人都倒在血泊里了。实际上这个人并没有交待出什么“重大问题”，第二
天又被押赴刑场……
“一打三反”发动群众，破坏法治的程度在文革中登峰造极
这个人就是沈元，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实习研究员。他被执行死刑的罪名
为“投敌叛国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文化大革命”前，他发表的几篇历史学论文，
轰动史学界。郭罗基回忆，当时他在江西南昌鲤鱼洲北京大学农场劳动。北京来的人一
遍又一遍地向他叙述死刑犯沈元行刑的故事，惊叹他在死神面前的镇静。
沈元，是五十年代郭罗基在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同班同学，郭称沈元是一个才华出众
的人。“我了解他。他是想再争取多停留一天、一小时，哪怕一分钟，等待有人喊：“
刀下留人！”然而没有等来。别人早已绝望了，他还在运用超人的机智寻求死里逃生的
机会。我知道他的脑海里有多少历史学的研究课题，在向他招手，鼓舞着他求生的意志
，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
笔者留意到，郭罗基回忆沈元被执行枪决之细节，在张郎郎前几年出版的《宁静的
地平线》中有交叉印证，只是枪决时间稍有出入。张郎郎在书中曾写到：我们那批死刑
犯是在1970年3月5日宣判。许多人被拉走了，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
、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
立即执行了。那个我们还指着他给家人捎口信的孩子也被带走。我被留下了，筒道里死
一般地寂静。我预感到他们再也不会回来了-----
张郎郎写到关押沈元、遇罗克和自己等死刑犯的“筒道”，即北京的K字楼监狱。
2013年，历史学者王学泰在三联出版社出版《监狱琐记》，就是记叙此地的故事。据他
称，前几年他还曾回去探访K字楼监狱现状，结果发现那里已经被开发成了一片昂贵的
商品房楼盘。可以确认的是，沈元和遇罗克等人行刑枪决前，一直被关押在那里。
关在同一个监所，和写出《血统论》的死刑犯遇罗克出生不同，沈元1938年生于上
海原籍浙江义乌，是世家子弟。其父沈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科毕业，后来从政。南
京政府成立后，江苏省政府设在镇江，其父曾任镇江县县长，抗战时期主持修建滇缅公
路。他的姑妈美籍科学家，甚有名气。
2009年5月，浙江杭州西冷出版社出版沈元遗著《〈汉书补注〉批注》，台湾新竹
清华大学前校长沈君山为其写了序言。这让我们得以知道，原来沈元与家世显赫、台湾
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被称为台湾“四大公子”之一的沈君山为表兄弟。
沈君山称，沈元是他的亲表弟，小他6岁，小时很孤独，“沈元出生不到一岁，中
日战争就爆发，父亲是一个出色的铁道工程师，随着政府撤离到西南，接着母亲也带了
兄姐两人跟去。他因为太小，就留下来由奶奶带，等到抗战胜利全家归来，沈元已经7
岁，父亲也已在后方因公殉职。所以他从未真正地见过父亲，而在稚龄亦未真正享受过
父母的亲情。”
而据沈元同窗郭罗基回忆，沈元告诉过他，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礼炮声中参
加了少年儿童团（少年先锋队的前身）。那时他刚进初中，是班上的第一个。进入高中
，又是最早参加青年团。1955年，沈元以当年高考文史类全国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入北京
大学历史系，有志于中国古代史，专攻秦汉史。
沈元9月入校后志趣高远，常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自许。他对同学们曾说：“我们
就是未来的范文澜、郭沫若、翦伯赞。”上述三人是当时史学界三大权威人物。在提倡
做“螺丝钉”的时代，一切雄心壮志都被说成“狂妄自大”、“野心勃勃”，谁出头就
会被削平。沈元的放言高论、出色学业，招来异样目光。
郭罗基回忆，当时他是历史系55级党支部书记。全年级分三个斑，沈元在一班，他
在三班。一班的党员就常常向他汇报沈元的“问题”，二年级时三班成为考古班，学考
古的调进，不学考古的调出。郭罗基被调到一班后，他发觉沈元之所以成为“问题人物
”，在于他才华出众遭人妒忌。沈元被指责为“不靠拢党组织”，然而他却对郭罗基个
人很“靠拢”，还说“我们班上只有郭罗基是有人性的共产党员”。
五十年代，史学界的热门话题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中国的封建社会从什么时候
开始，主要的意见是三种：西周封建论（以范文澜为代表），战国封建论（以郭沫若为
代表），秦汉封建论（以翦伯赞为代表），另外还有一派魏晋封建论。毛泽东在《中国
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他把三种
主要意见都囊括了，但首先是肯定了西周封建论，故此论颇为时髦。
郭罗基回忆，因学生们大多是翦门弟子，受其影响都认为西周封建论最没有道理，
战国封建论道理也不充分。按历史分期的主流意见，中国的封建社会都在两千年以上。
因而提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那么长？这是史学之谜，这个难题激励了研究，史学
界开了不少讨论会，发了不少论文。而还是学生的沈元也有志于探索史学之谜，他称从
初中开始就思考这个问题，也对秦汉史兴味甚浓。二年级时，写学年论文，沈元的选题
是《论汉武帝》。
从现仅存的一张公开照片可以看到，沈元长相清秀：穿灰布中山装，戴着一副近视
眼镜，是一个面皮白净的书生。其北大同学回忆，沈元平时腼腆少语，循规蹈矩，他是
那种天才加上勤奋的学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在给老师的信中写道：几无片刻休息，
大批的参考书要看，要做摘录。每次课一完就跑到图书馆去，每餐之后也尽速赶去等馆
门之开，否则抢不到座位，“我们进了图书馆，正像饿牛进入水草地。”
然而，好奇心害死了这位早慧且勤奋的青年。1956年，国际上发生了大动荡。这年
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闭幕后，召集全体代表连夜
开会，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问题。国际上对斯
大林问题议论纷纷，引起强烈反响。东欧的苏联卫星国蠢蠢欲动，反抗控制。
常进图书馆的沈元并非一味埋首故纸堆，他十分关心现实问题。这年2月，沈元在
阅览室里看到一份《工人日报》，上面全文刊载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读后大为吃惊
。据郭罗基回忆，当时大学生的外语都是选择地学习俄语，不能阅读英语报纸。沈元在
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私下供同学们传阅。其中特别惊人
的是斯大林在肃反中大开杀戒，受害者达七十万人之多。
看后沈元的“翻译私货”，学历史的北大学生们认为，斯大林是可诅咒的。同时又
想到另一方面，要是生活在那个恐怖的年代，如何避免成为屈死的冤魂？郭罗基回忆有
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它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
了许多看法，能记住的主要有两点。
一是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揭露的事实，为何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苏
联史》中都是看不到？那样的历史是信史？沈元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
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学习和研究史学的人对于如何书写历史，当然是
特别在意的。沈元提出的问题，引起热烈的讨论，大家不能不联想到自己的使命：自己
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家？谁来继承太史公的传统？
第二是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
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这也是国际舆论对斯大林问
题的普遍看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也这样讲：这里不仅仅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得
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问题。长期以来，关于沈元翻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来源，有
两种迷糊不定说法：一是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一是美国的《工人日报》。50年
代，外文报纸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阅读到。为一探究竟，笔者周一前往中大学图书馆查阅
史料，在典藏室里找到了这份报纸，核实为美国的《Daily Worker》，翻译成中文即《
工人日报》。
1956年2月14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了秘密报告。当时中苏处于蜜月期，
中共派出的是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根据现有史
料，笔者暂时无法证明两人是否当场听取了赫鲁晓夫的内部秘密报告。不过据笔者查到
的报纸版面，《Daily Worker》在苏共内部会议开完的第三天，即2月16日即以“独家
报道”的醒目导读，分2天连续全文刊登了这份报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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