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y版 - 回忆赵紫阳：官方的沉默也是态度 陈仲旋 一位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 1962年6月，组织上调我去当赵紫阳的秘书。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心里有点胆怯。推荐并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书汤戈夫说：“你不用担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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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旋
一位从不发脾气的领导人
1962年6月，组织上调我去当赵紫阳的秘书。当时，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心里有点胆
怯。推荐并向我移交工作的前任秘书汤戈夫说：“你不用担心，肯定行，紫阳同志（那
时不论对多高职位的干部，都称同志）的脾气很好，他也不需要秘书帮他写什么东西。
”并举例说：“有一次，紫阳同志交代我通知办公厅，明天晚上七点开全省电话会议，
各地、市、县委书记参加。结果我把时间搞错了，让办公厅通知今晚召开，时间快到时
，我提醒他到会。他听后一怔，说不是明晚吗？随即动身赴会去了。事后，他一句批评
我的话也没有，可我难过了好几天，如果不是紫阳同志早已胸有成竹，照样可以赴会讲
话，那就真坏事了！”就这样，我被推上了这个岗位，一直工作到文革我不得不离开的
时候。
果真如汤戈夫所说那样，我在赵紫阳身边工作的那些岁月里，的确没见过他发过一次脾
气，不论对待什么人，他都没说过一句重话，也从来不发火。有一次，他身体欠安休息
期间，才有时间和我闲谈一下，说我写的一篇东西（指我给新华社分社写的内参）还好
，但文字过长。我很高兴他指出我的缺点，可惜的是也就是这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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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开幕前，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中共中央政
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广州市市长朱森林
、副市长石安海陪同，来到广州天河体育中心检查工作，赵紫阳总理称赞天河体育中心
是广州一大景观。
从来不用秘书代劳的省委书记
我去赵紫阳身边工作时，他才44岁，后来又是全国最年轻的省级第一把手。他讲话很有
条理，层次分明，论据充分，使人一听即懂。只要把他的讲话记录下来，不用作任何文
字修饰就是一篇好文章。跟他下去搞调查研究，回来后完全不需要秘书为他整理材料。
他非常善于发现下面的好经验、好苗头和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他的记忆力极好，都
记在脑子里；再加以思考、总结、提升。形成系统概念后，就会召开省委常委会讨论，
作出决定。
除了在全省党代会上的工作报告需要由秘书长杨应彬根据他的思想，组织起草文件以外
，他在其他各种会议的讲话，都不需要他人代劳。他经过思考后，亲自写一个“提纲”
，就在会议上做总结或是报告，一讲就是两三个、三四个小时，与会的各级领导干部，
都听得聚精会神，明明白白。
在我担任赵紫阳秘书期间，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专门发了一份中央文件，内容
是：反对秘书专政，不用秘书代劳。可见当时靠秘书代劳现象已很普遍，而赵紫阳从来
不用秘书代劳。
他走遍了广东每一个县
赵紫阳是在1951年来到广东工作的，最初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农村工作部部长，后任秘
书长、副书记。当时华南分局的书记是叶剑英，后来是陶铸，管广东、广西两省。1955
年华南分局撤销，改设中共广东省委，陶铸任省委书记，赵紫阳任副书记，分管农业。
1960年陶铸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统管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河南五省，仍兼广东省
委第一书记，赵是第二书记，实际上主持广东全面工作，直至1964年才被任命为第一书
记。他一直主持广东全面工作，但仍然用主要精力抓农业，所以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是农
村工作。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跃进”给全国城乡造成大饥荒、大萧条，持续
三四年。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迅速改善人民生活，赵紫阳带领省委一班人，经常
下基层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为此，他走遍了全省各县及许多公社、大队。
1962年，在去汕头地区南澳县的途中，他对我们说，这是他走完全省的最后一个县。去
南澳县，可不那么容易，汕头地委请了当地海军帮助，派了艘护航舰载送我们到南澳。
途中，大浪滔天，军舰俯仰摇摆30度，我这个海边长大的电白人早已晕船躺倒，而他，
这位不近大海的河南人，却始终手扶舷栏眺望远方，给我留下了长久记忆的瞬间。
文革后期，赵“解放”，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十个月后又调回广东，据跟随他从内蒙
古到广东的蔡肇发秘书说，周恩来在主持有关赵调广东等问题的会议上说，赵在内蒙古
十个月时间，跑遍了内蒙古所有的盟和许多旗、县，表示了赞赏之意。
赵紫阳调回广东几年后，重新担任第一书记。一年多后又调四川省当第一书记。后来，
又是蔡秘书告诉我，赵到四川，依然是多数时间下乡，不多久就走遍了四川。他推广广
东的经验：“联系产量责任制”，大大地调动了四川农民的积极性，粮食产量迅速提高
，恢复了天府之国的美誉，形成了“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对这样的
赞誉，赵紫阳当之无愧。
前任秘书的感慨
赵紫阳在广东时，我是他的第四任秘书。除汤戈夫外，前面还有黄、高两位。他们都很
崇敬、怀念赵。只要有机会，也常回来探望赵，我也没听到他们二人有什么怨言。但是
，也有例外。汤戈夫离开后调到新中国造船厂，当了厂长还是副厂长，总之是个“厂头
”。“文革”时被打成“赵紫阳死党”，后来恢复工作，还当“厂头”。上世纪80年代
前期，我听赵的孩子告诉我，老汤曾对他们说：“你父亲对地、县委书记们很关心，但
对我们这些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在提拔使用上，唉，关心得太少啦！我50年代就是正处
级，到你父亲那里是正处级，离开时还是正处级，几十年了，现在还是正处级！”言时
颇有感慨。
80年代中期，汤戈夫患了“肌肉神经萎缩症”，在广州治不好，向赵总理要求到京治病
，安排在了协和医院。由于病房紧张，老汤病床安排在过道上。他的病发展很快，没几
天即告病危。当护士把他从过道上推到急救病房时，老汤以为让他搬到单间，吓得连说
：“我不能住单间，赵知道会不高兴的！”此情此景，闻之令人心酸！汤戈夫死时，级
别是副厅级。
几天后的一个寒冷深夜，老汤在协和医院去世。死前，赵紫阳赶到医院送别。据说，赵
在老汤床边默然站立，凝视良久，一言未发。……
汤戈夫的感慨，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我自己的例子，也说明了这一点。我当他专职秘
书几年，朝夕共处，他从不言及私事；从来没有问过我家里怎么样，有什么困难？我当
然也不会主动向他讲。我长时间跟随他工作，很少有时间在家，平时如此，逢年过节也
如此。两个女儿出生时，我都不在妻子身边。为此，我很不安。但我对赵没意见，他应
该没有多余的精力顾及这些，或者把这些都视为理所当然的吧。
他从内蒙古调回广东后，省委办公厅准备提我当副处长，便去征求赵的意见。赵回答：
“他在我这里的工作情况我可以介绍，但提不提拔我不参加意见。”过了许久，有人告
诉我这一情形，我心里一点都不怪赵。他公事公办，不搞那些为身边的人提官职、谋利
益这一套。而我自己亦心安理得，我不是靠别人往上爬，是靠自己的努力工作，这不是
更好吗？
出于内心的三句话
1980年，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同年，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我是会议工作人员，
借休会时间，一天下午，我去看望他和梁大姐。当时，他们家住在中南海，一座四合院
，不大，依我看来，条件并不怎么样，一般般而已。坐了一会，他们留我晚饭。饭菜很
平常，可能临时留我，未加准备。
他边喝边闲谈；我则边吃边听。他讲：“我现在的工作方法还是调查研究”，“我想，
最多干到七十岁就不干了”，“我这个人，不拉私人关系”。听到这些，我放下了筷子
。我觉得他在和我谈心，倍觉亲切。这样的事，在我给他当秘书时并不多见。他对我讲
的这三句话，我觉得都发于他的内心。“工作方法”这句，我当然熟悉，有感多年，这
是他一贯的工作方法，也是他实事求是、注重实际的思想工作作风。当他讲到“最多到
七十岁”时，我不太认同。因为当时“邓胡赵体制”在国内外威望正隆，我想人民会希
望这个体制保持更长久一些。我说道；“到那时可能由不得你。”说也奇怪，1989年他
离开政治舞台时，距他七十整岁，仅差数月！至于他说的“我不拉私人关系”，这一点
，是他几十年一贯奉行的原则，只是从来没有刻意自我表白，我当然早已敬佩万分。从
“文革”后期至今，赵紫阳多次奉调各地，从内蒙古到广东，又四川，再北京，从省委
书记到总理，再总书记，基本都是担任主要职位。除入川时调去了广东农业良才李子元
（时任海南区党委书记），从领导层面而言，他都是只身上任。走到哪里，就在当地任
贤用能，从不结伙经营，安插亲信。回想那次谈心，距今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但依然言
犹在耳，让我铭记在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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