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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 | 1 民国异彩高仲膺君 (上)
摘自：黄花岗杂志
作者：秦棋书
想买中文卫星数字接收机？请看这里.
这里记下的，只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命运。或者说
，只因他“有幸”从民国被“解放”到了“共和国”；他才像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知识分
子一样，便不得不无辜地遭遇了深重的苦难。
一九三六年，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曾称他为“民族异彩”； 一九四六年，北京
六十位名教授在联名赠送他的锦旗上，称他为“民国异彩”； 一九七五年，当他在家乡
辞世时，共产党已经给他戴了十八年“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五类分子”的“帽子”…
…
一、他要患难与“共”
他从乡间走来
高锡福，字仲膺，安徽巢县人，一九零二年生于巢湖边上的一个小镇──烔炀河
镇。原籍安徽肥西三河，祖上亦曾是三河镇上刘、高、唐三大名门望族之一。因逃长毛之
反，避清兵与太平天国那一场有名的“三河大战”，他家这一弱支，便南下逃至巢县境内
，从此扎根在巢湖岸边，成为一户耕读之家。后来，其父虽是烔炀镇上颇有名声的塾师，
却耕田自养。只因家计艰难，长子高伯纯自小便被送到镇上一户杂货店里做朝奉，过着晨
起 | l****o
发帖数: 6 | 2 民国异彩高仲膺君 (上)
摘自：黄花岗杂志
作者：秦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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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记下的，只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命运。或者说
，只因他“有幸”从民国被“解放”到了“共和国”；他才像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知识分
子一样，便不得不无辜地遭遇了深重的苦难。
一九三六年，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曾称他为“民族异彩”； 一九四六年，北京
六十位名教授在联名赠送他的锦旗上，称他为“民国异彩”； 一九七五年，当他在家乡
辞世时，共产党已经给他戴了十八年“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五类分子”的“帽子”…
…
一、他要患难与“共”
他从乡间走来
高锡福，字仲膺，安徽巢县人，一九零二年生于巢湖边上的一个小镇──烔炀河
镇。原籍安徽肥西三河，祖上亦曾是三河镇上刘、高、唐三大名门望族之一。因逃长毛之
反，避清兵与太平天国那一场有名的“三河大战”，他家这一弱支，便南下逃至巢县境内
，从此扎根在巢湖岸边，成为一户耕读之家。后来，其父虽是烔炀镇上颇有名声的塾师，
却耕田自养。只因家计艰难，长子高伯纯自小便被送到镇上一户杂货店里做朝奉，过着晨
起晏睡的小学徒生涯。次子高锡福，字仲膺，因做朝奉的兄长一再坚持，才被送进当地刚
刚兴办的一所新学“烔炀镇小学”读书。小学毕业时，镇上尚无中学可进，要继续读书，
就必须去六十里旱路之外的合肥进中学。然而，高锡福一举而中，并且是第一名。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夜。高家门前那一条细细的小炀河，流得无声无息，偶而只会
抖出一两点碎银似的光斑来。河对岸那一片望不到头的庄稼地，也像是睡死过去了似的，
大气儿都不出。至于越过庄稼地就能看到的那一望无边的巢湖水波，平日里那总能听得到
的沙沙的拍岸声，此刻竟也渺然不知所踪了……
高家在自家门前稻场上“召开的家庭会议”，在已经沉闷得太久之后，老大高伯
纯终于恨恨地说道：“就是全家割芭根草，也要让老二把书念出头！”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乡下人，不仅传承着传统的读书做官的文化，而且已经从洋学
堂吹出来的那一阵稀薄的文明之风里，嗅到了不读书就永无出头之日的“时代气息”……
虽然高伯纯新婚不久的妻子闷闷地低着头不吱声，但高锡福唯一的姐姐还是冲着要读书的
弟弟叫了一句：“爷、妈要是欠了一屁股债，看你将来怎么还得起！”
十三岁的高锡福，是家里唯一穿长衫的人。此时，却见他慢慢地从小木凳上站了
起来，沉沉地冲着他姐姐还嘴说：“我将来保证能够把全家的债还得干干净净。”说完他
便将捏在手里的长衫下摆往后一撩。那样子，只有戏台上的那些官爷才会有。
高锡福的母亲，这位真正的一家之主，一直都在盯着丈夫的脸，就像要把那一张
老苦的脸，盯得要往地下钻去似的。这时，因听到了小儿子那句不凶不狠、却沉甸甸斩钉
截铁的话，她心里不觉一颤：“莫非他真是一头虎！”她心里突然想。因为锡福刚刚落地
时，婆婆就要掐死他。理由是：锡福属虎，他的祖母也属虎，犯冲，相克。
高锡福终于上合肥读书去了。他心里顶顶感激的，便是大了他十岁的长兄高伯纯
。他甚至为此感激了他一辈子。
高锡福终于熬到了中学毕业，长成了一个十分清俊的青年，并且以全省第九名的
成绩考取了武昌高等师范学堂，即后来的武汉大学，当时南中国最有名的学府。
高锡福成了烔炀镇上第一个大学生。但他心里却从此藏着一绺永难消散的遗憾：
家里穷，不能报考自费的北京大学。武大全部免费，进校时每人还发五十块光洋，送两套
制服。这对于穷得叮当响的高锡福来说，不仅是上了大学有了前程，而且解决了上学也需
要吃饭的大问题。在北洋军阀当政的岁月里，在军阀老爷们连年累月地打过来又打过去的
时世里，居然没有人讲“阶级和阶级斗争”，更没有将“出身不好”的贫下中农子弟们踢
出校门，反而如此厚待，实在是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中国人，在狠批历朝历代的“反动派”
时，难以想像的了。
难识城头“革命”旗
一九二二年夏天，高锡福拎着一只比书包大不了多少的柳条箱子，沿着巢湖东岸
向南走了整整一百八十里旱路，穿过了巢县、含山、无为三县，走过了当年伍子胥曾一夜
急白了头发的昭关，才走到了长江边上。然后，他乘小火轮过江到了安徽的江南重镇芜湖
。那时，他自然没有想到，后半生的坎坷与苦难，竟然就与这座江南的名城难解难分。
高锡福从芜湖搭轮船溯江而上，在五等仓里消磨了两天两夜的时光，更在船舷边
看饱了那看不够的楚天水光山色，便终于在汉口的江汉关码头下船了。
高锡福学的是生物，学制是五年，吃穿都是学校的，零用大都是他的同窗好友李
木三、丁善新供给的。原因便是他家穷。但他人好。因为他厚道、勤勉，又遇事沉着，不
苟言笑，成绩又总是名列前茅，因此，不论是在校园里，还是在几度赴庐山实习的日子里
，成绩差的同学少不了他，常受欺侮的同学离不开他。那些岁月，虽然是军阀混战的岁月
，却又是现代中国真正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的儒释道，东洋的武士道，西方的民主与科
学，还有那个正在被迫东渡的“幽灵”──那个产生在西方专制没落时代的复辟哲学──
就是披着共产革命外衣的马克思主义，都能够在中国找到一席之地，或是辩论之坛。就不
用说是在南中国这所最富名声的高等学府里了。年轻的同窗们常常为这个主义、那个思想
争论得面红于赤，甚至要动干戈，唯高锡福不动声色：既不与人争，也不与人论。因为彼
时他心里只有一句话，就是“读书、做事、挣钱、还债、养家”。
这十个字，既是他的座右铭，又是他的紧箍咒。因为他深深地明白，自己的父母
兄姐们如今在家里过的是什么日子！他那个穷家，为了能够供他读中学、读大学，已经欠
了多少的高利贷了。偶而接到哥哥寄来的那几块钱时，他的心都会沉甸甸的。然而，第五
学年伊始，他身下的课椅，也像是要长出芒刺一样，让他竟也有些坐不住的样子来了。
高锡福毕竟是一个大学生，虽然身后的穷家才是他沉重的大心事；但国事和天下
事，他当真就能充耳不闻、睁眼不问？他当然知道，蒋介石在广州解决了中山舰事件，闹
得苏俄和共产党都非常狼狈，随后广东革命军就开始了北伐。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势如破
竹，不数日就攻克了湖南，接着便鏊战在江西。当他得知北伐军终于三夺汀泗桥，大炮就
要对准武昌的洪山炮台时，他的心竟也像是油着了火似的，砰然地燃烧起来了……
因为他知道，中国之乱，就乱在这一批军阀身上；北伐打倒军阀，重建共和的中
华民国，他当然举双手赞成。他甚至在自己用白纸订成的粗糙笔记本上，不知不觉地写下
了“军阀不亡，中国难安”八个大字。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同学们一起走进了武昌
城，去欢呼北伐军在双十节那一天攻陷了武昌。
然而，这个几年来深居校园、不识武汉三镇“革命”风情的书呆子和农家子，却
在他刚刚走出校园，走上街头，走近那一路路高举着标语口号的游行队伍之时，突然发现
了在那些花花绿绿的标语小旗子上面，竟有写着“打倒蒋介石”的标语，更有“打倒大军
阀蒋介石”的横幅。一时间，他岂但是莫名惊诧，而且百思不得其解。汀泗桥、武昌城不
都是蒋介石指挥打下来的吗？报上的消息难道都写错了？特别是报纸上登的，那一张蒋介
石冒着枪林弹雨站在武昌城下指挥攻城的照片，难道也拍错了？他可是北伐军的总司令…
…
后来，他才在他的同窗好友、刚刚公开身份的共产党员郭述申那里，知道北伐军
总司令蒋介石“阴谋背叛革命”，北伐军中的共产党人要反对他背叛革命……他素来佩服
郭述申，过去也听说郭述申是地下的共产党。在学校里埋头读书的，大都是他这样贫苦的
农家子；像郭述申那样，喜欢讲主义，讲革命的，反而多是些不曾受到“压迫和剥削”的
地主少爷和富家小姐。他曾经非常小农意识地对他们下过一句断语：“他们有钱”。但对
他们讲的那些共产主义的道理，心中竟也不觉有些神往。俄国民粹派知识分子的名言：“
俄国农民身上有着天生的共产主义本能”这一句话，在中国农家出身的青年身上，同样适
用。
一九二六年的双十节，虽然给了高锡福太大的疑团，郭述申的解释又未必解透了
他的疑团，但是，他在自己那个穷家的压迫下，还是“浅问即止”了。还有一年，就要毕
业，毕业了，找到了事做，能寄钱回家时，再关心也不迟。他这样想。
然而，武昌城头急速变幻的“革命风云”，却使他的最后一年大学读得颇不安宁
。因为，就在武昌被克不久，也就是年底，苏俄顾问鲍罗廷忽然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中国的
“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接着又由他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的二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上
，在蒋介石不在场的情形下，解除了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等重要职务。一些在广州“整理
党务案”之后下台的共产党，又重新在国民党里做起了大官……有人说是国民党里的“左
派”重新掌权了，有人却说武汉的“国民政府”其实不是中国的政府，而是“俄国的政府
”，连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自己都这样说。于是，他开始每天于报纸，凡看不明白的
地方，他都想找郭述申。然而，郭述申已然是一个挂着学生头衔的党国要人，轻易找不到
他了。而那几个在他之后考进武大来的烔炀学弟，特别是西关祖家的祖山竹、祖三权兄弟
俩，因参加了共产党，而对他不屑一顾。他也懒得问他们。直到有一天，当他忽然看到报
纸上赫然登着蒋介石已经在南京重建国民政府、并誓言要继续北伐的新闻，接着又看到报
纸上登着武汉政府非但不承认南京国民政府，而且指责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申言
要讨伐南京的消息，他着实惊诧不已，居然从未有过地奔出了校门，去汉口湖北省党部找
到了郭述申。一路上，他看着乱糟糟的游行队伍，听着满大街闹哄哄的口号声，还有那些
戴着纸糊的高帽，挂着若大的木牌，被工人纠察于和农民纠察于押着游街示众的工厂老板
和乡绅地主，特别是当他看见成百上千的妓女，竟然也高举着“打倒蒋介石”的花花绿绿
标语上街游行示威时，他心中的惶惑和不解，竟使他一见面就冲着郭述申质问起来：“郭
兄，这就是你们的革命吗？你们的革命怎么会是这种样子呢？”
然而，他的郭兄今天居然十分耐心地陪他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临了，还在江汉路
一家西餐馆子，为他开了一次洋荤。他从郭述申的话里，大致地明白了：国民党的革命，
是为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革命，就是成功了，天下的老百姓、工人和农民，还是要
继续受他们的苦；共产党的革命，是为天下劳苦大众的革命，革命成功了，将会建设一个
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有饭吃、个个有衣穿的人间天堂……过去，共产党和国民党合
作，是实行第一阶段的革命。这个革命，可以称做反封建的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性
质，是要先共同打倒军阀，然后再革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命。但是，今天，国民革命军北
伐刚刚成功一半，蒋介石的国民党右派就立即在南京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权，就
要对参加了北伐的共产党和工农革命军人反攻倒算；所以，我们共产党只好被迫先革国民
党的命了……至于连妓女也要被共产党组织起来上街打倒蒋介石，郭述申则解释道：“这
就是群众运动，不要大惊小怪。在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发表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
篇文章里，就非常明确地说过，他此次在湖南农村考察了三个月，发现过去一向被认为是
农村的地痞、流氓、恶棍的人，恰恰才是最坚决、最彻底和最勇敢的革命者。1 所以，连
农村的流氓地痞都能够成为真正勇敢、彻底坚决的革命者，妓女为什么就不准革命、不能
革命呢？她们不也是被这个社会凌辱和剥削的一群吗？本来，她们还要全部裸体参加游行
，是因为孙夫人宋庆龄同志反对，才没有呢……”2
“仲膺兄”，郭述申在高锡福听得依然一脸迷惑的时刻，这末亲切地叫了他一声
，然后才说：“你是真正的贫苦农民出身，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青年知识分子，你必须明白
国共两党的斗争，是生死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它实在是牵涉到了中国最广大的劳苦
大众的命运。今天，蒋介石已经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你一定要支持共产党，要参加共产党
，和我们一起奋斗……”
彼时彼刻，高仲膺虽然没有回答，但还是被打动了。然而，他那一个穷家，依然
像磐石一样压迫在他的心上。他似乎想说出什么来，却什么也没有说出口。
这一次与郭述申的长谈，着实在他的心底引起了相当的震撼。更何况，中国农民
及其知识分子身上的“共产主义”本能，确已给他带来了对共产党的好感……
当然，他不知道，也不会知道，甚至连郭述申都搞不清楚的是：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苏联共产党的策划和指挥之下进行的。他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共产专制政权，竟怀着
要发动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热望，更怀着沙皇时代就对中国所包藏的种种野心。不仅由
他们一手建立了中国的共产党，更在援助中国国民革命的名义之下，命令全部共产党员或
公开、或隐秘地参加国民党。对内，要在国民党里发展共产党；对外，则公开地挂着国民
党的牌子，暗中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目的就是要在中国国民革命的旗号之下，发动中国的
共产革命。然后便是命令中共要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刚刚获得成功的后方，发动工农革命，
呼喊“一切全力归农会”，直到建立中国的“巴黎公社”，推翻刚刚建立的各地国民政府
。可以说，自从他们反对北伐不成之后，从挑起“迁都之争”，到开除蒋介石的北伐军总
司令；从发动“南京事变”，到发动所谓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从阻止北伐、号召南
伐打回广东，到企图“东伐”、就是讨伐刚刚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直至为阻止中国国民
党北伐成功、统一中国，斯大林竟然干脆发出“五月训令”──命令中共立即公开背叛北
伐，叛变国民革命，发动武装暴动……可以说，没有一件倒行逆施不是由苏俄和斯大林直
接命令的。而蒋介石和他的真正国民党的战友们，正是因为识破了苏俄的阴谋，才终于下
决心对苏俄、中共以及国民党内的亲俄、亲共的所谓左派进行反击……
他要患难与“共”
在高锡福就要毕业的那个初夏，虽然风声一日紧似一日，但高锡福和共产党人郭
述申的友谊却日见其深。他不止一次地去找过郭述申，郭述申也对他信任倍增，甚至介绍
他与共产党大人物董必武见了面。直到有一天，报纸上突然登出了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
也决心“驱俄分共”的特大号新闻，武汉三镇转瞬之间便是风声鹤唳之时，共产党员郭述
申突然回到了武大的校园里，并且直奔宿舍，找到了高锡福。高锡福看着他有些慌乱的神
色，连忙问道：“述申兄，你怎么了？难道有了什么变故吗？”
郭述申并不急着说话，只是急切地对他问了一句：“这里有没有别人？”
当他从高锡福的脸上看出了肯定的答案后，又小心地后退两步，用自己的脊背将
房门压紧了，还转身将门扣上了，这才急速地从长衫里面掏出了一本厚厚的小折叠本本，
对高锡福说：“仲膺兄，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我现在就交给你藏好。等到外面平静下来
，你就去汉口走一趟，找到汉正街186号。如果发现三楼的窗口上仍然放着一盆兰草，你
就敲门进去，把这个东西交给三楼的主人──他就是董必武同志，你见过他。如果那盆花
不见了，你就千万不要敲门，而是转身就走。以后，只要一天没有人来取，你就要好好地
将它保存下去。这是我们湖北省委机关全体共产党员的花名册。汪精卫正在派人搜捕我，
我马上就要离开武汉……”
那一刻，郭述申说得急切，高仲膺听得紧张。他没有想到，在这个可怕的时刻，
郭述申会将这样重要的文件，交给他来保管。一种被朋友、被共产党真正信任的感觉，使
他心里发热。
然而，他只是默默地接过，并马上放进了自己内衣的口袋里，却盯住郭述申的脸
，突然问道：“现在我能够参加共产党吗？”
他的话虽然说得十分沉稳，就像徐徐落下的一块生铁，但还是叫郭述申满脸一震
。郭述申盯着高锡福的脸，有一刻儿才突然用双手握住了高锡福的双肩，说：“在我的心
里，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心里，你早就是我们党的人了！现在汪精卫叛变了革命，一天之内
，叛变的、告密的、自首坦白的，真不知道有多少……”
他忽然中断了自己的话，因为他立即意识到眼下不是发感慨的时候。因此，他话
锋一转，看着高锡福说：“仲膺兄，我们党信任你，已经远远超过了对许多共产党员的信
任。但现在不是你入党的时候。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们会为你完成入党手续的，因为
你在思想上、感情上早已加入我们的党了……”
他忽然将手从高锡福的肩头上放了下来，又紧紧地握住了高锡福的双手，紧紧地
握着，然后，只说了两个字：“珍重”，便转身打开门匆匆地走了。
高锡福看着他迅速离去的背影，心里虽是烫烫的，脸上的表情却显得愈加地沉重
了。他不觉用手按了按自己的左胸，按着那一本硬硬的花名册，等到猛醒过来想追出去再
送郭述申一程时，郭述申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校园的柳树荫中……
高锡福没有想到，这竟是他和共产党员郭述申此生此世的最后一次见面。
二、民国能容异彩
教育救国也“救共”
高锡福不负郭述申的重托，按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找到了汉正街186号。然而，三楼
门窗紧闭，那一盆兰草更是不见踪影。那一刻，他只是感觉到，那本小折子，在他的胸膛
上，与他的心跳得一样地快，一样地急切而又不安……
彼时，已经大学毕业的他，竟然怀着一个连他自己也不十分了然的原因，居然主
动地要去武昌二中求职，在这所曾为共产党办的中学里担任了生物教师。
高锡福说不清自己在领到第一个月薪水时的复杂心情。那叮当作响、银光闪闪的
一百二十五块光洋──袁大头，这便是“旧中国”一位普通中学教师的薪金。他将其中的
一百圆全部汇给了安徽乡下的父母和兄嫂，让他的穷家还债度日。此后，不论他在哪里做
事，他都是每月一百光洋寄回家，一个铜板也没有少过，直到他的父母相继辞世，他的兄
姐都过上了像样的生活之后。那时，对他这样一个普通的教师而言，两块光洋就够他一个
月的伙食，再有两块光洋就能租到一个亭子间，还有二十来块光洋，足够他待人接物、零
花和储蓄的了。
高锡福在武昌执教的那一整年，唯一的业余爱好，就是在暗中寻找共产党，找他
的共产党同窗郭述申。然而，共产党突然就像是散了伙，全不见了踪影。偶而才能从报纸
上读到共产党又在哪里暴动失败的新闻，或几个共产党被逮捕又被感化的消息。然而，“
解放后”共产党用来教育人民的却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宁肯错杀一千，绝不放走一个”
和“那时国民党曾杀了几百万共产党”。这样一些话，在高锡福的心里，只能变成一个个
不甚了了的问号而已。因为郭述申告诉过他，因国民党“容共”，共产党曾扛着“为国民
党发展组织”的牌子，在暗中发展共产党。从一九二四年初的四百三十二名党员，发展到
了一九二七年春的五万七千余人，哪来几百万给国民党杀死呢？
虽然找不到郭述申，祖家俩兄弟倒是给他找着了。原来他俩遵照中共“八七”会
议上斯大林派来的新领导罗明拉兹的指示，到乡下去发动农民暴动，带人冲进一位乡绅家
里，砸了人家的家不算，还把人家老乡绅捆起来，又踏上了几只脚，因激怒了乡民，居然
被抓起来送进了县政府。县政府里从前清留下来的几个老衙役，居然将他们捆吊在县府后
院的一株大树上，整整三天水米未进。要不是他及时赶到，具保保释，祖家兄弟俩怕已没
了命。祖三权后来在共产党里做到了中央统计局局长，却对在共产党统治下无端遭陷害落
了难的高仲膺，竟然连同乡和同学都绝不承认。
高锡福教书之余，因对时代看不清楚而苦闷，因找不到共产党和郭述申而苦闷，
更因眼看着那许多革命的、或不革命的同窗，只因家里有钱，就都出国留洋去了，而颇有
些无奈之感。过去因为他家穷，他才不能考北大；今天，还是因为穷家要靠他养活与还债
，他又不能留洋深造。这是他平生的第二个大遗憾。
苦闷的高锡福，终于因种种的苦闷都无法解脱，而动了思亲还乡之情。于武昌二
中教满一年之后，他接到了安徽省教育厅的一个请柬。大意无非是“家乡教育界的发展，
全赖家乡考出去的人才还乡办教育，以解一省民众愚昧之苦……此乃造福一方，兴民国教
育之大德”云云。然而，这一席话，却带着阔别已久的乡情，烘然地燃烧在他的心里。他
似乎未加思索就做了决定，更把决定告诉了祖家俩兄弟。这一回，倒是穷家子高锡福在黄
鹤楼旁边的一家饭店，请了这两个富家子弟共产党吃了一顿。他约他们一起还乡办教育，
祖山竹答应了，祖山权因另有志向未同意。正是那一顿酒饭，使得高锡福这个穷家子发现
自己绝不是一个吝啬之徒，所谓穷而不酸，富而能济。这好性格几乎伴随着他的一生，而
且传给了他的四个儿女。正是那一顿酒饭，竟然使他深知了自己的酒量──他喝了两斤白
酒，虽已醉意朦胧，却心志不昏，该说的说，不该说的绝不错说半字。然而，为了那本花
名册，他还是从此与酒分道扬镳，终其一生，再不曾沾过一滴酒。
高锡福似乎是用这一顿酒饭告别了武昌，告别了武汉大学，也告别了武昌二中。
因为正是那一顿酒饭，已使他下定了“教育救国”的决心。既然共产党找不到，郭述申不
见了，祖三权神秘兮兮地，连要上哪儿也不告诉他，他也就只能小心翼翼地怀揣着那一本
花名册，与山竹一起，在汉口码头上了船。
“暮霭沉沉楚天阔”。当他扶栏江心、远眺渔火明灭的大江，还有两岸那一座座
含黛的青山，年轻的他，虽然“欲将心思付江水”，然而，“江水竟无声……”
船在安徽省城安庆一靠岸，高锡福和祖山竹便下了船，找了间小饭店住了下来。
第二天就找到了省政府教育厅，未想到厅长马上接见，连祖山竹自己交待做过共产党，发
动过“一切全力归农会”的农民暴动，也只使那位厅长哈哈一笑：“年轻人，不谙世事，
现在能走上正路就好。”这句话，在祖山竹后来被共产党打为“叛徒特务”、戴帽子游街
和被监督劳动改造的漫长岁月里，只要一想起来，就只能令他喟然长叹……
年轻的、然而屡遭磨难的民国，在“北伐成功、东北易帜和初获统一”之后难得
的安定局面之下，对他们这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寄托了若大的期望。祖山竹被发表为安庆于
中的校长，高仲膺则被任命为安徽省民众教育馆馆长。一时间，那种“心似沉江俱无声”
的失落感觉，似已被扫荡一尽。是的，走教育救国的路，为家乡办教育，为民国办教育。
“也许，我这一生都是与革命、与党派没有缘份的……”他这样安慰自己，却把对郭述申
的思念，对共产党的同情，全部转嫁到了那一本小小的花名册上。这本花名册，居然被他
一直珍藏了整整二十二年，直到共产党打过长江之后……
他对共产党这番情意值得吗？
然而，那个时代的高锡福，却不会想到“值得”这两个字。因为，那也曾是他青
年时代的一份朦胧的信仰，是他对一九二七年那个失败者的深沉同情。虽然，这份信仰，
随着高锡福的教育救国之路，而日趋淡泊，但是，那一份因对同窗的深沉友情而产生的对
共产党的同情，却在高锡福前半生的教育救国生涯里，时时都会变成他不寻常的言行。
一九三一年，在做了三年的安徽省民众教育馆馆长之后，他被发表为安徽省高等
商业学校的校长，去收拾一个贪污校长留下的烂摊子。这时的他，不仅已经娶妻生子，而
且已经高堂随身。当他举家从安庆迁往芜湖之后，便在学校附近的永德里，租了一幢三层
的小洋楼。彼时，他月薪二百光洋，校长办公津贴五十光洋，合计二百五十圆的收入。在
那个两块光洋便能够买到一百五十斤大米的岁月里，他和他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也
就真的不在同时代欧美同行们之下了。这是他的夫人、省城安庆的一位名门闺秀，老来最
喜欢回忆的“抗战之前”的好日子。所以，他不仅养了全家，偿还了全家的债务，而且接
济过三十多位巢县同乡，更对那些涉江而来的乡亲们，有过无数的德举。他骨子里深藏的
那一种对贫苦人的深刻同情，或许正是他同情共产党和共产革命的根由所在。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他的学生周光春等二人不仅在大街上书写“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万岁”和“大家起来暴动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标语，而且在校外建立共产党地下外
围组织，策划上街游行示威。当芜湖市警察局派人来校拘捕他们时，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
的安徽省高级商业学校校长高仲膺，居然就能穿着笔挺的中山装赶到学校的大门口，当着
警察局侦缉人员的面厉声说道：“没有我的允许，谁敢抓走我的学生？请你们把他们放掉
！”
他的话，还有他话里的威风，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迄今全中国任何一个大中小学校
长，撑死了胆子都绝对不敢讲出来的话，更不敢摆出来的威风。但是，在那个“反动时代
”，那几个“反动派”派来的侦缉人员，也只能望着这位威风凛凛的校长，叹口气，当场
放掉了两个年轻的共产党，然后便怏怏地转身复命去了……
撵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高校长，转身却将那两个年方十九的学生带到了校长
室，关紧了门，然后严肃地问他们：“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抓你们吗？”
两个学生点点头。
高锡福又问：“跟我讲老实话，是不是共产党？”
周光春和他的同伙互相看看，还是周光春胆大些，回答他的校长说：“谢谢校长
救了我们。我们，是共产党。”
高锡福不再说话，他看了一眼周光春，眼神里流露着相当的好感。然后，他就让
他们呆在校长室里，他自己走出去时还反锁了门。过了一会，他回到校长室，关紧门，将
五十块光洋交到了周光春的手里，低声地说：“你们马上离开学校，离开安徽。安全，就
给我写一封信；不安全，就连信也不要写。”
他说完，看着两个年轻人感激得发红的面孔，又叮嘱道：“无论怎样艰难，都要
完成学业，希望你们记住我的话。”
两个十九岁的地下共产党，就这样从他们的校长室里安全地走了出去，然后又坐
上了校长叫人雇来的黄包车，扬长而去了。也许，在高锡福的心里，周光春便是郭述申的
替身罢。虽然，这已经是他救的第五个共产党了。虽然，他救了共产党，国民党也没有敢
把他怎么样。
但是，四十年后，当他将这件事写在自己的“申诉信”里时，小儿子为了向他的
班主任表白自己的父亲并不是一个“反革命分子”，竟偷偷地将这封“申诉信”交给他的
班主任看了。好心的班任、一位北师大毕业的政治教师，居然把这封申诉信交到了一个父
亲被共产党枪毙的教导主任手里。未想到，这位应与共产党有着“杀父之仇”的教导主任
，竟然劈头盖脸地斥责这位女班主任说：“这怎么可能？国民党能有这么好吗？这只能说
明他的父亲不服改造！说明这个学生思想有严重问题，需要狠狠批判，你也一样……”
直到文革开始后，高仲膺的小儿子才知道，他那已经被剃成了“阴阳头”的女班
主任曾为他吃过的苦头，和正在吃的苦头；才知道，他从那时起，就已经被学校内定为最
反动的学生，并且就是考得再好，也永远考不取大学。虽然，那一年，谁也没有大学可考
了。毛泽东为了发动文革，斗天、斗地、斗人，将高考制也取消了……
“民族异彩”的桂冠
一九三六年，高锡福在接连担任过安徽省高级商业学校和安徽省高级农业学校的
校长之后，因他办学成绩卓着，又被返调省城，担任安徽省教育厅督学，有权视察全省教
育界的工作，并兼任安徽省民众教育馆馆长。
然而，这一年，便恰恰是“七君子大闹中华”的那一年。所谓七君子及其“外围
”，大都是晚清的遗老遗少，也有秘密的共产党，或共产党的“至亲好友”。但他们公开
打出来的，却是“民主自由”这块招牌，其中还不乏有名声的人物，如着名记者邹韬奋等
。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为了完成北伐，不得不清除了苏俄指挥下的共产党。此后，
共产党一方面隐蔽了下来，一方面又在斯大林的一道又一道命令之下，在斯大林亲自派来
的顾问罗明拉兹等直接“领导”下，公开地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发动起“共产革命”来了
。彼时，他们不仅在南方的几个大城市发动武装暴动；还在南中国许许多多偏僻落后的农
村，留下了遵俄命而疯狂烧杀的斑斑血迹。其目的，自然是要推翻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华民
国；手段，干脆便是城市武装暴动和农村武装割据；形式，则是分裂中国，制造两个中国
，篡立认俄作父的“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口号，就是斯大林对中共发布的命令──“
武装保卫苏联”；至于机会，第一个便是一九二九年苏联对中国发动的大规模侵略战争；
第二个便是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所以，苏俄命令下的中共武装叛
乱，就是叛国。中共虽因外敌的侵略和配合，而有了不小的发展，使得刚刚走向初步和平
统一的中华民国曾处于腹背受敌的痛苦境地。“九一八”之后，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确立
了被共产党恨之入骨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正确国策，被迫两线作战的民国政府，便在日
本尚未全面侵华之前，发动了对南中国中共武装割据地区的五次征剿。虽然第一、第二次
征剿失败；第三、第四次因“九一八”事件爆发和发动对日“长城抗战”，而不得不中途
撤兵抗日；但第五次却将中共的中央红军打得“落荒南逃”，而不是“胜利北上”。
“九一八”之后整整四年间，祗顾遵俄命持续发动武装叛乱、却从来没有派一兵
一卒去抗日的中共，终于在他们南下辗转逃往西北、企图打通逃往苏联道路的途中，接到
了莫斯科命令他们接过“抗日旗号”、联合蒋介石“共同抗日”、以继续“武装保卫苏联
”的命令。因为，斯大林已经十分担心东西两边的法西斯将对他构成严重的威胁。这对于
刚刚逃到陕北瓦窑堡的中共残兵败将来说，用张国焘的话说就是：不啻得到了一副“救命
散”。于是，毛泽东不仅窜改了斯大林要他“联蒋抗日”的命令，决策了“抗日反蒋”；
而且开始实行“抗日救命”和“反蒋夺权”的阴阳两谋，公开打起抗日的旗号，标榜中共
是要抗日的，指责政府却要围剿他们；同时又以抗日作掩护，借抗日的名号而重新进行渗
透、发展和卷土重来。“七君子”，这些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既能自由说，又能自
由写，还敢自由骂的地下共产党和封建遗老遗少们，便立即秉承中共突然高举起来的抗日
反蒋大旗，开始在全中国大演起一场又一场要“抗日救国”、实际则是要“抗日救共”的
连台好戏来了。而其中的一台好戏，便是七君子里的共产党君子杜重远的“沿江宣传抗日
救国”。
杜重远一行自上海沿江而上，明则公开讲演，宣传“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暗
则收罗中共残兵败将，重建组织。国民政府虽了然共产党的计谋，无奈普通民众、特别是
青年却不了解共产党的用心。所以，杜重远一行沿江而来，每至一地，虽然官方对他们甚
为冷落，但也还有一些民间社团为他们接风洗尘。其中虽多是一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却也
真有一些爱国的民众。船到安徽，安徽沿江各地的民众教育机构，还有许多学校，居然在
码头举着横幅、敲着锣鼓欢迎他们，气氛甚是热烈。安徽的督学和民众教育馆馆长高仲膺
，只是政府公教人员，不是国民党员。他虽然不可能明白，在日本已经侵占中国东三省整
整四年之后，杜重远一行才突然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的背景和原因，但却对抗日救国这
四个字应有的意义，感情深重。至于杜重远等“七君子”的阴阳两谋，在他，则只需要识
其“一谋”──所谓抗日就行了。所以，他并不在乎国民党部的规劝，更不在意一些同僚
的告诫，用他的话来说便是：“杜重远就是共产党，他宣传抗日救国又有什么不对呢？”
他的话虽然叫那些关心者无言以对，却叫杜重远一行“欣喜不已”。船到安庆之后，在杜
重远下榻的旅馆里，他与高仲膺促漆而谈，非但知道了高仲膺在武昌的经历，而且知道了
高仲膺思想上的“左倾”，更了解了他的直率和坦诚。他称呼国民政府的民众教育馆长为
“高仲膺君”，并在高仲膺君私人宴请的饭桌上，大谈中共红军万里逃亡是“为了北上抗
日”的“真理”，大念共产党是要“真心抗日”的“假经”……
杜重远又在安庆迎江寺登上了西去的轮船，告别了安徽省城，也告别了高仲膺君
。在“七君子”邹韬奋主办的专骂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生活周刊》一九三六年第二十四
期上，刊载了杜重远所写的一篇长达万言的报告文学，题目就是“民族异彩──记高仲膺
君”……高仲膺真诚的抗日言行，便被只是要“假抗日”的中共大大地利用了一番。
三十年后，当高仲膺的长子在上海图书馆找到了这篇报告文学时，高仲膺早就是
共产党的阶下之囚了。
当时的高仲膺，在送走了杜重远的那个夜晚，对杜重远描绘的中共抗日大志与陕
北革命景像，既砰然心动，又喟然长叹。他又想起了他的同窗、共产党人郭述申，却在自
己只能奉行“教育救国”的人生道路上，又留下了一个不小的遗憾。
第二天一早，一向早起的高仲膺，当他走过一间卧房的门口时，因看见房门虚掩
，便悄悄地走了进去，却看见丁善新正在他的西洋装上搽生发油。他的脸虽然顿时就板了
下来，但转瞬之间，便又轻松下来了。他喊了一声“善新”，善新立即转过身来看着他，
白嫩的脸颊上，登时一片通红。年轻人连忙放下手中的梳子和生发油，怯怯地叫了一声“
二哥”。他就是高仲膺同窗好友、东北学生丁善伯的亲弟弟。一九三一年日本侵占沈阳，
丁善伯被日本飞机炸死，他唯一的小弟弟便唱着那一首“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向南
寻找到了他的“二哥”高仲膺。高仲膺，这个昔日受过同窗接济的校长，便将他像亲弟弟
一样抚养在自己的身边，如今已经有五年了。而善新已经有两年没有考上大学，二哥正在
逼迫他准备第三次高考。
此刻，丁善新虽在怯怯地看着他的二哥，等着挨训，可是，今天，二哥却没有熊
他，只是定定地审视了他一刻儿，撂下一句话就上他的班去了。丁善新对他的二哥又亲、
又敬、又畏，也知道二哥对他是又爱又疼又不满意，谁叫他已经两年还没考上大学呢？但
是，今天于哥却没有熊他专门“外务”！但又要他今晚在家等自己回来，还说有话要对他
说，那到底是什么话呢？
二十七年之后，当“共和国”建筑工业部陶瓷工业局局长丁善新，将他那个已经
做了“四类分子”的二哥接到北京，并要为他“申诉”时，他曾对二哥说过一句真心话：
“二哥，你给我的二百块银洋，幸亏我一到延安就全部交给了组织，而且幸亏有杜重远先
生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还带着他为你写的、那篇称你是‘民族异彩’的文章（后来，我
才知道，那个刊物实际上也是我们共产党办的），要不，我恐怕熬不过那一场整风，连闻
一多的儿子都是在整风中被整自杀的……后来，我一受委屈，就会想念二哥，就会想，我
要是还在二哥的身边，那该多好……”他的话，他话里还涌溢着的，一个老共产党员早已
不该有的“人性”，委实将他已经老迈的二哥说得眼泪汪汪……虽然，更多的话，他是不
能再说给他的二哥听了。为此，他在后来遭遇“文革”批斗时，便增加了一条醒目的罪状
，就是：“包庇反革命分子高仲膺……”
三、流亡校长、督学风采与归隐之志
流亡校长
刚刚送走了那个要抗日救国的君子杜重远，高仲膺转身便迎来了全面抗战的爆发
。由中共在幕后煽动、张杨在台前发动、斯大林作为最高决策者的那一场阴谋武装政变，
也就是“以抗日为名、反蒋为实，以救国为名、救共为实”的西安事变，虽然叫全中国的
人痛心疾首，对张、杨这两个军阀，都是一片喊杀声，但是，日本关东军，还有东京陆军
部的少壮派军官们，却为了中国的阴谋武装政变而狂欢不已。此后，当全中国都在为蒋介
石能够平安回到南京而欢腾之时，日本军阀突然冷静地意识到：西安事变已经显示出了蒋
介石对于这个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凝聚力，已经表现出了中国在北伐胜利后的巨大历史进
步，和她完全可能走向强大的前景，因此，对于这样一个就要真正醒转过来的雄师，如果
还想消灭她、奴役她，此时不打，将悔之不及。
所以，“西安阴谋武装政变”事不过半载，日本便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这虽然
是已经藉西安事变而获得了合法存在、并正在求扩张的中共所“一心向往”的，甚至使向
不喝酒的毛泽东从未有过地在延安喝了一大瓶红葡萄酒，同时大声喊道：“现在好了，蒋
介石这一股祸水终于撞到日本人哪里去了……”，但是，它给中华民族、中华民国所带来
的无穷灾难，又岂是“战争创伤”四个字所能够概括得了的……
高仲膺自然也与他的国人一样，对张、杨持枪叛变深恶痛绝。因为他深知，如果
蒋介石被杀，则群龙无首的中国，便只能是一片混乱，岂但会立即重复十年前的那一番长
期混战，而且亡国在即。他要走的这一条“教育救国”的路，自然也就不可能走得下去了
。他在晚年几乎成了“哑巴”之后，却在小儿子一再追问他“张学良敢于兵谏蒋介石”的
英雄故事时，这个正在做着右派分子的父亲居然还是敢这样地回答他。害得他的小儿子只
能在自己尚未成年的心头，竟然隐隐地留下了乃父“也许真的是反革命”这样一个难以消
失的阴影……
当然，一九三七年之后的高仲膺，所面临的痛苦与责任，也是难以言述的。他不
得不告别了十年安宁富足的生活，甚至只能让他的家小随着逃难的人群溯江而上，向西逃
亡；而他自己却必须在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筹之下，将教师和学生带向大后方。上海会战
的壮烈景像，日军南京屠城的惨烈，他虽然都不曾亲眼看到，但是，他却在西去的撤退路
上，到处寻找家破人散的安徽学生，西行两千里，吃尽千辛万苦，才辗转到了湘西桃源。
在这里，他与妻小在逃难中相逢，其感慨可以想见；在这里，他参加了中华民国战时国立
八中的筹建工作。在雅溪那个苗族人聚居的地方，将数万名安徽流亡学生聚集在一起，开
学授课；这期间，他担任过国立八中的高二部主任、师范部主任和校务委员。特别是他和
少数不顾大局、竟然贪污抗战教育经费的国民党党棍所进行过的抗争，使他成了安徽流亡
学生们最尊敬的师长……在晚年，他曾为小儿子所逼，叙述过抗战期间的往事。他告诉过
小儿子，如果非要说“国民党不抗战”，他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并且，虽然战时的艰难
难以想像，可是国民政府对战时教育依然极其重视。高级知识分子中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政
府接到了大后方；普通知识分子中，至少也有一半被送到了大后方。至于流亡学生，也能
够因国家贷款而在大后方继续就学和升学……3 他的这些话，虽然使他的小儿子将信将疑
，但是，八十年代，当大陆民间的历史反思已经“明潮”汹涌之时，他的小儿子才在那些
沉痛反思的着述中，回忆起他父亲无论如何都“绝不说假话”的难得人格……他甚至依稀
记得，父亲在向他说到“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是如何不畏艰难地为流亡学生办教育”的故事
时，父亲脸上所闪现的痛苦却又是自豪的神情……
督学风采
高锡福对国立第八中学、乃至对整个安徽教育界的贡献，渐渐地流传到了重庆。
一九四三年，他被国民政府教育部调到重庆，担任了教育部的督学，有权视察大
后方教育和弹劾教育界的不法之辈。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高锡福作为教育界第一批返京人员乘飞机飞到了南京
，而他的妻小则挤在一条小木船上，竟险些葬身在“巴东三峡巫峡长、猿啼三声泪沾衫”
的巫峡急流之中。
一九四五年底，由于中华民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使其国际地位迅疾提
升，亟需外语人才，国民政府决定筹办“东方外国语大学”，蒋中正亲任校长。因教育部
长陈立夫称高仲膺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而且刚直不阿、人格廉洁，高锡福遂被任命为筹
备主任兼教务长。然而，只因外战刚结，内战又起，共产党早已于日本投降的当夜“大打
出山”，不得已之下，蒋介石只好将已经筹备了半年的“东方外国语大学”“缓办”。
一九四六年底，教育部督学高仲膺受命视察北京各大学，这可是其它几位督学都
不敢争夺的“光荣”。北大，那是个什么地方，政府公教人到那里视察，几乎没有不被撵
走的。那个时候的北大，可不是共产党来了以后那个只能“挨批挨斗”的北大。然而，高
锡福不仅去了，而且对北大师生们作了一场长达三个小时口若悬河的讲演，肯定抗战教育
的成就，批评国民教育的基础。他甚至当着那些象牙塔中的名流教授学者们，批评国民政
府只重视象牙塔、却不重视平民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直至当面批评象牙塔中人常
常便会忘记社会痛苦、民间疾苦，指出若不再将基础教育办好办扎实，这样的几座象牙塔
迟早也会垮掉……
他的讲演，不仅没有引起北大师生的反感，反而称赞他是一位少有的国民政府大
员。因为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来视察的大员竟然公开批评国民政府的教育！事后，北京六十
位名教授居然联名做了一面若大的锦旗赠送给他，上书“民国异彩”四个金光四射的大字
……至于他讲演的口才和风采，也在北大传为佳话，以至有教授说：“谁说国民政府无人
，高督学的口才，就是我们这些做教授的，又有几个人可比？”
高锡福自然没有想到，他那讲真话便能口若悬河，倘若逼他讲假话便死不开口的
“才气和德性”，也为他的儿女们继承了下去……
归隐之志
因高锡福一心只想办学，走实际的教育救国路线，坐不惯衙门，于是，当安徽大
学校长杨亮公，这位后来的中华民国总统府资政，一再邀请他回省助自己一臂之力时，一
九四七年初，高仲膺又从南京举家迁往安庆，担任了安徽大学的秘书长。
此后，两年之内，安徽大学每一次有背景的学潮，都被高仲膺和平解决，并且不
曾伤害一个学生。杨亮公为此欣然不已。两年之后，当校长将一家三口从南京飞向台湾的
飞机票交到他的手上时，他竟然说：“我不会走，因为我一生只办教育，共产党不会把我
怎么样；我也没有事二主之心，你放心就是……”
一九四五年四月，校长飞了，学生散了，教授们躲在家里不出来。若大一个安徽
大学，只有高仲膺带着一帮工友们，和一些没有背景的年轻学生日夜守护着，直到共产党
的解放军，来将这所空荡荡的大学“解放”。
然而，当中共的军代表，念高仲膺护校有功，更因教职员工都举荐他，而任命高
仲膺担任安徽大学的代理校长时，高仲膺居然当着众人的面，笔直地盯着那位军代表说：
“我护校是本份，不是为了做安大的校长。”说毕，他就将一封辞职信当场交给了那位军
代表，然后转身便走。他那件灰布长衫的下摆，只在校长室的门框上轻轻地擦了一下，便
飘然而逝了……
当天晚上，他就领着妻小（除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大儿子和正在安庆于卫校的女儿
外），拎着几件简单的行李，在安庆迎江寺码头上了船，沿江直奔芜湖而去。他因两袖清
风，而想在那里谋一个中学教员的位置，教书糊口，了此一生。虽然，他仍然没有忘记将
那本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党部的花名册小心地放在他随身的小皮箱里。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江水有声。高仲膺的心头，也像是喧嚣难已──二十二年
前，他从武汉还乡，在这里下船，开始了他教育救国的人生道路。二十二年后，他又从这
里上船，却带着一颗归隐之心，想在自己曾经办过十年教育的江南城市里“隐居”下来…
…抗战胜利后，他对国共内战双方都有不能理解之处，而内战中的国共双方，也都叫他在
感情上感到相当的痛苦。在中大附中读高中的大儿子，曾在南京新街口的厕所墙上大书特
书揭露“国民党腐败”的文字，他没有去制止他；等到考上了北京大学的大儿子写信回来
告诉他说，他们“三菜一汤”吃得饱饱的以后，就跟着中共地下党上街去“反饥饿要民主
”，他立即写了一封信给大儿子，告诫他：“无论如何，希望你将北大读毕业，没有任何
事情能够比父亲告诉你的这件事更重要……”
高仲膺怀着十分复杂的心情，飘流在东去的大江上。远远的江面上，那几点闪烁
的渔火，虽然十分地微弱，却又总像是闪铄在他心头的那几句无力的话一样：“我办了半
生的教育，有什么可以害怕的……” 江面上的那几点昏黄的渔火，闪烁着，摇曳着，船
行的远了，它们也就灭了。大江已然是漆黑一片……
（下篇：高仲膺遭难“共和国”，待续）
注释﹕
1、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次发表时，曾有这一段话；第二次发表时
，被陈独秀删去。
2、参见中国大陆出版的爱泼斯坦《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一书和其他一些回忆宋庆
龄的文章和书籍。
3、参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的《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史》一书。 |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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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
识分
北京
家乡
”…
【在 l****o 的大作中提到】
: 民国异彩高仲膺君 (上)
: 摘自：黄花岗杂志
: 作者：秦棋书
: 想买中文卫星数字接收机？请看这里.
: 这里记下的，只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前后两个完全不同的命运。或者说
: ，只因他“有幸”从民国被“解放”到了“共和国”；他才像千千万万的中国普通知识分
: 子一样，便不得不无辜地遭遇了深重的苦难。
: 一九三六年，邹韬奋主办的《生活周刊》曾称他为“民族异彩”； 一九四六年，北京
: 六十位名教授在联名赠送他的锦旗上，称他为“民国异彩”； 一九七五年，当他在家乡
: 辞世时，共产党已经给他戴了十八年“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五类分子”的“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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