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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承认，导致我国学生批判性思维普遍比较弱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便包括了东方文化
中的所谓“尊师”传统。
这样说当然不代表不应该尊重老师，但在西方高校课堂，对老师的尊重与出于尊重真理
而对老师讲述内容的质疑并不矛盾，然而我们却很容易将“尊重老师”与“不反对老师
”画上等号。
这种心态再继续往前发展，就会演变为学生对于权威的崇尚，而在校园内，导师一般都
充当着学术上的“权威”角色。
因此，导师也就变得更加不可置疑。
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会造成导师将本属于学生的决策自主权握于手中，相应地，学生
也就失去了很多选择与挑战的机会。
若干年前，我们曾经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学习成就感进行过专门调研，结果发现，学生成
就感最高的时间是其大一新生时期。
此时，他们刚刚进入心仪的大学，达成了人生的一个重大目标，自然成就感满满。
但在此后，学生的学习成就感便会一路下降。
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因素便是其决策权在不断被剥夺。
比如，学生即使提出某些想法、尝试某些新的做法，但老师不同意时，学生大概率是做
不成的。
尤其到了研究生阶段，这种状况会更加明显，毕竟目前大部分研究生学位论文选题都是
跟着老师的课题走的。
学生想做新方向的研究时，有些导师会“负责任地”告诉他，你的第一要务是拿到学位
，太前沿或挑战性的研究问题虽然高大上，但是“不安全”，可能会导致难以毕业。此
时，学生还会坚持吗？
相较之下，国外高校更加鼓励学生挑战前沿问题，即使学生做的是一件“证伪”性的研
究——没有得出研究成果，仅仅是证明了某条研究思路走不通，依然能够得到认可。
而在国内，这种情况很少见。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生在决定选择某个课题时，其
项目结果基本已经确定了，他要做的只不过是将过程更加规范化。
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其三四年后能够顺利毕业，拿到学位，但对于其创新性思维和
批判性思维的锻炼却毫无帮助。
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也源于目前高校和导师在承担着很多不应承担的压力。
要知道，相较于本科阶段的学习，研究生阶段的特征就是科研实践。
此时，“效率性”要取代“公平性”占据更主导的位置。
说得更直白些，学生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但即使努力也未必能成功。
然而在当前的社会大舆论环境下，如果有太多学生不能毕业，便一定是学校的培养能力
不行，这相当于给学校施加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而学校也一定会将这份压力传导到导师身上，导致他们更加不敢让学生不毕业，也就更
倾向于替学生选择“安全”的研究课题，从而更加无法激发学生的思维能力，这就形成
了一个恶性循环。
此外，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还有所谓“严师出高徒”的说法，这句话本身自有其道理
，但在当代却往往被曲解——原话中，“严师”指的是老师教学标准的严格，但现在却
被误认为是对学生态度的严厉。
这种现象不能说很多，但一定是存在的，其导致的后果便是导师习惯性地斥责学生，学
生也就更不敢在导师面前发表意见，提出创新性的看法。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这些发生在大学校园中的现象，其根源往往并不在大学阶段的教育
，反而是在学生进入大学前的中小学教育乃至家庭教育中。
我们对孩子的培养目标往往是将其培养成比较“乖”的孩子，甚至最好不要有太多自己
的想法。
要知道，在如今的某些中小学课堂中，在课堂上非常爱提问的学生，往往还被认为是课
堂秩序的“破坏者”。
在这种教育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指望其进入大学就爆发出创造性思维是不现实的。
这种现象最突出的反映便是在大学的研讨课上。
这里是我们最希望学生给我们带来互动反馈的地方，但往往会遭遇冷场。
此时，我们就会无奈地发现，学生们往往并不是不想说话，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习惯
于寻找并遵从权威（导师）的意见。
当这种意见不存在时，他们便无所适从。
因此，要想让大学生更多地提出问题，尤其是提出具有创造性和批判性的问题，这是一
项需要整个教育系统协同合作的工作——从中小学阶段便要培养他们敢于提问、喜欢提
问的习惯，在大学阶段，则要充分尊重学生的选择自主权，给他们以选择的空间，同时
鼓励他们勇于尝试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尤其是在科研领域，更要宽容学生的失败。
由此，才能真正锻炼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为其未来的科研道路做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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