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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etone (牛人夫), 信区: WaterWorld
标 题: Re: 谁的父母是80年代开车的老司机？帮我问个事儿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Sat Oct 9 01:48:59 2010, 美东)
造化的报应
摘自：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一
北京街头的十字路口有红绿灯,红绿灯下还有警察。通常还不是一个两个警察,而是四五
个 警察。这些警察都是要拿工资的,而这些工资来自税收,本来那是企业的利润,可以成
为生产的 动力和更多的就业机会。降低税收可以刺激生产,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这是
大家都明白的道 理。那么在警察工资方面的开支能不能减少呢?
美国的红绿灯下没有警察,人们仍然能遵守交通规则。人们对交通规则的遵守竟然可以
到这 种地步:明明没有车辆,一个人在人行横道的路口也会等待变灯。我在赫尔辛基就
遇到过这样的 事情。一位中年妇女在马路对面等待变灯,于是我也不好意思横穿空空荡
荡的马路,一直等到红 灯变绿。在中国,这当然是极其罕见的事情。这就是说,在美国和
我说的那个欧洲国家,警察的 工资是可以省下来的。省了下来,交通秩序并不会变坏。(
1)
但是我确信,中国不可以节省这笔钱。至少在我非常熟悉的北京街头,红绿灯下的许多警
察 是绝对必要的。如果没有警察,只有红绿灯,我确信,这个路口就如同没有红绿灯一样
,必定会 拥挤得一塌糊涂。不用说别人,我本人也会跟着人们一块去挤。我经历过这样
的事情,如果我单 方面谦让,别人肯定不会让我,我永远也没有过路的机会。道德的约束
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如 果有几个人不理睬红绿灯硬闯,这条路就要堵塞,我们这些打
算遵守交通规则的人也就不能遵 守,也没有必要遵守了。
当然,警察的工资也不是绝对不可减少。譬如,四五个也可以减少到两个。只要在岗的人
认 真负责,应该可以维持交通规则的威严。如此威严久了,再将人降低到两个,最后减少
到一个, 也是可以的。但是这要求警察的工作量和责任心大大超过国家公务员的平均水
平,似乎有些不合 情理。
我想由此说明的是,中国人自我约束意识弱,道德水准低,导致了政府的臃肿和税收的增
加,导致了社会生活质量的下降。这原因不在别的地方,其实和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关系
。我们 活该。仅仅收入减少倒也罢了,我们非常在乎的国际面子也大受影响,我们的个
人尊严因此蒙上 了阴影。
欧美的红绿灯无须警察压阵,这已经显出了人家的公德水平。德国的地铁竟不用验票,因
为 人人自觉买票,这更显出了人家的高超。而我们中国人在国外干什么呢?在日本打投
币电话,竟 然在中国人中流传着一种诀窍,用线拴住硬币,用完了再将其吊出来。这真是
极其鲜明的对比。
我的一个非常能干也很有教养的朋友在德国吃饭,他说自己遵守了一切礼仪,也按常规付
了小 费,但是仍然能清楚地感觉到侍者对他的轻蔑。他说,他知道这不是对他本人的侮
辱,侍者看不 起的是他所代表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只要条件相同,宁
可与外国人做生意, 躲开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失信和欺骗的可能性更高。
于是,我们的民族就遭到了报应,变成一个令人厌恶也彼此厌恶的民族。变成一个只讲利
害 关系,一有机会就坑蒙拐骗的人群。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
我们高呢? 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
则呢?按说,交通规 则并不是什么复杂问题,并不需要多么高超的理性和信仰支撑。
二
我有一个猜测,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骑自行车的人缺乏自觉精神,非要警察监督不可。我
承 认一些人自制力差,像儿童一样需要父母监督。但这不足以解释大众的行为。毕竟在
大街上走的 多数是成年人,他们在工作单位里很能忍气吞声,自制力并不弱,他们所欠缺
的似乎只是公德 心。而公德心是对一种对自我与公共事务的关系的判断和肯定。
中国老百姓认为自己是什么人?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他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们果真把自己当成了国家的主人,就像理论上应该的那样,我们交了税,雇人来管
理交通,这些交通管理人员是我们的公仆,那么,我们会如何看待我们委讬他们照应的这
些事 情?–我们大概会像一个主人那样,自觉小心地关照家里的秩序,并且提醒警察要认
真负责地维 护秩序,好好干活,不要偷懒。毕竟我们是给他开工资的。我们不会把公共
交通当成那些官吏和 衙役的事情,我们明白这是我们的事情。
这使得我想到了一个朋友说到的故事。他说他在美国见过一件事情,印象很深。一个老
头, 看见路口堵车,很生气,就下车把维持交通的警察训斥了一顿。说我们交了税,应该
得到好的服 务,你怎么把交通弄成这样?警察毕恭毕敬地听他训斥。这在中国显然是不
可思议的。至少对我 来说,很习惯听警察的训斥,从来没有妄想过训斥警察。在我的体
会里,中国的警察和司机的关 系,属于典型的猫和老鼠的关系。
老鼠–这就是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真实的自我形象。猫和老鼠–这就是真实的自己与公家
的关系 的真相。中国百姓很少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公
共事务一直是皇上 和官吏们垄断的事情,老百姓一直在躲避他们的惩罚、勒索和敲诈。
在这方面,老百姓就是缺乏 责任心,因为这确实不是百姓能够负责的领域。如果有谁不
懂事,企图按照主人的方式行事,对 了领导的心思则已,对不上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海瑞
和彭德怀就是证明。那些地位甚高的名臣尚 且如此,更何况普通百姓。
按照传统习惯,也按照我们对现实的认识,公共交通搞得好,这是领导有方,是皇上圣明和
皇恩浩荡。我们要感谢政府把北京的交通整顿得那么好,让我们生活得那么方便。譬如
出租车不 许在长安街路边停靠,据说是为了方便管理。如果我们人民真把自己当成主人
,这岂不成了仆人 为了自己方便而禁止主人进家门?主人又如何能心平气和?还有一个例
子是高官的座车通过大街,所有的立交行人天桥都要封锁。我曾问过封锁交通的便衣为
什么要这样,他教育我说,要服 从国家利益,要遵守国家的纪律。国家利益和纪律在此又
表现出了和我们正常走路的老百姓的对 立。这样的经历多了,我们自然会认为国家的事
情不是我们的事情,那是官员的事情,让他们自 己操心去好了。
在这样的关系中,中国百姓找到了自己的定位。在根基上,他就不认为自己是主人。主人
进 了家门,难道还需要他聘请的小时工提醒他,要换掉沾满了泥的雨靴再踩地毯么?反过
来说,如 果我们踩地毯前没有换鞋,而我们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孩,恐怕正因为这里不是自
己家,连亲戚朋 友的家也不是。我们不认为那些换鞋的规矩是自己的规矩,那是官们制
订出来管制我们的规矩。 其实,不仅在红绿灯前,就是在官场上,这种糟蹋地毯的心态也
是很常见的。官员不过是皇上的 雇员,能偷懒不妨偷懒。皇上吃香的喝辣的,进进出出
还要让小兵小官给他站岗开道,本来心理 已经不那么平衡了。凭什么还要对他忠心耿耿?
我愿意遵守交通规则,至少不想首先破坏交通规则,是因为我把自己看成一个好人,一个
有 道德的人,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人。说得自负一点,我耻于把自己降低到那些抢
红灯抢座位 的人的水平。我觉得自己比他们高得多。而我的这种自我期许的基础又来
自哪里呢?我曾经以为 自己是一个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人。国家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民
族的事情也是我的事情,人类的 事情还是我的事情。我是真把自己当成主人的。秩序是
我的秩序,交通是我的交通。我不认为那 是警察的事情。我还用警察管么?我那么低档
么?
我的这种认识和期许最初来自轻信,来自少年时代不加验证地接受的某种关于主人的理
论, 以为自己真是国家的主人,至少也是主人的接班人。后来我保持了这种自我期许,则
是因为西方 经济学关于公共服务的道理讲得透彻,从中我看到了理想社会的逻辑。按照
这种逻辑,假如我真 想成为宪法意义上完整的公民,我就不能妄想只享受公民的权利而
不理睬公民的义务。这两种关 于主人的理论,一个来自过去,一个来自未来,都不是现实
的产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
公 德无非是主人翁的道德,不是主人翁,继续当臣民甚至奴才,这道德便没了根基。
把上边提到的比喻再发挥一步:如果我雇小时工或者保姆来家打扫卫生,没想到他反客为
主,仗着自己膀大腰圆在我家里当上了主子,这时我会作何反应?我被迫出去挣钱养家糊
口,被 迫给他发工资,这完全是因为没别的办法,不这样就会挨揍。那我还会在乎穿着雨
靴踩地毯么? 只要这室内卫生的事情还归那位当上了就不肯下台的小时工管,我才不在
乎他忙不忙呢。累死他 才好,累跑他更好。我怎么会体谅他的辛苦?他是猫,我是老鼠,
我体谅猫的心情干什么?以皇 帝为最高代表的统治者,就是这样的公仆。公仆如此德行,
我的公德应该是什么样子?
三
大约2000年前,王充在《论衡》中谈论人性问题,说尧和舜当政的时候,百姓没有狂和愚
的 人。他还讲到一个古代的传说,尧和舜时代的老百姓,可以“比屋而封”,而桀和纣时
代的老百 姓,挨着屋子杀掉也不冤。他说,圣主的老百姓和恶主的老百姓如此不同,根源
在于“化”,而不在人性。(2) 按照这种说法,刁民乃是政府“化”出来的,是政府培养
出来的,并非天性就刁。当然刁民反过来也能培养贪官。不过要改变这种恶性循环,下手
之处当然在政府。这是王充的高见。
中国古人讲到尧舜,经常有一些理想化的赞美,但我还是相信王充讲的传说。尧舜时代是
什 么时代?那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尚未建立的时代,尧和舜都是大家选出来的,每个人都
是一个范 围不大的熟人社会的成员,彼此几乎都知根知底,而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别
人对他的长期看 法。人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想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是根本不可能的。
无论这行为是好是坏,恐 怕都不那么容易归功于或归咎于首领或别的什么人。按照我们
对原始社会的理解,这些人确实也 可以称为贵族,在这样的社会里,“比屋而封”应该是
可能的。
到了桀纣时代,人心就不行了,这也是有道理的。桀纣是主子,其他一概都是臣民或奴才
。 如果主子们像桀纣那样,连一点替天行道的遮掩都不讲,臣民的道德水平自然也应该
坏得没遮 拦。
但我对王充的说法有个疑问。刚才谈论尧舜的逻辑和生活常识都提醒我们,聚族而居或
者在 小村庄中生活的人,如果不出这个小圈子,其实是坏不到哪里去的,不然就要自作自
受。而桀纣 时代,血缘社会还没有解体,人们如何能坏到“比屋而诛”却不制造冤假错
案的程度呢?
我估计,恐怕那些坏都坏在了“公德”领域,坏在与“公家”–王公之类的统治集团–及
其掌管 的“公务”的关系方面。而在“私德”的领域,在家族内部,在朋友邻居和乡亲
之间,我们的祖先就 未必落后,说不定还能领先世界呢。中华民族长期处于世界先进水
平,大概就有这“私德”的一份 功劳。私德好,社会管理成本低,生产者也能安心努力地
干活。可是公德不好,先进就保不住, 别人不打自己也要乱,早晚要大乱。
四
如今,我们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都解体了,而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又没有建立起来
。满 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不用怕,只要能
躲过警察就 不必承担责任,就可以不遭报应。随着私德领域的缩小和公德领域的扩张,
我们的优势没了,劣 势却露馅了。中国社会陷人了历史性的危机。
这个危险期,至少自明朝起就露出了端倪:因果报应的说法深入人心,关帝庙遍地开花,关
云长所代表的无血缘关系的兄弟义气成为我们民族的理想。这些东西都是药,如果我们
看见一个 人不断吃镇静药,自然可以推断他的神经或精神出了毛病。
这种危机似乎还在加重。负责维护公共秩序的政府,本来还有无道的权威支持,可以得到
被 统治者的认可,统治集团也容易无争议地团结在真命天子周围。现在孔家店被砸了,
天道和天命 没人信了,本来就很弱的公德领域又少了不受置疑的维护者,中华民族到了
最危险的时刻。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现在和过去一样处于大病未愈的时期。如果说有区别的话,无非是
试 验了几种药,效果都不那么理想。天道的变种和替代品在一百多年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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