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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18 | 1 泰戈尔访华之旅有人欢喜有人忧 [此博文包含图片] (2017-11-10 09:27:27)
标签： 人文历史 民国轶事 泰戈尔 徐志摩 诗人 分类： 如烟往事
泰戈尔访华之旅有人欢喜有人忧
印度诗人泰戈尔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作为东方文化系统中的代表人物，
其诗风对中国现代文学产生过重大影响，新文化运动时代，很多作品都被译成中文，拥
有很多粉丝，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就是受泰戈尔《新月集》的启迪。
泰戈尔也有着浓浓的中国情结，二十年代曾经两次访华，有意思的是，前后两次访问，
中国文化界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周恩来总理曾说“至今中国人民还以惦念的心情回忆着1924年泰戈尔对中国的访问。”
当年，蔡元培、梁启超以讲学社的名义邀请泰戈尔来华讲学。讲学社是梁启超创办的，
邀请过许多外国著名学者比如杜威，罗素等来华讲学。
泰戈尔访华之旅有人欢喜有人忧
徐志摩回国后一直积极参与梁启超文化复兴的活动，帮助老师处理讲学社的英文事务，
泰戈尔访华这个任务很自然的落在徐志摩肩上，他负责接待，联络，组织。当时，徐志
摩写文《泰山日出》，来隐喻泰戈尔的文学创作和访问，表达了对泰戈尔的敬仰崇拜。
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泰戈尔抵达上海，访华团一行五人：梵文学者沈谟汉，画家波
斯，加尔各答史学馆教授纳格社会工作者格林斯，泰戈尔私人秘书姆赫斯特，中国各文
学社团代表以及各大媒体在码头热烈迎接，盛况空前。徐志摩和林徽因陪伴左右，担任
翻译。期间，除了参加上海文化界的各种活动，泰戈尔还游览了杭州，在西湖和灵隐寺
都留下了足迹。北上途径南京时，泰戈尔在东南大学演讲，人棚爆满，座无虚席。
泰戈尔访华之旅有人欢喜有人忧
4月23日，泰戈尔一行乘火车到了北京，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林长民等一大批中
国文化名流为泰戈尔举行了规模宏大的欢迎仪式。5月8日这天，北京文艺界还为泰戈尔
庆祝63岁生日，送给泰戈尔的生日礼物是19幅中国画和一件瓷器，他还获得了一个有意
义的中文名字“竺震旦”。
在此期间，徐志摩和泰戈尔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泰戈尔后来在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
从旅行的日子里所获得的回忆日夕萦绕心头，而我在中国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中，你
的友谊是其中之一。”
泰戈尔访华之旅有人欢喜有人忧
这次访华，泰戈尔有段精彩演讲：“今天我们集会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象征着人类的和
平、安康和丰足……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民族的精神
，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愉快。”
泰戈尔的到来，得到新月派的狂热追捧，新月派大多为海归，外语都棒，对泰戈尔作品
，能够具体细微的欣赏品味，但是对于只读译文的作者来说，就有了不同的阅读落差。
和作品一样，同一个泰戈尔，在中国知识分子里所引起的反响，也有了另外一种情况。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反对泰戈尔活动，陈独秀甚至谩骂“泰戈尔在北京乱吠了一阵”，还
先后用本名和笔名撰文20多篇，其中一篇甚至题为《泰戈尔是一个什么东西！》。要知
道，早在1915年10月，可是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刊登了《吉檀迦利》中自拟题名为《
圣歌》的四首译诗，由此拉开中国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序幕。
泰戈尔访华之旅有人欢喜有人忧
鲁迅在他的《坟·论照相之类》一文里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
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
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界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
看见了……”
郭沫若也是中国现代翻译史上翻译泰戈尔诗歌的先行者之一，泰戈尔访华后，郭沫若在
《泰戈尔来华的我见》写：“‘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
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
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
一身的血汗。”
泰戈尔访华之旅有人欢喜有人忧
泰戈尔来华之前，中国文化界欢呼沸腾，有所期待，但等到泰戈尔抵华后，部分人则讳
莫如深，让诗人的中国之行蒙上了难以言说的阴影。
新月派个性张扬，为鲁迅、郭沫若等人所不欣赏，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思想裂变，
西潮涌动，中国新文学界注重西方思想，泰戈尔的东方情思，泰戈尔宣讲的博爱、宽恕
、和平可能与时政不符，与某些知识分子的追求存在一定的距离，本来在文字上就不太
认同，思想观念又不同，所以当时一些作家反对泰戈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泰戈尔访华之旅有人欢喜有人忧
1929年，泰戈尔去美国和日本讲学，顺便到上海看望徐志摩和陆小曼。徐志摩夫妇在位
于福煦路六一三号的别墅中特意为泰戈尔精心准备了印度式的客房。返程的时候，徐志
摩又把泰戈尔接到家中休养了几日，这一次的到来悄无声息，和第一次家喻户晓的隆重
相比有着天壤之别，因为有了之前的诸多不愉快，泰戈尔希望“这次决不要像上次在北
京时那样弄得大家都知道，到处去演讲，静悄悄地在家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
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当时，在码头迎接的，徐志摩只邀
请了好友郁达夫，与其说是访华，不如说是访旧友。泰戈尔和徐志摩，两位浪漫主义诗
人，虽不同根，但文化根源相连，所以彼此相知，相通，相惜。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泰戈尔的访华之旅，有人欢喜有人忧，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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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18 | 2 泰戈尔倾向于资产阶级自由派。‘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就是普
世价值，有一定用处，也有局限性。
陈独秀鲁迅郭沫若倾向于无产阶级的思想，看出了泰戈尔，根本无法解决当时中国的根
本矛盾，即三座大山对中国人民的压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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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18 | 3 鲁迅何以对泰戈尔访华冷嘲热讽
北京日报孙宜学2015-10-26 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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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摘要]泰戈尔后来访华的不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应由中国盲目的欢迎者负主要
责任，是他们“捧杀”了泰戈尔。鲁迅对这些中国学者本就很反感，于是借题发挥，据
此批判了中国这些盲目的泰戈尔迷。
鲁迅何以对泰戈尔访华冷嘲热讽
泰戈尔与英、美学者在中国
鲁迅曾视泰戈尔为同道，将其看作是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男女平等的先行者
作为启蒙者的鲁迅，曾视泰戈尔为同道，认为他是反对封建专制、提倡男女平等的先行
者，是引领了中国青年精神觉醒的导师：
默默地相视片时之后，破屋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
男女平等，谈伊孛生，谈泰戈尔，谈雪莱……她总是微笑点头，两眼里弥漫着稚气的好
奇的光泽。
显然，鲁迅视泰戈尔为涓生与子君摆脱封建精神重压、追求自由恋爱的精神力量源泉之
一。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成为世界的诗人，并将印度和东方文明传播到世界。以救亡
为己任的鲁迅深为钦敬，并希望中国也能出现泰戈尔这样的人，以将中国的声音传遍世
界，将“无声的中国”变成“有声的中国”：“我们试想现在没有声音的民族是哪几种
民族。我们可听到埃及人的声音？可听到安南、朝鲜的声音？印度除了泰戈尔，别的声
音可还有？”
鲁迅“别求新声于异邦”，最终目的则是要让“异邦”听到中国的声音。他曾希望中国
的青年们“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
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但实际上，当时“
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泰戈尔
作为英国殖民地印度的文化代表，现在以文学让世界听到了印度的声音，显然应该成为
半殖民地中国效法的榜样。从这个角度看，鲁迅显然认为泰戈尔是真的人：说了真话，
发出了真的声音，所以才感动了世界。
遗憾的是，鲁迅对泰戈尔的肯定未能始终如一。
鲁迅是泰戈尔在华期间欢迎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且自视“躬逢其盛”
1924年泰戈尔访华，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分化，形成了保泰派、反泰派和中立派
。问题是：鲁迅站在哪一队列？
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几乎所有涉及到鲁迅与泰戈尔的文章，都无一例外视鲁迅为
最清醒、最明确、最理性的泰戈尔批判者；在当时一片喧嚣的欢迎和批判声中，独有鲁
迅冷眼旁观，看穿其中的虚荣与肤浅，表现出其特有的犀利和深邃。
事实果真如此吗？
事实是，鲁迅参加了北京各界为泰戈尔举办的祝寿活动：“晚孙伏园来部，即同至中央
公园饮茗，逮夕八时往协和学校礼堂观新月社祝泰戈尔氏六十四岁生日演《契特罗》剧
本二幕，归已夜半也。”
5月8日晚，为庆祝泰戈尔六十四岁生日，北京社会各界在协和大礼堂为泰戈尔举办了一
次隆重的祝寿会。当天晚上，冠盖云集，谈笑皆鸿儒，泰戈尔的生日聚会成了中外文艺
界人士的盛会。鲁迅显然在被邀之列，并且显然并未拒绝，而其出席的动因，应该也不
是去搅局，是慕名？为友情？为欣赏名剧？因虚荣？或为了借此与其他文艺界名流一聚？
1924年5月27日，鲁迅致信胡适：“自从在协和礼堂恭聆大论之后，遂未再见。”
5月8日晚的泰戈尔祝寿大会，胡适是大会主席，并致欢迎辞，称泰戈尔是诗哲，并且是
革命的诗哲。鲁迅所谓“恭聆大论”，即指此。鲁迅称胡适的致辞为“大论”，应无揶
揄之意。因为以胡适之名，也名副其实。
显然，鲁迅此时是和欢迎者站在一起的，至少泰戈尔的中国欢迎者并未视鲁迅为泰戈尔
的反对者，所以才会邀请他参与盛会。
所以说，鲁迅是泰戈尔在华期间欢迎活动的实际参与者，且自视“躬逢其盛”，对活动
本身并无恶感。他即使有不快，也是针对泰戈尔的欢迎者，而并非针对泰戈尔本人。
鲁迅何以对泰戈尔访华冷嘲热讽
然而，对泰戈尔访华，鲁迅却也常常冷嘲热讽，还时不时把泰戈尔作为自己批评国内学
人的靶子和导火索。
1924年5月26日夜，鲁迅致信李秉中：“《边雪鸿泥记》事件，我早经写信问过，无复
，当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所以无暇。”
缘由：北大学生李秉中著一章回小说《边雪鸿泥记》，托鲁迅联系出版，鲁迅就托胡适
帮联系商务印书馆。恰泰戈尔访华，胡适及商务印书馆都忙于接待泰戈尔，无暇顾及此
事。鲁迅用“当初疑其忙于招待‘太翁’”，又似有不信之意。而事实上，1924年4月
18日下午，中外人士共约一千二百余人在商务印书馆的图书馆会议室为泰戈尔举办了一
次规模宏大的欢迎会，忙于招待，的确无暇顾及一本书的出版。
胡适是否参加了这次欢迎会，鲁迅并不确定，所以“疑”。但泰戈尔到华后，胡适确是
时时出现在陪伴的人群中，所以无暇顾及鲁迅所托之事，也是一种可能。若鲁迅是相信
胡适并非为泰戈尔忙得无暇顾及自己所托之事，而仍“疑”，则就意味深长了。
鲁迅是批判泰戈尔还是泰戈尔迷？
泰戈尔后来访华的不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应由中国盲目的欢迎者负主要责任，
是他们“捧杀”了泰戈尔。鲁迅对这些中国学者本就很反感，也一贯反对一窝蜂请外国
人来中国“传教”，于是借题发挥，据此批判了中国这些盲目的泰戈尔迷。
泰戈尔在华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将其置于神位膜拜，一波波名人蜂拥而至，似乎都要沾
点仙气，欢呼的热浪一阵高过一阵，甚至恨不能将他变成中国人，但他一离开中国，围
绕着他的烟尘也即迅速散去——泰戈尔并未给中国带来什么改变，而这个不容易改变的
中国，却是泰戈尔梦中的天朝之国。而泰戈尔这个理想的中国，却是鲁迅一直致力于改
变的不变的中国。他批评泰戈尔和其中国的欢迎者，也是自然而然。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
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叽哩咕噜
，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
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
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
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
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所以，鲁迅讽刺泰戈尔，实际上主要是讽刺那些围绕着泰戈尔的新月社、现代评论派的
绅士雅人，如徐志摩、胡适、陈西滢等。泰戈尔犹如一面镜子，在鲁迅目前映出了中国
文人的“奴性媚态”，而这种无节操的国民性，是鲁迅弃医从文后，一直激烈批判的。
泰戈尔、白璧德、杜威都是文化翘楚，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总体来看是积极的，但因围着
他们的中国知识分子先后与鲁迅有过论战，就难逃鲁迅的批判。而这些外国名人或出于
对东方文明的赞美，或出于礼节，对中国文化都表示过欣赏。这就引起了鲁迅的警惕，
因为他认为“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吃人不见血、“割头不觉死”的
“软刀子”。外国人批判中国文化，他视为同调，而若一个外国人赞美中国文化，他则
要怀疑其真实的动机了。因为“外国人中，不知道而赞颂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养
尊处优，因此受了蛊惑，昧却灵性而赞叹者，也还可恕的”。泰戈尔应属于“受了蛊惑
”，他虽“可恕”，但蛊惑他的中国人则实在可恶。当然，泰戈尔客观上对中国文化的
赞美，其影响，鲁迅不会认同，也不会无视。
（作者孙宜学，为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授）
阅读延伸
泰戈尔两度访华遭遇耐人寻味
新文化运动时期，印度文豪泰戈尔及其著作于1915年便被介绍到中国，作品的翻译版本
达三百多种。不过上世纪20年代中期和末期泰戈尔两度访华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
不同态度，却是耐人寻味的。
第一次访华广受欢迎
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在上海第一次登上了中国土地，23日来到北京，在前门火车站
，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林长民等一大批
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
这次访华泰翁非常愉快，回国不久后他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从旅行的日子里所获得
的回忆日夕萦绕心头，而我在中国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中，你的友谊是其中之一。”
第二次访华饱受冷落
1929年的3月，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中国。泰戈尔的这次旅行是很不愉快的。大概是世事
推移使之，这个时期发生了全球性的社会思想裂变。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
宽恕、和平的福音，却一路受到排斥、讥嘲、冷落。如郭沫若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
中明白宣示：“‘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
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
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士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
（吴语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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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18 | 4 杜威、罗素、泰戈尔访华及其不同际遇
作者：胡俊修 唐媛媛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07日 14版）
杜威访华讲学时，与中国学人合影。
泰戈尔访华时，与徐志摩、林徽因合影。
罗素访华讲学离开中国前,和中国学人合影。
近代中国外遭列强觊觎压迫，内受军阀专制反动统治，加之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
生。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为探索国家出路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期冀用民主、科学来唤醒国
人。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世界名哲杜威、罗素、泰戈尔（当时又译作太戈尔、泰
谷尔等）先后应邀访华，被知识界寄予了改造中国社会、开出救世良方的厚望。“无论
自觉与否，名哲讲学不仅开拓了国人的视野，而且事实上也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并构成
了后者的有机组成部分”（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
》，《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学界对他们访华的个案关注较多，但比较研究却
很鲜见，对比审视三人访华的不同际遇，或许对于考察当时中国思想界的风云际会富有
启发意义。
杜威、罗素、泰戈尔访华万众瞩目
1919年初，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到日本游历讲学，其中国弟子胡适、陶行
知得知此事立即协商邀约其来华事宜。杜威欣然接受胡适等人的邀请，于1919年4月30
日到达上海，随即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两年多的讲学、游历之旅。
1920年6月，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罗素接受了北京大学傅铜教授邀其来华
讲学一年的邀请。之后梁启超发起的讲学社成立，正式接手了罗素来华的相关事宜。同
年10月12日，罗素抵达上海，开始了访华之旅，1921年7月初离开北京，结束中国之行。
1924年4月，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印度诗人泰戈尔接受讲学社邀请来华讲学，40
多天后离开。
当时报刊媒体大力报道三人访华情况。杜威在华的时间长达两年多，大小演讲达百
场以上，《晨报》连载了杜威在北京时的五大系列讲座，并且集结成册，到杜威离开中
国时已印行13版，每版都在1万册以上（元青：《杜威的中国之行及其影响》，《近代
史研究》2001年第2期）。上海各大报纸刊登了罗素的巨幅照片，对他的中国之行广为
宣传。《新青年》也集中将罗素的生平、著作介绍给读者。《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
》出版了泰戈尔专号，发表了许多译介泰戈尔的作品及众多学者为表示欢迎所写的文章。
杜威、罗素、泰戈尔不仅是“中国进步思想界的共同客人”，其演讲还吸引了广泛
的社会关注。“听者之众，几于无席可容”（周由廑：《约翰杜威博士教育事业记》，
《东方杂志》第16卷第6号），“所有男男女女，人山人海，坐位站地，均无空隙”（
董凤鸣：《泰戈尔之在南京》，《晨报附刊》1924年4月26日）。
三人访华的不同际遇
杜威、罗素、泰戈尔是在中国内外交困、呼唤变革之时应邀访华的。当时中国社会
正处于十字路口，涌现出各种社会思潮（郑师渠：《论欧战后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
》，《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3期），三位名哲的访华也被寄予了为中国开出救世良方
的期望，但三人访华的际遇则不尽相同。
杜威访华：一片叫好。访华之前，杜威在中国的声名远没有在西方那样显赫，但有
了一众弟子的努力推介，杜威的思想迅速传播开来。胡适曾在总结杜威到访演讲十一省
的经历后夸赞，“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
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杜威先生与中国》，《晨报》1921年7月11日）郭秉文
也高度评价杜威，“外交上，则美人自杜威处探得我国之情形而有正确之舆论；教育上
，则杜威来后，如久旱逢甘雨，精神焕发矣。”（参见袁刚等主编《民治主义与现代社
会：杜威在华讲演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76页）杜威在中国的两年多时
间里，体验到的更多的是国人对他的欢迎，对其实验主义学说的支持。在1921年为杜威
离开北京饯行时，梁启超直言：“杜威博士来华转瞬二年，当他来时，正在中国学术界
饥荒的时候。现在虽然时间尚短，不能遽见效验，但前途却很远大。”杜威自己也感叹
在中国的两年时间过得十分有意义，“是我生活中最有兴味的时期”，到了北京“仿佛
是到家了”（《五团体公饯杜威席上之言论》，《晨报》1921年7月1日）。
罗素访华：从期待到怀疑。罗素初到中国，知识界也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与极高的期
待。各大报刊杂志刊发了国人对其厚望，“中国今当改造之日，愿以罗素先生坚强不屈
之精神与精审切当之学说为师”（《欢迎哲学家罗素记》，《申报》1920年10月14日）
。“预料于社会改造论一面，我们将大得益处”（韦君：《欢迎罗素》，《学生杂志》
1920年10月5日）。然而在讲学之旅中，罗素的数理哲学深奥难懂，难以引起国人共鸣
；他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也模棱两可，在改造中国之法上又一再犹豫，
迟迟未给出确切方案。如此一来，中国知识界对其看法发生转变。原先支持罗素的张东
荪也抱怨罗素不了解中国情形，所说只是“梦话”，是空想（《时事新报》1921年7月
31日）。罗素访华后期身染疾病的同时又遭受来自各界的误会抨击，心情更加抑郁，不
得不提前带着疲惫与遗憾离开中国。
泰戈尔访华：毁甚于誉。泰戈尔来华之初，中国知识界表示欢迎。梁启超认为，中
国历史上曾受印度文化的影响，泰戈尔来华“全为求人类幸福而来也”，“便应表示二
十分的欢迎”（梁启超：《印度与中国文化之亲属的关系——为欢迎泰谷尔先生而讲》
，《晨报副刊》1924年5月3日）。但欢迎之余，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泰戈尔的演讲会
场内场面热烈，而场外不时有人在人群中散播反对泰戈尔演讲的传单，呼喊批评泰戈尔
的口号。与此同时，知识界许多重要人物如陈独秀、瞿秋白、郭沫若公开发表文章，对
泰戈尔提出批评，鲁迅对泰戈尔来华也表现出极为冷漠的态度。面对种种批评的声音，
泰戈尔一度倍感伤心而取消了部分演讲。为此，徐志摩感叹：“决意东来”“跋涉万里
的海程”的老诗人“真不预备在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徐志摩：《泰戈尔》，《文学
》1924年6月2日）。
三人访华受到不同际遇的原因缕析
杜威：思想契合，学生助力。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杜威来自美国这样一个被时人认为是政治民主、科
技发达的国度，带着他的实验主义学说访华，既容易引起国人的尊重，又满足了中国知
识界的需求。杜威提出调和中西文化、找寻中国文化发展路径并助益于世界文明的主张
，易被中国知识界接受。对于文化，杜威的态度相对折中，他希望“中国这个古国不应
纯去模仿，应当自己创造。……有所贡献于世界的文明”（《学问的新问题》，《新学
潮》1919年9月）。
纵观演讲内容，“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演讲也要算教育的
演讲为最多”（《晨报》1921年7月11日）。杜威在《平民主义的教育》演讲中，提出
“我们须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使人人“受着切己的教育”，契合中国传统的
经世致用思想，既规避了敏感的政治话题，又拉近了同国人的思想距离。此外，杜威的
中国学生很多，诸如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都声名显赫，他们为杜威访华造势甚至陪
同翻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杜威访华的影响力。
罗素：犹疑不定，难引共鸣。
访华之前，在人们心中，罗素除了是学识渊博的数理哲学家、思想家外，“已经完
全成了光明磊落的根本改造论者、世界改造的指导者”（冯崇义：《罗素访华缘起》，
《学术研究》1992年第6期）。国人寄希望于这位社会改造家能为中国的改造与出路，
指点迷津。
一战使罗素对西方资本主义丧失了信心，因而认定资本主义只是过渡性的，选择“
基尔特社会主义”作为最佳政治理想，张东荪对此深表服膺。而随着在华时间的推移，
罗素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看法，一再改变。他在《布尔什维克与世
界政治》的演讲中夸赞布尔什维克主义，继而在《未开发国的工业》演讲中批评苏俄实
行布尔什维克的弊病。最后一场《中国人到自由之路》演讲中，罗素明确提出要效法苏
俄模式，“改革中国政治，最好是采用俄国的方法，不宜用西方的平民政治”（杨瑞六
：《罗素先生去华感言》，《东方杂志》1921年第18卷第13号）。
罗素对中国出路的思考不定型，让中国知识界从最初的期待变成最后的失望。除了
陈独秀表达失望之外，胡适也曾写诗批评其摇摆与矛盾，“他自己不要国家，但他劝我
们须要爱国；他自己不信政府，但他要我们行国家社会主义……他说救中国只需一万个
好人，但一两‘打’也可以将就了。——我们要敬告他：这种迷梦，我们早已做够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140页）“罗素不激不慢，不温不火，既劝中国人走国家社会主义道路，
又对正在试验这一模式的布尔什维克持严肃批评”，使得国人疑惑不解，“始而期望，
继而失望，最后是讥评四起”。（朱学勤：《让人为难的罗素》，《读书》1996年1月
10日）
泰戈尔：身份背离，难合国情
相比杜威来自强势的美国，罗素来自发达的英国，泰戈尔则来自当时落后的印度，
这使得他在华演讲的说服力大打折扣。特别是泰戈尔力倡以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
化，这对于急于走向西方式富强民主的中国知识界，显得苍白无力。他认为“西方文明
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歧途”，因而“我们不能够借用
西方的思维和脾性”，模仿复制西方的模式（《晨报》1924年5月11日）。陈独秀据此
认定泰戈尔有着“根本的反对物质文明科学”的“混乱思想”（实庵：《我们为什么欢
迎泰谷尔？》，《中国青年》1923年10月27日）。泰戈尔也曾澄清其物质文明观，但他
有关西方科学有用论的声音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国知识界忽视或屏蔽。
行为与身份的背离是泰戈尔访华遭遇不快的诱因。他虽然并非完全反对西方物质文
明、反对科学，但他以诗人的身份来到中国，以倡导、维护东方传统文化，批评西方科
学文化的姿态进行演讲，这与当时中国的社会期待很不相符。当时恰逢“科玄之争”尾
声，又恰由梁启超出面邀请而来，于是乎泰戈尔访华被认为是为玄学“张目”而来（恽
代英：《告欢迎泰戈尔的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1924年4月19日），在“北
京或上海做傀儡”（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创造周报》1924年10月14日）
，因而遭到不少学人的抨击和反对。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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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18 | 5 泰戈尔倡导珍惜传统文化，是对的
大诗人的很多经典诗句：
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
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砺，才能练就创造天堂的力量；
只有流过血的手指，才能弹出世间的绝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