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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46 | 1 在我的印象里，1966年初夏“文革”刚刚掀起狂飚，红卫兵到处“造反”的时候，母亲
并没有进“牛棚”；因为当受运动冲击的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
母亲仅仅是个中学语文老师，大概是没有被“批斗”。后来中国大陆大中小学都“停课
闹革命”，像我母亲这样的老教师并不想参加学校的什么“造反派”组织，一时间她竟
感到无事可做，于是在1967年春天乘因“大串联”极其拥挤的火车去杭州看望大舅。那
时我大舅可是正在“牛棚”里干活，因为他是“反动学术权威”。
大舅后来回忆说，那天他――“牛棚”队长，忽然看见我母亲，也就是她妹妹朝他们“
劳改”的地方过来，便高喊我母亲的名字，几个“牛鬼蛇神”一起跟着大喊，可我母亲
愣了一下，却装没听见。她一转身直接去了我大舅的住所。至于为什么不和我大舅打招
呼，母亲是这样解释的：怕惹事。可见那时我母亲是个“逍遥派”。
母亲大概“逍遥”到了1967年末，那时“文革”到了所谓“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按毛
泽东的说法，“清理阶级队伍要搞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没有
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曾下达《关于城市
（镇）街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明任务是：“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他们在各省、市（镇）的代理人”，“揭露打击社会上没有改
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隐藏的各种敌特分子。
”这下我母亲“逍遥”不成了，因为她是个“彻头彻尾的，共产党的叛徒”，得，进了
“牛棚”。
真的是“叛徒”？怎么说呢？反正是个长长的故事。简言之就是，我母亲早年参加中共
，后因战乱失去联系；当时我姥爷，也就是她父亲去世，我大舅到内地上大学，二舅参
加了新四军，大姨早已出嫁；为了照顾三个弟弟、妹妹，我母亲决定帮我姥姥维持这个
家庭的生计，就没有再去找自己的党组织。三年后忽然有人告发我母亲是“共产党”，
被捕入狱，后写自首书出狱。到了“文革”时她当然就成了“叛徒”。可谁知道的这回
事？我母亲自己“交代”的。1949年刚解放时有个“坦白交代”运动，我母亲自己把这
事儿向政府说了。当时肯定要把这事情记入档案，结论是“此事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我理解这句话：是个很严重的，敌我矛盾的事情，不过没有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因
而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你看看，你看看，我准备着重写我母亲在“牛棚”里的日子的，结果先啰嗦了很多题外
话。好，言归正传。
1968年初，“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大张旗鼓地开始，我母亲所在中学“专
案组”向我母亲宣布，她因“叛徒”问题被“政治隔离审查”。母亲是在北京的郊区的
一所中学教师，过去没事的时候是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隔离审查”后就不能回家了
。不过她的“历史问题”没什么复杂的，关了些日子，让她“进一步交代问题”；调查
材料重新弄了一遍，以后就等着“重新定案”。由此，学校“专案组”决定，因为我母
亲在等待定案的阶段属于“牛鬼蛇神”，所以要参加劳动改造思想，不许回家。于是母
亲的住“牛棚”的日子开始了。
当时她所在学校的教职员工中有一帮“牛鬼蛇神”，各种“政治问题”的人都有，什么
“走资派”、“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现行反革命”等等不一而足。“牛鬼
蛇神”每天由学校新成立的“革委会”的人看管，天天干重体力活。母亲因为在学校本
有一间小房子作为宿舍，所以并没有搬进属于“牛棚”的临时宿舍。她那间小小的宿舍
是“牛棚单间”。当然，她每天的吃住都在看管的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干活加入“牛鬼
蛇神”的行列。“牛棚”宿舍就是些条件很差的住宿学生宿舍，通常四人一间。
“牛鬼蛇神”的活儿都是很重的，很多都是惩罚性的。比如，今天把一大堆煤抬到一个
地方，明天再抬回来。明知道是惩罚性的，可还得使劲干。因为边上由高中生组成的红
卫兵 “保卫组”成员一见谁有缓缓气的意思，就大声吆喝，叫骂着逼着干活儿。“牛
鬼蛇神”互相之间也没好气儿，两人一组用大筐抬煤的时候常相互指责对方偷懒。除了
抬煤，当然还干别的。因为正好在郊区，所以常到附近公社生产队的农田或场院上干活。
母亲讲，“监督劳动”比写“交代材料”要好受得多。我猜测写“交代材料”身心特别
受折磨，干体力活反正就是个累死累活。“牛棚”里吃的还是管饱的。常常是大窝头，
一身疲惫，狼吞虎咽两个大窝头，也真是香。
“牛鬼蛇神”中有他们中学校长。他是个很精神的汉子，解放前参加革命时是高中生，
文化水平很高的。母亲说校长在历史上有些问题“搞不清楚”，所以升得很慢。“文革
”刚开始他就进了“牛棚”，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再加上“严重历史问题
”。这一进去就没完没了的“驻扎”下来。校长看起来是个很乐观的人。他总是悄悄地
鼓励“牛鬼蛇神”们，“一定要坚持下去，谁也不准轻生。活着就有希望把自己的事情
讲清楚，死了就没嘴啦。”他总是在单独和一个“牛鬼蛇神”在一起时说这样的话。他
有严重的胃病，所以吃不下去多少东西。一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不断地“我的胃像块破布
”。因为一直干重体力劳动，他变得非常瘦。
一天，大家正抬煤，忽然来了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子，他径直走到校长面前，木呆呆地
说了几句什么，好像是“我与你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一类的话。说完就转身走了。校
长当时就呆了。别的“牛鬼蛇神”和他说什么，他好像没听见一样。我母亲猜测，来的
那个男孩儿是他儿子，来到这里是“革命”来临，要与“反动的父亲划清阶级界限”。
那天晚饭的时候，食堂破天荒地有卖糖包。校长一下子买了三个，都吃了下去。我母亲
对他说，“吃太多了胃要疼的。”校长看了看我母亲，凄凉的目光中透出些意味深长的
意思，他默默地笑笑。
夜里，与校长同屋的三个“牛鬼蛇神”被奇怪的“鼾声”吵醒。他们实在受不了，开灯
一看，校长怎么啦？当时已经满嘴吐白沫！三个人还以为校长犯了重病，大声呼喊起来
。“保卫组”的成员奔来开门进来一看，也慌了起来。人们问校长什么，他都不回答，
只是喊他的名字时，他便发出非人的声音！屋子里一股强烈的“敌敌畏”剧毒农药的味
道。很明显，他喝“敌敌畏”自杀，而且早就准备好了。“牛鬼蛇神”的行李是经常被
搜查的，校长早就把那瓶“敌敌畏”藏好了。这天他儿子来和他“划清界限，断绝关系
”后，他做出了决绝的行动。校长被火速送往医院，为时已晚（有关母亲所在中学校长
的自杀，我已经作为素材用在《路》中）。
校长死后过了几天，他的妻子来收拾遗物。校长的妻子是座轮椅来的。“文革”中得了
中风。
相对来说，我母亲觉得在田野里干活好。空气新鲜，拼命干活，什么也不用想。当时我
母亲五十岁，身体健康，体力也很好。就是干活的时候爱出汗，常常汗流浃背。母亲后
来自嘲，“我出汗特别多，看管的人就是我思想改造特别认真。”有一天是在地里翻白
薯秧，我母亲说那天热极了，她一股脑地干在了前边。忽然，他听见后面有人小声地喊
她的名字，回头一看，是另一“牛鬼蛇神”，教数学的孙老先生。他看来真的急了，所
以跑到前边跟我母亲讲，能不能别干这么快？因为他觉得自己要累死了。好吧，就别太
“积极改造思想”了吧。
母亲的“历史问题”迟迟定不了案，因为没人能再次证明母亲的“变节自首”行为。当
年的当事人都找不到。如果无法定案，母亲就不能重新参加教学工作。大概是1969年初
的冬天，保卫组的人宣布，让我母亲负责学校一些教室的取暖炉生火工作。我母亲回忆
这取暖炉生火的活儿时总是忍不住乐，因为起初这活干的一团糟。
一个从来没有生过煤火的教书匠，也没人来指导。那只能是每天早上各个教室里都浓烟
滚滚。母亲狼狈不堪。后来，母亲渐渐地总结了一套经验。头天下午就把每个教室的煤
炉的点火准备工作准备好；一点烧过的煤放在最底层，然后废报纸、木屑放在上面，再
上面是劈柴，最上面是煤球或煤块。第二天清早只要一根火柴就行了。至此，母亲成了
合格的烧火工。早上师生们一来上课，教室里的取暖炉一样烧得“呼呼”的。到了下午
，大家都下课回家后，母亲便来收拾这些取暖炉。炉灰清理干净，第二天的烧火准备工
作做好。她一直干到天黑，把所有的煤炉第二天点火的准备工作做完。
就这样，一个冬天就过去了。母亲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很快教室里就不用生火取暖了。
这当口，有一天，学校“专案组”的一人来宣布，鉴于再次取证困难，我母亲的“案子
”维持原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因为审查结束，我母亲又开始去
教书了。那是一个星期22堂课。母亲每天都有三、四节课。我母亲不敢抱怨，因为有人
说“她就得多教课”。这是因为我母亲是二级教师，比其他老师挣钱多；另外，“有严
重历史问题就得多多干活，改造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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