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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22 | 1 我们曾经说：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
1945年3月31日《新华日报》发表《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文章指出：“在
中国，提起‘新闻自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据统计，国民党政府为管制报纸、通讯社
、新闻记者及图书杂志出版事业、书店、印刷所和戏剧电影，颁布了二十九种特别法规
。……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民主的中国报纸，就厄运重重，动辄得咎。”文章收集了许
多材料，痛切呼吁新闻自由。
1、言论出版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
“统制思想，以求安于一尊；箝制言论，以使莫敢予毒，这是中国过去专制时代的
愚民政策，这是欧洲中古黑暗时代的现象，这是法西斯主义的办法，这是促使文化的倒
退，决不适于今日民主的世界，尤不适于必须力求进步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认识是
…… 要想在战后不愧为四强之一，……必先提高文化；提高文化，必须先有思想言论
的自由”(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成都《新中国日报》)。“言论自由是人类一致要求的
权利，……从社会文化的观点上看，言论自由是人类社会进步必具的条件。” (同报，
九月一日)。“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件，没有言论出版的自由便不可
能有真正的民主”(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昆明《云南日报》)。
2、言论出版限制使人民愚昧和无知
“十数年来，因为检查制度的树立，使报纸的使命，未能充分达成；而在反映民意
这一点，遗憾尤多，近年以来，……言论出版的限制加强，结果出版界的凋零，实为多
年所未见；而报纸之所提供于国人的，几于全国一致、千篇一律!”“我们认为这种现
象是应该加以改良的……一个国家社会的进步，全在文化的提高；而文化的提高，一在
教育普及，二在出版事业兴盛。我们对于有益可能的出版，如果过事‘谨慎’，势将使
出版事业趋于萎缩，而人民的精神食粮也感缺乏；终极的结果，使演成人民的无识和不
知。以无识和不知的人民，固不足以言抗战，更不足以谈建国”(三十三年四月廿二日
昆明《正义报》)。
3、是民主还是独裁就看有无言论自由
“通讯与言论自由，乃是民主自由的基本要素。若没有这种自由，则失去说话自由
权的个人，必同时失去其他自由，自由既丧失，那就与奴隶无异，不能算是国民。一个
国家，如果其所统治的人民没有起码的说话自由，则其统治必属独裁。而以现时术语称
之，则为法西斯的专制，断乎不能是民主。所以争取言论和通讯的自由正就是争取民主
的先着” (三十三年六月十五日成都《华西日报》)。
4、要以坚毅精神争取实现民主政治
“新闻自由，是民主的标帜；没有新闻自由，便没有真正的民主。反之，民主自由
是新闻自由的基础，没有政治的民主而要得到真正的新闻自由，决不可能。”(三十四
年二月二日《华西日报》)。“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
，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个国家
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就报
纸而论，国内外消息由一个机构发出，凡是对某一方面感觉不快或者不方便的，永远不
会让人民知道……于是所有的报纸图书杂志，尽管种类不同、名目不同、地点不同，内
容都举一可以反三，全部相同。这不但浪费人力财力，其结果也会使人民的脑子一型化
、僵化便化。”(吴晗三十年一月十四日昆明《自由论坛》)。
5、不做懦夫，不做□□，使报纸为民主服务
“目前的事实，是报纸和舆论分了家，舆论被埋没在每一个人民的胸坎中，报纸杂
志离开了现实，背叛了人民，孤零零地挂在半空中，不上不下，不进不退，不左不右，
不死不活，只作为这时代的一个应有的点缀品罢了。”“与世无争，与人无争，是懦夫
的行为；受辱不争，受害不争，是比懦夫更下一等的□□行径；我们是懦夫、还是□□
? 我们在这样一个时代，被侵略被压迫的时代，要解放自己，要解放国家，应该先以铲
除这不争的恶性开始。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应从报纸能尽自己的责任
、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报纸与舆论的合一，应该
是当前最迫切的人民的要求!”(吴晗，昆明《自由论坛》三十四年一月十四日。)
1945年9月1日《新华日报》发表时评《为笔的解放而斗争——“九一”记者节所感
》。在抗战胜利中纪念“记者节”，每个新闻从业员都感到一点光荣，但是在光荣背后
，对于戴着重重枷锁而奋斗过来的新闻记者，每个人也都有一份悲愤和羞惭。悲愤的是
我们“文章报国”的志愿和力量，在这长期的神圣抗战中因为这种不合理制度而打了一
个七折八扣，有消息不能报导，有意见不能发表，每天做应声虫，发公式稿，替人圆谎
，代人受罪，在老百姓中间造成了“报纸上的话靠不住”的印象，圆谎八年，把中国新
闻事业的声誉和地位作践无余；而使我们羞惭的是在这么长的年月中，中国新闻记者竟
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不仅不能用集体的力量来打碎这种铐在手上的链子，挣脱缚
在喉间的绳索，居然有不少自称新闻记者的人为这种制度辩护，用国情不同之类的话来
替这种制度开脱，甚至有人由新闻记者摇身一变而为检查官，用剪刀和红墨水来强奸人
民的公意。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束缚人民言论自由的法西斯虐政业已打倒、四大自由
列为宪草?不是戈培尔已经在播音机前面死掉了?
今天，应该是中国新闻记者起来洗刷羞辱的时候了。在今年的九一记者节还要写《
为笔的解放而斗争》的文章，应该已经是一个天大的讽刺了。 1946年1月11日《新华日
报》发表了陆定一的文章：《报纸应革除专制主义者不许人民说话和造谣欺骗人民的歪
风》。
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现代的报纸?这是因为人民大众要求知道真实的消息。现代报
纸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几乎是同民主主义的思想同时产生出来的。专制主义者不要
人民聪明懂事，只要人民蠢如鹿豕，所以他是很不喜欢现代报纸的。新专制主义者，即
法西斯主义者，他们比其先辈，就更高明些了。戈培尔的原则，就是把所有报纸、杂志
、广播、电影等完全统制起来，一致造谣，使人民目中所见，耳中所闻，全是法西斯的
谣言，毫无例外。到了戈培尔手里，报纸发生了与其原意相反的变化，谣言代替了真实
的消息，人民看了这种报纸，不但不会聪明起来，而且反会越来越湖涂。看德国，不是
有成千成万人替希特勒去当炮灰么。所以，有两种报纸。一种是人民大众的报纸，告诉
人民以真实的消息，启发人民民主的思想，叫人民聪明起来。另一种是新专制主义者的
报纸，告诉人民以谣言，闭塞人民的思想，使人民变得愚蠢。前者，对于社会，对于国
家民族，是有好处的，没有它，所谓文明，是不能设想的。后者，则与此相反，它对于
社会，对于人类，对于国家民族，是一种毒药，是杀人不见血的钢刀。所以，也有两种
记者。一种记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他把人民大众所必须知道的消息，告诉人民大众，把
人民大众的意见，提出来作为舆论。另一种记者，是为专制主义者服务的，其任务就是
造谣，造谣，再造谣。
中国有少数人，集合新旧专制主义者的大成，他们一面办报造谣，一面又禁止另一
些报纸透露真实消息。他们很怕真正的记者，因为他们有不可告人之隐，所以喜欢鬼鬼
祟祟，喜欢人不知鬼不觉，如果有人知道他干的什么，公开发表出来，或者说，把他所
要干的事老老实实地“暴露”出来，那他就会大怒，跟着就会不择手段。把外国记者放
上黑名单，时时刻刻以有形无形的手段恐吓着中国记者，叫他们“小心!小心!”就是这
种手段的举例。
记者是应该“小心”的。但他们的“小心”，不应用来服侍专制主义者，而应用来
服务于人民，当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是记者们最尊贵的主人。如果为这样的尊贵的主人
服务，当然应该自觉的“小心”。这种“小心”，不是不许发表真实消息，恰恰相反，
是要竭尽一切可能，使消息能够十分真实，使言论能够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思。除了上述
反对专制独裁争取民主自由的思想外，中国共产党的媒体还强调“要实现民主，必须有
一部人民的宪法”、“自由结社，是人民的基本权力”等等。可见，中共在延安时期的
民主思想是非常丰富的。
二十年来，尤其是最近几年，我们天天见的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
府所颁布的法令，其是否为人民著想，姑置不论。最使人愤慨的是连这样的法，政府并
未遵守。政府天天要人民守法，而政府自己却天天违法。这样的作风，和民主二字相距
十万八千里!所以民主云云者是真是假，我们卑之无甚高论，第一步先看政府所发的那
些空头民主支票究竟兑现了百分之几?如果已经写在白纸上的黑字尚不能兑现，还有什
么话可说?所以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以前，我们先要请把那些诺言来兑现，从这一点起
码应做的小事上，望政府示人民以大信。
——《新 华日报》1946年2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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