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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35 | 1 如果社会改革不能取得突破的话，中国就会陷入恶性循环: 要么往真正的市场经济方向
走，要么就是什么都控制，这不是危言耸听
【中国企业家网】2011年是中国实施“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十
二五”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与发展应该是怎样一个基调，怎样一种理念。我认为，“十
二五”的主题实际上跟“十一五”的主题是一样的，构建和谐社会也好，倡导科学发展
观也好，“十一五”、甚至之前早就有了。“十二五”只能是深化这样一个基调，并不
是非要推出一个全新的理念。因为“十一五”、“十二五”的治国理念都是在本届政府
任期内，胡温领导集体下的一个产物，所以保持政策的连续性是可以理解的。
既然主题一样，大家可以看看“十一五”我们做了什么。我自己的判断是，从2002年十
六大换班延续到后来的“十一五”，中国开始着力于社会政策的改革。江朱时代，基本
上把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都建立起来了，那么作为继任者，要在体制改革上继续推进的
话，就必然要进行社会体制改革，或者叫社会政策改革。
在社会改革方面，“十一五”期间，实际上能做的也做了，比如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等
各方面都做了一点，但缺少的就是真正的突破，社会政策也没有突破。
怎样看待这种徘徊不前的局面?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历史。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开始，
改到80年代中后期，推进不下去，上上下下就提出要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当然因为“六
四”中断了。直到上世纪90年代江朱时期，经济改革才取得大的突破，前面整个80年代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突破。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就是大规模分权，到朱镕基上来后有
“九四”财税体制改革，1998年抓大放小，加入WTO，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向市
场经济体制导向转型是从邓小平开始的，而真正的制度建立起来，则是江朱时代的事。
中国的社会改革实际上也面临类似的局面。 各方面的改革，包括社会改革能做的都做
了，但体制改革再深化就碰到了一些瓶颈，很多困难。为什么温家宝提出要进行政治改
革?跟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领导人提出要用政治改革来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通过政
治改革来推进其它方面的改革，也有异曲同工之处。现在提出政治改革，主要就是想保
障社会改革的成果，推进社会改革的深化。温家宝增加了一条就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
就是社会正义，是社会改革的主题。
但我并不赞同现在就从政治改革突破。对政治体制，现在老百姓抱怨固然很多，但我觉
得这条路目前是走不通的。在没有社会制度建设的情况下，开放选举，可能一下就乱了
，什么都建立不起来，不会给老百姓带来任何利益，反而越走越糟。我一直说中国要按
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这样的顺序来推进社会转型，所有发达国家都是这么走
过来的。发展中国家转型成功的也都是这么走的。
社会改革为什么现在很重要呢?因为如果社会改革不能突破，经济改革也会停滞不前。
因为经济改革大面的东西基本上都已经有了，怎样深化经济改革需要通过社会改革推进
。比如说“十二五”提出要建立一个消费社会，建立消费社会你不能老是依赖出口。如
果没有社会改革就不可能建立消费社会，因为消费社会跟社会政策关系很大，社会保障
、医疗、教育、房地产等等这些都是社会改革的范畴，这些领域改好了中国才会进入消
费社会。中国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差不多就是通过破坏这些社会保护机制来达到经济高增
长，从而种下了社会不稳定的恶果。
我现在的担心是，高层认为社会改革的各方面都得做，但是找不到重点。全面出击肯定
是不行的。什么都做一点但是不深。推进社会改革，现在阻力很大。就像江朱改革一样
，一定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在哪里呢?我认为，你哪怕做一项，比如房地产
，或者是教育、社会保障，一项推进就可以带动其它方面。你不可能一下子全方位推进
，在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可能了，邓小平那个时代也不可能。
所以，“十二五”唯一的意义在哪里?我觉得就是社会改革能不能找到一个突破口;找到
一个怎样的突破口将是社会改革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
社会改革可从房地产切入
我个人觉得，房地产领域可能是社会改革一个突破口，是一个关键点。因为这个领域现
在也是社会抱怨最多的，使得社会最不稳定的就是房地产这块，包括银行资产泡沫等也
聚焦在这里;更重要的，房地产是社会保护机制最重要的部分，也是消费社会最重要的
基础。
美国这次为什么会有次贷危机，它跟中国刚好相反，穷人都住得起房子，中国不是的，
穷人根本住不起房子。
现在看来，在房地产这块，国家的政策取向是似乎走在摸索突破的路上。从更深层次考
察，房地产改革涉及到中国中央和地方权利的调整，在新中国60多年的历史中，这个关
系的调整变化也是一条主线。地方的积极性如果调动不起来，中南海怎么去推进改革。
就现在地方政府的利益来看，房地产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地方政府那么倚重这个?为什
么福利房地方政府不想做，而喜欢做商品房?就是因为财政问题，财政问题就是因为中
央跟地方有个“九四体制”(延伸阅读)。“九四体制”使得中央富，地方穷。地方穷肯
定会造成国富民穷。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向谁要钱?只好向老百姓有钱，而房地产以
最有效的手段把老百姓的钱掏出来了，所以要改革“九四体制”。
“九四体制”有它的功劳，因为“九四体制”，中央宏观调控这一块做好了，但是社会
公平没有保证好。“九四体制”使地方的财权，大部分的财富向中央去靠拢，地方没钱
，就向下压，就向社会要了。 | f****0
发帖数: 835 | 2 所以我最近就是强调“九四体制”要改进——不是要废掉，是要改进，重新对九四体制
进行评估。
再回头来看现在的房地产改革为什么不灵?因为光是行政控制，光是行政手段，没有从
改革“九四体制”入手，这肯定是不行的。现在提出征收房地产税，但你如果不改革“
九四体制”的话，我说这跟社会政策改革是背道而驰的。从控制房地产泡沫的角度，地
方政府收房地产税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打破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仅仅是
改为征收房地产税，地方政府会无法无天地收，中国的中产阶级当然不会买账，他们的
负担已经是很重了。假如说第一套房少收一点、甚至不收，第二套、第三套向上累进征
收，那就是走控制的老路。现在房地产税要怎么收还不知道，但如果让地方政府把这个
作为它主要财政收入的话，那它可能就胡来了。现在土地收入这一块，占地方政府一半
以上的财政收入，有的地方甚至达到60%、70%。所以还是要改“九四体制”。如果中央
不把事权收上来，就得把财权放下去;如果不把财权放下去，就要把事权收上来。只有
这两种选择。中央政府现在钱越来越多，却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结果是中央出政策，地
方出钱，这种事情能够做得好吗?
当然，要改革“九四体制”，肯定会有很大的阻力。阻力在哪?这就要对“九四体制”
所形成的中央政府集权特征分析一下。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九四体制”
之后的集权实质是中央部委的集权，并不是国务院的集权，国务院还是照样没权利。就
像毛泽东那个时代的集权，已经到了各个部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程度。表面上好象
中央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但国务院的权力越来越小了。
我觉得分权，把财权分下去，或者把事权收上来，此外，没有什么可以选择的。如果“
十二五”还是找不到社会改革的突破口的话，中国社会会越来越不稳定。现在总说要维
稳，结果是越维越不稳。
从集权到分权：动力何在?
中国实际上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如果社会改革不能取得突破的话，就会陷入恶性循
环。有人说要么往真正的市场经济方向走，要么就是什么都控制，这不是危言耸听。回
到经济改革，你看现在国企扩张多快，好多民营企业家往外跑，就是因为国内环境不好
。各个地方政府都要跟国企攀亲;一些民营企业跑掉了，还有些也跟国企攀亲，觉得要
有政府的保护伞。
有人说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公共部门，那是完全错误的，西方的公共部门完全属于人民，
国有企业的老板、员工都是有监督的，重要的政策、决策都是要国会、议会通过的。中
国国有企业不是国家的，而是属于实际的代理人，这些人是既得利益者，跟国家的利益
没什么关系，跟人民的利益没什么关系。
现在为什么大家抱怨说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降低了，就是因为国有企业的无边界扩张
。国企改革原本属于经济改革的范畴，但恰恰跟社会政策是有关系的，跟贫富分化也有
关系。国有企业现在是中国贫富分化最严重的一块，你看国有企业都那么富裕。如果让
这些既得利益企业继续大肆扩张，一点限制都没有的话，整个社会会变得很危险。
深化国企改革必然触动既得利益，涉及利益再分配的问题。这就有一个采取什么样的改
革策略的问题。现在的中国改革要继续推进就要看决策者敢不敢动员改革力量，邓小平
面对既得利益，很有智慧。城市既得利益大，农村既得利益小，我就先搞农村改革。城
市改革，国有企业改不动，除了分权给他们外，我就在国有企业之外发展非国有部门，
引进外资什么的。新的利益群体成长起来后，就会对老的既得利益形成压力，促使他们
不得不进行改革;新的利益群体成长起来，还可以消化改革负面的效果。比如说国有企
业职工下岗可以到民营企业。中国现在比起邓小平时代，除了缺少政治强人，所有的改
革条件都比那时候好。至于像朱镕基所说的改不动，可能是既得利益挟持改革议程，则
是另外一个问题。
再看“九四体制”，当时就是因为太分权了，中央就抓上来了，现在这个财税体制框架
需要重新在中央、地方划分。这一块也是可以改的，因为有动力，而且改革这个东西也
不会冲击中国的大局。从历史上看，中国很多改革动力都是中央从地方得来的;从财税
体制改革看，中央也要从地方去找到动力，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都是这样的。我想
以后的政权也会是这样的。
说到集权与分权，我们经常会用十六个字概括：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
就放。“九四体制”实际上有一点好处，就是有建立了制度因素，开始走出“一放就乱
，一乱就收”这个恶性循环。“九四体制”肯定有它激进的一面，但当时如果没有1994
年的分税制度，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能力确实有问题，所以就从财税上去控制。
我觉得以后中央的宏观调控还是需要，财税控制也不可能一下子没有，全部放掉也不可
能。到现在，中国已经是市场经济方向了，中央应该把宏观调控的权重放在货币政策上
面，因为已经找到了财税之外的控制措施。所以，在财税上中央跟地方可以重新商谈一
下分配的比例。
有没有一个理想的分配比例?我觉得主要是看事权跟财权之间是否对称。发达国家比如
说一些福利国家，财税收入中央政府一般占60%左右，中国现在也是60%左右。但问题在
于，其它国家的中央政府都要负担社会福利，而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不负担的，钱是拿了
那么多，但事权什么都没有——当然有一部分是要返回到地方政府去。我经常说，中国
没有公民，只有市民，北京市的社保到天津市就不能用了，因为都是地方政府各自负责
。经济适用房、廉租房这一块中央政府不花钱，地方政府也不想搞，因为不赚钱，自己
还要贴补进去。
西方能有消费社会其实很简单，一块靠房地产保障，一块靠社会保障。如果像现在，地
方政府还是不得不把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来做，中国的社会会越来越不稳定，消费社会
也不可能建立起来。
国家的本性、组织的本性都是自私的。在改革“九四体制”的问题上，我不相信中央和
地方关系很好，中央把财权还给地方，但是你可以把很多事权收上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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