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A*****X
发帖数: 58 | 1 中国人最看重仁义。宋襄公的”妇人之仁“想必大家都知道。这个典故之所以流传下来
，大概是因为中国人太讲仁义，有时难免会过犹不及，糟糕的时候会引火烧身，
引狼入室。所以人们以此为警世之语而为戒。现在颇为流行的PUSSY价值，不过就是
西方版的泛仁义论而已。不过可悲的是，这PUSSY价值的原创者的西方人，从来不会
做宋襄公那样的蠢事。一衣带水的友邦日本地震了，海啸了，死人了，所以很多人
难免动了仁义情怀。但请先别急着做宋襄公，先问问自己，日本人曾经仁义过你吗？
他们需要你的仁义吗？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
在二战结束时写了一本叫《菊花与刀》的书，用来给美国即将对日本开始的管制提供
参考。其中对“仁义”在中日文化之间做了深刻的比较。从中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什麽在
侵华战争中会那么灭绝人性，而且拒不认错。时间过去了六十年了， 此刻我们在怜悯
他们之前，再问自己一个问题：日本人--这些曾经的禽兽--他们的本性到底变了没有？
以下摘自《菊花与刀》第22-23节：
================================================================
自7世纪以来日本不断反复地吸收中国的伦理体系，“忠”和“孝”这些词都是汉语
，但是中国人并没有把这些德视为无条件的。中国设定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德作为忠
与孝的条件。这个德即是“仁”，通常被译成“benevolence”，但它几乎意味着西方
人在说良好的人际关系时所意指的一切。父母必须有仁。如果统治者不仁，那么他的
人民起义反对他就是正当的。一个人的效忠是以仁这个条件为基础的。天子能否永据
皇位，文武百官能否永占官职，均取决于他们是否施行仁政。中国人的伦理把这
块试金石行用于所有的人际关系。
中国人的这种伦理观念在日本从未被接受。著名的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中世纪
时期两国的这种差别对比时说：“在日本，这些思想显然是与天皇制不相容的。因此，
即使作为学说也从来没有被完全接受过。”事实上在日本“仁”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
的道德，完全没有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占的那种崇高地位。它在日文中的发音是“jin”
（书写时用中国人使用的同一个字），而“行仁”或其另一种表达形式“行仁义”即使在
社会的最上层也远不是必备的德。“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人的伦理体系之外，因此
它仅是指在法律范围之外做的某种事儿。向公共慈善事业捐赠或对罪犯表示怜悯确实是
值得称赞的行为，可是这毕竟是一种额外的善事，这就是说这些并不是你非做不可的事。
“行仁义”这句话还在“法律范围之外”的另一种意义上使用，它被用来指无赖汉之
间的德。德川时代，在以袭击与杀戮为能事的家伙当中，“行仁义”即是“盗人之名誉”，
这些家伙与恃强凌弱的武士不一样，武士佩带两柄刀，他们只佩一柄长刀。当这些
亡命之徒中的一员到另一个不相识的亡命之徒那里请求避难时，为免遭以后的报复，
后者会允许他躲难，这就是“行仁义”。在现在的说法中，“行仁义”的地位降得更低了。
人们经常在议论一种该处罚的行为时提到此语：日本人的报纸上曾说过，“下等工人现
在仍在行仁义，他们应该受处罚。警察务必制止现今仍在日本各个角落里盛行的‘仁义’。
”自然他们所指的就是敲诈勒索和盗匪世界里盛行的“盗人的名誉”。现代日本的小规
模劳务承包人像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在美国港口招募意大利工人的包工头一样，同
非熟练工人缔结法外关系，再把这些工人租出去，以中饱私囊，他们的这种行为尤其
会被说成是“行仁义”。至此，恐怕已把中国人的这个“仁”的概念贬到了不能再低的
地步了【日本人在运用“知仁”这个短语时，同中国的用法较为接近。佛教徒劝人们
“知仁”，而这意味着慈悲和博爱。但是，正如日语辞典说的那样，“知仁，与其说是指
行为还不如说是指理想的人”。——原注】。日本人完全重新解释并贬低了中国体系中
这个关键性的德，并且不用任何东西取而代之以使“义务”成为有条件的，因此孝行
在日本成了必须履行的责任，即使这意味着宽恕父母的邪恶与不义。孝行只有在同
一个人对天皇的义务发生冲突时才可废弃。但是当一个人的父母是卑鄙小人时，
或者当一个人的父母正在毁灭他本人的幸福之时，孝行还是绝对不可被废弃的。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