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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923 | 1 老田
凡属文革中间的问题，都被精英们掌握的舆论弄得加倍复杂和混乱，迄今为止，精英们
的努力还没有超过地摊小报对“宫廷艳事”和“权力斗争揭密”的兴趣范围。虽然大量
的档案没有公开，但是根据已知的“政治整合”和“力量对比”，在政治竞争的视野里
，作一点结构和功能分析，还是可能的。
一、文革中间党内强势群体重新掌权
新中国政权是在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所以在第一代领导人弃世之前，无论是声望
、资历、级别还是人数，从战场上走下来的军人必然是共产党政权内部的强势群体；而
各解放区地方工作干部、地下党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则是党内的弱势群体。由于毛泽
东鼎力支持，建国后的中央高层权力格局其实是刘少奇等党内弱势群体占据优势，由前
述弱势群体组成的“南下干部”多数也是新解放地区的方面大员，这一批人在当地由于
人数少、级别高，多数需要依赖上级的组织力量支持，后来被指为“刘邓黑司令部”的
，多数是这样一批人，例如湖北的王任重、湖南张平化、广东的陶铸、赵紫阳等。
“老军头”在新中国政治中间没有多少发言权，实际上是边缘化了。这样的政治权力分
配格局，明显与党内力量对比不符，所以缺乏稳定性，常常受到强势群体的质疑，1953
年高饶反党集团和1959年彭德怀反党集团产生的基础，就是党内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的
不服气，仅仅是因为毛泽东的鼎力支持，两次危机才得以渡过。文革期间中央揪出“六
十一人叛徒集团”，确实导致中央高层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在功能上是完成了“高饶
反党集团”的未竟事业，新形成的权力格局大体上与党内的力量对比趋于一致。
毛泽东对党内弱势群体的鼎力支持，是党内政治平衡的关键筹码。文革期间毛泽东撤回
了对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党内弱势群体的支持，结果党内竞争自动失去了平衡，由此引发
党内强势群体驱逐弱势群体的竞争，这一竞争是官僚精英群体内部矛盾的体现，号称文
革期间第一、第二大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和云南赵建民特务案，都是党内强势群
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竞争引发的。
文革的早期动荡形势稳定之后，在一九六九年的“九大”之前，全国各地都建立起“三
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一般而言，革命委员会内部实际权力都是掌握在军队干部的手里
，从前的党内弱势群体很顺利地被边缘化了，权力分配格局与党内力量对比归于一致。
“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内部，参加者还有造反派和前党政官员，在后文革的叙述中间
，政治整合和象征符号的对应关系是：林彪代表是的军内当权派势力，四人帮代表的是
造反派（群众代表）势力，刘邓是作为前党政官员群体的符号代表。在毛泽东的视野里
，几股不同的政治力量是分野很鲜明的，而且取舍之间的制约条件也是相对明确的。
在这三个群体中间，造反派实际上是一种未能完成政治整合的民间力量，其得以在特定
时期存在，全赖毛泽东的个人权威支持。军队干部群体是共产党内的强势群体，一般而
言总是认为自己掌权最合理，但实际上军队干部群体在管理国家问题上最为简单粗暴，
换而言之，是最积极的“降低管理成本”的追求者，比以刘邓为符号象征的党政系统当
权派更甚。而在文革的特定时期，前党政系统当权派回归到党内弱势群体的位置上。
二、强势群体掌权追求低成本管理带来的“简单粗暴”
1969年中共“九大”之后，军队干部逐步表现出要极端降低管理成本的态势，主要的方
式是要在权力结构中间换上习惯于“令行禁止”的本系统人马，对于“不听话”的造反
派（群众代表）和前党政官员进行了系统的排斥，推动并扩大化系统清算文革造反派的
“清查五.一六反革命分子”运动，党政系统的当权派和保守派积极地配合了这一冤案
制造运动，全国有超过1000万造反派骨干被打成反革命。这样在舆论上和组织上，就把
造反派排除在掌权地位之外了。
同时，军队干部还系统制造很多秘密的专案，去清查刘邓系统干部。武汉军区政委刘丰
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许多干部也失去了原
有的政治地位。在军队干部的政治整合运动中间，先是清算了造反派势力，后是翦除前
党政系统官员。在翦除党政官员的过程中，引发了文革期间官僚精英群体内部最大的政
治冤案：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云南赵建民特务案，都是军队干部和党政系统干部矛
盾和政治竞争的爆发。“军、干、群”三结合只剩下了“军”。
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借着“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程序争执，严厉批评了军
队干部的嚣张跋扈，打击了他们的气焰。在1971年林彪事件之后，各地整人最积极的军
队干部往往被强行指控为“林彪死党”而下台，例如湖北的刘丰、河南的王新、四川的
梁兴初等人。在1973年初，实现“权归政、兵归营”，要求“支左干部”离开地方，接
着在1973年底进行十大军区对调，目的都是为了终止军队干部主导党政权力的局面。
在延安整风时期，曾经大力批评“游击习气”、“山头主义”，不愿意悉心作群众工作
和地方工作，单纯注重军事，轻视根据地建设。这些其实多半都是老军头的问题，因此
在延安整风实质上是确立干部遴选的“政治挂帅”标准，建国后也是以“非军事干部”
作为接管政权的主要依靠。相比较而言，毛泽东认为没有军功的干部，“坐天下”的意
识少些，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多些，这是毛泽东建国后坚决支持党内弱势群体掌权的原因
所在。在文革期间，军队掌权时间不长，但是带来的消极作用很大，许多今天人们控诉
的“迫害事件”，大多发生在军队干部掌权期间。
一般性的结论是，军队干部作为管理者，强行把复杂的社会事务，按照简单的军内规则
“令行禁止”来管理，在追求管理低成本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由此打击了许
多不应该受打击的人。这一段经历恰恰证明了毛泽东解放后选择的正确性。
三、重新厘定政治权力的分配格局――停止军队干政
在军队干部的主导地位终结之后，填补空白的要么是造反派（当时所谓的“新生力量”
），要么是党政系统的当权派，没有第三种选择。由于造反派没有完成政治上的整合，
组织程度很低，本身还不能构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去主导中国的政局，这一点是毛泽东素
所深知的。特别是在1974年“批林批孔”中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
义民主与法制》，在全国的造反派头头中间得到很广泛的共鸣，实际上这是造反派从当
初自称要当“革命者不怕把牢底坐穿”（亦即宣称愿意承担政治竞争的组织和管理成本
），退回到普通公民的地位上。――由于造反派对于承担政治竞争成本有着巨大的怨言
，并希望通过制度化、法制化的手段把政治竞争的成本下降为零，因此造反派在根本上
就抛弃了先锋党选择，在政治竞争的成本面前忘却了从前的政治竞争意志。
以文革的经验看，先锋党仅仅是在“哀兵奋起”的时代，才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因为
此时已经活不下去了，造反的风险和机会成本为零。由于在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两个方
面的缺陷，造反派不可能成为独立掌权或者作为权力中心来起作用。
从文革造反派的政治竞争意志和组织程度所达到的高度看，实际上无法实现通过“换班
子”的方式来解决政治上的问题，而只能作为政治平衡力量运用。这也许是毛泽东认为
一、两次或者三、四次文革解决不了问题，而需要进行周期性的“大乱达到大治”之原
因。
关于“大乱达到大治”周期的间隔，毛泽东曾经说过“过七八年再来一次”，后来又曾
经说过“一个世纪来三到四次”，后一个周期恰恰一个人的工作生命周期长度。考虑到
传统社会主义时期，民间基本上处于“政治无意识”状态，激发政治竞争意志和政治意
识，需要一种“非正常的造反运动”，那么文革这样的大民主模式和三十年左右的周期
，就很好理解了，那就是要在“大民主”的造反运动中间去产生政治意识、同时把形成
的政治平衡力量充分运用到一个人的工作周期终止之时，以尽可能减少社会为此付出的
代价。文革之所以需要，在毛泽东看来，一是由于群众无法在通常状态下产生政治竞争
意志和意识，因此需要一个特殊的大民主运动过程；二是政治平衡力量无法通过程序选
举等方式来产生。——如果这两条不成立的话，文革付出巨大成本就是错误的。
在军队“支左”干部离开地方的同时，就是所谓的“解放老干部”，让他们出来主政。
这一“解放老干部”过程的政治内涵，被1980年代之后的舆论宣传弄得加倍混乱，说成
是在周恩来和四人帮的斗争中，周恩来成功地保护了老干部并帮助他们重新返回工作岗
位，把周恩来推上老干部势力的政治代表地位。
很难想像，周能够在与毛泽东的角逐中做到这么多的事情；而且无论如何不能相信的是
，“老干部解放”的政治前提——终结军队干政——是周恩来所能做到的。这样一个常
识性错误源于老干部群体与毛泽东的对立，这些人在感情不再愿意承认毛泽东了，因为
他们感到文革中间“吃了毛泽东的亏”，因此他们天然有需要去另外找一个“恩主”来
作为政治代表拥戴。——至于说，周恩来是不是他们后来描述的那个样子，这一点已经
不重要了，关键是在周之外找不到另外的人来满足这一政治需要：在与毛泽东本人划清
界线同时，又要表明后来的政权是前面一个政权的自然延续。
在军队干部短期掌权期间（从革命委员会成立到军队“支左”干部离开地方），在政治
上所造成的消极后果已经十分严重了，毛泽东为此终结了军队干政。与此相关，由于毛
泽东排除了军队干部的主导地位，造反派又不可能独立掌权，那么必然就是老干部们逐
步复出；因此在党政干部群体中间有着部分代表意义的邓小平出来工作，也就是顺理成
章的了。——在这个意义上，探讨邓小平复出时写的检讨，其真实态度是否诚恳是没有
价值的；毛泽东是否相信他“永不翻案”的保证，也没有太大的政治意义。后来被主流
精英着意渲染的毛泽东要邓小平“为文革作结论”的事情，对照1970年代的政治格局以
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这明显是一种缺乏政治常识的说法——毛既然冒着与老干部
翻脸甚至“跌得粉碎”的风险去发动群众大民主运动，到了1975年毛泽东反而在乎邓小
平个人如何评价文革了，那不是笑话奇谈么？
其实，毛泽东如果想要不否定文革的话，他不需要作什么设计，继续让军队干部掌权就
行了。无论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是没有能力让军队干部交出党政权力退出地方政权
的，那样邓小平将永无出头之日；唯一有能力让军队干部交出党政权力退出地方政权的
只有毛泽东本人。如果毛泽东在世时，军队干部不退出地方政权，那么到毛泽东去世后
，很显然就不再有人能让他们退出地方政权了。——这意味着军队干部将会一直掌权到
1990年代苏东剧变的时节，那么中国的变化就难以想象了。根据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的
经验，军队干部掌权的消极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在有限的几年掌权时间内，所制造的“
民愤”和“官愤”都很大。在这样的背景下，很难想像1990年代的中国还有多少可能避
免苏联覆辙。
这一结果大概是毛泽东最优先需要避免的，毛泽东“两害相权取其轻”，终止了军队干
部继续掌权的局面，因此邓小平复出才有必然性，这倒不是因为毛泽东偏爱他（什么“
邓是毛的人”、“井冈山时期就如何如何”的说法都毫无政治价值），问题是当时的中
国，只有邓小平这一派人掌权的可能性最大，而消极后果相对小一些，所以邓就成为毛
泽东的不二选择。可惜邓小平自己似乎不知道这一必然的政治态势，复出工作后就拼命
去争取一个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政治平衡作为沉重代价。
四、邓小平的政治算盘
邓小平复出之后，毛泽东让他全面主持工作，邓小平用这样一个机会去强化自身的政治
代表地位。他试图通过“把造反派整下去”这样一种方式，来体现干部群体的意志和利
益，他与上海马天水私人谈话（要马以后到北京只找他）、与贾允真和赵紫阳私下谈话
（要他们下去发起“批派”运动，通过整造反派来满足干部群体的政治需要），以建立
起他们的政治代表性。同时，竭力扩张官僚队伍的人数，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手段。—
—武汉市从1973年军队“支左”干部离开之后，到1975年不到两年时间，干部数量就迅
速膨胀到超过了文革前。
邓小平在公开的场合则发动“整顿软、懒、散的班子”运动，说造反派没有经验要下去
农村锻炼，把造反派赶走。许多人说这是对文革的系统纠偏，超过了毛泽东所允许的限
度，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是邓小平过于希望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地位，以牺牲中
国的政治平衡为代价（按照当时的话说“是搞分裂”），使得干部队伍的消极面急剧放
大——在全面整造反派的过程中间，干部队伍失去了起码的监督和平衡力量。
在毛泽东去世之后，华国锋和后来的邓小平前赴后继想要通过整造反派来赢得官僚精英
群体的政治拥戴，结果彻底摧毁了这个对干部腐化有着重大制约力量的群体。通过否定
文革和整造反派，来建立政治代表性的“政治艺术”，一点也不神秘，林立果班子起草
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就已经非常清楚地叙述过了。
综合后来的演变态势看，毛泽东要求邓小平对文革有一个态度，唯一的意义在于造反派
虽然未能完成政治整合，无法独立掌握政权，但已然成为一个政治上的平衡和牵制力量
，对于减缓干部队伍的腐化和堕落是有着巨大作用，而且舍此之外并无其它替代力量。
显然，无论是什么人掌权，都面临着一个“治国如何治吏”的问题，防止干部队伍腐化
，客观上需要一种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就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现状看来，在精英阶层之
外很难有平衡力量的整合和成长；但是在中国，因为文革的群众运动这样一个特殊案例
，而且是在毛泽东本人的竭力支持之下，在造反运动和当权派的对立中，造反派才得以
成长起来并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能够部分制约精英们的走极端趋向。虽然造反派达不
到先锋党那样的自觉程度，也未能达到独立掌权的组织程度，但是已经成为政治上强有
力的牵制力量，可以作为政治上“掺沙子”的力量来策略性地运用。
邓小平如果具备起码的政治家胸怀，就应该继承这样一股来之不易的政治遗产，用来帮
助监督和威慑当权派的腐化和堕落，继续进行“掺沙子”政策，以遏制权力天然的腐败
趋势。
非常不幸，邓小平最强烈的愿望是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为达到此目的而不顾一切
。他看得见的“终南捷径”就是通过“死整造反派”去赢得官僚精英群体的拥戴，结果
造反派骨干最后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篡党夺权”等罪名送进了监狱，现实政治上就
失去了平衡力量。——按照《刑事诉讼法》“不溯及既往”的明确规定，这一枉法审判
的政治内涵就是“得罪当权派绝对不容许有好下场”，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拾，造成今天
“无官不贪”的严重局面，以至于民间盛传前总书记说过这样的话：“反腐败要亡党，
不反腐败要亡国！”
特别是在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间，在当权派限于内讧和分裂的虚弱状态时，毛泽
东亲手制止各地当权派为造反派“补台”，这样就造成了1976年可以通过简便的抓四人
帮方式来实现“和平过渡”。如果按照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时期的代表分
布状态来划分权力格局，那么造反派势力将占据各省、市、自治区三分之一以上的常委
数量，这样北京简单抓捕四人帮就不可能了。这意味着实现同样的政治变化就需要来一
次全国性的大变局，除非是调用军队，否则就无法实现，而调用军队即便成功，新成立
的政权就不可能再继续宣称是“前政权的一个自然延续和继承人”了。——这大概是毛
泽东竭力要避免的后果，所以邓小平后来的“复出”及复出方式，还都是在毛泽东临终
前刻意安排的政治格局中活动的。
毛泽东临终前再一次打倒邓小平，虽然毛明知邓“改也难”，但是仍然保留他的党籍，
千方百计为他“顺利复出”留下余地。由于毛泽东知道造反派不可能掌权，因此邓小平
在毛去世后掌权是必然的，这个必然性就体现在毛泽东终结军队干政上。毛泽东最后一
次打倒他，实际上是与邓小平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告诉人民“这个人不是我要的”，此
后邓小平上台虽然是形势使然，但是随后的中国社会变局也不是毛泽东所需要的。——
毛泽东通过在临终前再一次打倒邓小平，但却又不开除他的党籍这样一种方式，清楚地
表明了他的态度和立场，也仅此而已。此后邓小平的掌权和掌权后的辗转腾挪，基本上
都落在毛泽东的算中。
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之后，也在整造反派问题上寻求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性，结果对邓
小平造成了一个竞争的态势，这也许是迫使邓小平比华更下狠手去整造反派的依据之一
。在宪法上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再通过审判让造反派头头
统统进牢房，这使得中国的政治格局完全失去了平衡力量。邓小平后来说的“十个如果
”云云，也许有那么一点真心，但由于中国政治场域中间失去了制约力量，他确实对扭
转干部队伍的腐化趋势无能为力了。
和华国锋相比，邓小平是官僚精英群体更愿意认同的政治代表。虽然华国锋主持粉碎四
人帮，相关老同志也承诺了支持他的诺言，但关键在于华国锋不能在全面否定毛的道路
上走得更远，所以竞争力有限。在三中全会后举行的“四千人大会”上，一些干部就开
始私下议论过，说当时的政治态势是“毛泽东的旗子，刘少奇的路子，华国锋的牌子，
邓小平的法子。”
五、邓小平推进“非毛化事业”给自己造成的政治困局
根据华国锋后来跟身边的人讲，他从来没有肯定过“两个凡是”，也从未为此在中央作
过检讨。现在看来这个说法不过是一个文章作者的偶然说法，中央并不存在什么“凡是
派”，邓小平抓住这个东西开始做一篇大文章，发起所谓的“真理讨论”，结果是各省
、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表态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可
言，而是通过“相对民主”的方式，公开征求意见，整合了官僚精英群体中间“非毛化
”意志。在此之后才有了1980年的“六.二七决议”。这是一个实践优先的主题，本质
上是宣示了“原有的马列毛理论”不再符合官僚精英群体的需要，在必须继承毛泽东时
代政权合法性的前提下，就无法马上引进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意识形态来简单地加以
应用，所以短期内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这也是肯定“实践优先”。
邓小平掌权的时候，仍然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虽然经过时间的自然淘汰，老军头
们多半已经离开人世，但是残存的力量仍然不是邓小平能够主导的。所以，邓小平只能
自己“退在幕后”，以退为进，要求其它人也同时“退休”，一起进入顾问委员会。假
如他自己作为第一位的政治人物处在前台，将很难完成“改革开放”这一事业。正是因
为这个力量对比上的牵制关系，邓小平毕生未能作为名实相符的政治核心出现在中国的
政治舞台上。舍此之外，邓小平为了边缘化自己无法主导的强势群体，就提出“年轻化
和知识化”作为换班子的依据，这两个条件恰好都是建国前参加革命的那一代人无法同
时具备的。于是，新进者成为党内多数，这有利于主导权的转手。这一过程配合以给老
干部“提级、加薪、给待遇”的赎买政策，老干部们在放弃权力和地位的同时，得到了
数倍于从前的经济利益。这一政治平衡政策带来了国家财政的空前紧张，并成为国企改
革的决定性出发点。
通过这样数管齐下，邓小平基本上掌握住了政权，建立起稳定的政治同盟了，由此开始
了所谓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时代，虽然他在名义上从未担任过最高政治职务，而且他
本人也恰恰与毛泽东那一代人是同代人，不过稍微年青一些而已。他掌权时期的政治格
局是：在根据政治竞争需要迅速膨胀起来的官僚精英群体的对面，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
平衡力量；在经过各种方式完成政治整合的过程中间，财政困境已经产生而且不可避免
。——邓小平就是在这两大约束条件下开始他的“改革开放”时代的。
毛泽东时代中国资源分配的优先顺序是先改善生产条件后改善消费水平，而在邓小平的
政治调整过程中，自然地转化为先改善消费水平后改善生产条件。——中国本来就有限
的资源中，流入技术进步创新行业的资源越来越少。特别是财政困境带来一个恶果是把
国企作为提款机使用，最终导致国企的大面积衰败；而经济进步则要在已有的积累之外
去“白手起家”地艰难成长，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和潜在经济剩余损失。这意味着新中
国工业化时期所积累的资产和人力资源未能在后来的经济进步中间发挥着成长点的作用
；相反，最有价值的人力物力资源却随着国企衰败而被浪费掉了。
随着国企衰败和资产报废，工业化时期第一代参加工作的职员大多都进入退休年龄，其
退休养老费用当然就失去了依托。在原有的生产性资产报废之后，只能是由国家财政来
负担这一批人养老。——今天，社会保险支出方面所存在的巨额亏空，有人估计高达
26000亿元之巨，这已经成为今天政府财政的一个重大负担。这是与邓小平时代早期的
“好日子”和“成就”所直接对应并互为因果的困难。
在1980代，国企的生产资源分配多数依赖计划性的物资渠道，新生的所谓“民营企业”
实际上没有生存条件，从技术人员储备、生产设备存量和原材料来源上都是如此，但是
邓小平的“双轨制”模式开了一个方便之门。这些新生的所谓“民营企业”的一切生产
资源都依赖既有的国企资源，所以报纸上鼓励一切国企人力物力资源的非正常流出方式
，例如“星期六工程师”等等。——双轨制开辟了“批条子”权力的直接市场化渠道。
在非毛化舆论进行的同时，开始了以“双轨制”为主要特征的权力蜕变过程，这两者共
同损害了共产党掌权的合法性。为了邓小平时期的政治需要，开始以矮化毛泽东时代来
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特别是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重大决策”都说成是错误的，以此在
反面去证明以刘邓为代表的“管理执行”是对的。“毛氏决策错误论”在根本上直接否
定了新中国所必须面对的建设目标、资源动员方式乃至建设成就，这样的“非毛化”舆
论实际上否定了共产党政权的全部合法性，结果在逻辑上就直接论证了“西方的道路”
是唯一正确的道路。
同时，权力的蜕变过程，也在反面导致人们的严重不满，当时崔建的歌《新长征路上的
摇滚》在大学生中间曾经激起了广泛的共鸣，人们都同意那些“拿权力与金钱进行交易
”的官僚精英群体，不能再自居为中国革命的合法继承人。由于邓小平主导的“非毛化
”舆论和现实中间权力异化，彻底破坏了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传统根基，这些重大变化
都与邓小平的政治选择（即所谓“重大事情上由小平同志来掌舵”）具有因果关系。
1989年的事态发展使得学生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在这个关键时刻，邓小平上台
后使用一切手段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同盟，其脆弱性全部暴露出来了。当时很有可能在法
定程序上废黜邓——这是邓小平在政治上最为虚弱的时候。这一事实表明，邓小平在八
十年代早期完成的政治整合是很潦草的，也是经不起重大事件考验的。据后来传出来的
信息，邓小平当时基本上是其它的人说什么就是什么，推荐什么人接班就是什么人，江
泽民就是陈云和李先念共同推出的，邓小平当时表示完全同意，还在公开讲话中间说过
“第三代领导核心就是大家都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1989年的北京开枪事件不仅使得邓小平处于政治上的困难境地，而且也使得邓小平产生
了一个必须快速进行“政治上善后”的迫切需要。他必须洗脱自己作为开枪事件决策人
的不利政治后果，这使得他成为“民主和私有化主张”的对立面，勾画了自己作为“西
化道路反对者”面貌。这给邓小平带来了极大的政治定位困境，他本来是“非毛化”事
业的组织者，现在又作为一个“西化的反对者”存在，如果他不能对历史作出适当的交
待，将仅仅作为一个“权术家、自私者”进入历史。1990年江泽民上台之后开展了社会
主义教育运动，这更加刺激了邓小平，他迫切需要在残年中间重新为自己作出历史定位。
1992年的邓小平南巡，本质上是邓小平走出1989年的政治虚弱状态，重新与杨家兄弟取
得一致，取得军队的部分支持，搞一把“枪指挥党”。“南巡讲话”是邓小平在政治上
要重新确立自己作为“改革开放事业保护人”这一角色的最后努力，表现出自己不是为
了“一己之私”而是为了“一条道路”而奋斗的斗士形象。1992年后，各个政权机构，
特别是公检法和军队，都出来说要为“改革开放事业保驾护航”，这一次邓小平表现了
一个这样的意思：“国家政权到底是在谁控制之下，你们要想清楚。”据说陈云在上海
讲话表示拥护邓，于是江泽民迅速进入了大转弯轨道。
但是，邓在逻辑上的困难还是存在。既然他在1992年说的是1989年学生们没有明确说出
的内容，既然邓与学生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制度诉求高度一致，那么他为什么非要选
择“开枪”这样的极端手法来处置呢？他在1989年之后的短期内，策略叙述是他作为“
传统社会主义事业保护人”来定位，报章根据他的讲话大反“和平演变”和抨击国外“
大气候”；然而1992年他自己在南巡讲话中间又再一次亲自来反对这一解释。
邓小平不愿意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事，以为自己能够找到一条政治上的捷径，建立起自
己的政治代表性，结果他到死都没有找到。——他总是被他自己前面的“聪明”选择搞
得焦头烂额。当然，在经济上他的子女们有很大的斩获，香港有杂志动不动就把邓家选
为“世界十大富豪”什么的，其实也未必捞了那么多。邓作为政治人物，自诩为“第二
代领导核心”，“做富家翁”肯定不是他所追求的政治定位。
六、一个小结
行文至此，邓小平后半生的政治生涯的要点已经具备了，现在对此进行一个粗略的回顾
。毛泽东原先指望邓小平能够团结三个方面的力量去掌握中国的政治权力：一是前党政
官员群体，二是把文革产生的造反派作为政治平衡力量保持下来，三是把毛泽东已经边
缘化的老军头们应付好。这样的一个政权，其运作结果肯定是不大会背弃中国革命的底
层意志，不会完全丧失政治上的平衡力量，干部的腐化和堕落肯定是会有的，但是速度
将会非常缓慢。
但是，邓小平希望建立起自己的政治代表地位，于是以牺牲造反派为代价；在这一过程
终结之时，他又发现老军头们完全无法合作，必须彻底边缘化；最后，他发现新的干部
队伍根本就把握不住。邓小平总是指望一个很舒服的掌权方式，但是他毕生被自己弄得
手忙脚乱，他为了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总是愿意付出一切代价，但是代价付出之后他又总
是发现了更大困难和问题，向强势群体让步或者赎买都没有实现他的目标。
最后，他也象毛泽东那样，发现自己必须为自己的政治生涯作个注脚；可是他还发觉，
就是做到这一点也是很困难的。南巡讲话之后，他要求宋平、姚依林退休，要求朱镕基
进常委，在表面上是完成自己的定位问题，但是他似乎注定走不出“非毛化”和八九年
事件的阴影。
朱镕基掌权之后，比苏联的叶利钦更加激进，叶利钦尚不敢对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利益
下手，即便俄罗斯的财政赤字一度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8％，俄罗斯也仍然背负着免费
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措施，朱镕基为了人为地制造一个中产阶级，强行进行医疗、
教育的市场化过程。在朱执行这些政策的时候，西方人士原本期许他成为第二个“戈尔
巴乔夫”——把共产党搞垮。虽然共产党还是没有垮台，但是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化和矛
盾却因此更上层楼了，出现了孙立平所称的“断裂社会”。这个现实已呈现出威胁社会
政治安定的趋向，这已经成为“胡温新政”所面临的最棘手的优先问题。从邓小平开始
到朱镕基，中国在权力和资源分配都是向强势群体倾斜的，但是希图以此在政治上寻找
新的支撑点的努力则失败了，这些政策后果则成为后任掌权者的负担和严重困难。
毛泽东曾经说过：“无政府主义是对官僚主义的惩罚。”在苏联东欧剧变中，“对政府
和官员的不满”成为精英阶层动员民众舆论去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主要依据。邓小
平进行政治整合的基础，则充分利用并释放了毛泽东时代官僚精英群体所带来的社会怨
气，邓小平及其后任为了自己当权的政治需要，竭尽全力释放了这种不满。苏东剧变的
民间舆论基础是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官僚精英群体积累起来的基层社会对于传统社会主义
怨气；但是在中国，这一部分政治资源已经被邓小平利用完了，相反1990年代中国民间
还产生了“毛泽东热”，这是对新的精英阶层施加于平民阶层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剥夺的
正当反应，特别是对朱镕基实施的政策剥夺后果的回应。前不久重庆特钢工人的示威运
动也是在街上悬挂“毛主席标准像”作为政治象征符号——中国传统社会主义时期对民
众利益和福利的那些保护措施，都完整地保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今天业已成为底层民众
的追求目标和怀念对象。
中国确实有人希望来一个彻底的“变天”（类似于苏联解体前的“国有资产的瓜分集团
”，在中国则是“买办、贪官和奸商”集团），苏联的国家解体和共产党非法，曾经使
得苏联的强势群体“国有资产的瓜分集团”的政治和法律风险下降为零——因为合格的
“债权人”被他们消灭了。
中国“瓜分集团”也是新形成的强势群体，他们在瓜分行为接近完成时（1990年代后期
），引导了中国主流话语热点的转换，热点问题迅速从经济学领域转移到政治学领域，
这个新形成的中国强势群体的代言人们，明确表示了迫切希望通过“政治市场化”以和
平地接管共产党政权的政治愿望，他们唯一的“群众基础”可能是近些年来通过大学扩
招而批量生产的“小右派”（实际上是被新的强势群体“买办、贪官、奸商”集团阻断
“上升阶梯”的候补精英群体）。
但是，由于失去了苏联东欧国家同类曾经拥有的那一份政治资源，中国这个新的强势群
体不可能赢得底层民众舆论的支持和认同。——这一区别可能具有里程碑意义，也是饶
有兴味的政治研究课题，邓小平消耗殆尽的政治资源（即“底层民众对传统社会主义的
不满”），中国新的精英集团就没有办法再使用了，这一点是否预示着中国有着不同于
苏联东欧国家的未来呢？是否会出现让美国失望的演变方向呢？目前还看不清楚，这显
然是考验新的共产党领导人的重大课题。
二○○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 T*R
发帖数: 36302 | 2 陶铸井岗山时期就是福建省委书记了，老婆是可以和老毛开玩笑的少数女红军之一。 |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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