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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66 | 1 苏联时期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曾被苏联政权认为是比索尔仁尼琴“更危险”的亚历山
大·季诺维也夫有如下的话：“1985年，还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之前，戈尔巴乔夫曾
经访问了英国。他没有去瞻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是苏联意识形态、苏共意识形态
——的创始人马克思的陵墓，而是去会见了女王。就此我曾经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过，一个历史性大叛变的时代开始了。”季诺维也夫指出：“叛变的首先是国家高层领
导人、党的机关的工作人员、意识形态领袖和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亚历山大·季
诺维也夫《俄罗斯共产主义的悲剧》，P62～63，新华出版社）
戈尔巴乔夫不知所云的“新思维”和“公开性”打开了混乱的闸门，并且由此形成了以
拥护“改革”为名的“民主派”媒体——亦即苏联的“南方系”媒体。它们逐渐构成苏
联末期的权力中心之一：“改革时期信息战的主要结构是一个三部曲：纠错—深化—破
坏。......此时，大众传媒已经成为与苏共中央并列的第二权力中心......信息心理战
第三阶段一开始，大众传媒就转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控制与指挥之下，并开始独立于中央
委员会和苏共的其他机构。所有关键岗位也逐渐转入第五纵队之手（即开始为西方所控
制）。苏共中央出版社成了印刷反民族出版物（如В·科罗季奇的《星火》杂志）的中
心。大众传媒把自由这个概念捧上了天......实际上是根据第五纵队的计划行事的。多
元论的表象，掩盖了大众媒体上开展的一场精心组织的有目的的运动。......大众传媒
的做法低级庸俗。它们需要轰动效应。性的问题五花八门，沉渣泛起。开放妓院和卖淫
合法化的呼声日高，对各种性变态兴趣陡增。一股猛烈的反文化巨浪正在袭来。它能带
来利润，还能得到拨款。而苏联曾经拥有的大量学术著作和科普读物却完全消失了。”
（В·利西奇金 Л·谢列平《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P225～227,社会科学
文献出版社））“在严肃的剧院，舞台上竟然出现了床上戏的场面，报纸杂志上出现污
言秽语已经是习以为常，而《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居然大谈口交的魅力——这可是全苏
共青团中央的报纸啊！”（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下，P716，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南方系”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 “《论据与事实》（类似于我国的《春秋大法》
杂志）1991年发行2400万份；《星火》杂志1988年发行180万册；1989年发行350万册，
1990年发行760万册。”（利西奇金 谢列平上引书，P239）与之相比，苏联共产党的机
关报《真理报》——尽管它也试图跟上“改革”的步伐——的发行量不到《论据与事实
》杂志的一半，而且党报的所谓“发行量”有着众所周知的特殊性（维·戈·阿法纳西
耶夫 《《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东方出版社，P2）。民主派”媒体的如鱼得水得
益于苏共在意识形态上的溃逃。不过这种“溃逃”不单单是因为招架不住对手：“（苏
共的）意识形态专家们用形式化的、千篇一律的陈词滥调来‘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夸
夸其谈，四平八稳，毫无实际内容，闻之令人生厌，翻来覆去地讲同一个道理，让人产
生一种动物反刍的联想。这种做法自然会引起人们反感。但这可并非在干蠢事，而是戈
尔巴乔夫分子早有预谋的策略。”与苏共意识形态专家们的那些“以......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起头的党八股相比,“大众传媒的典型风格却是放开了的新风格，
追求轰动效应和通俗性。它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利用一切此前在我国并不为人所知或鲜为
人知，但在70年过程中西方早已发表过的形形色色反苏材料......这一情况营造了一种
气氛，使人感到意外、新鲜和真实。”“民主派”媒体和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们“在只
有一个球门的赛场上进行了一场独特的足球赛，两队球员都在往里灌球。”（上引书，
P229）值得一提的是，“南方系”媒体的头头们过去也大都是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和“
忠诚的列宁主义者”。好比《星火》杂志的科罗季奇，曾在其著名的《仇恨的面孔》中
，对美国表达过刻骨的阶级仇恨。而在“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他摇身一变成了“
改革”坚定的支持者，后来又进化为“极权主义”的反对者；当“极权主义”土崩瓦解
时，他终于满心欢喜地前往了那个让他曾经极度“仇恨”的美国。
艾伦.杜勒斯在其著名讲话中（1945年，在国际关系委员会上的演说）说道：“只
有少数人，极少数人，才能感觉到或者认识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会把这些人
置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把他们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我们会找到毁谤他们的办法，宣布
他们是社会渣滓。”尽管当时作为苏共党内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并且负责意识形态工作
的利加乔夫已经觉察到情况不妙：“1987年秋，在右翼激进派报刊上，准确地说，一条
对苏联历史进行歪曲，污蔑的脉络已经清晰可见了。。”（叶·库·利加乔夫《警示》
，P152，当代世界出版社）”但他在苏共十九大的那句“你错了”（针对叶利钦）和尼
娜·安德烈耶娃的公开信“我不能放弃原则”一样，在“南方系”媒体铺天盖地对“改
革的敌人”[据利加乔夫说：“改革的敌人”一词是由“改革的施工员”亚·雅科夫列
夫发明的（上引书，P122）。它让人不禁联想起斯大林镇压时期使用的“人民的敌人”
一词]的声讨之下，“变成众人耻笑的对象”，最终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此后
，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反对全面否定苏维埃历史的人，都成了“改革的敌人”，都是“保
守势力”的代表。”（利西奇金 谢列平上引书，P238）而“你错了”和公开信作为对
试图瓦解苏联的强大力量仅有的几次微弱抵抗，被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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