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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595 | 1 一个六四<窝藏犯>的故事..........刘丹红
我叫刘丹红。十年前的此时——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九月下旬，我正在中国
湖北省武汉市从事一项秘密工作：帮助被中国政府通辑的异议人士逃离中国大陆。
一个月之後，我在武汉市的街头被秘密绑架，在一所刑事犯监狱关押了一年半并受
到审判。我於一九九一年四月获释，一九九六年三月到美国。
“窝藏包庇反革命通辑要犯”
一九八九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一家体制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
“六四”事件後，我所在研究所的所长陈子明和副所长王军涛被中国政府视为八九
民运的“黑手”，在全国进行通缉。追捕这两个人，当时被中国公安部列为头号大
案。
当时陈隐居在中国南部沿海，而王则被武汉市的朋友隐藏在深山中。八九年
九月份，公安部的追捕聚焦到了武汉，王的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在当时的政治形
势下，陈王一旦被捕，有被判处死刑的危险。於是陈王在北京的两位朋友策划了一
个救助行动，试图以偷渡的方式将他们转移到海外。北京的一位朋友负责与香港民
主团体救助大陆民运人士的“黄雀行动”联络，我则被委派到武汉去寻找王的下落
。
一九八九年十月，在非常恐怖的气氛中，我与掩护王的武汉朋友秘密取得了
联系，并与前往武汉接应的北京朋友会面，由他护送王到广州交给香港“黄雀行动
”的人。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位北京朋友此时已成了公安部门的内线，他在武汉与
我的会面完全是一个圈套，公安部门已经在我周围布下了天罗地网。事後才知道，
这位北京朋友在行动开始後不久便被捕，由於承受不住审讯的强大压力，将我们的
计划全部告诉了官方，并答应配合公安部门诱捕他昔日的朋友们。
《纽约时报》前驻北京记者纪思道（Nicholas D·Kristof）在《 觉醒的中
国 》（ 《China Wakes》 ）一书中记录了他对那位出卖朋友的北京人的采访。我
也写了一本题为《情义无价——公安部头号反革命大案》的书，详细记载了我们救
助异议人士的惊险过程以及我们被捕後在监狱中的经历和见闻。
这次救助行动的失败不仅使我们所要保护的两名异议人士落入官方之手，也
导致十七位参与救助行动的人士被捕，其中包括我和我的哥哥。
我是以“秘密绑架”的方式被捕的。那是八九年十月二十日傍晚，我正骑着
自行车行进在武汉市的大街上，突然有两辆汽车从左後方急驶而至，拦头逼住了去
路。还没等我反应过来，车里已一言不发地冲下几条大汉，几双大手以迅雷不及掩
耳之势钳住我的双肩，将我飞快地塞进一辆小轿车内。进去後，立即被一左一右牢
牢架住双臂，并且蒙上了双眼。我对自由世界最後的视觉印象是街上行人惊异的目
光。直到十八个月後我被释放时，才知道自己被关押在一个什麽样的地方。
我被关押在湖北省武汉市第二看守所。从一个好孩子、好学生、天之骄子一
下沦为阶下囚，每天和各种各样的刑事犯朝夕相处，使我对中国的底层社会、对中
国的司法系统、对人性都有了切近的认识。我将自己在监狱中的很多见闻和体会写
在了《情义无价》一书中。今天在有限的时间里，只能给大家谈两个问题：一是被
判处死刑者在生命的最後一段时间所受到的待遇，二是我在狱中是如何打破严密的
信息封锁，与外界沟通信息，并且秘密从事写作的。
目睹死囚生前倍受折磨
根据国际人权组织的统计，中国每年判处死刑的人数，比全世界其他国家死
刑人数的总和还要多。在我被关押的十八个月中，有三个女犯从我的身边被拖出去
枪毙。而被判处死刑者生前所遭受的痛苦，极少有外人知道。
身体饱受摧残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底的一天，我正与同号的人一起，按监狱的要求做火柴盒
，监号的铁门突然被打开，几位穿警服的女公安出现在门口，一脸严肃。正在我们
不知所措的时候，两个在监号外面劳改的女犯抬进来一块比门板还大的木板，木板
的左右上方各焊着一副手铐，下方则焊着一副脚镣。一位女看守告诉我们，有一个
杀人犯一审被判了死刑，在等待终审判决期间，需要我们照顾她的生活。
一听说是杀人犯，我的头脑中立即浮现出一个身材高大、目光凶悍的女人的
形象来，并且对於将要和这样的人相处感到有些恐惧。
但进入我视线的那个杀人犯却完全出乎我的意料。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太
婆，身材瘦弱而矮小，皮肤白细，表情惶恐。她一边温顺地走进门来，躺到那个木
板上，一边躲闪着女公安和我们的目光。从她的眼睛里，我第一次体会到，人的目
光可以不是“向外射”，而是“往回缩”的。
这个老太婆按照指令躺到木板上，将双手平举起来，被人铐在左右两侧的手
铐上，双脚伸直，被铐到脚镣上。这样一来，她这个人就整个被锁在了那块木板上
，如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一样。後来我才知道，这是一种新发明的刑具，叫“
板子镣”，凡是一审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从法庭一回来，立即要被锁到板子镣上，
有时看守所也用板子镣来惩罚严重违反监规的在押者。
这个杀人的老太婆叫王国珍，是湖北农村的农民。她请我给她写上诉材料，
为此详细向我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案情。她年轻时学过唱戏，共产党到她家乡的时
候，年轻漂亮的她被一个共产党的县长娶走。後来那个县长说她是“绣花枕头”，
把她抛弃了。她又嫁了个农民，生儿育女，现在孩子们也都长大了。作农民，劳累
而且收入低，她不喜欢农村生活，於是到武汉市拣垃圾卖，结果有一天被一个城里
老头骗奸。王国珍杀死了那个老头，并拿了他们家几件旧衣服，因此以“盗窃杀人
罪”被判处死刑。
每当监狱看守巡视牢房时，王国珍都会胆怯地将几句“官话”重复一遍又一
遍：“干部们啊，真是对不起你们呢呀，我犯了这大的法，给政府添了这多麻烦！
”——看得出，她是真心地感到不安。自从被县长抛弃，几十年来，她一直是个社
会角落的升斗小民，还从来没有象成为死囚之後这样被如此多的“政府的人”所关
注，她为此诚惶诚恐。
每天躺在木板上，看起来很舒服，实际上非常痛苦。王国珍被锁在板子镣上
十天之後，我们请求监狱看守把她解下来让她洗个澡。当时她双腿颤抖，必须扶着
墙壁才不至於跌倒。原来，因为双腿长期不能弯曲，韧带已经被拉松了，几乎丧失
功能。那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很多死囚被宣判或被拉去枪毙时，需要有人
架住才能站立和行走。过去还以为是被吓瘫了，直到自己与死囚同牢相处，才知道
他们很可能是刚刚从镣铐上解下来，身体已经被摧残得相当虚弱了。
被一审判处死刑的犯人在等待二审（也就是终审判决）期间，就这样一天二
十四小时地平躺着被牢牢锁在板子镣上，什么时候终审判决下来，什么时候这个苦
刑才算结束。如果是改判无期或死刑缓期执行，就被从板子镣上解下来送往劳改队
；如果是维持原判，便被反铐双手，押出去听宣判，随即被送往刑场。所以说，板
子镣是无数死囚生命中的最後一站。
至於从一审到终审判决的时间，短则二十天，长则半年甚至一年。公检法部
门给死囚上如此残酷的刑具的理由之一是：要保证死刑犯在被押上刑场的那一刻，
仍然是活着的。如果在执行死刑之前死囚已经自杀了，他们便要负责任。至於在此
之前，这些死囚活得有多么痛苦，那就顾不得了！
我曾好几次在夜深人静时，听到男号子那边的死囚大声吼叫：“要搞（死）
就快点搞！莫让老子受这个罪呀！！……”对这些死囚来说，最痛苦的并不是被枪
毙，而是在临死之前所遭受的这番折磨；相对於板子镣给他们带来的煎熬，死，已
经成为
一种幸福的解脱。
死前没有尊严
板子镣不仅将人的身体束缚到最大程度，它还同时使人失去独立和尊严。人
即便戴着手铐和脚镣也还能行动，能勉强料理自己的生活，而一旦躺到了板子镣上
，便如同一个全身瘫痪的病人一样，吃饭喝水要别人喂、大小便也要别人料理。在
看守所，照顾死囚的工作全都由其他的在押者无偿承担，我在狱中便一直担任这样
的工作。我们不仅要照顾死囚的吃喝拉撒，还要二十四小时为他们值班，轮到值夜
班的时候是不能睡觉的。
我总是尽已所能地给死囚最好的照顾，还扮演牧师和法律顾问的角色。但也
有一些女犯，尤其是年轻人，对照料死囚很不耐烦。一位十七岁的小妓女就经常呵
斥王国珍，如果恰好在她值班的时候王国珍要大小便，她就大骂不止，吓得王宁可
尿裤子也不敢让她伺候。
即使照料死囚的人比较有同情心，从不虐待死囚，被锁在板子镣上的死囚也
时时意识到自己是他人的负担，因而在内心感到愧疚和不安。还有一些死囚很自尊
，因为不愿意麻烦别人端屎端尿，就自觉减少进食和喝水的数量。就这样，他们在
人间最後的日子里，还得忍受尊严的丧失和饥饿的折磨。
不能与亲人诀别
王国珍知识水平很低，对法律一团混沌。而公检法部门的人为了避免她知道
真相後大哭大闹，带来管理上的麻烦，始终没有详细向她解释她可能受到的处罚。
因此，直到把她从板子镣上解下来送往刑场的那一刻，她都不知道自己会被处死。
在板子镣上，她一直想着今去劳改队的事，还经常唱“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
江”（中国在参加韩战时的歌曲）……王国珍犯案後从农村家里被逮捕的时候，儿
子正准备结婚，家人并不知道她犯了什麽样的罪。待一个月後儿子办完婚礼，到监
狱中给妈妈送衣服的时候，赫然见到妈妈的名字刊登在法院的布告上，并被打上红
叉。王国珍已经於当天早晨被枪毙了。据当时在场的人告诉我，王的儿子捧着布告
，完全惊呆了！
信息剥夺和精神禁锢
尽管审讯中的逼供使人痛不欲生，尽管恶劣的生活条件使我全身浮肿、尽管
我要适应弱肉强食的监狱文化……但这都不是监狱生活中最痛苦的一面。真正最令
人难以忍受的是信息的隔绝和严格的精神控制。
在我被关押的那所刑事犯看守所中，官方除了提供极其粗劣的食物，令在押
者能够“活下来”之外，其余的一切都是不允许的。
设法给亲人报信
我入狱之初，朝思暮想的就是给父母通个音讯，因为我和哥哥都是在街上被
秘密绑架的，对父母来说，意味着一儿一女突然失踪了。这对他们是多麽大的打击
，他们又会是多麽心焦啊！但是，我们在“收容审查”期间（尚未确定有罪），不
仅不允许与亲人见面、不允许请律师、不允许看书，甚至不允许给家人写封仅仅是
报安的信。我对监狱的看管人员说你们可以检查我的信件，我什么别的都不写，就
是告诉家里人，你们没有虐待我。可就是这样的信也不准写。
但我无论如何也要给家里通个音讯！在与同监号的难友熟悉之後，我发现其
中有几个人的案情不严重，可能会先後释放，於是我便请她们在心中记住我一个亲
戚的地址（怕官方检查我父母的信件），请她们出狱以後给我家写封信。难友们都
很同情，一口答应下来，并且每天把我亲戚的地址和我要他们写的内容背诵好几遍
。果然，我入狱後不到两个月，同监共有三个人先後获释。他们之中的一位一出狱
就给我家写了一封信，我父母据此才知道我和哥哥被关押在什麽地方。因为没有署
名，我至今不知道那位写信者是难友中的哪一位。
狱中积累写作素材
每一个在押者被送入监号之前，都要先被搜身，甚至连皮带和鞋带都得取下
，纸笔更是监狱中的大忌。既然基本的权利、合理的要求以公开的方式得不到允许
，我也就只有偷偷地干了。
没有纸和笔，没关系，我们有的是办法。最初是用牙膏皮当笔，做火柴盒用
的原料当纸。牙膏皮含铅，写在涂了薄薄一层牙膏的火柴盒原料上，颇有点铅笔的
效果；後来我就有了几支圆珠笔芯，使用的纸张主要是香皂的包装纸以及卫生纸。
卫生纸的质量很差，我往往要给它们先打上补丁才能用。
得到圆珠笔芯对我狱中的写作而言是一场革命。下面就给大家讲一个我如何
得到圆珠笔芯的小故事。
有一天我被带到监狱医务室看病，在走廊上看到一位在外面劳动的素不相识
的男犯子向我使眼色。我一看到那个男犯的眼色，就知道他是在暗示我什麽，而绝
不是在调戏我。在监狱这种特殊环境中，人的感觉器官变得格外敏锐，特别会察言
观色。由於没有自由，难友之间的很多交流根本不用语言，一个眼神，一个看似不
经意的动作，彼此心领神会。於是在走进医务室的时候，我故意落在看守的後面，
并把手非常自然地背在身後。就在看守已经走进医务室而我还没有进去的一瞬间，
我感到有人在我身後走过，同时有一件细小的东西落在了我的手中。我不露声色地
将那个小东西在背後塞入袖子中，没有任何大动作，看守丝毫也没有起疑。待回到
监号中偷偷一看，果然是一支圆珠笔芯。其实那个男犯人我根本不认识，但是在那
所监狱中，我们这个案子的知名度很高，刑事犯们都表示佩服我们的“义气”，因
此愿意主动帮助我们。大家在同一个环境中生活，他们知道我需要什麽。
就这样，在无数人的帮助下，我和同案的朋友们基本上能够得到外部的信息
。我在监狱中写了大量的文字资料，并且绝大部分都在我出狱前成功地传递了出来
。待我出狱後整理时，发现竟有厚厚的三大本。出狱後在中国大陆四处漂泊的五年
中，我就是以这些在监狱中积累的素材为依据，写成了一本二十三万字（中文）的
纪实文学《情义无价》，由加拿大明镜出版社出版。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中国
的政治运动以及人在政治运动中的命运、为中国的监狱和司法系统，作了一份历史
的见证。□(本文为作者在劳改研讨会上的发言) | A*******e
发帖数: 12486 | 2 这些属实么？
【在 z******n 的大作中提到】
: 一个六四<窝藏犯>的故事..........刘丹红
: 我叫刘丹红。十年前的此时——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九月下旬，我正在中国
: 湖北省武汉市从事一项秘密工作：帮助被中国政府通辑的异议人士逃离中国大陆。
: 一个月之後，我在武汉市的街头被秘密绑架，在一所刑事犯监狱关押了一年半并受
: 到审判。我於一九九一年四月获释，一九九六年三月到美国。
: “窝藏包庇反革命通辑要犯”
: 一九八九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一家体制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
: “六四”事件後，我所在研究所的所长陈子明和副所长王军涛被中国政府视为八九
: 民运的“黑手”，在全国进行通缉。追捕这两个人，当时被中国公安部列为头号大
: 案。
| m*****e
发帖数: 10963 | | g*****g
发帖数: 6798 | 4 义士,侠骨丹心.
【在 z******n 的大作中提到】
: 一个六四<窝藏犯>的故事..........刘丹红
: 我叫刘丹红。十年前的此时——也就是一九八九年的九月下旬，我正在中国
: 湖北省武汉市从事一项秘密工作：帮助被中国政府通辑的异议人士逃离中国大陆。
: 一个月之後，我在武汉市的街头被秘密绑架，在一所刑事犯监狱关押了一年半并受
: 到审判。我於一九九一年四月获释，一九九六年三月到美国。
: “窝藏包庇反革命通辑要犯”
: 一九八九年，我刚刚大学毕业，在北京一家体制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
: “六四”事件後，我所在研究所的所长陈子明和副所长王军涛被中国政府视为八九
: 民运的“黑手”，在全国进行通缉。追捕这两个人，当时被中国公安部列为头号大
: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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