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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2072 | 1 【摘要】
一、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主要是作战的需要，其次是报复洋人，与“敌视现代文明”
基本无关。
二、1900年6月之前，慈禧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灭为主，她没有对袁世凯的那篇奏折“
充耳不闻”。
三、慈禧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基本是在列强率先动武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
四、首先践踏“国际法”的是列强，而不是清政府。
五、称西什库教堂为“侵略者据点”有一定的根据。
日前，《中国青年报》刊载了袁伟时先生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该文毫不留
情地批评了历史教科书的误人之处，体现了一位老学者忧国忧民的拳拳之心，意义重大
，值得有关部门关注。然而文中涉及义和团运动的部分，却存在着一些史实方面的错误
和缺漏，在纠正旧说的同时，又会对读者产生新的误导，似有矫枉过正之嫌。笔者不揣
冒昧，草就此文，以与袁先生商榷。本文就事论事，不涉及袁先生的其它观点。
一、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主要是作战的需要，其次是报复洋人，与“敌视现代文明”
基本无关。
袁伟时先生说：“他们破坏这些设施完全出于对外来事物的敌视，而不是为了抵抗侵略
者不得不采取的应急行动。同时，这类行动波及各地，不是局部性的偶发现象。也就是
说，这是蓄意破坏财产的罪行，而不是某些史家说的抵抗侵略者的功勋。从时间看，西
摩尔军从出发到被迫撤回天津是6月10日至26日之间的事，而在此之前拆毁铁路、电线
，焚烧车站、抢掠财产的急报，已纷至沓来。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
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
这段文字犯了和教科书一样的错误——为了证明义和团“敌视现代文明”而忽视了1900
年5月27日之前的一些重要史实。袁先生大概忘记了，义和团的作战对象除了列强之外
，还有清政府。请看有关时间表(以[12]P.102-115为主并参其它)：
【子乔按：本文日期一律使用公历，引文除外。引文中的旧历日期后会注明相应的公历
日期。】
5月12日：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县高洛村杀死教民数十人（伤亡数字中外文献记载不一）
。该案因宗教信仰冲突而起，因教会干预中国司法而导致矛盾激化(详[05]P.448；[06]
P.373)。
5月13日：义和团转移到定兴县仓巨村，烧毁十数家教民房屋。直隶当局派兵前往镇压。
5月14日：直隶巡防营务处总理张莲芬到达涞水，立即致电直隶总督裕禄：“拟请饬派
杨分统再带马队—二哨，多带枪子前来；并饬罗提督派大沽李营官带步队二三哨，由塘
沽搭火车至高碑店驻防，以遏京师门户。”
5月15日：涞水县令祝芾于高洛村抓捕团民多人。
5月16日：直隶练军分统杨福同率马队八十余名由天津乘火车赶往涞水。因天津至涞水
无直达铁路，故需经津卢铁路至卢沟桥，再由卢保铁路至涿州或高碑店。
5月17日：张莲芬、杨福同捕杀团民多人。天津镇总兵罗荣光派营官李瑞带步队四百名
由塘沽乘火车开赴高碑店。
5月21日：应裕禄之请，直隶提督聂士成加派武卫前军先锋马队统领邢长春率马队二营
赴保定一带防缉义和团。
5月22日：附近义和团纷纷前往涞水助战。义和团伏击杨福同，将其杀死。
5月23日：裕禄调聂士成部步队三营、邢长春部中营一哨及左营全队（均为马队）、原
驻津马队一营、原驻高碑店步队一哨开往涞、定、涿一带，会同剿团。
5月24日：涿州义和团纷纷开赴涞水，准备与清军对仗。
5月25日：张莲芬在涞水追查杀死杨福同的凶手，并劝团民解散，团民不允。
5月26日：一些团民打算从高碑店乘坐火车去涿州，在买票时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怒
而将高碑店铁路拆毁，并拔去电杆。
5月27日：大批义和团占领涿州，并开始拆毁卢保铁路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
－卢沟桥一线及沿线设施，一直持续到6月上旬。这是运动开始一年零七个月以来，义
和团第一次大规模拆毁铁路（此前“高密反筑路运动”的主力不是义和团）。
其中5月26日拆毁高碑店铁路主要是报复铁路员工，有一定的偶然性，规模也不大，故
当时很少有人记载，相比之下27日毁路的记载就很多。据《高枏日记》载，义和团“烧
高碑店火车，亦因赴涿州时，往买火车（票），付价，无客座与之。次日又如之，激怒
放火。”(转引[14]P.55) 可见，有一部分义和团不但乘坐火车，而且还照章购票，只
因与铁路员工发生不快，才怒而毁路。其行为虽然过激，但与“敌视现代文明”毫无关
系。
至于从5月27日开始的行动，则主要是为了防止清政府继续由卢保铁路调兵前往涞、定
、涿一带，其次是为了打击报复洋人，也与“敌视现代文明”基本无关（此说以陈振江
先生为代表）([15]P.241-254)。从时间表看，清军通过铁路的迅速调集对义和团构成
了巨大威胁，而且义和团又杀了清军分统杨福同，他们料到清政府还要增兵，故先毁路
以阻之。据日本人佐原笃介等编辑的《拳事杂记》说：“二十九夜烧琉璃河，初一日早
晨复有长辛店之事……涞水……团匪专志焚站毁路，果何为乎？答：正以见团匪之愚也
。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此等举动
，非至愚至蠢者必不出此。”([08]P.245-246)
再请看1900年6月上旬义和团因作战需要而拆毁铁路的记载：
《拳匪纪略》([清]艾声)：（6月5日）“高碑店兵拳开仗，拳死数十人。大沟等村拳闻
之，急欲赴高碑助战，而白沟拳欲拆北河铁桥以阻运兵。定兴拳因与官绅约，不拆路，
力阻之，甚至叩头，白沟拳不允，竟烧桥。”([05]P.454-455) 【子乔按：可见，北
河铁桥在6月5日之前仍是完好的，而此时直隶的义和团运动已经蓬勃发展好几个月了，
白沟拳焚毁北河铁桥是为了阻止清军调动。】
《拳乱纪闻》([日]佐原笃介等)：（6月6日）“近日京中到有西兵，为数虽微，而居民
等已均甚惶惑。拳匪大队，近已由京乘坐铁路火车至津，一路即将铁路拆毁，并将黄村
之车站纵火焚烧，铁路桥梁亦遭毁去。”([07]P.122) 【子乔按：这些义和团如果真
的“敌视现代文明”，就不会乘坐火车。】
《拳乱纪闻》([日]佐原笃介等)：（6月6日）“闻有俄兵四人，因遭团匪杀伤，俄国现
特调派可萨克马兵五营，火速进京，顷刻可到，拳匪恐俄兵即至，故将天津铁路毁坏，
以阻俄兵来攻。”([07]P.123)
其实，在运动的高潮之前，义和团破坏外来事物的程度是有限的。高潮中很多团民确已
完全丧失理智，滥杀无辜，应该谴责，但“文明之邦”的正规军又何尝不是呢？这一点
被很多人忽视了。仍以铁路、电杆为例：
从1898年至1900年4月底，除山东高密县外，各地义和团和其他民众并没有大规模拆毁
铁路、电杆的行为，连这类口号都较少；从1900年4月底至8月中旬，“义和团在京津地
区和直隶、东北一些地方，广泛地掀起拆毁铁路、电杆和焚砸其它洋物洋货的活动，还
采用遍贴传单的形式造成强大的宣传攻势”([14]P.246)，而第一次大规模的实际行动
，中外学界一致认为是从5月27日开始的。八国联军战争爆发后，不但义和团拆毁铁路
，清政府也命令清军拆毁铁路以阻挡敌军([01]第26册P.144，NO.564)；从1900年8月中
旬北京陷落到1902年各地义和团运动失败，“拆毁铁路电杆的活动与宣传转入尾声，而
日趋销声匿迹。”([14]P.249)
可见，义和团开始广泛宣传拆毁铁路、电杆，正是在列强以战争胁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
的时候，而采取大规模实际行动，则正是在清政府镇压期间和八国联军战争期间。这绝
不能说是偶然的，因为卢保铁路1897年4月就已开工，1899年2月就已通车([13]P.81)，
义和团为何要等到1900年5月底才拆毁呢？周锡瑞先生也认为：“在5月的最后几周里，
涞水冲突不久，马上又发生了义和团占领涿州和首次破坏铁路线的事件。义和团最先攻
打北京至保定的铁路线，其动机无疑是期望阻挡前来镇压的官军。”([09]P.332) 这
位以客观严谨闻名学界的美国学者应该没有为义和团开脱之嫌吧？【子乔按：口号主要
用于震慑洋人，评价时应主要看实际行动。】
下面这条史料更能说明问题：
《畿南济变纪略》([清]刘春堂)：（6月底）“拳匪谬称奉旨，妖氛遍地；凡铁路官募
工役，概谓之‘二毛’，欲尽除之。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
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
，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
，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然匪首持权搜杀教民，与他厂无异，观察不敢禁也。”
([03]P.314)
当时八国联军战争已经爆发，但因为铁路官员支持义和团——哪怕是被迫的——而且保
定也不是对敌前线，所以义和团就不拆毁铁路，并能与洋务人员即“二毛子”和睦相处
。此外，义和团也不拒绝洋枪洋炮，清军就曾从山东义和团手中缴获过多支洋枪([04]P
.341)。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将一些洋枪洋炮发给天津一带的义和团，后者遂用以攻击
八国联军([11]P.179)。
不能否认一部分民众观念落后，认为火车是不祥之物，但这肯定不是拆毁铁路的主要原
因，而且也不是所有参与拆路的民众都有这种观念。显然，义和团敌视的主要不是现代
文明本身，而是被敌人用作镇压工具和侵略工具，或具有侵略背景的具体事物。同一事
物，如为敌人所用则摧毁之，如对自己有利则使用之。当然，其中也有很强烈的对洋人
的报复情绪，因为列强在修筑铁路时严重侵害了沿线居民的利益。
义和团虽然也参与了早先的“高密反筑路运动”，但不是主力，不过该运动对义和团此
后的口号、行动应有一定影响。以下为《筹笔偶存》所记载的德国欺压、屠杀高密民众
的情形：
“查明此次聚众阻工，实因华德铁路公司屡议改道，致有碍濠里水利。实因办事不遵章
程，挖毁麦苗、莱蔬；遇有坟墓，不待迁徙，即行刨掘；地价又未预发，所雇华工，复
遇事借势欺压乡民，乡民愤恨已久。”([04]P.248)
“五月十一日，有铁路公司小工在集上买鸡，瞥见年轻妇女，肆行无理。是日适逢集期
，致触众怒，群起殴辱。该小工回诉公司，德人即以拔标阻工等情，以耸其听。此系当
时肇事实在情形。而公司小工及各项厮役人等，平日仗势横行，与民间积仇不解，亦非
—日。……德兵遂由大吕庄到堤东庄。其时乡民闻洋兵远来，避圩自卫，并未先开枪炮
。因洋兵见圩内悬有团练局红旗一面，疑为拒抗，遂先开枪。……攻入圩内。共轰毙民
人十五名口，其余受伤甚众，至今尚未医痊者尚有三、四十人。二十日在刘戈庄搜查军
械，又轰毙民人五名。另有挑卖果子二人在庄外，亦被轰毙，迄未查出姓名。查以上所
毙各庄民，均系老弱佣工之人，并非能执军械打仗者。猝遇轰毙，妇稚无依，情形极为
惨酷。再十八日德兵入高密县城，借住书院，将书院所存书籍桌櫈悉数焚毁。又向城乡
各团局、民舍搜查枪械，扰累滋多。”([04]P.30-31)
袁伟时先生不提那些铁路被毁前清政府以之运兵镇压义和团的史实，不提列强及其中国
帮凶在修路时对沿线居民的巨大伤害，如强购土地、擅掘坟墓、拆毁民房、糟踏农田、
破坏水系、拖欠补偿、调戏妇女、滥杀无辜等等([04]P.30-33、248；[16]P.88-90)，
更不提由此引发的义和团运动时期拆毁铁路的肇始“高密反筑路运动”([16])，而只顾
指责义和团，说什么“义和团烧杀抢掠、敌视和肆意摧毁现代文明在前，八国联军进军
在后，这个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不应修改”。这种疏漏或隐匿必然会对部分读者产
生严重的误导。笔者前些年就曾拜读过袁文，当时信以为真，后来又读了一些义和团研
究专著和历史文献，始觉袁说之误。
二、1900年6月之前，慈禧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灭为主，她没有对袁世凯的那篇奏折“
充耳不闻”。
袁伟时先生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它对慈禧的专制淫威惹来滔天大祸竟只字不提！义
和团兴起之初，袁世凯就上奏……而且有些地位比袁世凯更高的大臣(如北洋大臣、直
隶总督裕禄等等)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慈禧充耳不闻，比较清醒的众多大臣只好保持
缄默，品质不良之辈则乘风转舵，谄上邀宠(如裕禄)。”
这段文字有些失实和片面，至少是表述不清。从义和团运动兴起到1900年5月底，慈禧
对义和团基本是以“剿”为主。当然她可能不太情愿，因为义和团自称忠于朝廷，但她
毕竟惹不起列强。慈禧只是在剿灭策略上和列强有严重分歧。列强要求全面镇压，凡参
加义和团的人一律逮捕，就连帮助义和团的人都要处决([12]P.108)。但打击面如此之
大，显然不利于慈禧的统治，而且义和团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基础的群众组织，以现有
的机动兵力，也难以实现全面镇压，如果抽调防守要地的精锐，又必然会影响国防。因
此，慈禧主张区分首从良莠，对肇衅者进行镇压，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对未肇衅者则
比较宽容，至多是强制解散。但有些地方执行时却有偏差，滥捕滥杀、戕虐良民者有之
，姑息纵容者亦有之。
慈禧想以此来分化瓦解义和团，这样既能对列强有所交代，又不致大开杀戒，激起民变
。总之，列强主张“肉体消灭”，慈禧则倾向于“组织消灭”，须知“解散”也是一种
“消灭”，而不是“利用”。这些在慈禧发布的有关上谕中体现得很清楚(详[01]第26
册，部分见下文)。【子乔按：说到这里就引出了一系列问题，如：为何慈禧一再下令
查禁义和团，而义和团运动却愈演愈烈？那些上谕会不会只是敷衍列强的？慈禧是不是
在暗中支持义和团？限于本题范围和篇幅，就不多说了，可参看笔者的《从几道上谕看
慈禧对义和团和列强的政策》。】
袁世凯上那份奏折的时间是1900年5月19日([02]上P.92-95)，并非袁先生说的“义和团
兴起之初”；慈禧接到奏折后也没有“充耳不闻”，而恰恰是采纳了袁世凯和裕禄的意
见。请看有关时间表（限于篇幅，列强和义和团的举动从略）：
5月1日：御史郑炳麟上折。他首先说明义和团反教的原因是教民仗势欺人；然后强调对
义和团一律拿禁属于“为渊殴(驱)鱼”，姑息纵容又恐“酿成巨患”；接着汇报了不利
局面：“大吏非出示严禁，即派兵弹压，数月以来，仍复固结如初。”；继而指出其严
重后果：“一旦激成变故，……其祸曷可忍言。……(洋人)若以我之所不能制者，派兵
干预，高丽党案，可借鉴也。”因此他议将义和团编为团练：“因其私团而官练之，消
患于无形耳。……尤需择公正有为之绅士为团总，……申明专备大敌之用，不得相率寻
衅，或蹈私斗之嫌。……转致外人有所藉口。……备极牢笼之术，隐寓箝制之方。”([
02]上P.84-85) 郑炳麟的建议不管是否可行，其目的主要是防止义和团肇衅惹祸，其
次也可能有国防上的战略考虑。
同日：慈禧就可否将义和团编为团练一事，征求裕禄和袁世凯的意见：“所奏是否可行
，著裕禄、袁世凯各就地方情形，通筹妥议，据实复奏。总期消患无形，毋任聚众滋事
，致启衅端，亦不得强勉从事，徒滋纷扰。”([01]第26册P.84，NO.320) 郑炳麟的建
议对正在为义和团问题头疼的慈禧有一定的吸引力，但事关重大，她不敢草率行事。
5月8日：慈禧就山东文登县民众阻止英国自行履勘威海界务一事，发布上谕：“文登百
姓不服，聚众阻止，经袁世凯电请英员缓勘，……英员竟置不理，现已酿成衅端。……
万不可一味操切从事，以致不可收拾。……先行设法解散，并详切开导绅民，勿再自贻
伊戚。是为至要。”([01]第26册，P.91，NO.343) 这一时期，慈禧对涉外事件的处理
非常谨慎，有关上谕往往措辞软弱，诸如“不可操切从事”之类的告诫更是屡见不鲜。
5月9日：慈禧下令查禁义和团：“近闻畿辅一带，义和团拳会尚未解散，渐及京师。深
恐良民被其诱惑，以致勾结为患。……著步军统领衙门严密稽查，设法除禁，毋任聚众
滋事。致启衅端。”([01]第26册，P.92，NO.347)
5月17日：裕禄上折，称直隶剿团已见成效，反对将义和团编为团练：“似此无知愚氓
，其技既无可取，而其教习之人又皆匪类，用为团练，未必能奉公守法。……且拳会方
以仇教为名，屡与教堂构衅，若假以官势，更恐恃众生事，外人益有所藉口。”但他同
时也指出：乡民参加义和团是因为，“谓此可以抵制教民欺侮，因而传习渐广，……既
不可姑息养奸，亦不可累及良善。……正本清源之计，尤要在遇有民教争执之案，该地
方官持平审断，只论是非，不分民教。有洋教士出而干预者，申明约章，以理辩骄，…
…”([02]上P.91)
同日：慈禧再次下令查禁义和团：“前因义和拳会延及京师，……近闻京城内外，奸民
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谣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应如何防范查禁之
处，著步军统领衙门……并著裕禄一体严禁。”([01]第26册，P.100，NO.377)
5月19日：袁世凯上折，全面批驳了郑炳麟的奏折。他说：义和团“其用以惑人者，…
…而平民亦多受其害。”（见袁伟时先生所引）山东剿团已有成效，“实无全省殆遍，
势不可遏各情形”。“总而言之：该拳会……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不得谓之非作
奸犯科。……不得谓之为专仇洋教。……安足以备大敌。……安望其保教堂。”([02]
上P.92-95)
此后至5月底，慈禧又多次发布查禁义和团的上谕。29日和30日发布的两篇上谕，措辞
之严厉前所鲜见([01]第26册，P.110，NO.423；P.114，NO.433)。显然，慈禧并未采纳
郑炳麟的建议，而是加紧了对义和团的围剿。其原因除了列强的压力之外，裕禄和袁世
凯的意见也是不容忽视的。
可见，袁伟时先生笔下的慈禧和原始档案中的慈禧有一些差距，下文也能体现出这一点
。当然，慈禧本质上肯定是专制的，但她毕竟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而不是一个单
纯的供今人批判的符号或泄愤的工具。
三、慈禧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基本是在列强率先动武之后不得已而为之的。
袁伟时先生说：“一个在六年前连一个‘敢于犯上’的‘蕞尔小国’——日本都无法招
架的弱国，居然要同时向包括日本在内的11国宣战！《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
派兵围攻驻华使馆！”
尽管如上文所言，但1900年6月上中旬的一系列事件还是促使慈禧正式招抚了义和团。
这是因强敌入侵、兵力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并非主动向列强挑衅。慈禧虽然憎恨列
强干预她的废立大计，但她更害怕列强直接用武力推翻她的统治。不错，慈禧在列强的
重压之下是说过一些狠话，如“嗣后遇万不得已之事，非战不能结局者，如业经宣战，
万无即行议和之理。各省督抚必须同心协力，不分畛域，督饬将士，杀敌致果。和之一
字，不但不可出诸口，并且不可存诸心。”云云（1899.11.21）([01]第25册，P.312，
NO.1220)。然而事到临头，她却极力避免和列强发生正面冲突，毕竟历次对外战争的失
败给她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从以下上谕的措辞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她当时的心
态：
1900年5月29日上谕：“近闻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武员
，烧毁电杆铁路，……迅即严拿首要，解散协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
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成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获安全而弭祸
变。”([01]第26册，P.110，NO.423) 【子乔按：有人仅根据“解散协从”四字，就
将这份上谕解读为对义和团的纵容甚至鼓励，真让人哭笑不得([17]下P.146)。】
1900年6月13日上谕：“近来畿辅一带拳匪滋事，扰及京城地面。迭经明降谕旨，晓谕
解散，并饬京营及近畿各军分投妥为弹压，乃近日焚杀之案，仍复层见叠出。……试问
自来立国之道，有纵容乱民籍以自固者乎？……朝廷但论其滋事与否，以为良莠之别，
此等匪徒，亟应严加剿办，不容再事姑息。著宋庆督饬马玉崑，刻日带队驰赴近京一带
，沿途实力剿捕。仍以严拿首犯，解散胁从为要义。至派出各营，务宜严申纪律，不准
籍端滋扰，以清奸宄而安良善。”([01]第26册P.128，NO.496) 【子乔按：慈禧一面
斥责顽固派对义和团的纵容，一面又告诫剿团的官军不要“籍端滋扰”良民。有人认为
后者是纵容义和团，这是很片面的。清军纪律涣散，经常“戕虐良民”([01]第26册P.
482，NO.1872)，结果将不少本非义和团的老百姓也逼成了义和团([02]上P.124)，故而
慈禧才进行必要的告诫。】
1900年6月13日上谕：“京津一带电杆现被匪徒拆毁不少，著裕禄即行电商盛宣怀，速
派妥员尅日集料兴工，逐段修复，……至津芦铁路，现闻洋人有干预修复之说，亟应自
我复设，免致授人以柄。……并著裕禄酌派得力队伍，随时认真弹压。毋致再有抗拒。
”([01]第26册P.127，NO.493) 【子乔按：尽管慈禧在6月3日的上谕中已经称义和团
为“朝廷赤子”([01]第26册，P.117，NO.446)，但在6月中旬的一些上谕中又称其为“
匪”，下令镇压。从口气看，不像是在敷衍列强，很可能是为避免战争而做的最后努力
。当然，清政府同时也在进行防御性的备战，这无可厚非。】
6月16日，面对来势汹汹的八国联军，慈禧急命马玉崑部“星夜迅速赴京，无片刻延误
”([01]第26册，P.134，NO.521)。怎奈远水难救近火，慈禧不得不考虑利用义和团来
弥补兵力的严重不足。同日，她要求刚毅、董福祥对义和团“一面亲自开导，勒令解散
，其有年力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严加约束。该拳民既以义勇为名，如足备折冲御侮
之资，朝廷原可宥其前愆，以观后效。”但又说：“究竟该拳民临敌接仗有无把握，世
铎等须细加察验，谋定后动，万不可孟浪从事。”([01]第26册，P.133，NO.518) 当
然，这还不是正式的招抚。第一、慈禧仍要求将义和团“解散”，只是将其中的“年力
精壮者，即行招募成军”，还未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第二、慈禧对义和团的战斗力
仍有较大的怀疑，故有“万不可孟浪从事”之语。【子乔按：不少论者根据野史笔记或
自己的猜想，说慈禧早就相信了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打算利用他们扫除洋人。依笔
者之见，还是这道上谕更可靠一些。】
清政府内部决定对外作战是在6月19日([11]P.129-130)，正式招抚义和团是在6月21日
。21日的一篇上谕说：“现在中外已开战衅。直隶天津地方义和团会同官军助剿获胜，
业经降旨嘉奖。此等义民，所在皆有。各省督抚如能召集成团，藉御外侮，必能得力。
如何办法迅速覆奏，沿江沿海各省尤宜急办。”([01]第26册，P.140，NO.544)
列强派遣远超限量的卫队进驻使馆，对皇宫构成威胁在前（5月31日至6月2日），而慈
禧放松对义和团的围剿，倾向于顽固派在后（6月3日至10日）；列强组成联军强行向北
京进发在前（6月10日），强行索要直至攻击大沽炮台在前（6月16日至17日），而慈禧
对外“宣战”并正式招抚义和团在后（6月19日-21日）。这些次序是历史事实，无法也
不应修改(详[11]P.91-137；[10]P.212-356；[12]P.114-188)。【子乔按：关于大沽炮
台之战，西方资料都称清军先开炮，中方资料有的称联军先开炮，有的称清军在备战时
走火，但这似乎并不重要。因为列强已经计划夺取大沽炮台。索要炮台的最后通牒不过
是个把戏，清军接到通牒之时，列强的军舰早已就位，准备发动突然袭击，而清军也不
可能按列强的要求在17日2点之前交出炮台，可见当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详[10]P.286-
294)。】
严格来讲，不论是6月19日的“最后通牒”([02]上P.152)、20日围攻使馆的命令，还是
21日的“宣战诏书”([01]第26册，P.141，NO.547)，都不是正式宣战。其实双方在整
个战争中都未正式宣战，也未正式断交，都留有余地。那么，首先不宣而战的是列强还
是清政府呢？显然是前者。列强在5月底6月初派遣远超限量的卫队进驻使馆，就已经可
以视为对中国新的军事侵略的开始，此举显然不仅仅是为了防范义和团。而6月10日强
行派兵向北京进发、12日开始“猎取拳民行动”(参下文)、16日强行索要大沽炮台、17
日攻陷大沽炮台等等，就更不用说了。既然列强率先动武，清政府是否“宣战”就是次
要问题了。
至于围攻使馆的真实意图，由于原始资料的匮乏，目前尚不明朗，连长于考证的林华国
先生也只把自己的观点称为“假说”([11]P.167)，我们在这里就不作任何推测了。从
客观效果来看，无疑是应该否定的。
四、首先践踏“国际法”的是列强，而不是清政府。
袁伟时先生说：“《国际法》传入中国60年后，竟要派兵围攻驻华使馆！……掩盖了清
政府践踏国际法的罪行。……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
如果孤立地看待围攻使馆事件本身，可以说它是违反“国际法”。但是，对于义和团运
动这样一个因果相连，环环相扣的多方互动过程，用截取某一片断的办法，单独指责任
何一方都是不公平的（当然，链条的起始无疑是列强侵略）。笔者也认为围攻使馆应该
否定，但理由不是“违反国际法”之类的空洞说教，而是它对反侵略战争没有起到任何
积极作用。
袁伟时先生言必称“国际法”，但这东西在当时就是一张废纸。试问：“国际法”规定
了一国可以随便向别国首都派遣卫队吗？规定了外国使节可以擅自逮捕、关押、屠杀所
驻国公民甚至政府官员吗？规定了这种卫队可以在所驻国首都“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
之”吗？
1900年5月28日，列强以“保护使馆”为名要求调集卫队进京，清政府开始拒绝了这个
要求，后来被迫同意，但限定“每馆以二三十人为率”(转[12]P.120)。然而由于各国
互相攀比([10]P.219-222)，到6月2日，八个国家共派来400多人，几是限量的两倍([02
]上P.111、114)，而且还有增加的趋势。此前，北京城里的所谓“义和团”大多是少年
儿童，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练拳，并无任何针对使馆、教堂、洋人、教民的暴力行为，有
关记载很多(如[07]P.111-114)——正因为没有暴力行为，人们才会如此关注少年儿童
的练拳活动。慈禧仍在严令查禁义和团，城外大批“正规”的义和团根本无法进入重兵
把守的北京城，使馆教堂实际上是安全的。
不少海外学者，如珀塞尔(英)、周锡瑞(美)、相蓝欣等都认为，列强派卫队进京并非明
智之举，甚至是过激行为，更是导致战争的关键之一([10]P.219；[09]P.333)；林华国
先生也认为此举影响到了慈禧对义和团的剿灭政策，顽固派势力得以抬头，城外义和团
得以大批进京([11]P.91-96)。的确如此，卫队进京极大地刺激了慈禧。稍有军事常识
和近代史常识的人都应该清楚，对腐败无能的清军和手执刀矛的义和团而言，一支400
多人装备精良的西方军队是什么概念，它驻扎在与皇宫近在咫尺的使馆内又意味着什么
。换成任何人是慈禧都会这么想：你们真是来对付义和团的吗？这400多人其实是八国
联军的先头部队，完全可以视作侵略军，可见是列强率先违反了“国际法”。
1900年6月上旬，北京周边的义和团十分活跃，制造了若干焚杀事件，清军进行了严酷
的围剿([12]P.122-139)。6月10日，西摩尔联军不顾清政府的“切实商阻”([02]上P.
142)——请注意是“商阻”——强行向北京进发，一般认为这是八国联军入侵的标志。
在京使馆人员闻讯，以为联军次日必到，一片欢腾。同日，慈禧命顽固派载漪掌管总理
各国事务衙门([01]第26册，P.122，NO.467)，京津间电报中断，北京西山英国使馆别
墅被焚([12]P.141)。
6月11日，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奉命出城迎接联军，在永定门外与奉命防范联军的清
朝甘军遭遇，甘军怒而杀之([19]P.308)。事后大学士荣禄亲赴日本使馆赔礼道歉，并
代表慈禧致哀。也许因为杉山彬是黄种人，欧洲各国反应并不强烈，日方也比较克制。
可见此事对时局的影响并不太大(详[10]P.257-258)。
由于电报中断，使馆人员并不知道西摩尔军已遭义和团阻截，以为大军近日即可到达，
于是肆无忌惮起来。6月12日，他们开始了所谓的“猎取团民行动”。早晨，德使克林
德主动袭击了两名路过使馆区的团民，逮捕一人，打跑一人。这是义和团首次出现在使
馆区，故克林德十分惊讶，也很冲动([18]P.19-20)。同日早晨，义和团首次在北京内
城焚烧教堂([12]P.145)。【子乔按：不知这两件事孰先孰后，有无关联。克林德袭击
团民，中方文献说在13日午间([12]P.148)，而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威尔则说在12日
早晨，应以后者为准。因为普特南·威尔是这么写的：“……此乃昨日之事，至今日则
更可惊骇，……”([18]P.19)，“昨日之事”即杉山彬事件。这种表述使笔者觉得他是
不会记错的，可能是克林德在13日将被俘团民的衣物送往总署，故中方以为事发在13日
。】
6月13日午间，克林德将被俘团民的衣物送往总署，称“过两点钟，匪命休矣”，清政
府官员前往要人，克林德不放([12]P.148)；傍晚，大批义和团从崇文门、前门、宣武
门冲入内城，在意、奥使馆附近焚杀，使馆卫队开枪开炮，打死多人([18]P.21-23)；
随后，使馆卫队开始巡街，屠杀义和团和北京市民([18]P.23)；晚间，义和团在北京城
内大肆焚杀([12]P.149-150) 从此双方冤冤相报，暴力活动升级，局势失控。【子乔
按：本日傍晚义和团的焚杀确与克林德囚禁团民有关，主剿派官员袁昶说：（6月13日
）“门吏等方与步军统领议弹压京城内外，遵旨严拿首要，以靖地方而弭邻衅。不意德
克使闇于事机，擅自拿办拳匪，以致激变。酉正，……拳匪不知何时闯入前三门，倏聚
数千人，……”[20] 比利时使馆随员德麦洛特说：“直到六月十三日为止，对中国教
民的袭击尚未开始。杉山彬事件和梅格林克被殴都是孤立的事件。但自十三日那一天开
始，形式起了根本的变化。”(转[10]P.273) 英国人赫德说：“六月十三日，哈德门
（引者按：崇文门）的教堂被焚，是拳民大规模摧毁所有与外国人有关的建筑的开始。
”(转[10]P.277) 《拳乱记闻》也说：“拳匪于13号之晚，在京城内起事，……”([
07]P.132)】
“猎取拳民行动”的参与者有各国公使、使馆卫队和普通在京外国人(“志愿者”)。他
们对义和团和北京市民的屠杀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为了阻止义和团对教堂的直接攻击
。这属于自卫，不必多说；第二种是为了解救被义和团围困或关押的教民。解救教民无
可厚非，但外交官和卫队往往在救出教民并控制住局面后，将失去反抗能力的团民一律
杀死([18]P.28；[12]P.276)。这无疑应该谴责，为何不能将他们逮捕并交给清政府审
判（清政府对肇事的义和团是要治罪的）？对“文明国家”提出这种要求并不过分吧？
第三种则完全是主动杀害，甚至不管是否义和团。一位外国传教士回忆说：“外国士兵
向中国人开枪是不分青红皂白的，非常放肆。”(转[10]P.276) 英国使馆人员普特南
·威尔则说：“凡见路旁黑影即开枪击之，……忽见前面有人，予等群呼曰‘止步！’
闻一悲颤之中国语音曰：‘我不是，我不是。’遂匆骤而逃，予等思彼必为一拳匪，遂
群向其逃走之方开枪击之，至少放有一百枪之多，……”([18]P.23-24) 另外，克林
德甚至在大学士徐桐的家中将其逮捕，英使窦纳乐出面后才放了他([10]P.275)。列强
的暴行只能使义和团变得更加疯狂，事态更加恶化。至此可知，所谓“使馆卫队”实即
侵略军。
在“猎取拳民行动”中，到底有多少中国人被杀，现已难于统计，但至少也有200多人
，而外国人则无一伤亡(详[10]P.271-280)！这种情况真实地反映了北京城里使馆卫队
和义和团的实力对比，而列强的决策者们也完全应该、完全能够预先估计到这种对比，
因为他们的殖民地遍布世界，显然不缺乏以快枪利炮对付原始武器的经验，难道他们也
相信了义和团“能避枪弹”的神话？这是对列强派遣八国联军的借口——“保护使馆”
——的莫大讽刺！不少论者喜欢以6月20日的围攻使馆来证明列强派遣八国联军的必要
性，其实是颠倒了历史事件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继使馆卫队进京之后，八国联军的
入侵又把慈禧向义和团方面推了一把。
“猎取拳民行动”的性质，正如相蓝欣先生所指出的：“外交官和使馆卫兵在任何所在
国家的首都擅自大开杀戒，这在文明史上也是骇人听闻的，‘猎取拳民行动’在中外历
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京洋人的心态：由于大家都以为西摩联军即将进京，中方
对他们采取的任何激烈行动都会无可奈何。‘猎取拳民行动’已大大地超过了治外法权
的范围。”([10]P.275)
我们应该谴责任何名义下的滥杀行为，不管实施者是谁，受害者是谁。袁伟时先生在文
章中只提其一而不提其二，显然会对部分读者造成严重的误导，正如他所批评的教科书
（前文已言，笔者数年前也曾被其误导）。尽管该文是在批评教科书，有所侧重，也不
应如此，故而笔者认为有澄清的必要。
五、称西什库教堂为“侵略者据点”有一定的根据。
在弄清了列强率先践踏“国际法”、率先发动侵略战争的史实后，我们再来说西什库教
堂的问题。袁伟时先生说：“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吗？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不
过是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没有材料足以证明它是‘侵略者据点’。……说这个教堂是
‘侵略者据点’，完全是信口开河。”
如果“侵略”不仅仅指军事方面，也包括文化、宗教、经济、司法等方面的话，那么在
华基督教会无疑具有侵略的性质，即便是在“义和团事件前”。这一点连西方学者都不
否认，如周锡瑞先生的名著《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有一章的标题干脆就叫“披着基督
外衣的帝国主义”([09]P.73-106)。“传教士和帝国主义结盟”([09]P.82)，教会势力
屡屡侵害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最典型的是教民中的歹徒欺压平民([24]P.472-474)
，传教士干涉中国内政司法、袒护为非作歹的教民([09]P.91-94；[17]上P.626、631)
和侵占房地产([24]P.463-468)。基督教还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猛烈冲击。教会藐视
儒家文化，不尊重中国传统宗教，企图进行文化征服([17]上P.622-624)。西什库教堂
并非“普通的法国天主教堂”，而是天主教直隶北境总堂。
再看军事侵略。众所周知，义和团对西什库教堂的围攻始于6月15日([07]P.188)，在“
猎取拳民行动”开始之后。西什库教堂驻扎着40名法国和意大利卫兵([07]P.188)，他
们是从5月底强行入京的使馆卫队中分出来的。如果笔者在前文将使馆卫队视为“侵略
军”并无不妥的话，那么这40名卫兵也显然是“侵略军”，而且他们很可能也参与了“
猎取拳民行动”（强行入京已属侵略，“猎取拳民”更是侵略）。其实，是否参与了该
行动并不是关键，因为他们和使馆卫队是一体的，只是物理位置不同。按笔者粗浅的理
解，一支军队中某一单位的对外军事行动，将被视同为整支军队的对外军事行动。这个
原则对于其他人群也许不适用，但对军队应该是适用的。
然而另一方面，西什库教堂中还有3200名避难的华人教民，数量远多于外国人([07]P.
188)。尽管教民在教会的袒护下为非作歹、欺负平民并非个别现象，有些歹徒甚至以入
教来逃避审判([09]P.99)，但大部分教民应该是无辜或罪不至死的，他们的生命不应就
这样被剥夺，教堂卫兵当时确实保护了他们。这使情况变得复杂了一些。不过从根本上
看，与其说教民是义和团运动的受害者，还不如说他们和团民一样，也是列强侵略、清
廷无能的受害者和牺牲品。值得一提的是，围困期间粮食有限，教堂首先要保证教士、
修女、卫兵的口粮，然后才是华人教民，有些教民饥饿难忍，遂从围墙缺口逃出。看来
西方教会对自己的东方教友并不是平等对待的。【子乔按：顽固派大员毓贤([02]上P.
24)、赵舒翘([02]上P.109-110)、主剿派大员裕禄([02]上P.91)、袁世凯([02]上P.28)
、基层官员徐赓陛([22]P.24-25)、力主学习西方的郑观应([23])等等，都一致认为，
反洋教运动兴起的根源是：教民良莠不齐，莠民欺压平民，而列强干涉中国内政司法，
地方政府不能持平办理，致使平民受屈，群思报复。几乎众口一词，很值得注意。现在
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则较多地从文化、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找原因，但基本上并
未忽视上述原因([09]P.73-106；[17]上P.626、下P.141)。】
这样看来，说西什库教堂是“侵略者据点”固然有可议之处，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不
能说是“信口开河”。当然，即便西什库教堂是不折不扣的“侵略者据点”，也并不意
味着义和团围攻它就一定正确，这完全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写到此处，史实问题已经说清，但笔者仍觉意犹未尽。程歗先生说：“历史学的诫鉴功
能，应该建立在人们对历史的正确认知的基础之上。”([11]P.9) 林华国先生说：“
只有在弄清历史真相后，才能对历史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11]P.19) 这些话就像
“一加一等于二”那样平淡无奇，想来不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感触，但它们却是两位义和
团研究专家几十年历经风雨之后的金玉良言，不了解历史本身的复杂性和历史研究的复
杂性，就无法体会到它们的份量。
在近来阅读义和团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深深感到，当代人眼中的义和团，有太多的迷雾
、太多的功利、太多的成见。应用层次自不必说，研究层次也是如此。不少论者笔下的
义和团——不论是正面形象，还是反面形象——用王学典先生的话说，都是意识形态层
面上的义和团，而非学术层面上的义和团，“多数是政论、时论，而非严格意义上的‘
史论’，实际上是通过研究历史来曲折地表达政见”([21]P.18)，用林华国先生的话说
则是，“在虚构历史的基础上任意发挥”([11]P.231)。
是的，义和团研究的“语境”，这是一个大问题。不过这些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范围，就
此打住。本文一孔之见，冒犯之处，尚祈袁伟时先生宽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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