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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977 | 1 有中国的，有外国的，有国家领导的，有学者的
邓小平、薄一波、万里、田纪云及中外学者论1959——1961三年困难
邓小平在1961年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说：“三年来……天灾不是主要的，人祸是主
要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现代史》1994年第3期第219页。）
1985年又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
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 （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
前人大副委员长万里说： “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
。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
‘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1998年4月30日《中国经济
时报》）
前国务院副总理、长期负责经济工作的薄一波说：“据中央有关部门汇总，到1959年4
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河南、湖南、甘肃、贵州、河北等十五个省区，无饭吃的
人口达2517万”。(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
“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
，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
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
不忘这沉痛的教训”。（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第873页）
前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田纪云说：“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
，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
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
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
历程》原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三年困难死了多少人
据中科院的报告：“三年困难时期，因粮食大幅度减产，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足而
死亡约1500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
组，《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1989）
原西安交通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现任人大副委员长蒋正华教授在1986年的计算是1700
万（1697万）(蒋正华、李楠：《中国出生率与死亡率的校正》《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1986年第3期。)
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对科尔和蒋正华的数字进行比较研究，他发现科尔多算了约
500万，蒋正华少算了约500万。他认为应该是2200万 (《中共党史研究》1997.2)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廖盖隆在《炎黄春秋》杂志第2000年第3期著文透露
，在‘大跃进’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达4000万人之巨。而安徽省则是全国饿死人
最多的省份之一。”（茆家升: 《曾希圣的功过是非要分清——读后》《南方周末》
2003年7月10日）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主任曹树基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
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曹树基《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见《中国人
口科学》2005年第1期）
国防大学教授丛进：“据测算，中国的人口1959年是6.72亿人，1960年为6.62亿人，即
减少了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了 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0‰
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人，两者相加，
1959年至 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4000万人左右”（丛进：《曲折
的岁月》第272页）
前中国社科院院长、历史学家胡绳说： “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
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由于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
，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一千万。突出的如信阳地区1960年有九个县
死亡率超过千分之一百，为正常年份的好几倍。” （胡绳《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
党史出版社 1991年版第381页）
学者金辉计算结论：“1959年至1961年三年灾难中，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
，低限值也在4000万之巨” （《“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1993《社会》杂志第四、
五期合期）。
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说：“1958年—1960年间的大跃进,这场国家的灾难，是直接由
毛主席造成的。最后大约2000万到3000万人由于缺乏营养的灾荒而丧生”（费正清：《
伟大的中国革命》第353页）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和哈佛大学拉蒙特荣誉教授
、世界著名的饥荒研究专家阿马迪亚?森在《民主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中说： “尽管
在许多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印度好得多，但中国仍然发生过饥荒，而且确实是全世界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饥荒。中国1958至1961年的饥荒饿死近三千万人，而在整整三年内，
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一直得不到纠正”。
美国人口学家科尔在1984年出版的《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估
计我国在1958到1963年超线性死亡（非正常死亡）人口约为2700万（2680）。学者杰勒
德?卡罗特认为三年中有2900万婴儿没有出生，2700万人过量死亡（彭尼?凯恩《1959—
1961中国的大饥荒》10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特别是1961年，全省粮食总产量只有75?2亿斤，征购则达到21?4亿斤，购后农村每人
留粮321?6斤，是新中国建立后最低的一年。就连关中地区一些主要产粮县的群众也难
以避免挨饿，据当年礼泉、乾县、咸阳、泾阳、三原、高陵、富平、蒲城、澄城、合阳
、大荔、华阴、临潼等关中13个主要产粮县的调查，从1月到5月上半月，每人平均只有
口粮50多斤，无粮吃的就有20多万人，家家都在搞‘瓜菜代’。到年底，外出换粮的达
10?4万人，逃荒的约有7000人。许多地方发生了浮肿、干瘦病，全省浮肿病人达4万多
人，安康地区饿死5000多人”（《陕西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第113页。）
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总有一天，历史的伟人们，必须承受历史
和后代给予的最严厉的评价” （刘源：《中华儿女》1998年第10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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