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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g 发帖数: 1985 | 1 坚强守卫祖国每一寸领土的中华民国
作者: 南方系吹吧(冯.城.红.茶) [197930:17055], 11:47:41 03/2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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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KMT如此坚强的保卫南海国土,为什么会把鸿庥岛、南子岛、敦谦沙洲、
景宏岛、南威岛和安波沙洲这些岛屿沙洲都丢失了呢?只剩下一个太平岛还好意思说保
卫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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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已经众所周知了,
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
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上篇回顾:抗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二战结束之际
,盟国方面原拟安排中国赴日受降并参与占领日本,因故未能实现。1945-1946年,中
国军队赴越南受降,成为近代以来的空前绝后之举。]
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图为
2003年11月份菲律宾空军航拍的我南沙群岛美济礁建筑群。 (环球网/图)
当然,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
中国的“列强”地位,但如果不慕虚名而求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地位,还是要
从自己的事做起。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人不受欺负。而自己
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负。而这不仅是民国
历史的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这一点解决得不好,对外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尽管成果
辉煌,仍留下许多缺陷与遗憾。1942年以后,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
彩,但从事实上收回国权,还是抗战胜利的结果。这一丰硕结果的许多部分,如今仍然
隐而不彰;同时还有许多重大的遗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领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
了日据已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和澎湖,而且还有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几件
事: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以及新疆的内附,这些成
绩,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过去,中国即便在王朝强盛时代,也缺乏海权意识。西沙、南沙,虽然一向
有我先民活动,官府却不在意。清末,李准水师虽曾巡视西沙,也未能驻守。遂使西沙
、南沙在1930年代相继为法国、日本所踞。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
》,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
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
只能在地图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为“地图开疆”。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
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未能如愿,我们可以为之遗憾,并没什么可讥
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宣示、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假如无力实争,就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东三省曾经沦陷十多年,我们是不
是应该在1932年后就把国界划在山海关?如果这样,东北后来还能收复吗?
当然,反对讥笑,并不是否定史实。抗战前,我国的很多主权宣示,确实是
无力实争,只能“地图开疆”。但抗战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中国抗议。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
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
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从此派兵长期驻守。今天西沙群岛最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
、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地
图开疆”了。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画出了“11段线”
,作为中国南海海域疆界,这就是今天我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而中国
的海军陆战队一直驻守西沙,直到1950年8月海南岛易手三个月后,西沙国民党守军“
起义”归顺新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却悄悄撤守,又回到了“地图开疆”状态
,被南越趁虚占据,直到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
至于南沙,虽经大陆政权更迭,但主岛太平岛一直由国军-台军驻守至今,
成为今天中国人在南沙惟一实际控制的自然可居岛屿——尽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岛屿
,仍是坚持主权的有力根据。而新中国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力量主要用于对台方
向,在南沙不仅军事上鞭长莫及,就是渔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从此
绝迹于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国渔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时才发现,那里已是越
南等国的天下”(赵叶苹:《南海中国渔民直面外国军舰》,《国际先驱导报》 2011
年6月17日),而解放军在1988年重返南沙时,除太平岛以外所有自然岛屿都已落入他
人之手,只能驻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盘了。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
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
但却是南海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该岛于
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妄名“西泽岛”,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力驻防,又被日本浪
人侵居。
1925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抗战爆发
后,东沙为日本海军攻陷。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
随后交还中国。1946年6月26日,中国军队登岛接收,1949年后,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和党政人员基本都撤到了台湾,但在周边
南海地区,仍然留下一些据点,即东边的东沙、南边的西沙和西边的浮水洲岛。西沙、
东沙后来的历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1955年易手,解放军驱逐了国民党人,在岛上建立
了党政军机构。但一年半后,这个面积等于西沙南沙总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湾
海权中心基点的岛屿,被交给越南(越南改名白龙尾岛)。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
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
途极为重要。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除
了浮水洲让与越南、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这些遗产中的西沙、东沙和
南沙的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对此,海峡两岸都是有贡献的:台湾一直坚守着东沙和南沙太平岛,大陆在
1974年后也开始经营南海,通过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不仅收复了
一度弃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几个礁盘上的象征性存在,为今后进一步巩固海权,
提供了基础。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
于“地图开疆”状态。抗战后,中国大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
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
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承认。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
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当然,在抗战
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
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
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
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
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
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
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
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
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
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
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
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
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
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
,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
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
导致当地民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由于当地民族(
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
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
立面,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
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
的资格;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
,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
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作
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中国的地区,与国民
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
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
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
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
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
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
。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
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
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
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
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 312页)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俄两强。抗日战争
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
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
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
“遗产”!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
:青岛和胶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
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
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
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
“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中东路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苏无关,就算按不平
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要没收的“敌产”了。然而
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
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而这时的中国,尽
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
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
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
新生社会主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过去的。1949年12月9日到 1950年2月26日,毛
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访问,其间
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另订了一个《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主要是以新中
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
与中长铁路。 .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
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
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
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到了1952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
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顺,不得
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那就再签个协
定。“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年1月7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
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1955年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
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仅从中
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正的,是雅尔塔体系
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
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
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
[上篇回顾: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
已经众所周知了,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
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上
篇回溯了南海问题和中缅边境问题的由来,本篇从新疆问题的解决谈起。]
1942年,原来有意投靠苏联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
潜在的对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
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
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南方周末资料图)
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第二东突”事件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中国在抗战期间除抗日外,维护国权的最重要成果
和随后受到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新疆的内附及随后的风波。
1942年,几乎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原来“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
靠苏联”(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
研究》1999年第3期)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潜在的对苏不满
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
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
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盛世才脱苏内附,从中国国家权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讲,是中国政府重
新落实新疆主权、保卫国家权益、抵制外来控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分离新疆地区的重大成
就。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是有共识的(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
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无怪乎,当时蒋介石自豪地
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古屋奎二:《蒋总统秘
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64页)。
尽管后来苏联一度反扑,但新疆归我的大势,终不可逆矣。
苏联对此并不甘心。1944年,苏联策动了大规模的“东土耳其斯坦(或译东
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武装起事。
当时,由苏联人装备和指挥的、拥有强大坦克、炮兵和骑兵的“东土(东突
)民族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从中苏边境附近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
),向新疆内地长驱推进,汉族居民遭到野蛮屠杀。
中国军队就像抗战时面对优势日军那样,英勇抵抗,牺牲惨重。而所谓“东
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如今国际史学界多把它称为继晚清阿古柏初立“东突”之后
的“第二东突”),则在控制区建立了反华排汉的政权体系,确立了国旗国徽,发行了
货币、邮票。
到1946年,东土民族军一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西郊的玛纳斯河,眼看
新疆就要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成为它在中亚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是后来新中
国取代了南京政府,对苏联采取“一面倒”的同盟政策,成为“兄弟党”领导的“兄弟
国家”,苏联也就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1949年,“东土民族军” 的领导班子在乘苏
联飞机赴北京谈判时,在蒙古境内坠机,全部遇难,余下负责人率部与入疆解放军“会
师”后,改编成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新疆问题遂告解决。
因此国内外不少论者都认为,是1949年革命使中国保住了新疆,而此前的中
华民国是很难保住新疆主权的。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苏联对于1949年以前和以后
的两个政权态度确实不同,对新疆政策因此也有改变。
但实际上这一改变最重要的“拐点”,并不在1949年。早在1946年东土民族
军以席卷之势打到玛纳斯河时,苏联就让它收缰刹车,转而与国民党新疆政府和谈了。
关键在于,“东土革命”是联共(布)当地民族组织(即苏联在当地民族中
发展的共产主义者)和当地穆斯林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力量联盟的产物。 “
革命”期间,苏联发现前者并不能有把握操控后者。一旦穆斯林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
和伊斯兰倾向严重起来,则苏联不但没把握消化这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甚
至“东土”的穆斯林-泛突厥主义还会对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旧有的同类势力造成激励、
形成呼应,导致苏联对中亚的控制都可能出问题。
苟如此,对苏联来说那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所以苏联在1946
年前就改变主意,不再追求打下全疆实现“东土独立建国”,而是宁可承认中国对新疆
的主权,要求“民族军”以既成事实为筹码,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组织名义上属于中
国但高度“自治”(类似盛世才时代)并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在新疆既得利益的“联
合政府”。
“东土革命”就这样成了“三区革命”,并且于次年与张治中为首的中国新
疆当局谈判成功,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南京政府代表为首、亲莫斯科与亲南京的两派少
数民族代表参加的中国新疆省联合政府。
1960年代新疆问题的最后解决
1950年解放军入疆后,继承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不同的是,代表中国中央政
府的已经从国民党人变成了共产党人,而“三区革命”势力由于在空难中失去了主要领
导人、其背后的苏联对新中国也比旧中国更近乎,苏联操控其挑战中国在新疆主权的动
机,进一步减弱了。
但是减弱的只是“动机”,而不是苏联进行干涉的“能力”。事实上,苏联
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如果说没有更加强化,至少
也没有削弱。不仅新疆的许多战略矿产在“中苏联合公司”名义下几乎就是苏联的“租
界”,苏联还沿袭盛世才的旧制,在新疆设有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塔城、阿勒泰5
个领事馆,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设那么多的领事馆,在全世界也没有二例
。
这5个领事馆,通过遍布全疆的“苏侨协会”,领导着二十多万“苏侨”,
并且还在极力发展新“侨民”。这些苏侨由于积极参加“三区革命”,很多都积累了政
治资本,在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的新疆党政军干部队伍中,他们占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
大比例,不仅高于少数民族,也高于汉族。
尤其在“三区革命”的“老解放区”(即伊犁、塔城、阿勒泰),地方党政
军文教队伍中大量都是“苏联的人”,以至于在“伊塔事件”以前,这些地区的学校大
都用的是苏联教材。
更有甚者,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由“民族军”易帜而来的解放军第5军,
仍是在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力最强的,这支军队的军长伊万诺维奇·列斯肯,是苏军
中将,苏共党员,白俄罗斯族,主要师团主官,也都有苏联国籍(后来是双重国籍),
党籍也是易帜后才由苏共转为中共的(一些人可能还是“双重党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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