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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985 | 1 坚强守卫祖国每一寸领土的中华民国
作者: 南方系吹吧(冯.城.红.茶) [197930:17055], 11:47:41 03/28/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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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KMT如此坚强的保卫南海国土，为什么会把鸿庥岛、南子岛、敦谦沙洲、
景宏岛、南威岛和安波沙洲这些岛屿沙洲都丢失了呢？只剩下一个太平岛还好意思说保
卫国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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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已经众所周知了，
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
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 ...华岳论坛 - "http://washeng.net"
［上篇回顾：抗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实质性的提高。二战结束之际
，盟国方面原拟安排中国赴日受降并参与占领日本，因故未能实现。1945-1946年，中
国军队赴越南受降，成为近代以来的空前绝后之举。］
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图为
2003年11月份菲律宾空军航拍的我南沙群岛美济礁建筑群。 （环球网/图）
当然，像入越受降抵制法国、帮助越南独立这样的国际行动，虽有助于凸显
中国的“列强”地位，但如果不慕虚名而求其实，一个国家、民族的真正地位，还是要
从自己的事做起。自己首先不受别人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帮助别人不受欺负。而自己
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负，才能谈得上真正不受外国人欺负。而这不仅是民国
历史的真正短板，也是至今仍然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以后我们还要谈到这一点。
归根结底，正是由于这一点解决得不好，对外维护国家权益的斗争尽管成果
辉煌，仍留下许多缺陷与遗憾。1942年以后，中国虽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
彩，但从事实上收回国权，还是抗战胜利的结果。这一丰硕结果的许多部分，如今仍然
隐而不彰；同时还有许多重大的遗憾，仍然有待揭示。
在领土方面，大家都知道，通过抗战，中国不仅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
了日据已半个世纪之久的台湾和澎湖，而且还有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几件
事：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以及新疆的内附，这些成
绩，对于后来的影响，也非同小可。 .
民国的遗产：南海诸岛——兼评所谓“地图开疆”说
过去，中国即便在王朝强盛时代，也缺乏海权意识。西沙、南沙，虽然一向
有我先民活动，官府却不在意。清末，李准水师虽曾巡视西沙，也未能驻守。遂使西沙
、南沙在1930年代相继为法国、日本所踞。民国政府虽于1935年出版《中国南海岛屿图
》，声明主权，但当时国势不支，不能实际驱逐入侵者。
近年，网上有人全盘否定民国时期维护国权的努力，把当时我国无力实争、
只能在地图上标示主权的情况，一概讥为“地图开疆”。其实，国势弱时先作宣示，待
国势强大后收复，本理所当然。如果后来未能如愿，我们可以为之遗憾，并没什么可讥
笑的，因为这总比连宣示都不宣示、逆来顺受、拱手让人好吧？
假如无力实争，就得承认既成事实，那么东三省曾经沦陷十多年，我们是不
是应该在1932年后就把国界划在山海关？如果这样，东北后来还能收复吗？
当然，反对讥笑，并不是否定史实。抗战前，我国的很多主权宣示，确实是
无力实争，只能“地图开疆”。但抗战后就不同了。
1946年10月，法国军舰重占南沙，引起中国抗议。法舰被迫撤退后，国民政
府派出“太平”号、“永兴”号、“中业”号和“中建”号4舰，由林遵将军率领，于
12月间相继收复西沙、南沙，从此派兵长期驻守。今天西沙群岛最大的永兴岛和中建岛
、南沙群岛最大的太平岛和中业岛，就是以这4艘军舰得名的。这当然就不是什么“地
图开疆”了。
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公布《南海诸岛位置图》，图中画出了“11段线”
，作为中国南海海域疆界，这就是今天我们坚持的南海主权“九段线”的来源。而中国
的海军陆战队一直驻守西沙，直到1950年8月海南岛易手三个月后，西沙国民党守军“
起义”归顺新中国。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西沙却悄悄撤守，又回到了“地图开疆”状态
，被南越趁虚占据，直到1974年，新中国才又通过“西沙之战”，再次收复了西沙各岛
。
至于南沙，虽经大陆政权更迭，但主岛太平岛一直由国军-台军驻守至今，
成为今天中国人在南沙惟一实际控制的自然可居岛屿——尽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岛屿
，仍是坚持主权的有力根据。而新中国由于海防薄弱，有限的海防力量主要用于对台方
向，在南沙不仅军事上鞭长莫及，就是渔民，也由于1956年后政府实行禁海政策，从此
绝迹于南沙。
直到1986年政府解禁，中国渔民“重返南沙海域探路时才发现，那里已是越
南等国的天下”（赵叶苹：《南海中国渔民直面外国军舰》，《国际先驱导报》 2011
年6月17日），而解放军在1988年重返南沙时，除太平岛以外所有自然岛屿都已落入他
人之手，只能驻守一些需要人工增高才能待人的礁盘了。
这里，还要谈谈南海诸岛中现在争议很少，因而不太受关注的东沙。
所谓“东沙群岛”，其实就是一个东沙岛，加上几处暗礁，虽非舆论焦点，
但却是南海诸岛中自然面积最大、离大陆最近、经济与国防价值也最高的岛屿。该岛于
清末曾为日本人窃占，妄名“西泽岛”，中国政府赎回后，一时无力驻防，又被日本浪
人侵居。
1925年，中国海军江宝容中校率兵驱逐日本人后，开始派兵长驻。抗战爆发
后，东沙为日本海军攻陷。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击败日寇，攻克东沙，
随后交还中国。1946年6月26日，中国军队登岛接收，1949年后，由台湾军队驻守至今
。
1950年海南岛解放后，国民党守军和党政人员基本都撤到了台湾，但在周边
南海地区，仍然留下一些据点，即东边的东沙、南边的西沙和西边的浮水洲岛。西沙、
东沙后来的历史已如前述，浮水洲于1955年易手，解放军驱逐了国民党人，在岛上建立
了党政军机构。但一年半后，这个面积等于西沙南沙总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湾
海权中心基点的岛屿，被交给越南（越南改名白龙尾岛）。
南海这些岛屿，陆地面积虽只是弹丸之地，但作为主权基点，涉及的海疆却
广达上百万平方公里，在大陆架与专属海域都逐渐主权化的今天，它们的命运对国家前
途极为重要。而我国今日在南海主权斗争中持有的态势，仍然要拜托抗战后的遗产，除
了浮水洲让与越南、南沙绝大部分岛屿被周边各国控制外，这些遗产中的西沙、东沙和
南沙的太平岛及若干礁盘，总算留在了中国人手里。
对此，海峡两岸都是有贡献的：台湾一直坚守着东沙和南沙太平岛，大陆在
1974年后也开始经营南海，通过1974年的西沙海战和1988年的赤瓜礁海战，不仅收复了
一度弃守的西沙，在南沙也保持了几个礁盘上的象征性存在，为今后进一步巩固海权，
提供了基础。
中国取得边界争议地区的主动权
海疆而外，我国自晚清以来还有大量的陆地未定边界地区，抗战前也只能处
于“地图开疆”状态。抗战后，中国大大改善了控制态势，一度取得近代以来从未有过
的主动。
例如中缅边界，晚清以来英国不断北侵，进入民国后，1914年，英国以印缅
共同宗主的身份，提出了“麦克马洪线”，但中国不承认。当时，中国在中缅段（克钦
地区）主张的是更靠外的界线，包括了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的一些地区。当然，在抗战
以前由于国力孱弱，中国政府实际无力控制这片地区，也只能“地图开疆”而已。
抗战前期，情况甚至一度恶化，由于当时英国置身事外，中国却因沿海被封
锁，严重依赖缅甸国际通道，被迫接受英国要挟，未经边界谈判，就临时通过换文，承
认了英国控制的既成事实，从而有了所谓“1941年线”（主要涉及掸邦北界）的说法。
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参战，日本侵占缅甸，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以
蒋介石为司令、美国将军史迪威为参谋长的“中印缅战区”成立，缅北控制权因而经历
了剧烈的变化。1942年，中美中英宣布废除以往的不平等旧约，签订平等新条约，其中
的中英新约，并未肯定“1941年线”，“边界未定”成为公认事实。
而在实际控制方面，中国远征军不仅在战时一度控制了大部分争议地区，而
且由于果敢汉族土司宣布内附，重庆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国军队进入佤邦，以
及1946年中国军队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称新中印公路，即今腾密公路）留驻密支那
及克钦地区等情势，抗战后，中国对这些地区仍保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乃至控制力。
尽管南京政府后来忙于打内战，并未积极扩大这种控制力，但把这个时期的
状况，仍然讥为与抗战前一样的“地图开疆”，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这个时期的许多
争议地区，不仅在中国地图上划在中国一侧，而且实际上也控制在中国人和认同中国的
地方势力手里。
而英国势力在抗战后虽然重返缅北一些地区，但却远远未能恢复战前旧观。
一是战前旧观本来就没能通过条约获得法理支持；二是不仅很多地方仍有中国军队留驻
，另一些地方也在战时乱局中为地方民族势力控制；加上战后不久，缅甸就于1947年独
立，英国仓促退出缅甸，其在缅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谈其他地区了
。
更有甚者，由于英国在殖民时期搞分而治之，禁止缅族势力进入这些地区，
导致当地民族与缅族的传统关系，本来就弱于与英、中的关系。战时，由于当地民族（
克钦族与果敢汉族尤其典型）追随中英两国抗日，而缅族的民族主义者却在很长一段时
期内，错估形势，企图通过联日反英，争取独立，因此帮助日本，不但站在了中英的对
立面，而且也加深了与中英同舟共济的克钦等缅北民族的对立。
尽管日本战败前夕，以昂山将军为代表的缅民族主义者，终于认清形势，举
兵反正，避免了像印度的鲍斯势力那样在战后被淘汰出局，得以保留了战后缅族代言人
的资格；但历史的阴影终难消除，缅族想要继承英国人在缅北的势力，并非易事，何况
，这种势力在抗战中也已大幅削弱。
此前，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败军退至中缅边境争议地区，强化了抗战后
中国人对当地的控制。在南段边境的果敢、佤山一带和北段的克钦地区，都是如此。作
为中国内战的延续，1952年，解放军也进入这些当时国人认为属于中国的地区，与国民
党作战。于是，缅北出现了中国的国共两军和各个民族势力各据一方的局面，除了几个
点外，缅甸中央政府对边境几无控制能力。
在这种情况下，缅甸领导人希望利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借新政权的力量，
消除旧政权在争议地区的势力，帮助仰光政府控制缅北。于是缅甸成为最早承认新中国
的非共产党国家之一。而当时的新中国迫切需要外部承认，对此相当感激。
于是，在后来的边界谈判中，中国政府基本以中缅段麦克马洪线和“1941年
线”为基础，承认了缅方对绝大部分争议地区的主权要求，只有片马和班洪两个象征性
地点，因历史上的抗英事件曾导致舆论沸腾，在国人心中有强烈的记忆，得以归属中国
。在其余地区，中国政府不但应缅甸的要求，撤回了1952年后进驻的解放军，而且在撤
军后缅甸政府仍然无力填补真空的情况下，应缅方要求，出兵争议地区，击败了国民党
军队，再把地方移交缅甸。
对此，缅甸总理吴努明言：“在我国，是有相当多的国民党军队的。如果中
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是非常友善地对待我国，那一定会使我们遭到很大的损害……但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于爱护我国，在国民党问题上对我们采取了一种非常富有同情心的
态度。”（余定邦：《中缅关系史》，光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 312页）
“再版巴黎和会”：雅尔塔体系造成的新国耻及纠正
前面说过，民国时期对中国国家权益的威胁主要来自日、俄两强。抗日战争
彻底打败了日本，但苏俄却也是战胜国。于是，中国尽管以比一战大得多的牺牲，赢得
了比一战伟大得多的胜利，实现了“民族解放”，但在一些地方，还是重复了一战后的
悲剧：
中国的战胜国权益得不到尊重，某些战胜国居然要求继承战败国先前的侵华
“遗产”！
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是同为战胜国的日本，抢夺了战败国德国的侵华遗产
：青岛和胶济路；
而在二战结束前夕的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同样要求继承日本的侵华遗产：以
取得不冻港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原中东铁路和满铁的总和）以及承认蒙古独立，作
为对日作战的条件。（美、英在对日作战中，牺牲比苏联大得多，但都不敢做如此要求
）
姑且不说，中东路的权益，原本就是沙俄侵华的结果，连布尔什维克也曾认
为不义，就算这权益由沙俄传给了苏俄（当年中国要收回，遭到苏联的野蛮报复），但
“九一八”之后，苏联却主动把中东路权卖给了日本，本来已经与苏无关，就算按不平
等条约的观念，中东路当时已是日本人的财产，即中国宣布要没收的“敌产”了。然而
苏联不仅索要，还公然宣称，这是要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恢复沙俄当年在华的“
光荣”！
美、英为减少自己士兵的伤亡，居然答应了苏联的要求。而这时的中国，尽
管可以在入越受降时“刁难”法国，却仍然无法对抗苏联。于是，雅尔塔会议后签订的
中苏条约，就成为抗战后的新国耻、1942年中美中英废除旧约后，新出现的惟一不平等
条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斯大林仍想沿袭这一条约。但是对于兄弟党掌权后的
新生社会主义盟国，苏联不示好是说不过去的。1949年12月9日到 1950年2月26日，毛
泽东放下新建政权百废待举的事务，对苏联进行了两个半月之久的马拉松式访问，其间
的种种波折，如今已众所周知，总之，斯大林最后答应了毛泽东的要求，另订了一个《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放弃了1945年中苏条约中攫取到的一些权益，主要是以新中
国接受雅尔塔会议的结果为条件，换得苏联承诺于1952年归还旅顺，并且尽快交还大连
与中长铁路。 .
但是斯大林对此非常恼火。近年来沈志华教授根据档案指出：正是在同意毛
泽东的要求之际，斯大林立即改变了他此前一直反对金日成对南方用兵的立场，告诉金
日成可以发动战争。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也被卷入（按沈教授的分析，其中重要原因就是要
消斯大林的火，“挽救中苏同盟”）。到了1952年，战争仍在进行，斯大林要挟说我要
按约定时间撤出旅顺了。当时仍在打仗的中国，没有像样的海军，无法防守旅顺，不得
不反过来请求苏联不要撤。斯大林说，不是我不撤，是中国人不让我撤，那就再签个协
定。“这个协定签了就惨了，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没有时间限制，实际上斯大林还是
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沈志华：《毛泽东访苏轶闻》，2011年1月7日文史大讲堂）
幸亏斯大林一年以后就去世了。后来上台的赫鲁晓夫立足未稳，要跟中国拉
关系套近乎，于是苏联于1955年主动交回了旅顺港，撤回了驻华苏军。当时苏联高层内
部对此是有异议的，强硬的斯大林主义者反对这样做。无论意识形态立场如何，仅从中
苏关系来说，我们也应当肯定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他首先修正的，是雅尔塔体系
对中国的错误，就像华盛顿会议修正巴黎和会的错误一样。
宏观地看，可以说从1942年盛世才摆脱苏联控制归附中央政府，直到1962年
伊塔事件后苏联在疆势力基本退出，中国主权在新疆与苏俄控制新疆的企图，斗争了二
十多年，最终取得了胜利。
［上篇回顾：通过抗战，中国光复了全部大陆国土，收回了台湾和澎湖，这
已经众所周知了，而过去很少提到、但意义同样重大的，是南海诸岛的归我版图、陆地
一些争议地区主动权的获得和新疆的内附，这几件事对于后来的影响，都非同小可。上
篇回溯了南海问题和中缅边境问题的由来，本篇从新疆问题的解决谈起。］
1942年，原来有意投靠苏联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
潜在的对苏不满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
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
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南方周末资料图）
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第二东突”事件
然而与上述的一切相比，中国在抗战期间除抗日外，维护国权的最重要成果
和随后受到的最大挑战，恐怕还是新疆的内附及随后的风波。
1942年，几乎与废除不平等条约同时，原来“有心使新疆脱离中央政府，投
靠苏联”（沈志华：《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近代史
研究》1999年第3期）的盛世才，眼见苏联在苏德战争初期严重失利，潜在的对苏不满
爆发，有意反正“内向”，但又首鼠两端。
国民政府当机立断，出兵新疆，盛世才反悔不成，苏军悻悻而退，民国国旗
遂取代“六星旗”飘扬天山南北，我国六分之一的国土，从此脱离北极熊之掌下。
盛世才脱苏内附，从中国国家权益和中华民族利益的角度讲，是中国政府重
新落实新疆主权、保卫国家权益、抵制外来控制和防止外部势力分离新疆地区的重大成
就。近年来我国学界对此也是有共识的（王建朗：《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
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晋阳学刊》2011年第1期）。无怪乎，当时蒋介石自豪地
宣称：新疆归顺中央，是“国民政府自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古屋奎二：《蒋总统秘
录》第13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7年版，64页）。
尽管后来苏联一度反扑，但新疆归我的大势，终不可逆矣。
苏联对此并不甘心。1944年，苏联策动了大规模的“东土耳其斯坦（或译东
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武装起事。
当时，由苏联人装备和指挥的、拥有强大坦克、炮兵和骑兵的“东土（东突
）民族军”，武器精良，训练有素，从中苏边境附近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
），向新疆内地长驱推进，汉族居民遭到野蛮屠杀。
中国军队就像抗战时面对优势日军那样，英勇抵抗，牺牲惨重。而所谓“东
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如今国际史学界多把它称为继晚清阿古柏初立“东突”之后
的“第二东突”），则在控制区建立了反华排汉的政权体系，确立了国旗国徽，发行了
货币、邮票。
到1946年，东土民族军一直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西郊的玛纳斯河，眼看
新疆就要成为苏联的囊中之物，成为它在中亚的又一个“加盟共和国”。但是后来新中
国取代了南京政府，对苏联采取“一面倒”的同盟政策，成为“兄弟党”领导的“兄弟
国家”，苏联也就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1949年，“东土民族军” 的领导班子在乘苏
联飞机赴北京谈判时，在蒙古境内坠机，全部遇难，余下负责人率部与入疆解放军“会
师”后，改编成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新疆问题遂告解决。
因此国内外不少论者都认为，是1949年革命使中国保住了新疆，而此前的中
华民国是很难保住新疆主权的。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因为苏联对于1949年以前和以后
的两个政权态度确实不同，对新疆政策因此也有改变。
但实际上这一改变最重要的“拐点”，并不在1949年。早在1946年东土民族
军以席卷之势打到玛纳斯河时，苏联就让它收缰刹车，转而与国民党新疆政府和谈了。
关键在于，“东土革命”是联共（布）当地民族组织（即苏联在当地民族中
发展的共产主义者）和当地穆斯林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伊斯兰力量联盟的产物。 “
革命”期间，苏联发现前者并不能有把握操控后者。一旦穆斯林民族主义－泛突厥主义
和伊斯兰倾向严重起来，则苏联不但没把握消化这个“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甚
至“东土”的穆斯林－泛突厥主义还会对苏联中亚各共和国旧有的同类势力造成激励、
形成呼应，导致苏联对中亚的控制都可能出问题。
苟如此，对苏联来说那就弄巧成拙、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了。所以苏联在1946
年前就改变主意，不再追求打下全疆实现“东土独立建国”，而是宁可承认中国对新疆
的主权，要求“民族军”以既成事实为筹码，与中国政府讨价还价，组织名义上属于中
国但高度“自治”（类似盛世才时代）并能最大程度地保障苏联在新疆既得利益的“联
合政府”。
“东土革命”就这样成了“三区革命”，并且于次年与张治中为首的中国新
疆当局谈判成功，达成协议，成立了以南京政府代表为首、亲莫斯科与亲南京的两派少
数民族代表参加的中国新疆省联合政府。
1960年代新疆问题的最后解决
1950年解放军入疆后，继承的就是这样的局面。不同的是，代表中国中央政
府的已经从国民党人变成了共产党人，而“三区革命”势力由于在空难中失去了主要领
导人、其背后的苏联对新中国也比旧中国更近乎，苏联操控其挑战中国在新疆主权的动
机，进一步减弱了。
但是减弱的只是“动机”，而不是苏联进行干涉的“能力”。事实上，苏联
在新疆的“特殊地位”和特殊利益，在中国政权更迭之际，如果说没有更加强化，至少
也没有削弱。不仅新疆的许多战略矿产在“中苏联合公司”名义下几乎就是苏联的“租
界”，苏联还沿袭盛世才的旧制，在新疆设有乌鲁木齐、喀什、伊犁、塔城、阿勒泰5
个领事馆，一个国家在别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设那么多的领事馆，在全世界也没有二例
。
这5个领事馆，通过遍布全疆的“苏侨协会”，领导着二十多万“苏侨”，
并且还在极力发展新“侨民”。这些苏侨由于积极参加“三区革命”，很多都积累了政
治资本，在1949年以后一段时间的新疆党政军干部队伍中，他们占有与其人数不相称的
大比例，不仅高于少数民族，也高于汉族。
尤其在“三区革命”的“老解放区”（即伊犁、塔城、阿勒泰），地方党政
军文教队伍中大量都是“苏联的人”，以至于在“伊塔事件”以前，这些地区的学校大
都用的是苏联教材。
更有甚者，1949年后的一段时间，由“民族军”易帜而来的解放军第5军，
仍是在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实力最强的，这支军队的军长伊万诺维奇·列斯肯，是苏军
中将，苏共党员，白俄罗斯族，主要师团主官，也都有苏联国籍（后来是双重国籍），
党籍也是易帜后才由苏共转为中共的（一些人可能还是“双重党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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