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w**********g
发帖数: 1985 | 1 重庆为什么这么红？
作者 余治国
《世界金融五百年》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年7月第一版作者
目录（初步）
第一章 外资与经济发展——利用还是被利用
从上海的跪式服务到重庆希尔顿扫黄
外资的罪与罚——患上外资依赖症的国家不会崛起
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的重庆策略
从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到重庆的社会化管理
外资应为内资服务——从龙芯的引入看重庆立足内资的长远战略
引进来也要走出来——重庆的对外投资
第二章 两条不同的国企改革之路
从重庆轻工“五朵金花”之一的衰败看国企私有化改制的失败
经济理论家对市场作用的认识比初级经济学教科书和普及读物的认识更无知
“八大投”重振国企雄风
以国企带动私企发展
重庆再次证明国企是民生的坚强保障
第三章 农业是本，三农问题的重庆探索
亟待改革的小农经济模式
城乡一体化的重庆要将农民变为市民
地票交易，重庆的大胆摸索
与其土地流转，不如建立合作社
金融下乡，服务农业
重庆的方向是改革的深水区
一、黑恶势力的大面积蔓延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二、黑恶势力的经济根源是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
三、治国先治吏，必须要遏制政权内卷化的现象
主要参考文献
第一章 外资与经济发展——利用还是被利用
从上海的跪式服务到重庆希尔顿扫黄
古话讲，男儿膝下有黄金，上跪天地，下跪父母。向别人下跪，意味着丧失自尊，成为
精神上的奴隶。换而言之，下跪显示了人与人之间绝对的尊卑关系，完全是一种奴性与
臣服的表现。自鸦片战争以来，国人面对强势的西方都以一种下跪的心态来逢迎他们。
直到1949年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后，国人
才终于挺直腰杆，洗刷了对外卑躬屈膝的耻辱。
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一部分中国人又跪下去了。十多年前曾发生过一个轰动全国的
“下跪事件”。1995年，珠海市瑞进电子公司韩国老板金珍仙逼迫全体员工下跪。200
多名员工被迫下跪，惟有一位名叫孙天帅的河南人严词拒绝。 孙 君从此名闻于天下。
工人下跪终究是屈于老板的淫威。但在国际大都市——上海，没隔多久竟引入了合法的
所谓自愿的下跪——日本式下跪服务。2003年，上海来邦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引入日式下
跪服务。这家公司要求保姆在第一次上门时，必须向雇主双膝跪下以示诚心。在需要体
现主仆关系的场合，保姆必须面带微笑地让上身保持弓形，眼睛还不得直视雇主。这家
公司将这种苛刻的服务要求美其名曰为：“工作没有高低贵贱，只是分工不同罢了。”
其实这无非是赤裸裸地表明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暗示了不同阶层之间具有森严的社
会等级。
伺候，这股下跪服务的风潮刮过大江南北。2003年11月，湖北武汉吉庆街街口的一家大
型美发店规定员工在与顾客交流时，统一采用单膝下跪的跪式服务。服务员将顾客迎进
店中，安排对方坐定后，需拿着纸笔，单膝跪在顾客面前，抬头询问顾客的需求。跪式
洗头、跪式传菜等侮辱人格的下跪服务很快就席卷北京、广州、济南、石家庄、郑州等
城市。甚至在上海世博会期间，日式下跪服务竟然也登起大雅之堂，据说还成为了世博
会一道“靓丽的风景”和“日中文化交融的象征”。
历来日本人就有着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与浓厚的等级意识。惧上欺下、女性依附男性、
弱者服从强者，那在日本是天经地义的社会规则。下跪服务自然理所当然。而中国人却
大为不同。在古代中国，老百姓为了生存面对官老爷要下跪那是迫不得已的。其实，中
国人几千年来一向讲究“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不患寡而患不均”，甚至于“舍
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经过20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在传统
平等的观念上更上一层楼。
但现在，很多人看似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其实骨子里还罩着马褂、拖着辫子。从强者
利用权势逼迫弱者下跪到强者用金钱诱惑弱者“自愿”下跪，平等与尊严逐渐丧尽，遗
留下的无非是上下尊卑的社会等级思想。这种强者一旦面对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强者时，
转瞬变成脊梁骨都被打断的奴性极强的乞食者。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便是如此。
在上世纪8、90年代早期，中国极度缺乏资本，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因此在当时
，设立特区，采用暂时性的优惠政策，大力引入外资，是一项非常高明的举措，不仅能
安置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就业，还能为政府提供可观的财政收入。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
的发展，给予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却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了。而一些地方政府不再像
是为人民服务的公共机构，却像是为外资进行日式下跪服务的机构。相当多的地方政府
在政绩考核的激励下，都通过各种地方性的优惠政策向本地区吸引尽可能多的外资。于
是，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一种吸引外资的恶性竞争。各地就像菜市场小贩打价格战一样
，争相给予外资一些地方性的特殊的优惠政策，相互之间比赛谁给外资的政策更优惠。
结果，引入外资不仅未给地方带来还出，反而带来了种种问题。
比如，在外资企业，尤其是在港台韩企业，严重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事例令人触目惊心
。一些外资将19世纪的原始资本主义引入了现代中国，他们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任意
加班加点，毫无底线地加强劳动强度，让工人象奴隶一样拼命干活。甚至在一切外资企
业员工猝死成为常态。不少外资企业，尤其是台港日韩企业，肆意压低、克扣和拖欠工
资来压榨出工人的血汗。不少外资还将劳动强度高、污染严重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
严重危害工人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在一些港台韩资的中小企业，采取收取雇工身份证
、边防证、临时居住证和收取抵押金等办法，强迫工人在恶劣的条件下当奴工。但这些
却被很多地方政府和官员所默许。他们小心谨慎，面对外资给与下跪式服务的超国民待
遇，唯恐因照顾不周吓走外资。一些行政官员与经济学家充分发扬死道友不死贫道的作
风，公开或私下地鼓吹，要牺牲一代农民工、牺牲一代少女换得经济发展。
在一片冰封的莽原上，重庆给我们带来了充满春意和希望的暖流。希尔顿国际酒店集团
由希尔顿家族一手建立起庞大的知名跨国公司。一般这样的跨国大公司，在一些地方将
会被视为掌上明珠，宠爱还来不及，无论如何也不会找这种企业的“茬”。但重庆却做
到了内外企业一视同仁。
重庆希尔顿酒店全资隶属于当地地产商重庆庆隆物业发展有限公司，希尔顿则是运营合
作方，负责酒店管理和经营。重庆希尔顿酒店经营管理者、酒店保安、行李员、前台登
记员、酒店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形成完整利益链条，与社会闲杂人员组成庞大的介绍、容
留妇女卖淫团伙，实行“一条龙”服务，还涉嫌毒品犯罪。自2009年11月以来，该酒店
两次被公安机关查处。但重庆希尔顿认为自己有外资背景，不仅不整改，仍旧我行我素
，肆无忌惮。
其实，无论在国内外，所谓星级酒店的黄、赌、毒非法业务不过是高档酒店行业内公开
的秘密。很多人以为，外资酒店在中国的非法行为仅仅是因为中国法律太保守，而西方
国家都是完全自由的开放社会。这完全是国内媒体多年误导与好莱坞电影宣传的结果。
其实，西方国家主流社会较为保守。比如在美国，清教文化是社会主流。在美国中西部
城市，朝九晚五才是正常生活，主流家庭在工作之外无非是社区教堂的活动。只有在电
影中才存在着灯红酒绿的不夜城和莺歌燕舞的红磨坊。深受清教影响的美国人认为，一
个人道德水准的高低决定了其业务能力的强弱。因此，公众人物为维护良好的公开形象
都保持着私生活的严谨性。
对酒店等服务业的清理整顿在西方国家一样是常态。比如，奥地利警方就曾扫过英国选
美公司的黄。这家英国公司打着全球选美的旗号，以时装表演为由，用高薪引诱东欧各
国、黎巴嫩与委内瑞拉的青年妇女签订合同，然后以暴力威逼和金钱诱惑，迫使她们沦
为高级妓女，将她们送往遍布全球的五星级饭店或政要巨商的私人别墅。
在中国一些地方，高档酒店特别是外资酒店却成了无人监管的禁区，甚至变成一些地方
进行下跪服务的平台。但在重庆，这一切都成了过去。2011年1月，重庆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对重庆庆隆屋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彭治民等32人进行公开宣判，对他
们所犯的罪行给予应有的惩罚。面对外资及其附庸，重庆终于敢于说不，率先站了起来。
外资的罪与罚——患上外资依赖症的国家不会崛起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外资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逐渐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尤以广
东珠三角地区为甚。这种依赖外资的发展模式是东南亚国家、拉美国家曾走过的旧路。
从历史上看，外资仅适用于经济规模较小的国家。此外，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达国家
的对外投资与国际大格局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达国家对落
后国家的控制从早期直接控制的炮舰政策逐渐转变为间接控制的扶植代理人政府。到了
上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转而采用更为隐蔽的金融与经济的手段控制落后国家。
外国资本从来不是天使一般的善类。资本的唯一目的是增值，通过政治与军事手段资本
越过国界即为殖民主义，通过经济与金融手段资本越过国界则是新殖民主义。 1994年
8月1日 ，美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殖民主义》的文章指出，“什么样的人是新
殖民主义者？他们手中拿的是计算器而不是枪枝；他们穿的是上班时的服装，而不是战
斗服装；他们宣传的是自由市场经济的福音，而不是传教的福音。新殖民主义者是以世
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首的国际捐赠者，但也包括西方各国大使馆、商业银行和
新兴的非政府组织人员。他们并不大事声张，也不使用枪炮，便在落后国家里扩展了势
力，这种势力要比任何武力所达到的大得多和阴险得多。”
当然，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由于落后国家资本极其匮乏，新殖民主义可以促进被殖民国
家经济的适度发展。但是，过度依赖外资的发展模式最终造就的不会是共同富裕，而是
少数发达国家的富裕与大多数落后国家的贫困，少数地区的富裕与大多数地区的贫困，
少数人的富裕与大多数人的贫困。简而言之，过度依赖外资是一种 “外资依赖症”的
病态行为。
从经济史上来看，拉丁美洲国家、菲律宾都曾有过利用外资的经济腾飞的时代，但却很
快都陷入经济停滞甚至倒退的陷阱之中，甚至整个国家都会陷入长期的动荡之中。如果
引入外资给中国带来的是这样的结局，那只能说，我们不是在利用外资，而是我们被外
资利用。
一般来说，中国引入的外资分为两种类型：一是西方大型跨国公司，主要集中于机械、
电气、重化工项目等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二是港、澳、台、韩资企业，主要
集中于轻纺、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前者未能提升中国的技术能力，后者则一
直徘徊于血汗工厂模式。中国人仅仅赚取了微薄的税收与低廉的人工费。有数据表明，
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一些地方放纵外资掠夺性地
使用资源、无偿地排放污染，将利润让渡给了外资，将成本留在了当地。而贴牌生产，
外商则要拿走92％的利润，中方最多只拿到8％的加工费。在这种情况下，外企控制了
对外贸易的主导权，我国贸易顺差的一半以上均由外资创造。
国有或私营的民族企业本身在技术、组织管理与市场营销等各个方面普遍都与外资有较
大的差距。再加上各地政府对外资提供的优惠政策，使它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更
为不利的地位。除华为等少数企业外，大部分民族企业毫无招架之力，节节败退。
目前，每个对外开放的产业中排名前5的企业都是外资公司。在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
已控制了21个产业，占75%。比如在制鞋行业，中国出口鞋有70％以上是台商生产的；
在医药行业，全国14家国有大型骨干企业之13家被外商控股，包括西安杨森和天津中美
史克；在橡胶行业，全国骨干厂几乎都被外商控股，2004年外商独资和控股企业的产能
占中国橡胶业70%以上；在洗衣粉行业，全国8大年产8万吨以上的大厂都被4大国外民用
洗涤剂公司美国保洁、德国汉高、英国利华和日本花王收购；在玻璃行业，5大龙头企
业13年前就已与外商合资，继而被兼并或控股。至于汽车行业，全球最大的11家跨国汽
车巨头和50家汽配公司全部在华投资设店，控制了中国汽车工业。北京大学 路风 教
授指出，在汽车行业中国靠外资引进技术这个模式基本上是失败的，外资引进很多但没
有什么技术转移的效应。
当然，这并不是说，对外开放是错误的。一国的发展离不开与他国在经济、技术与文化
的交流，尤其是资本的交流。众所周知，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国民财富的动力
，是市场经济的生命线，是国家发展前进的基础。然而，资本必须通过人们的聪明才智
才能发挥作用。正如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所说，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可以将创新、生产要
素结合起来推动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这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无论是核心技术的研
发，还还是品牌价值的提升，归根结底都是人。
由于技术知识包含大量的缄默知识，所以技术能力只能通过学习获得，而技术转移的有
效性取决于接受方的学习努力程度。能力是组织内生的，所以只有民族企业通过自主开
发产品的过程，才可能锻炼出人才，发展出能力。引入外资，不能代替民族企业本身的
学习过程。恰恰相反的是，引入外资反而丢掉了民族企业原本所具有的资产、品牌和市
场。大批的民族企业被挤垮，工人大量失业，造成了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而招商引
资本身则逐渐变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捞取政绩的面子工程。
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多年来，民族品牌纷纷易主，民族企业苦苦挣扎。碳酸饮料
行业就是典例。饮料行业，全国7大名牌饮料北京“北冰洋”、沈阳“八王寺”、广州
“强力”和“亚洲”、武汉“大桥”、天津“山海关”、重庆“天府可乐”被美国可口
可乐和百事可乐悉数收购，被称为“水淹七军”。
就拿“天府可乐”来说，在与百事可乐合资前，天府可乐占中国可乐饮料8成市场份额
，在中国有108家分厂，并在俄罗斯开设分厂，在美国世贸大厦72层还设有分部，年利
税7000万元，纯利润约1000万元，总资产近亿元。1994年，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合资成
立重庆百事天府，其中百事可乐以现金投资1070万美元，天府以土地、厂房和生产设备
折价730万美元，双方投资比例为3：2。百事与天府的合作目的很明确，百事来帮助天
府发展，合资公司生产50%的百事可乐与50%的天府可乐。但百事并未遵守约定，反而逐
年降低天府可乐的产量，到2005年，天府可乐产量仅占总产量的1%。与此同时，合资公
司在成立后十几年内年年亏损，累计最高亏损达7000万元。2006年，天府将所持百事天
府的所有股权以1.3亿元的价格，全部出售给了百事，至此百事控股94．4%，完全吃掉
了天府可乐。
面对强大的外资企业，弱小的中国企业与企业家们非常渴望得到政府的呵护。天府可乐
创始人之一的李培全认为百事公司通过向百事购买糖浆原液的方式，且通过大幅度提高
浓缩液价格将利润转移到了百事。此外，百事在合资后全力推广百事品牌，有意扼杀民
族品牌“天府可乐”。天府可乐却从一个国家大型企业变成了重庆市的市级特困企业。
重庆再次让我们眼前一亮。天府可乐终于盼到了期望已久的阳光和雨露。 2010年12月
8日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判决天府可乐配方及生产工艺等属天府可乐集团公司
所有，百事公司停止使用并返还配方及生产工艺等资料。这是中国民族品牌与外国品牌
交锋的首次胜利，也是中国企业维护民族品牌获得第一次胜利。这一事件发生在重庆并
不偶然，因为这座城市对外资引入的策略是利用而不是被利用。
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的重庆策略
重庆虽然是直辖市，但除主城区外，其他区县的经济较为落后。对重庆来说，外资引入
不是过多而是太少。因此，以一定的规范，引入适量的外资，对重庆经济具有一定的促
进作用。但是，外资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只是补充，而非支柱。重庆在这一点上是非常
明确的。因此，利用外资而不是被外资利用是重庆引进外资政策的一个根本原则。
2008年7月，重庆市委提出，要力争用5年时间，将重庆建成我国内陆开放高地。重庆打
造内陆开放高地，吸引外资，看重的不仅是资金，而是整体移植一个或多个产业集群。
重庆首先从过去20多年给东南沿海少数省份带来地方利益的加工贸易入手。重庆市长黄
奇帆认为，过去的沿海加工贸易“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物流成本相对内地较低。并
且这些地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服务。而重庆发展加工贸
易，必须以新的模式解决物流成本、产业配套等问题，“一头在外，一头在内”。所谓
“一头在外，一头在内”，即沿袭销售市场“一头在外”的同时，将原材料、零部件
等生产全部实现本地化，聚集在同一城市和地区，从而大大降低物流成本。
与此同时，重庆也在调整自己的弱项，大力发展物流业，努力降低物流成本。扩建重庆
江北机场，到2015年，该机场将满足飞机起降26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000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45万吨，整个重庆将跻身全球十大航空枢纽之一。铁道部与重庆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确定重庆中国西部铁路枢纽的地位，双方联合为重庆设计了“一枢纽十三干线三支
线”的铁路网络新规划，重庆铁路在西部干线密度最大。
重庆铁海联运国际大通道已成功开通，为重庆打造了一个无海的新海港，为重庆到欧洲
开辟了一条快捷的通道。该铁海联运国际贸易大通道由集装箱中心站、铁路运输线、国
内港口、国际海运航线和国外港口五大部分组成，其起点为重庆团结村集装箱中心站，
通过渝怀线、沪昆线、京广线、广九线、平盐铁路到达深圳盐田港站，再由深圳盐田、
蛇口、赤湾等码头的每周100多条国际海运航线到达全球各大洲。重庆至深圳盐田港集
装箱铁路线实行“定点、定线、定车次、定时、定价”五定班列，全程运行时间由原来
的116小时缩短为50小时左右。重庆至欧洲的铁海联运比长三角至欧洲海运时间还快两
天。这极大地降低企业物流成本，有力助推重庆内陆开放高地建设。2010年10月，重庆
笔记本电脑基地的产品出口到欧洲，又有了一条从重庆到新疆，经俄罗斯直达欧洲的新
通道，即渝新欧国际铁路联运五定班列。这条经过欧亚大陆桥的国际物流大通道，可比
铁海联运省下2/3的时间。
此外，根据重庆水运发展规划，到2012年，重庆每年的集装箱可达到200万个，相当于
一年产生400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量；到2015年，重庆每年的集装箱可达到500万箱，相
当于一年产生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量。
2008年，黄奇帆亲赴美国惠普公司，说服惠普将4000万台产能的电脑生产基地落户重庆
。此后，他再赴台湾，与富士康总裁郭台铭会谈，最后仅花了3个半小时，便达成了合
作意向。黄奇帆事后回忆道：“我告诉他（郭台铭）今天不是向他招商，而是给他一单
生意。惠普搞了4000万台笔记本给重庆。富士康过去做了很多零部件加工，但没有做一
台整机。如果富士康到重庆，将可以获得l500万台的份额，既做整机，又做零部件，条
件则是必须把零部件厂商带过来，零部件基地要搬过来。” 紧接着，宏基、华硕、广
达、英业达等电子代工巨头接踵而来。随后，生产液晶显示器、硬盘驱动器、电源、键
盘、鼠标等电脑零部件的上百家大中小供应商跟着来了。
黄奇帆指出，“重庆是老工业基地，人才比较集中，我们有能力在重庆把一个整机所需
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物流成本，剩下20%极少的战略物资在
世界范围内配置。如果三年后，重庆未兑现承诺，由此引发的全部物流成本，由我们补
贴……传统的加工贸易其实是浪费能源、浪费交通、浪费物流的模式。石油是10美元一
桶的时候可以这么干，现在近100美元一桶了，就不合理了。现在，哪个地方能实现整
机加零部件一体化，把一个整机所需要的零部件80%本地化，使得零部件运输几乎没有
物流成本，谁就是一个有核心竞争力的生产基地。重庆本身就拥有比较深厚的工业基础
，能够支持本地生产80%的电脑零部件，就地生产，就地组装。”由此，重庆可以通过
整机和零部件垂直整合的模式，改变世界上整机、零部件代工、设计和销售水平分工的
模式，实现了一体化，并形成了新的核心生产力。
根据重庆市政府的规划，重庆将要形成“一区十园七基地”笔记本电脑产业配套体系及
产业集群。一区是指整机装配区，以西永微电子园为主体，发展整机、显示器、连接线
、芯片等产品；十园则是专业配套园区，如外围设备产业园、显示产业园等，分别位于
江北区等10个区县；七基地全是原材料供应基地，其中包括南川的铝材供应基地、綦江
园区的铜材供应基地、万盛的镁材供应基地、晏家工业园的钢铁供应基地等。
未来3、4年内，重庆笔记本电脑产业集群将形成近1000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年均5000
亿元到6000亿元的销售值，占重庆工业经济的比重超过1/4，进而成为重庆的第一支柱
产业。至“十二五”末，重庆的笔记本电脑产能可达到8000万台，由此成为亚洲乃至世
界最大的电脑制造基地。
重庆不仅要做制造中心，还要做金融与贸易结算中心。中国大陆每年进出口总额2.5万
亿美元中，加工贸易约为1.2万亿美元，但加工贸易金融结算业务几乎全都在新加坡、
香港、东京和台湾等地，结算的印花税、交易税等税收每年流失海外的数量比加工贸易
本身的收入还要多。中国沿海地区仅收到了劳动力的加工费，再考虑到大多数税收在招
商引资时已经“五免五减半”，即第1年至第5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6年至第10年减半
征收企业所得税，这样政府财政并未收到多少钱。
惠普公司在亚太地区有1000亿美元的加工贸易，结算原本在新加坡。重庆跟惠普合作后
，在国家外汇管理局支持下，对外汇管理制度开展了改革试点，开设了全国第一个离岸
账户，并使人民币自由兑换。通过跟惠普最高层的艰苦谈判，最终促使惠普将亚太结算
中心转移到重庆。这结束了中国只有加工贸易而没有结算中心的历史。它给重庆带来至
少三个巨大的好处：一是税收结算的额外收入，重庆结算量占到全国加工贸易的1/3，
至少能带来上亿美元的额外的税收收入；二是外汇结算的收入，一个几百亿美元的账户
每年可为银行带来几十亿元人民币的中间收入；三是提供大量高端的工作岗位，可以提
供几千乃至上万个高级会计师等高薪岗位。
沿海加工贸易把产业链中附加值最高的研发与销售都留给了国外，而国内生产基地沦为
了组装工厂和搬运工。电脑零部件在整个产业链中的比例最高，附加值与技术含金量也
较高，笔记本电脑的芯片和液晶面板等电脑零部件的投资占整个电脑产业链总投资的70
%左右。而重庆要将零部件核心技术的研发都牢牢掌握在本地手中，让电脑产业链附加
值较高的部分都留在中国。经过谈判，惠普、广达、英业达在签约时都承诺将研发中心
放在重庆。重庆也将由单一的笔记本电脑生产基地，拓展成为IT研发机构的集聚之地。
于是，重庆通过让电脑零部件集成在本地而获得了高端研发能力，同时通过让电脑销售
、结算放在本地而获取了较高的附加值。
此外，在沿海传统的两头在外的外资经济中，原材料大多来自海外，国家出口退税实际
上相当部分补贴到了海外来料上，等于是为国外企业补贴。而重庆利用外资的方式，由
于出口加工产品中大部分是国内企业生产的，国家出口退税的大部分就补贴到自己身上
，进而使创汇模式也发生了一个巨大的转变。
从富士康的军事化管理到重庆的社会化管理
富士康科技集团是专业从事电脑、通讯、消费电子、数位内容、汽车零组件、通路等计
算机 6C 产业的高新科技企业。自1974年在台湾肇基，特别是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
以来，富士康迅速发展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电子代工厂。富士康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拥
有90万人的庞大员工群，其中在中国大陆就有80多万员工。2003年以来，这家台资企业
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商。2008年，富士康出口额为556亿美元，占中国总出口额的3.9%
。富士康的母公司是台湾鸿海电子连接器生产公司。鸿海创立于20世纪80年代。2010年
，鸿海集团的年收入在全球财富500强中排名第112位。
但是，富士康一向遭人诟病。2010年，短短8个月的时间内竟然发生了17起轰动全国的
自杀事件。重庆引入富士康让很多人质疑重庆是不是又像很多其他地方政府一样主席台
上是一套，主席台下是另一套。
其实，富士康名声不佳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员工采用封闭式军事化管理的野蛮方法。富士
康通过严格的车间纪律、门禁制度、安保制度和军事化管理，强迫工人适应富士康劳动
体制的生产和生活。工人在车间里被线长、组长严密控制，在工厂内被有保安和义警监
视，回到宿舍还要受到宿管的管理。全方位的电子摄像头更是实现了对工人全面而实时
的监控。任何对工厂制度的违反和反抗，都会遭到富士康严厉的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惩
罚。
富士康塑造了郭台铭“神”的形象，他象征着白手起家，通过勤劳和努力打拼成为人上
人的神话。郭台铭每天工作16小时、艰苦创业的故事在工厂里广为流传，“总裁语录”
更是每位工人必须学习的内容。富士康努力把郭台铭造就为每名打工者崇拜和效仿的偶
像，从而促使他们更加勤奋、节俭，更加主动地被富士康压榨。
表面上看，富士康为工人提供了食宿、服务和娱乐设施，但实际上工人的休息时间、生
活空间都被纳入工厂管理之中。就像电影《摩登时代》一样，工人的生活空间仅仅是车
间的延续，工人的饮食、睡眠、盥洗等日常生活也像流水线一样被安排，为了以最低的
成本、在最短时间里再生产出工人的体力，以满足工厂生产的需要。而工人的社会交往
则完全被弱化，工人成为最为弱势和无声的原子化个体。
除了这些合法的军事化管理之外，在一些地方政府的纵容下，富士康明目张胆地违反中
国各项法律。富士康工人的每月加班时间普遍超过100小时。名义上为自愿加班，实际
工厂在每个月初要求工人签署《自愿加班书》，如果工人不签加班书，整个月都会丧失
加班获得收入的机会，并可能在生产线管理中受到种种刁难。这明显是变相的强制性加
班。富士康严格规定每月加班时间不超过80小时并按此计算加班工资，超出80小时的部
分，不支付加班工资。在每天10小时工作时间内未完成生产定额的情况下，管理者会强
迫整条生产线的工人无偿地延长劳动时间。
资本的唯一目的即增值，企业的首要目的即赚钱。任何一家企业本身都不是恶魔，富士
康种种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与跨国资本集团的有意安排，以及一些具有强烈的政绩
冲动的地方政府对资本的妥协和放纵。对于跨国资本来说，高效低薪的中国一线工人有
利于跨国资本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扩张，而跨国资本通过对供应商的压榨，最终会转化成
供应商对一线工人的压榨。因此，富士康的管理方式并不奇怪。与此同时，地方政府获
得政绩与可观的税收。
资本的力量原本是需要政府的行政力量来制衡的。但富士康这种类型的企业，其绝大部
分员工都来自农村，即所谓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他们迫于生计，不得不背井离乡来外地
打工。一些地方政府将他们看作是过渡性、暂时性的劳动力，把他们的工资永远卡在最
低限度的生存工资，却让他们个人与家庭再生产的成本甩手丢给农村。他们虽在城市的
工厂打工，但却无法获得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也无法享有市民的权利。经济收
入偏低、社会关系网络匮乏的他们在心理上极为容易陷入孤独和迷惘之中。
橘生淮南则橘，橘生淮北则枳。同样的富士康，在重庆却变得脱胎换骨。重庆富士康计
划在2011年聘用3万人在此工作，2012年员工数增至5万人。到2015年，重庆富士康地将
聚集数以10万计的员工。如此之多的员工，将由重庆的社会化管理代替富士康的军事化
管理。重庆富士康改变了原来在生产基地内自建生活区的惯例，职工住宿问题将统一由
政府提供的集体宿舍和公租房解决。重庆富士康只能管工厂内部的事物。一旦职工出了
厂，就步入社区、进入城区、融入社会。
重庆方面认为，包括富士康员工在内的所有农民工作为城市建设的中坚力量，理应在城
市获得他们有尊严的经济收入、社会保障、生活水平以及个人发展的空间。除了物质生
活之外，还包括个人空间、社会网络、生活幸福感的建立。农民工，作为在城市有工作
基础的群体，无论从形式上还是本质上，都已脱离了土地，脱离了农民身份，应从政策
上优先纳入城市居民范畴，转化为市民。
2010年，重庆投资1200亿人民币建设公租房。仅在重庆西永微电子产业园区开工建设的
西永综保区公租房一期工程，就能容纳居民3123户，总人数约2万，人均居住面积可达
10平方米 。除住房外，这个将于今年内竣工的项目还包括白领公寓、员工食堂及其
他配套服务设施等。
重庆打算将1000多万农村户籍的非农就业人口转化为市民，其中很大一部分将进入重庆
主城区。为了完成这一任务，重庆通过转变城市开发模式，加强工业园区的社会管理，
实现工业园区与城市的无缝衔接，使园区、工厂、城市社区融合在一起。黄奇帆面对媒
体时承诺，，重庆将通过建立一系列措施来保障农民工的利益，从制度上保证社会主义
的公租房不会变成资本主义的贫民窟。如果重庆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话，包括富士康员
工在内的农民工将会安居乐业，从此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外资应为内资服务——从龙芯的引入看重庆立足内资的长远战略
重庆引入外资，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央给予重庆诸多优惠政策。2007年3月份两会期间
，胡锦涛总书记参加重庆代表团讨论的时候提出了重庆新阶段发展的“ 314” 总体
部署：明确了三大定位——努力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
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 提出了一大目标——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交办了四大任务——加大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力度，扎实推
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革步伐；着力
解决好民生问题，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加强城市建设，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以“314”总体部署为重庆科学发展的总纲，重庆借助2009年国务院3号文《国务院关于
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给予的一系列政策，打造出三大政策优势
：一是公租房优势，这为富士康这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解决了后顾之优，即职工的社会
管理问题；二是税费优惠，主要是所得税优惠，比其它地区优惠约10%左右，此外还有
地方政府自主提供的其它优惠政策，如土地和房产的使用税和租金优惠，增值税和营业
税等方面的“以补代免”等。三是物流补贴，对惠普这等核心引进企业，其对外出口相
比沿海物流成本增加的部分由重庆市财政承担。四是金融政策优势，惠普将加工贸易结
算中心从新加坡搬至重庆，有赖国家外汇管理局给予的独家政策。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重庆市政府甚至通过行政手段为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排忧解难。比
如随着“民工荒”的到来，富士康要在短期内招募数以万计的工人需要不菲的资金和时
间成本。重庆市政府却主动承担了企业招聘成本。重庆将富士康的用工需求指标层层分
解，自上而下分派到各个区县和乡镇。为了保证招工任务的完成，有些地方政府还为此
拨出专款作为招工之用，并对任务完成较好的机关部门进行奖励，甚至还将招工的完成
情况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参照标准，为富士康招工俨然成为一件严肃的政治任务。
因此，一方面，重庆为吸引外资通过各种手段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则通过财
政担保的方式也为企业利润提供了无风险抵押。换而言之，重庆市将企业风险转嫁给了
政府。之所以这样做的首要目的无非是为了经济的增长与民生的提高。对一个3000万人
口、农村人口占2/3、存在大量低收入群体的西部直辖市来说，如何快速发展经济、改
善人民生活水平，是重庆市政府的首要任务。比如引入生态环境风险极高的德国巴斯夫
MDI项目的目的也是如此。
不过如前文所述，外资的技术能力不是本国的技术能力，也不会因为外国企业在本国设
厂甚至设研发机构就变成了本国的技术能力。比如，西班牙汽车产业即是如此。1960年
，西班牙汽车的产量尚不足6万辆。到20世纪80年代，西班牙唯一的国有汽车公司——
西亚特汽车公司的股权转让给德国大众汽车公司。随后，雷诺、奔驰、菲亚特、通用、
福特、日产等外资纷纷落户西班牙。西班牙因此而迈入了世界汽车生产大国的行列，如
1998年西班牙共生产了283万辆汽车，成为居美国、日本、德国和法国之后的世界第5大
汽车生产国。但西班牙汽车产业的形成完全缘于跨国资本的本地化生产，西班牙汽车产
业完全为国际资本所控制，西班牙本国人发言权甚微。
实际上，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自主技术的进步。一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一国的
产品包含着越来越多的技术，而且体现在一国的产品中集中了越来越高的技术。而一个
国家的技术能力只能储存在本国企业之中，民族企业才是本土技术和管理能力的载体，
才是中国进行技术学习的组织平台。这是因为，组织与技术创新能力具有路径依赖性，
只能在企业进行研发和生产的干中学过程中逐渐积累而成。
因此，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民族企业的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才是一个国家崛起的根本
。如果一个国家引进技术的目的不是为了依赖，而是为了通过学习而掌握技术，就必须
以内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只要不畏艰险，坚持自主，那么由开放所带来的潜在利
益就可以实现。重庆便是如此。引入外资的更加长远的战略目标就是为了内资做服务。
比如，就电脑产业链来说，CPU是基础部件，也是武器装备的核心器件，目前主要由英
特尔、IBM等跨国企业所垄断。经过国家“十五”和“十一五”的攻关，中国科学院研
制的国产芯片龙芯CPU已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可应用到国防安全和装备制造领域，同时
为云计算的服务器及相关平台提供支撑。打造以龙芯为核心的云计算产业才是重庆引进
惠普、华硕、富士康等企业的长远目标。
所谓云计算，是指服务的交付和使用模式，指通过网络以按需、易扩展的方式获得所需
服务。这种服务可以是IT和软件、互联网相关，也可是其他服务。云计算的核心思想，
是将大量用网络连接的计算资源统一管理和调度，构成一个计算资源池向用户按需服务
。提供资源的网络被称为“云”。“云”中的资源在使用者看来是可以无限扩展的，并
且可以随时获取，按需使用，随时扩展，按使用付费。好比是从古老的单台发电机模式
转向了电厂集中供电的模式。它意味着计算能力也可以作为一种商品进行流通，就像煤
气、水电一样，取用方便，费用低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通过互联网进行传输的。
2011年，重庆江津云计算产业基地项目首批开工建设的4个项目正式启动。项目总投资
达123亿元，计划销售收入将超600亿元。包括装机100万台计算机服务器、总投资105亿
元的重庆市双福新区现代化云计算服务器工厂建设项目和为之配套的投资10亿生产芯片
1000万只以上的龙芯封闭中心项目、总投资4亿元的龙芯云计算产业研究院项目和头资4
亿元的仁能软件项目。
这些仅仅是重庆云计算产业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也是中国自主技术飞跃的第一步。
重庆江津云计算产业基地项目规划总面积将会达到15平方公里，总投资超过500亿元。
按照“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模式，重庆云计算产业实行“1＋N”建设体系，即发展
以由龙芯为基础、国产服务器为载体的云计算服务器数据储存和运行，聚合国内优秀云
计算应用软件开发，同时配套建设N个与云计算相关的产业群，如龙芯芯片生产封装、
物联网光通讯智能终端主机等云计算产业，最终建成覆盖我国西部地区的“自主、安全
、可控”的云计算产业基地和国家级战略新兴产业示范区。
引进来也要走出去——重庆的对外投资
重庆不仅适度引入外资为内资服务，还大力拓展对外投资的渠道。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指出：“在‘走出去’方面，我们和沿海的同志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海外的矿产、
土地和高科技产业都有可能为我所用，关键是要打开视野，解放思想。”
早期重庆对外投资企业从事的行业大多以机械制造为主，尤其以摩托车整车及零部件制
造为主。2006年，重庆的机械制造业在全年对外投资额比例中占49.2%，而摩托车行业
投资比例就有为45%。但为了争夺国外市场，重庆企业之间在海外打起了价格战，引起
恶性竞争，导致极为不良的后果。比如在摩托车行业，从2000年重庆嘉陵、隆鑫、力帆
、宗申等品牌占领了越南市场绝对份额后，重庆兄弟企业之间便开始了窝里斗。结果，
重庆中小摩托车企业被挤出了越南市场，而重庆的大型摩托车企业也独木难支。
企业在海外的无序投资需要政府的引导，它们之间的无序竞争则需要政府的规范。重庆
市政府为了扩大、规范与引导海外投资，成了专门的国有机构。2009年9月，重庆组建
了注册资本金达30亿元的集进出口贸易、对外工程承包、项目投资为一体的对外经贸集
团，并已成为重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综合平台。集团由9家市属大型国有独资企业
分别以现金、股权、实物资产共同投资组建，包括：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保税
港开发区管理有限公司、轻纺控股、重钢集团、化医控股、机电控股、重庆城市交通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建工投资控股有限责任公司等
，其中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为最大股东。
重庆市政府汲取经验与教训，给走出去的重庆企业一系列支持。比如在企业对外投资项
目论证环节上，政府有专门的资金支持；政府还会帮助走出去企业加强人才培训，特别
是跨国经营人才和项目经理；在融资环节上，政府会给予企业优惠贷款、贴息以及担保
费用补贴等，让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获得资本动力等。一旦进入了实质性的投资环节
，政府还会借助我国驻外机构，保护对外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
通过海外投资战略，中国企业可以减少贸易摩擦。以前很多中国企业与海外的摩擦，发
生原因多是因为中国企业占据了整个价值链，让对方无利可图，所以让当地政府与民众
产生排斥心理。如果是对外有投资，对境外就业有拉动，让对方有钱赚，这样企业会更
多地享受当地的国民待遇。比如重庆力帆通过在越南、泰国、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投资
建设4个工厂，不但绕开了很多贸易壁垒，也降低了关税成本。
资源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而我国人均资源占有率较低，要维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必
须要利用全球的资源。重庆市一马当先，投资了国外粮食、铁矿、煤矿等行业来保证重
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比如，钢铁企业要生存壮大，也必须要有自己的铁矿石来源。重
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澳大利益买矿，符合企业发展的长远利益。现在钢材生
产企业竞争激烈，价格优势往往来自于上游矿石的供应。再如，2007年，重庆博塞矿业
集团投资收购圭亚那欧迈铝矾土公司及其配套电厂，这使其成为全球最大耐火级矾土生
产商。有如，一直苦于无耕地扩大种植面积的重庆粮食集团，将重庆的种子播撒到了巴
西。相关负责人介绍，粮食集团将投资约57.5亿元人民币用于300万亩大豆基地建设项
目。
对外投资还有利于重庆企业的产业升级。技术互动机制。走出去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投
资，还包括如何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对外投资可以从两个方面促进本土企业的
技术进步。一是让海外子公司主动分摊研发项目或者经费。在研发项目上，让海外子公
司承担一些研发项目或研发经费，让母公司节省财力和精力专注核心技术的研发，有助
于提升企业竞争力。二是海外子公司向本土企业技术转移。通过海外并购，或是海外子
公司的自主研发，能够为本土企业反馈最新的技术，这有助于企业的技术水平更为容易
地获得提升。
比如，重庆四联集团成功收购霍尼韦尔公司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的蓝宝石技术。四联
集团取得产业链主动权，获取霍尼韦尔在北美的客户资源，由此产生的利润源源不断。
重庆机电集团远赴欧洲，与英国精密技术集团在伦敦完成交割协议，重庆机电集团将精
密技术集团3个核心子公司、3个百年品牌、5项世界先进技术悉数纳入麾下。这其中包
括3项行业内公认的世界顶尖技术，一举使集团相关产业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差距缩短
了10年-15年。登上国际舞台后的机电集团，不仅增大了与世界先进企业合作时的话语
权，还增加了对海外企业提供配套业务的可能性，并倒逼企业提升技术水平，锻炼了一
支国际化的人才队伍。
重庆私营企业也搭上了“走出去”战略的快车。自2008年以来，重庆推出多轮对外投资
计划，最初走出去的多为国有企业集团。在集中走出去的初期，国外市场正处于金融危
机时期，有些市场处于经济复苏阶段，重庆借此机会在海外启动了铁矿收购、土地收购
、研发团队收购等项目。2010年重庆市共核准赴境外投资的企业机构46个，协议投资金
额50亿美元，其中私营企业的项目占到16个。在2010年计划实现的60亿美元对外投资中
，重庆争取有22亿美元来自私营企业。
重庆市政府已多次组织对外经贸活动，以推动私营企业集体跨洋出海。2010年4月举办
的“重庆市中小企业、私营企业走进德国”项目推荐会上，德方向重庆推出汽车摩托车
产业、新能源、房地产、制造业等多个行业的重点投资项目，项目全部来自德国百威州
。重庆还将陆续举办多个对外投资项目推进会，组织私营企业到各国各地区进行考察。
重庆还建立了一个境外投资项目库，涉及基础设施、能源、制造业、房地产等领域，同
时还修改了对外投资前期费用补贴政策，扩大补贴范围。按重庆的计划，重庆将带领多
批私营企业家代表团赴美国、德国等国家考察投资项目。
在重庆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私营企业对外投资表现的非常活跃。2000年，私营企业只
有4家，占当年走出去企业总数的14.8%。2008年这一比例达到了80%。
第二章 重庆国企改革的道路与经验
从重庆轻工“五朵金花”之一的衰败看国企私有化改制的失败
多年前，重庆有一家国有的陶瓷公司与奥妮洗发品、北盛玻璃器皿、重庆啤酒和重庆冷
酸灵牙膏并称为重庆轻工“五朵金花”之一。这家公司曾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视
察和题词，还被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选定为“国宴瓷”，被外交部确定为“国礼
瓷”和“国徽瓷”。
但好景不长，这家企业连续多年亏损严重，欠下数家银行3亿多元债务，于2005年底停
产，只能靠出租厂房设备存活。停产后，一家2003年方成立的私营企业租赁了几乎所有
厂房和机器设备，并接收绝大多数原企业职工。2003年8月至2006年8月，原国企董事长
一直身兼这家私企第一大股东，两个身份并存时间长达3年。此人直到2006年才辞去国
企董事长一职。原国企1000多名职工中，大多已转至新私企工作，但还是遗留了社保、
公积金等问题。2010年9月，上百名职工围堵原国企大门，诉求上述问题。当地政府历
时1个多月，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维持秩序、调查研究、接待上访。
这家企业是薄熙来就任市委书记之前重庆国企改制的典型。重庆市国企改制从1995年开
始启动。在国企改制的过程中，很多国企管理者与私营企业主们窜通一气，故意搞垮国
企，把很多生产资料偷偷地以超低价格卖给私企老板，而他们则从中得到好处和回扣。
通过内外勾结和蓄意破坏，众多企业负债后进行所谓的资产重组和拍卖，把国企的设备
和厂房都转到私人手中。当年的国企高级管理者，摇身一变又成了私企的老板或股东。
曾经为全国十大罐头厂之一的重庆国营罐头厂破产并拍卖，1万多工人被强制买断工龄
自谋出路。该厂包括主厂区在内的 55000平方米 土地、 46115平方米 房屋、罐头
生产线、454台（套）设备在内的主厂区内资产，起拍价约6000万元，对于主厂区外的
资产，包括 49259平方米 左右的土地及土地上的附着物、 21476平方米 左右的房
屋、罐头生产线和320台（套）设备、19辆车辆等，起拍价约1200万元；此外其他资产
，合计4600万元左右。在实际的破产拍卖中重庆国营罐头厂所有资产仅以2500万成交，
竞买成功者为一沿海私企。
我国最大的钢铁厂之一重庆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拥有上万名职工，其前身就是
原国民党第二十兵工厂。抗战期间，大批抗日军火如手榴弹、地雷、八二迫击炮弹壳、
飞机炸弹、中正式步枪管及枪榴弹筒等即生产于该厂。新中国成立后，重庆特钢被誉为
“西南工业之母”。这个特大型国有企业。从98年开始，重庆特钢工人被强制下岗，买
断工龄。这些下岗工人由于年龄与职业的关系，在就业市场处于劣势，他们中的大部分
成为失业人员，少部份找到工作，也只能做擦皮鞋、清洁工、做保姆等极低收入的工作
以糊口养家。
2005年7月4日 ，重庆特钢宣布破产。 2005年10月7日 ，数千工人在重庆市政府
附近集会，重庆特钢工人打着“我们要生存”的牌子在市政府附近进行了游行。与2008
年薄熙来解决重庆的哥罢工事件不同的是，当时的重庆社会秩序完全被文强等黑恶势力
所控制。文强等人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倒打一耙将特钢工人的行为污蔑成有意破坏重
庆的社会秩序，要“必须全面恢复重庆的秩序”。
重庆出动数千警力，调动了包括重庆警备区、重庆机动武警师、江北区警校士官生等军
警力量维护秩序。由此导致严重的冲突，造成2名退休妇女和1名7岁儿童死亡，百多人
受伤，当场抓捕的9名工人于2005年底以“扰乱交通秩序和破坏公共财物罪”被判刑劳
教。 2007年7月9日 ，重庆特钢宣布破产。资产11.407亿元拍卖，拍卖的资产包括土
地约4916亩，房屋面积约 639194平方米 ，机器设备、车辆、物资及其对外债权、股
权等。原厂约有1.8万职工被强制买断工龄，彻底失去所有保障。
整个重庆市的中小规模国企几乎全部破产，资产拍卖给私企，工人改制前先下岗，企业
彻底破产后被强制买断工龄。一些没有出现亏损的重要国企，均引入自由经济，吸收私
人股份，成立合资公司。1995-2007年改制期间涉及下岗职工、买断工龄职工、强制提
前退休职工一共约120万人。
国企私有化改制的唯一的着眼点是产权激励机制。其实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是一个复杂的
问题，而不是不负责任的一送了之。哈佛大学 钱德勒 教授指出，企业竞争力不在于
政府、企业家个人品质或文化，而在于企业的管理和组织的体系。组织能力即企业整体
的组织能力，包括企业的物质设备和人的技能。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中高层管理人员的技
能，这些技能结合起来是决定企业组织能力的关键因素。
从理论上讲，私有化将使以国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主体的资本
主义经济制度的转变。江泽民同志曾指出：“离开国有制为主体，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
经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 2011年6月20日 在上海交大的党课上指出：“我认为
他（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是真真切切地感觉到，我们国家不能简单地发展生产，要
防止新生资产阶级的出现，防止工人农民重新沦为社会的底层，他的动机是无可厚非的
。” 国企私有化改制的实质是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主张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
从实践上看，经济私有化并非灵丹妙药。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对传
统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批判和反思过程中，积极推行私有化改革，使社会主义旗帜改弦易
辙，造成国家分裂和严重的社会动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搞“休克疗法”与国企私有
化，使得国家经济发展大幅倒退，国家实力大大削弱，社会秩序动荡，人民生活陷入困
境。20世纪90年代，拉美国家奉行西方新自由主义而进行全面私有化改革，对社会经济
发展造成了灾难性后果。
如果在中国推行私有化改革，其严重性不可估量。首先改变的便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
础。江泽民曾指出：“没有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国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
国企私有化将在从根本上颠覆共产党的根基，，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国家陷入
历史灾难。
其次，更为严重的像苏联那样，高官蜕变成为压榨普通老百姓的大买办和大资本家。就
像社科院 左大培 教授在《不许再卖》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共产党内的那些‘权
力资本精英’极力要把中国共产党变成一个特权资产阶级掠夺人民的党。党员中的那些
使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帮助资本家掠夺人民的政府官员，以及积极对自己领导的单位实行
经营者私有化“改制”的企业和事业单位领导。那些身为‘企业家’或事业单位领导而
又积极推行经营者私有化“改制”的党员干部，亲身实践着 ‘将特权化为资本’，不
仅成了市场经济中的‘精英’，而且自己就在直接干着以特权掠夺人民的勾当。而党员
中那些以自己掌握的权力帮助资本家掠夺人民的政府官员，有的自己就在贪污受贿，或
者利用权力损害人民利益而使自己发财致富，有的则使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帮助别的资本
家掠夺人民财产。实质上就是要将中国共产党变为掠夺人民的特权资产阶级代表……权
贵私有化的企业‘改制’将原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变成了货真价实的资本家，而这些原国
有企业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共产党以信奉共产主义而得名，现
在这个党的党员却靠掠夺人民的财产而变为货真价实的资本家，这就清楚地表明，权贵
私有化的‘改制’与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相冲突。这样的权贵私有化令人怀疑
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更令人质疑中国共产党要的是什么样的先进性。有反对这种‘改制
’的工人指责这样作是‘把共产党变成了私产党’……党的组织和党员纵容甚至自己去
实施权贵私有化，这不仅是将共产党变成了资本家的党，而且是将共产党变成了掠夺人
民的富豪俱乐部。这样的党所具有的‘先进性’，只能是在为掠夺者服务上的先进性，
是抢先掠夺人民财产的‘先进性’！”
经济理论家对市场作用的认识比初级经济学教科书和普及读物的认识更无知
耶鲁大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教授约翰·罗默曾这样写到：“经济理论家对市场作用的认识
比初级经济学教科书和普及读物的认识更无知。”在他看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最好的
地方是市场机制，而不是它的私有产权。市场并不必然作为经济中的普遍现象产生技术
革新。
比如冷战期间，在苏联和美国的国防和航天工业中，革新一直是惊人的，而且几乎完全
是由国家的指令而不是由竞争产生的。互联网也是美国军事情报战的产物。20世纪5、
60年代，美苏双方为了实现各自的战略意图而进行着军备竞赛。美国军队最担心苏联的
飞机绕道北极前来空袭。在美国军方的授意和资助下，1951年，号称第二海军的麻省理
工学院成立了著名的林肯实验室，专门研究防范苏联轰炸的措施，而他们的主要研究项
目就是“远距离预警”。这个“远距离预警”系统，是由军方主管并操纵的一种中央控
制的网络结构。但苏联卫星上天让中央控制式网络受到怀疑。1964年3月，保罗·巴兰
发表的《论分布式通信网络》提出，要建立一种没有明显中央管理和控制的通信系统。
在这种通信系统中，每一个点都可以和另一个点建立联系。这样，破坏网络中的任何一
个点都不至于破坏整个网络。如今的互联网便奠基于此。
从理论上看，经济学分析框架是一个自洽的、精致的逻辑系统。均衡分析是现代经济理
论的主流思想和方法，同时也被作为经济学理论科学性的基础。均衡本质上是在经济系
统的当外在环境和内在机制不发生变化时，系统状态保持不变。当发生外界扰动时，暂
时偏离均衡的系统还会回复到均衡点。为了保证这个均衡点的唯一存在性、稳定性，经
济学理论采用了大量脱离现实的前提假设和数学模型。
但是，实际的社会经济系统并非经济理论家脑中简化的模型，而是复杂的非线性动态系
统。非线性动态系统具有各种非均衡的性质，比如系统存在多个均衡点的多重均衡性质
。多重均衡表明经济演化的最终结果即使趋于定态，可能趋于的定态也并非唯一，具体
达到哪个均衡可能取决于外界随机因素，这使得对演化归宿的预测面临尴尬。另外，多
重均衡中有的均衡可能是低效率的，即经济演化最后趋向的结果可能不是效率最优的。
例如，资产价格泡沫现象就是一种多重价格均衡。再如，经济系统可能出现的锁定指的
是，当经济系统达到一个均衡态后，由于它在一定范围是稳定的，因而很难从中逃逸。
如果系统不能跃出势阱，将锁定于其中。如恶性循环就是一种锁定行为。
在非线性系统中，还存在着分叉、路径依赖以及突变现象。分叉是一个动态系统的解发
生的定性变化。例如，当经济外界条件发生变化并通过某一个临界值时，经济均衡的个
数或稳定性的变化，经济系统常常需要在不同演化方向上做出选择，而这种选择具有随
机性。路径依赖强调系统未来演化依赖于系统所处的现时状态，而现实状态是过去演化
道路的终结，或曰历史的沉淀。因此，路径依赖是对经济发展具有历史性的反映。联系
在演化路径扮演重要角色的分叉来说，尽管每次分叉对道路选择具有随机性，一旦选择
做出就成了确定的历史，并制约未来的发展。突变是一类特别的分叉，当系统参数越过
某一临界值时，系统状态发生跳跃性变化。典型的例子如资产市场价格崩盘。突变可以
发生在不同的稳定多重均衡之间，也可发生在均衡和非均衡、非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之间。
主流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格还曾用鲁斯曼-斯蒂格利茨悖论证明经济学理论的无知与颟
顸。由于信息成本的存在，市场效率和竞争均衡是不相容的，价格信号并不充分。如果
价格是信息有效的，就不会有人花费成本来收集信息并承担前期风险；而如果没有人去
获取信息并据此决定其需求，新信息又不能被汇总或是以最快的速度体现到资产的价格
中，于是价格就不会是信息有效的。完全竞争市场假设也是完全错误的。如果市场是完
全的，商品就是同质的，厂商和消费者都是价格的接受者，竞争就局限于商品数量，竞
争就不可能完全。如果市场是竞争的，竞争的厂商及其商品的性质状态就是多维的，从
而商品无法同质。因此，完全市场与竞争市场是不一致的假设，两者在完全竞争市场假
设中无法相容。
从实践上看，私企效率高于国企也是一种臆想。其实无论是国企业还是私企，只要是股
份制，都会面对着委托-代理机制。国企与私企的效率并不存在谁高谁低。只要制度设
计恰当，国有资本代管机构会有足够的动力和能力去有效率地经营国有资本以达到保值
、增值的目的。从历史上看，法国这样有着大量国有企业的国家同样建立了很有效率的
发达的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实践则证明，国企效率高于私企。2000年，国有工业企业全
员劳动生产率（全员劳动生产率指平均每一个从业人员在单位时间内的产品生产量，目
前我国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是将工业企业的工业增加值除以同一时期全部从业人员的平均
人数来计算的）为45998元，私营企业为38060元。2003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全员劳
动生产率为87095元，比港澳台企业高30％，比全国平均数高19.2％。2004年，国企提
高到90582元，私企为55722元。
看企业有没有效率，不能仅看眼前的经济效率，还要看长期的效率，特别是企业发展后
劲；不能仅看一个单位或一个地方的效益，还要看它的社会效益和对社会制度的影响。
一些经济理论家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入市场交换的主体必须是独立的，它拥有
自主的经营决策权，并具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并能根据本身利益对市场信号自主做出经
营决策，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既然国有
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那么国有经济只有实行私有化才适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但
国内外市场经济的历史已经证明，国企能不仅能适应于市场经济的要求，而且还是保持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保障。。正如江泽民指出的： “国有大中型企业是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主力军。只有国有大中型企业进入市场，参与市场竞争，成为市场的主体，
我国的市场体系才能完备、健全和发展，才能确保市场的统一开放、有序竞争……没有
国有经济为核心的公有制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也就没有我们共产党执政
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和强大物质手段……要保证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
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就是要不断巩固和加强我们党执政和我们社会主义国
家政权的经济基础。我说过，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
，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其道理就在这里。”
美国籍日本学者弗朗西斯·福山1995年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按
照一个国家的人民内部相互信任程度的高低，区别了两类国家及其相应的文化：一种以
德国和日本为代表，其社会内部具有高度的相互信任，没有亲属关系的人们能够相互信
任、相互合作，这样的国家就很容易从民间自发地发展起巨型的企业和生产上的广泛分
工，因而在20世纪成为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另一种则以中国文化为代表，在这种文化
中信任度低，人们对并非自己亲属的人不真诚、不信任、不自愿进行有组织的合作，使
这些国家的私营部门无法集聚足够的资金和技术人才来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更无法建立
和经营需要大量资金和管理人才的巨型企业。比如在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以市场经济
为主的沿海地区，大多数企业规模比较小。因此，国有企业才是我国技术进步与产业升
级的主要力量。
“八大投”重振国企雄风
2000年之前，重庆国企大面积陷入困境，70%以上的企业发生严重的亏损，国有资产负
债率超过80%，其中一半是坏账。到2003年重庆国资委组建时，全市国有资产总量仅有
1700多亿元，分散在60多个企业集团，1500多个企业中。
如果按照一些经济理论家的观点，重庆绝大部分的国企完全应该一卖了之。但是，重庆
国企改革的思路却另辟蹊径。薄熙来指出：“如果我们的改革最后把过去的一套彻底否
定，把西方的一套原原本本拿来，我觉得这不叫改革。也就是说，不完全把西方的那套
经营模式纯而又纯的私有化的东西给拿过来，我们应该有国有的东西，而且应该从国有
这个东西里边汲取它体制上的精华，发挥它机制上的优势，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更灵活
有效，在目标上应该体现为广大的民众更好地服务，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优越性，这就
是有声有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就是改革的成功。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过程中，应该本领更大一点，比资本主义的更优越。”
重庆根据以往国企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抛弃了国企私有化改制的教条主义行为。自2002
年起，重庆市政府以国债注资、土地储备收益注资、存量资产注资、规费注资、税收返
还注资等手段来增加国企的净资本金。在此基础之上，重庆市政府牵头整合各类分散的
国有资产组建了重庆的八个城建和企业重组改制的投融资平台——“八大投”，即重庆
城投公司、高发公司、高投公司、地产集团、建投公司、开投公司、水务控股和水投公
司，形成了“国有投资集团-市场-建设”新型投融资模式。“八大投”在2002年的起步
资金仅200亿元，至2009年初，重庆”八大投”资产总额达4000亿人民币，负债率55%，
净资产2300亿元人民币。
匈牙利经济学家提出过关于软预算的问题，即企业出现亏损或赤字，也有资源补入，企
业并不需要靠自身来偿还。而重庆从制度建设上保证了国有资本代管机构拥有足够的运
行效率，避免了陷入软预算约束的困境。
根据规定，“八大投”管理有3个原则：一是要求资产负债的平衡，任何时候“八大投
”资产负债率不能超过60%，50-60%是合理的运行空间。二是要求现金流平衡，“八大
投”都有还本付息与项目投资支出的压力，因此，必须要保证每年、每个月、每天现金
流必须保持平衡。第三是要求投入和产出的平衡，如果这个投入是一个市场化项目，投
入产出的平衡就是投入和以后30年的回收能够平衡，如果是政府拨款类的项目，投入和
以后政府每年的拨款最终要平衡。此外，“八大投”还有“三不”原则：第一，政府财
政不为“八大投”做担保。第二、“八大投”相互之间不许做担保。第三、“八大投”
的资金不少与政府的专项有关，不能把这笔钱借给其他的公司或者用做其他的用途，各
大投资集团之间也互不担保，集团内规费资金专款专用、不交叉混用。
“八大投”将原来政府直接举债为主的投资方式，转变为由投资集团向社会融资，通过
市场，形成国企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多元投融资格局。重庆国资凭借“八大投
”强力整合土地等各类资源，以时间换空间，使经营利润和资产增值收益连年翻番，每
年贡献市级财政上百亿元。并且还对重庆的金融企业和国企实施一系列的债务重组，推
动当地一大批国企上市，使重庆国有企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龙头，培育和推动重庆资
本市场的发展。
重庆国有资产迅速向优质企业集中，管理的集约程度、组织化程度大为加强。原本重庆
市属国企集团70个，每个集团还有几十家子公司，每个公司资产不到1亿元。现在国有
资产从1700亿元增长到1.1万亿元，集团数却从70多个变成了32个，每个集团下属企业
数不会超过20个。集团的法人数原来是2000个，现在是600个。
重庆38户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突破9000亿元，净资产超过2500亿元，负债率稳定
在60%左右的合理范围，经营性国资总量由2003年的全国第19位升至第4位。国有资产的
分布方式也随之发生巨大的变化。原来重庆国资中有80%是工商企业，现在变成了40%的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投资集团，30%的金融企业，30%的工商企业，这使得重庆的国有
企业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带动力极大增强。
除了“八大投”之外，在重庆国企改革中，由重庆市国资委直接操控的重庆渝富这样的
国资管理机构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重庆渝富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于 2004年3月18
日 正式成立，公司注册资本19亿元，由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直接监管。
重庆渝富肩负着为重庆国有企业数百亿元不良债务“解套”和为国企发展提供资源支撑
的使命。渝富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贷款，利用27亿元整体收购了重庆1160户国企在中国
工商银行的157亿元不良贷款本息，再由各企业回购销账，一举破除银企债务问题，成
功解救国企，同时为银行降低了资产不良率。
重庆渝富解决了一大批老国企的遗留问题，有效盘活了资产。目前已成为横跨证券、银
行、保险、担保、租赁等行业的金融控股企业。其运作模式是：以市政府划拨的土地和
商业银行股权作为注册资本金，通过抵押贷款打包收购商业银行不良贷款债权，同时储
备国企环保搬迁或破产之后的土地，用土地的增值弥补打包债权的亏损。重庆国企得以
迅速剥离坏账，重振旗鼓。
比如，现在竞争力极强的重庆市属重点国企重庆机电集团，原本资产负债率超过110%，
仅在中国工商银行的不良债务就达25亿元，企业年度亏损上亿元，职工生活困难，群体
性事件时常发生。经过渝富公司的抢救，重庆机电成功研发我国首台百万千瓦级核电上
充泵，打破国外长期垄断；收购英国精密技术集团公司，多项机床技术跻身世界一流水
平；与中石油联合组建的金融租赁公司即将挂牌。
到2009年，渝富公司帮助国企处置不良资产300亿元，提供周转资金200亿元，资产规模
由成立初期的50亿元发展到400亿元，有力地推动了市属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公司参
与了西南证券、重庆商业银行、重庆农村信用联社、安诚保险、三峡担保、进出口担保
、园区工业担保、银海租赁、渝创担保等地方金融和金融服务业的组建、重组、入股，
并介入了ST东源、ST重实、ST长运、四维瓷业等上市公司的清欠、股改、重组、注资和
托管等工作。根据重庆市政府和市国资委的部署，渝富公司还参与了对市属工业、科技
、风险投资等行业的注资。
在各种国有资产代管机构的有效运作下，重庆市不仅加强了投资调控，还保持投资规模
合理增长，更注重于优化投资结构。根据规划，重庆要以国资为主力，实施“大投资、
大基地、大支柱”战略，推动工业高端化、高质化、高新化。今后将投入1万亿元以上
，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机械装备制造、重化工三大板块。大力推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多管齐下扩大消费，增强消费拉动力，培育消费热点，打造消费平台，优化消费环境，
扩大外来消费。加强自主创新，争取突破一批领域的关键技术，培育一批战略性新兴产
业，从而达到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战略目标。
以国企带动私企发展
江泽民同志指出：“国有企业承担着国家计划所确定的重大任务，支持了改革开放和经
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在保障供给、繁荣市场、调节分配、稳定社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企为重庆的经济建设提供了坚强的保证，尤其在私企的发展与市场的繁荣上起到
了保驾护航的作用。
在市场信号一时缺损、其他资本不愿进入的领域，在投资风险大、其他资本不敢投入的
领域，在关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新型经济领域，重庆通过国有企业先投先试，激
活市场信号，搭建市场平台，为私营企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比如重庆的高速公路，国资就起到了激活市场信号的作用，某种意义上成为政府和市场
之外的第三只手。黄奇帆说过：“重庆的基础设施领域从来都是开放的，有些事苦于没
人来投资，招投标都没有人来。例如修高速公路——不像广东、上海修高速公路，许多
私营企业去追逐，因为那里高速公路效益好。重庆的高速公路 1公里 投资七八千万
元，在边远区县甚至要八九千万元，而征地那么贵的上海，修一条高速公路 1公里
也就3000多万——重庆每建 100公里 高速公路，几乎要打 60公里 的隧道或者修
60公里 的高架桥。高成本，但是车流量只相当于沿海的1/3。投资大两三倍，车流
量小两三倍，这就是赔本的买卖。招投标都没人来。在没有人干的领域里面，‘八大投
’只能承担起开山铺路的重任。”
重庆这几年修了 1500公里 的高速公路，全部由国有的重庆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承
担。当初有关部门招商时，外资与私营企业都不愿意出钱来修。由于独特的山城地理形
态，在重庆修高速公路，每 100公里 就有 60公里 的隧道、桥梁，每公里投入高
达8000万元，比东部地区高一倍，而运行初期的车流量只有东部的1/3。
包括高速公路在内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及民生项目耗资巨大，前期收益较少，投资回报
较慢，着重短期利益与资本较少的私营企业望而却步。重庆“八大投”起到了这些建设
项目的排头兵作用。“八大投”资产总额不过才4千多亿人民币，但它在公共设施建设
领域累计投入建设资金高达2413亿元，年平均投资300亿元以上，先后承担了 2000公
里 高速公路、5000多公里的高等级公路、20多座桥梁、 150公里 城市轨道、100多
亿元的文化设施和100多亿元的大学城建设任务，占全市重大基础设施和公共领域投资
75%以上。
在那些市场较为繁荣的领域，重庆国企会审时度势地主动退出一部分，让社会资金参与
城市建设。重庆主要是通过BOT、BT、TOT等模式来引入其他所有制形式的资金。所谓
BOT（Build Operate Transfer）模式即建设-经营-转让，是指政府通过契约授予私企
或外企以一定期限的特许专营权，许可其融资建设和经营特定的公用基础设施，并准许
其通过向用户收取费用或出售产品以清偿贷款，回收投资并赚取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
时，该基础设施无偿移交给政府。BT（Build Transfer）即建设-移交，指一个项目的
运作通过项目公司总承包，融资、建设验收合格后移交给政府，政府向投资方支付项目
总投资加上合理回报的过程。TOT（Transfer Operate Transfer）即移交-经营-移交，
是政府部门或国有企业将建设好的项目的一定期限的产权和经营权，有偿转让给投资人
，由其进行运营管理；投资人在一个约定的时间内通过经营收回全部投资和得到合理的
回报，并在合约期满之后，再交回给政府部门或原单位的一种融资方式。
2004年以来，重庆多家国企出资60亿元，先后成立8家担保公司，可为重庆中小企业提
供近500亿元的融资担保。这就是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一马当先，发挥控制
力、带动力、影响力，往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国有资本不是逐利而去，而是奔着为全
社会服务的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建设而去。在重庆，国有企业的政策性功能不亚于经济
政策与市场，充分发挥了“第三只手”的调节作用。
由于国企做的大量改善社会投资环境改善的工作，重庆的私营企业不仅没有退步，反而
每年的增长率都超过20%。在重庆，私营企业的比重从50%增加到60%多。包括外资和私
企的非公经济，占重庆GDP的比重由1997年直辖之初的26%提高到2009年的60%。重庆国
资迅猛扩张的这几年，也是重庆非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在上万亿元的市属国有重点
企业资产中，非公经济参股占比近40%。一方面重庆国资通过增值收益上缴财政，普遍
降低了税率，起到藏富于民的效果，另一方面，重庆国资承担了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政
府公共服务职能，为私营经济增长提供了机会。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重庆工业企业亏损面达16%，而且有2%-3%的中小企业有倒闭的
风险。重庆打出组合拳破解融资难题，其中包括注资10亿元，使重庆三峡库区产业担保
公司增资到30亿元；再注册两个资本金分别为50亿元、30亿元的金融租赁公司，为中小
企业撬动600亿元到800亿元的资金。目前，重庆多家国企出资60亿元，先后成立8家担
保公司，可为重庆中小企业提供近500亿元的融资担保。
微型企业在重庆也得到了扶持。重庆农商行1200亿的贷款余额，70%是 “三农”贷款、
中小企业贷款和私营企业贷款。不是农商行找不到大项目、大企业，而是必须针对中小
企业，必须在郊县活动。重庆市出台《关于大力发展微型企业的若干意见》，其中最重
要的扶持政策之一，就是重庆当地大学毕业生、下岗失业人员、返乡农民工等“九类人
群”申请创办注册资金10万以下的微型企业时，重庆市的财政部门将向申请人拨付注册
资本金的50%以内的补助资金。重庆财政计划连续5年每年3亿安排微型企业发展资金。
而这项资金将部分来源于重庆国企的净利润。重庆国企将连续5年，每年拿出1亿元资助
微型企业。
重庆再次证明国企是民生的坚强保障
在西方的所谓民主制度中，看似人人有投票权，但这些投票权若能出售，穷人必然会把
他们的投票权卖给富人，最终导致政治权利的集中与不平等。经济权利亦然。如果不保
证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而肆意处置公共资产，任何所有制形式最终都将逐渐转变成私人
垄断的形式，换而言之，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将被授予某个人或群体。其结果是，整个
社会政治与经济必然由极少数人控制。
社会主义制度却不同，社会主义最基本的伦理便是人人平等与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薄
熙来曾讲过：“给老百姓办的事就都是对的；给老百姓花的钱也都是正确的……革命的
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党与政府“要关心群众的痛痒，解决群众
的生产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
决群众的一切问题。”要达到这一目的，国企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正如江泽民同志指
出：“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经济基础。国有企
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实现全会确定的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
关系到能否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能否始终保持改革、发展、稳定相互协
调的大局，能否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能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既是一个重大的
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全党都要从这样的战略高度认识问题和开展工作
。”
在很多情况下，私营企业确实可以达到很高的经济效率。但任何私有化都会在现实中造
成财产分配的不平等和不公平。这一点在一百年多年前就已经被马克思证明过了。以色
列耶路撒冷的希伯来大学索林·所 罗门 教授抛弃了不成熟的现代经济学理论，转而
采用现代物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经济问题。他的经济物理学模型已证明，私人产权
的市场经济必然会导致社会财富不公平的集中与垄断以及某些弱势地区的经济崩溃。
只有国企可以避免甚至调节这样财富分配的失衡。国有资本可以增进社会财富分配上的
平等和公平，防止整个经济中的企业和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有效率的国有资本管理
体制可以起到以下的积极作用：它可以使社会的资金积累不再是增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的私人财富和私人权力，而是变为由真正的社会代理人履行的职能。企业将其利润留作
增加的资本金，这是社会的资金积累，这而不是为了增加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私人财富
和私人权力。
从全国来看，2002年到2009年，央企上缴税金从2915亿元增加到11475亿元，年均增长
21.62%，累计向国家上缴税金5.4万亿元。国企的税负明显高于其他类型企业，近年来
税负均值为27.3%，是私营企业税负平均值的5倍多，是其他企业中税负最高的股份公司
的税负平均值的2倍。从资产的税收产出效率看，在占有同样单位的资产量时，国有企
业提供的税收额要高于各类企业约45%；从人力的税收产出效率看，在占有同样单位的
就业人数时，国有企业提供的税收额要高于其他企业约190%。正是因为这些国企的高税
赋贡献，政府才有可能为全民提供最基本的社会保障。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哦，政府的收入总和包括税收、国债和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但是，
税赋过高过高会降低个人工作和企业经营的积极性；国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从而降
低投资，不利于一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如果国有资产经营良好，市场收益得到提高的
话，能有效降低税赋和国债，从而不仅保证了政府的收入，还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
对于一个地区亦然。重庆国企不仅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还在民生中起到了显著
的显著。按照黄奇帆的说法，重庆的财政一分为三，预算内的财政“保吃饭”，包括政
府机关运行经费，社会养老、医疗保障体系等；土地出让金等预算外收入保建设，如修
路、修桥等基础设施；第三财政就是国有资产预算。2005年开始，重庆国企实现每年至
少向市财政贡献100多亿元。
秉持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以人为本、民生至上的执政理念，重庆将国资预算看作
为民生的基础。2010年重庆推行的八大“民心工程”——实施就业和再就业工程、扶农
助农工程、饮用水工程、城乡住房工程、交通畅通工程、社会保障工程、公共服务设施
工程、生态环保工程所需的资金均由重庆国企主动承担。
其中以公租房建设为代表的民生大事，是一个将国有资产的经营收益向城市低收入群体
进行“利益输送”的过程，体现了国有企业在保民生、促和谐中的社会责任。基于重庆
市国有经济铺就的强大经济基础，重庆市规划建设的公租房面积高达4000万平方米。这
一受惠人口达200多万的民生工程全部由重庆市市属国企出资承建，建成后的高标准公
租房将按照同类房屋市场价格60%或更低来收取房租。而重庆市公租房的承租对象不但
没有户籍限制，而且还超出了申请不上廉租房又买不起经适房的“夹心层”和安置拆迁
居民的周转房的范围，其包括原住民无住房或家庭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低于 13平方米
的住房困难家庭，大中专及职校毕业后新就业的无住房人员，进城务工及外地来渝工作
的无住房人员。而更低收入的群体将按照重庆市廉租房的标准收取廉租房房租，大约每
月几十元人民币。
重庆刚刚推出的户籍制度改革，国企也将承担着重要责任。十年千万农民工进城，核心
问题是解决就业。国企准备每年提供7000到10000个就业岗位。同时，户籍改革后，国
企为农民工按工资12%比例缴纳的社保，要按城镇居民社保标准提高到20%。，一些以效
率或者说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企业将出于控制用工成本的原因而转用其他省市的农民工
，反而不接纳重庆本地转户的农民工。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可以较好地贯彻政府意
图，执行一定的公益职能。
在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中，重庆并不算经济发达地区，但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却能
连续几年都超过4%，达到了教育法的要求。而这也要归功于国企。在重庆，国有资产的
市场收益确实已经成为政府调节区域经济并保障民生的主要工具。
第三章 农业是本，三农问题的重庆探索
亟待改革的小农经济模式
中国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因此，农民收入与粮食安全问题对于国家的长治久
安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目前，我国农业只片面地追求生产效率，不重视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与抗灾性，农业经济极为脆弱。这些年来，水灾、雪灾、旱灾等各种自然灾害
已经给中国农业和农民造成严重的损失。而灌溉水、化肥、石油、种子、除草剂、农药
等农业中必不可少的任何一种资源的紧缺或受制于他国，都将给中国农业和农民带来巨
大的损失，最终给中国的粮食安全与国家稳定带来阴霾。
农业并不是是经济学教科书中所描绘的接近完全竞争的市场，它带有更多的公益性与公
共性。农业安全是政府的责任。因此，我国农民的人均土地财富极为微小，农田水利建
设与维护根本无法靠单个家庭来完成。农田水利的建设必然仍应由超出农户以外的集体
或国家来负担。要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政府必须协调农民的利益，把农民利益的实现和
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统一起来。
农业专业李昌平讲过，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国人或许今天依
然没有解决吃饭的问题。没有良好的水利设施的保障就没有农业的旱涝保收。水利设施
的建设需要投入巨量的人力与资金。在毛泽东时代的人民公社时期，村社集体是一个强
有力的组织。村社集体与农民之间具有责任与权利的合理分配。村社集体要负责村社成
员的生产安排和生活安排。村社成员则要负责为村社集体进行生产，并需要在村社集体
的统筹安排下解决与农业生产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与维护，包括最为重要的农田水利的
建设与维护。
随着分田到户的实施，责任开始发生改变。在改革早期，由于人民公社时期所形成的强
大的统筹能力还在延续，在农田水利建设与维护方面，乡镇暂时还继承和维续了人民公
社时期的遗产。但是，村社集体不再需要安排村社成员的生产和生活，村社集体对村社
成员的责任降低，这意味着村社集体必然越来越无法有效地统筹安排农民进行农田水利
建设。
当前，国家无法完全包揽农田水利设施，而村社集体在农田水利上无法作为以及作为无
效。这是因为，县乡镇基层政权在这几十年中逐渐丧失有效的动员能力，一些地方的乡
镇基层政权已经陷入仅能维持运转的局面，而村一级则几乎完全空心化，陷入无法运转
的局面，连维持都十分困难，组一级则均已基本取消。
其实，分田到户的农业生产方式是一种小农经济的运作模式。这种模式自1982年在全国
推行开来的，刚开始确实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粮食增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从
1984年开始，随着乡镇企业、三资企业的兴起，农业劳动力大量进入城镇，转向非农就
业。分田到户的小农生产方式对粮食增产再未起过积极作用。
近几十年来我国粮食产量仍然保持增长。但这主要依靠的是建国前30年所打下的良好的
农田水利设施与设备的基础，此外还有大量增加肥料、农药、杂交稻种子等投入的原因
。其中化肥尤为重要。我国1949年的粮食产量是1.13亿吨，1978的粮食产量是3万多吨
，增产了接近2倍。而这主要是通过合作化农业、种子选育、栽培技术和水利建设实现
的，化肥、农药的投入增长对这几十年粮食增产的作用极为微小。但是，自1978年之后
，情况发生了变化。1978年的粮食产量是3万多吨，化肥投入为 1739.8万吨，2007年的
粮食产量是5万多吨，化肥投入为5107.8万吨。这些年的粮食增产主要是因为过量使用
化肥和杂交技术的突破性成功。
中国占全球7%的耕地消耗全球35%的氮肥。单位面积上的磷肥和钾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
均水平的2倍多。尽管我国是磷矿储备大国，但按现在的消耗量算，磷肥只能用30年。
而我国钾肥储备严重匮乏，钾肥自给率不足15%，其他都得依赖于进口。此外，过量使
用化肥使得地越种越板结、化肥越用越多、抗灾能力越来越弱、粮食安全越来越难、农
业效益越来越低的困境。
如果考虑到将来全球石化资源的短缺与生物能源产业的蓬勃发展，更多的农产品将被当
作燃料消耗掉，全球粮食问题将日趋严重。因此，现行的小农经济生产模式的脆弱性将
日趋严重，现在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此外，很多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也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局面。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
村劳动力一直向城市流入。众所周知，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是社
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劳动力流动的必然趋势。但是，在农村年轻人的思想中，只要能在
城镇生存就坚决不会回农村，即使农业劳动能够获得高收入也不愿留在乡村种地。在整
个社会氛围中，只有离开农村才光荣，不到城镇去就是没本事。其实，现代化、规模化
、科学化的农业生产需要高素质的年轻人。此外，并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实现机械化规
模生产，如广大的丘陵山地，发展特色山地农业。也不是任何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都
可以用机械化来替代，像蔬菜种植、水果栽培等，都是劳动力密集型农业。
现实的情况却是，留在农村的主体是老年人。这还是因为，农村中老年人对土地有着深
厚的感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这不过是几千年农业社会的惯性延续。根据中国农业大
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 朱启臻 教授的调研，农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
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的结果则表明，中国真正剩
余的农村劳动力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绝对数量只有5212万，剩余比例仅为10.7%。在
一些很多地区，就连农业劳动力甚至都开始短缺，没有什么剩余劳动力可以再转移到城
镇。
由此看来，改革现行的小农式的农业经济迫在眉睫。
城乡一体化的重庆要将农民变为市民
早在1956年，经济学家蒂布特就已建立起蒂布特模型，推导出蒂布特定理。该定理主要
是与税收与公共服务的政府财政问题有关。该定理指出，人们在各自辖区之间充分的流
动能力，可以使得各个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从而使得各个地方为提供良好的地方公共品
而充分竞争，从而提高政府效率。因为，当公共服务和税收的组合令居住者感到不满时
，他们即用脚投票，选择到令他们满意之处去。在均衡状态下，人们基于其对公共服务
的需求而分布在不同的社区。每个人都得到其所向得到的公共服务水平，不可能再通过
流动来改善境况，否则人们就会搬迁走。
当然，这个模型和其他经济学模型一样，需要一定的条件，如：各区域政府活动不产生
外部性；社区间的溢出可能导致无效率；人们是完全流动的，每个人都可以毫无代价地
搬迁到其公共服务最适合于他的辖区；一个人的就业所在地对其居住地没有任何限制，
也不会影响他的收入；人们对于每个地区的公共服务状况和其他情况都了如指掌；存在
足够的不同社区，每个人都能找到满足其公共服务所需要的地区；社区具有排他性法规
；公共服务的单位成本不变等。
蒂布特模型提供了我们解决农业与农民问题的一个思路。该模型的前提条件中最关键的
部分是——人们完全流动，搬迁成本很低；就业无限制，收入无影响。换而言之，人们
可以自由选择居住地而不会受到户籍制度的羁绊。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地方政府之间为
了吸引人力资源而展开充分的竞争，可以为民众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及服务。但在我国
很多地方，进城农民中的很大一部分永久性定居城市，很少返回农村，但在户籍上他们
却仍然是农业人口。
此外，从理论上来看，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自然过程是工业化，工业化促进城市化，
城市化必然促进服务业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向城市集中，农民不断
转化为市民。反过来，随着人口的集聚，有效需求不断增长，生产随之扩大，技术随之
进步，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2010年初，重庆市决定开始逐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重庆规定，自主城区到远郊区县，
只要是符合条件的本市农业户籍人士，均可转为城镇户口，农民转户后3年内可保留“
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目前，全市40个区县807个派出所全面受理符合条件的农民
转市民申请。设置三个不同层次的转户条件。按照宽严有度、分级承接原则，适度放宽
主城区、进一步放开区县城、全面放开乡镇落户条件。主城区需要申请人在主城区务工
、经商五年以上，或投资兴办实业，3年累计纳税10万元或一年纳税5万元以上，本人及
其共同居住的配偶、子女可申请在合法固定住所迁移入户；31个远郊区县城标准则分别
放宽为务工经商3年以上，3年累计纳税5万元或一年纳税2万元以上；乡镇的条件则较为
宽松，农村居民本着自愿原则，可就近就地转为城镇居民。
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是我国规模最大、配套制度设计最完善、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尝试
。重庆作为最大的直辖市，3300万人口中有70%-80%的农村户籍人口。将这当中的部分
人从农村户籍转变为城市户籍对于中国的农业改革具有重大意义。根据重庆的规划，
2010年至2011年，重庆将推动338万符合条件的农民工及新生代转户进城。第二步，则
在2012至2020年间，以每年转户80万-90万的速度，最终累计转户1000万人，全市户籍
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60%以上。目前，这一比例仅为29%。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按照充分保障农民利益和充分考虑城镇承受能力的原则
，针对农村承包地、宅基地、林地“三件衣服”和城市就业、社保、住房、教育、医疗
“五件衣服”，为农民转户进城设计了一套完整的政策体系。
重庆明确规定转户农民在3年过渡期结束后根据依法自愿的原则可继续保留宅基地、承
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农村籍大中专学生转户后继续享有和保留其个人征地补偿收益
权；重申要充分尊重农村居民意愿，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强迫农村居民转户和退
地，严禁为了追求转户数量而采取定指标、下任务等简单的方法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在
住房方面，转户农民享有购房补贴；无力购房的、符合条件的转户农民将纳入公共租赁
房、廉租房保障范围。在就业方面，为转户农民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继续大力招商引资
，近10年内增加就业岗位1000万左右。在教育方面，合理规划城乡学校布局，加快新建
一批学校，就近解决转户进城的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在医疗卫生方面，政府将加快
各级卫生服务医疗机构建设和覆盖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转户农民可参加城镇
职工医保，也可继续参加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
重庆市对户籍制度改革进行了审慎的评估，以全部整户转移、全部退出土地测算，转户
300多万人所需的资金就高达2010亿元。其中取得城镇居民身份所需的就业、交纳养老
保险、住房、医疗、教育补助需要1241亿元，解除农村居民身份的农村宅基地及农户退
出补偿、农村承包地退出补助等所需的资金约769亿元。经重庆市政府认真测算后，政
府实际投入只需316亿，主要承担弥补养老保险基金缺口、就业培训以及公租房、学校
等社会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平均每年只需投入20亿元。对于重庆的财政收入来说
，这样的负担非常之轻。
剩下的资金则由企业承担900多亿元。由于重庆走的是一条以民生为导向、内需为主动
力的经济快速扩张的发展路子，这就迫切需要大量的在城市有稳定收入的劳动力。因此
，根据重庆的测算，按现行规定，如果农民工在工厂月收入1500元，企业按工资基数的
12%为他买养老保险，转为城市人口后则为20%，企业15年内要增加支出400多亿元。在
医疗保险方面，一个农民工一年付480元，城市职工1400元，差1000元，转城市户口也
会使企业增加400多亿元投入。两者相加就有900多亿元。
但是，农村并不是不需要劳动力来从事生产，此外，对于依赖农业种植生存的农民来说
，农村户籍与农村土地仍然是进可攻退可守的生存底线。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重庆空
心村现象十分普遍，农村剩下的多是留守儿童和中老年人。对于这批留守农村的群体，
重庆也有相应的福利政策。重庆“十大民生工程”中就有两项措施针对性地解决这个问
题，其中第五条“提前实现重庆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使300多万农村老人老有所养”
，是针对留守老人的养老问题的；第六条“培养照顾好130万农村留守儿童，解除外出
务工群众后顾之忧”，则是对留守儿童采取了系列扶助措施，保障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这两点都是全局性地解决问题。
不过在实践中，重庆的农民转户热情和积极性并未像很多人预想的那样高涨。农民会对
转户进城与留在农村的效益进行很精明的比较权衡，会对转户进城后的生活进行理性预
期。近年来国家各项惠农政策使农民在农村的收入不低于城市，农民经过算计感觉转户
进城不划算，尤其是年轻农民。农村的老年人和孩子转户后就能立即享受到城市的养老
待遇和教育待遇。而年轻农民进城后所得的社保福利要在15年以后才能真正享受，而在
这15年里农村的各种补贴是实实在在的。因此，重庆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仍将曲折而
漫长。
地票交易，重庆的大胆摸索
从理论上讲，城市户籍让市民拥有基本的的社会保障，农村户籍则给农民分配一定的土
地作为最根本的保障。因此，一个人不能即拥有城市的社会保障，又拥有农村的土地保
障。当给进城农民与市民平等的待遇，让他们享有城市居民的社会保障待时，进城农民
也应无偿地把凭身份取得的集体土地还给集体，让仍在集体从事耕作的农民耕作，对于
因劳动投入而产生的土地增值部分，应给予合理补偿。
在这个理念下，重庆进行了土地交易的制度创新。 2008年12月4日 ，由重庆市政府
出资成立农村土地交易所挂牌成立，成为全国首个也是唯一的城乡统一土地交易平台。
这个交易所重庆在市农村土地交易监管委员会领导下，在重庆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指导
下工作。它要建立重庆土地交易信息库，发布交易信息，提供交易场所，办理交易事务
。农村土地交易所是一个非营利性的事业法人机构，但实行企业化管理，按照现代企业
制度要求，规范设置法人治理结构，如设立董事会、监事会以及经理层，实行现代企业
管理模式。为了节约成本、优化配置管理资源，农村土地交易所在设立初期，与已有的
市土地和矿业交易中心场地共同、合署办公。
重庆的土地指标交易（地票）制度中是指，将闲置的农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
镇企业用地、农村公益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而产生的建设用地指标
，通过在土地交易所交易，转让给有建设用地需求的对象。地票成交价款全部用于农业
经济与农民民生。比如，复垦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的，扣除必要的成本后85%支付
给农民、15%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复垦宅基地的农民最低每亩可获得9.6万元地票
价款收入。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后，所有权仍归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发包给农户
，农户可取得耕地的经营性收入，参与务工的还可得到一笔务工性收入。
农民转户进城后，按理应该随即退出在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但为了保护转户
居民的基本权益，重庆设计了转户居民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弹性退出机制，以合理的
过渡期保障合法权益。改革坚持自愿、有偿原则，绝对不是强迫进行。有偿原则，主要
是指房屋拆迁补偿、青苗补偿（青苗补偿是指国家征用土地时，农作物正处在生长阶段
而未能收获，国家应给予土地承包者或土地使用者的经济补偿）等，而重庆比其他地区
多了地票交易给农民带来的收益。宅基地退出以土地交易所为交易平台（宅基地是农村
的农户或个人用作住宅基地而占有、利用本集体所有的土地，指建了房屋、建过房屋或
者决定用于建造房屋的土地，其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除了参照征地政
策获得一次性补偿外，还可以参照地票在交易所的价款，一次性获得宅基地使用权补偿
和购房补助。退出的宅基地复垦为耕地，仍由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并以地票的形式在农
村土地交易所交易。
地票交易制度还与我国的两项基本国策有关。一是我国要加快城乡统筹，加快工业化，
城市化建设的进程，在必然要求一部分耕地转换成建设用地。二是从国际战略和国家安
全的角度考虑，必须保证有18亿亩耕地红线不能突破。2005年10月，国土资源部发布了
《关于规范城镇建设用地增加与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工作的意见》，要求城镇
建设用地增加必须用农村建设用地减少来平衡，从而保证耕地总量不变，重庆的地票制
度就是这种“挂钩”的一种制度安排。
在地票交易制度上，重庆坚持四个原则：一是坚持稳定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统
分结合的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二是坚持严格保护耕地，确保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
不降低，有效保护基本农田先把农村建设用地转化成耕地，才能在城市新增建设用地。
农村闲置土地资源依法有序退出，解决农村建设用地浪费问题。重庆每年从国土资源部
获得的用地指标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和工业用地，大部分的房地产开
发则通过购买地票，来取得额外的用地指标。在确保耕地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满足城
镇化建设用地需求。如果农民已经永久性进城，土地完全交给村组集体，而地票的全部
收益都归进城农民。三是城市反哺农村，发达地区支持落后地区。土地以指标形式，通
过土地交易所公开交易，实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远距离、大范围置换，提升农村特别
是偏远地区的土地价值，促进农民增收和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四是坚持依法、自愿
、有偿，公开、公平、公正，切实保障农民的合法权益。
按照重庆的设想，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的远距离、大范围置换，利用级差土地
收益提升偏远农村的土地价值，使一些边远山区的农村建设用地能够分享城市周边土地
的级差收益，获得更大的市场价值。再次，在充分保障农村发展自身用地空间的前提下
，对接城乡建设用地供需。最后，地票交易实现了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的市场化配置，建
成了城乡统一的土地要素市场。
但是，重庆的地票交易仍然存在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马克思曾指出：“从一个较高级
的经济的社会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
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
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受益者，并且他们应当作为好家
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后传给后代。”土地是与阳光、空气、河流一样的不可再生的自然
资源，任何一块土地都具有垄断性。因此，地票交易本质上仍然是征地管理制度。重庆
地票交易制度的目的是要从根本在于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结构，实现国有和集体土地统一
规划，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并且让渡一定的利益给农用土地的使用者，但农
村土地制度是一个复杂的牵涉面极广的改革深水区。在这方面的任何变革都应极为慎重
地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影响。
与其土地流转，不如建立合作社
地票交易相当于增加土地使用者的财产性收入。在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集体农地
转为集体建设用地较多，以集体建设用地出租、转让的方式获取高收入。此外，在城市
郊区的村社，由于农地可以搞服务型农业，农地出租、转让给第三产业经营者，从而赚
取不菲的收益。马克思讲过：“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
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用这些人利用或滥用一定量土
地的法律权力来说明，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这种权力的利用，完全取决于不以他
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法律观念本身只是说明，土地所有者可以像每个商品所有
者处理自己的商品一样去处理土地。”真正种地的农民与巨大的土地利益毫无关系，那
些获取巨大利益的所谓“农民”其实已经成了一个庞大的土地食利阶层。
那些从土地财产中的巨大利益主要来自工商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工商业可以生产出大
量财富，而那些由农用转变为非农使用的土地由此产生巨额的级差地租。这种不用劳动
即可以获取的土地收益并没有创造出真正的社会财富。然而，这样的财产性收入增加，
实际是以牺牲粮食安全为代价的。
真正的农村土地，是指占中国农村人口90%以上的农业型地区主要用于农作的土地，这
部分土地是中国基本的耕地，是保障粮食和农产品供给的基础。而农地承包权转让的财
产性收益越多，种地成本就越高，粮食安全越难以保障。中国现有耕地18亿亩多一点，
按9亿农民计算，人均不过2亩，户均不足10亩。有限的土地不可能让从事农业的农民获
取更多的经济收入。农民若将土地用于农业生产，所有权的安排并不是关键。
东南沿海及其城郊被征地的农民其实是土地的食利阶层。这种巨额的收入应该归国家所
有，然后统一分配全国农民应该剥夺城郊农民的巨额征地收入以及沿海地区农村的土地
租金，其实应统一分配给全国农民，以达到工商业反哺农业的目的。中国的农民甚至市
民在各地的分布很大一个原因就是战争或自然灾害引起的民众逃荒或跑反。难道逃荒逃
到广东某个村就能发家致富，逃到重庆就注定贫困，或者逃荒逃到重庆市郊就能过上小
康生活，逃到边远山区就会贫困。这种分配机制实际上是十分荒谬的。
目前，农村人口主要依靠外出打工收入、农业收入和国家财政转移而维持。其中农民个
人赚取的收入大致分成两个部分：小农式农业生产的收入；进城务工经商的收入。就全
国统计来看，农民的务农收入约占55%，务工经商收入占45%左右。绝大多数农民家庭中
的年轻人往往外出务工经商，年龄较大的人则在家务农。其中务农收入维持家庭的温饱
和日常开支，务工收入则转化为储蓄用来准备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大事。由于农村进
城务工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即使他们失去城市的就业，他们也可以回到村庄，随时
取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过最低标准的温饱生活。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正是
中国目前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却仍然可以保持社会和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有的安全机制。
如果农民全家搬到城市，他们事实上就彻底脱离了农村，就再不可能返回农村，他们的
收入只剩下务工收入，势必更加依赖城市的就业机会。一旦宏观经济发生问题，城市就
业机会的减少，将引起严重的政治与社会后果。
农民进城居住并不能保证他们就自然地获得稳定的就业和收入机会。在当前中国的经济
结构下，进城农民中，只有不超过30%的人有能力在城市购房并在城市有稳定的就业和
收入来源，从而可以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剩下的70%以上的进城农民不能获得在
城市安居所需的收入条件，无法在城市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而不得不在城乡之间流动
：他们年轻时进城务工经商，年老时回到农村；自己在城市务工经商，却依托农村的土
地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这些进城农民只是城市中的过客，他们必须依托农村来完成劳
动力的再生产，来建立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体系。即使他们获得了城市户籍，也无法在城
市过上体面的生活，最终必将形成中国的城市贫民窟。
因此，目前在中国，实践上更为可行的是以自愿为基础的农业合作社合作社。合作社的
收益来自于个体农户无法完成或完成起来不经济的事务，比如，个体农户购买化肥，可
能不如若干农户联合起来购买廉价。
重庆在实践的摸索中也逐渐认识到问题所在。2007年开始，重庆开始鼓励农民建立合作
社。重庆市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农业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途径，积
极培育，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迅猛发展的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社。
2007年底，加入专业合作社、综合服务社和专业协会的农户达到143万户，占重庆市714
.9万农户的20%，农户年增收500元以上。到2011年5月，重庆市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突破1
万个，入社农户近200万户。目前，重庆有573个合作社拥有注册商标，有287个合作社
通过了“三品”认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产销对接规模也在不断扩大。作为全国“农超
对接”、“农校对接”试点省市，重庆已有300多家合作社借此将产品直接送进超市、
学校，降低了成本，增加了收入。
重庆合作社建设坚持“三不”政策，即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性质、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
、不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在坚持稳定承包权的同时，实现搞活经营权。围绕这一目
标，通过干部上门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让农民深入了解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的内
容和优势，使农民认识到合作社是农民自己的组织，能够为自己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
实惠。落实专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价入股、土地流转合
同签订、备案登记等进行监督，确保土地性质不变。
由于长期以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养成了分散经营的习惯，对合作社不放心
，不积极。重庆在区一级进行试点，经过区供销社、土地流转中心、村支两委负责人对
承包经营权的基本形式、政策依据及性质、意义等进行广泛宣传，让农民逐渐认识到，
集约化和规模化经营是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必由之路。为了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户将
自家责任田交给合作社后成为合作社社员，由社员大会推选懂经营、会管理的成员组成
理事会，再由理事会选举产生理事长，让村里的能人集中智慧，给土地增收出主意、想
办法。为避免理事会和理事长出现不作为或乱作为的情况，社员们还推举产生了监事会
，监事会和监事长真心实意为社员谋福利。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合作社的一种新概念，是农村微观经济组织的重大创
新。农民专业合作社作为一种由农民互助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通过联合生产，规模经
营，可以有效的将分散的资金、劳动力、土地和市场组织起来，解决“小农户”与“大
市场”的对接问题，降低交易费用，实现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民产业化经营。当然，
重庆的农村合作社建设并不是不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在合作社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
断改进与完善。
金融下乡，服务农业
过去，重庆的城乡二元化结构在金融资源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城乡金融严重不平衡，农
村金融资源极度匮乏。为了改变这一现状，重庆以农信社改革为突破口，以大手笔组建
省级法人制银行，同时积极发展多层次农村金融体系，推进农业保险建设，以实现“大
农村、大金融”新型农村金融格局。
重庆推行农村“三权”抵押、农业保险、担保、贴息、互助金等各种形式融资，缓解农
民贷款难。对农民来说，手中大多就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房、林权。在银行看来
，这些都是难以评估、难以处置。农民想融资只能依靠农户小额信用贷款。但小额信贷
额度小、期限短，仅能满足简单生产生活需求，难以满足规模化经营的大额资金需求。
为此，重庆市的国有银行开展了林权、农房抵押融资试点，并且取得了一定成效。2011
年，全市农户可以将已确权颁证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居民房屋及林权向金融机
构申请抵押融资。农村“三权”抵押贷款及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对象主要是重庆范围内的
农户、农村中小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贷款主要用于发展种植业、养殖业、林业、渔
业、农副产品加工、流通等农业产业化项目以及满足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支农资
金需求。
在重庆市的统筹城乡建设中，已分三批批准全市32个区县、52家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开业
筹备，总计资本金41亿元，其中有27家正式开业营运。至2010年10月，中国农业发展银
行重庆市分行、中国农业银行重庆市分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分行以及重庆农村商
业银行四家银行的涉农贷款合计1171.37亿元，比年初增长21.38%，高于全市的整体贷
款增速；规模占比达到39.02%。
2009年重庆银监局出台了统筹城乡金融支农的政策，按照“以丰补歉，以城带乡”的原
则，将银行的城市网点审批与农村网点设立相结合，提高了银行在农村设点的积极性，
全年填补了53个乡镇的金融网点的空白，在全国率先实现了金融服务的乡镇全覆盖。
2010年，重庆银监局从为农民提高金融服务便利性出发，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改善行政村
空白金融网点的金融服务方面。首批选择了重庆17个县的66个行政村作为今年的重点金
融服务对象，引导主要的涉农银行通过提供定时、定点服务，安装ATM机、POS机等方式
，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邮储银行重庆分行和重庆农商行通过“惠农通”信息机等现代
手段为农民提供服务。“惠农通”信息机系农行重庆市分行与市商委、电信部门合作研
发的一种价格低廉的多功能机具，极大地提高了银行服务的便利性和灵活性。经中国人
民银行总行批准，重庆还正在试点乡镇网点实现POS机进行小额取现。
重庆涉农金融最为典型的金融机构便是 2010年12月16日 在香港H股成功上市的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2007年，黄奇帆提出一个新的重大决策，“整体谋划、全市统一、创造
条件、一步到位”，组建全市统一法人的农村商业银行，助推城乡统筹发展。在这个背
景下，重庆农村商业银行成立于2008年6月，在原重庆市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基
础上改制而来，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三家、中西部首家省级农村商业银行，注
册资金60亿元，是全国注册资本金最大的农村商业银行。该行已建成“一级法人、两级
管理、三级营销”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在总行层面，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将原有14个部
室调整为业务执行、评价监督、保障支持三大系统21个部室，使总行成为全行的经营管
理、资金运作、业务创新中心。
因为农村贷款利润不高，甚至没有利润，近年来，一些国有商业银行都在收缩农村业务
。但重庆农商行却仍坚持走主攻“三农”的道路，把70%以上的存款都投向了农村和县
域。该行设置了39家县级支行和1805家分理处，各支行都是经营主体，每个乡镇都有1
家分理处。重庆农商行积极探索农户联保贷款等多种新型贷款方式，在打通农民贷款“
绿色通道”的同时，较好地规避了风险。至2008年底，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共为593万户
农户建立了经济档案，评级授信439万户，颁发贷款证364万户，分别占到全市总农户的
89%、79%和65%；农业贷款余额达到314亿元，占到全市金融机构农业贷款总额的4成以
上。
截至2009年5月末，重庆农商行在总体盈利6.04亿元的基础上，不良贷款较改制之初下
降了27.33亿元，资产规模达到了1869.42亿元，成为重庆市最大的金融机构。目前重庆
农村商业银行费用率、成本收入比、拨备覆盖率等多项指标进入全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前
三名，存款规模、农业贷款、个人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等指标位列重庆市银行业金融机
构的第一位。
尽管重庆的金融与金融机构改革增强了服务“三农”的适用性和便利度，但农村金融事
业的根本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首先，农业的自然脆弱性导致重庆农业贷款的不良贷款占
比一直比较高。2008年重庆农村商业银行农业贷款余额达314亿元，不良贷款为43亿元
，不良贷款占比达到13．7%；其中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不良更高，占比在30%左右。其
次，在当前农村地区风险担保机制缺位的情况下，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通过创新金融服务
产品来满足农村地区的多元化金融需求：一是针对当前沿海中小企业大量关闭、返乡农
民工增多的情况，推出了农民工返乡创业贷款、出国务工贷款等信贷新产品；二是试点
推出农民经纪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主妇、农民出国务工、“家电下乡”等农村消
费贷款品种；三是探索创新林权抵押、农村土地流转、宅基地农房抵押、农村信用共同
体等担保方式；探索推出仓单和动产抵押、最高额抵押、小企业联保贷款等贷款品种。
但目前银行在抵押担保方式创新上面临政策性难题。如农户能提供的抵押物主要是自有
住房，由于土地性质是集体所有，现有的小农经济的组织模式难以提供法律上有效的抵
押物。
李昌平曾谈到：“农民用宅基地或承包权在村里的土地银行或土地信用社进行抵押，申
请贷款。如果没还上贷，农民只丢失了承包权，但地还在村里。假设承包权抵押了3年
，那3年后该农民还可以把这土地拿回去。农民如果把土地抵押给私人或外资银行，不
仅利息收入要转移到农村以外，而且要是还不上贷款，这些银行就会把地权卖了。你想
，农民贷笔款做生意，利润百分之十几，但利息都要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你说
他风险多高啊，很容易陷入‘抵押陷阱’，断送地权。”因此，仅仅依靠金融下乡仍然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李昌平说过：“一定要把金融变成农民自己的金融。”打铁需要自
身硬，只有优先发展农民合作或互助金融才能真正解决农业金融资源匮乏的问题。
重庆的方向是改革的深水区（作者看重庆）
一、黑恶势力的大面积蔓延已经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
在新中国建立之前，黑恶势力遍布多灾多难的中国。1949年后，曾经危害四方的旧中国
黑社会在强大的人民民主专政攻势下土崩瓦解，黑恶势力在中国大陆彻底绝迹。这样的
局面让很多国人只能在《教父》、《英雄本色》等美国或香港的电影中才能看到黑恶势
力的踪影。
但自改革开放以来，黑恶势力却又死灰复燃，从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地区开始逐步深入
内地，到今天已经星火燎原之势。美国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曾经说过：“个人只有通
过置身于所处的时代之中，才能理解他自己的经历并把握自身的命运，他只有变得知晓
他所身处的环境中所有个体的生活际遇，才能明了他自己生活际遇。”在一些地区，人
们已经深刻地体会到到黑恶势力大面积蔓延的严重后果。
在一些城市，黑恶势力只手遮天。2010年4月，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重庆的“
涉黑”案件审判》白皮书显示，重庆自2009年6月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该
市法院一审受理以“涉黑”罪名起诉案件41件687人，其中公安部挂牌督办案件10件281
人，二审受理23件478人。截至 2010年3月31日 ，一审审结30件，判处罪犯520人，
二审审结13件219人。在这10个月期间，重庆“涉黑”案件一审审结数相当于2007、
2008年两年“涉黑”案件结案数之和。
白皮书指出，“涉黑”的29件案件共涉及24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涉案的24个黑社会性质
组织有13个注册成立公司或企业，公司规模达到3家以上的有5个，资产亿元以上的达5
个。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公司面目向合法经济领域渗透，或表面以合法企业形式存在，实
际从事黄赌毒、高利放贷等犯罪活动，或以犯罪手段实现垄断经营。
中国社科院 于建嵘 教授将黑恶势力分为两种类型，分别为官员的黑恶化和黑恶势力
的官员化。官员的黑恶化是指党政官员向黑恶势力蜕变，这种蜕变不仅表现为他们作为
黑恶势力的背景而存在，而且还表现为他们的施政行为在方式和性质上已具有黑恶势力
的特征。在重庆涉黑案件中，54%的涉黑组织有“保护伞”，24名国家工作人员因涉嫌
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被审查起诉。“保护伞”涉及多个公权力部门，其中公
安干警17人，党政及其他部门具有一定社会管理职能的人员5人。“保护伞”包庇、纵
容行为主要包括不履行查禁职责、泄露办案信息、安排自首立功掩盖“涉黑”组织犯罪
事实、直接运用手中权力阻挠他人查禁等。其中最为典型便是重庆公安系统内组成以文
强为首、包括20多个处级以上警官、100多警员的黑帮团伙。文强团伙为多个黑社会组
织充当保护伞。此外，还有公检法机关从上至下的公务人员大面积沦为黑恶势力的骨干
成员。
黑恶势力的官员化指一些黑恶势力的代表人物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进入体制内获取合法
外衣，并运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权力从事犯罪活动。后者，黑恶势力通过种种手段漂白自
己，为自己谋取政治资本。王立军曾这样说过：“重庆的一些黑恶组织已有合法外衣，
以商养黑，以黑富商。”重庆市涉黑涉恶团伙首犯和骨干的很大一部分为人大代表或政
协委员。比如，重庆黑恶势力头目黎强是重庆市人大代表，陈明亮是重庆渝中区人大代
表，王天伦是重庆大渡口区政协委员。个别黑恶势力人员甚至能在上级部门不知情的情
况下，直接遥控区县级党委政府，插手人事调整。
在一些乡镇基层，情况更为严重。在东南沿海地区，赌博之风盛行。某些省份无论在乡
镇还是在城市都有大大小小的赌场，上至7、80岁的老人下至6、7岁的儿童都沉浸于滥
赌之中。有些赌徒一赌千金甚至万金、十万、百万金。赌博有赢便有输，赢家为了追讨
债务，招募起一批亡命之徒，组织黑社会团伙。而当地从上至下的公检法部门的公务人
员却与这些人狼狈为奸，瓜分利益，从而形成了一个滋生壮大黑恶势力的恶性循环。
大量基层政权和基层组织异化为黑恶势力。 于建嵘 教授在湘南调查时，有一位年轻
的现任副镇长就非常自豪地对他说：“在我这里只要不杀人放火，嫖娼赌博都可以。许
多事情白道搞不定，我可以用黑道来了解”。据 于建嵘 教授的调研，作为中央政府
代理人的乡镇政府官员，反斥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为“黑文件”，甚至轻蔑地斥之
为“狗屁”。为了榨取农民的血汗以自养自肥，乡镇官员置国家长治久安于不顾，豢养
纵容社会上的黑恶势力，并给他们披上“执法队”、“工作组”的合法外衣，手恫吓和
强迫农民。这些黑恶势力漠视法纪、为非作歹。他们或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或敲诈勒
索，不劳而获；或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或丧尽天良，残害无辜，甚至对抗法律，到了
为所欲为的地步。
在一些地方，恶霸和地头蛇控制基层组织的情况已十分严重。黑恶势力通过村委会的“
民主选举”窃取权力，控制农村基层政权。甚至一些县级政府都被地方上的黑恶势力直
接掌控，国家权力被私有化的现象屡见不鲜。
黑恶势力的大面积蔓延，尤其是一些城乡政权的黑恶化，表明国家机体发生了严重的结
构性退化，标志着国家政权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正如薄熙来所说的，“打黑不是我
们要主动而为，而是黑恶势力逼得我们没办法。”黑恶势力的为所欲为乃至于对国家政
权的渗透，以及基层干部的奢侈腐败和施政行为的暴力化和土匪化都会让民众对国家政
权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从而使得政府的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迅速下降。水能载舟，亦
能覆舟。一个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众对执政者的拥护和服从。如果不
遏制黑恶势力的发展，任由其蔓延，将会动摇国本。因此，重庆所进行的艰苦的打黑行
动，是稳固国本、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必要措施。
二、黑恶势力的经济根源是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
从50年代至70年代末，中国曾经历了一段黑社会犯罪的空白期。1990年开始，犯罪团伙
急剧增多，并且日益向黑社会组织演化。2000年开始，黑恶势力蔓延的情况更加严重，
全国犯罪发案数为367万起，比1999年增加63%。
黑恶势力的形成在于，形成一定的反社会、反主流价值观的组织，通过非法手段谋取高
额的经济收益。王立军指出，“犯罪团伙充分利用社会特别是转型社会政府控制力局部
偏弱、经济体制新旧交替尚不完善等‘有利时机’，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发展壮大
为黑社会组织。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评论资本家追逐利润：有50%的利润，它就会铤
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用这句话形容黑社会组织对经济
利益的疯狂攫取，也是十分恰当的。”
为了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在一些官员的“保护伞”下，黑恶势力的触角渗透到社会经
济的各个领域。比如在重庆，建筑、客运、物流、采矿、娱乐、餐饮等行业，由于行业
规模较大、利润较高，成为黑恶团伙竞相拼抢、垄断的对象。而生猪、肉类、海产品、
蔬菜、酒类批发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行业，由于是生活必需品且市场潜力巨大，也成为
黑恶团伙觊觎的对象。
黑恶势力还渗透到金融领域，试图控制一个地区的经济与金融命脉，比如非法放高利贷
等。黑恶势力成立各种财务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公司、典当行等，以合法外衣掩盖高
利贷等非法经营活动。有的黑恶团伙还利用高利贷来吞并企业。有的黑恶势力成立所谓
的高科技公司，购买国外先进科技设备，高薪雇用国内技侦专家，对部分企业家、官员
实行跟踪侦查，并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实施敲诈。有的黑恶势力以危及人身安全、扰乱企
业正常生产进行威胁，强迫企业家参与赌博。有的黑恶势力在夜总会安置摄像头，对参
与娱乐的企业老板和干部全程录像，并以此要挟实施敲诈。有些组织严密的黑恶势力合
作密切，将目标共同对准政府和企业，对拉哪些企业管理者或官员下水、如何拆迁等进
行明确分工。
黑恶势力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贫富差距过大，财富分配的极度不平等。比如，血汗工厂
的盛行将导致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巨大不平等，将导致少数人暴富与多数人的贫穷
，这必然会引起黑恶势力的形成。中国社科院在 2011年2月24日 发布的法治蓝皮书
中称，新生代农民工犯罪案件约占全国城市刑事案件的1/3，新生代农民工“共同犯罪
、团伙犯罪突出”。比如，被广东媒体称为“砍手党山村”的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
只有区区2千人，但因为抢劫被刑事处理的有100余人。这个村庄参与犯罪的年轻人差不
多已被抓尽，在整个上映乡保守估计有300多名名年轻人在珠三角与长三角两地抢劫被
抓。在这些人看来，进城打工只会受气歧视，而混社会、搞抢劫才能生活得光鲜有钱、
不再受人气。
巴尔扎克曾经讲过，每一笔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凡是在贫富差距极大的地
方，就能看到黑恶势力的极度蔓延。比如台湾社会贫富悬殊日趋严重，2008年，台湾最
富有的5%与最穷的5%人群的平均所得相差66倍。从1998年到2008年，台湾地区全部家庭
可支配所得增长4.6%，其中，最富有的20%家庭可支配所得增加7%，而最穷的20%家庭的
所得则减少2%。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黑帮多达1000多个，其中有组织形态的126
个，成员5800多人，实际人数至少达数万人。“竹联帮”、“四海帮”、“天道盟”三
大黑帮的势力已经国际化、企业化、集团化、合法化、多元化，以公司名义出现或作掩
护，介入诸多经济领域，不再仅仅从事黄赌毒。今天台湾利润最丰厚的黑道事业，就是
与白道勾结，涉足建筑业、影剧娱乐业以及新兴的卫星、有线电视和网络。台湾地方议
会有黑道背景的超过总数的1/3，有黑道背景或犯罪记录的各县市议会正副议长更超过
95％。
在所谓民主化后的俄罗斯，垄断财阀一夜形成，贫富差距急剧拉大。黑社会也随之卷土
重来，泛滥猖厥，走私军火、贩毒、操纵体育赛事、开拓色情市场。俄罗斯黑社会在地
区间和国际上拥有强大的关系网，已经侵入俄罗斯经济的关键领域，掌控着大约500个
重要的经济实体。意大利是欧洲地区差异和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黑
手党的势力范围已渗透到了全国的各个经济部门，控制着全国约20%的零售商和15%的制
造商。黑手党从事贩毒活动、高利贷、敲诈勒索、绑架、诈骗、走私等犯罪活动。在该
国的南方城市，80%以上的商人不得不向犯罪分子缴纳“保护费”。
贫富差距过大使得一些生活艰难的社会底层的民众铤而走险，加入黑社会。社会分配严
重不公导致部分民众心理失衡，一旦有巨大的经济利益的驱使，极易被黑恶势力所利用
。比如在重庆，早些年的国企改制导致大批工人下岗，由于再就业困难，大量的失业工
人及其家庭形成了出相当规模的失业群体。这庞大的失业群体成为滋生黑社会的温床，
为黑社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生力军。
因此，要彻底铲除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就必须要缩小贫富差距，消灭社会分配不公平
的行为。重庆在保持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同时，加快推进社会保障并改善民生，就是
为了还社会一个公平合理的社会环境，铲除黑恶势力形成与蔓延之根。就像王立军所讲
的，要“实现社会公平，达到“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社会效果，不仅仅是结果
的公平，更重要的是要保障各阶层居民享有平等的机会，其中最基础的是实现教育资源
和教育机会的公平。合理的社会结构，是抑制犯罪包括有组织犯罪的基本前提。要针对
中国独特的区域、城乡、贫富等三大差距共存现状，坚持“补低、扩中、调高”的基本
政策取向和思路，健全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通过税制改革、税务法制完善，调节过
高收入……针对行政资源客观有限的情况，促进社会组织发展，加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
间的分工、协作以及不同社会组织之间的相互配合。重点是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强化基
层组织管理工作，牢牢掌握基层社会管理权，铲除有组织犯罪萌芽可资利用的土壤。”
三、治国先治吏，必须要遏制政权内卷化的现象
黑社会要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无可避免地要采取与掌握着行政权力的官员合作的方
式，在政府中寻找代理人，把黑变成白。手段主要有让官员或一级政府享受到黑色经济
发展成果，还有就是帮助政府官员做不能公开做的违法事件，比如野蛮拆迁。这也就是
所谓的官员黑恶化。
随着黑色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黑社会势力会不满足于通过其在政府的代理人来实现秩序
，而是直接掌控地方政府，以政府的力量来使黑色经济和黑色秩序彻底合法化、公开化
。一些政府官员也不再满足于间接获得黑色经济的好处，而要通过黑色秩序直接获取经
济利益。此时，黑社会与政府合二为一，联合形成黑恶势力。这就是黑恶势力官员化，
换而言之即黑金政治。一般的腐败官员主要是经济腐败，但卷入黑金政治中的官员却是
政治与经济双重的腐败。
2000年开始，中国不仅已出现了典型的黑社会组织，而且在局部出现了黑金政治这样的
一种政治现象。一些掌握了合法的政治权力的政治人物实际上已成为黑社会组织的组成
部分。政治人物利用暴力和贿选等手段控制地方政治势力，进一步取得官职或民意代表
的位置。代表黑恶势力的政治人物，通常在从政过程中，常又以贪污等方式来回馈黑道
的支持。例如，河南商丘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李铁良公开给该市公安局长写信，称如果
公安局开始打黑，他就在10天内取对方的人头。更有甚者在广东，黑恶势力的存在已经
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如果说内地黑社会大多是和地方政府的一些腐败官员有联系，是
属于暗箱操作，手法隐秘，而且还不是那么直截了当。那么，广东的黑社会则是一种明
目张胆的半公开组织。
重庆检察机关打黑有这样一个经验：黑社会现象的严重程度与官场腐败现象的严重程度
呈很强的正相关性。也就是说，官场腐败越严重，黑社会现象越严重，反之亦然。其实
，保护伞的形成是以官场腐败为基础的，即先有官员腐败，后有黑社会保护伞。
黑恶势力本质上是官场腐败滋生的恶之花，是黑金和权力畸形结合的怪胎。因此，打黑
不能光打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更要注重从根本上清除官场腐败这个黑社会滋生的土壤
。黑社会是否盛行，在于政府本身。胡锦涛总书记早已指出：“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
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党对长期
执政条件下滋生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都要
反对腐败，认识是清醒的。”薄熙来也曾指出：“毛主席在建国初期就告诫全党，‘治
国就是治吏’，还说‘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
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因此，要从根本上消灭黑恶势力，就必须从
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
但是，反腐败往往陷入政权内卷化的桎梏。内卷化描述的是一种不理想的社会秩序演化
的状态。传统的力量在实际上占据了优势，并以非正式规则的形式决定变迁的性质，新
的正式规则和程序经常被转化成某种因袭传统的不确定的制度。它好比水流中的漩涡，
向前的推动力都被转化成做原地打转的运动，随着运动的圈幅在缩小，向前的推动力最
终停滞、消失于漩涡的中心。内卷化具有两种特征：社会看似繁荣，但效率并未提高，
仅仅是原有水平上的扩大和重复；原有的道德、规范、价值标准不再具有内在的吸引力
而变成了表面文章，人们更多的时候是在表演。
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在研究民国历史时发现，在当时，地痞流氓、恶霸无赖等为非作歹
之徒与地方政府的官员结成同盟，一方面，他们帮助地方政府盘剥农民，为国家搜刮资
源，似乎是强化了国家能力。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利用与政府的联姻以为国家征收税费
为名中饱私囊、横行乡里，造成国家政治经济资源的流失。他们对地方政府官员有极大
的腐蚀作用，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逐渐放弃了原有的政治角色，蜕变成身着官服的黑恶势
力，不是管理并服务农民，而是渔肉农民。杜赞奇把这种国家能力看似增强实则衰退的
矛盾现象称之为政权内卷化，即国家退化。政权内卷化虽然在短期内给中央政府提供了
较多的税款，表面上增强了国家汲取资源的能力，但事实上是从结构上架空了中央政府
，使中央政府失去了对地方政府的有效控制，最终丧失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能力。
在当代中国，死灰开始复燃，一些地方政权内卷化的现象也开始出现了。在经济发展的
过程中，地方政府具有公司的许多特征，官员完全像一个董事会成员那样行动，地方政
府直接介入经济，担任管理企业的角色。地方政府尤其一些基层政府从公共机构逐渐转
移成制造经济政绩的公司。一些官员们藉此来谋取名利、职位晋升或其他资源，甚至通
过各种手段损公肥私，把公共资源作为商品与某些个人或集团进行交易。地方政权正逐
步放弃自己的政治原则性，地方政权和黑恶势力这两种本来为对抗性的组织愈来愈有合
谋和协作的倾向。国家资源的不断输入却无法带来治理效益的增长。虽然各级政府都向
基层投入的巨额资源，但其中很大一部分被黑恶势力截留。官员向黑恶势力的蜕变对社
会秩序构成了威胁，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但是，很多地方的反腐败斗争无非是少数上级监管多数下级。要达到控制目的只能加重
对腐败的惩罚以达到威慑效果。但加重处罚往往反而促使黑恶势力势力的蔓延。对于这
些官员来说，只要能摆平上级，再重的处罚也不会落到自己头上。甚至反腐部门也有黑
恶化的可能，将反腐败权力用于搞腐败，以此和黑恶势力进行交易，最终变成腐败的保
护伞。结果，腐败与黑恶势力不仅未能被遏制，反而大大扩张。一些地方政府尤其沿海
一些省份的基层政府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用于维稳，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数量反
而不断增加，陷入越维稳越不稳的恶性循环。其原因也在于此。
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黑恶势力和官场腐败，必须要遏制政权内卷化的现象。薄熙来指
出，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
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
。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者”，他们对那些松松垮垮、脱离群众的干部，当然
看不起、看不上、看不惯。脱离群众是另一个严重问题。有的干部，心思不在群众，对
老百姓疾苦视而不见，不屑于跟群众打交道。毛主席也曾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
创造历史的动力”。因此，要制止官场腐败，消灭黑恶势力，只能依靠人民群众。重庆
的“打黑除恶”行动之所以能够成功，原因就在于依靠人民群众。在这个行动过程中，
人民群众寄来1万多封举报信，其中80%是实名举报。重庆的反腐败、反黑恶势力的行动
完全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人民战争。
胡锦涛总书记在建党70周年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新形势下群
众工作，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
，真情关心群众疾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项权益。只有我
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
们当亲人。”各地政府都有必要学习重庆的经验与教训，一方面对官场腐败和黑恶势力
实行专政，一方面要对人民群众实行民主。只能这样，才能防止腐败的发生和黑恶势力
的蔓延，确保国家的稳定与政权的长治久安。
主要参考文献：
[1]（美国）黄亚生 著．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
[2]刘亢，张桂林，汤耀国．经济与民生协调并进，转型中国的重庆突破．《瞭望》，
2010年第4期
[3]左大培，裴小革 著．现代市场经济的不同类型．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
[4]左大培 著．混乱的经济学．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
[5]左大培 著．不许再卖：揭穿企业“改制”的神话．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6年．
[6]马克思．资本论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7]“两岸三地”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0所高校师生．《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
2010年10月．
[8]路风 著．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年．
[9]路风．从结构到组织能力：钱德勒的历史性贡献．《世界经济》，2001年第7期．
[10]吴晓波，丁婉玲，高钰．企业能力、竞争强度与对外直接投资动机：基于重庆摩托
车企业的多案例研究．《南开管理评论》，2010 年第6期．
[11]马瑜．重庆加快对外投资发展的现状透视与路径选择．《中国商界》，2010年第5
期．
[12]（美国）约翰·罗默 著．社会主义的未来．重庆：重庆出版社，1997年．
[13]（美国）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著．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
证据．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14]许国志 著．系统科学．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年．
[15]李红刚．从均衡到演化：经济分析方法演进的一条道路．《江苏社会科学》，2004
年第3期．
[16]程恩富，胡乐明 著．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西方主流与多学科视角．上海上海
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17]查朱和．关于我国经济私有化思潮的思考．《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4期．
[18]李昌平 著．我向百姓说实话．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4年．
[19]李昌平 著．大气候：李昌平直言“三农”．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20]朱启臻 著．农业社会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
[21]贺雪峰 著．地权的逻辑：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向何处去．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
社，2010年．
[22]朱启臻，赵晨鸣 主编．农民为什么离开土地．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
[23]（美国）杜赞奇 著．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
民出版社，2010．
[24]彭国威．重庆，开启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试验田”．人民网-重庆视窗， 2011-
02-16 ．
[25]程正军．重庆农村合作金融改革“重庆模式”解读．新华社， 2009-05-11 ．
[26]郝娜．“内卷化”理论在中国．《21世纪国际评论》，2010年第1辑．
[27]王立军．对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打击与治理．《红旗文稿》，2011年第9期．
[28] 中国黑社会每10年进行一次质变：涉黑腐败“警匪官”三结合
[29]于建嵘．农村黑恶势力和基层政权退化．《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