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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862 | 1 航运大王卢作孚和冠生园创始人洗冠生之死--谋财害命的“五反”
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
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
“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
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
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原文摘自 - 杨奎松 - 建国前后中共对资产阶级政策的演变
“三反”、“五反”运动对资产阶级所造成的近乎毁灭性的打击。运动中，工人店
员扬眉吐气，对资本家呼来吼去，揭发检举此起彼伏；资本家则人人自危，纷纷写“坦
白”，做交待，许多人主动低头认罪，争取过关。即便如此，因为许多“坦白”或“交
待”与有关单位掌握的情况不能相符，或达不到需要的水平，致使不少单位搞“逼”“
供”“信”。特别是那些从事“三反”运动的机关部门和税收部门，为了落实对自己单
位人员贪污受贿的指控和落实对资方偷漏税的指控，往往动辄到工厂、商店抓人、打人。
上海在政策掌握方面已经属于相当稳重的城市了，但仅3月中下旬一段时间里，就
有公交公司、中蚕公司、邮电管理局、中国交通建设企业公司上海办事处等二三十个单
位把一些商人或资本家捉去拷问。22日，据上海“五反”委员会辅导组报称：“顺华机
器厂负责人瞿明德、乐嗣黻二人被天原电化厂于三月八日传去，迄今厂中无人负责。更
有人民银行派丁永以市增产节约委员会名义，将中国柴油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陶咸于
上月廿二日传去，迄今已两旬，尚未放回。”“合众冷气工程公司经理马德祥被浙江蚕
业改进所人员传讯数日夜。派克公司资方钮永集被黄浦区税局三次传讯，罚站二十余小
时。”“其中最普遍的是罚跪、‘立壁角’，比较突出的如上海第二印染厂传讯某五金
号推销员包鑫泰，令其下跪，并拖大衣抓头发，迫令承认行贿及书写凭证及随传随到的
保证书。江宁区税局将商人白建华打耳光后当时晕倒，醒来后说他装死，又拿棍子乱打
。商人何润泉被三个工作人员轮流打了一个半钟头。高桥区税局将商人李俊荣关在大房
间里被十几个人拳脚交加的痛打，并用针刺其指头。金昌钢铁行副理周菊牲被黄浦区税
局责令举椅子跪在地上，也有被罚跪在桌子上的板凳上等。”②
陈毅虽以市长名义发表讲话，宣布纪律，也不能完全阻止下面的干部和工人我行我
素。就在陈毅广播讲话第二天，上海就发生税务局干部会同工人到小西门江阴街成和毛
巾厂催缴所得税，资方一时缴不出，被拖到街上罚跪示众，和军管的慎昌工厂逼令怡昌
五金号老板范益斋承认存有赃款3亿元，六七人围殴，致被打得满口喷血的情况。其他
像元丰毛纺厂工人每天把老板伍铁珊喊来批斗几小时，并向其脸上吐口水；河南路汇森
理发店老板因资金周转不开，被迫停工停伙停薪，被理发业基层工会100多人围殴，并
将双手反绑，跪在长凳边缘上，再在其腿上立上两个人的情形，亦并不少见。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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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五反”委员会辅导组：《“五反”运动情况》(40)，1952年3月22日，上海市
档案馆藏档(以下简称“上档”)，B182／1／572。
③《“五反”运动情况》(40)，1952年3月22日，上档，B182／1／572；《“五反
”运动情况》(62)，1952年4月15日，上档，8182／1／373／144。。
在这中问，尤以中国航运大王卢作孚之死最为令人感慨。卢一生致力于教育和实业，一
心希望实现教育和实业救国的理想。共产党胜利后，卢对新中国充满幻想，马上想方设
法把其在香港和海外的船、岸资产迁回大陆，并且最早与政府签署了公私合营协议。他
同时亦热情响应政府的各项政策，鼓励家人和子女积极“参加当前国家最伟大的革命事
业”，一直努力试图跟上共产党前进的步伐。然而，当运动来临，虽然公股及其公司的
党委也想善待卢，然而在社会和舆论彻底否定资产阶级的热潮之中，少数职工却并不在
意政府方面的关照，揭发、指责不一而足，甚至无中生有和上纲上线。这种情况使卢作
孚一时无法接受，深感绝望，终于在2月8日吞服安眠药草草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②
卢作孚的例子，是对这时将资产阶级一概指责为“唯利是图”、“本性恶劣”的说法的
一个最好的反证。卢死时，“没有财产，没有储蓄，没有片瓦，没有寸地，个人收入除
了民生公司为数不多的工资外，所有其他事业送给他的舆马费，一个不留地统统赠给了
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③。
其实，类似卢作孚这样的资本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间也并不是个别的。即使是那
些不像卢作孚那样有强烈的强国抱负，更多地只是想做好生意的企业家，也有不少深知
企业的前途基于职业的良心和产品的信用，无意投机取巧，更不敢坑蒙拐骗者。他们通
常在生活上十分节俭，一生勤勤恳恳。但越是这种资本家，也就越是难过运动的斗争关。
以上海著名的食品企业冠生园创始人洗冠生为例。其能在全国发展到两家工厂、6个分
店，靠的就是信誉和质量。但因建国初经济不景气，“五反”前该厂即已开始积欠工资
。从1952年2月下半月起，因“三反”“五反”造成市场萎缩，业务更加清淡，原料和
销路都发生问题，所得收入只够维持日常开销，更加发不出工资来。但是，“三反”“
五反”到来，造成职工与资方尖锐对立，再加上舆论把资本家一概塑造成利欲熏心的腐
化堕落之徒，职工们自然不信洗冠生没钱，硬是将洗关在厂里楼上两天两夜，连斗带逼
。事实上，洗从做陈皮梅的小本生意创业始，一生省吃俭用，有钱就用于发展事业，连
子女都无光可沾，确实无钱可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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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在较早完成“五反”的天津市委的一份报告中即有所反映
。报告称：“五反”是劳资关系的一个大的转折点。许多工厂商店的工人店员让资本家
洗碗扫地，不让资本家管事，不听从资本家的工作分配，不遵守劳动纪律，提出过高的
工资和福利要求，资本家自惭形秽，不敢做事，甚或靠讨好工人来求平安，高级职员则
纷纷辞职。转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4册，第164页。
②雨时、如月：《紫雾——卢作孚评传》，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422—452页；
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3—445页。
③卢国纪：《我的父亲卢作孚》，第445页。
在被逼无奈之时，又被税务局逼上门来，这位67岁的老人走投无路，只好跳楼自杀
了。①
“五反”运动，因走投无路而自杀的资本家有多少，目前尚未见具体的统计。但仅
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
在10人以上，其数字已相当惊人。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
孩子一同自杀②，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虽然当时公安
局一般都报称，这些人自杀多半与欠税或发不出工资有关，但显而易见的是，欠税及发
不出工资，并非“三反”、“五反”运动中才发生的情况。早在运动发生之前，这种现
象就普遍存在了，而那时并没有发生许多人自杀的情况。如此之多的资本家在这时选择
自杀以了却人生，毫无疑问与这场运动使他们对前途彻底绝望有直接的关系。
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
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
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
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
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
死。
资本家的绝望，直接导致大批资本家失去了在行业中继续经营下去的信心。这时还
备受政府方面重视和保护的荣毅仁，都已经承受不住了。他明确表示：自己名下并无财
产，只有上海麦尼路一座住宅，已准备押款10亿，以还付欠中粮公司的款项，其他退款
，只能将申新等厂向政府抵出，或直接实行公私合营。如果这样还不行，“四面逼紧，
没有办法时，只好上吊”③。上海的大资本家刘鸿生也是一样的态度。他直截了当地提
出要政府把厂子收掉，或公私合营，说：“反正是完了，早点送掉岂不更好?”④
“三反”、“五反”不过几个月时间，各地的资本家就纷纷要求公私合营，或抵厂
还款，这种情况反而让中共中央颇感被动了。设法笼住资产阶级，特别是工商界资本家
的人心，就成了当务之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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