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m********5
发帖数: 17667 | 1 如果大规模的死亡和暴行被掩盖起来，就像在中国的大跃进运动(Great Leap Forward)
中发生的一样，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大跃进运动结束至今已有50年了，但仍是中国的
一大禁忌话题。
据新书《中国大饥荒，1958-1962》(The Great Famine in China, 1958-1962)的作者
，香港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周逊所说，毛泽东发起大跃进运动来推动全面的农业集体化
和高速工业化，但运动带来了饥荒和政治暴力，这些严重后果至今还影响着中国人的思
维意识。在我的专栏《中国来信》中，有关于此书的更多内容。
周逊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大饥荒中，社会变得极其残暴，”可能有多达
4,500万的人在饥荒中丧命。
“如果你看一看当今的社会，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会在当今社会中发现很多过
去的影子，”她说。
今天，“家庭成员们不用从彼此口中夺食，”但财产纠纷“让家庭四分五裂，”她说。
“这相当普遍。”
“我确实认为大饥荒在某种意义上带来了长久的影响。好吧，你可以一概而论地说，人
类是自私的。但对暴力的使用确实在大饥荒时期达到了顶峰，我相信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Cultural Revolution)的背景。”文化大革命在大跃进结束四年后（1966年）开始，
造成了更多死亡。
她说，绝望和自私贯穿中国社会，直至今天。
“我真的觉得，中国人有一种来源于此的绝望感，”她说。“为了生存，唯一方法就是
依靠自己。”
由于不能依靠国家来提供安全的环境，“你只能靠自己去争夺。这是生存下去的唯一可
行手段，”她说。
“实际上我曾和官员们讨论这个话题，他们就这样认为，”周逊说。“你永远不会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总有人会来打击你。”
这就导致了一种心理，即滥用权力可能被看做是不好的事情，但在道德上几乎是可被接
受的，因为权力有保护的力量。
“如果你有权力，破坏就会更大、更严重，”周逊说。
直到今天，这一灾难也几乎不被大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所承认。最近，为了使经济获
得快速发展，开封地方政府计划把大部分市区推倒重建，这导致北京的一家中文报纸发
文警告又一次“大跃进”的出现。
高中教材中没有提及死亡的事实：1958-62年被描述为“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周逊的
书用100多份一手资料给读者呈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故事。
饥荒也是她自己家庭历史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她生长在四川省的省会成都，从小
她就听说自家一个亲戚的岳母被活活饿死，因为她的孙子拿走了她所有的食物。
当然，家庭之间也会有所交流，但面对政府长期的掩盖，该事件的重大性质仍然不为人
知。周逊说，小时候的她对饥荒的规模没有概念。
“你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这样的故事，但你不知道它的毁灭性有多大，也不知道规模有
多大。规模其实相当惊人，”她说。她极力想找寻答案，但秘密只是变得越来越多。
“我在做研究时才发现，这个主题仍是一大禁忌。
想要获得资料特别困难，但我不愿就此放弃。我想挖掘出真正的事实。”她说。
重要的是，尽管她在数十个档案库（有很多档案库是很难进入的）中发现了很多骇人的
信息，她还发现了其他的东西：平凡中国人所拥有的非凡勇气。
“普通人并不是一直都保持沉默，”她说。“他们也会发出声音。对我来说，这非常重
要。”
那个时期在各地零散地出现了暴动，很多暴动都有宗教性质，因为人们在面临巨大灾难
时总会求助于信仰。
一名妇女和她的四个孩子在北京国务院大门前游行示威，他们写在衣服上的口号是，“
饥饿”。四川省党委办公厅在1957年，即灾难刚开始时就发布了关于此事报告。“至少
有数百起这样的事件在北京发生，”该报告不满地表示，并谴责人们“蓄意挑衅”。
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只是写申诉信而已。
山东省党委在1959年8月10日报告称，该机构在当年早些时候收到了266封申诉信，“所
有的信件都和农村地区的粮食危机有关，”党委指出。其中一封信来自谢集村的王训义
（音译）和其他三名村民，信中称每人每天只能被分到100到150克
的大米。
“大多数村民都消瘦衰弱，脸色苍白。还有好些人试图自杀，”王先生写道。另一个山
东人在信中抱怨，这是“给鬼吃的饭”。
讲出实情来是危险的。隶属四川省党委的乐山市党组织活动团体在1961年报告，一个叫
做杜兴民（音译）的人因为写信报告当地党委书记宋友渔（音译）没收了农民的粮食，
被该党委书记指控为“蓄意破坏”。
报告称，杜兴民被毒打一顿，随后被“当地的一群壮汉”抓走，并被“挖出了双眼”。
报告还说，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杜兴民的村子里总共有128人被饿死。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