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g
发帖数: 14447 | 1 文革期间的1968年，32岁的孙晶璋从上海照相机厂的技术科工艺大组的大组长被下放到
了金工车间大件组当工人，加工大直径的金属零件。毕业于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的孙
晶璋，1957年在上海照相机厂筹备处实习，1963年由北京轻工业部研究院机械设备研究
所调回上海照相机厂，亲历了上海照相机厂自58年正式成立以来主要产品的研试。后来
他成了上海照相机总厂的总工程师。
上海照相机厂是上海海鸥照相机有限公司的前身。1963年，该厂生产的相机90%是上海
牌4型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即方镜箱照相机）。这也是中国第一款出口的相机，以德国
罗莱弗莱克斯（Rolleiflex）双反相机为原型，1963年底开始批量生产，1964年出口中
东地区。
和新中国成立后筹建的其他工业部门一样，照相机工业也承担着突破、赶超的使命，关
系一国光荣。从58年建厂并推出58-1型相机，到4型双反相机出口，上海照相机厂仅用
了六年时间。
飞出上海
1968年，上海牌照相机正式使用海鸥牌注册商标，从此“海鸥”飞出上海，成为新中国
照相机工业的标杆。这是为推动出口而做的改动。
“上海4型可以说把当初从事照相机事业的人们的精神传给了我们……尽管已经生产了
40多年，我手头上的上海4型相机依然动作轻快、从装胶卷、设快门、调焦、按快门、
上胶卷、到最后去除胶卷都是畅通无阻。和其原型禄来相机一样，动作安全简便。即使
是早期产品，做工也很结实，不愧为后来大为流行的海鸥系列相机的开头。”日本相机
收藏家陆田三郎在其著作《中国古典相机故事》中，对40多年前生产的4型照相机，仍
不吝赞美之词。
4型系列在国内有众多模仿者，风靡一时。4型系列中，被仿造最多的是4B型，重庆宁江
机械厂在1968年生产的峨嵋SF-1相机，丹东照相机厂于1974年至1980年生产的牡丹双反
相机系列，武汉照相机厂1973年生产的黄鹤相机等，都证明了4型系列流行之广。
当时的胶卷价格很贵。“胶片都是苏联匈牙利的，上海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剩下的零碎片
头，卷好了，1块5毛钱一卷，匈牙利的片子5块钱一卷，等于现在四五百元了吧。”林
师傅拥有的第一个国产相机，就是上海牌58-1，当时他已参加工作，月薪74元，买得起
80元的58-1。
在国内，虽然相机仍是奢侈品，不过4型的价格是工人一个多月工资，为更多人接受。
“到4型出来以后，接着有4A型、4B型、4C型，特别是4B型出来之后，80块钱一架，应
该说相当便宜。
“我大学毕业的那几年每月工资一直都是65块6毛。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根本就没
加工资。但是有些劳动力比较多的家庭也是能够买得起。”孙晶璋说。
而到70年代初，“海鸥”牌照相机紧俏到需要通宵排队才能买到。孙晶璋也曾受亲戚朋
友委托，裹一件大棉袄，晚上六七点钟去排队，直到第二天早晨才拿票买。
起步晚，而不落后于人
从无到有的的第一架58-1型相机，充满了当时工匠的朴素和执着。它是由一群当时相机
店的学徒和中央商场修钟表的手工业者，聚集到南京路四川路口惠罗公司六楼的一个小
阁楼里，参照着德国徕卡（Leica）3B型相机敲敲打打，摸索出来的。
负责制造的是一支杂牌军：相机的金属部分由技术人员仿莱卡制造，镜头由长春光学机
械研究所设计，镜头加工委托给了上海吴良才眼镜厂。
现已80岁的海鸥公司老员工孙云清，当时跟着自己的钟表师傅，见证了第一架上海相机
的诞生。“相机做出来后，在中苏友好大厦工业陈列馆展示，外国人看到很惊奇，让讲
解员拿出来看看，但我们只有一只照相机，摆摆样子的。”58-1和其后继上海58-2成为
中国照相机产业首批大量生产的高级相机。
而负责给58-1照相机画设计图纸，为大批量生产做准备，正是孙晶璋57年在上海照相机
厂筹备处的毕业实习作业。
“德国莱卡3B型号是1936年出来，我们是58年开始做，比他们晚了20多年。但是我们一
起步就到这个水平了。这种照相机苏联也刚刚开始搞。他仅凭自己的力量也生产不出，
主要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把德国的工厂、工程师搬回去，才开始的，大概1950年
左右就有照相机出来。美国的照相机工业规模很小，我看他不是不能搞，可能是它的重
点不在相机，而在汽车。比中国先进的还有日本，日本在二战时已经有照相机了，而且
有几个照相机厂。除此之外，我们算是先进的了。当时，香港、台湾根本差太远了，我
们起步得比较快。”孙晶璋回忆道。
同样在六十年代初，中国也成为了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生产135胶卷单镜头反光照
相机的国家。1964年上海照相机厂开始仿制日本美能达（Minolta）的单镜头反光照相
机，当时模仿的是1962年问世的美能达SR-7型的结构和造型，但SR-7型的自动测光系统
的元件当时国内都没有，只能把这部分去掉，因此最后实现的性能大致相当于1958年推
出的美能达SR-2。
通过了试制定型后的相机被命名为上海DF型，1966年开始批量生产后又改名为海鸥DF型
，世人熟知的“海鸥单反”由此诞生。海鸥DF型单反相机以及其各种改型连续生产了数
十年，产量以十万计，记录了无数珍贵时刻，也成为了许多摄影人的启蒙助手。
“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中国人也要有”
1968年底，上海照相机厂接到任务，仿照瑞典“哈苏”500C（Hasserblad）照相机研制
“东风”相机。孙晶璋介绍，这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一款使用120胶卷的单镜头反光照
相机，日本的勃浪尼卡（Bronica），玛米亚（Mamiya）645等同类型照相机均尚在研制
中。
同时，另一艰巨任务——仿制西德莱茨照相机厂生产的徕卡（Leica）M4照相机，（这
在当时也属于世界上最高级的35毫米照相机之一，和瑞典的哈苏都是各自类型的顶级机
），落在上海照相机二厂。1969年，正值国庆20周年，上海照相机二厂将仿制徕卡M4
的照相机称为“红旗”。
这些据说都是喜欢摄影的江青的意思。
后来，江青又下达了新的命令：“哈苏原型机的快门只有1/500秒，我们必须达到1/
1000，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中国人也要有，也能有。我们既然能做1/500秒，为什么不
能做1/1000秒呢？”
现实是，当时的中国照相机工业总体技术水平还很落后，没有高纯度的光学玻璃，没有
合格的、精度较高的金属材料，没有高精密度的机床设备，光凭一股热情，怎么能生产
出世界一流的产品呢？负责快门设计的孙晶璋的办法是，在1/1000秒时，快门的最大通
光口径从镜头的最大光圈f/2.8缩到F4，这时大于F4的几档就不能用，但最高1/1000秒
的快门速度是达到了。
进入九十年代，海鸥错失了数码相机的发展机遇，受进口照相机的夹击，走下坡路已是
不可避免。孙老感叹说，眼下的海鸥，不知何时才能再度展翅高飞。 |
M******8
发帖数: 10589 | 2 这作者是什么鸟人？
怎么连“禄来福来（Rolleiflex）”这么有名的品牌都不知道？
还什么“罗莱弗莱克斯”？
你还“口渴口蜡”呢！ |
m**i
发帖数: 9848 | 3 当时莱卡3b全世界都在仿制。
苏联的高级品叫“基辅”牌，廉价品叫“佐尔基”。据说二战结束头几年的基辅相机完
全是用德国零件组装的，质量非常好。
【在 H****g 的大作中提到】
: 文革期间的1968年，32岁的孙晶璋从上海照相机厂的技术科工艺大组的大组长被下放到
: 了金工车间大件组当工人，加工大直径的金属零件。毕业于浙江大学光学仪器专业的孙
: 晶璋，1957年在上海照相机厂筹备处实习，1963年由北京轻工业部研究院机械设备研究
: 所调回上海照相机厂，亲历了上海照相机厂自58年正式成立以来主要产品的研试。后来
: 他成了上海照相机总厂的总工程师。
: 上海照相机厂是上海海鸥照相机有限公司的前身。1963年，该厂生产的相机90%是上海
: 牌4型双镜头反光照相机（即方镜箱照相机）。这也是中国第一款出口的相机，以德国
: 罗莱弗莱克斯（Rolleiflex）双反相机为原型，1963年底开始批量生产，1964年出口中
: 东地区。
: 和新中国成立后筹建的其他工业部门一样，照相机工业也承担着突破、赶超的使命，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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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
发帖数: 763 | 4 导读]是谁写的匿名信？她写给郑君里的求助寻找唐纳的信在哪里？参加她与唐纳婚礼
的那帮文艺界元老，甚至那时帮助、照料过她的秦桂贞，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奉命调查她
的这些人……都是她心头大患！
从张彪的交代说起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北京军区空军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逐级向下级传达林彪反党
叛国罪行。在向所属师一级领导干部传达时，驻天津的空军高炮2师政委张彪主动找领
导谈话，说他1966年到1968年在上海空4军任文化处处长时，受江腾蛟、吴法宪的指使
，秘密地干过几件事，抄过文艺界赵丹等人的家，帮助吴法宪找过作家协会主席峻青（
笔名，原名孙俊卿）等。当时江、吴要求要绝对保密，作为军人参与这些秘密活动实属
反常。自己不知是功是过，现在如实向党组织交代，请组织定论。
北空首长一听事关重大，立即通知保卫部组织个专案组审查此事。当时笔者和另外
几个同志被抽调来，在招待所安排房间，要张彪详细说清此事，并要其交代在天津与林
立果一伙的来往情况。然后将所有交代材料抄报北京军区。
张彪交代的案情除了涉及吴法宪、江腾蛟、林立果等人外，还有江青。当时江青大
红大紫、权势正炽，所以一时不好结论。一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张彪的问题
才作出结论。1977年中央专案组清理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人员时，发现上海作家协会主
席峻青在押。问其为什么被关押，峻青说他也说不清。只知道当初是上海空4军的张彪
找的他，吴法宪和他谈的话，第二天就被飞机弄到北京，关到这个监狱。从来没有人来
提审。真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在这个7平方米的单间里稀里糊涂地熬过了10个
年头。在1977年春天某日，中央专案组来人到张彪专案组，要张彪写个帮吴法宪找峻青
谈话的经过。当时是笔者接待的，中央专案组还和我们交流了案情。
1978年张彪问题结案，笔者离开了北空保卫部到别的部队。1980年笔者到上海出差
，办完事后去登门拜访峻青老师，请教写作方面的问题。笔者说明身份后，峻青非常热
情地予以接待。当晚，他和老伴陪笔者一直聊到9点半。当笔者与他将所知、所闻摆到
一起对接后，他把大腿一拍：“啊！是这么一回事！”
经过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很多事情被揭露。江青掩盖自己丑恶历史、
迫害无辜人员的罪行，大白于天下。
令江青揪心的几件事
一是1954年春，江青在杭州疗养时，突然收到一封由上海寄往杭州并转给她的信。
信封左下角印有“华东文委”的字样，但没有署名。信中大意是：你江青的历史是堕落
的，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我已经写了你的材料送中共中央组织部，等等。这个写信人是
谁呢？
二是江青在上世纪30年代浪迹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事，比如同国民党特务崔万秋的密
切交往。还有她写给从前的老友郑君里的几封信等。尤其是1957年毛泽东写了一首怀念
杨开慧的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江青对此恼怒异常，与毛泽东大闹了一场，
声称：你怀念杨开慧，那我就要想唐纳。愤激之下，江青写信求助于30年代的好友郑君
里帮助打探唐纳下落。
三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各个部门都出现造反派，有一则透露出来的“小道消
息”：50年代初，有人给党中央组织部写了一封匿名信，说江青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希
望党组织认真审查江青30年代的历史；当时，中组部指示上海市公安局派几位资深的处
长秘密调查过江青的事。看来不光是30年代的相关人员是当事者，调查她的人也属于知
情人。
有哪些人知道她30年代底细？是谁写的匿名信？她写给郑君里的求助寻找唐纳的信
在哪里？参加她与唐纳婚礼的那帮文艺界元老，甚至那时帮助、照料过她的秦桂贞，还
有上海市公安局奉命调查她的这些人……都是她心头大患！这是与她个人前途攸关的一
群人。
她首先从郑君里下手。1966年6月，江青指派张春桥在上海找到电影艺术家郑君里
。郑君里是1936年4月轰动一时的杭州六和塔3对新人婚礼的主持人，并且是唐纳和蓝萍
（江青30年代从影的艺名）的男傧相。“文革”之初，郑君里已是上了“黑名单”的头
号“黑线人物”。张春桥在与其交谈中威胁说：“江青同志现在的地位不同了，她过去
还有一些信件等东西在你家里，存藏在你家里不很妥当。还是交出来，交给她自己处理
吧。”本来就十分惊恐的郑君里听后当即吓得发抖，满口答应。回到家中，他和妻子黄
晨翻箱倒柜，把有关江青的照片、剪报、手稿、信件等资料收拾了一大包，交给上海市
委办公室转张春桥，并附了一封信给江青说：“请你处理吧。”
然而，这些东西交给江青看后，没有发现她所要的核心内容。
江青与叶群勾结害人
江青初出茅庐，手下无人。上海的张春桥那帮文人办事拖拉，缺乏力度，还得依靠
在军队实力雄厚的林彪、叶群为自己办事。于是，1966年10月4日，江青跑到毛家湾林
彪府上。林彪、叶群热情相迎，两个女人拉着手舍不得放下，一阵寒暄亲热之后，江青
向林彪附耳低语：“我们要谈点女人间的事。”林彪讪讪地走开了。江青和叶群来到叶
群的卧室，开始了一次密谈。江青问：“你说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叶群看着
江青佯装谦虚，笑而不答。江青笑里藏刀，一针见血：“文化大革命，就是用革命的手
段，把你要打倒的人统统打倒。”叶群作豁然开朗状，深深地点了点头。江青直言不讳
地说：“你把你的仇人告诉我，我帮你去整他们；我把我的仇人告诉你，你帮着我想办
法打倒他们。”叶群一听江青有求于自己，满心欢喜满口答应：“好啊，江青同志说得
好，你有什么吩咐，我保证完成。”
江青向叶群列举了一大串“仇人”名单：当年与她争演《赛金花》的王莹；夺走她
热恋才子金某的孙维世；阻止她与毛泽东结合的已于建国前去世的严朴；不帮她找出当
年被捕档案的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处长王济普……不过，此次的急迫之处在于尽快找到
两封信：一封信是1936年6月蓝苹写给唐纳的火热情书；另一封也与唐纳有关，只不过
是写给郑君里的，请郑君里帮助联系远走海外不知所踪的唐纳。在江青看来，和唐纳是
结拜兄弟的郑君里应该知道唐纳的具体地址。江青进一步强调说：“至于是什么信，你
不用问，反正是一封很要紧的信，这点事，你得给我快点办，越快越好。”
第二天，叶群找来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商议，研究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随即，吴法宪
亲自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要江到北京“接受一个任务”，并
叮嘱此次进京的行动注意保密。江立即飞赴北京，先向吴法宪领受任务，又晋见了叶群
。叶群告诉说，江青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手里了，到底在哪一个
人手里不清楚，所有有疑问的人都要进行搜查。并进一步商定，趁现在的混乱局面，组
织一些可靠的人扮作红卫兵，到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人家里去搜查。一切“文字材
料”，不论是书信、笔记、照片，还是日记等全部收缴，片纸不留。最后，叶群不忘重
申：“一定要保密。”
查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
江腾蛟到北京领受任务后内心非常喜悦，这是“首长”对他的信任，是受到林彪、
江青赏识重用的好机会。回到上海后，江立即找来其心腹、空4军文化处处长张彪，共
同策划落实这件事。
张彪，祖籍山东，自小随父亲生活在上海，对上海的街巷里弄非常熟悉。年轻时参
加新四军，受过伤，在空4军算得上是老资格的处长。因为是文化处处长，他对上海文
艺界的人士都很熟悉。
江腾蛟与张彪把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名单列出来，圈定了郑君里、赵丹、陈鲤庭、顾
而已等5人，这些人都是30年代上海文艺界的明星，是江青（蓝苹）的同事，知道江青
的底细，估计可能有江青历史上的东西。江腾蛟对张彪说，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
光荣任务，一定要完成好，不能有半点差错。张彪心领神会，受宠若惊，一再表示一定
完成好这一“光荣任务”，请领导放心。他们当场商定，借当前红卫兵抄家的混乱局面
去抄这5个人的家。办事要快，5个人一个晚上解决。
此事要想办得干净利落，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选一些可靠的人去办。江腾蛟想起他
的那帮心腹亲信，那是他在空4军当政委时，1965年叶群在江苏省太仓县搞“四清”，
江腾蛟挑选了空4军的一群年轻处长陪同叶群工作，照顾叶群的生活。这次，江腾蛟从
这些人中挑选了他最信得过的4个人，连张彪共5个人，分成5个行动小组，当面交代了
任务。江腾蛟分派张彪具体策划、部署，并一再强调严格纪律，都要听张彪指挥。张彪
比他们年纪大、资格老，自然也得到他们的尊重。张彪发挥了其对上海地方熟、和文艺
界人士来往关系多的特长，很快摸清了5名对象的家庭住址。亲自带领各组长逐个到现
场察看地形，交代抄家时从那个方向进人，从那个方向撤出。撤出后要在市区转几圈，
防止有人跟踪。交通工具全是从江湾机场调来的老式美国中卡，车小灵活，便于上下。
他们把汽车牌照都用牛皮纸糊起来。带队的处长和参加行动的人都穿便衣，戴“红卫兵
”袖章。张彪怕被人认出来，还戴上了口罩。
在10月8日晚上，张彪挑选了空4军家属院里的一些孩子，有上中学的，有上小学的
，都是“红卫兵”。张彪给他们作了‘战斗动员’，说是有一份飞机设计图纸丢失，可
能在几个“黑帮”家里，无产阶级司令部下达命令，要去抄他们的家，把丢失的飞机图
纸找回来。每个组带几个麻袋，凡是纸张、信件、书籍、报刊、照片一律往麻袋里装，
不得拿人家的财物。要抓紧时间，在一个小时内完成。有人问就说是“上海红卫兵总指
挥部”的；行动要保密，办完事后在市内转几圈，不让别人发现。对自己家里人也不能
说这天干的事。今后不能向任何人说这件事。孩子们听后个个摩拳擦掌，感到任务光荣
。
江腾蛟坐镇巨鹿路空军招待所，通过两部电话“实施电话指挥”：一部直通北京，
随时向叶群、吴法宪请示汇报；一部专供查抄队及时报告最新进展情况。动员完后，张
彪让孩子们看电影、吃夜餐。9日凌晨1时许，臂挂“红卫兵”袖章的一群人，分成5个
小组，每个小组四五个人，趁着夜幕出发了。两个小时后，各个小组陆续回到招待所，
每个小组都抄回来几麻袋。由张彪弄到一间屋里锁起来。
第二天，江腾蛟、张彪和几个心腹亲信在招待所关起门来进行挑拣，把抄来的30年
代蓝苹的电影剧照、照片，以及与蓝苹有关的杂志、报纸、广告等挑出来，装了少半麻
袋。江腾蛟和张彪乘坐吴法宪给他们派去的专机，把这些东西送到北京。吴法宪亲自到
空军招待所听取江腾蛟的汇报，夸奖江腾蛟、张彪此事办得好，有功。随后，吴法宪叫
江腾蛟把这些东西暂存到空军机关保密室。
1967年1月初的一天，江青、叶群和时任公安部部长的谢富治一起在钓鱼台江青住
处吃饭，讨论如何处理收回来的材料。叶群当即打电话给吴法宪，让他派人把材料送到
毛家湾。又打电话给毛家湾林彪办公室秘书赵根生，说空军要把一包东西退回，要赵先
收下，叶群自己马上就回来。
叶群、江青、谢富治乘黑色“红旗”轿车回到毛家湾。叶群把客人请进会客室，让
工作人员叫来赵根生，从他手里拿到材料，并追问了一句：“没有拆封吧？”赵答：“
没有。”“那你快到后院伙房把炉子捅开，这些材料要销毁。”赵根生捅开了后院的炉
子，江、叶、谢一伙就来到了后院伙房。此刻的江青显得极其紧张，双臂交叉在胸前，
在炉火旁边来回踱步，脸上毫无表情。但是，这些材料销毁并没有到此了结，远远没有
达到江青的目标——因为写给郑君里的信没有找到。更令江青不安的是：是谁写的匿名
信说她历史有问题呢？对她来说，这个写信的人是个“定时炸弹”！
把知情人关进监狱
江青挖空心思地想把写匿名信的人挖出来。于是，她想这一定是知道她底细的人。
首先怀疑到30年代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还有谁呢？回想起在杭州收到的那封匿名信，
信封下角有“华东文委”几个字，这和峻青贴边。可是峻青30年代不在上海，他是山东
我军的随军记者。上海解放后峻青是文艺界镇反、肃反时的领导人，也可能是从文艺界
有问题的人那里知道江青的事情。不管是不是他们，先关起来再说。此事也得靠吴法宪
、江腾蛟这帮军队的人去办。
1968年某日，吴法宪到上海找张彪，问张知不知道有个叫峻青的人。张彪说上海作
家协会主席叫峻青，真名叫孙俊卿，是不是他？吴法宪说应该是他。吴法宪说去把这人
找来，我要找他谈话，但是要特别注意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张彪是个很精明的人，办
这类的事情准能让领导满意，于是通过上海文艺界的熟人、朋友查到峻青的家庭住址，
搞清了峻青上下班的行走路线，便在峻青下班的路上等候。
当峻青下午下班回来，站在路边的身穿空军军服的张彪迎了上去，很有礼貌地自我
介绍说，我是空4军的文化处处长张彪，受一位领导的委托，请你去谈话。峻青问到哪
里去？是什么人找我？张彪说路不远，你跟我走，见面就知道了。峻青见这位空军军官
彬彬有礼，就跟随张彪到空军招待所见吴法宪。落座后，吴法宪问峻青，你认识我吧？
峻青说你是吴法宪。吴法宪说我受人委托，找你问个事，你写信揭发过一个人的问题没
有？峻青说没有。吴说你想想，过去写过揭发人的信没有。峻青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什
么揭发信。吴说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没有事的。峻青说，我没有顾虑，我从来没有
写过什么告发别人的信。吴说，你跟我到北京去一趟行吗？峻青说不行，现在造反派每
天叫我写交代材料，还要批判我。没有他们同意我不敢离开上海。吴法宪说那好吧，你
不愿意去就回去吧！今天的事不要再给别人说。峻青脱身回家。第二天，峻青被强行带
到机场，有一架专机等在那里。一下带到北京，把他送到北京北边靠山的一个监狱（即
秦城监狱）住下。到监狱后，峻青问这是为什么？没有人来回答，也再没有人来审理、
会见。时任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的峻青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关进了监狱。究竟为什么坐牢，
他也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地在里面关了10年。
同机送到北京的还有30年代蓝苹房东的女佣人秦桂贞。江青30年代初来上海时，艺
名叫“蓝苹”，很穷，根本雇不起保姆。租用姓许的一间二楼的房子，即租金便宜的三
角形亭子间，不过十来平方米。许家的女佣人叫秦桂贞，和蓝苹同岁，都是1914年出生
。蓝苹那时只是个二流演员，演个配角，薪酬不多，生活拮据。秦桂贞很善良，和蓝苹
很说得来，经常照顾蓝苹的生活。看到蓝苹忙于拍电影、演戏，就替她拖拖地板、打开
水、洗衣服，从不收她一分钱。蓝苹在“罗宋饭馆”（即俄罗斯人开的饭馆）搭伙，3
角钱一客。到了月底，钱用光了，只好省吃俭用艰苦度日。秦桂贞给东家做饭，有时见
蓝苹饿着肚子回来，就用东家厨房里的食材，烧好蛋炒饭，偷偷端进蓝苹的亭子间。这
时，蓝苹一边大口地吃着蛋炒饭，一边连声说：“阿桂真好！阿桂真好！”秦桂贞见证
了蓝苹与唐纳结婚。婚后才两个月后就争吵打架。秦桂贞住三楼亭子间，和蓝苹住房上
下只隔一层楼板，常常半夜里下来给他们劝架调解。唐纳曾两次与蓝苹争吵自杀未遂。
唐纳出走后，蓝苹又与一个叫章泯的男人同居……
能找到的材料虽然销毁了，但知情者活着的人还有不少，有嘴巴的会说话，必须把
他们的嘴巴封死。1967年11月26日，由张春桥批示，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等18人被隔
离审查。1969年，郑君里患肝癌惨死在狱中；顾而已因无法承受非人的折磨自杀身亡；
赵丹等人出狱时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了，最美好的年华被残酷地断送掉。当初公安系统
按照上级指示调查江青历史问题的一些老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受到了迫害，多
人死在狱中。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是公平的，知情者不会死绝，江青自己却被押上了审判台 |
t*******3
发帖数: 2005 | 5 得肝癌都是被迫害的,那王洪文怎么算?
【在 r******y 的大作中提到】
: 导读]是谁写的匿名信？她写给郑君里的求助寻找唐纳的信在哪里？参加她与唐纳婚礼
: 的那帮文艺界元老，甚至那时帮助、照料过她的秦桂贞，还有上海市公安局奉命调查她
: 的这些人……都是她心头大患！
:
: 从张彪的交代说起
: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北京军区空军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逐级向下级传达林彪反党
: 叛国罪行。在向所属师一级领导干部传达时，驻天津的空军高炮2师政委张彪主动找领
: 导谈话，说他1966年到1968年在上海空4军任文化处处长时，受江腾蛟、吴法宪的指使
: ，秘密地干过几件事，抄过文艺界赵丹等人的家，帮助吴法宪找过作家协会主席峻青（
: 笔名，原名孙俊卿）等。当时江、吴要求要绝对保密，作为军人参与这些秘密活动实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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