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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643 | 1 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
路宪文
最近地委派人两次来和我查对材料，对每个问题都很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对我的思
想教育很大。地委整理的材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个别问题在情节上又不够确切的地方
，我向来查对材料的同志谈了我的意见，供领导上参考。
看了地委所写的材料，使我心惊肉麻。我的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比我原来
估计的要大得多。真是罪恶滔天，残酷毒辣。使我跟深刻的认识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我的错误思想腐蚀了信阳地区党的组织，使它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党
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走上了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和
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也是惨痛的损失。同时也跟进一步的深刻的体会到我们
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的英明和伟大。经过贯彻党的九中全会决议，在信阳地区开展的整
风运动，发动党内外群众彻底的清算了我的错误和罪恶，从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纯洁
了信阳地区党，在信阳地区重新树立了马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红旗。正确地贯彻了党的
有关农村工作的各项政策，保卫了三大（面）大旗，把信阳地区党的工作引向正确的轨
道，恢复发展了信阳地区的生产，救信阳地区人民出水火，使信阳地区人民重现真理，
再见光明，过幸福的生活。回头看我的错误和罪恶遗臭万年，千刀万剐碎尸万段也难以
弥补。每想至此我就完全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向前看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欣欣向荣，前途
无限光明。每思至此我又看到了自我改造立功赎罪，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的前途，
鼓舞和增强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力量。决心从错误和失败中站起来，用流过血泪的经验和
教训把自己武装起来，锻炼成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为共产主义事业效犬马之力。
过去的两年，使我们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遇到的极大困难的两年。外有帝国主
义的破坏，现代国际修正主义的压迫，内有三年自然灾害的袭击，特别是我的错误给党
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造成的损失。但是这两年也是我们党取得伟大胜利的两年。在国际上
我们高举马列主义红旗彻底地揭露了帝国主义的战争阴谋，揭露了现代修正主义的阴谋
，保卫了马列主义，维护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支持了殖民地的解放运动，组织了世
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高潮。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威信大大提高，毛泽东思想进一步
深入世界人心，成为世界人民的旗帜。在国内我们党的九十（原文如此，应为“中”）
全会总结了大跃进的宝贵经验教训，制定了新的方针政策和有关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
使党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政策更加完善，使国民经济建设走上更健康的发展
到了，胜利的进行了整风和毛泽东著作的运动，提高了全党的思想水平，改造了党的作
风，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领导全国人民战胜了自然灾害所造成的困难，国民经济的各
方面，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两年的进步实在是巨大的。我由于犯
了错误使我长期离开党的政治生活，离开了群众队伍，我思想上落后了一个时期。我从
报纸上看到的材料，一切都是新的。过去自己不敢想不敢做的事，自己思想上认为我错
误的曾经加以反对的事，现在都成了正确地为党所提倡的事；过去自己认为好的东西按
在都成了坏的东西，加以反对的东西。今昔对比正确的和错误的东西对比，更深刻的认
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深深感到自己在思想认识、工作作风、以及思想意识等方面远
远的离开了党的原则。在大跃进的胜利的声浪中自己在思想上已经不自觉的僵化了，变
质了。自己的头脑怎么能不犯严重错误呢？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这更危险了。
越想越后怕。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零年春，信阳地区所犯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主要表现在：把特
大的灾年当作丰收年安排工作，不搞生产救灾，大搞征购，大搞工农业基本建设，在工
作方针上完全脱离实际脱离了群众。在争购粮食工作中错误的强调两条路线斗争，大搞
反瞒产运动，把灾情引起的一切社会现象（逃荒、杀牛、丢小孩、破坏尸体）都归之于
两条路线斗争、或敌人破坏，把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混淆，用专政的办法加以处
理，在一系列上的政策上脱离了党的原则，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在反右倾斗争中
之行了一系列的错误的方针和方法，打击了坚持正义意见的同志，纵容了错误思想，打
击了正气，发展了邪气，发展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作风，特别是以错误的办法打击了用
书面或口头向党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更完全堵塞了党内外言路，造成了恐怖情绪。大
刮共产风，把群众私有的一些财产也收走浪费了，陷人民于死地。在错误发生以后又不
敢大胆正视错误，采取彻底的坚决的措施加以纠正，反而顾虑重重，多方面隐蔽错误，
使错误长期不能纠正，一错再错，就不能不给党的事业造成骇人听闻的惨痛的损失。致
使大批群众死亡或身体遭受摧残，大量牲口死亡或瘦弱，失去了生产能力，极其严重地
破坏了生产力。有些严重的地方妻离子散，绝户灭村田地荒芜，房倒屋塌，十室九空，
弃尸山野，使人民群众遭受极其惨痛令人寒心的损失。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损失则更是无
法估计的。实在痛心。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使人民群众遭受如
此严重怨痛，是不能容忍的。
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但是经过全党全民的斗争，仍然取
得了一定收成。如果正确的分析形势，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实事求是的进行分配安
排群众生活，认真的组织领导群众生产救灾，再加政府的大力支持，困难是可以渡过的
，这样严重的损失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损失，主要是由于我的指导
思想和实际工作离开了马列主义原则，违背了中央的方针路线，执行了一套完全错误的
方针政策，错误的工作方法，严重的脱离了实际，脱离了群众，人为的扩大了灾情，制
造了紧张和混乱。我是信阳地区党的主要负责人，我的错误思想起了主导作用，因此，
对信阳地区的错误我应负直接的主要的责任。一个党员的地位越高，他所担负的责任越
大,他的错误的影响和造成的恶果就越大,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信任和重脱（托），给党
和人民造成了罪恶，万分痛心。
经过两年来的学习和反省，我深刻地认识了使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主要是：我脑子里非
无产阶级的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发展，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统治了我的头脑。
区别干部队伍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主观和客观的关系，个人和集体和群
众的关系。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行为应当尽可能地符合客观实际，尊重客观真理。一个
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都应当无条件的代表最大多数群众的意见和利益，忠心耿耿的全心
全意的为群众服务，当群众的公仆，一刻也不应该脱离群众。而我的错误正集中表现在
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从小娇生贯养，过着较富裕的
生活，养成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主观片面，好大喜功，看不起劳动人民。
入党以后一帆风顺，未受挫折，我的，我的这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未得到彻底改造。
大跃进以来，胜利冲昏了头脑，滋长了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工作
上取得了一点点成绩就沾沾自喜，把功劳记在自己帐上，喜欢表扬，怕受批评，愿听好
的，不愿听坏的，不敢也不愿正视工作中的错误缺点，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个人荣
誉，不顾客观可能，不顾群众利益，不听群众意见，根据主观愿望，站在群众之上发号
司令，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强迫命令群众去完成任务。这样就使自己的思
想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逐渐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思想品质。
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一旦僵化了，停止进步了，在政治上就必然变成一个脱离实际脱离
群众鼠目寸光的庸人，就难于接受新鲜事物，识别方向，明察真伪，就不能虚心倾听群
众意见，关于（注：疑是“心”）群众生活，正确的领会和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就必然
走上脱离党的方针路线的错误道路，犯严重的错误。尤其这种错误反映在一个担任领导
工作的党员身上，就必然给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我的这些
错误思想表现在工作上：
首先，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我的思想方法上是极端严重的主观
主义。我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恰合在一起，就发展到了使人难以相信的、迷信主观想
象，一点也不相信群众的荒谬绝论（应为“伦”）的程度。把自己看做高于群众的所谓
“聪明人”，总认为自己比群众觉悟高，经验多，是革命的，而把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
众则看做一群庸俗无智（应为“知”）、思想落后自私自利不可信任的人。口头上叫相
信群众依靠群众，而实际工作上则要求群众听自己的，一旦工作遇到困难，不检查自己
的思想计划方针政策是否脱离实际，则即不加分析的责备基层干部和群众右倾保守落后
，尤其在粮食工作上表现的最突出，这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对待群众的观点和态度。
大跃进以来，信阳地区刮起了严重的浮夸风。这种浮夸风所以能在全区范围内刮起来，
长期不能得到纠正我应该负主要责任。一九五八年在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支配下
，在工家业生产上制定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指标，号召下边去完成，只要报成绩大
就不变（应为“辨”）真伪盲目相信加以表扬，或开现场会加以传播，完成不好的就批
评其右倾，光看缺点，否定成绩，给群众泼冷水。逼得下边弄虚作假，不敢反映真实情
况。一九五八年罗山县委小麦估产低，认为其右倾，忽视两条道路斗争，错误地批评了
罗山县委。西平县委组织部长反映西平小麦七斤（千）三百斤有虚假，地委支持了西平
县委，批评了反映真实情况的组织部长。这些错误的作法，促进了浮夸风，起了极坏的
作用。党中央毛主席早就提出了纠正浮夸风，但是信阳地区始终没有认真的进行过纠正
。一方面我错误的认为怕纠正浮夸风打击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错误的
认为，许多数字已经公布，甚至开了现场会组织了参观，公开纠正觉得不好讲，不好看
，自己也怕强调反浮夸犯错误。这完全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观点在我脑子的反映。由于
许多数字没有落实，迷糊了自己的眼睛，思想上长期不摸实底，浮夸风欺骗了别人，也
欺骗了自己。
一九五九年秋季反右倾斗争以后浮夸风共产风发展到了最高峰，是造成信阳地区错误的
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我在反右倾斗争中执行了错误的方针政策，把信阳地区的反右倾斗
争引导到了一个错误的道路上，打击了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打击了执行党
的政策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保护和发展了浮夸风、共产风。
首先我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对信阳地区夏季粮食征购工作做了错误的保证。一九五九年
信阳地区夏季征购没完成任务主要是浮夸产量估计过高，脱离实际，当时强调贯彻分配
政策，超产奖励，妥善解决大队和生产队之间的矜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我却错误的
认为没有完成任务主要是片面强调照顾群众利益忽视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果。实际上夏季
有些地区已经透底，群众生活发生了困难，而我却认为群众私分瞒产，麦收后多吃浪费
了粮食。夏季没有完成任务，我思想感到有压力，不好看，不好向省委交代。因此，强
调秋季要早下手抓粮食征购，注意两条道路斗争。要保证完成任务。
其次在我这种错误思想的支配下斗争了曹铭同志，认为平舆县夏季粮食征购没有完成任
务，主要是曹铭同志思想右倾，忽视农村两条道路斗争。实际上曹铭同志反映的情况是
真实的，对群众情况是关心的，对曹铭同志的斗争是错误的。对黄德功、息县农场张场
长的批判也是错误的。由于对曹铭同志的斗争主要是以粮食征购问题为中心，对造成信
阳地区的错误影响极大。曹铭同志反映西洋店有灾情，主张早搞生产救灾计划是正确，
批判曹铭同志不积极抗旱，及早提出生产救灾也是错误的。
其三，三级干部会上批判奖励生产队开荒、副业下放生产队，把大队猪下放给生产队食
堂和群众喂养，等都是错误的。反右倾斗争以后，提倡大搞集体养猪，大办百头猪场，
普遍试办穷队过渡，共产风又刮起来了。实际上在许多方面违背了中央关于执行队为基
础的三级所有制政策的精神.共产风给群众生活造成了更大的困难, 破坏了群众私有的
一点家庭付业。其四，对张树藩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张树藩同志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是
正确的，春季在遂平县拨粮食安排群众生活是关心群众的，对秋季粮食产量的估计较接
近实际，我的思想观点是错误的。胡友录同志反映生产中的问题是正确的，我认为胡友
录同志思想右倾，只看缺点不看成绩，因而批判胡友录同志是错误的。信阳地区在反右
倾斗争中，突出地批判了对粮食问题和浮夸伤风有意见的同志，认为对粮食征购有意见
是右倾思想代表富裕中农叫喊，否认农村两条道路斗争。认为对浮夸有意见，是否定成
绩否定大跃进。现在看来这些同志绝大多数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反映真实情况的，对这
些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其结果就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关心群众利益的同志，堵塞了党
内言路，保护和发展了浮夸的不关心群众利益的坏思想作风。造成这种错误的主要原因
是：我错误的以非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去领会和执行中央庐山会议的精神，结果就把一
些反映真实情况和反映工作中错误缺点的同志不加分析都认为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的
右倾思想，把一切反映粮食问题和群众生活问题的意见都认为凶（是）替富裕中农叫喊
，是粮食问题上的两条道路斗争在干部思想上的表现。这些都集中的反映了我资产阶级
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不关心群众的痛苦，不敢正视工作中错误缺点。由于我思想
认识上的错误，使许多正确的同志受了打击，忍受了冤屈，现在想起来实在痛心。
一九五九年秋，信阳地区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但是在我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的错误思想
的指导下，对当时政治经济形势作了错误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分析，把灾年当作丰收
年，按大丰收年安排工作。提出了一套不切实际的计划指标，强迫下边去执行。当时我
根据一些片面的虚假的材料和主观臆断，估计秋季产量五十亿斤，安排群众生产完成征
购任务没有问题。当时下边报六十亿七十亿斤，我思想上是不相信的，但没有积极去纠
正，不敢提反浮夸，怕犯错误。反右倾打击了反映真实情况的同志，自己也不敢正视实
际。有了个人主义情绪就利会（令）智昏不能尊重真理。对有些水源条件不好的地区有
百分之二十左右受灾，部分田地无收的情况自己是知道的。但认为旱灾面广，插花性大
，大队统一分配，不会形成灾区。认为有灾情无灾区。错误的认为在分配征购任务时照
顾一下即可，不敢提生产救灾，怕戴灾帽，影响下边积极性，同时认为一方面讲抗旱成
绩，一方面又讲救灾不好看。这种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的思想作风，突出的反映了我不
从实际出发，不关心群众生活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结果由于产量估计浮夸，征购
任务分配过多，对灾区没有查灾减免，丰收区购了过头粮，灾区购了口粮，人为的造成
了灾情，扩大了灾情。
其次，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注：原“绪”字缺，此补），表现在我
对待群众的态度上，豪（注：应为“毫”）无群众观点，对群众的生活漠不关心，对食
堂停伙、逃荒要饭、丢弃婴儿、路旁死人、破坏尸体等极端惨痛情况，无动于衷，见死
不救，反映了我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是一种国民党作风，是统治阶级对待群众的态度
。说明我已完全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
当年十月下旬已听到有部分地区征购底食堂停伙等现象，但我没有正视这种情况，及时
的向上级反映。当时主观臆断的认为，十月分秋尚未收完，征购任务才完成百分之七十
，就叫喊缺粮显然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错误的认为是两条道路斗争在粮食问题上
的集中反映。认为反右倾精神尚未贯彻到农村，右倾思想尚未解决。当时听说其他专区
已经完成任务，信阳地区落后了，思想上更加急燥起来，连续开电话会议组织突击。强
调以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僱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完成粮食征购任
务。反瞒产运动在全区范围内开展起来。省委批转了湟川召开贫僱会谈搞粮食征购的经
验，更坚定了我反瞒产的思想，认为自己抓对了。十一月上旬王秉林同志两次向我反映
了鸡公山谢桥大队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我不但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反而批评工作组
不深入，有右倾思想，叫工作组深入下去依靠贫僱实行三同，群众吃什么你们吃什么，
群众三天不吃饭，你们也三天不吃饭。较工作组顶着，坚决突开（原文如此），一定要
搞出粮食来，十七号工作组又派人向地委反映情况，我同意先给一些粮食解决当前生活
问题，继续作工作搞粮食。当时认为鸡公山是千斤社，征购仅四百多斤，按七百斤计算
安排生活也不成问题。鸡公山如果吃统销全区就成大问题了。在我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
思想支配下不敢正视这种情况，十二月初又派县委书记徐国良同志到鸡公山去搞反瞒产
。徐国良向我回报鸡公山搞出七百万斤粮食，我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认为鸡公山问题
解决了。叫王秉林在电话会议上给各县传播经验，我和王达夫同志商议在鸡公山召开现
场会组织参观。后来又人反映有虚假，但认为没有七百万斤有三百万斤也是好的。地委
又批转了鸡公山反瞒产的报告。对反瞒产可能造成的恶果毫无警惕。十一月下旬我到确
山，听邵鲁民同志回（应为“汇”）报三万人大会交心运动的经验，当时我对报出的三
千万斤粮食数字有怀疑，我向邵说搞出百分之三十就是胜利，况出百分之五十是伟大胜
利，确山问题就解决了，错误的认为用回忆对比诉苦三个十年前后对比阶级教育的办法
启发干群阶级觉悟，向党交红心说实话是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参观了展览馆感觉不坏
，在电话会议上推广了确山的经验。现在想起来以交心逼粮食实际上是强迫命令违法乱
纪的办法。罗山县委书记电话会议上回报了五条经验，说五类分子评比搞出很多粮食，
交出很多破坏事件。当时反映三类地区地主富农造谣破坏粮食煽动群众瞒产私分，我认
为在三类地区整一下五类分子有好处，当时也提出不准让五类分子反干部的瞒产，指出
这是个阶级立场问题。又让潘局长到罗山召开五个落后县会议推广罗山经验。潘局长回
来向我汇报了，我还问潘没有让五类分子搞干部吗？潘说他没有讲这一点，电话会议结
束时我又专门强调了这一点，后来韩处长向我汇报说省厅不同意开五类分子大会，当即
让韩给各县打电话进行了纠正，已集中的解散，未集中的停止。潢川会议上我又问许文
波同志他说没有搞干部，实际上搞了干部。开五类分子会议反瞒产是一种反动的作法。
我不加警惕的推广了这一经验，说明我的思想上视粮食为珠宝，只要搞出粮食就能解决
问题，发展到不讲政策，不讲方法，不择手段的严重程度。
十一月下旬在平舆、潢川两地召开了县委书记碰头会议，会议上回报了许多私分瞒产的
情况，粮食（食堂）停伙，丢小孩等情况，以及基层干部不敢见领导干部等情况。当时
感到有问题。当时怀疑有灾情，但在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没有认真组织查实情。根据
一些虚假汇报，认为私分瞒产是普遍的。落后地区甚至是社社队队有。错误的认为，当
前紧张现象主要是前段工作没有区别对待，私分瞒产企图搞夸（注：应为“垮”）是两
条道路斗争，有些私分一点粮食想多吃一点是本位主义，应当说服教育。提出核实产量
，在搞好分配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开展六好运动。宁书记同意了我的方针。潢川会
议虽然提出分配安排群众生活，但没有查实落实产量，没有解决粮食问题，仍是用反瞒
产办法安排群众生活，只强调了方法上区别对待问题。更错误的是由于我思想上认为人
民内部矛盾突出，敌人必然乘机破坏，敌我毛段也必然紧张。因而根据当时汇报的一些
片面的虚假的典型材料，把一切社会现象都说成是富裕中农进攻和敌人破坏。如有的同
志说有的富裕中农煽动说成立托儿所所收的小孩管吃管穿，有的人偷引别人的小孩往城
里丢，就错误地认为是富裕中农煽动制造紧张空气。有的同志说，有些地方要公安局破
案。实际上这些都是明显的灾情造成的，群众被迫求生的手段，而我却把这一切现象归
之于富裕中农和敌人破坏，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完全混淆，用处理敌我矛盾的办
法用专政的手段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置农民于死地。真正荒谬绝伦，罪大恶极，危险
万分。
在平舆开会路过息县包信，到街上散步发现街后一个死人，当时一个群众在旁说是饿死
的。我叫秘书叫这个人到公社谈一谈，半路逃跑了，我当即找公社（住）队人工作组的
书记问死人情况，他说这个人生痨病好几个月，公社给他治病花了六十元，医院说他是
慢性病，把他送在她亲戚家里，昨日病重他亲家迷信害怕死在自己家里把他抬到街后去
了。并说那个队生活暂时没有问题。我说那个群众吃的肥胖可能是富裕中农造谣挑拨党
群关系。路过寨河在公社上看到一个青年妇女抱一个小孩坐在一个大车上，看见汽车过
去了跪下叫喊要钱，我未停车就过去了。路过明港在街外修理汽车，一个妇女引一个孩
子找我要粮票，我问了他（原文如此，应为 “她”）那社那队（原文如此，应为“哪
社哪队”）姓名，他（“应为她”）说粮食少她引孩子来拾菜，丈夫在家犁地，省些粮
食叫他吃饱好劳动，我没给他（应为她）粮票叫她回家去。不要在外乱跑，把情况告诉
公社党委书记叫去查。路过湟川付店见公路上两个人拉一死人，我未停车走了。路过罗
山竹点桿店有几个外流群众拦车要坐车到信阳去，司机把曲种哄（原文如此，应为“轰
”）开开走了。不多远又看见稻田有两个尸体，未停车过去了。当时我感到问题严重了
。到罗山慌忙下车告诉罗山县委，提出解决问题的三点意见：⑴派人掩埋路旁尸体。⑵
信湟公路二旁（原文如此，应为“两旁”）有灾情，派人把生活安排好。⑶把外流人员
收留起来，每人每日半斤粮食，实报实销。我看到群众挤买点心，我叫停卖点心，在街
后设摊卖稀饭，在大街上挤着不好看，也容易发生车祸。回地委后向地委常委做（原文
如此，应为“作”）了汇报，晚上又开了电话会。第二日根据省委的指示，宣布征购结
束，全面安排生活，地委开电话会提出收容外流、治病、安排生活等八大措施，拨了五
百万斤粮食给各县安排生活。当时认为停止征购紧张情绪即可缓和。除少数灾区外（估
计百分之十）多数地区可安排好生活仍大搞反瞒产。
当时情况已经万分严重，到处发生食堂停伙，浮肿病死人、丢小孩、破坏尸体等严重情
况，我为什么不停止反瞒产，反而把这些现象都归之于敌人破坏富裕中农进攻，用专政
办法处理呢？回忆起来主要是：主观主义不承认灾情那样严重，认为下边有粮食。思想
上有粮食是两条道路斗争的焦点和主流，以及人民内部矛盾突出敌我矛盾必然紧张的教
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错误观点。反瞒产搞出的一些粮食迷惑了自己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反
右倾后我有严重的个人主义，粮食征购未完成任务，感到不好看丢人，怕省委批评，冬
季就要粮食搞统销怕批评右倾。对一些弃小孩、食堂停伙严重情况，不敢正视，怕犯右
倾错误。由宁左勿右的情绪。当时看到这些问题，思想上急躁，害怕，顾虑崇崇（重重
），慌手慌足，束手无策，本来开锁钥匙只有一个，拿粮食安排生活，但自己又不敢向
省反映情况要粮食，总怕犯右倾错误。我思想上这种资产阶级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
个人主义结合在一起，实际上已发展到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个人荣誉地位，不顾人
民死活的反党反人民的严重程度。完全是一种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在我脑子里的反应，根
本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起码的条件。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害了群众也害了自己。
十二月省委扩大会议，我向省委汇报了信阳地区的情况，估计灾情百分之二十，透底百
分之二十向省委要了三亿五千万斤粮食。省委给了二亿八千斤。杨书记讲了在粮食工作
上不能搞反瞒产，不能搞两条路线斗争，我思想上才明确了。在地委扩大会议上和二次
潢川会议上我检讨了三条教训。但由于思想上有怕犯错误右倾错误的个人主义情绪，总
是强调成绩，对问题不敢深挖，不敢严肃批判。因而不能彻底解决问题。同时看到省委
粮食已不多，省委又表示不向中央要粮，因而自己仍主张作工作，搞一部分粮食安排生
活。反瞒产变为做工作实际上仍未停止。
其三、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骄傲自满情绪，反映在我的工作作风上是：简单粗暴，强
迫命令，违法乱纪。
在省三级干部会议上斗争曹铭同志时，曾发生过推拉等违法乱纪行为，由于我没有采取
坚决认真严肃的态度加以纠正，对造成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中普遍发生违法乱纪行为
起到了开导作用。在斗争曹铭同志最初两天，采取摆材料讲道理的方法，一个人发表一
套道理，互不交锋，在小组长会上研究改进斗争方法，我错误地认为会议开的不严肃，
不紧张，不像斗争会样子，提出了分析批判和逐项追根相结合。在闲谈中我又讲了斗争
潘复生时的一些情况，使大家思想上发生了错觉。在最后几次斗争会上曾发生推拉等现
象，我当时让大家坐下来一个一个的讲，叫曹铭坐下纪录。在小组会上我提出不要指手
动脚，没有严肃批评这是一种错误。在会议结束安排工作时，我又讲了回去要注意防止
违法乱纪，你们都是县级干部还老想动手动足，基层干部就可想而知更难避免。同时告
诉大家既不要给基层干部泼冷水，又要防止违法乱纪现象发生的指导方法。在斗争形成
相持顶牛局面时，就主动停止会议帮助干部研究方法等。由于我对这种违法乱纪现象的
严重性认识不够，没有当作一个大问题严肃地纠正，结果使大家思想产生错觉，在各县
扩干会议上违法乱纪行为得到更进一步发展，一级比一级严重，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
在反瞒产斗争中，我强调两条道路战争，逼着下边搞粮食，三天一个电话会议，五天一
总结，对搞得好的，成绩大的，不辨真假，不问政策方法就加以表扬推广，对搞不出成
绩的就批评右倾，推广了许多错误的反瞒产经验，领导上强迫命令，逼着下边违法乱纪
，形成了反瞒产中的逼供信。造成了普遍的打人吊人甚至打死人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
听到有些同志反映有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为，我在电话会议上讲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是
不能允许的，但不要简单的批评处分基层干部，要保护基层干部的积极性，不要泼冷水
，主要帮助继承干部总结经验，告诉基层干部方法。同时我认为在群众运动中发生一些
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死个别人是难免的。在我这种极端错误思想支配下，对违法乱纪现象
没有认真检查处理，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和行为。造成违法乱纪成风，逢会必斗打，
打人合法的极其严重的现象。阶级敌对分子乘机实行阶级报复，残害群众。各种手段千
奇百出，残酷毒辣。马龙山打死了张福洪向地委报告，危（畏）罪自杀，地委虽然派人
检查了，但没有查出问题来，没有认真的继续追查，使冤案长期不能处理。
在第一次平舆会议上发现西洋店群众大量外流，我和宋书记专门召集五个外流严重的大
队干部和公社书记开了一天座谈会。会议上除了统计外流情况外还反映了许多地富伪军
官富裕中农破坏抗旱斗争，带头煽动群众抢秋，煽动群众等外流现象，以及一些贫农积
极分子在极端困难情况下，保护耕牛，坚持生产，维护食堂的模范行为。当时有些群众
回来感到上了当，当时强调安排生活，对坏分子破坏等情况稳定后再处理。回地委后召
开电话会议。曾指出有些群众外流是灾情生活问题，有些是富裕中农瞒产私分逃避斗争
，有些是五类分子破坏，有些是投机商贩。当时指出不论什么地方外流来的一律收容管
饭吃，每人每天半斤粮食，实报实销，集中送回原地。每个收容所要拍三种干部，公安
干部负责审查坏分子，民政干部管生活，卫生干部管治病，当时公安局长正在专区开会
，我又给公安局长讲了一次。在这次会议上，特别强调有些农民外逃是富裕中农煽动的
，有些是少数富裕农民干部瞒产私分不叫群众吃饭农民群众外逃，有些是富裕农民瞒产
私分怕斗争外流，有些是敌人破坏等。因为当时苏联专家到信阳查矿，空军等部队开现
场会，怕影响不好，要求各县在二三天内消灭外流，要深入各社队调查地富反坏右，富
裕中农外流情况，揭发他们的破坏活动，开展斗争，斗后管制不准外逃，有犯罪行为的
要法办。要组织民兵巡逻等。我曾经说过：外流没好人，好人不外流的话，我这种对待
外流群众的错误分析，和极端错误的办法，实际上是一种违法乱纪行为。群众外逃求生
，我把他当作坏人，不准外流更堵杀了群众的求生之路，这完全是一种国民党对待群众
的办法。反映了我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
信阳五里店公社社员罗付业，贫农成分，十五岁，父母饿死。杀吃了四岁的妹子，我批
准了法办，错误的认为杀人犯法行为。而不（问）①犯法原因。实际上这种残暴行为应
当由我负责，因为我反瞒产饿死了他父母，使他无饭吃，逼他杀人。在光山马畈公社时
听了该县委书记刘文才（彩）②的汇报还当场批准逮扑了三个破坏尸体的贫农。后来两
人均死于狱中，我对这一冤狱应负直接的责任。
我的错误思想作风，纵容了违法乱纪的思想行为。我把许多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相
混淆，用专政办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提出的许多办法政策都是违法乱纪的。我对违
法乱纪行为又熟视无睹，强调保护违法乱纪的积极性，怕给违法乱纪泼冷水，实际上就
是支持纵容了违法乱纪，使之残害人民，打击了坚持正确工作作风的同志。完全违背了
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示，违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工作作风。我这种对待群
众利益漠不关心，对群众生死无动于衷，对许多政策问题采取信口开河，轻率了③（潦
）草的态度，说明我的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失去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质。我已经变成了
一个高高在上脱离了群众的土皇帝。对群众的呼声利益倾④（听）而不闻，只许州官放
火，不许百姓点灯，顺我者昌，还⑤（逆）我者亡。我的错误实在严重极了，危险极了。
其四，我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骄傲自满情绪，表现在对待组织的态度上是不忠诚的，
存在着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
信阳地区这样严重的情况，我没有及时向省委汇报，许多重大政策问题既没有向省委请
示，也没有在党的会议上讨论，就自作主张独断专行的进行了处理。我有严重的个人主
义情绪，在向省委汇报工作时讲好典型多，讲坏典型少，怕说看消极面多受批评。死人
问题一直到省委指示时才向省委作了极不深刻的检讨。
我对待错误的态度是不老实的，想方设法掩盖错误。一九六零年元月十二日我到平舆开
会，路过新蔡时见路旁村庄有群众扒树皮，我当时就认为那里的生活有问题，当即告诉
县委书记叫他亲自派人去查明问题，解决问题，同时又认为剥了皮的树留着不好看，叫
群众砍了。路过万金店见村庄有五棵没皮的树，我将同样的话告诉了平兴县委宫书记。
我在火车上看到信阳长台附近有一个村有几棵剥了皮的树，我又告诉余书记派人去查，
看生活是否问题把树砍掉，我说火车上来往的各种人都有不好看。一九五九年春我和杨
书记路过光山泼河南一个小店又一座仿倒塌了，那里已无人。我见了马龙山说，你那破
房不扒了，放在那里展览吗？我的各种错误思想对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助长了下边封
锁消息。
一九五六年（一九六零年）春生为告诉我毛主席要到嵖岈山，延炳玉、韩仁秉同志为此
事省里开了会。延炳玉回来向我传达了省委指示，省委叫我准备死人浮肿病等材料向毛
主席汇报。我交延炳玉同志去了再检查一下生活的问题安排的怎样，把原来的展览馆再
收拾一下，食堂土蒸汽恢复起来，没有集中的浮肿病集中起来。我去了以后，听说韩仁
秉同志把中央下放的干部都调离了，把群众也准备调到远地生产，只留少数干部积极分
子接见主席，我和老延都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不叫群众见主席不好。研究结果，叫中
央下放干部的组长审查一下，把政治上可靠的留下，除把五类分子和对党不满的富裕中
农调离以外，多数政治上可靠的群众留在公路两旁和村庄附近接见主席。现在听说把浮
肿病人调走了，把托儿所小孩调走了，只留下一部分胖的，每人做了一套新衣服，食堂
吃了几天大米饭。实际上形成了布置假现场，蒙蔽主席，对群众影响很坏。我的思想可
能对延炳玉同志有影响，我应负一定责任。
我对死人数字的统计存在少比多好的个人主义思想，因而每次都强调叫下边划清正常和
非正常死亡的界限。我这种错误思想对下边起了极坏的影响。一九六零年元月十号左右
到湟川见了宋书记，他告诉我潢川已死人八千，固始死人一百多，并说老梁思想有顾虑
，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说省委工作来的一些同志不知道是否是党团员，到处统计死人数字
，以后没有县委通知不准给他。湟川会议上我问老梁和老杨，他们都不承认有那么多。
当时我批评梁德柱同志不改在县委会上批评省委工作组，因该和他们组长商量一下统计
死的办法。我同意老梁注意保密的精神，所以我说工作组的组员有许多不是党团员，团
员，给他们说了也没有什么好处。同时告诉他们对上级领导同志有什么说什么，对下要
保密，不要乱发通报文件，叫敌人知道了不好。当前应集中抓好生活安排，不要忙于统
计死人数字，以免发生消极情绪，结合安排生活摸一下底，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
委写报告，张甫同志对老梁意见很大，当时我批评老梁不该和张甫顶嘴，固始死人多，
对张甫招呼很好，张没啥意见，你死人少，你对张甫态度不好张甫对你意见很大。这是
一种庸俗的错误观点，我的这些话促进了老梁对张甫同志不满，影响很坏。元月底我回
地委，王达夫同志向我说，公安处年终统计全区死人二十三万，浮肿病死人八万，已叫
各县委审核一下再报省。我同意了王达夫同志的意见，弄清楚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再向省
委写检查报告。在我错误思想支配下，没有及时向省委反映。二月初在省委开会，杨守
迹（绩）同志和我说死人二万多，我说有那么多么，再审核一下，划一下界限。我也没
有即时向省委写报告。只到三月初固始开始向省委报告死人四万多，赵书记电话会议上
点了地委的名，地委才对固始死人问题向省委写了检查报告。三月下旬省委吴书记和我
谈了话，我才把全区的死人情况向省委写了报告。这样严重的人命关天的大问题长期没
有主动向省委写书面的正式的检查报告，是一种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对党对人民
不负责任的行为；是毫无党性的表现。
我有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对中央、省委派来的同志不够尊重。李坚（中央监委）同志
在省找我谈了两次话，我把信阳地区的死人情况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从固始
、光山回来我找李坚同志谈了一次。决定第二天晚上向李坚同志汇报，下午正开常委会
，邱进敏同志说李坚同志叫你谈话，本来因该停止常委会去见李坚同志，但当时我即借
口开会未去见李坚同志。晚上地常委集体向李坚同志作了汇报。李坚同志对问题认真负
责，态度严肃，这是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值得我学习，但当时我思想有顾虑，怕李
坚同志批评，对李坚同志有些意见，说了一些不满意李坚同志的话。现在检查起来我对
李坚同志的态度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消极抗拒检查的态度，是党所不允许的。
一九六零年五月六日，地委扩大会议结束我把马龙山梁德柱留下，我问他们死人数字为
什么一下由九千增到五万多。当时我思想上对这个数有怀疑。梁德柱说省委检查组逐户
登记的，按工作组统计的数字，加现有人口比选举时统计的人口多一万七千多，死人没
有那么多。我和梁德柱、马龙山说，你们再派县委同志亲自摸两个大队，核对一下看是
出入，不要和工作组讲。到底多少心中也有个底。我对省委检查组统计的数字有些怀疑
，怕统计得不准确，这是一种对工作组不但不尊重不相信的错误态度，严格说来也是一
种抗拒检查的态度，我的这种错误思想，对梁德柱的抗拒检查起了支持作用。是党纪所
不允许的。
我对人民群众的来信采取了违法乱纪的态度。光山白雀园公社民校老师给我写了一封信
反映群众生活问题，当时我看了以后认为情况可能有扩大，写信的动机是好的，我不准
备再去检查了，王达夫同志说还是查一下好，我同意了，王达夫同志就派陈正卿同志去
检查。省四级干部会议上我见了马龙山和黄文儒，问他们查的怎样，他们说没弄清，我
说还是查清楚好一些。结果黄文儒回去就追查起来，并把来信人扣起来了，陈正卿同志
回来回报才知道扣起人来了，我和王达夫叫他立即放出来，我虽未叫扣人，但我叫黄文
儒查来信人是错误的我应负责。专署工程局党员干部邢贵良用地委信纸和名义给信阳县
委写了一封信批评县委，我听说后认为借地委名义批评县委是违法行为。叫公安局破案
，并进行批判斗争，开除党籍下放劳动（后来鸡公山会议后纠正了）。一九五九年十一
月信阳县监委书记胡修玉同志向中央写匿名信反映信阳地区死人情况，转信阳地委处理
，我同意王达夫同志意见叫公安处侦察破案，进行斗争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留党察
看。现在看来这些同志都是对党负责的，关心群众生活，同党如实反映情况的好同志，
但是我在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支配下，对这些同志的来信采取了压制民主，打击向党
反映真实情况的好同志，是一种违犯党纪国法的行为。
我的错误是极其严重的，给党和人民群众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我的资产阶级个人
主义已经发展到了登峰照（造）极的程度。我的思想已经僵化变质，完全丧失了一个共
产党员的品质。我愿接受党任何严厉处分。我希望党给我留一个自我改造、立功赎罪的
机会。
由于我长期脱离党的政治生活，我的思想落后了。再加我的错误对我自己精神上的压力
很大，思想很混乱，因此我的检查写的仍不系统不深刻，有些观点还可能有错误。我熟
（热）诚的希望省委、地委能给我以帮助，挽救我。
路宪文
一九六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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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643 | 2 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作者：张树藩
信阳事件发生时，作者正担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了解事件全过程。
他指出，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
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这证明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
党；而我们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与湖北的孝感、黄冈和安徽的安庆、六安、阜阳五个地
区接壤。该区有大约一半的面积曾经是大别山、桐柏山老革命根据地。这里是河南省的
重要粮棉产区，还盛产茶叶。木材、毛竹、油桐、药材和猪鸡鱼鸭等，素有青山绿水、
鱼米之乡的美称。
就是这样一个美丽富饶的地区，在50年代末的“大跃进’期间，由于浮夸风、“共
产风’的肆虐，竟然造成了大量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举国震惊的信阳事件。
事件发生时。我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政公署专员。经历了事件的全过程。虽
然时间过去了三十多年，但这一和平时期的血的教训，无时不在我的脑海中翻腾激荡。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和信阳的浮夸风
1958年春，信阳地区的遂平县嵖岈山群众为了兴修水利，要求把几个高级社联合成
一体，我们地委同意了群众的这个要求。当时取名叫集体农庄，学苏联的，实行领导、
计划、分配、财务四统一。不久，毛主席提名叫人民公社，嵖岈山就成了全国第一个人
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区实现了公社化。
在1958年夏收中，当时在楂岈山人民公社坐阵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将一块亩产
四五百斤的小麦浮夸成3200多斤。随之，西平县城关公社出现了亩产小麦7320行的更大
浮夸典型。他们是把多亩产量集中起来说报的，当时我就不相信。地委书记路宪文跟我
说出现如此的高产典型时，我说那是胡说八道，根本不可能。我想一亩晒场能晒多少，
怎么会一亩产几千斤小麦呢。于是地委就派副秘书长王秉林到西平县实地调查，回来说
是真的。然后我亲自到现场察看，证明并不真实。就在这时，继《河南日报》之后，《
人民日报》也大登特登亩产几千斤的消息，还发了号外。从此以后，谁要说是假的就挨
批斗，全区为此挨批斗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次。于是浮夸风越刮越大，信阳县有名的
鸡公山公社浮夸到亩产万斤水稻，有个别的地方浮夸说亩产几万斤，还出现亩产几十万
斤的大典型。不过，1958年毕竟是大丰收，虽然由于大办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
割，损失了10％左右的粮食，但群众生活没有出大问题，这年全区完成征购任务16亿斤。
在当年的大办钢铁和工业运动中，同样是浮夸成风。且不说炼钢的质量根本不行，
数量也都是假的。许多地方把日产几百斤说成几千斤，商城县更绝，竟浮夸成日产6O00
吨。为此，中央冶金部在商城开了一次全国大炼钢铁的现场会。事先我也去商城看了一
次，认为是假的，有的小土炉一天费很大劲才能炼出几十斤，好的也仅是二三百斤。回
到地委。我就和路宪文谈了我的看法，并说这样下去，我们会犯大错误的。路当时对我
的看法不同意，并说群众运动，气可鼓而不可泄，你看消极面太多了。所谓“看消极面
太多”，就是我看到有些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随便打人，将山林松木乱砍滥伐，
砸群众的锅来炼钢等做法，深感不安，认为得不偿失，并预感到要犯错误。
到1959年，信阳地区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一百天不下雨，秋粮眼看着大面积
歉收或无收。当时地委几个书记分工，我主管农业、政法、财贸三条线。 为了让全区
各县市领导认识问题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召开了一个各县市有关负责人的会议，让大
家实事求是地估计秋收形势，认识灾情，及早采取措施如多种蔬菜等，将灾荒消灭在春
节之前。但这个会议事先未经地委讨论，有些人就有了看法。不久，省委要召开贯彻庐
山会议精神（反彭德怀）的会议，地委让各县报秋收预产。地委办公室汇总后，召开常
委会讨论。当时地委9个常委中，8个人认为1959年农业生产比1958年丰收，是特大丰收
年，因为根据各县市预报的粮食产量是72亿斤，而1958年不过56亿斤。我在会上谈了和
大家完全不同的看法，认为今秋是个大歉收年，全区总产大概就 30多亿斤最多起不过
40亿斤（后来证实只有20多亿斤我说的也多了。）
●「反右倾」使「左」倾错误变本加厉
8月底9月初、省委召开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扩大会议、在会议开始时省要让各地市
委书记预报秋收产量。路宪文不去，让我去参加。我先将地委集体讨论定的72亿斤总产
说了。接着谈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谈的意见。这便引起省委对我也有了看法。第二天
就问路宪文说你们信阳是怎么搞的。路宪文向我问明情况后很不高兴，马上召集在省里
开会的各县、市委书记让重新报产量。各个县市委书记开始都低头不谈，在路宪文一再
逼迫下，才说：不是在家里都报过了嘛，还报什么？路说，有人可不是这么认识的。这
很明显就是要发动大家把矛头对准我了。当前我不管怎么样，又在会上谈了我的着往，
并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实事求是，虽然这次省委扩大会议是反右的，但
不崩因为怕反右就不实事求是。我说完后，县市委书记没有一个说话的，可见大家是了
解情况的，只是不敢说实话而已。随之扩大会议按省委意图要各地市找右倾典型，展开
批斗。尽管省委已把我定成严重右倾分子，可批斗就是发动不起来，没有一个对我批评
的。路宪文无奈，抓住一个说过点实话的平舆县长曹明展开了批斗，这也算信阳地区在
扩大会议上找到了一个所谓右倾分子。随即撤销了曹明的县长职务。
扩大会议后，我回到地区抓秋季粮食征购任务。省委仍按1958年大丰收的标准征购
，我们地区又完成了16亿斤，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都交了征购。秋收刚完，很多地方
群众就没饭吃了，开始出现了逃荒要饭的现象。很多食堂开不了伙，群众无奈，就在家
里煮红薯叶、野菜充饥。干部发现后把他们的锅给砸了，群众就外出逃荒。地委认为这
是破坏大跃进，就让各县市在各路口设岗拦堵群众，不准外逃。当时地委不仅没有认识
问题的严重性，反而认为是有人将粮食瞒藏起来了，于是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运动。
我分工到西平、遂平两县开展反瞒产工作，先到西平县安排了一下，即到遂平县。
县委还在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瞒产动员，然后讨论报瞒产多少。我
参加了会议，看到报多人都低着头一言不发，即感到其中大有问题。于是我就下到两个
公社看了一些生产队的群众生活，确实已经没有粮食，仅吃点红薯、野菜等，不少群众
殓上已出现浮肿。我看到问题很严重，当天晚上就回到县委召开常委会议，提出了征购
已透底，人民生活无着落，已出现浮肿和外逃现象，不要再逼大家报瞒产了。我说瞒产
可能有，但当前急需安排好群众生活问题，然后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我知道他
们县超征购了700万斤粮食,就让他们先拿出这些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有人提出动用
国库粮食需请示省里批准，我说来不及了，等请示批准后再拿出来会饿死人的，你们不
要怕，一切问题由我负责。我跟县委商定后，一方面让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
，一方面开仓放粮，安排群众生活，使这个县基本上没有饿死人。后来戴帽批斗时，这
就成了我的一大罪状，余德鸿同志也受牵连挨了整。
其他县的情况就不同了，都说反出了瞒产几千万、几亿斤不等的粮食，还召开了一
些现场会。如鸡公山公社现场会，在场里圈着很多所谓腿产粮食．其实就上边一层稻子
，下面全是稻壳子，完全是弄虚作假。类似这种情况在很多地方出现，这就不可能不把
群众置于死地，群众写信到省委，被转回地委让严肃处理，结果有的被逮捕法办了，有
的党员敬开除了党籍。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
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信阳县委有一个纪委干部看到饿死人的严重问题
，给省委写信反映情况受，到留党察看处分。当时路究文在省委支持下，为了不让干部
群众向中央写信反映情况，还专门开会让各邮局把关，凡是反映情况的信，一律扣压,
后来统计被扣压的信件达12000多封。即使如此严格限制，还有人跑到许昌地区向上寄
信。有一个党支部（哪个县哪个村已不清了），23个党员饿死了20个，剩下的三个党员
，给省委写了一封信，请求求省委救救他们村人民。此信也被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扣压并
要查处。
在群众已处于死亡线上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开始杀牛吃。当时我虽然已被列入地委
常委的批斗对象，但还未停止工作。在批阅公检法送来的案件时，看到群众杀牛的案子
我就深感问题的严重，开始批了几件都星从轻处理的。到1959年10月，杀牛吃的越来越
多了。尽管报告上写的杀牛人都是如何坏，还给加了“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
”等罪名，可是我清楚地知道这都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干的。从此我就不再批
处这类案件了。
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省委扩大会议后，原来进行的包工包产试点也被批为右倾。这
本来是地委农村工作绕长延炳玉布置各县搞的，现在不认账了，把责任都推到下边。为
此将息县、淮滨等数县农工部长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
书记张福鸿到一个生产队搞包产到户试点，到反右时，马不敢承担责任，说是张自己搞
的。张不服，坚持说是马书记派他去搞的。就这样；马龙山为了杀人灭口，就在县委扩
大会议上发动批斗，将张福鸿打死了。然后说张畏罪自杀，立即埋掉了。
●饿死人震惊了中央领导
由於我在地委常委批斗会上一直拒不认错，常委们就给我总结山了四条 “严重右
倾错误”。
1、把1959年的特大丰收说成大灾荒年。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说，到省委扩大会议上
还坚持己见，并在县市委书记会上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时，还提出要坚持实事
求是。
2、在8月份召开生产救灾会议时，把灾情讲得那么严重，否定了“大跃进”的大好
形势。
3、到遂平县进行反瞒产工作时，不但没反出一斤粮食，反而不请示报告省委，私
自动用国库粮700多万斤。
4、对干部的干劲不是鼓励，反倒诬蔑说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的作风。
路宪文带结论性地说：你老张每次下乡，回来都向我说消极方面的问题，对1958年
小麦亩产3200斤和7320斤你不相信，对大办钢铁也不相信下边报的数字等等，这不是右
倾又是什么？我劝你要老实检查，从此你也不要工作了。
此后，我除参加地委和专署党组组织的大小批斗会外，就是在办公室看书报。地委
、专署召开的一切会议不仅不让参加，会议的文件也不让我看，什么情况也不知道了。
我的秘书余德鸿也因同情我的观点而被撤职批斗，从此再没有一个人敢接近我了。但在
专署党组扩大会议上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人是在真的对我进行激烈批斗，大都是轻描淡
写地提些鸡毛蒜皮的小问题，没话找话，应付了事。实际上，绝大多数人是同情我的，
事后证明也确实如此。
有一天，余德鸿从我办公室门口路过，我看到了叫他送来，他很害伯不敢来。我说小余
你怕什么，不是也和我一样了吗？过来谈谈话也好嘛。余进屋了，我问了他一些情况。
他说他已被撤职，也没工作可做，半个月就回淮滨县老家两次。我问他两次回家干了什
么，他说，第一次回家是埋大爷大娘的，第二次回家是埋父母的。我问怎么半个月内四
个老人家全去世了，是什么病死的。余说是瘟疫传染的（当时饿死的人统统说成是瘟疫
，不能说是饿死的）。这使我感到问题更严重了，因为我知道余秘书的家还算是比较富
裕的。于是我又对余说：事到如今，你对我还不敢说句实话，他们到底是怎么死的？这
时余的眼泪流下来了，哭得说不出话来．停了一会才说出都是没有吃的饿死的。听后我
也难过得掉了眼泪。接着我又追问：你们村饿死多少人？余说他没有多出家门，光知道
他们村西头就饿死一半多，有不少产饿死都没有人埋。听到这些情况后，我的脑子像炸
了一样。余离开后，我当即跑到地委找路宪文。路不在，主管党群的副书记王达夫在办
公室，我就把余德鸿谈的严重问题向王讲了，并请地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挽救。事后了
解地委仍未采取紧急措施，始终不敢承认是饿死的，全区统一口径都说是瘟疫传染而死
的。直到1959年11、12月间，在大量饿死人的情况下，以路宪文为首的地委才向省委报
告，要了粮食。当时省委并不是不知道信阳地区的问题，省委主管财贸的副书记宋致和
就曾在信阳到潢川县的公路两侧看到过几个饿死的人；省纪委书记刘名榜是信阳地区新
县人。他回老家时，也在路上看到过死的人没人埋和乡亲的饥饿情况。但那时人人自危
，谁也不敢坚持原则，不敢出来为人民说句实话。
地委召开大、小会议批斗我的过程，也正是信阳地区饿死人最严重的时期。由于我
坚持不按省地委要求作检查，不承认错误，批斗了两个月也就停下来了。 到1960年2月
，大量饿死人的问题总算制止了。路宪文有～天找我谈话，说你从今天起就开始工作吧
，未再谈及检讨错误的事，并说中央内务部来了一个处长要到淮滨检查灾情，你可以陪
这位处长下去看看情况。就这样。我的所谓严重右倾错误也不了了之，并从此开始了工
作。
我跟内务部郭处长到了息县、淮滨两个县，郭处长看到灾荒十分严重，就问我到底
饿死了人没有。我说有，而且还不少。郭处长问饿死了多少人，我说自己从去年九月底
就开始挨批斗，你来了我才开始跟你第一次出门，对全区情况也不了解，只能估计一下
，饿死的人可能在二十万到叁十万之间。郭处长一听就感到问题太严重了，只待了两天
，就回内务部了。事后得知，郭处长回去后即向部领导谈了我说的话，部领导马上就让
他向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汇报。习仲勋同样感到问题严重，又向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作
了汇报，董老马上派李坚、李正海两个处长到信阳地区进行调查。他们经过叁个月的调
查了解，越查间题越严重，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他们将调查续果向省委汇报后，省委不是正视错误，承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地设
法掩盖。不仅未对信阳地委严厉批评处理，省委书记吴芝圃还对路宪文说，不要害怕，
省委是支持你的。 1960年7月中旬，省委还派副书记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等
在鸡公山上召开县委书记以上的地委扩大会议，统一认识，缩小问题的严重性，继续肯
定“大好形势”，也就是贯彻省委捂盖子的精神。在这个会议上也说要发扬民主，让大
家提意见。路宪文在总结性发言中，也做了一些轻描淡写的检讨，但根本没有涉及问题
的实质。我当时认为，路的讲话实际是表达了省委的意图。
我在这次鸡公山会议上作了三次发言，以承担责任、严格自我批评的态度，指出了一部
分问题的严重性，因此又触怒了省、地委领导。地委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
等常委背着我连夜召开秘密会议，作出决定，下一次会议要以批斗我为中心。他们说张
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我知道他们又要把矛头对准我后，找到新到省委当副书记李立
，谈了我的看法，并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并安慰我说，不
要怕。你谈的情况我都明白了。我估计李书记随即与杨尉屏、刘名榜等省委来的负责人
，研究了我说的话，决定会议不能再转到批判我的问题上了。于是当路宪文等向杨尉屏
汇报地委常委已决定将会议转向批我时。扬说不能再批人家了，现在得让人说话。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上山来了。他是信阳确山人，老红军，对信阳地区饿死这么
多人非常痛心，非常气愤。他在会上指名道姓地严厉批评了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
两口子为群众说了实话，你们却整了人家。（我的老伴李瑞英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曾
带调查组在当时称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搞经济调查，不但没有调查出亩产万斤水稻的高
产量，反而给路宪文写报告要 21万斤粮食，安排群众生活。为此，路说她是否定大丰
收，为富裕中农叫嚣。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李瑞英被调到省委党校，在全校学员和
省市直理论辅导员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接受揭发批判，全省出名。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听说
李瑞英不服，十分恼火，说因李态度不好，要加重处分，撤销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和主任
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王国华的发言对会议震动很大。他是第一个点名批评路宪文
的，也是第一个为我们说话的。
这次鸡公山会议决定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并要求将其判处死刑，主要因马主
持打死了副书记张福鸿。其中的文章事后才看清楚；省委是想用杀马～人表示对信阳地
区发生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肃处理，还是为了捂盖子（对马定死刑报中央后， 毛主席
说， 我还没有杀过一个县委书记，判死缓吧）。
在中纪委两位处长把问题查清报告党中央后，毛主席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
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各部委抽调
数百人来到信阳地区。这时省委才慌了手脚，也仓促组织了六七百人到信阳，全面改组
各级领导班子。先派省农工部长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
记，高祥辉、刘策分任地委组织兼宣传部长；中央派的干部分别到各县、社任县委书记
、县长、公社书记、主住等。原地委书记路宪文被停职检查，其他副书记、部长靠边站
检查，原有九个地委常委仅留下我和纪委书记邱进敏没有动。
就在地县委彻底改组之时，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
书记，在省委书记吴芝圃陪同下来到信阳地委。地委决定让我负责在第五步兵学校招待
所接待他们。在招待所会议室里坐下喝茶时，吴芝圃说话了。他的原话我至今还记得很
清楚。吴芝圃指着我说：“树藩同志，信阳地区发生的问题，省委事先一点也不了解，
把省委蒙到鼓里了。听说你和路宪文认识不一致，你怎么不找我谈谈呢？如果早找我谈
谈，不就避免了发生这样大的问题吗？”本来我事先没想对中央领导说什么，但在吴说
了这样一番谎言的情况下，我不得不说话了。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你真的一点情况不知道吗？那么地委给我戴上右倾帽子
，对我进行几个月的批判斗争，这不是省委批准的吗？否则路宪文他敢批斗我吗？既然
是省委批准的，又是根据什么批的，还不就是根据找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讲话，在地省
委估产时地委定的高我说的少，反瞒产时我在遂平县不仅没反出瞒产， 又拿出70O多万
斤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以及说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打死人是国民党作风等，
才给扣上严重右倾帽子进行批斗的？省委批准斗我的根据，不都是我反映的意见吗？芝
圃同志，怎能说省委一点情况都不了解呢？对我的批判不都是你的安排吗，我还找你谈
什么？”
这时，我看到吴芝圃的脸红得成了红布，确实相当难堪。我还想再具体谈谈时，陶
铸同志阻止我说：不要再往下说了，我们都清楚了，过去批判错了你了，我们给你平反
，不要再说了。这样，我也就不说了。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到固始县召开了万人大会，宣布原县委书记杨守绩是“反
革命”，并将其逮捕。为什么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经过地委亲自到县里逮捕杨守绩呢？
就因为杨在一九五九年群众开始发生浮肿病并有人饿死时，未经地委同意就给省委写了
一个报告，反映了真实情况，要求拨给粮食，解决群众生活问题。这显然又是为了捂盖
子、掩盖省委错误而采取的行动。
这一时期，全地区县市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党籍、逮捕法办的就有八人，其余县市委
书记统统被撤换。农村二十多万基层干部则被集中起来进行「特殊训练」，还调了部队
，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这成了一次全面彻底的大夺权。
这么多干部怎么会都变成了反革命，怎么能如此残酷地镇压呢？我想不通。本来地
委决定让我负责抓民主革命补课运动的。由于我感到这样做不对头，就拒绝担任此职，
并在地委常委会议上忍不住大哭起来。我边哭边说：我在信阳地区工作十几年，和广大
党员、干部有着深厚的感情，我弄不清那么多人怎么都变成了反革命。我和他们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要我领导去整他们，我确实了不了手，还是让我主管生产救灾工作为好。
事后，就因为我没有服从省地委决定，还提出不要这样整干部，在运动初期划三种人（
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把我划为“糊涂人”，那些自己应对信阳事件
负责、事后却大整基层干部的人倒成了“明白人”。我虽不服气，但心想随你们划吧，
历史最终总会是公正的。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信阳事件的发生，与此前河南省开展的一些错误的政治运动有很大关系。一九五八
年，河南曾发生过震动全省的「反潘杨王事件」，在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等人的
主持下，把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还在全省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批斗了一大批说实话办实
事的党员、干部。这些极左的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从此，很多人都
睁着眼脱瞎话，浮夸风、「共产风」、一平二调风，特别是干部的强迫命令、瞎指挥风
，就大刮起来了，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我记得在一九五八年秋省委扩大会议上，吴芝
圃在报告中讲到一个故事，说历史上有一个人手执宝剑，指石为金。同时又说，过去人
们说巧媳妇做不出无米粥是错误的，现在巧媳妇就能做出无米粥。就是这样一些异想天
开的宣传鼓动，把本来已经完全脱离实际的「大跃进」又推向了高潮。
这就是造成信阳事件的根本原因所在。其实不止信阳，全省各地都有饿死的人，只
是信阳更多一些。因此，信阳事件，实际上也是河南省事件，以吴芝围为首的河南省委
应负主要责任。
吴芝圃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同志，长期当中学教员，抗日开始就参加部队工作，
在新四军四师当政治部主任。他对地方工作是外行加个人主义，再加上用人不当，把品
质恶劣的人用作高参，终于造成大错。本来吴兰圃在河南威信是高的，经过反潘复生之
后，威信就大大降低了。群众说，“跟着潘复生，一天吃一斤，跟着吴兰圃，吃了不少
苦。”这种民谣不少，说明谁是谁非人民看得最清楚。
从信阳事件中可以看出，我们的广大人民群众真是太好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
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
库。这证明与共产党血肉相联的人民是多么听话，多么遵纪守法，多么相信党。而我们
某些领导干部，实在是愧对人民啊！
1993年写于病中
(摘自《百年潮》1999年第12期第39-4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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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643 | 5 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路宪文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序 言 六十年代初全国为之震动的“信阳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把这一事件的
历史真相如实地反映出来，并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和总结是我多
年的夙愿。进入晚年又患癌症，作为当时信阳地区第一书记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来完成
这一工作。在病床上，经我回忆口述由我女儿路霞记录整理出《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
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希望通过此文尽可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阐述我
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信阳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五十年
代末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左倾路线在河南推行的必然结果。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人民
公社这个时代产物的出现，促使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和
物力资源、人力资源的极大破坏，死人事件的发生也成必然。虽这类事件在全国许多地
方都有发生，但遭遇特大旱灾的信阳就成为其中较突出的一个地区。它的发生和发展是
社会的、政治的乃至自然的多种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现在回忆和分析这一事件的意义
就在于为后来的领导阶层，为后人提供一个反面的教训。因为各种原因，这篇文章现在
才写出来，它的面世如能给人们了解事件真相以帮助，使人们从中得到一点有益的启发
，这就是我这个三六年参加革命的老人，当年信阳事件的当事人、见证人的最大愿望了
。 “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一九六0年春，全国许多地方相继出现
了大量饿死人的问题。信阳地区饿死人的情况向党反映最早。党中央首先查了信阳饿死
人的问题，把信阳作为一个典型处理，并称之为“信阳事件”。事实上，称“信阳事件
”是不确切的，因当时饿死人的问题，是全国普遍存在的；把“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
部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更是错误的。实际上“信阳事件”是执行党的左倾路线的结果
，是五九年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正如胡耀邦同志所讲的“它是我党建国以来重大政治
事件之一”。时隔三十余年，我们党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问题，应反思这一事件发生、
发展的历史根源和和社会根源，从中吸取深刻的经验教训。那么，“信阳事件”发生、
发展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是什么呢？第一，从河南来说，错误地开展反潘、杨、王运
动把河南的工作引向了一个左倾错误的高潮。1957年春，在省委四次全会上，省委第一
书记潘复生传达当时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讲话。邓的讲话中说：河南没有人性
，群众饿着肚子讨荒（逃）要饭，河南打肿脸充胖子，吹如何如何丰收。潘复生强调说
：合作化搞快了，搞糟了，要纠偏。并说：河南西北高，东南平，灾情多，生产很落后
，丰收年略有结余，常年只能自给自足，灾年还得向外求援，不能征购太多，不能只顾
任务，不顾政策，把群众口粮购走。当时列席会议的地委县委书记谈了河南群众的灾荒
情况，要求省委减轻征购任务，发放救灾粮款，并立即派代表去中央反映情况。省委四
次全会后，潘复生起草了十二条宣传要点，宣传入社自由、退社自由、雇工自由、借贷
自由等，并通报当时临汝群众闹社事件和洛阳某地吃树叶、观音土等灾情，支持群众。
这在干部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继之，省委五次全会召开。会议开始时，各地委书
记汇报多数群众对潘复生的十二条宣传要点是欢迎的。不料会议结束时，吴芝圃代表省
委党小组在会议上揭发了潘复生同志，说：潘复生十二条宣传要点是错误的，是反对合
作化的纲领，反映了地主、富裕中农的情绪，潘是反对统购统销，反对合作化；实际上
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现在潘复生对自己的错误已作了自我批评。当时在会议上就
展开了对潘复生的批判，会后让潘复生下农村去调查研究。省委要求各地委把潘复生的
错误传达到县社。这在全省范围中引起强烈震动，使左倾思想在河南得以迅速发展。
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河南代表团在大会的发言中（杨蔚平），以“右倾
机会主义是当前河南的主要危险”为题目，揭发批判了潘复生在河南反对农业合作化，
反对统购统销，唯条件论，制造悲观情绪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中央在会上撤销了潘河
南省委第一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在河南全省群众中公开开展了反对潘复生的运动。
在批判潘的过程中联系潘展开了对杨珏、王庭栋的所谓错误的揭发和批判。与此同时，
河南省委发起了全国着名的放卫星运动，以放卫星当炮弹，反对潘的右倾。河南省办起
了小麦产量展览馆，各地区农业局长带技术人员在省里办各自的版面，省农业厅长组织
各地区农业局每天向县里打电话落实亩产量，各地区互相观望攀比，小麦亩产量很快由
110斤增长到200多斤。这样，边放卫星边提高亩产量，开了大放卫星大刮浮夸风的先例
。当时在全省范围内到处抓小潘复生，插红旗，拔白旗，刮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
，把河南的左倾思想推向了高潮。 在反潘、杨、王的基础上，1958年秋，在河南实现
了人民公社化、食堂化、掀起了大办钢铁运动。 河南的第一个卫星是遂平县委书记赵
光的试验田，亩产1千多斤。这是河南日报记者到当地采访，根据村干部的汇报放的，
试验田的主人赵光竟然不知道。遂平嵖岈山人民公社韩楼大队妇女队长亩产3400多斤的
卫星，也是河南日报记者亲自采访后放的。地委，县委均是看了报才得知的。西平城关
公社放了亩产7300多斤的卫星，是由公社党委直接报给河南日报社的。河南日报当时是
分管农业的书记史向生批的。史曾打电话问我是否有这样的情况，我说不知道。为慎重
起见，我问了县委书记，他也不知道。我又派地委办公室主任王秉林带一个工作组去调
查，当时因麦已收打完毕，他召开了一个社队干部和老农座谈会，并看了标本麦穗、粮
食堆。回来后他把调查所得情况如实向省委作了汇报。第二天，河南日报上就放了卫星
。当时省委常务副书记杨蔚平对放卫星有个总结，把放卫星说成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放
卫星打破了社会发展的平衡，使后进者向先进者赶上去，然后又放新的卫星，使新的后
进赶先进。吴芝圃在《中州评论》上发表了《哲学的跃进和跃进的哲学》一文。杨蔚平
还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这几年总结了一条经验，春季布置，夏季检查，秋季批判，产
量就上去了。事实上，河南的粮食是如何上去的呢？1958年秋，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
会上大家汇报各地的产量，本来就有些浮夸。吴芝圃听后仍很不满意，认为地委书记留
的余地太大了，产量决不只这么些，他指定戴苏理主持会议和地委书记再座谈一下，把
产量再搞搞。地委书记都知省委嫌少，想让增加，就都拿起算盘，佯装算亩产，实则互
相攀比。结果全省产量算到了500多亿斤（原报300亿斤）。吴芝圃高兴地说：这才接近
实际，实际还留有余地。 会后吴芝圃到中央开会，向毛主席汇报河南全省产量500亿斤
，大丰收（当时全国7000亿斤产量）。毛主席也很满意地说：大家可能留有余地，实际
不是那么多，留点余地好嘛！当时河南省副省长彭笑千，计委主任邵文杰，农业厅长冯
鸣臬等6同志曾向省委反映产量有浮夸。吴芝圃在会上批评道：“这些是秋后算账派，
思想跟不上形势。”结果这几个同志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时，全被打成右倾机会
主义。 1959年春，在豫东商丘、豫北新乡造成严重的饿死人现象。河南省委并没吸取
经验教训，却向中央写了饿死5000人的假报告（实际十几万），当时信阳就曾支援他们
每个地区1亿斤粮食。对饿死人的地区领导，只当工作问题轻描淡写地作了批评。然而
他们对反映饿死人和浮夸问题的领导干部，则当右倾机会主义批判，说成是造谣、扩大
化，是给三面红旗抹黑。这样颠倒是非，使整个河南的左倾思想愈演愈烈，在干部中造
成错觉，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使大家失去了辩别是非的能力，人人自畏，个个看领导
意图行事，说假话。从而形成了在河南全省范围内饿死人的思想根源。 第二，1959年
秋信阳地区遭受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晚秋作物播种后一直到收割时期没下一场雨。尤
其是水稻受害更为严重，晚稻几乎绝收。这是造成“信阳事件”的客观原因。 59年春
，毛主席在视察河北、山东省以后来到河南，召集省、地委书记在火车上开座谈会。主
席把一路上听到的浮夸风、“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情况向大家
作了介绍，征求河南省委的意见，问是否也有这样的情况。当时地委书记把各自了解的
情况如实向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讲：这是严重脱离群众的问题，如果不纠正，发展下
去，就会成为左倾冒险主义。当时省委正在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主席建议把公社、大队
、生产队的干部召集来听听他们的意见。三级干部会就扩大成为六级干部会（省、地、
县、社、大队、小队，共六千人）。基层干部听了毛主席讲话的文件后，非常高兴，纷
纷把自己的看法，本单位的情况作了汇报。毛主席又召集地委书记汇报讨论情况。听到
干部们都拥护，才放心了。毛主席在会上写了关于生产队管理的要点（顺口溜：三级所
有，队为基础……）。主席还在在郑州召开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各省书记的扩大
会议（二次郑州会议）进行讨论。会后主席到武汉，又给河南省委打电话，询问贯彻情
况，并给全国生产队写了一封公开信，即《告生产队干部的一封信》，要求生产队自觉
抵制浮夸风，共产风。这次会议后，全省进行了贯彻，以县为单位进行了算账退赔，基
层干部和群众情绪高涨，“三风”有所收敛，农村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好形势。59年，
河南，尤其是信阳地区遇到特大旱灾，从7月到9月没下一场透雨。广大群众掀起了抗旱
高潮，情绪之高历来是没有的。经过抗旱斗争，早秋获得较好的收成，晚秋几乎绝收，
这就成为饿死人事件的客观原因。如果当时正确对待这种情况，引导群众进行生产自救
，是可以度过灾荒，做到不死人，少死人的，可是当时从省到地、到县，对当时的抗旱
情况都估计得过高，群众受灾了还强调丰收。特别是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在全省开展
了反右倾运动，并强行提前向群众大量征购粮食。在左的思想倾向还没来得及解决的情
况下，又反开右了。越反越脱离群众，最终产生了“信阳事件”的恶果。 第三，1958
年，“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信阳地区率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继之全国搞起了公社化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是大面积饿死人的社会组织原因。58年春
天，遂平县嵖岈山的几个合作社想修水库，但是占地、效益等问题不好处理，当时六个
乡的干部在一块商量后，把六个乡的合作社结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社，大家称之为集
体农庄。各区各县知道后，纷纷要办，当时地委劝阻大家不要操之过急，等等看再说。
我还派了地委农工部书记（部长），带工作组去进行实地调查研究。“八大”二次会议
上，我在河南的小组会议上发了言，引起了强烈反映。许多同志说这是大好事，建议我
写出发言稿在大会上发言。我就写了稿送交大会。由于时间关系，只形成了书面发言。
会后毛主席看到了这篇稿，感到很好，就派中央办公厅四位同志和“红旗”杂志社副总
编李郁九等住在嵖岈山进行调查研究。李郁九帮助写了《人民公社社章》。毛主席从山
东视察回来到郑，中央政治局的谭震林叫遂平县委书记赵光汇报工作。汇报过程中一个
记者问主席：“遂平有个集体农庄？”毛主席说：“还是叫人民公社好”，看了李郁九
写的社章，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得很呀！多年梦想的东西得到了。”紧接着，人民日
报以“河南省信阳地区实现公社化”为通栏大标题，在第一版发表新闻报道，同时刊登
了《人民公社社章》。我在嵖岈山开了全地区乡党委书记以上的千人干部会议，总结经
验，在全区推广。人民公社以后，首先是大办钢铁、公社化、托儿所、食堂化一起搞了
。我受红旗杂志社委托写了《人民公社两个优越性》，在《政治学习》上发表。中央在
嵖岈山召开组织部长会。一个月内，全国18万人参观了嵖岈山人民公社，参观其“一大
二公”的优越性。当时在嵖岈山讨论吃饭问题，中央工作组提出吃饭不要钱，我不同意
，我怕吃饭不要钱，粮食吃光了没有什么交公粮。完不成任务怎么办？中央办公室的人
说我太保守了，人民公社粮食多得很，怎么能吃光了？后在省委书记史向生的劝说下，
我才勉强同意。当时我们过高估计了人民公社的优越性，根本没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这
种社会组织形式诞生后，会对社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人民公社化后，第一个考验是大办
钢铁。在全国“以钢为纲”钢铁元帅升帐的时期仅信阳地区就有100万人参加大办钢铁
。上蔡、遂平、西平、汝南、新蔡、平舆等淮北几个没矿石县的人，集中分到淮南的确
山、罗山、商城、光山等县。淮南的这几个县平均每天要接纳近5万人。可想而知，没
有人民公社这种形式，大办钢铁根本搞不成。这正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优越性的体
现。但也是人民公社的这个所谓优越性，又显示出了它严重的弊端。可以这样说，没有
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就不会形成当时那种农民大规模弃农炼钢的局面，也不至于农
业生产遭受巨大的损失，即使遭受天灾，信阳地区也不会饿死那么多人。众所周知，在
思想上党一再宣传人民公社是金桥，共产主义是天堂，群众为空洞的宣传所鼓舞，都想
马上过上共产主义生活，就勇（踊）跃投入社会化的高潮。但人民公社的生产、生活管
理权仅由各级干部掌握，实行计划经济。群众没有了生产管理权、生活主动权，也就没
有了管理的积极要求。生产的好坏已不为群众关心，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行。在生活
上，因搞军事共产主义，搞供给制，群众有对党组织的依赖性，不再留生活后路，把铁
犁、铁锅等砸了炼钢铁，粮食在场上就直接征购入了国库，群众一点存粮也没有。刚收
了粮食，继之而来的是饿肚子，群众坚信共产党不兴饿死人，希望上级会送回粮食吃。
但粮食好走不好回呀！加之在食堂管理上，干部利用特权多吃多占，甚至有人把群众的
粮食打成烧饼卖钱。这样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也不能进肚。又由于反右倾，有一切服从
人民公社的口号，群众怕拔红旗，插白旗，挨批评，饿着肚子却说吃饱了。芸芸众生饿
肚子待粮，粮不可待，终于死于饥荒。人民公社这种与社会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组织形式
与泛滥的左倾思想相结合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第四，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春季已
收敛的“五风”又推向新的高潮，加之以庐山会议反右的精神和手段不切实际地提前强
行征购粮食，这是促成“信阳事件”恶果的直接原因。59年8月初，我到下面巡视抗旱
情况，中旬，省委通知我立即到省里参加省工业会议。会上杨蔚平作总结时说：“庐山
有彭德怀跳出来反党，河南有张申跳出来反党，上下呼应。”事实上，开封地委书记张
申，调查了死人问题，搜集材料在工业会议上说：“群众饿死了，小麦长得不到一尺高
，能看见地皮，你们还放大丰收，还打肿脸充胖子。”结果大会批判了张申，把他打成
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信阳地委的杨玉璞（工业书记）只说了一句“张申同志反映的情
况是属实的”，结果也挨了批，在会上作了检讨。工业会议结束后，省委召开地委书记
座谈会，摸地区领导班子的思想情况，并派人到各地调查班子里有没有反党分子，为贯
彻庐山会议精神作了准备。9月初，省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在
传达庐山会议精神之后，省财贸书记宋致和传达中央粮食工作会议精神。他说：“李先
念同志讲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现在如果不抓征购粮食，庐山会议精神贯彻后群众
就把粮食吃光了。征不到粮食城市生活怎样安排。要求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的同时，两
手一齐抓，一手抓征粮食，一手抓精神贯彻，早秋下来群众边收割边征购。”宋致和要
求各地委书记向回打电话，让各县汇报产量，分配征购任务（往年都是从省里开会后回
去再开会，动员，统计，最后分配任务）。当时各县委听说庐山会议反右倾了，思想都
很紧张，明明大旱了，还报大丰收，高产量。信阳报的是45亿至50亿（分配给信阳秋季
的征购任务是11亿斤）。地委书记们一面每天打电话向各县要任务，抓征购，一面开会
批右倾。反右倾会上，把省委机关的彭笑千、邵文杰、冯鸣臬等6人说成是秋后算账派
，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耿其昌因在省四次全会上说他去孟县，被群众包围要粮食，说时
痛哭流涕，这时也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说他是反右倾漏网分子。商丘地委书记陈
秉之被打成右倾，副书记张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洛阳地委书记王惠之曾提倡过
生产到队，耕牛分槽喂养，此时被批判撤销地委书记职务，说他是富裕中农的代表，打
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当时几乎每个地委都反了一个书记，或正或副。我也作了以把春
季群众没饭吃讨饭问题扩大化，多分了几千斤粮食造成浪费，反对“小土群”，下放小
商贩为内容的检讨。吴芝圃、戴苏理都曾找我谈话，让我批副书记张树藩。许昌军分区
步司令员，因看不惯公社妇女穿短袖衣服，短裤头跳舞，被说成反公社化挨了批斗。这
一反右倾，把毛主席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和以后的一些正确措施都推翻了，造成了大家思
想上的极端混乱。当时以反右倾的精神去搞粮食征购，完不成任务就是右倾，大家怕被
反，都宁左勿右。由于完不成粮食征购任务，宋致和对我们说：“信阳每年能完成，今
年完不成，是不是反右倾不彻底，县委书记有问题？”我以县委书记没问题，公社一级
工作做得不太通为由搪塞了过去。在这种形势下，各地、县提前强迫性向群众征购早秋
粮。村干部怕被打成右倾，把粮食就场交出，打多少交多少。结果群众的粮食被征透了
底，群众饿肚子，村干部却不敢反映饥荒，荒说食堂没有停伙。59年9月底，信阳地区
完成5亿斤粮食的征购后，进展不动了，省委三天一个电话，两天一个电话催征购，并
说粮食征购进展缓慢，完不成任务，有实际问题，也有思想问题。所谓实际问题，是个
别地方有灾；所谓思想问题，是反右倾不彻底，思想右倾。地委，县委一面批判右倾，
一面打电话催征购。到11月初，全区征购任务完成六亿多斤，已推不动了。我在潢川开
了县委会议，县委书记汇报了食堂停伙、群众讨荒要饭，发生饿死人现象、流传乌嘴病
等问题。我在会上提出停止征购，先安排好群众生活，然后再征购。并派医疗队下去给
群众治病（后来发现是食物中毒）。晚上，宋致和也赶到了，我把停止征购，先安排群
众生活的做法汇报了，宋同意，并和我一起到平舆，召开淮北几个县委的会议。平舆县
（新蔡县）发现蛟停湖公社群众大批逃荒，要求发粮，宋致和讲回省研究后再批，我个
人无权批，你自己先解决吧！我还到确山，开了确山、遂平、西平等县委书记会议，听
县委书记汇报饥荒灾情，提出先安排群众生活，停止征购。在向省里要救济粮，省里还
没给的情况下，我指令各县自己有动用50万斤国库粮的权力救灾，先用后报。我路过潢
川县，遇大雪，路上司机发现路旁地里有死人。到孙铁铺公社，街上食堂外来的群众排
队抢着买馍吃。我找到公社书记，让他想办法救济群众。回地委后，我马上召开地委会
，研究制定了八项措施，大致有暂停征购，安排生活，摸清灾情，生产救灾，在群众发
生困难的时候加强对地富分子的控制，打击流窜犯，安排外流人员，县社队各级设浮肿
病医院，治疗浮肿等内容。我向省委作了汇报，省里感到还不错。12月中旬，省委召开
地市级干部会议，宣布停止征购，全面转向生产救灾。在会上，吴芝圃讲：宪文同志思
想不要顾虑，信阳一贯对全省贡献很大，现在你有困难省委帮助你。会后，省财贸书记
宋致和带领数十名机关干部到信阳来帮助救灾，每个县委都有一个厅局级干部蹲点。我
向省委要了四亿斤粮食，又从地委粮食局管的城市指标中调节了5000万斤粮食，召开县
委书记会，分配了救灾粮款。还派县区级干部到公社里帮助生产救灾。第二次潢川会议
我要求对死人的问题写检讨，并要求处分。宋致和说：“这么大的灾情，死几个人是难
免的，是工作问题，又不是你叫饿死了。先不要调查、写检查，先集中力量抓救灾。”
我又向省里要了两亿斤粮食，分到各县。在平舆县，我发现很多群众得浮肿病，决定县
、社、大队分别办浮肿病医院，重病号送县抢救，中等病号送公社治疗，一般病号在大
队卫生所治疗。省、地都派了好医生巡回治疗。春节期间，公安局年终统计，全区死人
18万4千多人，除掉正常死人10万，饿死人为8万。我让公安局全部向省里汇报。可是正
月初八，省委召开六级干部会议布置生产和生产救灾工作，粮食厅厅长王秉章去找我，
说信阳地区外调粮食计划没完成，要抓一下，赶快完成。我说我们已没粮食吃，不能再
调了。吴芝圃把我叫到他家谈话说：“宪文同志，粮食调购是中央统一安排，你必须服
从，你需要粮食我供给。”会上吴芝圃讲：河南省有灾情，群众生活有困难，我们要自
己解决，不向中央开口要粮食。有问题依靠群众解决（实际上是反瞒产），瓜菜代。3
、4月份，吴芝圃要去中央开会，他和宋致和找我谈话说：宪文同志，信阳死了些人，
你总结一下经验教训，向中央写个报告检讨一下就行了，不要有思想顾虑，我提出死人
数字怎样报的问题，他说不要调查，死人问题调查不清楚，越查越多，让县委书记估计
报一下就行了。回地委后，我召开县委书记会议，让大家报死人数，统计结果非正常死
人8万4千人。省委加个批语：报告中央通告全省，并加一句注释：包括一部分正常死亡
。当时固始县委向中央民政部、卫生部报告饿死人数、浮肿病人数，要求中央支持。省
里很生气，立即打电话命令：固始县死了4万人，要做检讨，受批评，地委路宪文也有
责任，要写检讨。当时省里仅存11亿斤粮食，我向省里要了两亿五千万斤，省里给了两
亿斤。我令各县打开仓库，除留下城镇供应口粮和种子外，全部拿出救济群众。五月，
省委召开夏粮征购会议，这时灾情已停止。中央派纪检会处长李坚带领一个小组到信阳
检查。他找我谈话说：“死人不是8万，10万也不止，20万也不止，推算有30万人”“
你为什么不揭省委，你有那么大的本事，能顶得住吗？”我把这些给省委汇报了。他们
说：这些办事人员就不了解中央意图，毛主席说了，死了一些人是工作问题，要总结经
验教训，一般不要处分人。事实说明，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左倾思想推向了高峰，信
阳死人问题，是庐山会议的直接恶果，不是个别同志的问题。那么对“信阳事件”又是
如何处理的呢？“信阳事件”的处理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60年七月中旬，省委派副
书记杨蔚平、李立以及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李俭波赴信阳解决信阳问题。在鸡公
山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议，包括地委委员，各县书记，地专直党委书记，地委各部。会
上首先由杨蔚平讲话：信阳地委这几年来工作做得不错，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前面，对全
省贡献很大。近几个月来，由于执行中央“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统购统销，
政策上犯了错误，积累得多了些，给群众留得少了些，作风上官僚主义，强迫命令，造
成了严重的死人问题，还算工作问题。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检讨好了，不给
组织处理。接着，我代表地委作了检查。头次检查摆事实多，把省里安排的一些情况叙
述出来。杨讲：路宪文同志的检查摆事实多，思想检查不够深刻，大家提意见。后来我
又作了第二次检查，这次主要讲思想。由于当时左的思想影响。不敢正视错误，不可能
，也不敢认识错误的实际，所以着重从个人方面检查，如骄傲自满、居功自傲、不关心
群众以及官僚主义等。在检查前，省委书记杨蔚平指定要点三个县委书记的名（商城县
委书记王汉卿、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固始县委书记杨守基）批判。说王搞男女关系，
杨用鸭绒作被子，并让几个城市女人做，马反右倾，贯彻庐山会议精神把县委副书记（
张福洪）打死了，并把他们评定为三个坏分子。当时我思想不通，认为这是历史上处理
过的，和死人没什么关系，就轻描淡写说了几句。散会后，杨蔚平训了我一顿：叫你点
名，你点得不痛不痒，你为什么不敢点，是不是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怕他们揭发你？
结果杨又亲自点名，并把马龙山看管起来。原定把王汉卿调鸡公山做调查研究，把杨守
基调到省科委，他是水利土专家，还没走，就被叫到会上批判了。会上党校书记闫仲儒
对我发言过于激烈，说：路宪文不是工作问题，认识问题，是立场问题。当场受杨蔚平
的批评，说他无限上纲。杨让我写个地委常务会总结。杨看后说不管用，太啰嗦，文字
太长，内容太复杂，杨亲自主持党委会议作决议。会上我要求给处分，杨坚持不给，同
来的几个省委领导也同意给我处分，调其它地方工作，杨坚持不给处分，说这是大方向
问题，路宪文代表大方向。会议上，省委还带了电台，每天把会议情况向在北京开会的
吴芝圃汇报，常委会议决议也送交了吴芝圃。吴说：会议开得很好，路宪文同志也作了
深刻检查。吴芝圃从中央开会回来，在大会上讲：信阳死了那么多的人，商丘也死人了
，中央精神主要是接受经验教训，不作组织处理。9月份，到省委开会，传达在罗马尼
亚共产国际会议上中苏关系情况。省委要我在省委全会上作了检查。这次检查还是说过
程多，思想检查不深刻。吴芝圃说：宪文同志主要是对信阳死人问题的说明，思想认识
不够，省委决定让你留在原岗位坚持工作，在什么地方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要直起
腰杆工作。在此阶段，省委这样处理，真实意图是处理三个县委书记，以保地委，最终
达到保省委，保存三面红旗的目的。第二阶段：据省纪委书记刘名榜61年谈，河南省委
、关于信阳常委扩大会议的决*告中央后，中央作了批复：让信阳人民来个二次解放，
信阳地区地主阶级复辟了，信阳地委党变成了国民党，信阳事件是反革命事件，要彻底
发动群众揭发，查清处理，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来河南进行调查，并向刘少奇作汇
报。谭震林、徐子荣带着刘的批示到河南省委会上作了传达。省委会议的空气立即变了
。杨蔚平说：信阳事件，路宪文是反革命，立即枪决。吴芝圃低头不语。会上一片杀气
。后来中央又派李先念、陶铸、谭震林、王从吾、徐子荣、王任重等代表中央来河南处
理问题。我正在传达布加勒斯特会议精神，杨蔚平到信阳地委，代表省委宣布政治局会
议决定：撤销你地委书记职务，不算最后处理，还看情况发展，希望你老实检讨，不要
上攀下连，最后处理还是省委作决定。省委先派戴苏理、赵定远当信阳地委正副书记。
这时在信阳地区就开展了民主补课运动。说“信阳事件”主要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地主
复辟了。吴芝圃在信阳干部会上讲：我用错了人，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不知道路是坏人
，信阳地区这么严重的问题他都没给我说，我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杨蔚平说：有人说路
宪文是好人办坏事，不对，路宪文是反革命分子，饿死那么多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还
能是好人。他们走到哪里都这样讲，县委书记，到一个县抓一个县的县委书记。甚至扬
言说：信阳要组织暴动，派15军7师一个团到信阳镇压。据说他们去查，老百姓吓得到
处藏，窃窃私语，被他们认为要暴动。从此信阳就变成大捕，大抓。大概有数千干部被
抓入监狱，15万人抓起集训审查。有些县监狱中装不下，就腾空房子安排。集训没饭吃
，家属不能接见，家属们把红薯、馍从高墙外往里扔，里面抢着吃。当时有些干部自杀
了，有些农村干部被抄家了。南阳唐河县委书记的爱人和孩子集体投井自杀了。当时因
害怕而自杀的人很多，没人敢统计这个数字。死人数字越报越多，谁报得少是包庇，被
批为右倾。这造成新的恐怖，许多地富反坏右兴高采烈，乘机对干部打击报复。省委常
委会上研究要枪决路宪文，征求各地市意见。据商丘地委副书记耿化伍说，大家谁也不
发言。徐子荣在干部会上讲：要落实一下，杀人问题究竟杀多少为好，是不是大县杀八
百，小县杀四百，一个大队杀四至五人（我亲自看过讲话稿），共2万人。据省委副书
记杨珏讲：在省委讨论杀人问题，大家不好讲，我说杀人是大事，咱是否看看别省怎么
办，或请示一下中央，大家一致同意。结果去请示毛主席（毛主席当时在长沙巡视），
主席下了6条批示，主要精神是：饿死人的问题是高指标，高征购造成的，死官僚主义
，死官僚主义也是人民内部问题，教育好了还可以为党做工作。一个不杀，大部分不抓
，抓起来的立即释放。先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然后再解决敌我矛盾。据信阳地委副专员
讲，邓小平从四川视察回来路过信阳，把信阳地委档案调出来看了一下，说各地都是这
个调子、做法，信阳没什么特殊的，不同意杀人。当时中央有个电报叫放人。据信阳地
委副专员讲，当时刘建勋曾打电话给戴苏理，让他把抓起来的人员放了，先解决人民内
部矛盾。戴不放人。后刘建勋又亲自到信阳做戴苏理的工作，思想做不通。一场轰轰烈
烈的党内镇压反革命运动就这样不声不响地停了，使我党避免了一场悲剧。第三阶段：
1962年，省委派纪委书记刘名榜、组织部长张建民、地委副书记赵定远到公安厅找我落
实材料。由于当时思想认识糊涂，不敢说真思想，材料仍不能落实。河南省委副书记何
伟主持对信阳问题作结论。他到农村作了调查，村上老百姓给他说实话：这事也不能光
怪地县委书记，上边给他们要粮，他们不给也不行。回来后，他对信阳问题作了结论上
报中央。省委副书记赵文甫把我叫去谈话：你写的材料我们看过了，还不错，基本认识
了自己的错误。省委把你闹（方言？）来，主要是为了保护你。信阳死人在全省比例较
大，死人数字也弄不清，你说把你拉出去枪毙亏不亏。我说不亏。他说不要你说不亏，
把我们任何一个省委书记拉出去枪毙都不亏。省委对你的问题作了讨论，党内处理，你
不要有什么顾虑。这以后一直没有回话。到63年9月，省纪委刘名榜和湖北调来的另一
位副书记找我谈处分决定，叫我签字。赵文甫也找我谈话说：中央对你的问题已批下来
了，得受点刑事处分，还算宽大处理。他把省委给中央的报告及中央指示给了我一份，
说：“还得办一个法庭审判手续，叫王光力找你谈谈。”法院院长王光力找我说：“赵
书记找你谈了吗？还得行个形式，你准备怎样谈？”我就从头到尾谈了。没说几句，他
阻止我说：“省委的问题他们已做了检查，你光说你自己的。到时问你什么答什么。”
检查员、副检查长丁某叫我在起诉书上签字。我当时对一些具体材料提出意见，他大声
训斥我：信阳死那么多人，你还有意见吗？然后法庭。院长问：“×××问题你知道吗
？”我说：“知道。”问：“有没有？”答：“有。”十几分钟就结束休庭判决（开除
党籍）判三年徒刑，定渎职罪，降5级级别，按15级发生活费）。出来后才知道，原来
省委对我的处理报告，戴苏理不同意，在中央七千人大会上又告了状，说：“对路宪文
他们的处理太轻，我回去没办法说服群众。”因此，由中央决定，由陶铸主持处理。后
来的报告就是中南局的了。过了一月，把我放出来了（10月中旬）。我回到省委招待所
（原在公安厅技术处住）。关于我们犯错误处理的决定（22人）传达到支部，只传达，
不讨论。赵文甫谈：要站起来，不要觉得比别人低一等，不要悲观，要有信心，将来还
是有前途的。社会上舆论很多，有支持的，反对的，你不要随意相信，再犯错误就不好
办了。接着把我安排到博爱农场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66年5月，省委派工作组到农
场调查，农场党委对我的思想工作作了结论，叫我写了申请准备入党。但被继之而来的
文化大革命冲了。信阳发生饿死人问题，我作为当时的信阳地委书记是难辞其咎的。但
是信阳事件处理的结果却存在着问题的。第一，把信阳事件中的大批干部当作敌我矛盾
来处理不对。信阳地委及下面的干部虽然客观上执行了左倾路线，但是这些干部从主观
上都是按照党的路线，按照省委的指示办事的。这些干部都是听党的话，积极为党工作
的。按照党在当时的路线办了错误，怎么能说是敌我矛盾呢？第二，河南省委主要领导
应当对信阳事件负主要责任，这一点从事件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中完全可以得出。
第三，我是当时左倾路线的执行者（对公社化问题我有重要责任），对河南省委的错误
决策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未能进行有力的抵制，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定我打击报
复罪，违法乱纪是错误的。信阳地区出现的告状信等几个问题的处理，并不是我的意见
。如信阳县委书记写匿名信说人民公社搞坏了，饿死人了等，是省委转来匿名信令我查
处的。60年到光山县白雀园公社视察工作，回来后接到一封匿名信，反映死人情况。我
立即派人去检查，检查人员回来后，县委把这个人逮捕了（小学教员），我听后很生气
，立即给县委打电话让放人，赔礼道歉。信阳专署建筑公司一个干部（党员）用地委的
信纸，以地委的名义批评信阳县官僚主义，饿死人等，信阳县委找到地委办公室，经查
查出了这个人，地委指定单位对他进行批判。正在讨论处理，中纪委李坚同志来信阳视
察工作，提出不让处理，就停止了。如果我这些也算打击报复，那么开封地委书记张申
在省委工作会议上发言，反映浮夸情况，省委说张反党，把张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这算不算打击报复？省委一个副书记在潢川对一个调查死人的民政厅干部进行批判，说
他思想右倾，给三面红旗摸黑，不适应生产救灾工作，批判后送回省里。这又算什么？
民政厅一位老红军干部（处长）张甫要向中央告状（死人问题），省委副书记杨蔚平立
即派人把张甫从火车站接回，并用给张甫老婆安排工作的办法，说服张甫不要告状，这
是什么手段呢？我并不存在打击报复人的问题，当然更构不成打击报复罪。作为地委领
导，我多次下去调查和了解一部分情况。我对农民无粮、饿死人问题是十分重视的。同
时我不顾一切向省委要来了粮，又设法部署从其他方面弄粮，还多次到下边布置安排救
灾粮的发放和救治病员。路遇生病群众，我给粮票给钱，劝他们回去。在当时那种情况
下，我确尽了自己的努力。说我见死不救，我认为不正确。如果说渎职的话，应该是省
委主要负责人。是他们隐瞒事实不报中央，是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仍用反右倾的手段继续
征粮，把下边的干部和群众逼入绝境。光山县在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反右倾斗争中，打
死了县委副书记张福洪，向地委报告福洪畏罪自杀，地委立即派检察院、纪委同志组织
去检查。因当时正在反右倾，群众不敢说实话，布置了个假现场，死人也已埋了，工作
组回来向地委作了报告，地委专题报告了省委，省委也没表态。把这也定成我的罪状，
说检查不认真，这是不确切的。在信阳期间的工作，我承认有脱离实际的问题，可那不
是我要脱离实际，而是那股左倾思想，那条左倾路线脱离实际。工作方法上我不能说自
己十全十美，但是我决没有违法乱纪。当我们向中央申诉时，又把我们这些受重处分的
干部说成是违法乱纪，则更是错误的。公社化以后，每年都发生坏分子偷盗宰杀公社耕
牛的事，为了保护公社财产、生产力，对这些事采取了打击措施。1959年秋冬，宰杀公
社耕牛的事件越来越多，地委研究认为，坏分子趁灾情破坏人民公社，就派公安处检察
院研究了个政策，对地富反坏右判刑，对贫下中农进行批评，并订了八条政策（内部掌
握）。结果处理得多了些。在处理“信阳事件”时说，群众饿着肚子，杀个耕牛你还判
刑，属违法乱纪。反过来说，随意杀公社耕牛，就不违法乱纪吗？1959年10月以后，征
购没结束就发现群众外流，逃荒要饭情况。11月份，外流人员增多。根据省里的指示精
神，组织了收入外流机构。地委决定公安局副局长韩仁秉和民政局共同负责办这个事。
以流窜作案的刑事犯罪分子，由公安局查处，对群众外流的，由民政局负责收流，送回
原地。规定群众每人每天8两粮食。由于管理人员多吃多占，群众吃不到。那年冬季下
雪很多，因发现每次下雪，公路上就有死人，地委就让各县社每次下雪派人到公路上去
收容，谁饿死谁负责。在基层干部中有口头禅：好人不外流，外流无好人。我在会议上
讲过坏人是少数的，好人是多数的。收容外流本是大好事，确实减少了人员死亡。在处
理“信阳事件”时，说我把外流群众当流窜犯，否定外流收容工作，这也是攻击一点，
不及其余，扩大了收容外流的缺点，否定了收容外流的成绩，这是不切实际的。当年，
省财委副书记李绍禹，潢川县委书记梁得柱到踅子区视察灾情，中午公社准备了好几个
菜，我发现后立即纠正，马上让端下去，并批评了他们。艰苦朴素是我一贯的美德，为
给我定罪，把这些说成我的支持，我不能接受。对于一个错误路线下积极工作而犯有错
误的同志，中央一贯强调在处理犯错误同志时应弄清当时的具体情况，弄清错误产生的
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弄清思想，团结同志，而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这就是我党所
倡导和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处理人要错罚相当，我什么时候都不否认自
己在信阳饿死人问题上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处理的结果和定罪是不妥当的，不公的，不
能真正起到挽救人，教育人的作用。“信阳事件”发生的内在历史和社会的主要原因就
是左倾路线，而贯彻庐山会议之际，也是左倾路线把“信阳事件”推上顶峰之时。不幸
的是，左倾路线指导下犯左倾错误，上级又用左的方法处理，不实事求是地定罪，当时
受重处分的县级干部22人，受刑事处分的600多人，受撤职以上处分的6000多人。正如
胡耀邦同志后来在批示中讲的：当时河南省委在处理信阳问题时，有许多不妥之处。把
路宪文他们当反革命抓起来是错误的，处理人过多过重。省委承担责任很不够。中央纪
委某同志讲：“信阳事件”处理时，性质定错了，应纠正。我们当时参与了这件事，如
需要我们检讨我们检讨（文革后期讲的）。叫河南省委戴苏理出来处理，戴苏理不干。
左倾路线已酿成严重后果，而处理“信阳事件”却以左反左，可见左倾思想在党内影响
之大，错误的东西，在党内市场之大。因此分析造成“信阳事件”的社会的和历史的原
因是必要的，通过信阳事件总结其经验教训更是必要的。通过“信阳事件”的反思，得
出的主要经验教训是：第一，错误地发动政治运动，利用政治斗争，形成一言堂的局面
，会使错误路线畅通无阻。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已在全国形成了特殊的政治环境，使
许多正确的意见得不到反映，加之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正常，也给党内的有些高级领导人
搞宗派主义，谋划取私利提供了条件。当时河南省的主要领导人吴芝圃与潘复生之间存
在着意见分歧，也存在着权力矛盾。潘复生作为省委书记在党的会议传达中央领导的讲
话精神，并谈了自己对人民公社及征购粮食的看法，这本是很正常的，但是吴芝圃利用
当时的政治形势，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打击了潘复生，并连带上了杨珏、王庭栋，把它们
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打垮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志。后来又打击了彭笑千、邵文杰
、冯鸣臬六人以及张申等持不同意见的许多同志。这种不正常的党内的政治生活，不择
手段的政治斗争，造成河南一言堂的局面。吴芝圃的权利欲得到实现了，更主要的是他
所推行的左倾路线没人能抵制了，也没有人再敢抵制了。左倾思潮在河南泛滥成灾，左
倾路线在河南畅通无阻。河南开始出现大量饿死人的问题，还以反右倾为手段，打击说
实话的同志，使问题不能及时真实地向上级领导反映。掩饰这一真相，使左倾思想继续
推行，危害进一步扩大，直到信阳问题的出现，严重后果已经产生。由此可知，党的干
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正派的作风，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发扬党内民主是执行正确路
线，防止、抵制错误路线，避免重大错误后果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第二，错误路线
引导下的群众如果愚昧、盲从，就会酿成大灾祸。党领导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
新中国，解放后，又取得了一系列革命和建设的重大成就。人民群众热党爱、拥护党，
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信不疑，再加上五七年的反右扩大化，五九年的庐山会议，
使群众中有可能产生的对左倾路线的怀疑，也转而成为一味地盲从。当时，人民公社化
一轰而起，钢铁元帅升帐，农业生产受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完全悖离现实，违
反科学的虚报产量、放卫星，这些都是违反社会经济规律的，但却没有受到群众的抵制
。人民群众在当时只有被管理权。无论是当时的政治运动，还是大规模的经济运动，从
其真实意义上讲，不是群众运动而是运动群众。一说批潘复生连根本不知潘复生为何人
的小学生，农民都要每天写三张大字报。一说大办钢铁，不仅连群众的锅都砸了，而且
连当时的生产工具如：犁、锨也给毁了，用“小土群”，将好端端的工具，用具炼成废
铁群众也跟着干。人都去炼钢铁，竟让庄稼烂在地里不能收，群众竟也认了。虚报粮食
产量，群众视而不见，听了也当作新闻，河南日报，国家最权威的人民日报竟然能大登
特登予以宣传。连农业专家也会在亩产7200斤（7320市斤）小麦的验收签字认可。特殊
的背景，左倾路线下的高压，一言堂的局面形成了群众在事实上的无权，形成了亿万群
众的麻木、愚昧和盲从。风吹江海，掀起涛天巨浪，酿成惨重的灾祸。河南信阳出现的
问题是河南省的主要领导将左倾之风狂吹，下层干部和广大群众被运动，两者结合起来
而形成的。因此广大人民群众主人翁地位的真正确立，人民群众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
水平的提高，是克服和避免政策路线错误造成严重危害的重要条件。第三，上层建筑的
改革一定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经济基础的变更一定要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否则会造
成严重的社会破坏作用。这一点不仅是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为“信阳事件”这
个反面教训所印证的。当时遂平县嵖岈山的几个合作社修水库，为了解决占地、效益等
问题，六个乡的干部商量把合作社结合起来成立一个大社，这在一定程度上利于生产力
发展所需问题的解决，但搞成大社并不一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更不能肯定它
是最佳的途径。然而这一做法，在党的高层得到认可，并把它演变成一大二公的人民公
社，并上升为理论，更主要地是运用政权的力量，强行在全国迅速推行，在当时生产力
还十分低下的情况下，跨跃地使社会政治组织，经济结构进入近共产主义阶段。任何违
背规律的做法，必然受到惩罚，付出代价。应当承认，正是有了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
形式，才能形成全国规模的农民弃农炼钢铁，才使社会财产大量地浪费和毁坏，造成社
会劳动力的巨大浪费，才造成农业生产的重大损失；有了人民公社这个社会组织形式，
才会造成大食堂，造成粮食的大量消耗，才会造成灾荒时救灾粮群众吃不到而大量地饿
死人。“信阳事件”死人问题实际上就是违背科学规律而受到的一种惩罚。第四：干部
，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应当注重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建立科学的决策
机制，按法办事，按受监督这样才能减少乃至杜绝重大失误。在左倾之风笼罩下的河南
，虚报粮食产量，大放卫星，这些粮食产量的数字并非来自田间，并非来自场上，而是
来自遭到强大压力的干部们的脑袋瓜，上压下行，上行下效。河南省的主要领导真的一
点不懂农业？不是，他们不懂是应当对河南人民负责。在上级领导的压力下，下层干部
瞎报胡说，报社的记者竟能赫然堂而皇之地登上河南日报、登上人民日报第一版。如果
说党的高级干部，能稍稍注重些调查研究，能讲一点实事求是的话就不至于出现这种情
况。人为地塑造典型，无限地拔高社会的典型，也是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的。嵖岈山六
乡成立大社，这一事迹被发现后，被人为地树起来了，无限地拔高，一个典型出现就这
好那好什么都好，白玉无瑕，为了推广这个典型就不顾条件，不择手段，这是作为党的
干部的一大忌讳。不注重调查研究，不实事求是，必然导致错误的决策，河南粮食明明
没有那么高的产量，却硬说有那么高，并制定决策，超额提前征购，造成粮食一下场就
征购光的状况，群众当然无粮，还得打肿脸充胖子。强行征购，超额征购是造成河南，
尤其是信阳地区粮荒从而大量死人的直接原因。虚报产量，超额征购都是违反政策违反
法律的，而这种违了法律的活动因缺乏监督而得以畅通肆虐，违法者还能沽名钓誉获得
更大的权力和荣誉。信阳问题出现以后，河南省主要领导又继续进行隐瞒，欺骗中央，
从而保全自己。当事实再也瞒不住时，就把责任全部推给地委，甚至沉井下石，歪曲问
题的性质，把事件搞成敌我矛盾，把下面的同志妄图一棒打死，以达到丢卒保车的目的
。如果当时省里的主要领导能够注重调查，实事求是，那么就不会出现河南一系列的谎
谬事，就不至于虚报超征，就不会出现以信阳为典型的大量饿死人现象。如果按法办事
，有强有力的监督就不会出现那么多违法事件，也不会出现问题后得不到正确的认识和
处理。通过“信阳事件”这一重大政治事件，确实可以看到党的高级干部注重调查研究
，坚持实事求是，建立科学决策机制，严格地按法办事，接受监督以减少乃至杜绝重大
失误是何等的重要。通过信阳事件得出的经验和教训当然远不止这几点。不过我想，这
几点倒是十分重要的。“信阳事件”不是个偶然的，独立的政治事件。信阳饿死人问题
是全国许多地方饿死人问题的一个缩影，一个比较突出的例子，它的发生是多种原因相
互结合的必然结果。在这几种原因交汇结合的信阳，路宪文在那当书记时发生了，如果
换作其他人，也照样会，自然灾害这时在信阳发生了，但是如果没有自然灾害，信阳也
会发生问题，只是迟早轻重而已，全国其它地区饿死人难道都有自然灾害这个原因？所
以河南发生“信阳事件”非唯天时，也抑人谋，这个人谋就是本文原因和经验教训部分
所谈的主要内容。信阳事件过后，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对这一事件的经验和教训党的
上层领导未能真正地予以总结和汲取，仅仅就事论事，对地、县、公社等大批干部狠狠
地惩罚一下，并将其性质定为敌我矛盾，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伤害了一批干部，而造成
事件的原因，通过事件应当总结和吸取的经验教训并未有真正地进行。这种造成重大社
会灾祸的条件依然存在，“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历史悲剧的重现。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信阳事件”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参与者
，既是事件的见证人，又是事件的受害人，有责任通过对事件的原因和经验的总结，告
诫后人以利于从根本上清除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潜在因素，彻底避免“信阳事件”这样
的历史悲剧在中华大地上重演。 |
h*****9
发帖数: 6643 | 6 我认为信阳地区饿死人是真的，饿死人集中在1959年底和60年初， 中央发现问题
后，救灾还是及时地。饿死人也没有在全国大范围发生。
【在 z***y 的大作中提到】
: 信阳的老百姓都有双重户口
|
h*****9
发帖数: 6643 | 7 这个路宪文 在1993年写得和他在1962年写的检讨完全两样。1962年他基本承认了自己
的错误，到1993年把责任完全推给社会推给别人。
【在 h*****9 的大作中提到】
: 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 路宪文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 序 言 六十年代初全国为之震动的“信阳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把这一事件的
: 历史真相如实地反映出来，并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和总结是我多
: 年的夙愿。进入晚年又患癌症，作为当时信阳地区第一书记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来完成
: 这一工作。在病床上，经我回忆口述由我女儿路霞记录整理出《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
: 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希望通过此文尽可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阐述我
: 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信阳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五十年
: 代末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左倾路线在河南推行的必然结果。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人民
: 公社这个时代产物的出现，促使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和
|
h*****9
发帖数: 6643 | 8 文章摘自《党史天地》2004年04期第42-44页 作者：章重 原题为《信阳事件揭密》
1960年10月21日，中央组织部、中央监察委员会4名干部，把一份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
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送到了李富春手上。
24日，李富春将调查报告报毛泽东。毛泽东读后沉思了2天。26日，把调查报告批给刘
少奇、周恩来：“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
河南信阳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要中国最高领导层的一、二、三把手来“谈一下处
理办法”？单从中共中央批转的中共信阳地委1960年12月22日的报告披露的情况，信阳
地区发生的干部严重违法乱纪、打人死人的情况，就够令人触目惊心的了。报告说：
“正阳县原报去冬今春死1万8千多人，现初步揭发已达8万多人；新蔡县原报去冬今春
死3万来人，现在增加近10万人。过去认为较好的社队，现在揭发出来的问题很严重。
西平县原来只发现二郎庙公社问题严重，现在全县13个公社，除城关公社问题较轻外，
其余12个社问题都很严重。遂平县碴呀山人民公社，过去只报死6百余人，现在揭发死
人近4千人，占总人口10%，有的队人口死亡达30%左右、。各种惨绝人寰的反革命暴行
，各个县、社几乎都有。从初步揭发的材料看，不仅农村严重，而且城市、工厂、机关
、学校、商店、医院都很严重。光山县12个中学，有8个中学校长有人命血债，城关的
高中、初中两个学校初步揭发被打死、逼死的教员和学生达28人。不论淮南淮北，广大
群众在经济上都遭到了很大摧残，生活异常困难，真是十室九空，家贫如洗。”
读完这段文字，人们真难相信这是发生在已解放10年、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信阳地区。人
们把在信阳发生的这一切，称为“信阳事件”。
信阳事件的休目惊心的材料，震动了毛泽东，震动了党中央！毛泽东断言：这是阶级敌
人的猖狂报复，是挂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进行阶级报复，实行阶级复辟，是敌人篡夺
了领导权。说明农村问题之严重性，已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
随后中央派出了以李先念为首的中央工作组。根据中央指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第
二书记王任重也匆匆赶到河南，参加河南省委扩大会议和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配合李
先念帮助河南省搞好整风，转变工作局面。
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
河南省的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后，作为各公社办社依据的，被毛泽东称为《公社宪法》的
《碴蚜山卫星人民公社试行简章(草稿)》规定：“各个农业社合并为公社，应该将一切
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使原来几百户农业生产社的生产资料和其
他财产，成为数万户的人民公社所有了。社员转入公社后，交出了全部自留地、私房、
牲畜、林木，少量家禽都没让留。提出“一草一木归公社，一碗一筷归社员”。
人民公社推行了各种形式的供给制加工资制的分配制度。实行粮食供给制(按国家规定
的粮食供给标准，把口粮无价供社员)、伙食供给制(吃饭、蔬菜、油不要钱)、基本生
活供给制(实行吃饭、穿衣、住房、生育、教育、看病、婚丧“七包”。有的还包理发
、洗澡、看戏、看电影、烤火费)。
这种分配制度是建立在脆弱的经济基础上的，即使是低水平，也维持不了两、三个月。
到1958年底，除食堂尚勉强维持，但也已岌岌可危，其它早已名存实亡。过了几个月的
“共产主义”，便吃光了全年的粮食。
更可怕是，河南与全国一样，刮起一股高估产的浮夸风。1958年全年粮食仅281亿斤，
却吹成了702亿斤，高估了149.3%；1959年河南全省遭灾，全年粮食271.6亿斤，却估成
450亿斤，高估107%。按此实行征购和安排生活。完不成征购任务，就批斗，农民交不
出粮食，就捆绑吊打、关押拘留、毁房拆梁、刑讯逼供。光山县委书记刘文彩，在反瞒
产时，一天连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全县公社干部，动手打人的占93%。为追逼粮食
还动用专政机关，捕人1774人，其中死于狱中36人。短期拘留10720人，死于拘留所的
667人。全信阳地区打人成风，打死人司空见惯。手段残酷、千奇百怪，除未用电刑外
，古今中外的酷刑，几乎全数照搬不误。
1959年庐山会议后，河南再次大跃进，反右倾、反瞒产，抓“小彭德怀”，使征购透底
，吃空头粮，无米开饭。浮肿病流行，非正常死亡严重。“信阳地区农民因缺乏最基本
的口粮而饿死的人数超过百万。”(《炎黄春秋》2004.2期47页)早年投身河南农民运动
，参加过杨靖宇领导的农民暴动的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目睹此情此景，与爱人孟松涛
抱头痛哭。这是为受难人民痛哭。
为了求生，人们成群结队外出讨饭逃荒，可地委书记路宪文，看到饿死人无动于衷，对
路旁弃婴置若周闻，还下令公安部门限期消灭人员外流，民兵持枪封锁村庄。城镇工厂
、企业、机关不准收留农村来人，各县街头不能有一个流浪汉，老百姓的活命逃荒权也
被剥夺，只有死路一条。
到了1960年春天，信阳地区普遍断炊，最严重的村子，80天无一粒粮，浮肿病大面积蔓
延，成百成千的农民饿死、病死，这就酿成了震惊中外的“信阳事件”。
二
毛泽东、党中央对“信阳事件”定了性，表了态。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率领中央、中南局工作组一个县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公社地进
行调查。当他们来到光山县时，看到的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悲惨景象。村村断炊，处处有
新坟；人人戴孝，户户哭声；房屋倒塌，遍地瓦砾，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有一个村只
剩下一个奄奄一息的老婆婆和2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全村数百人全死了。幸存者控诉地
委书记路宪文、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之流活活将人打死的罪恶。
路宪文将五类份子组织起来(指当时被划为敌人的地、富、反、坏、右)，吃得饱饱的，
打党员，打贫下中农，“宁要一斤粮，不要一个共产党员”。“打死一个党员，拿出一
斤公粮”就要表扬。反瞒产反得农民没有饭吃，还不准写信、不准要饭、不准逃荒、不
准挖野菜、不准冒烟。食堂不开伙，活活将人饿死，一个小孩，饿极了，爬到食堂门口
，被人撞死在墙上。槐树店的公社党委书记纠集一群人，打农民，打一下，喝一口酒，
以人的惨叫声为乐趣。打死了父亲，又打死了十多岁的儿子。一个生产队长独占上面下
发的80斤救命粮，还狂言要70人饿死50人才开伙。全县百多个村庄的贫农大都都活活饿
死。
面对如此局面，此情此景，性格刚烈而又爱民如子的李先念哭了。他说：“西路军失败
那么惨，我没有流一滴泪，到光山看到这个情况，我再也忍不住了！”一旁的陶铸，王
任重也黯然神伤，神色凝重。
在实地调查后，李先念、陶铸、王任重和中央、中南局工作组还阅读了不少典型材料、
会议简报，听了汇报。按照毛泽东、党中央关于处理信阳事件的指示，帮助河南省委揭
开盖子，放下包袱，肯定成绩，纠正错误。
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5人小组的一个报告上批示：“在讲大
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讲三分之一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
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
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
12月初，王任重在河南省委扩大会议上讲话强调要唤起阶级感情，提高阶级觉悟，领导
阶级兄弟向反革命分子伸冤报仇。对敌斗争要强调狠，狠是立场问题，首先要强调狠，
在狠的前提下要强调准和稳。
1961年1月18日，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反革命利用新官僚和
糊涂人，把坏事做尽。1959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240亿斤粮食，硬说有450亿斤，多估
了210亿斤。出现了四高：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放开肚皮吃饭。”这个
省就是河南省。又说：“对地主复辟，我们也缺乏调查研究。”
20日，王任重在河南省三级干部会议上第二次发表讲话。严肃地指出：信阳事件是反革
命复辟，地主复辟。他说：我到光山县看过，房屋倒榻、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
孝、户户哭声，确实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右倾机会主义攻击我们，这是真的。
同时，王任重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引导大家正确认识妨碍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一
些错误观点。什么所谓“左”比右好，指标越高越好，王任重说：我们必须正确执行党
的政策。“左”和右，其危害是一样的。不能说哪个危害更大些，哪个危害小点。“难
道河南这几年犯了‘左’倾错误，造成的严重恶果，我们还不能认识这个问题吗？”所
以，“不能说‘左’比右好。”
王任重说：“什么指标越高越好，什么征购越多越好，……这是不对的，不是马克思主
义”，“指标必须符合客观实际，按照现实可能订指标，才是正确的。”
王任重要求在纠正错误时，“要充分保护干部的积极性，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不泼冷水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方针，要永远记住保护好多数干部、多数群众的积极性，不能
泼他们的冷水”。“不要在基层干部中去反右倾、反‘左’倾，应当有什么错误，纠正
什么错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和1961年11月3日党中央的《紧急指示信》的精神，河南省委在
李先念、陶铸、王任重的指导下，从1960年冬到1961年春，在全省，特别是信阳地区进
行整风整社。其主要作法和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
一、根据毛泽东关于信阳地区的问题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是民主革
命不彻底的定性，因此，信阳地区的整风整社，首先采取夺取领导权、进行民主革命补
课。提出要象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露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
局面彻底扭过来。县、市、公社、大队召开整风会议，由上面派去的干部在县成立县领
导小组，层层揭盖子，揭发出罪大恶极分子，进行特别集训；罪恶较轻的进行集训；有
严重错误的进行整风。工作组干部进行扎根串连，组织队伍，向阶级敌人、蜕化变质分
子开展斗争，大张旗鼓地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坏人，让群众伸冤出气、倒苦水。土改不
彻底的队，重新划分阶级，查漏网的地主、富农分子。
二、发动广大群众揭露“五风”表现，查“五风”危害，以革命精神反“五风”。
三、清理退赔，经济兑现。对自1958年以来，无偿调拨群众的财产(如房屋、家具、农
具、木料、家畜、家禽等等)，无理扣压汇款的进行赔偿。有原物的退原物，原物不在
的折款赔偿。农民非常满意，不少农民热泪盈眶，“衷心感谢共产党、毛主席第二次解
放了他们！”
1961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听汇报时，意味深长地说：“我国5亿农民不
满意，政权就不能巩固。”毛泽东从“信阳事件”中得出一个结论：全国不是什么地方
都是形势一片大好，而且也会有信阳地区这样的地方，只是程度不同，有大信阳事件，
必有小信阳事件。毛泽东由此认为，有三分之一政权不在共产党手中，有必要开展全国
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信阳事件使毛泽东得出了“左”的结论
，使“左”风越刮越猛，以至爆发了全国上下的“四清”运动和十年“文革”。这是人
们没有预料到的。
信阳事件是一个悲剧，十年“文革”是一个更大的悲剧。这里有不少历史经验教训，是
值得深思的。
(责任编辑：郭雪莹) |
z***y
发帖数: 13818 | 9 胡说八道
明明是农民从城里打工回来了,消了两次户口,另外吃得太好撑死了几个
【在 h*****9 的大作中提到】
: 我认为信阳地区饿死人是真的，饿死人集中在1959年底和60年初， 中央发现问题
: 后，救灾还是及时地。饿死人也没有在全国大范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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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发帖数: 20533 | 10 这个材料不错。尤其是可以对比同一个人62年和93的说法，可以看出不少东西。
其中涉及的吴芝圃‘同志’，66年文革被‘迫害’，67年死亡，79年得到‘平反昭雪’。
至于说毛时代是不是一直在隐瞒饿死人？是不是谁提饿死人就是反党反革命？我想通过
这些材料已经能看清楚了。如果不够的话，还可以看看吴芝圃是如何文革被‘迫害’的：
1966年年8月，郑州大学金维珠同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
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中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
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
饭至60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
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
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58、59年
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59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
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这张大字报在联委部分同学中引起了共鸣
。1966年9月3日，在“联委”发出的“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书》中写到
：“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
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
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
这已经充分的说明，饿死人作为事实在60年代的河南是尽人皆知的。而且人们也知道吴
芝圃等人在其中起的作用。当然，既然79年以后能为吴芝圃‘平反’，可见79年以后的
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知已经模糊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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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发帖数: 18592 | 11 这几份材料太好了。它们千言万语，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
毛主席没有责任。
“这，这，这都是下面一些混蛋干的！”
-------《停战以后》 |
l*****i
发帖数: 20533 | 12 他们说的是事实的话，不管你个人要如何理解，也只能接受事实。总不能因为你主观相
信毛泽东负全责，就捂着耳朵坚决不肯听，捂着眼睛坚决不肯看。
而且你这种归结只是你的个人观点。比如我就没觉得这些材料能得出你这种结论。只能
说当地干部在其中是逃不了责任的。毛的责任，不是这几份材料能证明的。他的责任，
得去看他在当时前后的各种言行。
当然了，的确有些人要立场不要事实，凡是自己用不上甚至对自己不利的材料，都一概
扔进垃圾桶。这种人也是不少的。
【在 T*****y 的大作中提到】
: 这几份材料太好了。它们千言万语，中心思想就是一句话：
: 毛主席没有责任。
: “这，这，这都是下面一些混蛋干的！”
: -------《停战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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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
发帖数: 4019 | 13
引用文章很说明问题，赞一下。但你的看法说饿死人只在信阳有，就好象说现在贪污腐
败只有信阳才有一样，你觉得呢?
【在 h*****9 的大作中提到】
: 我认为信阳地区饿死人是真的，饿死人集中在1959年底和60年初， 中央发现问题
: 后，救灾还是及时地。饿死人也没有在全国大范围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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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发帖数: 4265 | 14 好贴。在哪里找到的？
【在 h*****9 的大作中提到】
: 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
: 路宪文
: 最近地委派人两次来和我查对材料，对每个问题都很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对我的思
: 想教育很大。地委整理的材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个别问题在情节上又不够确切的地方
: ，我向来查对材料的同志谈了我的意见，供领导上参考。
: 看了地委所写的材料，使我心惊肉麻。我的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比我原来
: 估计的要大得多。真是罪恶滔天，残酷毒辣。使我跟深刻的认识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 我的错误思想腐蚀了信阳地区党的组织，使它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党
: 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走上了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和
: 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也是惨痛的损失。同时也跟进一步的深刻的体会到我们
|
t***o
发帖数: 4265 | 15 读后感觉是路线文确实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投机分子，是资产阶级。他的作风就跟
今天的城管一样，以报成绩，讨好上级为工作，在人民群众前是老爷。他应该是胡温赏
识的一类人。
【在 h*****9 的大作中提到】
: 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
: 路宪文
: 最近地委派人两次来和我查对材料，对每个问题都很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对我的思
: 想教育很大。地委整理的材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个别问题在情节上又不够确切的地方
: ，我向来查对材料的同志谈了我的意见，供领导上参考。
: 看了地委所写的材料，使我心惊肉麻。我的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比我原来
: 估计的要大得多。真是罪恶滔天，残酷毒辣。使我跟深刻的认识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 我的错误思想腐蚀了信阳地区党的组织，使它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党
: 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走上了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和
: 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也是惨痛的损失。同时也跟进一步的深刻的体会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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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发帖数: 5144 | 16 小破熊，Hezog顶贴：没有照片，没真相
【在 y**c 的大作中提到】
: 请小破熊，Hezog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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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发帖数: 4265 | 17 路线文果然是胡温的同路人。居然没被处死，还活到了1993年，而且居然还倒打一耙，
把他的罪过都推到别人身上。很老将啊。
【在 h*****9 的大作中提到】
: 路宪文：“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根源及经验教训
: 路宪文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一日
: 序 言 六十年代初全国为之震动的“信阳事件”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把这一事件的
: 历史真相如实地反映出来，并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经验教训进行分析和总结是我多
: 年的夙愿。进入晚年又患癌症，作为当时信阳地区第一书记的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来完成
: 这一工作。在病床上，经我回忆口述由我女儿路霞记录整理出《信阳事件的历史、社会
: 根源及经验教训》一文。希望通过此文尽可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阐述我
: 对这一事件的看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信阳事件”的发生和发展是五十年
: 代末特定的政治背景下，左倾路线在河南推行的必然结果。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人民
: 公社这个时代产物的出现，促使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变化，造成了社会生产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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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发帖数: 4265 | 18 保存。
建议版主马克huge999的这几篇帖子。
【在 h*****9 的大作中提到】
: 我的思想反省补充材料
: 路宪文
: 最近地委派人两次来和我查对材料，对每个问题都很严肃认真而又实事求是，对我的思
: 想教育很大。地委整理的材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个别问题在情节上又不够确切的地方
: ，我向来查对材料的同志谈了我的意见，供领导上参考。
: 看了地委所写的材料，使我心惊肉麻。我的错误所造成的罪恶是骇人听闻的，比我原来
: 估计的要大得多。真是罪恶滔天，残酷毒辣。使我跟深刻的认识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 我的错误思想腐蚀了信阳地区党的组织，使它离开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离开了党
: 的方针路线和政策，走上了一个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错误路线，给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和
: 人民群众的利益造成极其严重的也是惨痛的损失。同时也跟进一步的深刻的体会到我们
|
h*****9
发帖数: 6643 | 19 路宪文最希望全国饿死人越多越好，要是饿死三亿，他就不但没罪而且有功了，因为那
样信阳饿死人远低于全国平均数。 他在1993年的辩护就是要把全国都那样扯进去。
【在 t***o 的大作中提到】
: 路线文果然是胡温的同路人。居然没被处死，还活到了1993年，而且居然还倒打一耙，
: 把他的罪过都推到别人身上。很老将啊。
|
t*******d
发帖数: 1845 | 20 根据另外一路毛轮的帖子，那时候河南人民真在精神饱满的修红旗渠，怎么会饿死人呢
？路宪文看来是被邓轮坑了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