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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7594 | 1 我的小姨夫陈嘉鎏新婚不久只身东北，此后一生厄运笼罩。他在长春时据说是时常怀疑
有人在他身后盯梢，终究精神不堪重负而多次自杀未成，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后来
得知，这个“盯梢”所说并非他自身“怀疑”，而是真有其事。那时他搭乘挪威轮船，
一心回国报效，轮船途径韩国、香港，正值朝鲜战争如火如荼。他不会想到自己这一曲
折回程，而致踏上祖国土地，就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1952年的夏天，我八岁，在如花似锦的沪江大学校园里，享受着我快乐的童年。
我们的家，是在上一年，即1951年的2月，随着父亲章靳以的工作调令，搬进这所
美丽的校园的。
我们被安排住在正对校门的209号内，房子与校门之间隔着一片很长很宽的大草坪
，草坪修剪得非常整齐，四周围着一圈奇花异草。
209号，是一栋很漂亮的欧美式小洋房，外墙的四周点缀着错落有致的长青藤。厨
房的门外，耸立着一株硕大的树，树荫如伞，遮盖着很大一片空间。夏天的日子，我们
常在这树荫下，围坐着小木桌吃饭。凉风习习，鸟鸣如乐，好不惬意。
但如此美丽的大自然享受父亲却无暇顾及。自从调来沪江，虽然只是担任教务长一
职，但是上无校长，他又同时兼任学校的工会主席，这对于当惯文人的父亲真是困难重
重。他在“自传”中写道：“人是生疏的，工作也是生疏的。”在给复旦南下学生的信
中，他也这样流露：“我是三月调到沪江来工作的，这边同学的思想情况远在复旦之后
，因此工作颇繁杂，又因为工作经验缺乏，没有什么一定的成绩，你以后写信来，可寄
：上海军工路沪江大学教务处即可。因为工作忙，文章也不大写……”
回忆在眼前闪现。门厅边的那间书房，原本应该是父亲最喜爱的写作的地方，然父
亲一旦在家，总有川流不息的人在里面谈话。至于外面那间客厅，也经常有许多人聚在
一起开会。后来，从徐中玉先生的回忆文章，我才知道原来中文系小组的“思想改造”
会议，就在我家进行，一周要有两三次，所以给我留下那么深刻的印象。
时光匆匆。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运动：肃反、三反五反以及思想改造，经历了大会小
会报告会……日历已经翻到1952年的7月31日。
这本红色硬纸封面、题着两个金字“学习”的小笔记本，是1952年的春节父亲送我
的礼物，扉页上留着我幼稚的笔迹：“章洁思是爸爸过年送给我的。”这两行用父亲那
支咖啡色派克笔写下的红墨水字，喜气洋洋记下了我孩提过年的快乐，以及得到小笔记
本的欣喜。这支笔是父亲常用的，很老式的一种，我见到时笔尖已经换过，分上下两半
，但书写起来很滑畅。
记得过不多久，因为看到父亲急着要用小本子记事（他的上衣口袋里永远揣着小记
事本），手边又一时没有（那时，这样的本子并不普遍，在沪江这个“穷乡僻壤”的地
方，更无处可觅），我就主动“捐献”了出来。现在，看本子里从头至尾都是父亲密密
麻麻的蝇头小字，记载着他生活工作中的许多的大事小事，读里面的内容，心中感慨万
分。
刚翻开几页，就见“院系调整问题7月31日教部”的标题，以下连着七页，都记着
在教育部开会的有关事项。前三页是教育部不知哪位大领导的发言，列举过去大学的七
大罪状，称调整并校为“高教中的革命”，并言明“私立学校全部没有了”。后四页是
时任教育部高教处副处长的曹未风的谈话，具体安排各校各系的合并去向，那些私立院
校，沪江、震旦、圣约翰等等都在合并之列。又翻过去大半本，已经是很具体的人员分
工和日期安排了。再隔好多页，点滴记载着一点家事：搬家、改地址、买杂志，以及我
的转学事项，这些内容与父亲的赴朝准备穿插写在一起。这些字上面大多有划痕，这是
父亲一贯的习惯。每次，他都会把要做的事一一列出，完成后就一一划去，包括平时外
出开会要带的物品，他都会这样列出清单。
父亲是1952年10月6日下午四时半到达朝鲜的（据父亲日记）。9月下旬，他已经离
开上海与第二届赴朝慰问团华东分团的同行会合，开始赴朝的准备工作。而9月中旬，
他还在沪江大学主持那里的并校收尾工作。
后来听说，院系调整基本在9月中旬完成。而在父亲的笔记中也读到10日、20日（
必须）办完的字样。又在单独的一页上，记载着以下几项：“结束工作，教务处工作12
日上午八时，校委会工作11日下午四时半，工会工作一切资料交陆□风12日”虽然没有
标出月份，但推算也应是在9月。那么，自7月31日父亲到教育部开会听到布置，直到9
月中旬完成任务，时间仅约一个半月，何等匆匆啊！
笔记本的最后几页，我又见匆匆几笔：“搬家问题一个搬复旦与胡接洽房屋肃琼（
笔者注：母亲）工作；与郭谈课程问题与黄□□谈小学问题小南南（笔者注：我的小名
）阜春（小学名）？”
这些就是家里的事，同样匆匆。记得从沪江大学搬到复旦大学徐汇村（第二宿舍）
时，父亲早已离沪。我只记得母亲面对摊放一地的父亲最钟爱的书籍手足无策，最后找
来工人，做了许多像小楼梯似的木架，中间横放一块块搁板，总算把书整整齐齐一直排
放到天花板，全部安置妥帖。
家具本就寥寥。我们住的沪江大学209号，房屋内有现成的大饭桌，是连在地板上
的。睡觉的几张铁床也是向学校借的。空空荡荡的客厅，则从外婆家搬来几只沙发充数
，所以，父亲在笔记本上有条理地写了几句：“搬回蒲石路（外婆家，即今天的长乐路
）的：沙发一对，马家沙发三只，沙滤缸，西装，大炉，烟囱，破玻璃，无线电，大椅
子。”除了书，写字台，这大概就是家中有限的家当了。
生活如此简陋，但我从没有意识，我一直感到生活非常幸福。只是在离开沪江，作
别美丽的校园时，心中十分依依不舍。我站在校门口，眺望如花似锦的校园。家门口那
株铺天盖地的大树，至今在我心中驻留。还有那些按照欧美格局建造的风格迥异的房屋
、校舍、礼堂，让我在六七岁时，就领略了欧美教会大学的迷人魅力。
许多中文系即将毕业的沪江学生，后来在复旦大学宿舍区外的小路上常能碰见。他
们不久便各奔工作岗位，携着复旦大学的毕业证书。
这里，尤想提一笔的是我的小姨夫，他曾是沪江大学会计系的系主任。解放前，他
勤学苦读，终于在自己的母校沪江大学考取公费赴美留学。新中国成立，怀着报效祖国
之心，他从海外归国，回到母校。姨夫与小姨于1951、1952年间结婚，婚房就安置在校
门口处沪江大学附属小学的旁边，那里有一排校方为年轻教师建造的小巧平房。姨夫的
小家庭生活犹如那些小巧的房屋，惬意又温馨。但1952年院系调整时，小姨夫调配到东
北长春，去了吉林财经学院任教。当时是服从分配，去得坦然。这是那个时代一般人的
态度。
但今天回想，尤其读到父亲笔记，颇有不解。在父亲的记载中，只有上海与华东地
区的校系调配，最远也是南方的厦门大学，没有见到东北的院校。而最近了解到当年有
前往沈阳农大的师生，也是该校特意来沪要求的。
我的小姨夫陈嘉鎏新婚不久只身东北，此后一生厄运笼罩。他在长春时据说是时常
怀疑有人在他身后盯梢，终究精神不堪重负而多次自杀未成，最终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后来得知，这个“盯梢”所说并非他自身“怀疑”，而是真有其事。那时他搭乘挪
威轮船，一心回国报效，轮船途径韩国、香港，正值朝鲜战争如火如荼。他不会想到自
己这一曲折回程，而致踏上祖国土地，就被公安部门立案侦查。
在沪江大学，他有过一段短暂而平静的日子，还结了婚成了家。但在院系调整的滚
滚大潮中，他被遣往东北，命运急转直下。等到再见他回沪（治病），他已完全判若两
人。望着他呆滞的神情，躲闪的目光，我深信其中又隐含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痛苦经历与
恐惧。
小姨一家是悲苦的。“文革”初期，小姨夫就被打入劳改反省队，挂上“臭权威”
、“潜伏特务”的牌子被揪斗，在长期的人格侮辱和精神折磨总爆发时，他终因不堪忍
受而含冤自杀身亡。此后随着动乱深入，小姨所住的上海外婆家也被掘地三尺，小姨最
后不堪凌辱愤而告别人世。年迈的外婆带着我的两个表弟妹苦苦煎熬，艰难度日。那个
曾经傍在沪江大学附属小学边上的温馨小小家庭，仿佛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现昙花。
我想，父亲当年也一定不会预料小姨夫的命运会如此结果，不会想到在调整院校的
过程中会有如此复杂的政治因素包含其中。作为校领导的父亲，不会为自己的亲戚考虑
一个好的去向。作为父亲的亲戚，小姨或小姨夫压根也不会向父亲提出任何照顾要求。
因为他们在那个时代，是那个时代的人。而在这个全国性的大专院校调整大潮中，私立
的教会的学校被雷厉风行地终结成“全部没有了”，大批师生都服从分配，离开本校，
离开上海，不出一句怨言。这也正是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人才能做到的。
翻开父亲的相册，沪江岁月的照片静静安插其中。我看见薄暮中父亲独自坐在写字
台前，神色凝重。我看见大礼堂内正在开会，学生簇拥。礼堂原是教堂，尖尖的窗户下
拉着一条醒目的标语，虽然前面几个字被遮盖不见，但内容还是一目了然：“……祖国
的光荣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岗位上去”，学生在振臂，在高呼口号，那一波波声浪仿佛
透过泛黄的照片振动着我的耳鼓。
……
六十年了，整整六十年！我凝视着这本小小的红皮笔记，硬壳的封面已因年久而显
不规则的裂纹，然上面的金字“学习”依然耀眼。小笔记封面的红色，在我眼里逐渐放
大，放大，愈发鲜艳。 | g*******6
发帖数: 1034 | 2 文笔真好，他父亲是谁啊？沪江现在的校园应该是华东政法吧，沪宁的母校，如果没记
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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