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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以
正式宣言的形式确定了苏联对于广州国民政府在财政、军备、政党重组和军队建设方面
的援助。
黄埔军校：
10月上旬，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携军事顾问团抵达广州，开始重组国民党与修建黄埔军
校等事宜。
军火：
从1923年至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之前，广州国民政府累计接受苏联价值约300万卢布的
军火，包括步枪26000支，子弹1600万发，机枪90挺，炮24门。
仅1924-1926年间，苏联就计划调拨给广州国民政府价值398万8242卢布的军事物资。其
中包括步枪15000支，步枪子弹两千万发，带附件的机枪100挺，3英寸炮24门，3英寸炮
弹24000发，手榴弹10000枚，掷弹炮50门，掷弹炮弹5000发，坦克3辆，无烟火药1000
（吨？未注明单位），飞机15架。
军事顾问：
国民革命军中的苏俄军事顾问覆盖到了师一级，包括内战英雄（日后的苏联元帅）布留
赫尔将军，炮兵专家鲍罗金，通讯专家德拉特文，战略专家（日后著名的苏联援华史作
家）切列潘诺夫等人。他们的到来大大提高了国民革命军的战术水平，并在北伐军夺取
湖南、插入湖北、进攻江西的战役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财政：
至少是1270万卢布，其中270万卢布用于建设黄埔军校，1000万卢布用于创建国民党中
央银行。亦有资料称，其时苏联每月给予国民党中央党部津贴3万墨西哥银元，黄埔军
校10万粤币，各报纸宣传机构数百数千元不等云云。当时国民政府的苏联顾问和中国雇
员，确是由苏方支付工资，每月150至700港元不等。
在苏联强有力的援助下，广州国民政府才得以在广东立足，成为各路势力中装备最精良
，战斗力最强的一方势力。才得以连续击败商团和陈炯明势力，并得以迅速组织起北伐
，不到一年就夺取两湖，进而占领福建、江西、安徽的大部分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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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经济援助简况
朱 洪
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
党都进行了经济援助，但援助的数额却相差悬殊。
一、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
（一）按笔者掌握的材料约算，1923年6月至1927年7月期间，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
国共产党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26万卢布。
由于资料中的货币单位不统一，有中国元、美元、卢布和墨西哥元，为方便统计，
本文全部折合成卢布计算。当时，中国元、美元、卢布和墨西哥元的折算依据如下（以
某一年的资料推出，忽略其间有关国家货币兑换的变化因素）：
陈独秀1925年3月2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说：“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仅
相当于5887中国元。”依此可推算出当时中国元和美元的比值约为1.7：1。
维尔德（时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1923年3月11日给维经斯基（时任共产
国际东方部副主任）的信，提到“您寄给日本共产党的7500金卢布或7445墨西哥元”，
由此可推算1923年墨西哥元和卢布的比值约为1：1.007。因为比较接近，在实际运算时
，苏联人有时将墨西哥元和卢布的比值看作1：1。如1924年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提到第64号文件决定给孙中山贷款200万卢布，而第64号文件中提到给孙中山的贷款
是约200万墨西哥元。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1925年6月5日会议第3号记录提到：765734卢布+
23 1226美元=1196019.54卢布，由此可以推算出231226美元=430285.54卢布，则美元和
卢布的比值约为1：1.86。
最后，依据卢布和中国元以及卢布和美元的比值，可推算出1925年中国元和卢布的
比值约为1：1.09。
（二）以上经济援助的数据主要依据是：
1、1922年12月，萨法罗夫（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作共产国际1923年援助中
共的预算，预算为：每月支出1000金卢布，总计年支出12000余卢布。
维尔德1923年3月11日给维经斯基写信说：“您通过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
州管理局寄给中国共产党的3月份预算开支和电报费用1300墨西哥元已收到。”这说明
萨法罗夫的预算被实际执行（增加了电报费），即中共1923年3月收到1300墨西哥元，
其中1000墨西哥元为每月的援助支出，300墨西哥元为电报费。
2、1924年至1925年3月，共产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费用每月预算2250元（约合
2452卢布）。1925年 3月 2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说，因印制《向导
》周报、小册子和传单以及中央视察代表、各地党组织、各地宣传专员需要费用，要求
追加资助1400元（一般指中国元，如涉及卢布、美元、墨西哥元，陈独秀应习惯上说出
）。信中还说：“把预算增加到这个数字是必要的，请核准。我们希望从4月起，连同
以前批准的预算，你们每月按时给我们寄来共计3650元（中国元）。”陈独秀的信说明
，1925年4月之前，共产国际每月援助中共的经费已达到2250元的水平。
1925年4月份后，共产国际是否增加了援助中共每月1400元的预算，没有找到其他
史料，但依据本文下面将述及的1926年6月7日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等的信中体现出
来的在1926年3月时共产国际每月援助中共6000卢布的事实，可以认定：在1925年4月到
1926年3月之间共产国际对陈独秀的要求有所满足，至于具体如何满足，是否一定是
1925年4月起增加，是否按陈独秀的要求增加，增加到何月发生变化，哪个月开始增加
到6000卢布的水平，因笔者找到的史料有限，不能确定。本文按共产国际接受了陈独秀
的要求，在1925年4月至12月之间每月援助中共3650元（中国元）计算，大体勾画出这
段时间援助的数额。依此，则1925年1至3月，共产国际援助中共共计6750元（约为7356
卢布），1925年4至12月，共产国际援助中共共计32850元（约为35806.5卢布），1925
年全年援助43 162.5卢布。
3、1926年1至6月，共产国际实际每月援助中共6000卢布。1926年6月7日，维经斯
基在给皮亚特尼茨基（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等的信中说：“我报告这些详细情况
是为了争取最终给中共增加预算（从每月6000增加到14000卢布）……请向预算委员会
提出这个问题，并将决定迅速通知远东局。”
维经斯基的信说明了1926年6月他写信时共产国际援助中共的预算是每月6000卢布
。为据 1926年9月 23日维经斯基给皮亚特尼茨基等的信中有“中共中央请求每月再追
加 3000卢布”的话，说明从6月以后到10月前，共产国际或增加了一定数目的卢布，或
没有增加，但维经斯基希望从10月起，“再追加3000卢布”，即援助中共的经费达每月
9000卢布或更多。但究竟在哪个月增加，是否逐步增加，笔者没有找到相关史料。本文
为方便统计，按 1926年 1至 9月，共产国际每月援助中共6000卢布，10至12月为每月
9000卢布统计，而1927年1至7月，按照共产国际采纳了维经斯基的建议，即每月援助中
共14000卢布统计。依此，可大致了解共产国际1926年全年和1927年1至7月援助中共的
基本情况。
（三）上述数字只能大致了解当时苏联和共产国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轮廓，因为存
在一些不确定因素。具体来说：
l、上述数字不含电报费以及会议和抚恤金等临时追加的少量资金。如维尔德1923
年7月26日给维经斯基写信说：“5月底，我收到从莫斯科经北京寄来的3500美元和278
英镑，其中用于工会国际工作278英镑，帮助因铁路罢工而受难的中国工人 1000美元
，按 4、5、6月的给中国共产党预算1500美元，用于召开代表大会1000美元。全部款项
都已按指定用途转交和花掉。”陈独秀在中共三大报告上也谈到共产国际支持中共三大
1600（此处陈独秀的讲话没有提到货币单位，按表述习惯一般指中国元）。
2、存在苏联和共产国际拖欠的情况。如维尔德1923年7月26日给维经斯基写信说：
“根据我收到的陈独秀的来信称，现在极需7、8、9三个月的预算经费。需要利用中国
的局势加强宣传工作。关于这一点，日前我已发电报给您。陈独秀同志请求您在这方面
采取坚决措施。”又如陈独秀1925年3月20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说：“按以前批准
的2250元预算，我们在1、2、3三个月应收到6750。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3423美元，
仅相当于5887中国元，因此还差863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
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
3、维经斯基曾多次帮助中国共产党催要预算内的经费。如，1924年 4月 21日，他
给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写信说：中国共产党“没有我们的物质援助无法
把工作扩展到北京以外的地方”。又如，1926年 9月23日，他给皮亚特尼茨基等写信说
：“必须立即寄来经费，因为否则就无法继续工作。”
此外，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苏联和共产国际给中共的预算拨款数额经常发生变化。
利金（时任共产国际东方部驻中国代表）在1922年5月20日的报告中就曾批评共产国际
“给各中央的预算拨款常常变动不定”。
需要指出，上述援助数额，本文按当时的一些数据推算出货币之间的比值，统一换
算为卢布进行计算，肯定存在一定误差；加上笔者掌握的材料有限，苏联和共产国际的
援助也存在一些不到位的情况，因此，援助的总额只能是一个参考数字，旨在了解当时
大致的情况。
二、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经济援助
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经济援助始于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后。1924年至
1927年6月，其对中国国民党的经济援助总额约为1400万卢布，主要依据是：
1、孙中山时期，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援助超过 250万卢布。1923年 3
月 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同意当时的苏联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关于贷款200
万给孙中山的意见，但这笔钱到下一年才兑现。1924年3月20日，俄共（布）中央政治
局决定，“委托伏龙芝同志（当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引者注）亲自负责
发放50万卢布、1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火炮。此外，1924年9月11日，俄共（布）中央
政治局还决定“援助中国2.5万卢布”。
2、孙中山去世后，苏联仅在1925年对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援助就有530多万卢布。
1925年5月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为组建部队（指在广州帮助国民党组建中
国军队）拨出“补充资金的数额（约50万卢布）”。1925年5月29日，俄共（布）中央
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契切林说，有200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支配，这笔钱用于支
持广州小组、黄埔军校、政训班、资助组建一个新的师团，援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通过的1925年4月1日至10月1 日中国军政工作开支预
算案，为4610134卢布74戈比。据在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工作的斯莫连采夫1925年9月
25日给加拉罕（时任苏联驻华公使）的便函，上述数字在呈报政治局批准时缩小为282.
7万卢布。
3、三二O事件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继续支持蒋介石的费用超过320万卢布。1926年
10月20至2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满足“广州要求提供总数为2844026
卢布的炮兵和航空器材的申请”。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批准
中国委员会1926年至1927年度第二阶段预算总额为94547卢布70戈比和183819美元（
18381美元折合卢布约为34万卢布）。
4、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汪精卫集团的军事援助仅在6月份就有
300万卢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6日做出秘密决定：“给武汉政府汇去
100万卢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23日又做出决定：“再给武汉政府拨款200万
卢布。”
三、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国共两党经济援助的几个相关问题
（一）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什么不愿意大额援助中国共产党？
其一，苏联和共产国际不愿意大额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人数少有
关。
1922年7月11日，马林在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时说：“维经斯
基同志在上海工作期间，在陈独秀同志领导下组成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小组。陈几年来一
直编辑《新青年》杂志。这个小组划分为七至八个中心，在全国的人数也不过50—60人
。”马林1923年7月 20日在广州致越飞和达夫谦（时任苏联驻华代表处参赞）的信中谈
到经费：“如果你愿意拿少量的钱支持我提出的宣传工作，我认为派一个共产国际执委
会的工作人员驻在中国的这个地方是有益的。这样，人数不多的共产党组织可以富有成
效地进行工作。”
其二，在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后，苏联和共产国际不再把中国共产党看成独
立的政党组织，只看成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因此拒绝帮助中国共产党建立独立
的武装。
陈独秀在大革命后期曾希望共产国际代表支持5000支枪武装工人，但遭到拒绝。他
在《告全党同志书》里说：“我们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势力和蒋介石对抗。特派彭述之
同志代表中央到广州和国际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并且还继续极力武装蒋介
石。”
共产国际为什么继续武装国民党和蒋介石呢？因为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看来，在当时
中国的革命形势下，将发展武装的经费交给国民党，同时也就是支持共产党。如1925年
5月29日，契切林在会上说，“有200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支配，这笔钱用于支持广
州小组、黄埔军校、政训班，资助组建一个新的师团，援助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又
如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6日做出决定：“我们认为，寄去的经费对于和
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而这笔“寄去的经费”，也是直接
给国民政府。
关于共产国际武装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的情况，蔡和森在1927年9月写的《党
的机会主义史》中，回忆1927年7月1日在鲍罗廷宅中开会的情景时说：“老鲍出席作了
一个很长的演说：……以前季诺维也夫及其在中国的代表只教我们帮助中国资产阶级，
武装中国资产阶级，未教我们武装工农，准备与资产阶级决裂，所以现在斯大林的政策
难于实行。”此话出自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之口，是能说明问题的。
其三，苏联和共产国际认为资产阶级将在中国首先获得政权，而中国共产党一定时
期内尚不能掌握政权，从而不相信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偿还大笔借款。
1922年9月18日，越飞在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的信中说；“至于日报问题，
我完全同意您的意见。但是，很遗憾，同志们已经收到了2000墨西哥元。应当尽一切可
能，不让这笔钱白白花掉……格克尔同志（时任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处武官——引者注
）将把共产国际执委会拨给的3000墨西哥元交给您。请关照一下，让我能收回这笔钱。
”这表明，由于担心中国共产党无力偿还借款，苏联和共产国际在大额援助中国共产党
的问题上十分谨慎。
（二）苏联和共产国际为什么愿意大额支持中国国民党？
其一，苏联和共产国际相信国民党是工农的党，而且国民党曾提出加入共产国际，
赢得了共产国际的信任。
共产国际主席季诺维也夫1923年11月26日在接见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的孙中山
代表团成员时说：“共产国际并不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资本主义的政党。否
则我们就不会同这样的政党打任何交道。我们认为，国民党是人民的政党，它代表那些
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国民党也是革命的政党。”季诺维也夫关于国
民党不是资产阶级的政党的观点，是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观点，直接影
响到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国民党采取巨额经济援助的方针。
大革命失败前夕，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仍然把国民党看作代表工农利益的政党
。他在1927年5月28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批评陈独秀等中国共
产党领导人“不懂得宣传‘武装工农，保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口号的政治意义”。
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在中国国民党性质问题上犯的错误是导致中
国革命失败的原因。他在《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1927年5月7日）中说：“斯大林
于1925年曾称国民党为‘工农政党’……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不相符
合。”
其二，相信国民党将会取得中国的未来政权，具有还款能力。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6年10月20至21日开会做出决定，强调“向广州转交军事
器材必须以得到广州政府的明确支付保证为条件”。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谈到斯大林
不许在中国组织苏维埃政权：斯大林认为“若现在即刻建立苏维埃，拒绝拥护武汉政府
……便是对蒋介石和张作霖予以直接的援助”，这说明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苏联和共产
国际仍然认为，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党将掌握中国未来的政权。
其三，共产国际希望用金钱拉住国民党，不让其向右转。
斯大林1927年6月27日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布哈林写信说：需
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只要还有这种可能的话……给武汉追加 300到
500万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无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
此外，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也在用贷款的方式支持北洋军阀，这是
苏联和共产国际支持国民党的国际原因。
（三）苏联和共产国际大额援助中国国民党，遭到了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中国共
产党的反对。
1923年7月18日，马林在致越飞和达夫谦的信中说：“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
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
民党的宣传，看看他们在这方面会有什么作为。”
1924年10月10日，陈独秀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名义给鲍罗廷写信，不满意苏联人援助
国民党办黄埔军校：“俄国的血汗（你们的资金），或许还有世界无产阶级的血汗花在
这种学校上，我们认为很不值得。”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在反思时又说：“继他（马
林）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因为不知道苏俄
实际支持国民党的数字，他用了“巨量”两个字。阿尔布列赫特（即阿布拉莫维奇，当
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中国代表）于1927年2月25日在上海给皮亚特尼
茨基写信，谈到经费问题已经影响到上海的武装暴动：“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
可以买到武器、手榴弹等，可是没有钱。”
（《环球视野》摘自2007年第2期《党的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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