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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629 | 1 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双轮双铧犁”事件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
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
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
。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五、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
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比如说中国东北或者俄罗斯的东欧
平原，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是
“七山一水一分田”，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
浅，双轮双铧犁并不适用。因此，多数中国农民并不喜欢用这种犁。一些基层的干部对
当地的情况比较了解，也抵制这种犁。然而，在毛泽东对“双轮双铧犁”表态之后，全
国就开始强制推广和使用双轮双铧犁。那些抵制“双轮双铧犁”的干部，却被指责为“
右倾”、“保守”等遭到打击，有的地方甚至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很多干部在
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在糖衣炮弹前没有倒下，却栽倒在双轮双铧犁这个“不祥的蛋”
面前。
在各地批判、撤换了反对使用双轮双铧犁干部们以后，全国工厂日夜加班紧急生产
双轮双铧犁，据说数量高达五六百万套。但是，强扭的瓜不甜，有些地方没有如此之多
的牲口，有的地方土壤不深处就是石头，因此根本就无法使用双轮双铧犁。于是这些“
先进”的犁被束之高阁，然后又被销毁。“双轮双铧犁”事件不但造成了人力、物力的
巨大浪费，而且打击了很大一批实事求是、敢讲真话的基层干部，换上来的都是些一味
迎合上面、眼睛朝上不朝下的人，这为“大跃进”期间假话、空话、大话满天飞，不按
客观规律办事，埋下了危险的伏笔。
“双轮双铧犁”事件发生之时，我的父亲还在部队中，在支农时听说了对抵制“双
轮双铧犁”的干部的批判。当时他就感到困惑：耕地用什么样的犁，是农民自己的事情
，何必要管起来？为什么用不用这种犁竟然可以决定一个干部的命运？这是他第一次对
这个制度产生疑惑。因此，多年以后，他仍然对“双轮双铧犁”这个不大不小、早就被
人遗忘的事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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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死腹中的肃反运动
一九五五年冬天，伴随着“胡风、潘汉年反革命集团”冤狱，一场“肃反”运动突
然间迅猛地开展起来，父亲所在的公安部队也未能置身事外。运动刚一开始时，是一些
职位比较高、家庭出身不好、个人经历复杂的军官被隔离审查；接着审查对象的范围逐
渐扩展，也牵涉到职位低一些的人。起初，我父亲被上级指派负责和别人轮流看管一个
被隔离审查的校官，那人被审查的原因是曾经被俘过。审查中为了迫使犯人招供，采取
了体罚战术：不准犯人睡觉，只要看到犯人一打盹就大喊大叫把他弄醒；一连几天不给
犯人喝一口水。但尚年少的父亲看着那人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样子，实在于心不忍，于
是每次在自己值班时都把自己茶缸里的水弄一点给他喝，见到犯人睡觉了也不去干涉，
有人来了才慌忙把他叫醒。然而那个犯人实在是太困了，有一天有人来时无论如何也叫
不醒，结果被人给发现了。很快，有人检举揭发了父亲的行为，他自己也被“隔离审查
”。
审查对象越来越多，几个禁闭室已经放不下了。于是上级专门拨出了一个大院子，
把审查对象集中在里面学习政策，鼓励互相揭发，还派了一些专职的“管理员”进行监
管。我父亲的经历是一清二楚的：解放前还是小孩子，刚解放就参加了解放军；最大的
罪过就是玩忽职守，让那个犯人喝水睡觉。因此，年轻单纯的父亲并没觉得自己会有什
么问题，算是审查对象里面心态最好的一个了。
审查对象中，有一个姓袁的助理医生（【注】部队里简称“医助”）跟我父亲住在
同一间大屋子里，是一九四七年参军的。袁医助是个非常厚道的人，也很有文化，但是
家庭成分不好，在上中学的时候还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其实我父亲很清楚：国
民党时期政治号召力不高，没几个人会写申请参加三青团，因此往往是由负责审查的国
民党官员指定，一般是看着谁顺眼谁就入团，发个表格一登记就算是三青团员了。假如
光是这些事情倒还好办，要命的是袁医助被隔离审查后，有人为了图自保积极揭发别人
，说曾看到袁医助保存有国民党的党徽。审查人员根据揭发，在袁医助宿舍里搜出他保
存的一些旧明信片，上面印有国民党的青天白日党徽。解放前很多国民党邮政当局印制
的明信片上都有这东西，今天看来保存这些友人通讯的记录没什么大不了的，甚至可以
当作珍稀的收藏品。然而，当时特殊的政治气氛下，保留有前政权的标志物是一项弥天
大罪，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于是，袁医助立即被当作重大反革命嫌疑重点监管。
由于“人证物证”俱全，对袁医助“反革命”基本上定了性。但是侦察人员不满足
于此，而是怀疑袁医助可能建立了地下反动组织，于是继续深挖，想来个“拔出萝卜带
出泥”。但袁医助始终不吐一个字，没有像有些人那样乱咬一气牵连别人。一九五五年
冬的一天夜里，万念俱灰的袁医助用一把私藏的手术刀片割断了自己大腿动脉。第二天
清晨管理员来叫醒大家起床上操，叫到袁医助时没有人应声。管理员走上前去掀开被子
一看，大叫一声：“不好，出事了！”我父亲当时正冻得哆哆嗦嗦地穿衣服，听到管理
员的惊叫连忙一骨碌爬起来，一边跑一边披上军袄跑到袁医助床前，看到袁医助穿着整
齐的军装，满被窝的血已经凝固了。由于全身的血已经基本上流尽，人早就又冷又硬，
脸色显得胩白胩白。虽然我父亲从小经历抗战、内战、镇反，见过不少奇形怪状的死人
，但是袁医助的死却还是给年轻的父亲留下了特别深刻而恐怖的印象，半个世纪以后仍
历历在目。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关头，一九五六年二月，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代表大会在莫斯科
开幕。在这次大会闭幕前夕，苏联领导人尼·谢·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
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份报告以确凿无误的证据，揭露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带着
神一般光环的斯大林铲除异己、践踏法制、草菅人命、无法无天的骇人听闻的内幕。赫
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如同在平静的水里投入一块巨石，顿时在全世界引起了轩然大波。紧
接着，苏共党报《真理报》刊登了一系列抨击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时代血腥历史、呼
唤民主法制的文章和社论，标志着苏联进入了“解冻”年代。随后几年里，数以千万计
在斯大林时代横遭迫害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被恢复名誉或从集中营释放。
当时中国还承认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因此尽管毛泽东对苏联人批判
揭露斯大林罪行的做法深为不满，但从维持“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继续取得苏联援助
的大局出发，只得暂时按捺住心头的怒火，表面上予以顺从。中国的报纸对苏联《真理
报》批判、揭露斯大林罪行的那些文章全文转载，对赫鲁晓夫与十六个加盟共和国（【
注】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除了现在常知的十五个以外，还有一个“芬兰—卡累利阿苏维
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并入俄罗斯联邦）领导人的谈话内容也原样刊登。苏共二十大
的政治余波影响到了中国，导致来势汹汹的“肃反”虎头蛇尾，在无声无息中嘎然截止。
一九五六年春季以后，被隔离审查的人们又分批被解除隔离，我父亲是最早被解除
审查的人之一。令人惊讶的是，昔日被当作准反革命看待的人放出后，又重新回到原来
的岗位，该担任什么职务还是担任什么职务，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不过，那个
可怜的袁医助，却因为自杀而被算做“自绝于人民”了。袁医助父母双亡，也没有结婚
，只有一个姐姐是他唯一的亲人。袁医助的姐姐来取骨灰时我父亲见了她一面，大概是
因为想哭又不敢哭的缘故，脸上露出一种非常古怪的表情。中国的老百姓自从五十年代
开始，就被统治者制订的条条框框一遍又一遍地筛来筛去，生死荣辱全都由高高在上的
统治者掌握。可悲的是，这些条条框框并无定型，永不停息，昨天的革命今天也许就是
反革命，稍有不慎跑出了这些条条框框，就可能带来杀身之祸。
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苏联共产党二十大路线、是赫鲁晓夫救了父亲等一大批无辜的
中国人一命，使这些人免于遭到“斯大林大清洗”式的厄运。当时年轻单纯的父亲尚不
清楚政治这趟浑水的深浅，还对赫鲁晓夫揭批斯大林的做法有些不理解。后来，随着阅
历的丰富，他终于渐渐地悟出了自己和其他肃反难友的性命得以保全，全赖苏联共产党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罪行的揭露。这种敢于自暴家丑的无与伦比的勇气，起到了敲山震
虎之效。从那时起，苏联共产党、赫鲁晓夫在父亲心目中有了一种特殊的地位。到了六
十年代初期中苏决裂、展开旷日持久的大论战时，我父亲在道义上已经站到了苏共二十
大路线一边，坚信真理属于列宁主义的苏联共产党。这种对苏联的感情理所当然地影响
到了我——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起一个苏联名字作为笔名的原因。
关于一九五五年冬天的这一次“肃反”运动，现在已经很少有人提起。这主要是因
为：这次运动胎死腹中，除了类似袁医助这样特别不走运的人之外，并没有如“反右”
、“文革”一样造成很大的危害和打击面。然而，只有被当成审查对象的人才能切身体
会到，当时的气氛是何等阴森可怕。如果没有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把斯大林的下场昭示
在毛泽东的面前，一场类似于苏联在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发生的大屠杀在中国肯定不
能避免。按照制度的内在规律，杀便杀了，最好不过几十年以后恢复名誉。幸运的是，
苏共二十大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轨迹，一场大劫难又一次与中国人民擦肩而过。但是“庆
父不死，鲁难未已”，从此毛泽东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防止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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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社会主义坏分子”
一九五四年十月，河南省会从开封迁移到郑州，开封转为省辖市。省会转移时，迁
走了许多单位和五万人口。当时开封市才二三十万人，迁走这么多人一下子使得开封的
市面显得萧条起来。开封自古以来都是中原重镇，从此之后地位日益衰落，直到现在市
区也不过八十万人口，成为一个经济落后、无足轻重的中小城市。
虽然父亲在半途而废的“肃反”中幸免于难，但在日益讲家庭出身和成分的大气候
下，在公安部队中是无法呆下去了。一九五六年底，父亲转业到地方，分配到开封市文
化局工作。刚开始待遇还是不错的，每个月工资四十五块，在一般工人、干部中已经算
是比较高的了。转业前后父亲认识了他的第一个妻子，不久便恋爱并结婚了。
肃反运动废止后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是中国解放后最令人怀念的一年：经济蒸
蒸日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政治气候如阳春三月般温暖。一开始，毛泽东宣布“大规
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发表了他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接着，报
纸上连篇累牍地号召“大鸣大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
戒，有则改之，无则嘉勉”，帮助共产党整风，到处举行对话、座谈会，开展批评和自
我批评。这种局面的出现，让人们觉得中国仿佛要真的走向光明民主的未来。天真的人
们欣喜万分，拥护爱戴共产党、毛泽东，畅所欲言。谁也没有料到，在这明媚的春光后
面，竟然隐藏着一个弥天陷阱。
既然党都号召了，我父亲也就积极参加了整风运动。虽然他在一九五五年“肃反”
中受到冲击，但他那点事情实在算不得什么大不了的，自己还没有太多思想包袱。而建
国后他的所见所闻，对比解放前的经历，使得他对新中国充满了希望。不过，当时才二
十二岁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响应党的号召还有可能上当受骗。在领导们的一再鼓励下，
他大胆地给上级提了一条意见，涉及的是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他指责一些领导不
该进城后当“陈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脚蹬掉，再去找什么女文工团员、女学生
、女职员等等。在解放初期，由于一些干部常年离开家庭干革命，对原配妻子感情逐渐
淡漠；进城以后眼界开阔，于是纷纷和裹着小脚的、文盲的原配妻子离婚，这是建国初
期的一大社会问题。有的时候，被领导看上的年轻女人并不愿意嫁给一个跟自己爹妈岁
数差不多大的首长；碰到这种情况组织上就反复做工作，用政治前途作为筹码迫使女方
就范。其实，以现在的眼光看这并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但我父亲当时涉世不深，想着
既然“言者无罪”，那么提出来也没什么大不了。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我父亲的一位领导恰好属于这种情况。当我父亲的话出口后
，这位领导立刻感觉到父亲是含沙射影，故而引起了他的不快。在另一次规模更大的座
谈会上，这个毛头小伙子又一次提到了这个意见。那个领导本来就感觉父亲这是跟自己
过不去，此时在大会上又这么发言，更觉得刺耳。于是，领导就没好气地插话说这是干
涉人家的婚姻自由，父亲就反驳说这是不道德。两人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肯让步，说着
说着都越来越激动，开始争吵起来。最后领导气得拍了桌子，把茶杯都震倒了，厉声叫
道：“国之杭，你给我闭嘴！”我父亲一听，不但没闭嘴，反而更生气了，也狠狠拍了
一下桌子回敬道：“现在党要我们大鸣大放，你这是在压制群众，搞一言堂！”那次座
谈会就这样不欢而散。后来，那位领导虽对我父亲这个才转业来几个月的年轻人异常厌
恶，无奈当时要整风，却也只有勉强按捺住内心的愤怒强作欢颜，却等待机会报复。
我父亲和这位领导的争执，双方都有一定责任，又都没有责任。按照现在人们的观
点来看，人家要找年轻一点的老婆就让人家找呗，只要不挖自己的墙角你管人家那么多
闲事干什么？而那位领导则不应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无限上纲上线，害一个年轻人一辈
子。但是，当时处于那么一种历史条件下：我父亲对共产党非常信任，自认为响应党的
号召，帮助领导认识自己的错误是责无旁贷的事情；而“反右”运动的突如其来，连那
个领导自己也不清楚，报复一下这个喜欢胡说八道的年轻人会给他一生造成什么样的后
果。
一九五七年夏季，《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这是为什么？》突然改变了形势。这时
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大鸣大放”竟然是毛泽东的“阳谋”，为的是“引蛇出洞”。
接着，《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和《事情正在起变化》两篇文章正式宣告了“反右
”风暴开始。那些昨天还做出一副和颜悦色、虚心接受批评样子的领导们一夜之间变了
脸色，变得声色俱厉、杀气腾腾。在“引蛇出洞”这条毒箭的射杀下，我的父亲不幸应
声落马，被打入另类。那一年他才二十二岁，新婚仅仅四个月。 父亲当时毕竟太
年轻，而且他提出的意见也只涉及文化局某些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并不是旗帜鲜明地反
对共产党的，没有右派言论，因此定个“右派”似乎又不太够格。于是在领导的授意下
，整他的人又罗织编造了几条罪名，把他定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中的“反社
会主义坏分子”，并被判劳教五年，押送农场改造。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开封市相国寺剧场召开了全市文化系统批斗宣判大会。随着
主持人一声厉喝，全市文化系统里揪出来的右派、坏分子被押上台来接受批斗，胸前挂
着表示各种罪名的木牌。会场上不时爆发出“打倒资产阶级右派×××”和“打倒反社
会主义坏分子×××”的口号声，让被处理的人深刻感受到“专政”的滋味。很多“右
派”、“坏分子”早就被高压压垮了，不是垂头丧气，就是战战兢兢。然而我父亲始终
不服，被押入会场时高昂着头，哪里有口号声他就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哪里。押送他的几
个人见他如此不老实，就硬拽着他的头发往下按，让他低头认罪。我父亲也是火暴脾气
，拼命往上昂头，于是头发被人大把大把地拽下来。
令我父亲惊讶的是，批斗会上表演最积极的人并非父亲身边的同事，而是那些从未
谋面的四、五十岁的街道妇女代表。虽然父亲跟她们素不相识，然而她们喊口号时那种
咬牙切齿的仇恨劲头，仿佛她们跟这些右派、坏分子有杀父之仇一样。制度就是这样使
人变得冷漠残忍，人人为了保全自己，对陷于不幸的人落井下石。父亲单位里的多数同
事都是有气无力地动两下嘴皮子，实际上他们心里明白得很，这个二十二岁的小伙子纵
有天大本事，也完成不了“反社会主义”的大业。只是当时政治高压令人生畏，谁也不
敢直说罢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后来才知道那些在批斗会上积极表演的人里，也有很
多在后来的“反右倾”、“四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打三反”、“清理阶
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等等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被打倒、被专
政，其中包括把父亲定为“坏分子”的那位领导。
那时候还喜欢定指标，连“反右”都要完成指标。挖空心思“揭露”别人，成了一
些人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捷径。告密不再为人所不齿，而是成为当权者大力提倡的美
德。一些单位的领导在开会部署本单位反右时总是说：“××单位才××人就揪出××
个右派，咱们单位这么多人怎么就揪不出来几个？可不能落后呀！一定要揭露我们单位
的右派分子！”中国的政治运动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就如同击鼓传花一样，每次运动、
每个人群里必须产生一些倒霉蛋，就看鼓声停息时花落谁家了。在这种情形下，要想不
出冤假错案，那才算咄咄怪事。
当时大姑在一所高中任教，算是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不能幸免。学校里也
很想再揪出几个右派，于是出身前朝官僚的大姑自然就成了优先考虑对象。有一段时间
，学校领导轮番动员大姑给“党”提意见，试图来个请君入瓮。然而，大姑自从解放初
镇反时受那一次刺激后，异常厌恶政治，对时事不闻不问；任凭那些领导如何诱导，就
是不提一句意见，只是反复说共产党好，毛主席好，好得不得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
党。诱导者有些着急，试着引诱她上当，就说共产党即使再好，也不可能没有一丝一毫
的错误啊。然而大姑早已森严壁垒、滴水不漏，回答说共产党就是一点儿错误都没有，
一点儿缺点都没有，百分之一百地好。领导见状，觉得大姑没有培养前途，也就只得遗
憾地作罢。
不过，虽然大姑没占上这个“右派”指标，但这个指标还是没有浪费。不久后他们
学校到上蔡县支农，每天在公社食堂吃饭。当时公社的公共食堂办得极差，菜洗得也很
不干净，菜汤上居然还浮着一层蚜虫。一个老师见状，说道：“哎呀，这可怎么喝呀。
”另一个刚毕业不久分配到学校的年轻男教师就开了句玩笑，回答道：“吃吧，人多没
好汤，猪多没好糠。”就这么一句话，当晚学校就对他开展了批判，两天后来人把他押
走了，定成了右派，罪名是“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反右”运动是建国后第一次全民性的政治迫害事件，而且是采取诱骗的卑鄙方式
进行的，全国五十五万人，多数是一些敢于直言的知识分子，成为这场运动的牺牲品。
此后的二十多年里，这些人受尽磨难与歧视，大好年华与才干白白浪费。即便是那些没
有被“反右”运动触及的人，看到所谓“右派”们的可悲下场，或吓得噤若寒蝉、三缄
其口，或一味曲意逢迎、歌功颂德。从此之后的许多年间，只要是毛泽东下的指示，各
级干部们下的指示，无论对与错，所得到都是一片叫好之声，鲜有反对意见。明白了这
一点，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随后“大跃进”中，全国到处都会发生诸如“亩产万斤”之
类的荒唐事。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在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时，虽
然给大部分“右派”平反，仍然强调：“反右”是必要的，只是后来扩大化了。为了证
明“反右”是“必要的”，还保留了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但我不这么看。我认为“
反右”不仅是毫无必要，而且是中国走向灾难的主要原因之一。人民有对国家形势自由
发表见解的权利，也有对执政党进行监督与批评的权利。掌握了国家机器无产阶级政党
缺乏监督与批评，必然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脱离群众，压制群众，形成官僚既
得利益阶层。从“右派”中最“猖狂”的言论来看，也无非是要求实行政治民主和言论
自由，这又有什么不对呢？总而言之，我认为“反右”一无是处，给中国政治的进步和
民众的道德水准带来了长期的、消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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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劳改”
在宣判大会结束之后，父亲他们一行被押送到开封市拘留所，与一百来个小偷、流
氓等刑事犯一同关押了几天。之后，父亲被武装押运到一个农场，分配到河南省杞县县
城东约十几里的一个叫曹屯的村子，和刑事犯一起劳动改造。
父亲最初服刑的农场原本是关押刑事劳改犯的。别小看这些刑事劳改犯，当时都有
统一的灰色制服，到了冬天每人还发一副风镜、一副护耳、一条围巾、一顶棉帽。看文
艺演出时，这些戴风镜、扎围巾的劳改犯都排成整齐的队伍，喊着“一二一”的口号入
场，比起附近农村衣衫褴褛的农民来，这些劳改犯真算养尊处优了。所以，当地农民有
句顺口溜：“要想跩，当劳改”（【注】“跩”是河南方言，意思是神气）。
一九五七年“反右”以后，这个农场渐渐变成了关押犯政治错误的机关干部、右派
的地方，其他刑事劳改犯都分批转移了。来这里的大都是“右派”、“坏分子”，大家
观点相近且同命相怜，因此气氛反而比外面宽松一些。根据政策，类似父亲这样的“犯
人”不穿劳改服、不没收个人财物。当地的老百姓看到穿灰色劳改服的刑事犯中混杂着
这些穿皮鞋中山装（甚至还有西服）、戴眼镜手表的“劳改犯”，都觉得很稀罕，于是
称呼他们叫“洋劳改”。在我父亲进劳改营的头一年多时间里，由于刑事犯还没有转移
完毕，有警察看管；一九五八年底，刑事犯转移完毕之后看守就取消了，并且还有一定
的人身自由。
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是一名干部，人长得并不好看，眼睛特别近视。但新婚的父亲非
常爱她，特别是在自己身处逆境时更希望得到她的鼓励和支持。刚到劳改农场时，父亲
还每日巴望着能够收到她的来信。在父亲服刑后她又等了两年时间，但终究还是抵挡不
住其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于一九五九年的一天给父亲送来了一纸离婚通知书。我父亲当
时早已万念俱灰，没有争辩一句就在离婚通知书上签了字。后来又得到消息，她改嫁给
了当时最为吃香的地质队员。虽然父亲的第一位妻子在父亲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他而去
，但令我奇怪的是父亲这几十年从来没有在背后说过她一句坏话；偶尔提起这段经历，
也只是说那是形势所迫，怨不得她。
刚到劳改农场的最初两年里，我父亲受到政治和家庭的双重打击，情绪一度相当沮
丧，内心还对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但时间长了，转身看看周围犯人的身份，
不是前县长、前县委书记、前组织部长，就是前大学教授、归国华侨之类的人物。于是
他心想：连几十年的老革命都不能幸免，自己这点事、这“身份”又算得了什么呢？这
么一对比，父亲的心情反而宽慰了许多。刑事犯转移后看管得松了，获得一些自由以后
，我父亲还被吸收参加劳改农场的豫剧团，在里面拉二胡，经常深入到农村、厂矿去演
出，人们都还以礼相待。
即便是身在劳改营里，他们这些“洋劳改”还是被当作干部来看待。假如哪个“洋
劳改”在里面犯了错误，管教干部找他们谈心时都是这样批评教育他们：“你作为一名
干部，怎么能这样做呢？将来回去了，这样也是要犯错误的。” 正因为如此，很多“
洋劳改”还满怀希望，总是认为自己是被“误会”了，别人才是真“右派”。因此，也
就出现了一些“一贯进步”的人，经常像老马列一样对别人的错误认识进行批判；还向
管教干部打小报告，汇报别人的言行和思想动态。特别是一些政治方向没错，在生活作
风问题上栽了跟头的人更是如此。
前某地委组织部的陈部长就是这种“一贯进步”的人。陈部长三十多岁，英俊倜傥
，文化程度也高，原本也算春风得意。当时，有一位在机关里工作的女干部，是上级老
领导进城后新找的老婆，也是年轻漂亮有文化，跟那个年长自己二、三十岁的老男人自
然没有共同语言。这位女干部想入党，就经常跟陈部长谈心。干柴遇到烈火，陈部长帮
助人家进步，结果自己没把握好，帮着帮着就帮到床上去了，东窗事发后栽了大跟头，
当上了“洋劳改”。陈部长进了劳改营以后，对自己以前一时冲动懊悔不已，改造特别
积极，每天找管教干部汇报思想，一贯说进步话，办进步事。
有一次一位华侨收到了家中寄来的包裹，里面有香烟、点心，还有汇款单。那华侨
很高兴，就把香烟和点心分给大家。正在大家嘻嘻哈哈地分享食品和香烟时，陈部长进
来了，见状一脸严肃地教育大家道：“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呢？嘻嘻哈哈地一点也不成体
统，有时间开玩笑，却不主动政治学习，这样怎么能够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呢？”接着
又教育那华侨：“我早就注意到你，一直不肯放弃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不肯认真
地进行改造，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我劝你要悬崖勒马啊！”陈部长这一番进步话
，弄得大家顿时倒了胃口，谁也不出声了。我父亲对陈部长这个人早就看在眼里、烦在
心上，于是忍不住从床上翻身起来对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还是组织部长？你得明
白你跟我们一样，都是‘洋劳改’！”正在像大领导那样训话的陈部长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竟会遭到这个平时不言不语的小伙子的这番奚落，顿时愣在那里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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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5629 | 2 每次看到这个，我都忍不住要笑。我现在身边就有类似的例子，好在大家思想很开放，
没什么大不了的。
前某地委组织部的陈部长就是这种“一贯进步”的人。陈部长三十多岁，英俊倜傥，文
化程度也高，原本也算春风得意。当时，有一位在机关里工作的女干部，是上级老领导
进城后新找的老婆，也是年轻漂亮有文化，跟那个年长自己二、三十岁的老男人自然没
有共同语言。这位女干部想入党，就经常跟陈部长谈心。干柴遇到烈火，陈部长帮助人
家进步，结果自己没把握好，帮着帮着就帮到床上去了，东窗事发后栽了大跟头，当上
了“洋劳改”。陈部长进了劳改营以后，对自己以前一时冲动懊悔不已，改造特别积极
，每天找管教干部汇报思想，一贯说进步话，办进步事。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 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 “双轮双铧犁”事件
: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
: 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
: 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
: 。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五、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
: 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比如说中国东北或者俄罗斯的东欧
: 平原，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是
: “七山一水一分田”，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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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
发帖数: 289 | |
X*******G
发帖数: 14887 | 4 令我父亲惊讶的是，批斗会上表演最积极的人并非父亲身边的同事，而是那些从未
谋面的四、五十岁的街道妇女代表。虽然父亲跟她们素不相识，然而她们喊口号时那种
咬牙切齿的仇恨劲头，仿佛她们跟这些右派、坏分子有杀父之仇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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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趣。 |
M******8
发帖数: 10589 | 5 我老发现，在美国也有马拉的双轮双铧犁耕地，乍一看觉得回到了中国。 |
C**o
发帖数: 10373 | 6 xiaoju发来贺电
止。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 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 “双轮双铧犁”事件
: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
: 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
: 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
: 。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五、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
: 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比如说中国东北或者俄罗斯的东欧
: 平原，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是
: “七山一水一分田”，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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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x
发帖数: 7361 | 7 这种伤痕文学，全是编的
----毛轮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 人民的经历，才是时代的经历
: “双轮双铧犁”事件
: 双轮双铧犁是五十年代传入我国的一种新型农具，这种犁有两个犁铧、两个轮子，
: 其特点是这种犁耕过以后，可以犁出互相平行的两条、比一般犁深得多的沟垄。对比原
: 来使用的单铧犁、木犁和七寸步犁来说，双轮双铧犁在理论上可以把耕地效率提高不少
: 。这种犁缺点是比较笨重，体积庞大，犁地时需要五、六头牛才能拖动。因此，双轮双
: 铧犁适用于地块平整、土壤层比较深的大平原地区，比如说中国东北或者俄罗斯的东欧
: 平原，而不适用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
: 按理说，一项新技术发明以后，只要能提高效率，人们自然会喜欢、接受。我国是
: “七山一水一分田”，大部分耕地处于山区或者丘陵地带，地块小、不平坦而且土壤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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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G
发帖数: 14887 | 8 国学网－－中国经济史论坛 / 现代史论 / 建国初期 / 双轮双铧犁与中国新式农具推
广工作
双轮双铧犁与中国新式农具推广工作
2010-05-11 朱显灵 胡化凯 史经文扫校 点击: 772
http://eco.guoxue.com/article.php/23955
【在 g********x 的大作中提到】
: 这种伤痕文学，全是编的
: ----毛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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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
发帖数: 7278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