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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683 | 1 在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中国的地位已经达到极为重要的程度。希拉里·克林顿在论及“
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时，除了其军事盟友之外，主要论及了“美中关系利益攸关不容失
败”。她指出，与中国的关系是美国有史以来必须管理的最具挑战性和影响最大双边关
系之一。[⑧] 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查斯·弗里曼撰文称，国际关系中没有比中美关系
更重要的了。中美关系将决定21世纪风平浪静还是动荡不断，是充满活力还是日渐式微
。中美关系还将分别推动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比如印度、印尼、日本、俄罗斯，甚
至巴西和欧盟。[⑨] 但是他在文章的标题上已说明，不会形成两国集团（G2）。
尽管美国的智库和政界都有声音，认为美国应与中国分享在东亚的权力，但是实施的难
度很大。美国有人指出，不可行的原因有二，一、任何美国政府都不会自愿放弃权力给
中国；二、中国发展可能有挫折，而美国可能东山再起，卷土重来。[⑩] 中国政府和
领导人并不会天真地等待美国来赐于权力，所以在2012年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时，戴秉国
讲到，不是G2，而是C2，是两国协调。他既否定了两国组成一个集团的可能性，又显示
了对本国举足轻重地位的意识。中美关系确实影响其他国家的态度。世界各国既不愿中
美兵戎相见而受牵连，也不愿中美热烈拥抱而被牺牲。
最后，美国与中国的相互依存越深，越需要加强对中国的约束能力，其中最重
要的是制度约束能力。美国防止任何挑战美国地位的大国和集团力量的崛起的总体战略
目标没变，美国在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同时，仍将中国视为潜在的对手。[11]
因此，未来美国将组成包含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制度大网，加强对中国的约束
能力。
二、美国对华制度约束的思路设想
① 美 国政府未来更强调以制度约束中国。这是更加前瞻的新举措，尤其在国
际体系转型时，新机制和新组织不断涌现，建章立制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美国和西方
国家在 制度方面経验丰富，而中国等新兴国家则处于学习阶段。然而，西方已在关注
和担心中国在国际规则上的动作。
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埃哈伯德·桑德斯奈德撰文 道：“中国不想在权力政治方面受
到西方压制、或者甚至是遏制。西方则想阻止中国越来越努力地推动制定既不符合我们
利益也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全球规则。”[12]
希拉里·克林顿强调，无论国际事务如何变化，有两个常量不变，一是国际秩序，二是
美国的领导作用。因此，美国的目标是建立成熟和有效的各种规制，调整和更新旧的规
则和机制，创立新的机制。她还批评新兴大国选择性参与规则的立场，认为这会使机制
失效，最终损及各方。[13] 这 意味着，当实力相对下降时，美国政府会更看重以制度
霸权弥补实力霸权的不足。制度有更长的延续性，美国把大国纳入制度，让其他国家分
享部分利益，这样维持 制度的代价要比单用实力维持美国霸权代价更低，获得的支持
也会更多。尽管实力与制度都是维护霸权的手段，美国会同时使用，但今后在制度方面
可能会更加用 力。这将是对中国的新挑战。
② 众所周知，中美关系变得比以往更加复杂，理解复杂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分析，但是从美国对华对冲政策的变化也可窥见复杂性之一斑。当美国政要反复谈到中
美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制度约束” 时， 并未将两者对立起来，并非指“相互依存
”仅仅意味合作，“制度约束”仅仅意味竞争或冲突，而是在“相互依存”和“制度约
束”中都包含合作的空间和冲突的可 能。这与你死我活的、敌我分明的“遏制”政策
完全不同，现在合作与冲突的界限并不黑白分明，两者甚至可能转化。例如中美之间的
经济相互依存已经达到空前的 深刻，但它并不意味两国的经济关系顺畅和谐，达到互
利共赢。美国出现的说法是，中国“搭便车”经济获益巨大，而美国却减少了制造业和
劳动岗位，受到了损 害。因此，两国之间的经济冲突出现了新的形式，美国一直压中
国减少贸易顺差，允诺人民币更大幅度地升值。正因为存在摩擦和冲突，两国政府都在
寻求合作的新 途径，才显得合作更加必需和重要，才显出相互依存的作用。又如美国
政要强调的国际秩序，实际上是国际各种规则和机制的结果。当今国际上的主要规则和
机制， 大部分又是二战后占主导地位的美国所倡导支持和制定的，自然更多地反映美
国和西方国家的利益和价值观。当中国实力上升时，中国在国际体系内是否遵守规则和
机制，是否挑战美国的主导地位，甚至是否另起炉灶地自建规则和机制，就是美国最
担心的。现状每天在变化，静态维持现状已不可能，是否修正机制潜藏着中美矛 盾或
冲突的苗子。但是，美国尝试把中国纳入国际制度，让中国分享部分利益，如果中国能
够接受，一定程度的合作能够达到。因此，制度约束也同时具有制约与合 作的内容。
那么，美国将以什么样的制度来接纳和约束中国，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至关重
要，甚至对于亚太地区和国际体系都富有意义。
从理论上说，制度主要有原则（准则、规划）、各种机制和组织以及决策程序
等内容构成。在这主要的内容上，美国已经开始设计未来的制度，尤其在亚太区域，并
且对中国提出要求。
概 括而言，美国对中国提出了四大原则。
第一是开放透明。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全面地融入了世界体系，与美国和世界
各国的交往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是 中国的制度与美国不同，相互接触和相互理解
仍然远远不足。尤其在最为敏感的国防安全方面，中国的保密制度使美国不满。当两国
关系遇到挫折时，中国总是首先 停止两军交流。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国防白皮书、战
略报告不断强调中国应增加透明度的原因，因为不如此美国难以放心。
第二是承担责任。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曾 用“利益攸关方”的提法，承认中国的和平
崛起，同时要求中国承担责任。奥巴马政府的前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又提出“战略再保障
”，其意为中美应建立战略性的互 信机制。在能够合作的领域共同应对，在有猜疑的
领域明示并进行对话。
第三是一致行动。斯坦伯格说，美国自始至终看重的是行动而不是表述。[14] 美 国认
为自己领导亚太地区和全球事务，中国应当与美国主导的事务一致，采取共同行动。希
拉里·克林顿也特别反感新兴国家选择性地参与，对自己有利就参加，不 利就置身事
外。
第四是不使用武力。对于中国统一大业，美国的态度明确，要求和平解决，无论结果如
何。对于中国与邻国的领土、岛屿和领海争端，美国也要求中 国不使用武力。斯坦伯
格说得很清楚：不赞成对中国采取反对的战略。但要设定一种类似“标准”的东西，告
诉中国，如果你继续与美国针锋相对，我们就会采取别 的对抗行为。同时给中国留有
选择的余地。
当美国实施“亚太战略”时，已经开始建立由它主导的机制和组织。它们对于
中国的意义仍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简称为TPP。目前已经有9个国家进入了谈
判。关于TPP的 论文已经很多，本文需要指出，它将为亚太地区树立规范，制定标准，
引导各国向美国要求的方向努力。它设定了极高的门槛，对于投资、贸易、金融、环保
、劳工 等各方面提出了美国的要求，与东亚原先的约束力不强、比较照顾舒适度的合
作机制截然不同。美国奥巴马政府正与欧盟探讨建立以自由贸易协议为中心的广泛经济
合作协定，即大西洋TPP。由于美欧在理念上标准上较为接近，其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更
大。它也会反过来刺激亚太地区各国推进FTA和TPP的谈判。[15]
在军事安全方面，美国政府作出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最重要的战略决定，实行
转向亚太战略。这无疑使中国倍感压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阿士顿·卡特称，未来60%
美国海军舰艇将驻扎太平洋，比目前提高8个百分点。这不仅是数量的变化，而且是质
量的提升。然而，其实际效果仍有待观察。。欧洲有人担心，美国实际上不可能保持全
球军事存在，同时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实际上已下降为亚太地区性力量。[16] 但美
国副总统拜登强调，美国正在振兴美国的联盟，尤其是北约，因为，欧洲是美国与世界
交往的基石。美国在亚太的重点是，加强合作关系，明确行为规则，保护地区和平发展
，使美国人民富强。[17] 美 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访华前给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班的演讲
中说，美国要加强与军事盟友的关系，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新加坡和印度
等国建立强劲的伙伴 关系。美国也要增强与中国的防务联系，对于日益现代化的中国
军力，美国要警觉，保持强大，准备迎接任何挑战。但是，他也指出，地区和平的关键
在于美中两国 开启防务协作的新纪元，两国军队共同承担安全责任，促进亚太地区和
世界的和平。[18] 美国的军事部署不仅得到了其亚洲盟友和其他各国的积极响应，而
且也引起了北约的兴趣。美欧有专家撰文，说美国战略重心转变是北约的重大机遇，北
约应成为太平洋事务的参与者，在世界新兴地区的安全局势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而且
，日本是北约在亚洲最强有力的朋友。[19]
美国不仅在亚太构建了安全与防务的网络，而且也明确提出其亚太地区安全的
原则。帕内塔在2012年 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第一，遵守国际规则和秩序的共同原
则，包括开放与自由贸易、不使用强制手段及不动用武力解决争端等；第二是伙伴关系
原则，使美国盟 友及伙伴的关系现代化并得到加强；第三是存在的原则，即在东北亚
、东南亚和印度洋保持存在；第四是军力投射原则，调整国防预算，强化在亚太地区的
军事实 力。[20] 中国领导人数次指出，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使美
国人觉得，中国政府不会主张“中国版的门罗主义”，不会在地区排斥美国，为两国在
亚太地区的合作创造了前提条件。今后中美关系能否向更加合作的方向前进，美国要看
中国是否尊重美国的原则。
无 论在经贸领域，还是在安全领域，美国的战略都以其盟友为核心，这就涉
及到美国战略的第三根支柱：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副主
席约 翰·麦凯恩撰文，称美国仍是亚洲多国首选合作伙伴，因为美国将强大的实力与
民主价值观结合起来，不仅增进美国的利益，也在弘扬一套卓越的价值观，而亚太地
区千百万人仍然希望生活在由美国的力量、价值观和领导力塑造的世界中。[21] 当 然
在经贸、安全等实际利益与推广美国价值观之间，美国政府不得不寻求平衡和折衷，但
是奥巴马仍将维护人权、推进民主定为美国国际战略的重要内容。他相信民 主国家是
美国最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和盟友。事实上，经贸机制、安全机制和民主人权价值观机
制是同一机制的不同维度，其核心都是美国领导下的同盟国家。不少 人质疑TPP未必能
实行，也有人质疑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体制是否有效。但是，美国的考虑是，只要美国
的盟友能支持，这一体制就能维持，就有最坚实的基础。即使在经贸领域，美国人也认
为，北约、欧盟、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已经使世界不能忽视。
最 后，在决策程序面，在近十年内，中美已经发展出数十个机制，进行对话
与合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有高层领导人互访机制，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亚太战略对话
等， 甚至增加了中美非洲战略对话，更不用说早已运行的经济、贸易、金融、能源、
人权等机制。即使在最敏感的防务安全领域，两国的高官互动增多，2012年中国国防部
长梁光烈成为9年来第一位访美的军事高官。这些机制使两国政府增强了理解，减少了
误判，也开拓了更多的合作项目和可能。而且，在亚太地区多边合作中，中美之间的磋
商也开始登场。美国在10年反恐战争的忽视后，终于与东盟签订了《友好与合作条约》
，进入了东亚一系列合作机制。显然，在地区决策程序方面，中美尚未形成制度协调，
而是与东盟、日本等国开展博弈，2012年围绕是否制订有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掀
起了争论。
总 之，美国对华对冲政策的制度约束大戏开演，今后还会继续跟进。而且，
这是美国政府的战略和政策，限于篇幅，本文无法详细分析美国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
普通 美国人在对冲战略和政策中的态度和作用。尽管美国社会观点多样，但是美国企
业、非政府组织和美国人对于崛起的中国的担心上升，“百人会”的最新调查发现，
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视中国为严重或潜在的军事威胁，他们的态度将影响美国对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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