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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国家建设的第一功臣: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一·勒紧裤带作奉献
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都市愤青，如果以为农民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被人看不起的，才
处处吃亏的，那就特错大错了。我用四句顺口溜，概括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民的生存状况
和社会地位：
勒紧裤带作奉献，遵照指示来种田。进城必须当日返，忆苦大会当教员。
前两句是农村人人都得照办的。第三句是农民进城的规矩，家庭成分不同，遵循的规章
制度也不同。最后一句是只限于贫下中农才有的政治权利。
一·勒紧裤带作奉献
我们都说新中国是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这种说法是极不严谨的，也是极不实事求是
的。工人农民是国家的主人翁，说他们被剥削太不好听，那就叫做为国家做奉献吧。毫
无疑义，我国农民是为国家奉献最大的阶层，其次是工人，再次是从事技术和中小学教
育工作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的正常工资相对是较高的，只有受迫害后才会遭遇不公平
经济待遇）。农民历来就是我国最辛苦最贫困奉献最多回报最少的阶层。60-70年代，
在农村，一个工（10分，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劳动报酬单位）上了四五毛钱，那就很值得
高兴很令人羡慕了。70年，我四妹所在生产队，一个工（10分，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劳动
报酬单位）8厘钱，全年的收入买不起一条短裤。在山区，全家人共一条长裤不罕见，
哪个上街走亲戚哪个穿。农民吃的更为短缺，常年处于饥饿和营养不良之中，饿死人的
事是经常发生的。四人帮倒台的1978年（此处有误，四人帮1976年倒台 -- coarsening
），据经济学家们统计，三分之二的农民不如1953年前的生活水平，三分之一的农民不
如30年代的生活水平。而1978年已经开始拨乱反正，农民生活比大跃进之后到文化革命
时期有了很大起色。
毛泽东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发展重工业需要巨额资金，那时候国家很穷，经费哪里
来？只有靠农业，通过压低农产品的价格（远低于劳动成本）、国家统购统销，来积累
建设资金。除了重工业，城里人（包括公务员、军人、工人、市民、学生、孩子）要吃
要穿，同时也离不开生产食品和日用品的轻工业，发展轻工业的稻谷、棉花等原材料和
经费哪里来？当然也是靠农业，靠进一步压榨本来就不堪重负的农民，变着花样把农民
的劳动成果转移到国家的手里。概括起来，国家让农民作奉献的方法有三大途径：
一. 交公粮。
二. 农产品与工业品交换的剪刀差。所谓剪刀差，就是国家把农产品的价格定得低于它
的实际价值，而把工业品的价格定得高于它的实际价值。国家一直对农产品实行统购统
销，除了公粮，农民的余粮以及油茶、油桐、棉花、黄豆、家禽家畜等等农产品也要统
一低价交售给国家，再用微薄的收入高价购买化肥和工业日用品，通过工农产品价格的
剪刀差一点一滴为国家积累建设资金。
本来余粮应该是农户留足口粮及牲畜用粮后多余的粮食，但是国家往往硬性摊派，层层
加码，特别是公社化大跃进之后，公社干部为了炫耀政绩，不顾农民死活，浮夸攀比把
粮食产量吹上了天，农民生产的绝大部分粮食交给了国家，自己留下来的粮食往往勒紧
裤带也不够吃半年。自1953年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开始，中国农民就一直过着忍饥挨饿的
生活，多数日子以红薯、瓜菜甚至野蔬树皮充饥，因此饥荒连年，尤其公社化大跃进之
后，农民被饿死的现象屡见不鲜。苦日子后，刘少奇推行三自一包，农民生活缓和了两
年，紧接着毛主席发动四清运动，各地农村又重新陷入“万户萧条”的景象。改革之前
，农民究竟饥饿到什么程度、到底饿死多少人都是讳莫如深严格保密的，草民很难获得
确切的数据。1978年，国家开始拨乱反正，公社干部对农民的监管有所松动，农民生活
有所好转，但尚未普遍分田到户，农民仍然常年半饥半饱。好在农民的真实生活情况可
以公诸于众了，当年长江中下游粮食高产区，青壮年农民年平均口粮不足200公斤稻谷
（可出大米不到150公斤）；那时候，农民一年到头看不到食油星子和猪肉末子，一个
壮劳力一天起码需要1公斤（2市斤）大米才能满足热量的消耗，然而一天的口粮不到半
市斤大米，这缺口有多大。差不多家家户户过了春节就断了粮，农忙时节一天也只能吃
两顿可以照见人影的红薯南瓜稀粥。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民的生活还不如很多非洲国家。
三．义务工：古代朝廷或官府强制人民承担的无偿劳动——徭役，我们叫做义务工。电
站、铁路、公路、机场、港口、大型工厂等基本工程建设，所需要的劳动力则通常摊派
给所在地的农民，由各生产大队或生产队调派壮劳力自带干粮铺盖和工具参与施工，由
生产队记工分解决施工人员的劳务报酬，这样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就把大量的劳务开支转
嫁给了所有公社社员和没有社员资格的农村地富反坏右分子。那时候，这种义务劳动是
一种光荣的政治待遇，为了防止阶级敌人破坏，一般由成分好的农村基干民兵和表现好
的下乡知识青年承担（本人作为知识青年曾荣幸参加过湘黔铁路等工程的建设），地富
反坏右分子及其子女是没有资格参加的。虽然这样的工程往往需要长年累月背井离乡，
十分艰苦，但是农村青壮年报名十分踊跃，选上了就会列着长队挑着担子敲锣打鼓高唱
革命歌曲昂首阔步开赴工地。可以说，毛泽东时代的基本建设工程没有一项不是靠人海
战术完成的，没有一项不浸透了农民兄弟的汗水。然而，他们却丝毫享受不到这些工程
带来的好处。比如，湘黔铁路开通之初，我就在火车上多次亲眼见到，乘警或乘务员把
没有买票的农民粗暴地推下火车；当年和我一道参加过湘黔铁路建设的很多农民，至今
还不知道坐火车是什么味道。80年代初，有一次我从成都坐火车经贵阳回长沙，在贵州
某站停车时，许多农村小脚老大娘提着煮熟的鸡蛋来到站台叫卖，一个车站警察恶狠狠
地走来，一脚把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娘装满熟鸡蛋的篮子踢飞，老大娘号啕大哭起来：
“我的儿子为修这条铁路被炸死了啊，你们这样对我呀！”我愤怒了，把头伸出窗口跟
站警评理。好几个站警涌上车来，跟车上的乘警一起要揪我下车。全车的乘客都立起身
来声援我，不准警察抓我，加上同行的杨军老师说了我是青联委员，那些警察才松手放
了我一码，否则那天我很有可能发生不测。
公粮是明文规定的农业税，这只是农民付出的小头而已。农民低价交售农产品，再用微
薄的收入高价购买化肥和工业日用品；以及年年月月各种名目的义务工，才是农民作奉
献的大头。有些经济学家把工农产品的剪刀差和义务工，归结为农民给国家交纳的暗税
。有人计算过，1976年，全国农民给国家缴纳的“公粮”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从农民身
上转移来的“暗税”合起来，平均税率达20%；如果再加上农民义务工给国家节省的劳
务开支，税率不会低于30%，而公粮的税率通常为7%。也就是说，暗税是明税的三倍以
上，其实这是一个很保守的估计。
这里补充一句，毛泽东时代工业品的高价只是相对于农产品来说的。其实那时候工业品
销售价格并不高，因为工人的工资不高，降低了生产成本，国家仍然可以收回一定利润
。而农民生产农产品是无利润可言的，他们的大部分劳动有利于国家，而无益于自身，
为国家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两弹一星的研究和开发，两弹一
星上天也有他们一份功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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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二．遵照指示来种田
原创于: 2013-02-17 14:56:51
标签： 维护工农权益
毛泽东时代的农民:二．遵照指示来种田
七八年插队务农的经历，使我刻骨铭心地体会到省、地、县、公社干部的瞎指挥和浮夸
风，对农民的伤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何其严重！
哪个生产队哪个季节种什么怎么种？都是那些高高在上对种地一窍不通的领导干部根据
中央当年的农业规划和指标，在办公室里拍拍脑袋制订的。比如山区的冬水寒田，只适
宜单季稻稀植，而县、社工作组偏偏规定你稻稻麦一年三季密植，连行距、间距都要用
尺子丈量核查，如果稻株之间距离稍微宽了一点点，哪怕你稻子已经抽穗，也要拔掉重
来。文革末期，我就亲眼见到我们生产队队长偷偷种的单季稻，被蹲点的县革委会曾副
主任带领工作组给全拔掉了。（附带交代一下这位曾大人，文革前曾任地委副书记，文
革之初被当作叛徒关了好几年，刚刚被落实政策放出监狱降职使用。他在监狱里威武不
屈，大义凛然，拒不承认自己是叛徒，还大呼“老子为共产党革命几十年，今天坐了共
产党的监狱! ”一时传为佳话。可他左起来比谁都左！军人出身的县革委顾主任，倒是
非常同情老百姓，有一次顾主任乘吉普车下乡检查工作，见一位老大娘病倒在山道上，
就把她扶上车送进县人民医院。后来曾副主任查实这位老大娘是个富农分子，便检举了
顾主任。于是顾主任被革去县革委主任之职，回到县武装部仍旧担任他的政委；曾大人
呢，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县革委主任。）
僵死的农村管理制度，剥夺了世代务农的农业老把式们的种地自主权，严重地违反自然
规律，农民累得要死，却让汗水白白流掉，产量十分低下，而上交国家的公粮、余粮一
粒不能少，农民就只有挨饿的份了。
效率低下的集体劳动，不能提供农民足够的食物，但又不允许农民做私活增加食物或收
入。大跃进造成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三年饿死了几千万人。1962年，国家主席刘少奇为
了挽救危局，顶着压力，在全国农村推行“三自一包”的经济政策。“三自”即指“自
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即“包产到户”。给了农民部分自主权，刹住
了干部们瞎指挥和浮夸的风气，农村很快恢复了生气，农民过了两年的舒坦日子。几乎
与“三自一包“同时，毛主席他老人家又密锣紧鼓地发起了四清运动，1964年在全国大
规模展开。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减少了农民的自留地，封闭了自由市场，取消了“
自负盈亏、包产到户”的政策，省、地、县、公社干部瞎指挥、浮夸风死灰复燃，愈演
愈烈。在农村，干部们硬性规定每户只能栽多少蔬菜，养多少家畜家禽，多了，工作组
就会来割掉你的资本主义尾巴。比如我们大队规定一户全年只能种两兜南瓜，30棵蔬菜
；养两只鸡鸭，一头猪（统一交售县肉食水产公司）。
那时候，木匠、漆匠、泥水匠、劁猪匠等手艺人不准私自外出打工，必须经过大队生产
队同意才能在本乡本土做手艺，收入全交给生产队，这叫做为集体抓收入。本人就曾以
绘画的手艺出外抓过收入。如果出去打工的手艺人不把钱交给集体，工作组知道了后果
是极其严重的。我就目睹过县工作组主持的几次现场批判会，活生生将几位私匿工钱的
木匠家的房子拆成了空架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木匠还被捆起来掌嘴。
也许有人会说我是鼓吹改革开放的小右，故意夸大其词，给改革前的农村抹黑。那么，
下面全文引用安徽省肥西县小井庄村村干部李祖中口述,蔡敏、赖凯整理，发表在《半
月谈》的文章《昙花一现的“三自一包”》，让我们看看他讲述干部瞎指挥、浮夸风是
怎样祸害农民的，那场让农民们欢欣鼓舞、永难忘记的“三自一包”又是怎样被扼杀的：
昙花一现的“三自一包”
天灾人祸
1959年～1961年时，我20岁左右，正是饭量大的时候。但那时农民自家不准开伙，
更没有一粒存粮，食堂的粮食又不够吃，经常饿得头昏眼花，一步都走不动。村里面很
多人饿得扶着墙走，有的人扶不住，趴下来就死了。
我们一家七口人，父母生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大。一家人挤在一间毛草房里，仅有
的一张床上只有一床烂被絮，垫的就是稻草。为了养活弟弟、妹妹，我和父亲一到冬天
就外出要饭，到过蚌埠、芜湖，为了一口饭常常顾不上一点尊严。我们父子俩一般年前
带点米赶回来，一家人偷偷烧点稀饭，就着野菜过年。1961年的时候，原来百余人的小
井庄生产队，有饿死的、有逃荒的、还有长年外出流浪的，就剩下50多人了。
农民们都想种地呀!但是瞎指挥、浮夸风人为地造成了土地荒芜。适合种水稻的上
好水田，非要命令种棉花;适合种棉花的干地，又指挥种麻;眼看麻长势很好，又来了新
命令，让拔掉种水稻。折腾来折腾去，加上旱灾，收成很差。地方干部却不切实际地乱
报亩产，1000斤、1200斤……，上面根据上报数据把粮食都收走了，所剩无几。农民无
权发言，也不敢发言，怕戴帽子、挨批斗，只能干着急。
包田单干
1962年开春，省里下发文件，允许“三自一包”。对小井庄的农民来说，感受最深
的就是其中的“包产到户”。记得先是村支部委员通知各个生产队干部可以包田到户，
试着干一段时间。整个肥西县都炸开了锅，农民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还有点不敢相
信这是真的。
很快，小井庄生产队队长召集村里剩下的人到他家院子里共同商量“把田分下去”
。我跟着父亲赶去“分地”，一路上热闹极了，一些人自发买来鞭炮，走一路，放一路
，就像过年一样。
大伙的意见没有太大分歧，经过商量，依据村里4个大水塘把所有田大致分成4个区
域，然后结合村民意愿各自认包。因为队里面人死的死、逃的逃，基本上是地多人少。
大伙决定，各家觉得自己能种多少、想认多少地就包多少。我家领了25亩田，算是较多
的，全村最多的一家人包了30亩地。
农民有了自己的地，种啥能自主了，收成交够国家、集体的，自个儿能留了，种地
立马不再“大呼隆”。考虑到政策不稳，地可能还会收回去，我家种了最迫切需要的水
稻和菜籽。一家人干劲那叫一个足呀，父母亲带着我和年纪大一点的二弟，不分白天晚
上扑在田里。插秧、施肥、锄草，干再多也不觉得累。各家还铆足了劲，互相比着，看
谁家稻子长得壮。
1962年秋天，小井庄生产队的农户们收上第一季属于自己的庄稼。我家一共收了
5000斤稻子，除了上缴，还余下3000斤。终于有吃的了!父亲捧着稻谷碾出的白米激动
地大哭，好像要把心中长久的抑郁全部发泄出来。弟弟、妹妹围着家里的稻谷堆，又唱
又跳。他们年纪虽然小，也知道不用再饿肚皮了。一家人敞开来，痛痛快快地吃了几顿
大米饭。
在我的记忆里，那一年春节印象特别深刻，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呀，妈妈难得为孩子
们各做了一身新衣，有米，有油，整个冬天一家人也不用为了讨饭天各一方。
难忘挨批
可好日子没过多久，政策就变了，土地再度被收回。农民们刚刚被调动的热情一落
千丈。像丢失了自家祖传宝贝一样，父亲和我很长时间失魂落魄，闷闷不乐，种地积极
性也大不如前。
那以后几年里，村里粮食收成一直不好，农民又回到了饿肚子的时代。我们一家省
吃俭用，把1962年“三自一包”时存下的粮整整吃了两年。
没了粮食、吃不饱肚子还事小，最难忘的还是1963年起因参加了“三自一包”时不
时挨批斗。
因为父亲“三自一包”时是村党支部副书记，算是领头人，批斗时没少吃苦。跪板
凳、游街、戴帽子示众，40多岁的父亲就是从那时起落下了一身的病痛，晚年备受困扰
。柔弱的母亲因为担心父亲几乎整天以泪洗面，弟弟妹妹跟着哭成一团，整个家里被阴
云笼罩着。
我也被定为“三自一包”的骨干分子，被干部们以办学习班的名义带到一个小农场
，关了一个多星期。批斗、写悔过书、学习社会主义理论，干部们要求我们“彻底悔悟
”、“重新做人”。
大约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各种针对“三自一包”的批斗一个接一个，批的人们很
长时间里没了包产到户的勇气、胆量，甚至对这个词提都不敢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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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的农民: 三．进城必须当日返
原创于: 2013-02-17 15:00:18
标签： 维护工农权益
毛泽东时代的农民: 三．进城必须当日返
农民进城得遵循既定的规矩，依据身份的不同有所区别：有合作社与公社社员资格
的贫下中农、富裕中农可以自由进城，但须当天回生产队，如果要在亲戚家过夜，必须
先到大队打证明。因为在城里，街道居委会、居民小组的负责人和民兵，按常规夜夜都
要查户口，成分好的居民查得马虎些，成分不好的家庭绝对一丝不苟。晚上没有证明住
在亲戚家，会给亲戚和本人惹出大麻烦，谁知道你是贫下中农还是阶级敌人？农村地富
反坏右分子是不准乱说乱动的，没有进城的权利。地富反坏右的子弟可以进城，比如掏
粪、买日用品什么的，得头天给生产队大队干部打声招呼；留宿更需随身带一张加盖大
队公章的“平时表现良好”的证明，亲戚不等来人查夜，还会主动带他先去派出所报告
，获得批准后才能住下来。城里人下乡就没有这么多规矩了，不过城里的地富反坏右分
子下乡，须向居委会请假，到达目的地首先须向大队民兵营长、生产队民兵排长报到，
记录在案。可见，横在城乡之间的鸿沟有多深。
我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首先是户籍的城乡二元化，把我国公民划分成了城里
人与农民两大块。
城里的成年人，首先可以划分为有正式工作的与没有正式工作两大类。
有正式工作的城里人，每个单位又可划分为干部与工人两种编制。干部是管理工人或从
事某些脑里劳动的人；还有农村人民公社的领导成员也属于城镇户口的国家干部，不过
他们管理的对象是农民。干部分为24级，一级最高，往往担任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二
十四级最低，一般在基层单位（包括农村人民公社）充任办事人员。没搞政治运动的正
常年月，级别低职务小的干部必须绝对服从级别高职务大的干部。工人是做体力劳动或
其他具体事务的人。工人实行8级工制度，一级最低工资最少，8级最高，工资最多。领
导干部与一般干部、干部与工人的经济和政治待遇是差别很大的。比如领导干部上下班
或出行有专用小车，一般干部与工人只能挤公共汽车；干部可以定期到疗养院疗养，工
人是没有资格的；毛泽东时代科级以上的干部才能看《参考消息》，一般干部与工人是
不可能看到的；处级以上干部生病可以住干部病房，一般干部和工人是不行的。干部与
工人编制通常在参加工作时就一笔定了终身，除非你深得领导的赏识，或者在政治运动
中表现积极，才有可能转成干部，否则工人一辈子只能当工人。干部只有在政治运动中
被打倒，或者犯了错误，不够判刑和遣送农村的，才下放为工人。
没有正式工作的城里人，多是没有文化和成分不好的市民，一般靠做小贩、砍柴、
挑水、搬运等苦力维持生存，他们做的是城市最辛苦的劳动，而粮食定量却是最低的，
有的地方每月18斤，有的地方每月21斤。
公社化后，农村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社会组织。农村人民公社的领导成员不
是农民，而是具有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负责管理本辖区的所有农民。也就是
说直接管理农民的是城里人，他们的利益没有跟农民捆绑在一起，他们对瞎指挥所造成
的农业灾难不负任何责任，没有切肤之痛，这就是为什么沽名钓誉的公社干部坑农害农
之举愈演愈烈，却无人站出来像彭德怀那样为农民鼓与呼的根本原因！
大队是相当现在村一级的组织，设有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民
兵营长、会计等职，他们负责传达执行公社的指令，管理属下生产队的所有农民，他们
的身份还是农民，在所在生产大记工分，从各生产队的收入中提成一部分作为他们的误
工补足。因为收成的好坏跟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他们往往对公社干部的瞎指挥阳
奉阴违。只有少数大队干部甘当鹰犬，一心讨好公社干部想往上爬的。我下放的那个大
队就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参军复原后做了民兵营长，任何运动他都是赤膊上阵冲在最前
面，比如斗争瞒产私分的队长、吊打走资本主义的道路的木匠、泥水匠（未经许可私自
外出做手艺），深得那位曾姓县革委会主任赏识，文革后期升任大队支部书记。做了支
书后更加嚣张，动不动就对社员群众拳脚相加，做梦都在博取县、社领导的垂青，转成
吃商品粮的干部。改革开放不久，不知怎么拍错了马屁，县太爷撸了他的支书顶子，还
派人操了他的粮仓。
大多数情况下，生产队是农村的基本核算单位。设有队长、民兵排长、记工员等职
。生产队长负责安排大家的农活，自己必须起带头作用，又要应付公社干部的指令，又
要尽量做到少减产，手脚忙不停，脑子也得成天打转转，是最苦最累的农民；民兵排长
负责看管本队的专政对象，是最清闲自在的农民。
改革开放前，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在公民之外，我国还存在一个被划为“阶级敌
人”的阶层——地、富、反、坏、右分子，他们是被剥夺了公民权利、完全失去人身自
由的群体；他们的子女则处于公民与“阶级敌人”之间，有公民之名，却无公民权利之
实的准公民，也许叫做准“阶级敌人”更确切一些，他们跟他们的父母祖父母一样都是
被打入社会另册的“专政”或准“专政”对象，文革前统称为“黑五类”。在城市，解
放前的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女的政治待遇也并不比“黑五类”好到哪里去，一样挨批斗、
一样难找工作、一样没有参军上大学的权力，跟“黑五类”同属于“成分不好的人”，
名副其实的“黑六类”。文化革命伊始，“黑五类”的队伍扩大了，公安部不得不将他
们更名为“二十一种人”，俗称“牛鬼蛇神”，因为走资派及其子女也被打入了另册，
而且是主要专政对象、牛鬼蛇神的首恶。“二十一种人”中的绝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清
理出城市，遣送农村交由贫下中农管制，只有少数放在工厂劳动改造。
改革开放前，农村贫下中农虽然处于社会最底层，但并不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因
为他们的脚底下，还匍匐着“一小撮”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走资派及其子女
。他们有权监督改造这“一小撮人”，可以随时随地开这“一小撮人”的批斗会，抓这
“一小撮人”游街示众。不过，绝大部分中国农民是厚道的，不是运动来了，一般不会
为难“黑五类”和“二十一种人”；就是在“四清”和文革中，也只有少数少不更事的
青年农民充当打手，绝大多数贫下中农只是随声附和喊喊口号而已，很多“二十一种人
”遣送农村之后不仅没有受罪，而且获得了农民的同情和呵护。
具有城镇户口的城里人明显优越于具有农村户口的农民。首先是城里人享有计划经济条
件下的商品粮和国家计划好的各种票证；而农民什么也没有，却要为城里人生产商品粮
和各种票证所规定的农产品。农民只有靠完成了公粮以及余粮、油料作物、棉花、生猪
、家禽、鱼、黄豆等等征购任务后所剩无几的农产品维持生计；有时交完公粮、余粮，
仓里颗粒无剩，还得用经过剪刀差剪切过的微薄收入，以远高于国家收购价的价格返购
国家的商品粮度日。经过剥笋壳一样的层层奉献，广大农村的基本生活物质极其缺乏，
农民极其向往做一个每月只有19-21斤粮票、4两肉票的闲散居民而不得。从农民到城镇
居民存在一道不可逾越的台阶。只有少数根正苗红的农民子女通过参军、考大学、当工
人才能升高等级拥有城镇户口。当工人的机会极少，所以完全成了农村大队书记等干部
子女的专利。
那时候，在城里生活，什么都得凭票，粮票、布票、邮票、肉票、蛋票、烟票、肥皂票
等等，这些票只有城里人才有，而且按户籍所在地按月发放，就是城里人也不能长时间
离开户籍地到别的城市生存。农民没有这些票证，离开了农村如果城里没有亲友接济，
一天也没法生存。农民进城要想在城里吃碗光头面，还得兜上一小包大米跟城里人兑换
粮票呢。所以那时候农民进城，一般是当天去当天饿着肚子回，很少有人在城里过夜。
毛泽东时代，正常情况下，一般城乡不通婚、成分好的与成分差的不通婚。那时候，男
女婚配大多通过介绍人牵线搭桥，当事人首先会问对象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城里
成分好的男人一听说女方是农村户口就免谈，因为他们能够找到城里的女人做老婆；只
有城里成分差的男人在讨不到城里女子时，才到乡下去找老婆；乡下成分好的男子一般
与乡下成分好的女子婚配，乡下地富反坏右子弟很难很难找到老婆，如果找不到门当户
对的地富反坏右女子，就只能打一辈子光棍了。乡下女子，一般很乐意跟城里男子处对
象，不挑剔男方成分好还是不好，因为解决城市户口坐吃商品粮比家庭出身好不好更重
要。
计划经济就是倚靠严密的户籍管理、森严且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公社-大队-生
产队三级组织，把农民牢牢地禁锢在土地上。 |
z*c
发帖数: 4700 | 4 老何这个活宝2B连工贼内奸叛徒的证据都能贴出来，你跟it叫什么劲。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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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进城得遵循既定的规矩，依据身份的不同有所区别：有合作社与公社社员资格
: 的贫下中农、富裕中农可以自由进城，但须当天回生产队，如果要在亲戚家过夜，必须
: 先到大队打证明。因为在城里，街道居委会、居民小组的负责人和民兵，按常规夜夜都
: 要查户口，成分好的居民查得马虎些，成分不好的家庭绝对一丝不苟。晚上没有证明住
: 在亲戚家，会给亲戚和本人惹出大麻烦，谁知道你是贫下中农还是阶级敌人？农村地富
|
c********g
发帖数: 15629 | 5 我不吃狗肉也不需要勒它。贴这个是给大家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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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何这个活宝2B连工贼内奸叛徒的证据都能贴出来，你跟it叫什么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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