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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5144 | 1 美国和日本红会管理层的产生方式，代表了世界较强大国家红会的一般模式，其与政府
在人事方面的“密切关系”大多体现在名誉职务上。在学者看来，中国红十字会拥有副
部级的行政级别，同时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各级负责人均由同级政府任命，
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独立性不足的体制身份是其遭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认为，学界呼吁的去行政化并不是要求政府给红十字会“断粮
”，让政府和红十字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建议取消红十字会的行政级别，不给行政
编制或者事业编制。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说，去行政化改革了侵犯太多
人的既得利益，“在红十字会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摘掉公务员的
帽子”。
在围绕中国红十字会的各种声音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红会的“去行政化”改革。
不过，去行政化的改革方向在学界并非没有不同声音。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王名称，很多国家的红十字会按官办或政府主管模式管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非营利或
非政府组织，中国红会的管理体制并非独例。
中国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赵白鸽此前也多次向媒体表示，在世界各国，红十字会都
肩负人道援助与国际间交往的职责，与其他社会组织性质不同，必须与政府密切合作，
“无论如何改革，红十字会不可能摒弃这一点”。
那么，世界各个国家红会与政府的关系应该“亲密”到何种程度？“保留行政级别
”是不是与政府密切合作的前提？
管理层如何选任？
中国红十字会的改革方案中，曾一度希望将“政府的助手”改为“政府的伙伴”，
但最终未能实现。在其他国家，红会与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多样。
美国红十字会作为民间组织，按照1905年国会通过的宪章，它在和平时期需保持国
内和国际备灾体系的能动性，灾难发生时，对瘟疫、饥荒、火灾、洪灾等采取措施。同
时还需执行《日内瓦公约》的任务和职责。
美国红十字会于2007年进行了综合治理改革，同时，宪章也进行了重大修订。改革
后，理事会主席人选须由理事会向总统提名，批准后方得担任，除主席外的理事会成员
则由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理事会成员一般维持在12人至20人之间。美国红十字会以监督
严苛出名，曾出现7年5次更换负责人的局面。
日本红十字会也是受国家认可的非营利组织，由天皇夫人担任名誉总裁，社长、副
社长从社员当中推选产生。在遍布全国的地方支部，支部长均由各个都道府县的知事兼
任，不过也仅仅是挂名，实际负责人即副支部长从会员中产生。
美国和日本红会管理层的产生方式，代表了世界较强大国家红会的一般模式，其与
政府在人事方面的“密切关系”大多体现在名誉职务上。在学者看来，中国红十字会拥
有副部级的行政级别，同时被列为中央财政一级预算单位，各级负责人均由同级政府任
命，人员参照公务员管理，独立性不足的体制身份是其遭受诟病的重要原因。
红十字会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南都记者，红会从2011年底开启改革以来，曾设想按照
国外一般形式，更加突出红十字理事会的作用，甚至领导层也由理事会选举产生。但该
设想由于“过于超前”，没有迈出第一步。
资金从哪里来？
美国红会分布在全美的990余个区级或市级分会，均由全国理事会授权，但拥有相
当大的自主权。分会资金由全国理事会分配，2012年美国红十字会的运营开支为33亿美
元。其运作独立于政府，日常运作及救灾资金为公民及企业捐赠，工作人员不由财政供
养。它同样接受来自政府的款项，但并非直接拨款，而是当红会按政府要求开展救助工
作时，可以获得政府资助，即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现，如血液服务和军队服务。
不过，当美国红十字会财政紧张时，政府也会进行一定的扶持。2005年，美国红十
字会在卡特里娜飓风赈灾中应对不力，被指控数百万美元捐赠物资被不当转移，捐赠者
纷纷撤资。到了2008年，红十字会陷入财政危机，国会随即拨付1亿美元，用于红十字
会日常运作。基于上述教训，美国政府此后加强了对慈善机构的监管。
日本红十字会目前拥有多达975万的个人会员及12万企业会员，并在全国分布着庞
大的分支组织。在各个都道府县均设立支部，再往下还有市町村机构。日本红十字会的
运转资金主要依赖会员的会费，2012年超过460亿元，没有政府资金。
日本红会的组织末梢，即市町村一级，捐款的筹集由当地公务员义务兼任。每遇灾
害，红十字会的职责仅仅是筹集善款，发放则由各个都道府县成立的“捐款使用委员会
”负责，视受灾程度实施救助。但在每一委员会中，都安插有红十字会的支部成员，负
责作出会计监察报告，日本红会百余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过贪污等丑闻。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红会，加拿大红会2011年经费收入约3 .6亿美元，其中近
75%与地方基金会和政府资助的具体项目相关，也是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其余25%来自
地方募捐活动和急救、饮水安全培训收费。根据加拿大红会网站的说法，它与政府的关
系是具体而特殊的，只要不与红会章程相悖，政府可以要求红会采取行动。但在其与政
府的关系中，有一项筹资政策为世界各国所鲜见。
上世纪90年代，加拿大红会因工作疏忽导致血液污染，引起上万名输血者感染艾滋
病病毒或乙肝病毒，遭起诉而终致破产重整，声誉受到巨大损害。破产后，加拿大红会
经过改革，建立了新的管理模式。加拿大政府也同时建立了“M A T CH”制度，即“一
对一比例捐赠”，即在重大灾情发生时，加拿大红会每收到一分钱捐赠，政府就会同样
捐出一分钱。在丑闻发生后，许多捐赠者尽管对红会不满，但为争取“M A T CH”，仍
选择了红十字会渠道。
“去行政化”改革何处去？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王名认为，红会需要在战场上进行人道救助，需要得到
交战双方的认可，一个纯民间组织不可能做到。而在重大灾难面前，各国红十字会跨国
运送物资、进行救援，同样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协调。
但在更多学者看来，国外红十字会与政府的关系虽然紧密，但具体做法与中国有很
大不同。清华大学教授邓国胜认为，学界呼吁的去行政化并不是要求政府给红十字会“
断粮”，让政府和红十字会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是建议取消红十字会的行政级别，不给
行政编制或者事业编制。
王名则建议，红十字会应当回归其主要业务，即国际人道援助、救援救护、血液等
领域，而慈善公募等无需与政府紧密合作的职能，应完全交由红十字基金会。红会常务
副会长赵白鸽此前提出，中国红十字会将逐渐剥离公募职能，将其转入中国红十字基金
会，实现“钱事分开”，红十字基金会将彻底实现去行政化，但她同时认为，红十字会
本身的去行政化改革“不太现实”。
红十字会改革与发展课题组组长杨团说，去行政化改革了侵犯太多人的既得利益，
“在红十字会系统内部，从总会到地方红会，绝大多数怕摘掉公务员的帽子”。
在人事方面，中国红十字会的最新动作，是逐渐增大聘任制人员的比例，从2012至
今，红十字总会已经进行了两轮公开选聘，据总会工作人员介绍，聘任制工作人员已经
占到总会工作人员的三分之一，聘任制下的人员不参照公务员制度进行管理。
南都记者 杜强 发自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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