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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702 | 1 无论是“大下访”，“上访无罪推定”，“大建公租房”，还是”24小时交巡警平台"
，以及经济上从“两头在外”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都是对邓小平改开理论的进
一步完善。事实上，薄熙来搞的这一套，虽然并不是毛泽东时代的路线，更接近于“市
场社会主义”；但是从效果上而言，的确缓解了社会矛盾，特别是官民矛盾，得到那么
多群众以及左派的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但是很明显，重庆的改革越是靠拢群众，就必然越是导致官僚、特别是右派买办先富官
僚的忌恨和恐惧。看看下面这段当年的采访，就不难看出为什么27亿要给重庆扣上文革
的大帽子。
“张轩：当然有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只有真正的重视这个问题才会去认真的对待。过
去讲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工人农民。问个问题，我们的工人得到实惠没有？我们的农民
得到实惠没有？改革中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工农不支持我们，那么谁是我们
执政的基础？先不说工人、农民上访，就连退下来的区县委书记和保卫国家浴血奋战的
老战士也成为上访者，那我们到底依靠谁？个体户、民营经济觉得你给他的还不够，我
们到底依靠谁？比如，薄书记说过一句话：“上访群众就是什么理由都没有，但他如果
非常困难，那就是理由，我们就不能不管，就得‘伸出援手’。”我想，这就是个理念
问题。”
由此也可以看出，打黑共富必须在掌握政权的情况下才能开展。不掌握政权，任何触动
买办卖国集团私利的改良都不会被容许。而掌握政权就必须要有人民军队的保驾护航。
枪杆子里出政权。
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风生水起，最后落个锒铛入狱；汪洋这样的废物点心却能官运亨通，
跑到美国胡说八道，邓产党（右派集团）已经完全蜕变成嫉贤妒能逆向淘汰的反动势力
了。
也可以说，正是因为重庆模式的成功，才导致了薄熙来个人的“失败”；而薄熙来的失
败，又昭示了邓产党反人民的本性，昭示了未来路线斗争中，反动派集团必然走向灭亡
，这是其买办卖国阶级的反动本性所决定的。
薄熙来锒铛入狱，也恰恰标志着个人的政治生涯走向成功。对于政治人物而言，最重要
的不是生前途待遇，而是历史定位。还有什么能比“为了人民利益而坐牢”更能彰显政
治家高尚品质？邓产党右派陷害忠臣，反倒无意中成就了薄，使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成
了反抗买办卖国集团的代表人物。一个人总是要死的，但是为了人民利益而死，就重如
泰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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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重庆打黑风暴之后
2010-12-13 23:12
4月14日，在重庆扫黑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官员，原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被一审法院判处
死刑。
这被认为是重庆扫黑接近尾声的一个重要信号。重庆市公安局专案组一位警员证实，他
所在专案组仍未解散，但很快会结束，转入常规工作。
重庆去年6月展开了疾风骤雨般的“打黑除恶”，虽然各界对于重庆打黑，议论颇多，
但在本地，深得重庆市民认同却是不争事实。大多市民皆表示，较打黑之前，安全感大
大提升。
对于重庆来说，在接下来的相对和平时期，公共安全保障仍是艰巨任务。
制度创新
“现在真是感觉太安全了。”重庆城区的多位市民对记者表示。
这种印象，来自于他们亲历的警察工作态度的转变：“以前发生纠纷，打110，辖区的
警察会先打电话寻问有没人受伤，如果不说严重点，很难说服他们出警。”重庆一家小
区的服业管理负责人邓先生说。
现在邓先生发现，对于鸡毛蒜皮的事，警察出警很快，解决也迅速，这让市民感觉爽了
很多。
他所在小区最近有业主报案，小孩自行车被偷。才过两天，辖区派出所就通知他，小偷
被抓住了。“这位业主当初就没报希望，以过去的经验，认为警方不会真的去办这种小
案，接到通知还很吃惊。”邓说。
市民感觉“爽”的理由是：“现在警方越来越像一个服务部门，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
者。感觉很好。”
另一方面，重庆主城的市民在春节前夕发现，街头警察的身影开始多了起来。
这些都只是重庆市公安局针对治安管理而推出的交巡警合一改革之后，市民感受的个别
片段。它的背后是警力体制的一次变革：即将交警和巡警两个警种合并，并设置交巡警
综合处警服务台，合理划分防控警务区。
据警方介绍，新型警务平台的科技含量级高，它安装了GPS定位系统和视频监控镜头，
配备办公电脑、360°循环录像、施救设施、防暴器材、高空定位爆闪灯、警戒线和停
车平台等装备。现主城建立有150个这样平台，每个平台按照等级配备30到50名警力和
单警装备、枪支以及5台巡逻警车和摩托车，各个平台24个小时不间断巡逻。重庆市公
安局称，依靠这个平台，重庆主城任何一个地点3分钟内至少可集结24名警力。
市民万芳与交巡警最近的一次接触，是与朋友在一街边饭馆用餐，两个朋友因争论问题
，声音特别大，一会就有两个警察进来询问。饭店旁边就有一处警平台。“他们个头很
高，全副武装，威风凛凛的样子，很像美剧《犯罪现场》里的警察，非常职业化的形象
。”万芳说。
现在，重庆正准备扩大这个处警平台到500个。薄熙来在4月初的一次内部会议上笑称，
“老百姓现在发觉这东西挺好，有安全感，都申请把这东西搁自己家门口。”
除此而外，重庆的投资环境也因打黑，而出现变化。
中国西部(香港)投融资服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蔡律对此感受颇深。他对记者表示，过去
在很多经济领域隐藏着很深的官商勾结，普通企业很难获得优势的资源。而随着打黑展
开，他明显感到，这些行为有很大收敛。蔡律近期接待了很多东部及港澳地区投资客商
，到重庆考察项目，“投资者一方面对重庆非常有信心，另一方面，对投资环境满意度
较打黑之前也大为提高。”
“商鞅变法”
市民的安全感来自警方内部的大变革。
重庆打黑中，警方面临一个尴尬的事实，即许多警员成为涉黑人员保护伞，警方近日披
露，计有400多名警方成员在扫黑中被查出违法或违纪。
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曾表示，“重庆警察队伍问题比社会治安形势还要严峻”。
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系教授唐尧认为，对重庆当前的警察队伍，一是风气的整顿，二是
建立与转型社会相匹配的现代警务管理体制。王立军在年初发表的《2009年重庆社会治
安形势与2010年预测》的署名文章表现了自己一些观点。
他认为整个社会治安治理，一是要加强硬件建设，比如确保年内监控镜头总量达到35万
个以上，等等。而更为重要的是，警务的改革，即进行机构改革，加强队伍建设，进一
步整合提升警务生产力。
接下来，重庆也开始了这样的操作：首先将公安系统内部二十几个处室进行了大合并。
黄奇帆在近日接受本报专访时透露，“包括交巡警改革，合并成为十来个，每个处室的
名称都变了。有点像国家的大部制一样。”
黄所说的“大部制”形态，以交巡警改革为例，它是将片警、巡警、交警的功能三位一
体化。重庆过去长期以来实行的交巡警分治，交警只管交通，巡警只管刑事和治安。这
种单一职能降低了警务效率，出现了执法空当。经过此番交巡警合一改革，重新进行了
人力资源分配，并赋予交巡警复合型执法权。
这种改革，也改善了重庆警力不足的现状。据统计，重庆全市实有警力数与总人口之比
为9.42/万，低于全国平均11.75/万的水平，在全国排倒数第二。同时，根据重庆的规
划，重庆主城区面积将达1000平方公里、城区人口也将突破1000万，现有格局下的警力
，如不加以合理配置，各方面都将捉襟见肘。
“这次改革，仅从市局和分局机关就下去了近2000余名警力。按照重庆市公安局的计划
，2010年5月1日前，其他区县的交巡警合一勤务改革也将实施到位。高晓东透露，到
2010年年底，重庆交巡警总人数将达到1.2万人。
我们最近市政府还有编办都批准了我们公安的这套改革，而与这个大部制改革相配合，
即是近3000多名警员干部重新的聘用，竞争上岗。
黄奇帆称，“有一天王立军给我报告工作，讲了一套情况，我说这个情况总结起来相当
于商鞅变法，你可能会得罪很多人，但是你可以留下一个很好的体系。”
155亿：财政优先支出
打黑与警务改革，只是公共安全保障的一部分。重庆从去年起，提出了“平安重庆建设
”。
重庆市社科院研究员孙元明认为，打黑前后暴露出的社会治安问题，实际是整个社会各
类矛盾浮于表层的一种体现。据市公安局统计，重庆近几年全市每万人口发案数50.6起
，在西部排第二位。
这当中主要的原因，专家们认为，宏观背景是中国现在从下中等收入开始进入到中等收
入这一阶段，正在遇到了一个中等收入陷阱，这种陷阱是全世界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出现
的问题。就中国而言，实际上也进入到社会矛盾凸现期的阶段，也是进入了一个社会风
险多发期的阶段。
此外，重庆也有其特殊市情。薄熙来曾在去年总结，由于自然、历史、区位、产业等多
方面因素，重庆安全建设有特殊的困难：一是作为以重化工为主的老工业基地，安全事
故易发且危害大，社会稳定和安全生产的任务很重；二是三峡库区移民百万，如何让移
民“稳得住，逐步能致富”，任务还很重；三是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乡低保人员有
156万余人，稳定压力大；四是地形地貌特殊，交通运输、生产建设的“出事”几率高。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提供公共安全保障，和公众所需求的公共安全服务，成为考验地
方政府的一大难题。
打黑，让薄熙来在重庆提出了“五个重庆”建设，“平安重庆”显得尤其重要。
在去年3月29日至30日，全市召开“平安重庆”建设动员部署大会。会议提出，到2012
年，“平安重庆”建设主要指标要达到西部领先、全国一流水平，把重庆建设成为治安
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投资者安全放心的城市。
据了解，平安重庆建设的重点是抓好社会治安、生产、食品药品、居住、交通“五大安
全”和法制环境、执法队伍“两大建设”。都制订有具体的指标。
有资料显示，“平安重庆”的全部公共财政投入是155亿，而将公共安全作为财政预算
的优先支出领域，在全国都是鲜见的。
孙元明认为，“过去对黑恶势力也在打击，更多满足于治安层面的一次次运动式出击，
基本没有触及社会经济层上的本质的矛盾。所以收效不大，而‘平安重庆’，是以治安
为突破口，强调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化，经济良性安全，跟以往扫黑的概念大有不同。”
而“打黑只是平安建设的一环，公共安全体系建设更为复杂和艰巨”。孙元明称。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市长黄奇帆解析重庆发展：探索内陆开放模式
重庆一季度GDP增长超过18%。全年预估将达到16%以上。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地处西部的重庆市，其强劲的发展后劲究竟从何而来？近日，记者
走访了重庆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他坦承：“这几年，重庆地区有一些变化，而
且我的体会是我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围绕着一个宗旨，就是怎么落实科学发展观，怎么转
变增长方式。”
在差不多3小时的谈话中，黄从重庆打造开放高地、城乡统筹、房地产发展，以及国资
发展和金融改革等5个方面，畅谈重庆的发展和底气，全面解析重庆发展之谜。
薄熙来：打黑就是驱邪 唱红就是扶正
4月15日下午，重庆观音桥书城负一楼熙熙攘攘。
“主要是给孩子们看，作为家长我也自己翻看。”一位购书者指着《读点经典》丛书表
示。目前，这套丛书已经出版到第十五辑，实际上从第三辑开始，它已经登陆了重庆各
大书店的销售排行榜。
《读点经典》丛书是重庆读经典活动实现的主要载体，与唱红歌、讲故事和传箴言一起
构成的重庆市“唱读讲传”活动，至今依旧在重庆市全范围内火热进行。
唱就是唱红歌，读就是读经典，讲就是讲故事，传就是传箴言，叫做唱、读、讲、传，
这是一整套的精神文明领域中的建设方针。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此前解释。
在日前召开的深入开展“唱读讲传”活动座谈会上，重庆市委常委、重庆市宣传部部长
何事忠表示，各级各部门一定要巩固成果，引向深入，再掀高潮，使“唱读讲传”活动
彰显更大的精神力量。
“目前重庆这一西部特大城市已经接领建设中央对于重庆的战略定位，重庆发展进入了
历史的快速通道中。”一位重庆本地的观察人士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
书记薄熙来一手导演策划和带动的这场全城活动，寓意深长，在锻造这个城市的精神同
时也探索着如何扎实推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的文化建设。
总导演薄熙来：
“打黑就是驱邪，唱红就是扶正”
“一个城市的发展既要物质文明，也要精神文明，城市的发展需要精气神，需要精神振
作，而且需要扶正驱邪，打黑就是驱邪，唱红就是扶正。”薄熙来说。
“薄熙来书记是三大活动的总策划、总导演。”何事忠说，从整体创意到具体方案，薄
熙来都亲自谋划、审改，不仅推荐首批45首经典歌曲、为《读点经典》丛书作序并审定
每辑内容，还设计讲故事活动的架构。
实际上，早在《意见》出台之前，重庆市在几次常委会议上讨论如何推进此项活动时，
薄熙来就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思路和框架。
据介绍，重庆的文化建设也大体上经历了3个阶段：直辖前夕为“弘扬红岩精神，塑造
当代重庆人”，直辖后对三峡移民精神的总结提炼和宣传，而从2006年延续至今的“重
庆城市精神”的讨论加上“唱读讲传”活动热潮的掀起是为第三个阶段。
不过重庆城乡二元分割的实情，决定着在文化建设硬件上有着自身的困境。
本报记者获悉，针对重庆大城市带大农村的实情，重庆市党委在研究农村问题时也开了
一次专门研究文化的会议。“是全国第一家地方党委开全会研究文化问题。”
而在通过此项活动如何整合宣传文化资源方面，何事忠表示，把唱红歌与文艺工作、读
经典与理论工作、讲故事与思想政治教育、传箴言与网络文化建设要有机结合。
而在文化体制改革方面，重庆的改革已经获得了中央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督查组给予
的“改革已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步入‘快车道’，令人振奋、予人启发”的评价。
“国民性”之思考
以唱读讲传为主体的活动推进究竟能不能实现国民文化的再造？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原主任张国祚表示，四项活动单个拆开来看，全国各地都
在做，但一起做的只有重庆，是为一项创举。
张国祚解释，改革开放以来，面对着经济全球化和我们国家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应当
说我们国家的意识形态变得越来越复杂，各种思潮交锋带来进步意义的同时，我国的意
识形态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影响。
“表现出来就是一些人理想信念淡漠，一些人价值观扭曲了，其中包括一些人、一些党
的干部腐败堕落。”张说。
一份重庆市向中央领导汇报的材料称，截至目前，重庆的此项活动已经取得了“内容具
体化、形式生动化、主体群众化、机制常态化”的特点和阶段性成果。
概括的讲，重庆开展这项活动实际上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意；从唱读讲传
中领悟到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张分析，如果
推向全国，中国文化软实力会增强得更快。
不过，张同时建议，下一步重庆应该进一步提升此活动的针对性，活动的背景顺应的扩
大为经济的全球化，世界多极化和各种思潮相互激荡。
活动内容的时代性设计上也应扩大，张表示，“比如澳门的七子之歌，它虽然是澳门的
，为什么不能纳入我们的红歌呀？比如台湾的校园歌曲，思想境界多好，对青年的培养
多好啊，为什么不可以纳入呢？”
另一个就是在形式上要更好的增强互识性。如何让唱读讲传紧紧围绕着我们经济建设的
中心，并同我们各行各业的实际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
如何让活动更得人心，更能持久有效，上述宣传部干部表示，“而这是我们今年重点研
究的一个命题。”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重庆20万干部下基层 群众上访要做无罪推定
双崔对话：“第三财政”与“人民的公租房”
自2003年重庆市国资委成立7年来，重庆市属国有重点企业资产总额由1700亿元增长至
目前的9143亿元，年均增长73%，规模由全国第19位升至第4位。同期，中央企业和上海
、四川国有企业年均增长分别为25%、7%、8%。
与资产总额快速增长同步，资产质量、布局结构和企业的组织结构、盈利能力等也发生
了重大变化。
据重庆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市国资委主任崔坚介绍，重庆国资几年来发生的变化包括：
净资产增长6.5倍，从376亿元增长至2448亿元。资产负债率由80%多下降至60%左右。
改变了工商产业布局80%以上国有资产的状况，形成了基础设施、工商产业、地方金融4
：3：3布局国有资产的新结构。
集团户均资产达到269亿元，是六年前的6倍。资产百亿集团达22户，六年前只有2户；
年销售百亿集团达7户，六年前没有。
去年实现经营利润98亿元，加上投资集团上缴财政的103亿元土地增值利润，利润总额
为201亿元，是六年前的25倍。除粮食集团因政策性亏损外，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已全部
实现盈利。
“从‘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角度看，重庆经验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
性的内涵，我认为对全国是有普遍的参考意义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
如此评价。
本报就重庆市国有企业和国资经营改革经验约访了重庆市政府常务副秘书长、市国资委
主任崔坚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崔之元。
“重庆模式进行时”
《21世纪》：崔坚主任，这些年，重庆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资产经营是如何改革的？
崔坚：通过近年来的探索，重庆国有经济已逐步走出了一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庆特
色之路，社会各界广称为“重庆模式”。具体来说有如下4个方面：
一是通过八大国有投资集团的运作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体系的建立，弥补了政府财政体
制缺陷，使我市区别其他省市拥有了“第三财政”。
二是以国有企业为表达载体，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市场调控，改变了政府对市场以行政
、法律方式的被动式调控，既遵循了市场规律，又提高了调控效率。如，城投公司、地
产集团通过土地储备，推动形成了我市房地产商按规划、带项目、批土地的新格局，有
效调控了我市房价。
三是以国有企业为桥梁，连接公有制与市场、政府与市场，成为政府培育市场、规范市
场、发展市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第三力量”。如，在市场信号
一时缺损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我们通过八大国有投资集团的率先进入，激活市场
，并带动了其他资本进入，发挥了市场培育、试验带动的功能。
四是通过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推动，改变了政府单纯依靠财力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通过
市场放大了财力支撑。如，正是有了国有投资集团对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上的贡献
，为我市发展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腾出了财力空间。正因如此，我市财政在西部较弱
，但在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比其他省市更为充分。在全国31个省市中，我市教育
支出占GDP的比例率先超过4%的基本要求。
《21世纪》：崔之元教授多次来重庆调研，你如何看待重庆国资的发展壮大？好像一些
人担心重庆国企是否会“与民争利”？
崔之元：最近几个月，我初步探讨了“重庆模式进行时”，它的第一个方面是“国资增
值与藏富于民并进”。
现在流行的观点认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最近的山西小煤窑国有
化改制，争论很激烈，大家担心“国进民退”。但重庆经验恰恰表明，不是“国进必然
民退”，而是“国进民也进”。
《21世纪》：详细说说“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运行机制？
崔之元：我们可以从几个例子来看重庆“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的运行机制。
2000年时，中央允许西部12省市对所有工业企业，凡是符合西部大开发产业条例的，只
征15%的所得税。
在2008年1月1日以前，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全国统一是33%，之后降低为25%。西部其他
省份一开始也执行了15%的优惠税率，但不少省两三年后发现，由于税率太低，地方税
收收入大幅减少，使得政府不能完成必要的社会职能。因此，很多省份主动放弃了中央
优惠政策，继续执行33%的企业所得税率。而只有重庆将此优惠政策坚持至今，一直使
用15%的税率。
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优惠期是到2012年，重庆现在呼吁中央将这条优惠政策延续到2020年。
形成“第三财政”
《21世纪》：以15%作为工业企业普适所得税率的意义何在呢？
崔之元：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是10%，如果所得税率是33%，那么企业最终所得(平均
利润率)只是6.7%，银行存款利率可达5%左右，所以搞工业企业实际上比银行存款稍微
好一点，但需要承担风险。
为什么重庆政府敢于长期坚持15%工业企业所得税率？原因正是崔坚主任刚才提到的，
重庆政府的国有资产大幅增值，使得政府的财政底气很足，不依赖于对民营企业的高税
收。对此，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提出了一个概念，他认为重庆由于国资增值，形成了“第
三财政”。
而按照通俗的叫法，第一财政收入是一般性的税收，我国最主要的税种是17%的增值税
，当然也包括所得税等。第二财政指的是基金收入，比如能源建设基金。第三财政收入
指的是国资在市场竞争中的增值，形成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资增值使政府有能力普遍地降低税率，民营企业和老百姓可以缴纳较少的所得税，投
资有利可图，这是“藏富于民”的主要机制。
还有就是重庆藏富于民的一大措施是突破短期“土地财政”。现在老百姓怨声载道，认
为房价太高。其中一个批评是认为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使地价推动房价高得不可思议
。重庆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这是藏富于民的关键举措之一。
《21世纪》：过去几年中，重庆国资增值得到了社会关注，但有人认为重庆的国资增值
也只是靠土地的财政。你怎么看呢？
崔之元：我认为重庆市恰恰突破了短期土地财政，重庆市国有资本在市场竞争中的全面
增值，使得重庆市政府并不依赖于短期的土地财政，并不依赖于在某个项目中一定要卖
出高价。
重庆市市长黄奇帆说，必须严格控制国有土地出让价格，降低商品房成本，藏富于民。
具体做法是，经济适用房土地出让价不超过房价的六分之一，中低档商品房地价不超过
房价的五分之一，高级商品房地价不得高于房价的三分之一。因此重庆的房价低于同等
发展水平的其他城市的房价。
崔坚：实际上，重庆在全国率先大建“公租房”。今年第一批1000万平方米的公租房将
由四大国有集团着力推进。这四家国有集团是重庆市地产集团、建工集团、城投集团和
一家国有大型建筑企业，他们分成两组，分别完成土地准备、资金筹措、建设等任务。
这些国企不仅不“炒地皮”，而且不收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以低价格出租。公租房
收取的房租和物管费仅够付银行利息，而国有集团投入的建设本金，将由这几家公司用
10年左右的时间“内部消化”——用企业利润冲抵建设资金投入的欠账。
国企“啄木鸟”
《21世纪》：重庆渝富公司在重庆国资中的地位是什么？
崔坚：重庆国企有一个类似中央汇金的公司——渝富公司，他有400亿元资产。
渝富成立五年来，已经累计为企业处置不良债务、不良资产近300亿元。目前重庆的银
行不良资产率很低，和渝富的运作关系密切。
渝富还为企业破产、搬迁提供资金周转。比如：重钢要搬迁，启动就需要100亿元，重
钢哪里有这笔现钱？这就需要一个杠杆，渝富就充当了这个杠杆。
渝富还参与资产重组、企业重组、银行重组、证券公司重组、国有集团股权重组，成为
一批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者。在此过程中，帮助各类国有企业解决了问题，渝富自身也
得到了发展。用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渝富相当于重庆各个国有企业的“啄木鸟”，专
门把树上的虫子、问题解决掉。
崔之元：我个人认为，国务院国资委宣布的要在今年上半年挂牌成立的“中投2号”—
国新公司，实际上要发挥和重庆渝富公司同样的“啄木鸟”作用。李荣融主任曾专门调
研渝富公司，对重庆国资经验予以肯定。
《21世纪》：崔教授如何看待重庆经验的理论意义？
崔之元：重庆国资经验和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的“自
由社会主义”理论不谋而合。
米德最深刻的洞见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
整体经济效率”。国家如果不能依赖国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则只能依赖税收和国债。但
税率过高会降低个人和企业工作和创新的积极性。这样国家不得不依赖发行国债。但国
债过高后又会抬高利率，不利于生产性投资。
重庆正在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试验。由于重庆的“国资增值”，能够给政府提供
“第三财政”(一般税收和基金之外)，因此重庆国资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
“藏富于民”。
2002年，重庆财政收入157亿元，政府债务余额450亿元；2008年，财政收入870亿元，
债务余额还是450亿元，考虑到物价上涨和利息因素影响，政府债务余额为负增长。
同时，重庆投入近2000亿元进行了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城乡面貌出现了日新
月异的变化，被媒体称为“3个月换一版地图的城市”。从“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并进
”的角度看，重庆经验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质性的内涵，我认为对全国是有普
遍的参考意义的。
沉下去，再沉下去，二十万干部“大走访”
与很多的重庆干部一样，此次干部“大走访”张轩在秀山县结了一家“穷亲”，儿子23
岁时死了，只留下了有残疾的老两口，全家唯一的希望寄托在养育十年、在路边拣的一
个14岁小女孩的身上，起名叫杨路珍。这几天张轩正琢磨着给“穷亲”买些猪和鸡，养
大了卖点钱。她还准备赞助小女孩读书，因为小女孩是这个家庭幸福的希望所在。
张轩插过队，当过石油工人，之后在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读书，毕业以后就留在了重庆
。曾任共青团四川省重庆市委副书记，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49岁时担
任重庆市委副书记，应该算是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了。
二级大法官的专业背景，使她讲起话来字斟句酌。初看起来，张轩代表着这样一类妇女
：职业、平和、谦逊。
群众上访要做“无罪推定”
《21世纪》：重庆20万政府干部下基层，网上被形容成“官不聊生”，这个比喻本身说
明了什么？
张轩：薄熙来书记在大下访开始时就强调：“绝大多数群众上访都是事出有因的，不要
一开始就做有‘罪’推定，而应当做无‘罪’推定，如果认为老百姓一登门就是无理取
闹，把老百姓放到对立面上，我们的官僚气就会与日俱增，永远也解决不好问题。”薄
书记把干部进基层为老百姓解决信访问题作为锻炼干部队伍作风和能力的一项重要的工
作，他把“大下访”定位为“一个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了解社情民意的过程，一个密切
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过程，一个改造干部思想作风、培养干部解决问题能力的
过程”。我想，这个定位是很有针对性的。
《21世纪》：信访工作在处理历史积案时的难度在哪里？
张轩：问题很多。比如，国营企业刚改制时，顾大局的或者比较听话的进了再就业中心
，还有一些是坚决不去，这些人留在了企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企业慢慢又好起
来了，留下来的待遇与下岗人员完全不一样了。重庆有下岗职工40多万人，都是50多岁
了，他们是做出贡献的人，老了没有保障怎么办？再比如，重庆原来是计划单列市，中
央认可干部的待遇高一些，后来在机构改革的时候与全国拉平，直辖以后两市一地合到
重庆，干部薪资待遇一起拉平。结果是一批要退下去的县级干部待遇下降，这批干部拿
着组织上给的级别认定通知和工资单找我们，工资降下来的理由是什么？依据是什么？
甚至说：原来是组织，现在也是组织，我听哪个组织的？我们还信不信组织？几千个县
委书记、人大主任的县级干部也来上访。还有几千人的抗美援朝老战士，那个时期是供
给制，复员到地方以后在企业工作早就退休了，他们的收入很低。他们也来上访，要求
每年给的生活补助涨一些。诸多问题。
《21世纪》：重庆对受理信访有三个80%的判断(80%以上反映的是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
问题；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80%以上是可以通过各级党委
、政府的努力加以解决的)，这是基于摸清情况以后得出的结论吗？
张轩：准确地说当时还没敢这么来判断，只是界定在诉求的范围。老百姓不停上访有一
定的合理性，合理性占的比例是大的。但是诉求本身并不能够满足愿望的，比例那么高
是达不到的。因此，一开始薄书记就提出了一个原则，就是以群众利益为标尺，设身处
地为群众着想，客观公正地对待各类问题，不先入为主，不主观臆断，不捂盖子，而是
找出问题，分析问题，用“愚公移山，挖山不止”的精神有针对性地解决好问题，维护
好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具体操作上，他又提出“网格化”管理，确保解决问题不留死角
，不留空档。
《21世纪》：历史积案时间太久，你要把它放在当时的情况，这一群体可能是有理由，
但是可能解决这一群体的问题就会引发一些连锁的反应。
张轩：是这样。比如，当时的四川省为了发展乡镇企业出台了一个政策，如果在乡镇企
业干得好可以吸收为公务员，一段时间后乡镇企业搞得不好，这部分人觉得政府当时发
了文件把我定了干部，我现在就要来当干部，这已经过去差不多二十来年了。该不该给
他补工资？你不给有什么理由？没有万全之策我们是不敢轻易去动的。如果用回到原点
的办法恐怕也不行。仅公务员系列的问题就涉及到上万人。这二十年怎么算？该不该补
发工资？如果解决这些问题，有什么理由？
《21世纪》：这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工作。
张轩：比如拆迁，他觉得补偿标准低了，要求高补偿。但是当时的政策就是这样，所以
他的诉求额是不能满足他的，但是他的愿望有其合理性，我们区别对待，如果笼统地讲
要达到90%，下面做工作的干部就会很困惑。他觉得会违反政策，另外也没有经济实力
。我们的思路是，尽管诉求本身不合理，但是只要他有困难就可以来上访。
《21世纪》：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你们怎么办？
张轩：化解这些问题虽然诉求本身不能满足，但是他的问题我们可以给他解决。比如说
抗美援朝老军人，实际上国家规定所有的政策我们重庆市都是超标准执行的，另外过节
慰问、看望，从这些角度又给了一些补助。工作要细致，我们是每一户都走到，人是有
感情的，加强了沟通，讲清道理，他们就没有意见了。再有就是双解职工，政府就拿了
一大笔钱，全部解决社保、低保。县级干部的问题，机构改革是经过国务院批准的，国
务院错了吗？没有！我们只能比照原来的补贴给他们生活补助，问题也就化解了。
两年10万件解决历史积案90%
《21世纪》：“大走访”始于全国性的行动保奥运会平安，重庆怎么从“大下访”变成
之后持续半年之久的“大走访”？
张轩：重庆当时有很多人上访，我们与全国各地一样希望保证上访人员不到北京添乱。
“大下访”计划搞三个月，我们对全市上访群体做了详细的分析，分成八大类与32个群
体，发现问题非常复杂。薄书记的要求不仅要“扬汤止沸”，更要“釜底抽薪”，就是
说不是把矛盾压下去就拉倒，而是要实实在在解决问题，所以原来计划三个月的工作顺
延到半年，而且要求覆盖面要更广，并改称为“大走访”。
《21世纪》：八大类与32个群体，你们梳理工作的用了多长时间搞调研？
张轩：梳理工作并没有开座谈会或者大规模的调研，只是利用各区县信访办、国资委的
渠道了解情况，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是一边“接访”一边摸情况，最后汇总。核心
问题是做彻底的清理，把情况摸准确，把所有的问题全摆在桌面上，至于能不能解决是
一回事，然后分类，看哪些能解决，哪些是目前在不能解决的，不能解决的又该怎么做
工作。后来就发现问题很多，我们把老上访户都梳理出来，当时市里大概有400多人，
基本上属于年年来、天天来的，问题解决不了就到北京上访。之后区县自己又去排查，
区县的老上访户有2000-3000人左右，都是有名有姓的。排查后我们就提出要求信访案
件下降的指标，我们开始时提出下降30%，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困难。
《21世纪》：据说薄书记不同意你们的指标？他提出要解决80%？
张轩：不是。我提出解决30%的历史遗留问题，我在高院的时候，感觉那一年把吃奶的
劲都使出来了，真是赤膊上阵一件一件的解决，最后化解率是35%。我们信访办的老主
任就说30%太高了，他说能够解决20%就不得了了，如果能够做到25%就给我烧高香。我
们向薄熙来书记汇报的时候，他觉得30%太低，最起码也得超过50%。虽然我们就觉得50
%难度大，但我们领会了他的意图，咬牙提高到80%。实际上最后的结果是所有区县都超
过了这个指标，化解率都超过了90%。
《21世纪》：“两访”期间你们解决了多少历史遗留的问题？10万件历史积案涉及多少
人？
张轩：2008年搞了半年“大下访”，2009年半年多的“大走访攻坚行动”。对这项工作
，薄书记的要求就是要敢于面对问题，敢于碰硬。“大下访”重庆解决了1.5万件积案
，“大走访”解决了8.5万件。解决10万件的涉及到人员初步算是200万人，这个数字不
太准确，因为我们要求只能往小算，不能往大算，实际上解决的件数不只8.5万，8.5万
是截至去年9月底的统计。我们从去年3月份就开始做这项工作，到国庆节正好半年。但
是国庆前薄熙来书记要求再延长一个月，而延长的这个月处理的没有再统计了。
《21世纪》：遗留的10%的历史积案你们打算如何解决？
张轩：个别的还是化解不了，因为不能满足他的愿望。我们考虑到不能让老实人吃亏，
让不老实的人得到好处，原则是政策底线不能突破，也确实有导向的问题。
遗留的几大类问题我们没敢动弹，因为涉及的人多，解决起来难度大。比如我们正在研
究的是2000年以前我们的代课民办教师、乡村邮递员、技术员等人的问题，一共有所谓
的“30大员”，仅被辞退的民办教师就有三万人。“30大员”的问题怎么化解，经过反
复的研究论证，正在算账，正在寻找新的途径，争取有所突破。如果这一部分能够解决
，重庆群体上访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执政之根本：回到工农
《21世纪》：我们以往讲得更多的是发展经济的问题，重庆干部为什么在解决积案的问
题上能够达到共识？
张轩：回过来想是这样的，首先不稳定是客观存在的，这是回避不了的。其次，老百姓
的这些问题是个民生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对你的存在信任抱有期望才会来找你，
如果有一天他根本就不来找你了就更危险。再其次从发展的角度看，一个地区没有好的
环境是发展不起来的，犹如路上有很多坑，如果不把道路铺平行路是很困难的。我们很
多区县委书记感受很深，过去他们走到哪里后面都跟着一大堆群众，经常是里三圈外三
圈地围着，政府门口老是有一堆人敲锣打鼓，这能叫和谐吗？
一切工作都是围绕着所谓的发展经济指标就会出大问题。很多地方搞发展想方设法压低
成本，如何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我们要关注的。
《21世纪》：关注民生，说说容易，涉及到成本或者支出，那可是真金白银呀。
张轩：我们现在争取不要再犯重复的错误，无论是拆迁还是处理其他问题，第一是社会
保障跟上来，第二是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第三是尽可能给老百姓实惠。薄熙来书记提出
来，老城的拆迁给搬迁者补偿多一半的面积，比如原来有一百平米，就再加五十平米。
这样老百姓就愿意搬了。
《21世纪》：是基于一种什么样的执政理念呢？
张轩：当然有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只有真正的重视这个问题才会去认真的对待。过去
讲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工人农民。问个问题，我们的工人得到实惠没有？我们的农民得
到实惠没有？改革中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受益者？如果工农不支持我们，那么谁是我们执
政的基础？先不说工人、农民上访，就连退下来的区县委书记和保卫国家浴血奋战的老
战士也成为上访者，那我们到底依靠谁？个体户、民营经济觉得你给他的还不够，我们
到底依靠谁？比如，薄书记说过一句话：“上访群众就是什么理由都没有，但他如果非
常困难，那就是理由，我们就不能不管，就得‘伸出援手’。”我想，这就是个理念问
题。
48.8亿元财政托底
《21世纪》：2009年重庆市本级财政收入一千多个亿，加上中央的转移支付也就是一千
八百个亿左右。拿出将近50个亿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班子如何达到共识？
张轩：重庆近年来已经具有一定的财力，虽然不是特别的强，但是具备了拿一些钱来解
决民生问题的能力。两年来化解历史遗留问题政府投入48.8亿元，市政府支出13亿元，
区县财政也拿了大头。你随便到我们任何一个区县去了解，都在2000-3000万的投入，
像万州支出了1.2亿。
《21世纪》：这些钱对县级财政来说不能算是小数目了。
张轩：薄书记经常讲要调查研究，要掰开了揉碎了，然后你再提出对策，拿出真金白银
解决问题。以对策为例，首先是可行与否，然后就是算账。假设解决问题需要一个亿，
我们常常留有余地为1.5亿。比如，“30大员”的问题得下个星期就要研究，黄奇帆市
长管财政，如果20万人进入农村社保并解决养老保险，他要我们必须拿出三个方案，之
后我们还要听听区县委书记的意见，因为执行者是他们。
《21世纪》：人们关心两级政府动用财政的程序化过程，怎样才能保证日后不留后遗症？
张轩：“大下访”设置的领导小组是一个临时机构，如果领导小组撤销了，五年或者十
年后出现问题说是当时领导小组定的，后续问题怎么办？所以必须按程序办事，由政府
组织与实施，领导小组是建议者，不能再留下新的后遗症。对化解一个群体的问题程序
是，第一是调查；第二是研究；第三是广泛听取意见；第四是领导小组作决策，首先回
答是否该解决？其次论证解决方案的财政支出，兼容考虑政府支出的可行性。之后，由
“大下访”领导小组向市政府提交建议方案，如果通过就成为政府的决策与行动。当然
，我们提出的建议已经非常成熟。
《21世纪》：有了政治意愿才有财政的托底。领导小组内部他已找到了共识？
张轩：已经达成共识，领导小组的设置是薄书记挂帅，黄市长做副组长。薄书记说，化
解一些问题政府黄市长要进来，该拿钱就要拿钱。黄市长表态，你们就研究，需要政府
支持的全力支持。
重庆去年实际利用外资为中西部21省之首
在临近重庆大学城的土主镇，偶有载货的中小型货车经由几条陈旧的公路进出。不过，
李天泉却对这个远离重庆闹市区的僻静小镇抱着无限期望。
“现在物流园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阶段，到明年6月，整个物流园的雏形就能形成。”4
月15日，身兼西部物流园常务副主任、重庆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长的李天泉介绍说。目前，他正忙着确保到今年年底，进出物流园的新路以及立
交桥正式通车。
“巨无霸”
西部物流园位于沙坪坝区重庆西部新城，与重庆大学城、西永微电园相邻，总规划控制
面积33平方公里，辖土主镇、回龙坝两镇大部分土地，由国有性质的重庆西部现代物流
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建设业主，预计总投资为1117.3亿元。
按照规划，西部物流园将形成“1心3带9区”的功能布局，即信息管理服务中心、铁路
支撑带、功能集聚带、产业延伸带，以及铁路核心区、多式联运区、仓储配送区、货运
配载区、保税物流区、加工配套区、中央商务区、商贸交易区、新型物流社区。
据了解，根据重庆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建设重庆西部现代物流产业基地的意
见》，西部物流园可以享受10年税费返还、土地储备权、先行先试权三项特惠政策。
届时，西部物流园将成为重庆物流资源整合平台，发挥区域物资分拨分销与集散平台、
物流衍生性生产服务业的集聚与孵化平台、全国物流网络重要中转枢纽节点和西部区域
多式联运网络的中心节点的三大作用，构建一种新型的物流社区发展模式。
李天泉认为，在最新的铁道部规划中，重庆被定位为继北京、上海、广州、武汉之后的
第五大全国铁路枢纽，而其核心就是在重庆西部现代物流城配置国家级铁路集装箱中心
站(年吞吐能力165万标箱)和全国第二大铁路编组站(日解编能力25000辆)，再加上规划
中的全国唯一铁路保税港，这些都为西部物流园打造中国西部最大铁路国际口岸带来不
可复制的铁路物流资源优势。
当前，铁道部规划的全国18大货运节点之一的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已经在土主镇团结
村正式投入使用，未来西南地区的八成铁路货物都将从该站中转运出。
按照西部物流园的规划，预计到2012年，物流园的物流业态将基本形成，2020年将建成
一座每天约25万人流的现代物流新城，成为中国西部最大铁路国际口岸。
国际大通道
以成渝两地及沿江两岸往返中欧的物资为例，现在是由重庆顺江而下至上海出口，再到
欧洲，历时45天以上；如果走新欧亚铁路通道只要10-15天，走泛亚通道也只需30天，
而这两条通道的货运节点都在重庆西部现代物流城。
李天泉表示，空运成本较高，水运时间又太长，因此重庆未来“一江两翼三洋”国际物
流大通道建设的重心仍在铁路领域。随着中国最大内陆保税港区在重庆的建成，以重庆
西部现代物流城为中心节点的“一江两翼三洋”将改变中国物流结构。
李天泉解释到，“一江两翼三洋”国际大通道即是，通过长江连接太平洋；沿渝兰铁路
，由新疆阿拉山口出境、经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鹿特丹港连
接大西洋；沿渝黔铁路，由贵阳—昆明—大理—瑞丽出境，经缅甸中部城市曼德烈—兑
港连接印度洋。
上述国际大通道，将极大缩短我国中西部地区与国际贸易交流的时间。为重庆打造成中
国内陆开放高地发挥重要平台支撑作用。
为了保证这个大幕的顺利拉开，今年重庆外经贸委定下了四件大事：配合两江新区推进
、建好综合保税区、打造国际物流通道、赴全球招商。
2009年，惠普、富士康、德勤会计师事务所、新加坡APL、美国信必优等十余家国际知
名企业相继登陆重庆。
与此同时，重庆利用外资的增幅已经变成了西部地区的特例。2009年的统计数据显示，
重庆去年实际利用外资40.5亿美元，为中西部21省之首，增长率连续两年全国第一。来
源：21世纪经济报道
而他的结论是：“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要善于对重大问题进行改革，是要真信中
央的科学发展观”，“内需真正的循环起来了，经济的速度挡都挡不住。”
内陆开放不是“沿海模式”
《21世纪》：重庆近几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发展，作为一个直辖市的领导，你
认为这些发展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黄奇帆：在我看来，这几年重庆确实有一些变化，可以说集中在五六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现在抓经济发展，在西部抓开放；第二个，我们工业化、城市化的进展当
中，“五个重庆”是重庆这两年多以来持之以恒在推动的，既是拉动经济的一个杠杆，
也是促进民生的杠杆，同时也是社会的生产方式，城市形态空间的变化；第三个，对重
庆来说，在城市居民的住宅系统，我们在非常实际地推进一个双轨制的系统；第四个，
我们考虑城乡统筹，城乡统筹的话事实上突破口是户籍制度，所以我们户籍制度上也在
推进一个比较庞大的计划；第五个，一个社会真正发展的核心动力是和它的资本、金融
、财政有关，重庆在这方面，尽管地处西部，但重庆政府的国有资本这几年用了一种新
的模式，比较合理地推进；第六个，金融方面，我们也成了中西部金融产业发展最快的
地方，金融不仅是服务经济，自身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第七个，我们重庆的西
部财政是小财政，主要是要靠中央的转移支付大量补助，但是我们在微薄的财政体系里
，也是转变了财政收支的方式。所以在财政民生的问题上，我们也有比较系统的措施。
《21世纪》：作为一个内陆地区，其增长方式会与沿海有何不同？
黄奇帆：我们在2008年的6、7月份的时候开了一个市委的全会，作出一个建设内陆开放
高地的决定。其实在2008年的2、3月份我们已经酝酿了一个推动开放的战略。这个当口
正好是世界金融危机，全世界普遍萎缩30%。
我们感觉如果重庆作为一个增长极，那就必须补上经济开放的这一课。按照薄书记的思
路，建设内陆开放高地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抓手。但是和沿海比起来，我们至少落后二
三十年。而且如果按照沿海走过的路去照办照抄，实际上这件事是做不起来的。所以
2008年当年，我们利用外资从10亿美元增长到了20多亿美元，2009年又涨了50%，这个
增长率也是连续两年全国第一。这一块，我们主要采取了一些措施：第一“全方位”，
以前西部主要跟香港多一点联系，导致过去十年利用外资，每年就几亿美元，主要就是
港资。从2008、2009年开始，港澳台、美国、欧洲、东南亚、日本、韩国全方位开始引
资。第二叫“宽领域”，一产、二产、三产，我们全方位利用外资。第三叫“多渠道”
，就是不管是外资投资搞新项目，还是存量的资本转让、重组、购并，还是重庆的企业
海外上市，不同渠道都是利用外资。我们预计今年重庆利用外资绝对可以到60亿美元，
只会超过，不会低于60亿美元。
第二，开放不光引进外资，还有进出口贸易。对我们来说，如果过去的十年积累的成果
也就是利用进出口贸易一年100亿美元，到2012年能够有300亿、400亿甚至更多的话，
代表我们进出口也上去了。我们不是一般意义上搞进出口，而是一般贸易、加工贸易、
服务贸易三管齐下。但在西部搞加工贸易，如果照抄沿海的话，还是搞不起来。因此，
我们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动了脑筋，核心就是转变加工贸易的发展方式，变“两头在
外”的加工贸易模式为“一头在内，一头在外”的垂直一体化模式。
这个最好的案例就是，引进了惠普笔记本电脑生产，和富士康等配套厂家。
《21世纪》：关于引入惠普生产线和富士康等配套企业，是一个经典案例。其意义何在
呢？
黄奇帆：主要是加工贸易模式的转变。有四点意义：一、《世界是平的》讲到了国际产
业分工，尤其是电子产品在全球的水平分工，供应商通过运输、物流体系连接起来。但
是在目前高油价的背景下，这种模式是不经济的，成本很高。按照重庆的模式，就近生
产配套、就地组装，零部件加整机垂直整合，物流成本大大下降。二、传统的加工贸易
并没有产生大量的净创汇，反而带来贸易关系紧张。如果出口1000亿美元，净创汇其实
只有200亿，并且套取我们国家的退税政策；但是重庆1000亿美元的出口，净创汇就是
700亿美元，有助于解决贸易争端。这和沿海出口战略上有本质的区别。三、传统加工
贸易模式解决不了研发在外的问题。
重庆现在三个台商在合同里带上一个条款，把重庆基地作为台湾总部以外的第二基地。
由于大部分零部件生产都在重庆，而企业必须要对生产流程、技术、市场作出灵活的反
应，因此研发必须跟着过来。四、沿海搞了30年的加工贸易，但是加工贸易跨国公司的
结算，一分钱没有留在沿海，上万亿美元的结算全都留在了新加坡、香港、东京等离岸
金融结算中心。在引进惠普时，我们要求它必须把重庆作为亚太离岸结算中心，到明年
会形成2000亿美元的结算额，包括所得税、版税、交易契税以及银行中间服务等。这样
，“微笑曲线”的研发、结算两端都在重庆。
“以人为本”的抓手
《21世纪》：您对房地产制度改革如何看？
黄奇帆：重庆事实上这几年住房制度在西部一直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采取了一些土地
批租的管理措施，有五条。然后住房建设的措施我们也有几条。最近从去年以来，我们
又提出了双轨制的住房制度，然后我们把这套方案报给了国务院，也报给了财政部、税
务总局。
早在2009年的全市经济工作会上，薄熙来书记就强调，解决住房保障是一个重大的民生
工程，帮中低收入者造房是政府的责任，要让城乡老百姓都有房子住。今年，市委、市
政府召开了五次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此事。
这件事我们后来研究了以后提出来一个模式，就是双轨制。让30%-40%的人住公租房，
60%-70%的人住商品房，这是一个双轨。
公租房住了几年以后，想买下来也可以，你就可以不付租金，但是有一天你想卖掉，只
能卖给公租房管理局，以当年的卖价加利息，按照当时的公租房价格回收，然后还做公
租房的流转，就不搞利益输送。
对高端的商品房，比如200平方米以上的，价格是商品房平均价格的3倍以上，就是要额
外的增收特别房产税或者特别物业税。但是高端物业必须收，必须遏制。我们税务上叫
低端免各种税费，中端有优惠，高端额外控制。
《21世纪》：重庆市是城乡统筹试验区，在这方面，重庆市有何作为？
黄奇帆：城乡统筹这件事是我们真正要下工夫的。我们可能经济抓得好，城市化、工业
化有了，但是两极分化了，城乡统筹没有搞好，就可能导致沿海的模式简单的搬过来。
我们觉得城乡统筹有五件事，第一是一体化的基础设施。第二是城乡一体化的公共服务
，教育、卫生、文化。第三是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以及农村的低保保障，
低收入群众的保障。第四是城乡的资源要素的流通。第五是城乡人口户口怎么一体化管
理的问题。城乡差别重在第四和第五。
城市户口捆绑了城市的五种利益，城市的养老、医疗、教育、文化、住房和就业等等，
这几方面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农村户口也有三种利益，就是宅基地(尽管是集体的，但
是可以用)，还有林权，承包地。也就是说农村有三件“衣服”，城市有五件“衣服”
。而农民一旦离开了农村，这三件衣服就没有了，到了城市，这五件农服又加不上。
我们是拿1000亿干这个事。我们这次让公安局有关方面花了三个月，全部做了一次普查
，整个要解决300万人。
这次的l80万，还有其中有40多万是属于历史遗留，该转非给户口的没有给，加起来就
是220多万。第三本账，我们有近70万的学生。农民的小孩读中专，毕业以后，还是回
农村，是农村户口。我们现在有一个政策，农民的小孩只要读了中专，统统就给城市户
口。这样一来，比如我们现在在学校里的有70万，我们就一股脑解决掉。这样三笔账加
起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账，总的有300万。这是过去十年的积淀人口。
我们大体上就是变成了三步走，第一在这一两年里把300万转掉，同时学校的门槛定了
以后，每年的毕业生有20万，这十年就有200万，这样一共就是500万，然后农民工转化
500万，加起来就是1000万。
《21世纪》：解决300万农村人口的户籍问题，财政上能承受吗？
黄奇帆：300万人要1400亿，一个人要花3万多元。但是如果1400亿不是一年端出来，因
为养老不是马上要发生的，这笔钱是十几年的筹措。医疗也是这样。还有住房，我有公
租房，我公租房本来就服务三大体系，l000亿花在那儿，本来就是为他们服务，这个成
本已经配套了。所以我们算下来，我们今年准备花l00亿，就把300万人摆平了。
第二个概念，这300万人进城，我们要讲科学发展观，要善待农民，保护弱势群体，应
该先穿衣，再脱衣。他农村的“衣服”先保留三到五年。比如宅基地，假如农民出来了
，宅基地还是他的，是在村落整治的过程中，或者退耕成为耕地，耕地归集体，但是产
生的地票，这个一亩地的地票在城里可以卖十几万，给了他以后就变成入城的资本了。
另外集体的林权和承包地，有龙头企业需要流转的时候，他把这个权利流转给龙头企业
来耕作，这个流转过程中，把他的那一份买出来，也是可以退出的。
那么我们认为，实际上农民是有人口红利的，是年轻的劳动力，这个中间，绝对成本的
70%－80%，是农民自己可以平衡的。20%－30%是政府启动内需的时候，本来就该投入的
。农民进城以后的消费，一个人至少比在农村多1万元，300万农民进城，就是300亿的
持续拉动，来个持之以恒的每年几百亿的内需拉动。我们觉得这才叫真正的转变增长方
式。
拉动力：国资与金融
《21世纪》：重庆的财政能力能够支撑如此宏大的改善民生计划吗？
黄奇帆：这就要说到我们重庆的国企。重庆这六七年时间，这是国资委有统计的，国有
资产的总量从2003年的l700亿，上海是6000亿，我们在全国31个省份排19位，然后经过
这些年的发展，到去年6年时间我们经营型的国有资产l万亿，中央的国资不算，区县的
也不算，重庆市政府的国资就有l万亿，6年涨了6倍。
总的意思就是我们重庆国资和财政的结合体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国资变成了财政的
第三口袋，这个第三口袋使得重庆并不宽裕的财政可以腾出一部分钱来更多的用在民生
。我们重庆是财政的51%用在民生。为什么重庆能够把那么多的钱用在民生？整个中国
31个省份，只有一个省符合教育法，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占GDP的4%，我们这几年年年在4
%以上，只有重庆做到了，为什么这个穷地方教育能够支出4%呢？我们把国资赚的钱补
了一块，如果国资不补，我肯定民生里就要少花。所以，在这个意义上，重庆国资为重
庆的财政更多的支撑民生发挥了战略的意义。
《21世纪》：您的意思是，重庆国企的发展，同时也让重庆政府有限的财政可以有能力
去做更多民生的事情？
黄奇帆：事实上，国企的发展还推动了民营企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重庆的民营生产结
构每年在GDP的增长占20%，我们GDP涨十几，但是民营涨二十，所以民营的比重也是逐
渐的提高。
比如重庆的中小企业，民营企业要融资，大银行就不愿意贷款给小企业，很重要的就是
小企业担保信用不足，你说三道四的跟银行说也没有用，因为银行有现实的利益。我们
从2004年开始，让国有企业为民营企业做担保，我们国有企业拿了60亿资本金，搞了8
个担保公司，这8个担保公司拥有60亿资本金。这60亿资本金按照银监会的条例，可以
放大8倍，就可以担保500亿，国有企业跟银行贷款不用担保公司，实际上各种各样的商
业银行，通过我们的担保公司给重庆的中小企业进行几百亿的融资担保。这个过程就是
地方国有为中央的政策落实起桥梁杠杆的作用。
重庆的国资还支持了两翼的经济发展，我们两翼就渝东南、渝东北。16个区没有一个工
业开发区，重庆的国资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就是去年重庆国资委用信用担保融资了50
亿给l6个区县每个区县3亿，把两平方公里的土地征地动迁标准厂房都做起来，做起来
以后，同样县长书记招商，老板一看，现成的地方，所以就来了。所以去年给了50亿，
l6个区县出现了30多平方公里的开发区，今年又再拿50亿，再增加30平方公里左右，这
个过程使得我们渝东南、渝东北库区两翼的工业发展，去年涨了30%多，几年预计还可
以涨逾30%。
《21世纪》：您还提到金融的发展。金融发展对重庆社会经济法的发展意义又有哪些呢？
黄奇帆：五年以前重庆的金融GDP占国民经济总量的3%，去年是6%，今年我相信会到7%
以上，明年后年我们会到l0%。重庆我们到2012年有把握到10%以上。
这个加大以后，实际上就有一个重庆的金融业是什么构成？第一个是商业银行，我们国
家的主流金融就是银行贷款，二是证券市场，三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我们讲八种，这
八种在中西部地区我们是最大的；四是信托公司；五是大规模的租赁公司，我们差不多
有l00亿的租赁；六我们有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另外我们还在推动汽车金融
公司，包括保险公司，整个来说，这七八种公司在美国它的资本量一点不比美国所有银
行的贷款少。但是我们重庆这一块，如果几个方面叠加，产生的金融融通量可以达到
2000亿。所以这个意义上，重庆是中国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高地。
除此以外，我们在推动五个要素市场，包括期货市场、土地交易所、产权交易所、药品
交易所、航运交易所等等，各种要素市场的发展。比如说我们搞的生猪期货，我相信三
年以后，中国生猪的定价权出在重庆。我们现在刚成立一年，我一天是1000多万的交易
量，我相信到今年年底，一天就可以达到5000万，到2012年，我们的目标是一天l亿。
我们还在推行四种结算，一种是人民币的结算，第二种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两国货币的互
换结算，第三种是我们和台湾之间的台币结算，第四种是我们地方自己干的，就是惠普
的那个，我们今年有把握再拖两家，再拖七八百亿进来，我们到明年，就会形成2000亿
美元的结算。这是我们服务贸易的大发展。这个意思就是说重庆的金融业，现在比较健
康。
我们今年可能GDP增长会变成全国第一，但是绝不是我们靠投资拉动。回过头来说，转
变经济发展模式的核心是要善于对重大问题进行改革，是要真信中央的科学发展观，不
能当套话，而是要一招一招来体会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内需真正的循环起来了，经济的
速度挡都挡不住。 |
h******1
发帖数: 16295 | |
J*****3
发帖数: 525 | 3 看点
"薄熙来在重庆搞的风生水起，最后落个锒铛入狱；汪洋这样的废物点心却能官运亨通"
【在 I********l 的大作中提到】
: 无论是“大下访”，“上访无罪推定”，“大建公租房”，还是”24小时交巡警平台"
: ，以及经济上从“两头在外”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都是对邓小平改开理论的进
: 一步完善。事实上，薄熙来搞的这一套，虽然并不是毛泽东时代的路线，更接近于“市
: 场社会主义”；但是从效果上而言，的确缓解了社会矛盾，特别是官民矛盾，得到那么
: 多群众以及左派的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 但是很明显，重庆的改革越是靠拢群众，就必然越是导致官僚、特别是右派买办先富官
: 僚的忌恨和恐惧。看看下面这段当年的采访，就不难看出为什么27亿要给重庆扣上文革
: 的大帽子。
: “张轩：当然有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只有真正的重视这个问题才会去认真的对待。过
: 去讲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工人农民。问个问题，我们的工人得到实惠没有？我们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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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
发帖数: 12659 | |
G****1
发帖数: 8414 | |
I********l
发帖数: 8702 | 6 1。 一坨屎是因为上访被预先设定有罪，所以被劳教？
如果不是，你举这个例子显然什么也反驳不了。
2。 媒体大为渲染的几个劳教案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公务员拿着党发的薪水不干正
事，有的还是上班时间发帖反共，这样的人，我看劳教了很好。
3。我以前写过一个帖子，计算过重庆打黑（包括你说的这些劳教）的错案比例。即使
把你讲的什么李庄啊，一坨屎都算做冤假错案，其比例依然低于当年全国各级刑事案件
的冤假错案比例。也就是说，如果出了几个有争议的案子就能证明重庆打黑（劳教）错
了，那全国其它省的错误显然要比重庆更普遍更严重。
【在 G****1 的大作中提到】
: 你妈，还他妈上访无罪了，一坨屎就能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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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发帖数: 4265 | 7 老将是不会看的。他们的屁股已经决定了他们的脑袋。
但有良知的人还是会欣赏你这个长篇大论的，尤其对一些受蒙蔽的有良知的人。
【在 I********l 的大作中提到】
: 无论是“大下访”，“上访无罪推定”，“大建公租房”，还是”24小时交巡警平台"
: ，以及经济上从“两头在外”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都是对邓小平改开理论的进
: 一步完善。事实上，薄熙来搞的这一套，虽然并不是毛泽东时代的路线，更接近于“市
: 场社会主义”；但是从效果上而言，的确缓解了社会矛盾，特别是官民矛盾，得到那么
: 多群众以及左派的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 但是很明显，重庆的改革越是靠拢群众，就必然越是导致官僚、特别是右派买办先富官
: 僚的忌恨和恐惧。看看下面这段当年的采访，就不难看出为什么27亿要给重庆扣上文革
: 的大帽子。
: “张轩：当然有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只有真正的重视这个问题才会去认真的对待。过
: 去讲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工人农民。问个问题，我们的工人得到实惠没有？我们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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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发帖数: 1143 | |
g*******0
发帖数: 3240 | 9 SB
【在 I********l 的大作中提到】
: 无论是“大下访”，“上访无罪推定”，“大建公租房”，还是”24小时交巡警平台"
: ，以及经济上从“两头在外”变成“一头在内一头在外”，都是对邓小平改开理论的进
: 一步完善。事实上，薄熙来搞的这一套，虽然并不是毛泽东时代的路线，更接近于“市
: 场社会主义”；但是从效果上而言，的确缓解了社会矛盾，特别是官民矛盾，得到那么
: 多群众以及左派的支持也就不足为奇了。
: 但是很明显，重庆的改革越是靠拢群众，就必然越是导致官僚、特别是右派买办先富官
: 僚的忌恨和恐惧。看看下面这段当年的采访，就不难看出为什么27亿要给重庆扣上文革
: 的大帽子。
: “张轩：当然有一个执政理念的问题，只有真正的重视这个问题才会去认真的对待。过
: 去讲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是工人农民。问个问题，我们的工人得到实惠没有？我们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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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
发帖数: 429 | 10 薄熙来被死刑了更好，可以唤醒民众思考如何建立一种机制去合法地保护自己支持的政
治人物，而不是被任由“钦定”的人物干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