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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棉共和国及红色高棉，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
1970年后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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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
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
……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黄时明简介：黄时明先生现年（2009年）81岁，出生于柬埔寨金边，原籍是广东普宁人
。书中主人翁常修文，写的实际就是其本人的亲身经历。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0年2月19日、2月20日B04版 作者：铁戈 原题为：潜龙 一名
红色特工的海外传奇
要点1：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着自豪感
的岗位之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
失败，等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
的贡献有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
要点2：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
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
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
，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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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3：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
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
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给了孙浩大使。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
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
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
正文：
“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一个充满危险也充满自豪感的工作中来，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
有禄位、没有名声也没有厚利的工作。失败就等于死亡，而胜利归来时，也不会有一支
军乐队。随着那些过时档案的归档，你的一切，将淹没在历史的尘雾中……”―――作
者手记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
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蔽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
集工作。
集中培训奉派出国 我潜回自己的第二故乡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和妻子接受了高强度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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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元旦后，领导发布了派出命令：目前，有关越南南部的情况，主要依靠一些从南
越出来的人提供，质量不高，来源也不够稳定。我们希望派遣自己的干部进入越南南部
地区，并在当地立足扎根，以便搜集第一手资料。派出之后第一阶段的任务是：“突破
南越统治禁区，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
我和妻子在香港停留了几个月，办妥了各项手续。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我妻子暂时留在
香港。1959年3月，我由香港乘坐法航班机，前往我的第二故乡―――金边。
由于我的全家人都在金边，因此，我很快就在金边站稳了脚跟。我还必须进入南越的西
贡，在那里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1959年的夏天，我进入越南南部的“敌占区”展
开工作。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自己办一份合法的身份证。
进入西贡，随处可见美式战车、运兵车在南越的街道上穿梭奔驰；美国人驾驶的喷气式
战机突破音障发出的巨响，常常惊醒梦中的南越居民；这时的美国军队尚未正式介入越
战，但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美国军队，已经来了！
有了美国的支持，吴庭艳政权不仅拒绝进行民主选举，而且对南越境内所有抗击过法国
殖民者、同情共产党的居民进行大肆搜捕。为了镇压百姓，吴庭艳甚至搬出了中国古代
的“连坐法”，只要发现一人同情共产党，就会抓走一批人审讯。整个南越地区，处在
白色恐怖之中。
除了工作环境的险恶，还有两件事最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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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上世纪50年代末，我国政府的各项资金都不充裕，因此，党组织无法提供工作经
费以及生活经费，一切“费用”都要靠你自己去“赚取”，而且组织上还规定：不许巧
取豪夺，不许参与走私。其二，深入敌后，千难万险，你在工作，你在战斗，但是没有
勋章，没有荣誉；即使不幸被捕，党组织也不能像美国中情局、前苏联克格勃那样出面
、花钱营救你。
1959年夏末，我回国汇报工作。党组织随即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在继续做好生根立
足工作的同时，必须设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间，开辟一条通畅的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
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建成这条交通线的时间，不受限制，但必须保证这条交通线的绝
对安全。”
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成这样一条“绝对安全”的秘密交通线，偷渡边境
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可我偏偏没钱！这个时候，我的父亲
已经逝世；我母亲年事已高，她自己的生活还要靠我的兄弟赡养；而我的兄弟们也只是
小本经营的普通商人，而且，就算他们有钱，难道我能伸手朝他们要钱？
作为丈夫，作为父亲，作为（我岳父岳母的）女婿，回国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最害怕见
到自己的女儿和岳母。因为我们夫妻双双出境工作，在广州的小女儿，只能由她的外婆
代为照看。女儿每次看到我们，总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在她身边多待些日子。可是，我
们刚刚抵达广州，休息几天之后就必须北上京城，接受组织下达的新命令。
抚摸着女儿的头，我说：“小梅乖，爸爸去北京，会给你带回许多东西。”女儿哭着说
，“小梅不要东西，只要爸爸！”岳母的牢骚更大，“你们既然要出国，就不该把我从
国外喊回来！我这么老了，还要替你们照顾孩子！你们谁都不要出国工作了，难道就你
们夫妇俩有本领，非你们去不可？”
可是，再次出发的时间到了！1960年元旦过后，我必须离开美丽的羊城，再次南下（根
据组织要求，我的妻子继续留在香港）。那一天是周末，单位的领导都来送行，可我的
岳母却带着小女儿去买东西了，因为她老人家害怕小梅会哭闹着不让我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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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背规定参与走私 我圆满完成了上级指令
1960年初，我重返金边，然后又重返西贡。我的朋友已经帮我办妥了我在南越的身份证
件，接下来就该考虑如何完成“建立运输线”的任务了。
考虑再三，我决定违背上级组织的相关规定，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我以为，这样做至
少有三大好处：其一，参与走私，就能在越、柬边界地区长时间地自由往来；其二，参
与走私，就能够最大限度地隐蔽自己的真实身份；其三，参与走私，才能够逐步积累资
金，并最终完成党组织下达的“建立绝对安全的秘密运输通道”的艰巨任务。
需要说明，我在国内参加隐蔽工作时，培训我的个别领导曾经对我宣布过许多清规戒律
：“不许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不许参与赌博”，“不许……”“走私就是犯法，
如果走私被捕，一则影响工作，二则损坏名誉。”
在国内接受培训时，我也觉得这规定很有道理，但当我身处越南、柬埔寨边境地区，当
我面对上级领导下达的“任务和指令”时，我才发觉，某些清规戒律未必“放之四海而
皆准”。于是，我开始按照自己过去经商的经验，在越、柬边界上，学着走起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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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0年初到1961年的夏天，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走遍了越、柬边界上的所有走私通
道，以便最终选择一条最为合适的“秘密运输通道”。与此同时，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
活动，也越来越成规模了，甚至可以用“有声有色”、“成绩斐然”来形容。
在开展上述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在经济与法治落后的国家，部分“缉私者”往往和
“走私者”存在着“共生”关系。当时的越、柬边界，控制十分严格，主要是吴庭艳政
权害怕柬埔寨亲中国的金边政府，会对他们“渗透”。可是，边境的控制越严，当地的
走私活动就可能越猖獗。
再者说，吴庭艳政权的边境工作人员，工资微薄，如果仅靠政府发的薪金，生活自然拮
据，为了改善生活，他们对于能够和他们平分走私利润的人，往往会网开一面，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换言之，如果走私者不愿和缉私者“共享胜利果实”，那么他们就会遭遇
严厉搜捕；但如果你心甘情愿地奉献走私所得的部分高额利润，成为缉私者的“衣食父
母”，那么他们就会庇护你、包庇你，甚至冒着风险帮你把私货“护送到”你所指定的
目的地。
一年半之后，“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我则成了越、柬边界上
众多“走私犯”中的佼佼者。我在边界的两侧，同时保持有“良好信誉”（缴纳足够的
利润给缉私者），以致我完成上级任务、“改邪归正”不再参与走私之后，许多我过去
结识的走私者仍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我这里，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我，请我代为销售。
千万别以为我会坐在金边或者西贡的家里，休闲地等着我所雇佣的走私者“帮”我把私
货偷偷运到目的地―――无论旱季还是雨季（注：越、柬两国，没有春夏秋冬之分，只
有旱季、雨季），我都会穿行在丛山密林之中，参与走私。
在那些不见天日的茂密丛林中，我走过迷宫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没的白茫茫的湖
面上，我在隐秘的水草丛中乘船潜行；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曾和我的伙伴携
带利刃，通过阴森可怕的地区―――因为那些地区据说有野兽，也有强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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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上长着又粗又厚茧子的“苦力”，都是我这个“老板”雇佣的走私分子，他们说，这
个“常老板”为了谋取厚利，真是不惜冒险、不惜吃苦！可是没人知道―――为了完成
任务，我必须踏遍每一条走私小路，以便最终确定哪一条路才是最为安全的，哪一条路
还可以作为“越、柬秘密通道”的备用之路。
放手赚钱化敌为友 我成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要求我“千方
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创建基业，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说，党组织认
为我在境外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据“创建基业”之要求，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
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
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从香港购买人参、高
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为了生意
上的需要，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
用品，报关进入。这样小批零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
资金。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
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不但
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使我在当
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
一名隐蔽战线的特工，竟然需要自己去筹措资金开展情报工作，这种做法在今天看来，
或许有点不可思议，但这却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情报工作的真实写照。在那些艰苦
的岁月里，据我知道，有不少被派遣出国的工作人员都能体谅国家的难处，除了努力筹
措在海外的工作经费，有的同志甚至自愿放弃国内的那一份工资。这种革命情操，在当
时的隐蔽战线，被视为“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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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深秋时节，我利用前往香港采购制药厂化验仪器的机会，再次返回国内，汇报工
作。由于当时国内的经济尚未从困难中复苏，我在香港采购了大量食品带回国内。我的
妻子这时刚刚生了第二个孩子，可惜，由于怀孕时营养不良，孩子并不那么健壮。尽管
如此，我带回的大量食品，除留一部分家用外，仍有一部分交给了组织，请组织代为分
配，以照顾机关内其他有病的同志和家属。
在听取了我的详细汇报后，上级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我提出：由于金边、西
贡两个地方的工作繁多，且我“创建基业”的商业活动也越做越大，因此希望组织上能
够批准我的妻子―――子辛，随我外派，助我一臂之力。
组织上批准了我的这一请求。1962年冬，子辛带着我们的儿子，抵达金边。
组织上为什么会选中我？
说来话长。1927年，我出生在金边，从小在金边长大，父亲是久居金边的华侨医生。10
岁那年，我在金边私立小学读四年级，“卢沟桥事件”的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中华民族
抗日情结，迅速蔓延到了金边的华侨聚居区。
小学的李校长非常爱国，他招募的许多老师都热衷于在课堂上向我们这些华侨小孩讲述
爱国情怀。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趁机占领了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日军占领
金边后，当地西药的输入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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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边缺乏西药，却使我父亲的中医诊所愈加忙碌起来，来看病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儒医
名望传播得更远了。
1943年冬，我初中毕业，不过，金边城里却没有华侨高中学校，当地的华侨子弟若想继
续深造，就需到越南南部的大城市―――西贡去，那里有好几所寄宿制的华侨高中。
1944年2月，我独自前往越南的西贡市读书。
六十年前，西贡就已是越南南部最大的经济、商业中心，这里有东南亚著名的深水港，
有闻名遐迩的“新山一”国际机场。因为越南、柬埔寨都曾是法国的殖民地，因此西贡
素有“小巴黎”之称。西贡的“堤岸区”，则聚集着数十万来自祖国各地的华侨。由于
城市发展迅速，西贡和堤岸在三十年代就已合并成统一的行政区域，简称“西堤联区”。
..
在西贡，我不仅读完了高中课程，还参与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外围活动，还和自己后来
的妻子―――子辛，开始恋爱。子辛的父亲，是西贡著名的华侨商人，他往返于越南、
柬埔寨的边境，从事边贸生意，家境颇为殷实。
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我返回金边教书。随着国共内战的爆发，金边的华侨渐渐分成了
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委员长；另一派则认为共产党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我
，一个20岁的华侨青年，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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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末，国民党驻金边的大使馆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拼命勾结柬政府，“压制”拥
护共产党的华侨。为了避人耳目，我干脆辞去了教员工作，像子辛父亲那样，开始学做
生意。没想到，在前辈和友人的帮助下，短短两三年时间，我就成了金边小有名气的“
布行经纪人”，挣到了一大笔钱。
1949年，我和子辛结婚。
1950年，我提出“放弃在金边的事业，回国工作”。我的母亲不同意，她老人家认为：
凭借我在商场上的优异表现，应该成为常家光宗耀祖的“希望之星”。幸好我父亲认为
：好男儿志在千里，既然我的两个哥哥都在柬埔寨生活，那么常家也该在自己的老家―
――中国广东留下一股血脉。在父亲的支持下，我实现了回国工作的夙愿，并在祖国的
怀抱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7年，越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一次重大变化。其背景如下：二战结束，越南人民在越
南共产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又进行了十年的抗法战争。1954年，越南人民取得“
奠边府”大捷后，法国殖民者不得不撤出越南。
1957年，联合国在日内瓦举行会议，决定以北纬17度线为界，将越南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分别交由两个不同的政府领导。越南北方，由胡志明主席领导；越南南方，则由美国
人扶持的吴庭艳领导。联合国同时规定：当年7月举行越南的全国大选，选举出统一的
越南中央政府。可惜，由于美国的插手，这次大选未能如期举行。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冲破美国的反华包围圈，决定派出情报
人员，深入西贡、金边两座城市，搜集情报。由于我前面交待的那些琐碎经历，组织上
决定调派我加入隐蔽战线，从事境外的情报搜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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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机应变化敌为友 我和国民党特工交“朋友”
在金边和西贡从事情报搜集的，除了我党派出的谍报人员外，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台湾
的特工。一天，我正在和做二手汽车生意的萧先生聊天，他突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
常先生，我看你一点也不像是中共派来的特务！”
听了这话，我吓了一跳，但表面上我还是若无其事地说：你大概是看特务小说看多了，
你怎么会把我和中共特务扯到一起呢？”
萧先生笑着说：“依我看，你当然不像什么特务，倒像是《西厢记》里的张生，很有点
风流倜傥呢。上次‘巴黎’西药房的女老板说起你，还说是没见过像你这样潇洒的汽车
销售经纪人，要我介绍你和她认识呢！可是，我虽然说你不像中共特务，但周先生一口
咬定，说你是中共派来的。他不但告诉我一个人，而且还把这件事告诉了许多人。”
周先生名叫周球，金边华侨，他的父亲也是金边很有名气的中医。周球曾和我同在金边
的学校读书。抗战期间，周球返回国内，参加过国民党在江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
后又加入了国民党的青年军，出征缅甸，接受过抗日战火的洗礼，在部队中一度官拜少
校。
小时候，我对周球很是崇拜，但抗战胜利之后，我和周球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开始分
道扬镳。1949年之后，周球去了台湾，娶了一位国民党官员的女儿，我则于1950年返回
国内，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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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1960年我刚刚返回金边时，就有朋友告诉我：“你要小心周球，听说他现在是国
民党某机关派到金边来的，知道你要返回金边，他对你很有看法呢！”现在，周球终于
公开了他对我的“看法”！
萧先生的这番议论，让我对自己的“表现”和“处境”更加警觉起来。既然我们同在金
边工作，那么，周球对我的“看法”，就是隐藏在我身上的癌细胞，就可能随时发展成
为致命的绝症。我必须想办法扭转被动局面！
周球喜欢阅读武侠小说，我们从武侠小说，说到了儿时在一起玩耍的情况，越聊越热乎。
周球又主动打听我们的校友刘标―――我的这位同学，也很倒霉，回国之后，多次被怀
疑为“特务”。更加倒霉的是，每次来了运动，他都会主动承认所有的莫须有罪名，结
果搞到最后，他似乎变成了全世界各个“敌对国家”的特务了。
我用幽默调侃的语言讲述了这些满怀热情、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同学的悲惨下场，
惟独没有“涉及”我自己返回金边的理由。不过，透过我在讲述时的语气和表情，周球
大概已经推论出：这家伙在国内，肯定也是四处碰壁，所以才不得已跑了出来。
经过两次谈话，当然不能打消周球对我的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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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做好防范，我首先在家养了一条机警的德国猎狗，只要有人靠近我的大门，这条猎
狗不会狂吠，却总是立即跑到大门旁边，等待“访客”进来。与此同时，我也在耐心等
待机会，准备和周球一起做一单生意。
我从侧面打听到，周球领取的台湾津贴，数额不少，但是，他的太太、儿女搬到金边之
后，他的生活支出，已经渐渐不够宽裕了。
恰在此时，有人卖给我一批法国进口的瓷砖，价格十分低廉。我全数吃进这批瓷砖后，
立即找到周球，请他设法找人，转手把这批货物高价卖出去。这是周球第一次做生意，
他四处寻找买家，果然把这批瓷砖卖出了一个好价钱，赚了一大笔。
我把利润的大部分给了周球，同时在金边的朋友圈子里，到处赞扬说周球的门路广，这
笔生意，多亏了他卖得价钱高，所以才能赚大钱。这些背后赞扬他的话，自然传进他的
耳朵，周球听了，怎么能够不感谢我呢！
经过两三年的交往，周球对我的怀疑慢慢消退。
1963年5月，西哈努克亲王下令搜捕国民党在柬埔寨的特工，并不从事暗杀行动的国民
党高级特工―――周球，也遇到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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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周球忽然敲开了我家房门。原来，柬埔寨的军警已经开始上门找他的麻烦了
，他语无伦次地告诉我：决定离开，但家中除了妻子，还有一儿三女，倘若一并撤离，
势必很难脱身，因此决定独自一人离开，可是他走了之后，又害怕柬埔寨的军警到他家
里搜查，趁机抢夺财物，因此他决定把自己的贵重物品和美钞现金，全部委托我来保管
，一旦他的妻子儿女缺钱了，再到我家分批领取。
我当即决定：帮助这位国民党特工保管财物，同时决定“好人做到底”，顺手给他写了
一封信函，以方便他在偷越边境时可以找我的一位朋友帮忙。
后来返回国内，我把自己做的这件事，如实向组织汇报了。上级两次肯定了我的做法，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从那件事之后，周球在西贡、金边的许多国民党朋友，也都慢慢成
了我的“朋友”。
..
组织要求设立电台 我和妻子学习无线电
长话短说，我在金边、西贡、越柬边界上的工作，一切正常。我的生意越做越大，积累
的资金越来越多，组织上交待的所有任务，我都能按时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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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和子辛再次经香港返回国内，汇报工作并分析南越战争的未来走势。没想到
，组织上突然通知我们：根据我们夫妻工作表现，决定交给我们一项全新的任务：由我
们担任电台的报务员，并在南越筹备建立我党的秘密电台。
读者肯定清楚：身在敌占区的谍报人员，即使偶然暴露身份或者被发现，只要没有确凿
的证据，都可以坚决不认自己的身份，但是，如果你随身携带了无线电台，那么一旦被
人发现，你的身份也就立即被确认了。因此我知道，携带电台出境，无疑是一件万分危
险的新任务。
为了学习无线电台的操作，我和子辛在北京开始了新的学习。上级派来了两位工程师，
耐心地向我们传授无线电收发报和密电码翻译。
在敌占区工作，电视机、收音机坏了，可以拿到专门的修理部去修理，但是，我们随身
携带的无线电如果坏了，如果发生故障，那就必须自己动手修理，因此，我们的学习是
紧张和无所不包的。电台必须拆开来重新组装，每一个零件的备用件是什么，用什么零
件可以替代更换，判断乃至寻找机器的故障在哪里等等，统统都要学。
三个多月之后，我和妻子结束了紧张的学习，返回羊城。我的女儿小春梅看到爸爸妈妈
同时回来了，非常兴奋，那时候，孩子们最喜欢唱的歌之中有《红梅赞》。我和女儿谈
起了这首歌，我问女儿：“你懂不懂这首歌的含义呢？”孩子居然告诉我：“我懂，幼
儿园的阿姨说了，你们的爸爸妈妈虽然都是‘外面的’，但他们都是天下最勇敢的人，
和《红梅赞》里的江姐是一样的！”
原来，孩子是在机关的幼儿园里生活，阿姨们居然透露了这样重要的“情报”。好在阿
姨又嘱咐了孩子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外工作的事，对任何人都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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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的工作和生活。我被历史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充满危机也充满着自豪感的岗位之
上。这是一个没有勋章，没有鲜花，没有名禄，也没有丰厚回报的危险岗位。失败，等
于死亡；凯旋，也不会有人为你举行欢迎仪式。你注定默默贡献，而且无论你的贡献有
多大，我们的新闻报道和历史课本中也不会记载你的名字和你的功绩。即使你的一生已
经结束，也只有极少数和你直接联系的上级领导，才知道你为党、为祖国做出了多么巨
大的贡献。即便如此，随着时间流逝，你的一切贡献都会在材料归档之后，湮没在历史
的长河之中。
是的，当你投身于隐蔽战线的时候，你一生的命运就已经决定：你将终生默默无闻！
重返金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无线电台收藏好。第一，电台的收藏，必须绝对
安全；第二，电台的取出（工作），必须十分方便。第三，万一发生重大变故，还必须
能够迅速销毁电台。为此，我请朋友帮我制作了一个特殊的狗笼，里面有一个暗格，可
以存放小巧的无线电收发报机。
与此同时，只要我开始收发电报，就会在电台旁边放上一桶汽油，并在身边不远处，准
备好一个打火机。一旦情况突变，我必须和这部电台同生同死。
不论在金边还是在西贡，不论是雨季还是旱季，印度支那的天气都是闷热的，气温常常
会达到30多摄氏度。需要发报的时候，我就让妻子把我反锁在房间内，在密不透风的房
间内，汗流浃背地开始工作……
南越有战火金边又政变 我的工作环境愈加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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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8、1969年开始，美军在南越的军事局面越来越糟糕。越共游击队在社会主义阵营
的支持下，越来越强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策划了“金边政变”。
1970年1月7日，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毫无戒备地带着自己的亲信，前往法国看
病休养，3月份，柬埔寨的军人朗诺，发动了亲美军事政变。3月18日，朗诺的军队占领
了议会，宣布“罢黜西哈努克亲王”。3月29日，红色高棉的乔森潘等人，宣布拥护西
哈努克，反对朗诺。整个柬埔寨，顿时陷入内战。
美国人支持的朗诺政权，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又宣布驱赶居住在柬埔寨境内的
50万越南侨民，同时，为了追捕越共游击队，朗诺的军队还跨越边境，侵占了南越境内
的几座小城镇。此时的南越政权，是靠美国人“输血的”阮文绍政权，可是，阮却在美
国人的支持下，开始反击同样亲美的朗诺。
在这纷乱的局势下，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对局势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提出：转让他的运
输汽车队。而这时的我，根据组织指示，早已开始经营汽车运输，并已拥有了十多辆卡
车。看到机会不错，我决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车队，以便壮大自己的运输能力。
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汽车运输当然是十分冒险的事，不过，战争的爆发也给汽车运输
业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因为运输价格可以涨得很高―――而且，我必须坚持完成组织交
给的任务―――在越柬边界，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
为了完成任务，我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因为倘若没有军人和军车的
护送，在那样的形势下，汽车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出车之前，我都会打印货物清
单、汽车编号，然后交给金边军界的朋友，把属于我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然后在军车
、军人的保护下，穿行于战火纷飞的越柬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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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际红十字会在金边设立办事处的时候，我又立即和柬埔寨军队的后勤司令部取得联
系，让他们把我―――活跃于边境线上的汽车运输商人―――介绍给国际红十字会。于
是，我的部分车辆开始悬挂红十字标志，往来穿梭。到1971年，我的那位朋友，干脆把
他的车队全部“卖给”了我，这使我的车队规模更加扩大。同时，当地许多独立经营的
小车主，也非常乐意依附在我的周围，一起经营。
一个国家爆发内战，最倒霉的当然是该国的老百姓。由于红色高棉的部队打着拥护西哈
努克亲王的旗帜，因此，1975年之前的红色高棉武装力量，得到了柬埔寨人民的广泛支
持，随着战局发展，朗诺的军队只能固守在金边等几座大城市内。中国有句古话：“宁
为太平犬，莫为乱世民。”随着朗诺军队的败退，撤入金边的所谓政府军，开始抢夺城
内居民的财物，并随时射杀自己的同胞。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深刻体会“乱世民”的
苦难。
红色高棉杀入金边 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
了金边市区，朗诺的军队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
整个金边的约200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离这座城市―――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
红色高棉在广播中给出的理由，一条是为了防止美国空军的轰炸；另一条则是为了改造
“好逸恶劳的城市居民”。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于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
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因此组织上给我的指示只有短短十个字：“身份应保密，货物
保存好”。这里的“货物”，就是我随身携带的秘密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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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和
那部微型电台，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
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棉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
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
，他突然被绑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
业的二流子，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
块块夹了下来……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红色高棉一拿下政权，就急不可耐地着手把柬埔寨变成一个农业社会，然后推行合作社
制度。他们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
食堂集体就餐。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禁止人们从事
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把知识视为罪恶，知识越多越反动，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干
脆不设正规学校，学校改成监狱。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
方文化传播。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
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等，统统驱逐到农村，在文盲农民的监督和管
制下，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还不让他们吃饱，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
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
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
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此后的贫困生活中。
撤出金边后，我的无线电台完全失去了作用（贫困山区根本没电，我带的干电池也迅速
耗尽），我和祖国、和组织的联系，也全部中断。
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
的山区，我还染上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
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
大使（朗诺政权时代，我国没有派驻柬埔寨的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
。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
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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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
一人的金边，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孙浩。孙大使见到我的第
一句话就是：“你受苦了，你的领导让我代表他们慰问你！”
随后，孙大使通知我：根据我的上级的交待，我必须尽快把电台交给使馆，然后迅速回
国休养。孙大使客气地问：“你是否愿意把电台交给我？”我立即回答：“您是祖国派
来的大使，祖国相信您，我的上级领导相信您，我当然也相信您！”
孙大使又问我：你有什么困难，需要我帮助你做什么？我想了想，坦率说：我们全家，
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弟弟以及我弟弟的家人，都希望藉此机会返回国内，因为如果留在
柬埔寨，他们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另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衣物，如果返回国内，此
时正好是冬季，我们需要部分衣物，可否麻烦组织随飞机给我们送来部分御寒衣物，否
则，我们这样的体质，恐怕无法抵御北方的寒冷……
孙大使立即嘱咐使馆向北京发报，转达我的请求。第二天，我把伴随自己走遍了半个柬
埔寨的电台，完好地交给了大使。同时又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又拼死拼活保存的“工
作经费”：一条20多两重的黄金腰带、部分首饰以及撤离金边时从家里带出的美钞，交
给了孙浩大使。
孙浩同志惊讶地问：“这是你的私人财产么？”我回答：“不，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也
是一名党的情报人员，我没有私人财产！”大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那好，我替
你一并交给你们的领导。”孙浩同志也告诉我：组织已经回电，同意我家十人全部返回
北京，御寒衣物，正在准备，会随机运抵。同时我还听说，到目前为止，大使本人也不
能走出空城金边，因为红色高棉禁止大使先生深入柬埔寨了解情况。
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波音707的机舱内，只有我们全
家和另外十多名大约是援助柬埔寨的中国专家。飞抵北京上空后，我们穿上了组织随机
送来的棉衣。走下飞机，我的领导―――“王头”以及其他同事，早已和部机关的专车
，一同等候在飞机的舷梯旁了，“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
就好！” |
c********g
发帖数: 15629 | |
c********g
发帖数: 15629 | 3 红色高棉为何造成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
http://bbs.tiexue.net/post_6783209_1.html
在柬埔寨的华人同样遭遇了近乎灭种之灾。1975年红色高棉上台之初在柬华人大约有60
万，然而，在经过红色高棉的短暂统治后，人口只剩下20万到30万。此前，高棉民族从
未有反华思想情绪及发生反华暴力事件，种族矛盾的无法解析华人的锐减。可以说，红
色高棉的执政，以及随后结束其统治的越南军队的大举入侵，直接造成或促成了柬埔寨
华侨的大量死亡与逃离。
那时许多华人在柬埔寨经商，许多华人就是因“资产阶级”的身份被屠杀——红色高棉
认为“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血的”。当时还有一个特殊的群体
，那就是红色高棉的华人干部。红色高棉与朗诺政权激战之初，许多华侨干部去“解放
区”参加柬埔寨革命，一千多侨干和男女青年慷慨激昂奔向“解放区”，加入柬人民抗
美斗争，实际上柬共并不欢迎这些华侨干部，到了1976年，这些华侨干部被屠杀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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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危在旦夕，柬埔寨华侨曾经寻求解救。然而，直至波尔布特政权瓦解，他们没有得
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当时，华侨所能接触到就是援柬专家，但都毫无例外地令他们失望
了。1975年4月底，当被驱往农村的华侨在中援三合板厂时见到专家并向他们诉苦。结
果，“专家们抬了一块写着‘华侨都是坏东西’的大木板来回敬”。马德望省某县曾有
专家去过。“当他们在吃午餐时，把吃剩的鱼骨碎物丢在地上，被路过的一两位华侨看
到，忍不住蹲下拾上来吃时，专家恶狠狠地对他说：“哼，这就是资本家的下场!”而
另一边厢，我们看到的是“和蔼可亲的波尔布特同志时而在大寨参观，和郭凤莲女士亲
切交谈，时而在下榻的宾馆庭院里和工人们一起弄花剪草，时而被这一位或者那一位高
层人士亲切接见，一派莺歌燕舞。 |
u**c
发帖数: 17972 | 4 当年为中共做间谍可以说是为了一个信仰。今天还为中共做间谍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
保护官二代富二代们在海外的利益？还是为了一点钱而甘愿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在美
国做共产党的间谍，良心上都说不过去。共产党的政治朋友大都是对海外华人最凶恶的
，共产党的政治敌人基本对海外华人比较友善。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 http://bbs.tiexue.net/post_6849649_1.html
: 高棉共和国及红色高棉，1950年成立时为印度支那共产党的分支名为柬埔寨共产党，
: 1970年后改名为柬埔寨民主党。
: [ 转自铁血社区 http://bbs.tiexue.net/ ]
: 核心提示：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有一天，不知道出了什么错，他突然被绑
: 了起来。气势汹汹的乡干部们，在全村群众大会上，宣布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
: 是新社会的蛀虫，几个干部轮流用一把工业用的铁钳，把他身上的肉，一块块夹了下来
: ……他满身鲜血泉涌，倒在地上，高声哭号。
: 黄时明简介：黄时明先生现年（2009年）81岁，出生于柬埔寨金边，原籍是广东普宁人
: 。书中主人翁常修文，写的实际就是其本人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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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
发帖数: 17972 | 5 贴这些照片需要指令么？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 关于红色高棉的一些老照片
: http://bbs.tiexue.net/post_5121046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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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发帖数: 139 | 6 红色高棉应该是毛棍们的最爱才是。波尔布特是毛最为赞赏的好学生。 |
T**********e
发帖数: 29576 | 7 ........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
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
份电报之中。
不知是中调部还是总参三部的，文革后期中调部被总参三部接管，不过看来特工组织没
受影响， 康老V5。 |
r**********g
发帖数: 22734 | 8 红色高棉倒是没有特别针对华人屠杀，反正所有人他们都屠杀，搞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不少华人跑了或者被后来的越猴杀了。红色高棉也算是奇葩。 |
u**c
发帖数: 17972 | 9 基本就是一群反人类的畜生。思想根源还在毛泽东那里。
【在 r**********g 的大作中提到】
: 红色高棉倒是没有特别针对华人屠杀，反正所有人他们都屠杀，搞死了四分之一的人口
: 。不少华人跑了或者被后来的越猴杀了。红色高棉也算是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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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
发帖数: 15629 | 10 红色高棉把苏联、红朝几十年所有的恶行浓缩到了一个小国家，在短短的几年内做了个
遍，真不明白这帮家伙怎么这么疯狂。
所以国内绝对不能让毛轮上台，当然，也不能让狗粮党带路党上台。
【在 D*********3 的大作中提到】
: 红色高棉应该是毛棍们的最爱才是。波尔布特是毛最为赞赏的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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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8
发帖数: 1349 | 11 这点没说的。现在的我党再不是东西，也强过毛共1万倍。
【在 c********g 的大作中提到】
: 红色高棉把苏联、红朝几十年所有的恶行浓缩到了一个小国家，在短短的几年内做了个
: 遍，真不明白这帮家伙怎么这么疯狂。
: 所以国内绝对不能让毛轮上台，当然，也不能让狗粮党带路党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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