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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13 | 1 按：这一组文章（共五篇）是11年七一前夕，尾大的乌鸦周刊给党妈做的专题，发出来
供参考。我觉得有很多干货，比较好的文章，还是比较客观的，爱看不看
凤凰周刊 2011年 第18期 封面故事：中共是如何炼成的
包括以下文章：
中共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
最强大的政治机器
中共的独特法宝
六十年来党与国
西来东升的太阳：中共的诞生与历练
一、中共意识形态的当代转型 作者：郑永年
意识形态历来被视为是所有共产主义政权最难以改革和转型的领域。但是，中国
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成功转型。这种转型为什么成功？转型的动力在哪里
？如何获得成功的？
在众多的因素中，全球化和物质利益是两个最重要的因素。
开放之后，中国领导人竭尽全力推进全球化进程。把中国融入全球体系看作是中
国成为强大民族国家的必经之路。显然，他们从毛泽东时代学到了太多的教训，把国家
孤立在国际共同体之外，只会导致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尽管上层领导人之间常常发生痛
苦的政治斗争，但是全球化过程却从来没有延缓下来。
面临全球化，中国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上都对自身进行了调整，表现出非
凡的灵活性。这与那种认为共产主义制度是僵硬的传统看法相比，完全不同。中国的案
例似乎显示，共产主义制度可以改革，可以通过为适应全球化进行的不断调整而实现自
身的转型。
但全球化的真正挑战是对中国共产党本身，而不是对国家政府而言。中国共产党
付出了极大努力试图容纳全球化，如变革其意识形态标准以及吸收企业主入党，但是党
如何让自己遵从法制，以实现国家的全面制度化，至今仍是一个根本性挑战。而且随着
全球化的深入，它所带来的挑战的清单也变得越来越长。
新全球主义心态从何而来
全球化，尤其是中国周边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内的经济体的全球化，给中
共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全球化不会自动地影响国家体系。国家体系如何变革，
还取决于领导人对全球化的感知和认知，也取决于他们对自身权力的考虑，即某种改革
措施会削弱还是增强执政党的权力。
从思想层面看，全球化可以理解为中国向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学习过
程。但学习不是全盘照抄，中国领导人是有选择地输入思想的过程。因此，在政治领导
人决定输入之前，首先他们必须愿意这样做，然后必须考虑他们如何来为自身和公众论
证这种输入的正当性。这种心态是动态的，它依据政治领导人的代际交替而变化。
首先，经济全球化往往造成经济的“去国家化”，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主权已经变
得没有意义。在日本学者大前研一看来，资本可以到达任何它们想去的地方，无论是出
于成本还是市场的原因；政府活动无论是税收还是调节，都将受到不愿“吓跑全球经济
”的限制，结果“在全球经济当中，传统的民族国家变成不合自然规律的，甚至是无法
忍受的交易单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共享一些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规则、标准。没
有它，国际经济与金融活动的协调就会非常困难，自私的民族国家可能会给其他国家带
来经济灾难。受此推动，一些具有轻度政治敏感事务的权力，已从民族国家转移至各种
各样的国际权威，既包括国家间机构，也包括私人的和商业的组织。
全球化也给民族国家对公民社会的控制制造了困难，正如经济全球化使国家权力
对私人经济活动的控制变得几乎不可能一样。权威主义国家常常对国内经济事务实行严
密的政治控制，并由此控制从事这些经济事务的人民。但是，全球化创造了超越国家控
制的经济部门。无疑，与这个部门相关联的人民也超越了国家的控制。而且全球化也创
造了国际非政府组织，它们不受民族国家的边界限制，并超越了民族国家的权力控制范
围。
但中国远非坐以待毙，它非常强有力地回应着全球化及其后果。
更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不同，中国领导人并不求助于民族主
义，动员公众感情来反对全球化。相反，民族主义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推动着领导
人接受和鼓励全球化。
中共是如何调和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这两个看似相互矛盾的“主义”？这个自清
末以来便有历史渊源，到孙中山提出通过“追随西方道路”来“复兴古代秩序”，便逐
渐成为现代中国改革派官员的主流情感。甚至毛泽东也认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努力
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时必须变成国际主义者。尽管他以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不妥协态
度闻名于世。实际上，《共产党宣言》是全球化最早最好的论述文本，它常常被中国官
方学者所引用，用来证明中国的全球化以及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正当性。
对中国人来说，民族主义和全球主义都可以作为建设一个能够抵抗西方的强大中
国的适时手段。同时在“全球化”之上加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特帽子，服务于
政权的民族主义目标。由此，中共得以强调，输入西方国家产品，不是在使国家西化，
而是在复兴。
政党意识形态何以激进变革
不过，在邓小平开创改革开放政策之前，中国共产党始终是没有放弃消灭资本主
义这个目标。这种转变是相当激进的，如何解释？
事实上，没有邓小平1992年南巡对资本主义正当性的证明，中共也不会以如此激
进的方式推动国家的全球化。
1989年后，政府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经济上的“出路”，以便指导民众激情从政
治利益转向经济利益。邓小平南巡开启了中国从在意识形态基础上建构社会秩序向以利
益为基础建构社会秩序的转变，从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变。经济“出路”的开放引
导民众认识到从政治利益（公共行动）转向经济利益（私人活动）更加有益。
这种经济“出路”的政治意义是促使领导人将资本主义去意识形态化，使之成为
经济发展的一种手段。这种策略导致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和社会政治稳定。
创造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有很多政治上的好处。
首先，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比建立在其他不是以利益为基础的因素（如各
种形式的激情）之上的社会秩序更容易治理，因为受利益导向的个人行为比受情感导向
的行为更可预见，从而更可治理。第二，在一个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中，个人行为
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是可预期的。当个人追求单一的物质利益时，他们的行为不会有剧烈
的变化。第三，经济发展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结合，可以使个人行为不断趋向
和平。孟德斯鸠断言：“无论何地，如果有商业，那里的人们行为方式就会是温和的。
这是个一般的规则。商业软化野蛮的行为方式，使其变得温和，如同我们每天所看到的
那样。”第四，经济发展能够软化政治权力的强制性使用，能够消除掌权者的专断和权
威主义的决策方式，使其尊重人民的基本经济自由权利。
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国领导人非常成功地组织起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
秩序，并从这样一种秩序中获益。
在改革以前，中国被看作一个依凭政治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这个社会依据
主要领导人对一个社会应该是什么的认知即意识形态而组织起来，并且通过如户口制度
、单位制度和其他大量群众组织等强有力的组织武器来实现。一个高度组织化、政治化
的社会，与计划经济一起，使党领导下的国家得以动员大量的社会团体进入政治舞台，
并由此在中国社会中创造出新的权力来源，以便完成深刻的社会工程任务，如土地改革
、集体化、工商业国有化。
然而随着时间的演进，党治国家的触及面被缩小了，它因着迷于意识形态，最终
在有效治理上变得越来越困难。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资本主义如何帮
助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提高了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而这些正是共产
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在为之奋斗的目标。于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开始把工
作重心转向经济，这成为改造国家的一种途径。不过，1980年代中共是在实际政策层面
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各种经济形式试验，但在意识形态层面，他们不愿把资本主义经济
合法化。
为什么1990年代邓小平要如此艰苦地说服领导集体接受自己在过去几十年来强烈
反对的资本主义经济？这涉及两个重要而敏感的问题。第一，政权的政治利益在邓小平
南巡之后得到重建，重建的需要首先为邓小平本人所察觉，随后被新的领导集体所接受
。第二，政治利益的重建为资本主义成为一种改造社会的方式创造了意识形态合理性。
换句话说，邓小平相信当有可能利用资本主义来增强政治合法性，同时避免资本主义经
济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邓小平以其整个政治生涯中的务实作风而闻名。毛泽东强调把
“道德”作为激励人民行为的方式，而邓小平似乎更赞成以“利益”来激励人民。
没有领导人有意识的追求，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会如此迅速地发展出
来。领导人所追求的并非仅仅是经济发展本身，还有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的有利的政治
结果。有意识地追求经济增长，促成了私人领域的兴起和扩展。第一，它为社会成员退
出公共领域提供了出路，没有这一私人出路，社会成员只能在高度政治化的公共领域争
斗。私人领域的扩张大大减弱了政治冲突的强度，从而减轻了党和政府的政治负担。第
二，私人领域的存在，使以下情形成为可能：如果社会成员不想参与政治，他们可以保
持一种非政治性。而在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里，政治上的冷漠社会成员要自担
风险，因为所有经济利益都是通过政治手段分配的。相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
仅容许人们不必过度关心政治，而且鼓励他们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经济活动上。换句话说
，政治冷漠的公民可以从市场上得到生活必需品。第三，由于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产生，中国的经济发展以更稳定和更可预期的步伐向前推进。
这种以利益为导向的社会，从根本上导致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幻灭
。
政治秩序不断扩容
融入全球体系，形成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产生了诸多未曾预料到的后果。
最严重的威胁是党面临新兴社会力量要成为政治秩序一部分的要求。上世纪90年代，社
会成员致力于发财致富，政治激情衰减，这段时期让党的政治压力变小，政权的合法性
增强。但也相应地使既有政治秩序没有足够压力去适应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但一
旦人们满足了经济激情或经济总是受挫，他们将为自己要求一个政治角色。一个具体现
象是，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主希望能够对决策有些影响，甚至参与决策，以改变“权钱
交易”、“每况愈下的公共秩序”和“乱收费”等。
这引起了中国左派的担心。在传统上，中共声称代表着五个主要团体的利益：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军队和干部。大多数党员都来自于这些团体。1997年党的十五
大之前，左派以“万言书”形式发动了一场重大的意识形态之争，警告来自新兴企业家
阶级的政治威胁。但国家不可能再回归到由意识形态建构起来的社会秩序。一旦市场经
济和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成为政权存活的手段，领导人再也无力扭转这个趋势。
面对左派的异议，1997年党的十五大还是进一步将私有部门合法化了，并且在
次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正式为私有财产权提供宪法保护。一旦私有财产权被合法化并给予
了宪法保护，那么下一个逻辑问题就是：私营企业主是否可以入党，是否可以与其他传
统的统治阶级如工人、农民一样享有政治权力？2001年，即党的十六大召开的前一年，
左派再次发动了一场斗争来反对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典型动作是原中共吉林省委副书
记林炎志在北京左派期刊《真理的追求》上发表一篇长文。强调“私有制经济不能超过
公有制经济，这是底线，”并排斥资本家入党。
实际上，1989年8月21日江泽民《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曾表达了相同
的意思。但2000年2月，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新概念。2001年7月1日，在庆祝
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上，江泽民进一步宣布党将从非国有部门的工作人员，如外资企
业、合资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部门的专家中吸纳党员。江泽民指出，阶级构成的变化
已经在中国成为现实，只有从这些社会团体中吸收精英入党，才能进一步振兴党。
通过允许资本家入党，领导人试图扩大党的社会基础，确立或至少容纳一个以
利益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在2002年中共十六大上，党的领导集体修改了党章，确立“三
个代表”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
但如今，一种不断扩展着的利益社会形成了自身的动力，其结果超出了中国领导
人的预期。特别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不断破坏着现行政治秩序，给领导人制
造出政治改革的压力。
国家建构与中共之间的张力
全球化推动中国建立起一种治理结构，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合乎国际规则与标
准，但碰到的一个难点是党与法治的关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党和国家领导人强调
的是中国的国家改革，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自身改革。起初，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
的兴起在增强党治国家的合法性上是有利的。改革派领导人为减少实施激进经济改革政
策的政治阻力，容许甚至鼓励党政官员下海，投身于商业活动，由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私人领域变得比公共领域更有利可图，这个目的达到了，但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
价。第一，很多人才，特别是那些大力推动市场改革的人才，离开国有部门而投身私人
领域，削弱了领导人队伍。第二，这些人下海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使用公共权力来追求私
人经济利益的机会。当公共权力被用于追求经济利益的时候，腐败就变得不可避免，且
越来越严峻。
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兴起也导致了意识形态不可避免的衰落。在以利益为
基础的社会秩序中，官方意识形态越来越不能发挥管制党政官员日常生活的主要作用，
更不用说对社会成员了。官方意识形态从进攻性姿态转向防御性姿态，也即从作为控制
党政干部、指导决策的手段，转变为给党和政府的政策提供正当性证明的手段。
随着意识形态首要性的消蚀，许多党政干部开始形成各种各样的思想，包括物质
主义、旧左派和新左派、西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甚至宗教信仰。更严重的是党员干部
的腐败。以往党政干部的政治忠诚是衡量他们政治业绩的最重要标准，现在金钱已经替
代了政治忠诚。
当邓小平向人民提供谋取利益的机会时，他不会期望出现对资本主义和货币的过
度的、了无拘束的崇拜。当人们富起来时，却发现他们生活在道德的真空中。在精神上
，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要到哪里去。
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所有这些社会弊病必须得到救治，因为它们侵蚀了党和政
府的合法性。结论是，中共应该成为政治稳定的最终保证者，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一切失
误的纠正者。但在调整党适应全球资本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面临着巨大的困
难。因为伴随全球化而普及的是法治认识。法治的核心是如何驯服国家。尽管领导人反
复强调法治，但在他们的心态中，法律仍然是一种统治工具。例如党内仍有一些人难以
理解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宪法监督。
于是，中共一方面拒绝进口一些现代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政治产品，如民主和法治
，另一方面反讽性地回归中国传统，即儒家、法家的大传统和共产主义的小传统，党的
领导人试图从中找到困扰着党的那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以此维持党对权力的掌控。近年
来，提倡回归美德和道德价值，已经成为领导人复兴党的最重要方法。包括江泽民执政
后期，渐渐把重心从法治转向德治。也是从2000年起至今，中共掀起了大规模干部教育
培训。不言而喻，对党而言，为了证明中国共产党执掌权力的合法性，最便捷的方式就
是求助于传统价值。
如今，党的权力仍然位居于社会之上。当共产党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时，因缺乏党的转型，中国国家成为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国家变得困难起来。但是随
着社会力量的兴起，党也必须调整自身的权力结构，从而逐渐适应社会现实。它的选择
空间有限。
更为严峻的是，当执政党意识形态逐渐消失，作为最基本的国家制度的法制还
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中国社会已经开始再“意识形态化”。
在一个利益导向的社会里，中国步入了一个人们所说的物质主义时代。随着经
济空间的大扩张，各个社会群体纷纷在物质世界领域里追求和满足自身的需求。因为各
个社会群体不可能在经济扩张过程中取得同样多的利益，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断出现各种
社会矛盾。不过，人们忙于追求物质利益，并且也的确多少能够追求到物质利益，很多
社会矛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被忽略过去。
但如今，人们试图用不同的概念来形容中国社会，例如“分化”、“断裂”、
“信任危机”、“管制”、“暴力”等。不管对中国社会做怎样的评介，越来越多的人
发现，在二十多年的经济扩张之后，这个社会原来不是自己想要的社会。当不同社会群
体发现自身在这个社会生活得不舒适甚至不安全的时候，就自然出现了各种“反现状”
的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很容易理解，对每一社会群体来说，所谓的理想主义
就是要改变目前的社会形态，使得其能够符合自己的生存和发展。
从各国发展的经验看，理想主义钟摆的摇动是必然的。任何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
，在公共领域活动久了，就想回到私人领域；在私人领域活动久了，就想回到公共领域
。同样，当他们的物质利益满足了之后，就会回到理想主义；当他们的理想主义演变成
了空想之后，他们又会回到物质主义。
不过，中国的理想主义摇摆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尽管有些人继续追求单纯的理
想主义，但也有人已经有了更加确实和现实的理想。今天的中国，尽管有人认同毛泽东
思想中的一些价值，但很少有人真正想回到毛泽东时代的各种空想主义主导下的抽象的
社会正义和公平；尽管有人仍然崇拜西方民主与自由，但很少有人相信中国真的能够成
为西方那样的国家。理想主义的这种转变有利于中国的转型。在把抽象转化为具体，把
意识形态转化为有形事物的时候，人们就会更多地从工具和操作层面来追求他们所认同
的理想的价值。这一趋势，在中产阶级和草根阶层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人们也可以相
信，随着这种现实理想主义的回归，中国社会也会有长足的进步。
但归根结底的问题是，执政党如何容纳已经是高度复杂的社会，无论是物质利
益上还是意识形态上。如果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化不可避免，那么越来越显示法治
社会的重要性，因为只有法治才能包容社会的复杂性。而法治建设也正是中国政治发展
的真实难题。
二、最强大的政治机器 作者：周宇
在中共建立政权之前，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前现代国家，它并不仅仅表现为科技、
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全方位落后，更表现为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手段和能力上的落后。它
虽然引进了西方的制度和法律体系、自由民主的观念，但就国家层面而言，与完成现代
化的西方国家相比，其最大而最根本的差距在于国家能力的不足——现代国家须具有对
社会资源强有力的整合能力、财政税收能力、，政策制定和执行能力、公正提供和强制
保障能力，进而具有提供秩序、安全、法律和产权的能力，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坚实
基础。
中共建立政权后，在国家的制度建设上，走上了一条与大多数国家截然不同的道
路，但在最近的30年中，经济和社会发展这两项国家任务的实现上，却取得了令绝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艳羡的成就。可以说，中共建政后，其国家能力的淬炼明显优于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其核心秘密和力量源泉，正是来自中共自身特殊的组织建设和运转方式。
从规模上，中共是世界最大的政党；从组织上，中共是设计最严密复杂的政党；
从运行方式上，中共是最具特殊效能的政党；从与政府关系的构建上，中共是最具垄断
与排他性的政党；从与社会的结合上，是最具严密联系的政党。中共的如上特性，使其
建立的政权天然具有强大的国家能力，使之在完成和实现其国家任务时，具有无与伦比
的社会动员能力与资源整合能力。
作为一个今天拥有7800万成员的政党，中共在组织上的奇迹并不仅仅是世界上规
模最大，而是其非比寻常的严密体系。掌管如此庞大的党，如此庞大的国家，中共这台
世界上最庞大的政治机器，由中央到地方能做到如臂使指，无论如何是人类有史以来最
壮丽的组织学的奇迹。
从列宁开始的政党分野
政党是近现代政治演进的产物，是以夺取、保有或参与国家政权为目的政治性组织
。因为历史环境、国情和政治制度的不同，各国的政党在组织形态上千差万别。
photo-media
按照共产党的划分标准，可分为资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政党。这两大类政党在
组织方式、运行方式、在本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以及经费筹集方式有着极大的不同。
通常，西方国家以及制度上模仿西方的国家，如果政府存在定期选举，政党作为
竞选型政党，其最重要的政治生活和组织，主要围绕着定期召开的选举：选举前宣传造
势、筹款，选举后的政治“分赃”。
在意识形态和纲领上，这类政党通常只有为了竞选而生的竞选纲领而无政纲或严
密的党章，有些政党虽有政纲或党章，但因组织上缺少自上而下贯彻上级的意志的构架
和手段，故其缺少约束力而较多灵活性。
在组织方式上，这些政党可视为价值取向接近者为参与和影响国家政治的松散聚
合。党员多无严格登记，亦无严格的党内纪律，合则来、不合则去，甚至是只要自己宣
布是某党党员即可成为其中一员。而党的组织建设则与各行政层级形成一—对应关系，
譬如全国、省或州、市或镇。除少数依托工会或特定人群的政党，党组织的存在形式多
为完全围绕着选举展开的选举执行委员会、筹款委员会之类。
在党的政治生活上，这些政党基本是按照竞选时间形成定期的代表大会，按照由
基层到全国的方式，或直接选举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党的领导人或竞选人。也有些政
党在获取政权时，其党主席由本党在任的最高行政长官(总统或首相)指定。
在经费来源上，资产阶级政党通常采取经费自筹的方式，如何筹款如何运用款项
，多有严格的法律规定，必须接受社会监督。有些共产党会接受友党的支持，如法共在
苏联解体前每年接受苏共17呖美元的援助。某种程度上，典型的竞选型政党，筹款能力
的多寡是谁代表本党参加竞选以及是否能够赢得大选的重要指针。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资产阶级政党只是一般的社团法人，并无特殊地位。夺得政权后，
按照“分赃制”，可直接委任或推荐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而充任实际事务性工作和
具体执行的职业文官集团以及军队和司法系统则中立于政党。
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出现的政党，马克思虽然为共产党人指明了其历史使
命，却未能提供一套共产党组织建设的方向。这个工作，是由亲手缔造了布尔什维克的
列宁完成的。
他用严密的组织、民主集中制、钢铁的纪律等一系列崭新的手段将马克思主义的
信徒武装起来，不但人党、退党有严格的程序，而且对任何党员均有严格和强制性纪律
，使之变成一个具有强大内部凝聚力、执行力和统一意志的、能够完成以暴力革命为手
段夺取政权的力量。
典型的共产党由于几乎都是在地下秘密斗争与合法公开斗争交织的特殊环境下成
长起来，多经历过严酷的战争，不但在组织建设和对内部的纪律约束上迥异于资产阶级
政党，亦由于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由专政方式实现社会改造，而所谓的专政，即一切国
家机器的全面掌控，对全社会的元化领导。
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上的非凡优越性仅从其夺取政权过程即可见一斑：虽然在尔
什维克在当时并非常俄国最有社会影响力号召力的政党，但无论是政党自身的战斗力凝
聚力、执行力，还是社会动员能力和资，调配能力，都远远超过其竞争对手。
列宁主义政党在组织学上的成就，其他政党所远远无法比拟的。
通常，只有按照列宁主义的组织删建立起来的共产主义政党才会被认可为正的共
产党。但环境和时代的不同，有些终放弃暴力夺取政权、走议会道路的共主义政党也被
认可为真正的共产党，最典的是法共和日共。
由于各自的历史发展环境不同，虽然日为列宁主义政党，甚至哪怕有严格的师承
系和曾经的领导关系，不同的共产党在织建设和纪律建设上也有不小的区别。
中共相较于其他共产党，其由诞生夺取政权过程，经历的苦难和障碍最多，程也
最为艰难曲折，而这也部分促成一个结果：在漫长的斗争历程中，中共在组织，设、内
部纪律和控制手段上，比苏共更为完备，其运行也比苏共更具神秘化色彩。
臂如，与中共相比，苏共是通过城市动很快掌握全国政权，其基层政权的建设很
晚才真正渗透到乡村，建立全国政权后其在党与政府的关系上、党组织与企业营管理上
，很早就有相对的分离。在党的层组织建设上，远不如中共的细致完备，渗透力明显要
弱。
在组织建设上，苏联共产党，南斯拉夫共产党并无各级党委，党委机关的党员，
无论其在党内地位如何，其组织关系属于其户籍或工作所在地的地方基层党委，而不似
中共有极为严格的层级建构。
此外，在党的层级设置上，向下，中共有苏共所无的更为细小的党小组，向上，
则在苏共已有的政治局上，又设置政治局党委一级。
中共把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发挥到了极致，部分解释了：为何在面临相同的国内
国际环境之时，中共能保持更为有效的政治稳定，在告别旧的意识形态时，有更为顺畅
的转型。
组织学的奇迹
从1920年代，中共在党外就在努力发展组织，先后出现党团、党组等组织。此后
党团被党组替代。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团体、各种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成立党组，
并成为领导核心。
1925年的中共四大，即将原党章中“有五人以上可组织一小组”的条文修改为，
不论是企业、机关、街道、军队和各种组织，“凡是有正式党员三人以上的，都应当成
立党的基层组织。”而任何党员，按照党章规定，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
个支部、小组或其特定的组织。”
今天，中共的组织系统分为三级：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中央组织包
括全国党代会及其产生的中央委员会及专门负责内部监督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而在
中央委员会之上，又常设了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中央书
记处、中央军事委员会。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以及各地、市等地方的党代会、委员会及其相关机构是中
共的地方组织。遍布全国的企业、学校、军队等所有基层单位的基层委员会、总支部委
员会、支部委员会则统称中共的基层组织。
党员超过100人的基层单位可设立基层委员会，下面可设若干总支部或支部。有党员5队
以上的基层单位，可建立总支部，总支部下可分设若干党支部。
党支部是中共组织体系最基层组织。但比党支部更细小的，还有党小组——即使
不够3名党员，只要有1名党员、两名预备党员，就可成立党小组。
党小组虽算不上中共的—级组织，却是对中共党员更细致的组织划370党政机关以
科室、学校和科研院所以教研室、研究室和班级为单位，军队以排或班为单位，社区和
城镇和街道以居民小组、楼栋为单位，农村以村民组或按照行业、居住情况，企业以车
间、工段或班组来划分和建立党小组。
党小组每年向党支部全面汇报一次工作：党员每年向党支部详细汇报—次思想、
工作和学习情况。按规定，其运作中的“三会一课”制度(党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
员会、党小组会、党课)、党日活动制度、党内汇报制度等，与其他级别的党组织并无
差别。
党的触角从中央—直扎根到村—级。截至2008年底，60．6万个建制村中，60．5
万个建制村建立了党组织。
党的组织还渗透到全国几乎所有的单位和组织。
在军队，中共从1927年“三湾改编”开始至今，始终保持绝对领导。如今，团(
和相当于团的部队单位，下同)以上部队设立党委会，营设立基层委员会，连设立党支
部。这些党组织就是该级别单位的领导核心。
党在军队的绝对一元化领导，还体现为除共青团之外的其他任何党派、政治团体
、政治组织不得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和发展成员。军队中未经党组织批准，也不允许建立
任何小团体、小组织。而其他组织、团体、党派的成员如果要参军，则必须和原组织脱
离关系。
执政60多年之后，党在组织建设上仍在不断努力扩大覆盖面。
在“三个代表”提出后的2004年，中组部下文要求改善党员队伍的结构和分布，
注意青年、妇女、少数民族、高知识群体和各类人才等群体中发展党员，以及在中共力
量比较薄弱的地方发展党员。
此外，该文还要求把吸收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合资企业合伙人、公司制企业个
人控股股东和其他类型企业的主要个人出资／肿的先进分子入党纳入经常陛发展党员工
作。
截至2008年底，全国所有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有3名以上党员)的企业中的99．6
％、事业单位中的97．5％建立于党组织，高校则全部建立党组织。
尽管随着社会转型，体制外人口越来越多，但党的组织建设亦在与时俱进：即使
是民办高校，凡有3人以上党员的，也都要求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而流动人口、新兴社
会组织等亦未成为发展党组织的盲点。党内相关资料提出，“不断扩大党在城市工作的
覆盖面。支部建在楼上。不断加大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组织的工作力度
，加强对离退休人员、下岗失业人员、流动人员中的党员教育管理。”
不能不说，中共的组织建设是一个组织学上的奇迹。
不可动摇的执政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开宗明义地明确了中共的领导地位。《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
选编》记载，1990年代，江泽民和党中央多次强调，“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党的执政地
位，是通过党对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来实现的。如果放弃了这种领导，就谈不上执政地
位。”
中共执政地位的直观体现，首先体现为党政关系上，每一级党委都对应着一级行
政单位，党委负责对同级权力机构的工作指导：其次体现为任何一级权力机构内部，都
层层发展和设置相应的党组，其内部最重要的人事权始终掌握在党组织手中。
具体说来，党的一元化领导地位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主要体现为党委制、党组制
、党管干部制、归口管理制、党委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以及有关案件的党内审批制度等。
1942年中共中央提出的“一元化领导”原则的核心是，在党、政、军、群各组织中
，以党的中央局和地方党委为最高领导机关。它们做出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军队的军
政委员会及政府、民众团体的党员均须无条件执行。“—元化领导”对中共赢得战争，
夺取政权起到了巨大做用。
但新中国诞生之初，新政权虽建立起了全新的整套政府机构，出于按照建国《共司
纲领》中与各民主党派分享权力的考虑，并未一开始就实施“一元化”的绝对领导。但
随着在各权力机构党组建设的完成以及历次运动的洗刷冲击，战争年代党的“一元化”
领导体制逐步被带人新政权的党政关系中。
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党委
会的决定》和《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上述两个决定就
像“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一样，确立了党对政府的绝对主导权。
党组的任务是“讨论和决定本单位的重大问题”，尤其是人事任免。凡党中央有关
政府工作的决定，必须保证执行，不得违反。
而“归口管理制”则令党逐步建立了一整套与政府职能部门对应的政务系统，一一
对应地进行党对政权的控制。这使得中国的各种政府职能的实现都由两套行政系统来互
相牵制、配合来完成。
1953年，中共中央将政府系统划分为工交口、财贸口、文教口、政法口等不同的
口，由同级党委的常委(后来是分管书记)分口负责。此后又在各级党委下设立财政贸易
工业部、计划工业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各工作部与政府行政机关的业务部门相对应
，但此时以管理班干部为主，不直接管理行政事务。
设立与政府机构对应的党的机构，被认为是参照了苏联模式。“大跃进”则以政治
运动的方式，摧毁了之前政府系统残存的自主权，刑盯更深一步的“党进政退”。
至此，建国之初的党政基本分开的格局彻底结束。党一方面直接处理政府系统的
各种具体业务，—方面通过党中央的各个小组、党委、党组具体操控政府系统，形成了
“双保险式”的渗透。政府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党的执行机构。
文革结束后，“党政分开”曾经是中共的改革口号之一。但归口管理、党委(党组
)领导、中央领导小组、中央委员会等党对政府的领导方式并未弱化。党依然牢牢控制
政府的—举—动。许多系统和地方甚至实行“党政治一肩挑”，行政首长直接由党委书
记己兼任。
政府之外，作为立法机关的人大，各级人大常委会均设立党组，每级党组均受上级
党委领导。因此，人大实际上是在上级党委的领导下工作，并接受其指令。全国人大常
委会党组书记己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政协系统，同样由系统内的党组控制。
各地方则在不断推广党委书记兼人大主任模式。在省、市、自治区级，除政治局
委员兼任党的书记的地方以外，几乎全部实行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
党对全国人大的立法功能本身也作了限定，全国人大党委会、党组在其中起到了
明显的作用。1991年党中央《关于加强对国家立法工作领导的若干意见》被称为是“党
的历史上第一份确定党中央立法介入的范围和程序的文件”。《意见》规定，党中央对
立法过程介入包括：宪法的修改、某些重大政治方面和特别重大的经济、行政方面的法
律草案，在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前，都须经过党中央政治局(或党委)与中央全会的审议：
政治方面的法律，起草前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将立法思想和原则呈报党中央审批：政治
方面的法律和重大经济、行政方面的法律，在提交全国人大或常委会审议前，由全国人
大常委会党组呈报党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审批：中央对法律起草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凡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起草的法律，一律由全国人大党委会党组报中央审批，其他部门
起草的法律草案需报全国人大审议的，也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统一报中央审批。
党的政策与立法的界限变得模糊。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可向党中央提出“意见”
、“报告’，党中央再予以“转批”、“转发”，完成人大立法与党内文件之间的互相
转换。
钢铁般的纪律
列宁主义政党明显别于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拥有—套严密而有效的执
行党内纪律的系统和手段。1917年，列宁下令捷尔任斯基组建克格勃的前身“契卡”，
承担肃清党的敌人和党内异己分子的重任，它拥有自行审查判断并决定用何种手段惩罚
的权力，1923年，党通过了党员有义务向“契卡”检举党内小宗派势力的决议。以制度
化的暴力手段维系党的纪律、保障党的团结和贯彻党中央的意志，就此基本成型。
在战争年代，党内最需要警惕的是特务、间谍和异己分子，所以由类似锄奸科、政
治保卫局一类的组织主要承担这项任氛相对而言，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显
著，到了政权建立进入和平时代，党纪监督约束和惩治的对象，就渐次由敌我矛盾转向
党内矛盾和腐败问题。
与此相应，建国后的1955年明，中共建立中央监察委员会，代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
会，各级党委均照此设置在党委领导下的同级机构。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纪律检查委
员会往往作为路线斗争中的肃整工具，调查和惩治贪污腐败的功能并不显著。文革爆发
后，纪检机关被冲垮，中共九大正式取消纪律检查机关。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设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
维护党的章程和党内法规，党风建设，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查处党的组织
和党员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的案件等。
在组织建设上，只是规定根据工作需要，它可向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党的纪
律检查组或纪律检查员。随着中共明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腐败问题开始越来越成为一
个重要问题。中纪委的组织建设和管理手段也日趋严密，在中共的政治生活中占据的地
位日渐显著，它逐渐开始成为党对干部管控链条中最严密复杂的一环。
纪委和直属机关纪工委的设置—直延伸到各省、市、县各个级别。纪检系统由同级
党委领导，理论上地方层级纪委在查处下级党员干部时，当可保持其效能，但在实际操
作中，则因直属党委领导，复杂的人事关系使之在事实上难于起到真正的效用。尤其是
涉及到处级以上官员时，其效力极难发挥。
作为一种对形势的自动适应，中纪委开始在组织与手段上不断强化其反贪肃贪的效
能。
中纪委和监察部合署办公，是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体制。中纪委的
任务为主要查处副处级以上官员。在日常监督手段上，它采取在部委直接派驻不受被监
督对象党委领导的纪检组以及巡视员制度，对党员形成制约，并惩治党员官员的腐败。
由于各单位、地方的纪委都由本单位、地方的党委领导，因此，实际上无力监督
党委领导。而驻各部委等单位的监察局，时间长了就与所驻单位形成密切联系。为打破
这种利益纽带，中共使用异地任职、异地办案等措施来减少纪委和监督对象的利益纠结
。以2006年为例，省级党委换届中有15个省、市、自治区纪委书记来自中纪委或是调任
自其他纪委。
巡视制度从中共刚刚创立不久的1925年就已经开始。巡视员或特派员被派往各地
巡视下级党部工作。它是中央的“全权代表”，对中央负有“绝对的责任”。其职责包
括干部人事、业务指导、情报收集等。巡视员不允许两次巡视同—地区。
为因应新形势，1997年后，中纪委开始向全国各地和各部门派出巡视组。2001年
以来，根据中纪委五次全会精神，中纪委和中组部开始联合组建巡视组。组建了中纪委
、中组部巡视工作办公室和5个巡视组。巡视组实行组长负责制，直接对中纪委常委会
和中组部部务会负责。其工资和组织关系归属中纪委，与地方没有利益关系。巡视组要
定期向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和中纪委、中组部巡视工作办公室汇报工作。
如有重大政治运动，中央可向各地各部门派出巡视组，进行专项行动的巡视。
虽然“官员财产申报制”在近年似乎只见雷声不见雨点，但据悉，中央机关副处
级以上干部，多年前就开始被要求向党组织申报财产等详细个人隋况。尽管这些申报材
料并不对外公开，但被党组织牢牢掌握。在需要对某人进行审查的时候，可随时调阅。
除此之外，中共还有其他诸多信息搜集系统，用以将各系统、各地方的信息汇报
到中央。这也形成了对官员的监管。
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设机要交通局。这一机构在战争年代用以传递最重要的绝密信
息。如今，依然负责传递各部门、地方与中央之间重要信息。副省级以上官员，可以发
送“密折”，通过机要交通系统传递给中央首长。新华社驻各地记者站，也曾经担负向
上反映情况的职责。如今，各党的媒体等单位仍然有向上写内参的权力。
党的纪律要求除不违法乱纪外，另外一个重要内容是服从上级，与中央保持一致
。党先后确立了党管干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一系列管理干部的原则。这些原则的
核心就是党对党员的控制，尤其是对党员干部的严格控制。
其最重要的手段，是对人事的掌控。对干部的提拔，除了分级管理，还按照系统，
进行严格划分。
以某部为例，该部人事劳动司有权提名司局级干部。但局级干部要报到中组部，在
中组部来函肯定后才能宣布任命。这被称为“中组部备案”。
各省市的副部级干部由中组部考察任命，报中共中央办公厅备案。而中央国家机关
的省部级干部的提名，则由管理该口的一把手，酣是分管该口的政治局常委掌握。由他
提名后，中绢部才能履行相应的考核程序，再经政治局常委论，才能履行任命程序。
每个组织、级别仅能在本系统、本级别内提拔干部，都有自己的权力边界，绝不
能越级或是跨系统。某一干部如果未获本系统党组提名，即使是中组部，也无法提拔，
反过来，系统内领导虽然对人事有提名推荐权，但上报中组部的同时，无权向中组部做
任何“推进”工作。
无论在人事管理上还是党内监督上，“所有的系统设计，只有一个原则：宁可出现
重复架设，不能出现在哪怕一个角落的疏漏。”中央机关某党员干部总结称。
为使基层始终与中央保持一致，不间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学习是最重要的手段，
对基层党员的教育包括支部理论学习、党课教育、党员思想汇报、支部民主生活会，树
立和宣扬先进典型、各种政治学习运动等。对于高层党员，则有中央党校、浦东干部政
治学院等多种培训方式。
除日常党务活动，政治运动成为中共管理党员的重要方式。从延安整风以来，中共
创立了写思想汇报、互相检举揭发等—系列方法，在运动中操控党员的言行甚至深入思
想。
以党的先进性教育为例，根据党内业务书籍介绍，完整的先进性教育有近40个步骤
。包括形势报告会、专题讨论会、动员部署、谈心(一对一、—对多、多对多、面对面
的谈心。实行“三个必须谈”：同一班子领导干部之间必须谈：直接的上下级之间必须
谈，与本单位工作联系多，容易产生矛盾的同志必须谈。)、撰写党性分析材料、领导
班子民主生活会等。
中央部委匿名党员介绍，“保持党的先进性’活动、“三讲”教育活动等，都持
续了近10个月。先是在大礼堂里集体学习文件，然后要求每个党员都写书面报告，并当
众宣读。此后进入“背靠背”阶段，每个人单独在组织部门面前提同僚的意见。“虽然
在这样的活动里，厅局级以上干部一般不会受影响，但在基层单位，这类活动就有可能
带来内部人事变动，有问题的干部可能不安全。”有党内人士表示。
正是这样一套严密而复杂的互相监督制约机制，使得中共在拥有如此庞大而复杂
的体系的同时能保持党内上下—致，在掌握了绝对权力的同时依然能保证政府的正常运
转，未出现第三世界国家常见的腐败严重到了丧失基本体面乃至无法履行其正常公共职
能的程度。
三、中共的独特法宝 作者：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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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江泽民1989年-2002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1989年-2004年，任中
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推动由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他努力对传统的意识形态作出更适
应经济改革发展需要的新的解释，他所提出的颇具理论突破性的“三个代表”思想是这
一努力的集中体现。在中共历史上，他是进一步推进中共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关键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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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3 广州 正如街头标语所说，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即是选择性“改革”、选择性“
开放”，中共在提出改革开放国策的同时，也提出了其不能动摇的根本——包括“坚持
共产党的领导”在内的四项基本原则。
“如果三个人成立一个最小单位的共产党组织，那么，三个人的分工将是：一个负
责全面工作，相当于书记；一个负责宣传工作；一个负责组织工作。”从中共诞生之日
起，组织和宣传工作就是中共最核心的工作重点，迄今未变。
在中共夺取政权之前的战争年代，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地方军阀，均对中共卓越的组
织和宣传能力暗中赞叹。然而，中共的这两项致胜法宝是其他政治力量无法学到的，因
为它深植于中共独特的组织方式之中。
永远的重要常设机构
1923年的中共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机构共13个，其中包括组织秘书部，以及
宣传报刊部、宣传教育委员会等7个与宣传有关的部门。这显然是建党之初的工作重点。
1925年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正式出现组织部、宣传部。此后历届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机构变动频繁。但组织部、宣传部成为极少数始终存在
的部门，并且出现组织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等不同分支、派生机构。尤其以宣传系统，
不断扩展，除了各种报社、新华通讯社等，还包括出版局、党校、编辑委员会、新闻工
作指导委员会、党报委员会、广播事业管理处等管理机构。
这一思路在夺取政权之后也未改变。
1951年3月，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特别要求：“从最基层的组织起
，一直到党中央的各级组织部门和宣传部门，均必须尽可能地在干部方面和机构方面都
加强起来。”
此前一个月，中央发出《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
，具体规定各级宣传部门的机构设置和人员职数，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定出计划充实。
文革爆发后，中组部、中宣部都被打倒。但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的1970年11月，中
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管辖中组部、《人民日报》、新华社、工青妇中
央一级机构和五七干校等。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
员，令其完全掌握了组织、宣传大权。
康生称病不出后，江青集团完全掌握宣传大权，通过公布毛泽东“最高指示”、“
最新指示”来实现对全国的控制。
像跨国猎头公司一样选拔人才
组织人事口现在依然是中共最重要的分口之一。其重点工作是对干部的管理。中组
部则被英国《金融时报》称为是军事、宣传之外中共“第三大、也是最鲜为人知的权力
支柱”：“一幢没有标志的大楼。入口处没有招牌显示楼内办理何种事务。大楼使用者
的电话号码没有列入电话簿。从楼里打出的电话不显示来电号码，只有一连串的零。”
党通过各级干部的选拔和任命，形成了对国家各级领域政治精英人物的控制。所有
单位的重要领导实际上都是由相关党委任命，或者是得到其认可的。组织人事系统控制
着全国数百万党员干部的职务升降，所有精英的政治前途都掌握在各级组织部门和党委
手中。
从中组部内设机构的沿革来看，其对干部分类管理日趋细致。文革结束后，中组部
的机构、人员开始增加。到1985年底，内设12个局级单位，包括办公厅、研究室、干部
调配局、中央机关干部局、地方干部局、干部教育局、老干部局、青年干部局、干部审
查局、组织局、机关事务管理局、机关党委等。第二年成立全国组织干部培训中心，中
央机关干部局拆分为经济干部局和党政外事干部局。
1994年之后新调整、出现的还有经济科教干部局、干部调查审查局。除了各地方、
部委的省部级高官，大型央企、金融部门等所有要害系统的高官全部由中组部的不同局
分别考察、备案、任命。
据《金融时报》称，“中组部已摆出资深跨国猎头公司的全部架势—利用心理测试
和测谎仪，并与考虑提拔的官员的同事作秘密面谈。在党内的现代派看来，制定考核标
准对提高政府的行政水平、把腐败控制在最低限度至关重要。”
文章描述，任命规则已编列成文，形成70多项条款，读起来颇似法律。晋升与工龄
、教育水平和每五年必修的党校课程挂钩。担任省长或市长等职的官员必须接受评级，
依据是一长串看似由管理咨询师拟定的数字指标。经济增长率、投资、当地的空气和水
质量以及公共秩序，理论上都是绩效评估标准。
像工程师一样管理舆论
中宣部同样位于长安街上一栋没有任何标志的建筑。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决定耿飚、朱穆之组建中央宣传口，以及中央宣传口领导小组。第二年，中共中央
批准中央宣传口成立中共中央宣传部。办事机构为1室5局（办公室、理论局、宣传局、
文化艺术局、新闻局、出版局），“掌管全国宣传、文化、出版工作中的路线、方针、
政策问题，并在业务上进行指导。”到1984年由中直编委定编的时候，扩充为1厅1室8
局（办公厅、研究室、理论局、宣传局、对外宣传局、文化局、新闻局、出版局、教育
局、干部局）。
中宣部是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领导下工作。此后，对外宣传局
整建制划归中央对外宣传小组。而新设立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办公室，作为
局级事业建制列入宣传部的视野编制序列。
1950年初，中宣部开始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试行建立宣传网。第二年
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将其推向全国。到
1952年底，全国共发展宣传员379万人，报告员7.5万人。
一个覆盖机关、厂矿、农村等一切社会组织细胞的庞大群众宣传教育网络体系开始
形成。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宣传职能部门再到宣传员、报告员的自上而下的
体系。
至此，中共终于实现了“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制度化”，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可
以通过行政手段发布工作指示、宣传提纲，层层领导对全国所有人的宣传和思想工作。
此后，中央对宣传部门加强和职能确定的指示时有出现。以审查职能为例，就包括
对理论教育的审查，对电影、剧目以及全国和地方重要艺术品审查，对学校政治常识、
历史、地理、国文等政治性课程的审查，对其他课程中政治思想内容的审查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争年代，由于宣传工作对中共的相当于一个“不流血的第二战
场”，党的领导人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甚至亲自上手，它直接导致一个吊诡的情形
：很长时间内，中宣部在最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反而处于不那么显赫和重要的地位。
因为最重要的舆论阵地《人民日报》，经常是由毛泽东亲自操刀撰写或仔细审核社
论，出于便宜之计，最高领导往往会直接越过中宣部与《人民日报》等重要喉舌的领导
打交道。譬如1950年代《人民日报》的高级领导会被召集到毛的家里开选题会，类似《
文汇报在一段时期内的资产阶级倾向》等文章，署名是《人民日报》，而实际捉刀人是
毛泽东。
在这种情形下，便出现了文革前的宣传部长陆定一对领袖最新意向的了解掌握，来
得甚至没有《人民日报》更及时和准确的现象。
而中宣部被绕开的另一方面原因，也是当时的中宣部跟不上最高领袖的思想和意志
。甚至在伟大领袖在点燃发动文革的导火索时，姚文元的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
官〉》只发在了《文汇报》上，中宣部未能及时领会意图，各中央媒体竟然不予转载，
这枚精心准备的炸弹差点成了哑弹，以至于领袖怒称“中宣部是阎王殿，打倒阎王、解
放小鬼”。
1994年之后，宣传部职能再次调整。根据《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辞典》，其功能几
乎统摄包括理论研究、媒体、文化、出版、文艺、网络等全部思想及信息出口。
令各大党媒印象深刻的是，中宣部的工作方式，自那时起令人耳目一新。“今天的
很多管理模式，比如重要的党媒主管每周例会、编前会制度等，都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一位资深媒体人称，“那是一种类似工程师一样的管理思路，或许跟当时的舆论主管
的理工科出身有关吧。”
不过，这种工程师一样的舆论管理，或许跟个人没有必然关联，而与时势发展的关
系更大。1990年代都市化媒体出现，之后党媒的市场化改革逐步放开，这让之前众口一
声的中国新闻纸出现了越来越多面化的可能性，这样的局面才让“媒体管理”第一次有
其必要。而相关部门在管理方式上的跟进，只能佐证党对于宣传工作的重视及反应之灵
敏。
根据党内书籍，宣传部门对新闻的管控手段包括新闻评阅制度、新闻调研制度、新
闻通气会制度、谈话制度等。
其中，新闻阅评被描述为“通过对新闻媒介刊登的信息开展阅评，对新闻媒介机构
的信息导向进行管理和控制，并表现为‘批评’和‘表扬’形态的各种形式的总称。”
新闻通气会由主要新闻单位及其有关部门的领导通知参加，定期召开。会议内容包
括“传达中共中央有关宣传工作的重要指示；通报一个时期内的新闻舆论工作或重大报
道的意见；请有关部门介绍情况和报道要求；对新闻宣传中需要注意的苗头和倾向性问
题，及时提醒，引起重视”。
一位长期从事党内新闻工作的官员称，过去中宣部的工作难度相对较低，对待舆论
宣传往往带有早期运动式和粗放式操作的色彩。但自1990年代之后，中宣部通过一系列
制度性安排设置，使之带有强烈的工程师思维，在监管和防堵上的效能有了巨大飞跃，
这套机制和思维的延续，使得其能迅速适应互联网出现后的全新形势。
目前，对互联网管理的行政分工是，中宣部负责对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的宏观协调
和指导；信息产业部是互联网行业主管部门，负责互联网的行业管理；国务院新闻办，
重要的专项内容管理部门，负责互联网上意识形态工作；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
出版总署、教育部，重要的专项内容管理部门。
目前，中共采用的是互联网管理联席会议制度，由各部门根据各自职责范围进行共
同管理。具体工作包括对网络信息的监控和分析、网上舆情的跟踪分析和报送等。“对
有害信息，要针锋相对，澄清是非曲直，进行‘解毒’、‘消毒’工作，切实加强网上
各种主页和网站的管理引导以及对非法反动信息的删除工作。对群体性、突发性事件舆
情，组织网上评论员队伍，及时发表相关评论或新闻跟帖，不断提高网上舆论引导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随着大陆互联网发展加快，各级宣传部下属出现了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简称“
网管办”），以及其下属的互联网宣传管理处（简称“网宣处”），负责对网络的监管
和网络宣传的加强。
党的舆情收集内容则包括社会舆情、宣传工作舆情、网上舆情、境外重要涉华舆情
。最后一点包括境外主流媒体对我国重大决策、重大改革、重大事件和政治、经济、涉
华、宗教、文化发展的重要评论、报道；境外主流媒体和中文网站对我国宣传思想工作
、新闻制度的评价；境外反华势力以及各种政治分裂势力对我们党和政府的造谣、攻击
和渗透情况等。
四、六十年来党与国——从中共办事机构的兴替看执政理念的变迁 作者：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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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邓小平（1904-1997）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
领导人之一，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强大的“革命惯性
”下冲到理想主义尽头的中共，在建政后最危急的关头，被务实派中共领导人邓小平拉
上了“改革”的轨道。由革命造成的伤害最终由改革带来的活力补偿，中共也由此顺利
延续其合法性。他是强人政治时代的最后一人，同时又是改革开放、体制转型的启动者
，于是在外界眼中，他成为中共有超强的适应能力及灵活的应变能力的最有力证明。
中共各级党的组织，除宣传、组织、政法等工作机构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工作小组
，不同时期编制不同、任务不同。它是中共在其历史中形成的运动式、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思维方式的产物，是其执政效率的秘诀所在。同时，各种工作小组的兴替变化轨迹，
又是60年来，中共执政理念、意识形态以及工作重心不断转移变迁的物理证据。
19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应对大萧条，不但一口气推出十多个法案，还在短时
间内设置了几十个为完成和推进单项任务的委员会、管理局等临时性行政机构。这些设
置安排，无疑是推进其新政必不可少的武器。
任何政府的领导人在碰到特殊任务时，为避免官僚体系运转的低效，往往都会用设
置临时性权力机构的方式绕开既定程序，在权力授予、信息流转、资源配置上予其优先
地位，以利完成任务。这种效率考量优先、临时授权的特事特办，在任何政府都或多或
少存在。但将其发挥到极致状态的，却始自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为应对复杂局
势，跳开常规程序常规手段，不惜代价集中力量办大事成为不二选择，也是其最典型的
行政特征。它直接影响到了后来的每一个共产党。
今天，中共从中央到基层，无论是党务口还是政务口，都有数十个领导小组，它是
中共执政特色和权力建构特色。因为这些小组皆是因应中共在当时最急迫、最优先完成
的重大任务而生，因此，排列这些小组即可看到中共从夺取政权到执政期间工作内容和
方式的变迁。
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权苏俄建立在彻底砸碎旧国家机器的废墟之上，但
新政权需要运转，于是各种临时性的人民委员会相继成立。这种临时性的、带有强烈权
力集中特性的功能机构，虽权限、职责划分不明，但无固定刻板的程序，无死气沉沉、
呆板的职业官僚，它非常符合革命家们反感旧式国家官僚机器的口味，也非常适合完成
革命家那种简单、直接、易于为大众理解的革命目标，比如列宁的“共产主义等于苏维
埃政权加全俄电气化”，比如毛泽东的“钢铁元帅要升帐”、“电力、交通是先行官”。
但随着斯大林逐步掌控权力，为解决各权力机构的权限、职能、程序不明、互相之
间缺少协调、扯皮与争抢资源的问题，很快完成了这些权力机构的程序化、官僚化和职
业化，苏联的各个部委只是保留于人民委员会的名称而已。虽然来自最高层的任务和指
令依然带有强烈的粗暴和不容置疑，但落实过程却带有强烈计划性、科学性等“数目字
管理”的特征，整个行政系统的随意性、狂热性、非计划性被大幅抑制。
中共在建政后虽未完全像苏联—样将日常行政机构完全砸碎，代之以各种人民委员
会，而是继续保留了旧式国家机器的全部科层结构甚至名称，但对使用临时权力机构强
化优先任务的偏爱，却比苏联历史更长。
早期，领导小组不但是中共展开各项工作的重要方式，也是内部整合的重要手段。
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是临时性领导机构出现的一个巅峰期。1941年7月，成立中共中央
调查研究局，存在了一年半。此后，陆续成立了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干部审查委员会
，以及为加强整风领导而设立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为“肃反”而设立的中共中央
反内奸斗争委员会。
中共夺取政权后，首要的任务是对社会的改造。为配合土改、“三反”、“肃反”
及反右运动，先后成立了各种领导小组。次’年，“大跃进”开始。“大跃进”是无数
个全党金民“大办”、“特办”的集合，从全民大炼钢铁、万头养猪场、大办铁路、大
建养鸡场，因为任务之多之集中，它使得整个党政系统都改变了自己正常的工作任务和
程序，带有强烈临时任务机构的性质。
但“大跃进”还不是顶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从上至下的权力机构都被重
新洗牌，钦定“造反派”完成造反夺权，纷纷组建“革命委员会”，完成了权力机构彻
底的临时化，终至“祖国山河—片红”。在政权的组织形态上，回归到了列宁建立政权
之初。
文革结束后，首要的任务是平反冤假错案，为应对如山似海的积案，各地纷纷成立
“平反冤假错案领导小组”。但此后中共在组织上最大的变化和努力方向，就是逐渐改
变随意性、非理性，建立正常的秩序和程序，注重日常工作的稳健、科学性，不断增强
法制观念。最高层已不再发动任何全民参与的运动式政治任务。
它的大背景是中共将自己的任务全面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定压倒一切。虽然
同样有清理精神污染、社会主义教育、先进性教育等党内意识形态督导任务，但都以温
和、细密和高度程式化的方式在党内推进，并不影响全社会的正常运转。
在基层，为高效完成经济发展任务，各种类似“招商引资领导小组”、“城市改造
领导小组”、“大变样领导小组”则纷纷成立，并且慢慢由临时机构变为常设机构。它
在完成本地经济任务上，无疑具有极高效率。某种程度上，正如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所说
，大陆的各行政机构本身变成了区域性经济竞争的实体，而这些小组几近这个“经济实
体”的董事会成员。
共产党的效率秘诀
成立临时小组、用特事特办的方式集中一切权力资源成为中共的习惯，是因为它确
实卓有成效。
仅以中共自身的组织存续而言，中共建政权前，自始至终面临极为沉重的财政压力
，扩张军力与根据地可承受的负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矛盾，以正常的组织和运作方式根
本不可能完成筹款、筹粮、征兵的艰巨任务。此外，通过打土豪分田土、发动当地百姓
组建各种儿童青年妇女组织，来稳固基层政权，无一不需要动员集中力量逐—攻坚。
通过成立小组发起运动，通过运动将每个原子化存在的个体卷入其中，政权便能渗
透并有效控制到最基层的社会单元。在系统内各级成员全体服从来自最高层的指令性任
务、实现对社会资源最大化动员和汲取的同时，最高领导层也完成了如臂使指的高度集
权。
因此，虽然无论在潜在经济资源还是军队力量对比上，国民党都远远优于中共，但
在这一层面，国民党政权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阶段，完全无法有效动员和使用自身拥有
的战争潜力。相比之下，内战爆发之初，延安曾一年多次征粮，可服役的男性青年被征
招已近极限，但并未造成经济和秩序的瓦解，而在国统区，居民的战争负担远小于中共
根据地，但内战爆发后，迅速进入经济崩溃社会秩序渐趋瓦解的混乱状态。
中共在战争中习得的这种经验，既已被证明成功，遂—直延续到建政之后。“大会
战”、“战役”、“轰轰烈烈”之类军事用语成为全民语言习惯，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
体现。
建政60年间，在中共追求的优先目标上都能看到这种特殊效率，并具体体现为短期
内全面的成功赶超：譬如接受、消化、吸收苏联援助的155个重点工业化项目，实现强
国之梦的“两弹一星”任务，大修农田水利建设……及至今日，办成历史上最壮丽辉煌
的一届奥运会，并实现了中国金牌数目第一的目标。在地方性目标上，一些城市甚至为
创办卫生文明城市，动员全体公务员上街检查卫生、抓苍蝇、捡废纸，果然令城市面貌
焕然一新，无—不是临时性动员体系的效率体现。
至于经济持续30年保持高速增长、创造举世无双的奇迹，更是由无数个基层行政机
构运用这种动员手段持续努力的结果。
效率的另一面
今天，可以确定近十年来出现过或仍在运行的，至少有近40个中央工作领导小组，
包括中央西藏工作协调领异小组、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中央创先争优活动领导小组
、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等。
与中共中央的领导小组类似，国务院系统也有大量领导小组。以温家宝为例，就担
任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国务院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国务院振兴东北地区
等老工业基地领导小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领导小组等一系列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
在地方，除部分与中央的对口领导小组外，还有大量统率本地优先任务的领导小组
，譬如招商引资、城市改造、创卫争先等，一度倍受诟病的“馒头办”、“打狗办。亦
属此类。
对原本就叠床架屋的中共机构来说，凭空产生的领导小组除对原有正常机构产生层
叠和重复，其本身也从中央到地方，每个小组都形成庞大的体系。
原本就大多属于临时性的领导小组，受政治运动、机构改革的影响较大。中共历次
机构改革，似乎都要拿领导小组开刀。但一轮轮的开刀之后，领导小组依然茁壮成长。
1982年，邓小平发表《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的讲话后，公并可见冠以“小组”名
称的仅有财经领导小组。但决心阻止不了领导小组的复活。于是，1980年代末期，机构
改革、党政分开的呼声再次升高。对领导小组的精简，被学者们认为是党减少对政府的
直接干预，“党政分开”改革思路的一部分。
然而，第二轮机构改革的成果在1989年之后人打折扣。随着党的执政安全意识的加
强，加强对政府操控的愿望增强，各种领导小组再次陆续恢复。
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的第三次机构改革，又向领导小组开刀。但下刀的尺度，比
前次机构改革宽了许多。各地方的机构设置被区分为“必设机构”和其他机构两种。属
于必设机构的仅有政法委。
—次次精简之后的结果，是今日领导小组越来越多的局面。从中央—直延伸到了省
、市、县区甚至乡级行政单位。绝大多数中央级领导小组都要求各省、市建立—层层对
应的领导小组。
虽然许多小组是运动式的，任务完成后就撤销，但在运动当时，却常常是头等大事
，必须到处借调人马。任务结束，临时安排了编制的人，只得留着。有些原本临时性机
构…‘经设立就—直放在那里，越发造成机构臃肿。
尽管只是临时性机构，无数领导小组却织成了厚厚的互相重叠的网络，实际上覆盖
了全国基本上所有的党、政部门的每一个角落，就像重建了—套新的执政系统。
有些职能部门往往要同时应付十几个领导小组的业务。而中纪委、中组部、中宣部
等重权部门，更是被列人几乎所有重要的领导小组。与中央工作领导小组对应的地方领
导小组除了正常业务，还需要接受中央领导小组下派的督查组或是检查组的督促和检查。
权力重构的工具
在国家层面，处理关键时刻重大问题时，跨系统领导往往有其必要性，这—点无论
中西方各国皆有相通之处。如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北约轰炸后，一时之间出现处理重
大国家安全事件应急机制空白、第一时间无人出面的尴尬问题。之后成立的国家安全工
作领导小组，在应对中美南海撞机事件时起到了强大的应急整合能力，令中共再次处理
此类问题时更加成熟高效。同样的情况也见于2003年香港“七一”游行后诞生的中央港
澳协调小组。
这些领导小组虽为常设，但并不需要日常办公，多数只在出现了需要应对的重大问
题时，以组长牵头组织联席会议、多部门联动的方式完成决策。只有类似“维稳”这种
日渐严重的社会问题，相应领导机构才由临时和联席会议性质向日常化发展。
而更多领导小组则是渗入各级政府日常行政的常设议事机构，牵头的往往是党内“
一把手”。
“‘一把手’都爱领导小组。”某资深党内干部表示，在中国，党的“一把手”才
有最终权威，这令多个事务部门可以在一人统领下高效合作，另—方面，党实现其最高
权威 (即党领导政)的手段之—，即在既有行政系统之上，架设一个有更高权威的、以
“一把手”为核心的超级行政机关——领导工作小组。“举例来说，某地财政长官如果
不被书记信任，书记可以以控制通胀为名成立‘稳定物价领导小组’，将财政事务纳入
这个以他为组长的小组管辖之下。”
“‘一把手’说了算，是一切高效率的秘诀，也是中共的秘密武器。而这些领导小
组正是确保‘一把手’说了算的决策机制。”某中直机关干部称。
台湾学者邵宗海认为，中央工作领导小组也是中共党政关系的一部分，是党对政府
运作控制的一种管道、手段和机制。通过领导小组的设置，党进一步将政府的权力整合
到自己手中。
中共历史上，工作小组的权力重构巅峰之作，无疑是“中央文革领导小组”。这个
“临时”机构，甚至完成了对中央政治局的架空。文革结束后至今，领导小组虽经历过
起伏，但—直不断出现，直至今日越来越多。尽管夺权意味变淡，但领导小组强化“党
”对“政”的控制的功能得以延续。
领导小组的机构设置在中共官方公开资料中一直鲜有详细记载。即使是在中组部、
中共党史研究室、中共档案馆联合编写的13卷本《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也仅仅
提到了少数几千工作小组的名称，并未详细描述。
在中共官方网站“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列出的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中，仅有中央密
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密码管理局)一个领导小组。但在中国标准出版社出版的国
家标准《GB／T4657-2009中央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及其他机构代码》中，列出了中央财
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及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此外，《国务院关于国务院机构设置的通知(1993)》提到，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
与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中央对外宣传小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
列人中共中央直属机构序列。
更为神秘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虽然最早在2001年被境外媒体注意到，但大陆公
开资料始终未见对其介绍，仅在戴秉国的官方履历中提到。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
也只在极少数场合被提到过名字，其组织架构和成员始终保持神秘。
上述通常隐藏在幕后的高级别领导小组的设置，体现了中共对国家财经、国家安全
、外事、对台、思想和宣传等特殊领域的绝对控制权，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命
脉。
五、西来东升的太阳：中共的诞生与历练 作者：段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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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毛泽东（1893-1976） 在中共历史上，享有独一无二的“开创者”地位，官方评
价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
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事实上，中共从无到有的过程中，
毛泽东未必起到重要作用；但中共由弱至强、转败为胜直至夺取全国政权，毛泽东起到
了无可替代的领导作用。他全方位确立了中共法统，包括战无不胜的中共组织学。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大陆徘徊。”马克思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中有这样一句名言。
1920年7月，在苏维埃俄国举行的共产国际二大，很多东方国家代表受邀参加，印度代
表罗易、印尼代表马林（荷兰人）的进言被列宁肯定：在东方落后国家同样可以组建共
产主义组织。
“幽灵”即将飘移到东方，展开神奇的革命之旅。
送“幽灵”到东方
一些人背负着输送“幽灵”的使命，早就朝着东方出发，最重要的一位是俄共党员维经
斯基—俄共西伯利亚局远东州委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工作人员。
维经斯基一行的任务是勘察中日朝的社会状况、宣传苏俄、物色合适人选，如果条件允
许，筹建共产主义组织。那时，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略有所闻，对列宁几近不知。
可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并不陌生，20世纪初社会主义在西方已成强势思潮，中国自不例
外，自诩进步之文人政客，争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流派支派成百上千，基尔特社会主
义、国家社会主义皆有其市场，中国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东欧南欧一样，最强势的是无
政府主义。
1919年7月苏俄发表《第一次对华宣言》，宣称要放弃沙俄在华攫取的特权。维经斯基
来得巧，正值宣言传到中国被广为刊载，四处是中国激进知识界对苏俄的赞赏之声（注
：后来苏俄正式发表宣言时，删掉了令大家激动的内容）。维基斯基先是结识李大钊，
继而拜访陈独秀，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组党活动。
1920年代前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中国出现不止一家“中共”。四川有个“中国青
年共产党”，法国有“中国少年共产党”，重庆一群教师成立了一个“中国共产党”，
民初国会议员胡鄂公建了个“共产主义同志会”……他们中一些人甚至同样与共产国际
方面搭上了线，均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去过莫斯科参会。
当莫斯科把工作统一到“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由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
维经斯基负责，混乱局面结束。他们筹组的中、日、朝共产党自然成为正统。当时其他
“中共”既无陈独秀这样名头响亮的公共知识分子，也未获莫斯科“正统认定”而乏经
费资助，故消散于历史之中。
维经斯基1921年初回国后，中共因经费奇缺，组织和宣传陷入瘫痪。共产国际新代表马
林1921年6月抵达中国，中共的组织活动才重新活跃起来。马林立刻在7月23日召集中共
一大，50余人的小党正式诞生。然而，多数国人对俄式血腥革命持警惕态度，几经努力
，组织也不过200来人。
莫斯科与马林急迫想寻找一“对俄友好”的实力派合作，并最终选中号称有20万党员的
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恰逢孙中山遭遇陈炯明叛变，处于低落期时，马林提出极优厚的
合作条件，孙同意了。
莫斯科既要弱小的中共加入国民党、拥护孙中山的主义，推动国民革命，又要它在当中
壮大组织，夺取革命领导权，从而使其转向为苏维埃革命，从合作之初即深埋下矛盾种
子，这种冲突孙中山在世时就激烈显现。
但苏共指导下的北伐却成就斐然，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在外围通过工人
运动和农民运动帮国民党做好了群众基础工作——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外包”了国民
党的组织宣传工作。经过布尔什维克化改造的国民党北伐军，虽规模远逊于其对手，但
组织上的效能和战斗力却远远超过对方。
苏区时代：组织精湛，手法稚嫩
北伐胜利，蒋介石翻脸，共产党人惨遭重大牺牲。之后莫斯科根据当年的经验，强令中
共在中心城市发动一波又一波暴动，结果既没掀起“革命高潮”，也未获“产业工人”
支持，却令组织遭遇毁灭性打击。与此同时，中心城市上海、广州等大多数工会都倒向
国民党，协助其清党，令莫斯科的革命理论十分尴尬。
莫斯科在残酷现实面前醒悟，提出在条件不成熟地区，可进行游击式暴动和农村小面积
割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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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8年 上海 国民党在街头枪杀共产党员。
当时也出现一个大好条件，孙中山去世前未安排妥接班事宜，国民党需重新组织整合，
南京政府内现党争，外要统战西南和北方旧军阀，同时还要忙于收回国权的外交运动，
仅应付军国主义气焰日盛的日本就已非常头疼。
中共利用这些机会在湘鄂赣闽等农村建立零星根据地，在城市则通过学动和工动来扩充
组织，党员数量从清党后急降到一万多，突又飚升到十几万。其原因是进入农村发展后
，出于亲友之谊，一人入党，经常一家一村都入党，实则党员质量仍然不高。
这时的中共与之前不同的是，已有一定地盘（尽管流动性很大），有了武装力量。最大
进步在于组织方式上学到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精髓—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将党支部
建在连上，这是党对军队一元化领导的开始。
军队政委制则源于苏俄内战，由列宁和托洛茨基首创。布尔什维克在组织和宣传上比所
有对手都有绝对优势，但专业军事人才奇缺，于是把禁闭起来的大量沙皇军官派到军队
制订作战计划，出谋划策，但又委派政治可靠之党员对其监督，遂在解决作战专业性问
题的同时，又保障了对军队的控制。
多次暴动失败后的中共军队一路溃散，到三湾改编时，起义初的5000余人仅剩700余人
。但在将支部建在连上以解决军队忠诚度和稳定性方面，中共比“老大哥”做得还彻底
（苏俄仅建到营团一级，后来为职业化而取消）。
武装力量绝对领导权确立之后，与强悍的组织和宣传力量配合，中共这才爆发出卓越的
生命力。在苏区从事过“剿共战争”的颇多国军将领，如白祟禧等，无不赞赏中共的组
织、宣传与资源动员能力，桂系在经营地盘时亦做出相应改善。蒋经国后来治理江西，
在组织上之所以优于其他地方，不仅因其身份特殊，更因为他曾在苏联学习，当过共产
党员。
苏区首先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委，确立党对一切事务的领导；建立各层次党团组
织和各种类型的群众组织，如共青团、少先团、儿童团、工会、农协、妇联……无论男
女老幼、各行各业，全部被纳入党领导的组织系统中，全部接受军事和政治训练，各有
其任务，每个人都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个零部件。党一声令下，政权可立即动员到农民
炕头。
军事方面，工人农民和青少年一律编入赤卫军、少赤队的地方武装，为正规红军充当后
备军，提供稳定兵源，形成梯队式发展结构。
面对军事压力，急需大量兵力补充，从1931年开始的“扩红运动”，曾喊出在“在全中
国各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如江西兴国县，人口共23万，在八成多青壮
年都已参军的情况下，仍然可一个月“扩红”5千余人。长征前共出发8万多人，而在长
征前5个月，就紧急“扩红”了8万。
蒋介石后来强烈意识到“剿灭赤匪”主要在政治，不在军事，因此解决各路诸侯造反后
，“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制订全面的政治经济军事围剿计划。军队所到之处，政治
工作马上跟进，你有赤卫队，我组建“铲共队”，你有红色恐怖，我就白色恐怖，你办
列宁小学，我办三民主义小学。
此时中共虽组织精湛，战术精悍，但战略稚嫩，根本原因仍在苏联瞎指挥：一方面斯大
林还在消化和丰富列宁的革命艺术，另一方面，苏共高层斗争未结束，在指导各国共产
党上政出多门，时左时右，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以后。
几年后，莫斯科及中共都深刻反省了这个阶段战略的“极左”错误—把大量的中间派甚
至是同志，推到了敌人的阵营。在土改中，一些地方不但“杀光地主富农”，甚至连中
农贫农皆遭殃。
中国农村问题，国民党和其他各派有共识：只有大贫和小贫之分，只能进行减租减息，
合作发展和渐进改革。正如中共后来反省时谈到，极左措施使得当地经济萧条，百业倒
闭，变得更穷，不得不进行新一轮抓杀运动，形成恶性循环。
当一个组织极其高效时，一旦指导思想出错，则代价惨重。而当它用于自残，则酿成巨
大悲剧：红三军“肃反”时，夏曦把党团干部基本杀光，最后杀得仅剩他和贺龙、关向
应、卢冬生4个党员；红四军排以上的干部基本被杀光；红二十五军原有1.2万人，43天
“肃反”后仅剩一半；红二十军被中央红军包围聚歼，副排长以上700多名干部被集体
处决；赣西南苏区打“AB团”时，屠杀7万多红军。
据萧克将军回忆，仅中央苏区“肃反”中就杀掉10万红军，这还不包括受牵连的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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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1年 青海 分得土地的农民高举土地证，欢呼土改胜利完成。
据毛泽东1933年12月在兴国县模范乡长冈调查，地方武装情况如下：24－45岁男子全乡
共66个，除主席、文书两人及严重病残外，余46人全编入男赤卫队一个排；同上年龄段
的妇共146人，除病残外，余120人一律编入女赤卫队一个连；16－23岁男女，仅有男21
名，女84名，除病残15名外，余全编入少赤队。
曾在兴国县龙口乡任苏维埃主席的老红军刘守仁回忆，为“扩红”，天天开会，级级加
码，很多壮丁被送到部队后逃回，连开三次小差要被枪毙，仍有人逃跑。长征前一年，
兴国县已无青年男子，生产力完全瘫痪，以食盐为例，人们甚至扒坟地里的土熬硝盐来
吃。
尽管中共组织如此严密，但由于生产力受破坏，“肃反”的推行，导致大量官兵和民众
向白区逃亡。无论是莫斯科还是中共，战略成熟仍需时间与代价。
延安时代：修炼出师
中共于长征中与莫斯科失去联系，然此时国际形势发生变化。
从欧洲到日本，法西斯主义运动兴起，全球共产革命遭到沉重打击，陷入低潮，斯大林
害怕苏联遭到德日两大强国东西夹击，开始对此前“极左”政策做出调整。
正驻莫斯科的王明和康生，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向共产国际做出严重夸大红军实力的
报告。根据错误报告，斯大林指示王明写了《八一宣言》，宗旨还是联合一切反蒋的力
量来建立统一战线，并派林育英在1935年7月共产国际七大后回国传达精神。延安与莫
斯科的电台联络至1936年夏季才恢复，此前中共则一直忠实贯彻着上述精神，所以才有
联合张学良、杨虎城筹建西北国防政府之事。
然而，至1936年夏双方恢复电台联络时，斯大林已坚信唯有中国牵制住日本，苏联才能
避免两线作战，而只有蒋介石才有实力威望统率中国抗日，因此斯大林在西安事变中批
评中共、痛斥张学良。正是莫斯科的方针从反蒋抗日变成拥蒋抗日，才令处于极度困境
的中共生机重现。
西安事变圆满解决：中共向南京承诺，拥护三民主义，放弃土地革命，取消苏维埃和红
军番号，拥蒋抗日。
几月后全面抗战暴发，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国民政府划拨陕甘宁二十余县为八路军补
募区，成立陕甘宁边区，由行政院直辖。南京起初任命陕甘宁边区主席为丁惟汾，但丁
从未上任。中共从此有了真正安稳的合法生存空间，可精练革命武艺，为将来逐鹿中原
扎稳根基。
大力反思当年的“极左政策”后，中共在战略上日臻成熟，采用了不同此前的根据地经
营方式。真正做到既有布尔什维克党原则的坚定性，又有手段的灵活性。
边区本属贫困地区，才200万人，如何经营地盘是一大考验，同时也为后来的各根据地
经略树立一个模范。
中共摒弃了打杀地主富农分田地的政策，采纳国民党的减租减息方式。财政方针最初走
“争取外援”道路，每月有国民政府按同等编制国军拨付的60万元，还发放一些河防费
、枪支弹药、服装药品、粮食的补贴，另有共产国际不定期的援助，同时发起“抗日捐
助”，共占财政来源的七成，财政颇为充裕。
后来八路军外出发展，急速扩军，资金物资日益短缺，中共亦不再采用以前打浮财、查
田的办法，而是发起生产自足、开源节流、精兵简政筹集经费，同时建立财政税收体系
，开辟各税种以补收支，发展公营企业同时亦不打击私营企业，做大财政来源。 中共
到来之前，陕甘地区的政权建设粗糙，加之当地贫脊，不少县政府连一年4000余元的办
公开销都拿不出来。中共治理边区，仅盐税一项，1937年至1940就征得近12万元，就算
平摊到23个县，亦有5000余元。
政治和宣传方面，用张闻天的话说，“今天联合资产阶级，是为了明天反对资产阶级”
，足见政治策略之成熟与进步。当时中共紧扣抗日主题，高举抗日统战旗号，极力与中
间阶级改善关系。在政权形式上创立“三三制”，吸纳左派人士和中立士绅参政议政。
最初边区各县仍有国民党的党政体系，有些地区也不在中共控制之下，如延安还有国民
党的县长。但共产党是“掺沙子”的高手，这些原本自诩为“孤胆英雄”的国民党“沙
子”逐渐被筛了出去。中共不仅全面控制了边区，还扩大了地盘。
布尔什维克政党的特征是党政军民高度一体化，党是大脑，军政是手脚，宣传是耳喉目
，群众（团体）是细胞，组织则是密布全身的神经，统一战线是战略武器，整套系统高
效运作起来则取决于生命线——政治工作。
中共在战略上成熟的同时，组织的功夫绝未荒废，而且百倍强化。
根据与南京的协议，改编后要停止组织活动，取消军队政工。中共很快连发多个指令，
不仅党的所有组织转入秘密状态运动，无论在苏区、游击区还是白区皆要实施这一原则
，在其他群众团体和国民党军队中，也应尽力建立秘密组织。而方式方法更显成熟，强
调在工作过程中一定要去除“左倾”思维。
抗战甫一爆发，中共即强化军队政治工作，在师以下各级部队党委保留的情况下，师以
上成立秘密的军政委员会，名单由上级军政委员会决定；各级党支部也明确了职权，如
连队党支部作为基层组织，赋予更多职责，这一制度直到抗战后全面恢复军队党委才取
消。抗战三个月后，中央军委亦正式成立总政治部，其职责为统一并加强前后方部队政
治工作的领导。
日军侵华是场奇怪战争，当时日本形成一个“集体不负责”的体制，军部少壮派架空政
府，绑架皇权和国民，没有独裁中枢，没有核心领袖，自然就无任何战略决策。卢沟桥
事变挑起中日全面战争，为解决中日战争，与美国开战；为解决日美战争，就与英法荷
澳开战，去打东南亚、印度……日军侵华是打一步想一步，结果，这样就把日本拖进灾
难的深渊。
中国地广，日军只能占据城镇和交通要道。北方在战争爆发前，主要为旧军阀统治，他
们的组织水平比国民党尚不及，主力被歼或撤退后，留下虚弱的农村地带，形成权力真
空。此时的中共，铁杵已磨成针，插进敌后农村，开辟了广阔空间。中共经营一块地区
时，往往军队未到、政工先行；撤出该地区，军队先走，政工殿后或潜伏下来。
反观国民党，从情感上深深排斥政治工作。当年虽然出于功利，学了苏俄一鳞半爪，北
伐成功清党后，便迫不急待将其抛弃。虽然曾鼓噪“党治”，但仅把党当作“军政、训
政、宪政”三步曲的工具，从未提升到战略高度来重视。
孙中山认为“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
，蒋介石后又不断强调：“有些党员错解了以党治国的意思，以为党权高于一切，我既
是中国国民党员，便比旁人高一级，你们都要听我的，有这样的错误的人，是不配做党
员的。”
蒋以军起家，重军事而轻党建，对政治工作向来轻视，即便谈起，也到不了什么高度。
蒋长期钻研和鼓吹王阳明学说，并以之处理各种政治问题，训示部下。
南京政府的党政军一体化程度非常低，军权高于政权，政权凌架党权，党除在中央层面
有影响，越往下地位越卑贱。蒋和行政院多次发令，人事任用不以党籍为先，致使大量
忠心热情的党员倍受打击，蒋更喜欢吸纳北洋政府那些老成持稳的事务官员，认为好多
青年党员仅“空余激情”，只会坏事。
国民党的省党部主任如不在政府任职，只是一介平民。到县乡一级自不必说，形同松散
的民间协会，顶多隔三岔五开个会，商讨搞点慈善活动。抗战时，陕西各县政府财政支
出中常有军费，但完全没有党务拨款。蒋和行政院还三令五申各级党部不得干涉地方行
政。
上述情形致使国民党的党票不值钱，党委党员所掌握政治资源极少，党纪对党员的约束
力和动员力大大削弱。基层党组织“空、穷、散、弱”现象十分严重，对资源的吸纳调
动能力自然不可与中共相提并论。
抗战前国民党员的组成结构，知识分子最多，占30%，商人和工人各占15%，其余是公务
员和自由职业者，最少的是农民，只占4%。而农村恰恰是中共活动最主要地区。
蒋坚信军队“一首长制”优于中共的“双首长制”，最终国军政治部主任普遍沦为部队
的文娱福利工作人员，造成部队主官轻视政工，甚至讥讽政工人员是部队的“姨太太”
。军队政治工作无从抓起，何谈党务。抗战时，国民党抓了一下军队党建，让大量官兵
入党，党员中士兵比例升至60%，可是无入党程序、无党证、也不用交党费，更无组织
活动。
经中共强化后的军队政治工作制度，使得即使某军官想谋叛，顶多能带着几个心腹溜走
，而国军一旦高级将领生变，整支部队就被葬送。
国民党认识到组织青年参加抗战的重要性后，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却让团与党同
级，互不隶属，本来就党内有派，这下还形成“党外有党”，两者展开恶性竞争，并未
发挥出组织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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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38年 延安 毛泽东在抗大四期学员毕业大会上讲话。1938年是具转折意义的一
年，由于季米特洛夫的上台，共产国际改变了对中共直接干预的管理方式，同时放弃支
持王明、转而支持毛泽东的领导。自此，毛泽东逐步巩固了中共最高领袖的地位，中共
也摆脱共产国际的粗暴指挥，走上独立发展之路。红太阳从延安冉冉升起。
等待时机，太阳将升起
共产国际五大即提出各国党要“布尔什维克化”，从王明到毛泽东等众多中共高层皆强
调过这个问题。抗战时中共绝世革命武艺已成，但离成功还差两个条件：一个是合适的
时机，一个是布尔什维克政党锻造完成。
而布尔什维克党的完成需要三点：一个主义，一个领导一切的严密组织，一个极有权威
并有理论解释权的核心领袖人物。中共缺的是领袖。
以前一个人无论有无才能资历，只要莫斯科“空降”过来，就可以委以要职甚至当上总
书记，而总书记又常被共产国际派驻的代表架空，出了错又要为共产国际背黑锅。
直到到延安时期，这种状况终于发生逆转。莫斯科自己觉察到这一管理模式的弊病。
1935年，大名鼎鼎的保加利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走马上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新官
上任第一把火就是烧了向各党派全权代表和教导员的制度，将直接干预改为宏观调控的
管理方式。
1938年，正当王明与毛泽东的斗争白热化的时候，季米特洛夫明确表态，中共应团结在
毛泽东周围，以其为首解决党内问题，王明认输，张闻天识时务让位，政治局会议很快
改到毛泽东的处所去开，毛泽东成为中共最高领袖。
共产国际一直重视和关注着毛，经过多次教训，发现选拔经验丰富的本土派比“空降”
留俄派更好。此外，刚回国时中共党内人气极高的王明，其重要靠山共产国际执委、东
方部副部长米夫于1938年在大清洗中被枪决，也是他政治失势的重要原因。
若无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很难想象有王明失势、延安整风和“毛泽东思想”提法的出
笼。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无暇东顾，管理更为松散，这也给中共的布尔什维克最后
“一化”提供了机会。
攻坚战是延安整风。毛泽东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之演讲：“斯
大林说：‘我们要实行布尔什维克化，至少有若干种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布尔
什维克化是空的。’可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化’字是不容易的。”毛一针见血指出，当
时中共还只是个布尔什维克党，但还没有“化”，“化是彻底得很，就是完全的完整的
布尔什维克化。”
延安整风截然不同于此前苏区的肃整。苏区“肃反”，无论党员干部如何忠心耿耿，皆
可冠以“莫须有”的罪名，不经审判直接实施处决。而延安整风只要不公开针对党的体
制和高层，便不再使用血腥的身体残害手法，而通过单对单、多对单的说服教育，“从
精神深处检讨错误”，从而“自我批评”。毛泽东提出整风的宗旨是“一个不杀，大部
不抓”。
这是延安整风不同于过去任何清理运动的新特点—它清理的只是人的思想。
由于中共在延安整风前一直缺少核心的权威领袖，若出现困境或争执，或“莫斯科再下
发一些自私的错误指示”，就极容易引起内部混乱直至自残的悲剧，结果自我消耗。如
何巧妙保持决策的独立性，将“革命老大哥”指示中可能伤害自身的影响最小化，又做
到对之尊重、获得支持、保障自身利益？这就必须树立中共自己的领袖，和中共中央的
绝对权威。
此前很多干部对党的战略理解各异，在执行方面往有偏差，如抗日与发展问题、斗争与
联合问题，屡有争议。不少青年通过白区的中共新闻出版物，空怀着浪漫激情前往圣地
，但对革命的艰难与复杂却无法理解，也无法转变成为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这些都是整风要解决的问题。最终，它们也都被整风成功解决了。
整风之后，毛泽东树立并巩固了权威。1945年4月，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共七大
在此召开。主席台上，悬挂着朱毛二人的巨幅画像，正上方挂着一条横幅：“在毛泽东
的旗帜下胜利前进”。
七大通过新党章，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全
党一切工作的指针”。
中共的布尔什维克化全面完成，使此时的中共，处于其历史上政治技术上最成熟最完美
的阶段，组织优势、动员优势、宣传优势、策略优势已臻于顶点。只要合适的决战时刻
来临，太阳就会在中国的上空升起。
抗战结束，国共决战。时机终于来临。
这只是一场表面上看似实力悬殊的对决。虽然中共的对手看似拥有全国政权，拥有大批
经过战争考验的职业军队，但它的社会动员力、控制力远逊于中共。甚至，在最决定命
运的时刻，蒋介石屡次连属下重兵都无法调动—在辽沈战役前他看到了重兵被困故城的
危险，在平津战役前他看到了傅作义大兵闲置平津一线的危机，但他无法指挥这些将官
。与中共相比，国民党实际上也只是一个空心巨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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