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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8594 | 1 这些落马的官员，乍一听是挺笨的。
http://news.sohu.com/20130831/n3855234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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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马官员拒请律师：我是党的人 党要怎样就怎样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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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08月31日03:22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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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2日至26日，被告人薄熙来涉嫌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在山东省济南
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庭审期间，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新闻发言人，向庭外的新闻记者介绍情况，并
通过官方微博及时发布了庭审情况。
此案的审理，刷新了之前公众对审理“落马高官”的认识。
一段时期以来，“落马高官”较多，对于如何审判，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新京报专访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
有着“中国刑辩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律师，他曾先后多次担任落马高官的辩护律师。
如何选择律师
不请律师的主要原因是“落马官员”的认识和观念不到位，法治观念相对淡薄和缺
乏对律师制度的了解。
新京报：每逢审判“落马高官”，总会引来社会的高度关注，“落马高官”这个说
法合适吗？
田文昌：“落马高官”被送上法庭，他就是普通的犯罪嫌疑人，已经与“官员”没
有什么关系，但因为他落马前的身份，人们还不能完全把他当成普通的犯罪嫌疑人，所
以才引起更多的关注。
新京报：据了解，有不少官员落马后不请律师，比如原某省委书记当年被指控后就
表示：“我是党的人，怎么能够请律师同党对抗？党要把我怎样我就怎样。”不请律师
的原因是什么？
田文昌：这种现象以前相对普遍一些，近几年有所好转，大部分“落马高官”都会
选择聘请律师。“落马高官”不请律师的因素很多，比如对指控争议不大，观念上有误
区，法律知识匮乏，包括请律师会被认为态度不好，跟司法机关对抗等。
总体来看，主要原因还是“落马高官”的认识和观念不到位，就是法治观念相对淡
薄和缺乏对律师制度的了解，导致不少官员认为不请律师会被认为是认罪态度好，请律
师就是认罪态度不好。
新京报：那“落马高官”的代理律师由谁来决定？
田文昌：从目前情况看，既有“落马高官”自己挑选，也有家属出面挑选，既有法
院指定，也有律师主动联系，这些情况都有，具体不太好说。不管哪种情况，最终都是
要经过当事人同意的，选择权在当事人那里。
新京报：“落马高官”选择律师的标准是什么？更加信任？影响力大？办案水平高
？代理费用低？
田文昌：这些因素都会有，但关键问题是这些“落马高官”对律师、律师行业和律
师制度普遍缺乏了解。他们认为哪个律师更合适，基本上都是靠听说的。
之前有不少“落马高官”找我做律师，也是听别人说的，然后托关系联系。原因很
简单，他们在位时一般不会主动去了解律师行业的。
法院如何审判
直播是对公正审判的一种考验和测试。反过来看，直播也倒逼审判更严谨，更公正
，更经受起考验。
新京报：据报道说，2001年之前，大多“落马高官”案件均在犯罪地或犯罪人居住
地审判。2001年，辽宁“慕马案”第一次采用了异地办案、异地审判的模式。从“本地
”到“异地”，在审理上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田文昌：从“本地”到“异地”，表示对类似案件的处理越来越慎重。一般来说，
小官无所谓“异地”还是“本地”审判。开始“异地办案”和“异地审判”的具体标志
事件不太好说，但有一点，因为“落马高官”在当地的影响较大，所以“异地”审理的
最大作用就是避嫌，避免当地的不公正审理。
新京报：从目前看，法院审判“落马高官”有哪些特点？
田文昌：主要就是影响大，敏感度高，程序上更为严谨，从趋势上看也在逐步走向
透明和公开。同时，也是通过对“落马高官”的公开审理表现出公开的公正，或者叫看
得见的公正。
新京报：庭审直播，对于审判“落马高官”带来哪些影响？
田文昌：如果能做到公正，就不会怕直播，直播是对公正审判的一种考验和测试。
反过来看，直播也倒逼审判更严谨，更公正，更经得起考验。
我认为，即使是对一些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落马高官”的审理，也不应该以其人
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应该以法律的公正，还治于对法律的践踏，这才是司法文明的真
正体现。反之，则很容易引起公众对涉事“落马高官”的同情和怜悯。
所以说，一些“落马高官”在位时肆意践踏法律，有的甚至闹出“表情犯”之类的
笑话，引起法学界和律师界人士的强烈反感，但是，法学界和律师界人士还坚持支持公
开审理，就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公开性。
律师如何辩护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律师必须介入，即使没有律师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这
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环节。
新京报：你曾说，“落马高官案背后常常夹杂着权力的因素，律师若想要认真地办
，会面临着一系列的难题和风险。”都有哪些“难题和风险”？
田文昌：当前的法治环境还不尽如人意，作为律师来说，最大的风险就是容易被误
解和报复，甚至有人把律师说成是贪腐官员的“帮凶”。其实这种说法犯了一个逻辑上
的错误。为“落马高官”辩护的律师，在审判前基本上和“落马高官”都是不认识的，
既然是犯罪后认识的，怎么能说是“帮凶”？
当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律师为“落马高官”辩护，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尽职
尽责。
新京报：你总结了“落马高官”案的五大特点：敏感度高，容易受法外因素的干预
—尤其是权力干预，取证难，案情复杂和律师风险大。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
律师要为“落马高官”辩护？
田文昌：律师为“落马高官”辩护，总的来说，有两个层面的因素，于公而言，从
责任角度上说是推动法治进程，从职业角度来说也是职业生涯的历练。当然，为“落马
高官”辩护也的确容易出名。
不管出于什么考虑，律师必须介入，即使没有律师代理，有些案件也要有指定，这
是保障司法公正的必要环节。
新京报：据说陈良宇、陈希同等“落马高官”都曾找你做辩护律师，你都给推了，
为什么？
田文昌：作为我个人来说，并不是很愿意接高官的案子，可是找来的又非常多，确
实也忙不过来。所以我接的很少。
至于选择案子的主要倾向，我更注重能否体现作为律师的价值和作用。难度大、争
议大的案子，更能够发挥律师的作用，也更需要律师。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倾向于接这
样的案子。
法院如何结案
办案中不能再把口供当做“证据之王”，必须重视物证和旁证的作用，这样就会把
证据链做实。
新京报：如果在庭审中出现意外，当事官员当庭全部推翻以往供述，怎么办？
田文昌：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可怕，很大的启示就是点出了当下的一个误区—定罪太
重口供。目前法律规定的本意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但在现实中过于重口供。
办案中不能再把口供当做“证据之王”，必须重视物证和旁证的作用，这样就会把
证据链做实，就不怕翻供。
过于侧重口供，必然导致两种结果，一种是通过诱供和刑讯逼供来获得口供，容易
导致冤假错案，另一种就是没有口供就不敢定罪。
新京报：据报道，落马官员基本都服从一审判决，不再选择上诉，共同的原因是什
么？
田文昌：我的印象恰恰相反，大多数“落马高官”都会选择上诉，我经手的官员案
件，最后基本都上诉了。
虽然上诉的结果，大多是维持原判，但根据“上诉不加重”的原则，也不会加重刑
罚。
新京报时事访谈员 高明勇 实习生 黎明
(责任编辑：UN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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