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
发帖数: 22099 | 1 【 以下文字转载自 WaterWorld 讨论区 】
发信人: KingOfLunHui (轮回之王), 信区: WaterWorld
标 题: 大明灭亡的真正原因是太子朱标死得太早（历史版不让发）
发信站: BBS 未名空间站 (Wed Nov 20 13:56:04 2013, 美东)
开国皇帝朱六四不提，逆天的英雄，毛泽东的前世，人当杀人，佛挡杀佛。手下名将统
率高过90至少6、7人，满洲蒙古朝鲜安南西藏日本一起来都不怕。
关键是儿子朱标不争气，竟然病死了，留下了建文帝。结果朱棣在北方起兵，并得蒙古
人之助，最后很不科学地夺得了帝位。
这倒也无所谓，问题是朱棣自己统率武力都过90了，所以毫无压力地迁都北京，甚至还
亲自追杀蒙古，打得蒙古人四散奔逃。
但是这些却种下了明朝灭亡之根本原因：定都北京。
须知北京历代都是少数民族首都，人定都在这里，是在塞外和关外安全、是自己家的前
提下的。而明朝定都于此就有点危险了，长城外，古道边，蛮族帐幔连天。
更亏的是经济。明朝经济中心在江南，首都离得远就收不上来税（税收和首都距离成反
比），所以经济方面也吃亏。
所以于谦其实坑了明朝——当时听徐算命先生的，南迁虽然一时示弱，但是其实最后会
延长明朝的寿命。
瓦剌已经给明朝示警了：这地儿不适合当首都。不听。所以说于谦、史可法这种刚烈文
人最坑汉人王朝。
结果到崇祯，江南不出钱不出兵，满清绕过蒙古就过来烧杀抢掠了，一群可怜兵千里迢
迢万里迢迢来勤王——这要是南京，你攻来试试，先造船去，北周北齐都发来了贺电。
最后李自成直接攻陷首都，明亡。
定都南京最后也是死，可是起义军和满清都不擅长水战，至少凭着水军和陆战队还能跑
，参见南宋，至少还多个选项：跳崖。
所以说明亡于定都北京，可怜若朱标不死，建文帝不失帝位，南京一直是首都，肯定大
明不会亡。 |
a******9
发帖数: 20431 | |
d********3
发帖数: 899 | 3 亡于土地兼并和党争，当然了最根本原因是亡于家天下 |
r****1
发帖数: 4301 | 4 明朝应该是中国最短的王朝，这个时期世界已经发生巨变，英国在搞工业革命，日本开
始发展军工武器，明朝把大把银子用于购买土地，唯一留下的遗产是明式家具风格，成
为中国家具艺术里唯一值得借鉴的东西。无视世界变化，活在自己的土地世界里，不灭
也得灭。 |
L*********2
发帖数: 10195 | |
K**********i
发帖数: 22099 | 6 版主说我重复开话题~
【在 L*********2 的大作中提到】
: 为啥不让你发？
|
j********p
发帖数: 9680 | 7 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
新浪历史论坛
从明到清的历史转折
——明在衰败中走向活泼开放，清在强盛中走向僵化封闭
毛佩琦
怎样认识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中国为什么从先进走向落后，一直是史学界乃至国人关
注的重大问题。许多人热中于抨击明朝的腐败，同时也热中于称颂清朝康雍乾盛世。如
果孤立地谈论这两个事实，似乎并没有找到中国走向落后的病根。而将明代中后期与清
朝前期联系起来观察，人们则不难从众所周知的事实中看出问题的症结。解体中的明朝
给新事物的发展提供了可乘之机，强化的清朝统治却阻断了前进的步伐。
一
《明史.神宗本纪.赞》上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1]明朝到万历后期，各种衰
败的征兆已经尽行显露。皇帝的怠荒，宦官的跋扈，党争的激烈，都使政权处于失控状
态。从根本上看，这时期传统经济已发展到顶峰。新的经济因素已开始腐蚀着固有的社
会纽带。与此相适应的是思想上的离经叛道和社会生活的放纵颓废，都加速了明政权的
崩溃。
但是，无庸置疑的是，中国依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经济上，发达的农业手工
业处于领先水平，不仅为国内商业活动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基础，而且支持了强劲的海外
贸易。明帝国在通海势力的强大压力下逐步放开海禁。中国在海外贸易上显示出雄厚的
实力。中国是当时东方海上贸易的重要角色。据统计，15世纪80年代，葡萄牙人每年把
大约100万度卡（ducat）约合 32000公斤白银运到远东，其中二分之一以上流入了中国
。日本1599年—1637年间共输出白银5800万两，其中大部分流入中国[2]。联系到当时
中国国内的情况，明朝自正统年间承认白银流通的合法，到万历年间推行一条鞭法，白
银已成为普遍的价值衡量尺度。国内市场的发展，造成白银短缺，供不应求，万历年间
的采矿热正反映了这种深刻的社会背景。
明朝末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东来，中国与西方殖民主义也开始了在军事上的较量。一
些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先后开始了向中国沿海地区的扩张。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
相继来到中国。嘉靖元年（1522年）葡萄牙人米儿丁.甫思多灭儿（Martin Affon de
Melle Coutinho）带兵到广东沿海，企图用武力打开通商大门。嘉靖二年（1523年），
明备倭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在新会县西草湾截击葡军，生擒42人，斩首35级，俘被掠
男妇10人，获其舟2只。余贼米儿丁等“复率三舟接战”，明军火焚先所获舟，王应恩
死之，余贼亦遁。[3]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明军在浙江巡抚朱纨、副使柯乔、都司
卢镗等人率领下围攻侵占福建诏安马溪的葡萄牙海盗，使之受到重创。万历三十二年（
1549年）荷兰殖民者侵略澎湖失败。天启二年（1622年），荷印总督率军犯澳门被击败
，北上一度占据澎湖，天启四年（1624 年）被明军击退，后荷军占领台湾。
1661 年，郑成功率军攻克台湾，荷军投降。这期间，郑成功建成了一个海上军事政治
集团。其时，中国人是无可争议的海上的霸主，“具有高效率、稳定的指挥系统，能迎
战欧洲人在远东强有力的扩张行为”。[4]尽管明朝作为一个政权，本身已经开始衰败
了，但西方殖民者的势力，尚不足以与中国的总体实力相抗衡。
在环球大视野上观察中国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当代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在考察了
1500年以后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之后，得出结论，认为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
，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在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
的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他认为，中国是亚洲的中心，在1500 —1800年间中国也是
整个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
长期以来不论是学术界还是一般舆论，对于明政权的腐败和社会的解体深恶痛绝,批评
有加。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观察，完全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所有造成明政权和
社会解体的因素，都是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其中不乏新的积极的因素，由此显示了社
会进步的希望。
明代商品经济的活跃和重商主义的抬头使根植于小农经济的一切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明
政权用以控制人口和土地的手段，户籍制度、黄册制度、赋役制度——与以前历朝大同
小异——渐渐失灵。经济的发展水平和人身的解放程度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主要尺度。就
明朝中后期的情况而言，中国社会已经明显地表露出向近代转型的征兆。
作为高层次的意识形态，明中后期，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发生动摇，以王阳明为代表的
心学逐步发展起来，人的主体意识增长。心学提倡自我，蔑视权威，提倡社会相对平等
。传统的价值观念、教条受到挑战。由于明朝政权的腐败，统治机器的松动，对社会控
制的能力大大下降。明朝出现了像明武宗、明神宗、明熹宗这样的皇帝。这对传统政治
是一种瓦解。但政权控制力的减弱，却给反传统事物的发展留下了缝隙。新鲜事物和独
立思想所受到的压力减小了。万历年间，皇帝长期不理政务，朝臣的大批奏章被弃之不
顾。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卷帙浩繁的《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其中针对时政，甚至指斥
皇帝的大胆放言，真不像是在政治高压、统治严密环境下的产物。皇帝的不闻不问，鼓
励了言官们的声势。这恰与心学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起汇成一股潮流，对传统思想
造成了冲击。
在知识阶层，主体意识更加高涨。各种各样的集会结社普遍出现，强烈要求参与政治、
干预社会生活。继东林党之后，复社成为全国性的庞大的政治性社团。它具有完整的组
织和明确的主张，带有一些近代政党的意味。他们那种“品核执政，裁量公卿，虽甚强
梗，不能有所屈挠”[1]的精神，给晚明社会添加了一层鲜亮的色彩。
另一方面，推动明代社会进步的又一力量是国门打开后大量异质新知的涌入，在传统的
社会思想和意识形态中打入了楔子。伴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开始了西学东渐的过程
。
在传入中国的西学中，地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人带来的世界地图《万国全图》，使中国人第一次了解到在中国以外远西诸国
的情况，知道了中国在地球上的位置，亘古以来的中国中心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耶稣会
士意大利人艾儒略（Aleni.J）的《职方外纪》，介绍了欧洲文明，使中国人知道在中
国之外，还有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促进了中国有识之士放开眼界追求新知的态度。以徐
光启、李之藻为代表的先进知识阶层，敞开心胸，广泛吸纳外来文化，在传统中华文明
中添加了新鲜血液。为了富国强兵，徐光启更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2]的精
彩思想，使中国人在接纳新知时，有一个很高的起点。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崇祯皇帝的态度。当时的明朝，就自身而言，内忧外患，已成积贫
积弱之势。为挽救明朝的颓势，崇祯皇帝也在听取和采纳西洋人的意见。传教士意大利
人毕方济（Franciscus Sambiasi），为了“仰佐中兴盛治事”，上书明廷出谋划策。
他说：“思所以恢复封疆，裨益国家者，一曰明历法以昭大统，一曰辨矿脉以裕军需，
一曰通西商以官海利，一曰购西铳以资战守。”[1]不管毕方济本人还有什么其他目的
，看来他“仰佐中兴盛治”是出于诚心的。但是，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他是在
将西方的价值观向古老的东方文明中灌注。按照他所提出的模式，将会全面吸收当时的
科学技术，将会兴办与西方同样的矿业，将会开展与西方同样的贸易。这无疑将会使中
国出现一番新的景象。崇祯皇帝对这类建议采取了开明的态度。他同意徐光启的请求，
让罗雅谷（Rho, J）、汤若望(Schall, J-A)等“以其新法相参较，开局修纂”历法[2]
， “指挥督造战炮”。他“旌汤若望勤劳，赐金字匾额二方，一嘉若望才德，一颂天
主教道理真正”，致使“住澳之西国官绅士商，鼓乐放炮，排导欢迎”。崇祯皇帝还下
令再次开放了海禁，并让刘若金伴住毕方济于海上，“商议澳舶事宜”。[3]如果历史
假以时机，崇祯皇帝的这些做法是可能产生深刻影响的。
整个明朝时期，文艺复兴浪潮全面席卷欧洲，欧洲社会普遍发生变革。1540年（明嘉靖
十九年），欧洲宗教界中反对路德新教改革的势力成立了耶稣会，他们致力于复兴天主
教，努力把自己的势力向海外拓展。耶稣会士把兴办学校、传授科学技术等作为传播宗
教的手段。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2年（明万历十年）来到中国
澳门，1583年来到广东省香山县。他以“易佛补儒”之说打入中国上层社会，以他拥有
的自然科学知识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接近。
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技术几乎包括了可能的各个领域，数学、天文学、地理学、测绘
学、机械制造学乃至于音乐、绘画、文字拼音等等。1619年（明万历四十七年）7月，
耶稣会士比利时人金尼阁（Tyigault, Nicolaus）等人在教皇的支持下，携带7000部西
文图书来到澳门，除宗教图书外，大部分都是有关科学技术的图书。其中就有哥白尼 (
Copernicus)的《天体运行论》、开普勒(Kepler,J)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虽然这
些图书未能全部译出发挥影响，但也足以显示西学东来的强劲态势。
问题在于，为什么当时西学可以在中国传播，可以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
这就需要我们回过头来考察中国当时的情况，考察中国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一种
外来文化传入，如果接受地不具备适当的土壤和接受条件，这种外来文化是无法立足的
。西学东渐之所以成为可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程度的本身。具体地
说，中国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面临转型的边缘，中国科学技术自身发展的动力提出了
接受新鲜事物的要求。西学东渐是中国科技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即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
和实学思潮蓬勃兴起的大背景下的逻辑发展。
明代传统的科学技术，虽然还没有发生重大的革命，但当时几项重大的科技成果在中国
科技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表明中国科学技术在原有轨道上的发展走向成熟，向新的突
破点的逼近。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一部伟大的农业、手工业技术的百科全书，全
面反映了中国当时的科技水平。明代当时已经采用火药爆破法开矿，用竹制管道排放煤
矿中的毒气；使用焦碳炼铁；在冶金中广泛采用活塞式木风箱鼓风；用木铁结构机车运
送矿料。在纺织等行业的手工工场中，机械使用已经很普遍，手工制造的机械已经相当
复杂。中国和欧洲在手工技术方面的水平是相近的。在传统医学中，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中的一些材料被200年后的达尔文用来证明他的物种进化理论。王履《医经溯回集
》指出了瘟病与伤寒的区别；吴有性《瘟疫论》对传染病作了专门研究；陈实功《外科
正宗》说明当时已经能吻合切断的喉管。嘉靖年间，为预防天花，已经发明了种牛痘的
方法。在音律学上，朱载育以其新法密率实现了十二平均律的推算，它影响了整个近代
音乐的发展。徐霞客所著《徐霞客游记》，对熔岩地貌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考察和深入的
研究。算盘的广泛使用，《九章算法比类大全》和《算法统宗》都标志着计算技术的进
步。
耶稣会士利玛窦曾这样称赞中国的天文学水平，他说：“他们计算日、月食的时间非常
清楚准确，所用方法却与我们不同，这些人从来没有和欧洲人交往过，完全由自己的经
验获得和我们相似的成就，真是一件可以惊奇的事。何况我们的成绩是与全世界人士通
力合作而得到的。”[1]清朝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李明（Le Comte,L.）参观过北京观
象台后，引用另一位耶稣会传教士的话说：“这些铜制机器已经制造七百年了，在这个
硕大城楼平台上也存放了几个世纪，可其式样仍显明亮清晰，就像是刚铸造的一样。无
论是存放地点的宏伟，还是机器设计制造的精美，远非欧洲人所能比……总之，中国以
此显示了他们的全部科学和富庶，这足可让那些无此等设计制造能力的其他民族感到羞
愧。”[2]
英国科学技术史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认为，徐光启的思想方法上酝酿着近代
科学的倾向。他说：“当十六世纪末，利玛窦到中国同中国学者讨论天文学时，中国天
文学家的思想（这保存在他的谈话记录中），今天从各方面看来，都比利玛窦自己的托
勒密-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式的世界观更为近代化一些。”[3]中国学者同样认为，
“徐光启的哲学思想及方法论是远远超出当时和他往还的西方传教士之上的。他应该公
正地不是和他同时代的利玛窦等人而是和他同时代的培根伽里略和笛卡尔相提并论。”
[4]
正是因为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有了这样的成就，在中国知识界中就有一种将其向前推进
的动势，就能够以开放的、平和的心态去接纳异质的但是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
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是多方面的。在天文学方面，徐光启、李天经与传教士共同编制的
《崇祯历书》中，采用了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宇宙体系，介绍了托勒密(
Claudius Ptolemaeus)的系统，引用了哥白尼(Copernicus,N)、伽利略Galileo)、开普
勒(Kepler,J)等人的一些天文数据和资料，引入了地球的概念。虽然由于传教士的偏见
，他们没有讲到哥白尼的宇宙体系，没有及时介绍开普勒太阳系行星运动定律的伟大发
现，但《崇祯历书》已突破了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范围，引入了新的概念，新的计算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伽利略的《星际使者》一书写成5年后，就被阳玛诺(Dia ,E) 以《天
问略》的形式介绍到中国。《崇祯历书》中介绍的“太阳诸星如磁石与铁”，距哥白尼
《天文学概要》发表也不过10年。欧洲矿冶技术的经典《矿冶全书》也被迅速介绍到中
国来（阿格里科拉Agricola,G《矿冶全书》1556年初版，1561、1621、1657年重印，
1638年由汤若望、李天经译成中文）。数学在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徐
光启与利玛窦于明万三十五（1607年）将《几何原本》前6卷翻译完成，李之藻与利玛
窦合作译出了《同文算指》。最重要的是，通过对西方数学著作的介绍，输入了西方的
数学观念，使中国人认识到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徐光启说：“能精此书者，无一事
不可精；好学此书者，无一事不可学。”[1]这是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近代科学观念
。可以说中国科技已经完全做好了向近代转化的准备。而这时，有一个使中国学术与世
界科技同步发展的机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与此同时，在中国和西方之间，也开始了一个东学西渐的过程。在西方一些先进的知识
分子和政治家眼中，中国的完善的文官制度和成熟有序的社会所体现的进步的人文精神
是无与伦比的。一些人对中国文化崇拜得五体投地。1621年英国出版了一部奇书,伯顿
（Robert Burton）的《忧郁症的解剖》（Anatomy of Melancholy）,书中有三十多处
提到中国，特别赞扬中国人民的勤劳整洁，彬彬有礼，赞扬良好的中国政府以及选拔人
才的科举制度。作者写道：“他们从哲学家和博士中挑选官员，他们政治上的显贵是从
德行上的显贵中提拔上来的；显贵来自事业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的高尚……”[1
]在葡萄牙人曾德昭（Alvaro Semedo）的《大中国志》（1642、1643年先后以西班牙文
、意大利文在欧洲刊行）中介绍了当时中国各方面的情况，他说：“任何行业的人，因
从中读到一个如此机智民族的计划、管理、和实施都将受益非浅。”[2]众所周知，西
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思想曾得益于中国文化的启示。也就是说在人文和思想领域中国与
西方也没有大的差距。
二
清朝在明朝内忧外患中乘虚入主中原，凭借其有力而高效的政治机器和组织严密而又生
气勃勃的八旗军队，夺取了在全中国的统治权。它沿用了明朝的统治模式同时又加进了
满洲固有的统治手段和统治经验。建立了以绝对皇权为中心的强大的专制主义政权。尽
管清朝的统治与明朝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看，是对传统的专制主义政治制度进行了整
合，是将在明代已经解体的体制再行加固，如同修理了一辆即将废弃的破车，使之继续
运行，延长使用。
不仅如此，清朝政权与明朝相比更带有保守性和封闭性。特别是在国内叛乱得到平息，
边疆地区包括台湾实现统一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它的保守性和封闭性表现得更加明
显。
随着清朝绝对君主权利的确立，晚明以来“离经叛道”的思想逐渐销声匿迹。到乾隆朝
，文治达到鼎盛，思想禁锢也走向极致。其主要表现，一是文字狱，一是寓禁于修的大
规模图书编纂活动。
文字狱前人论述甚多，不必重述。
关于大规模图书编纂活动，则要多说一句。在说到“康乾盛世”时，时人往往会盛赞“
四库全书”的编纂，称其规模宏大，保存文化典籍，功垂千秋云云，而不提或少提它对
中国文化的破坏。在“四库全书”编纂之初，乾隆帝就对各地官员在征集书籍时，或者
不明白乾隆帝的意图，或者有意隐匿或保护一些图书的做法表示不满。他说：“自应将
可采择之书开单送馆，其或字义触碍者亦当分别查出奏明，或封固进呈，请旨销毁，或
在外焚毁，将书名奏闻”“明季末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抵触
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3]也就
是说，禁毁“违碍”图书从一开始就是乾隆帝的一个主要目的。众所周知，结果是在四
库全书编纂中有大量图书被禁毁。著名书商孙殿起在其《清代禁书知见录》中说：“在
于销毁之例者，将近3000余种67万部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当时对旧籍之追
缴销毁与四库开馆相始终。”[4]许多禁毁图书现在已经无法见到了。清代的禁书对中
国文化的破坏是空前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四库全书”的纂修毫无功绩可言也似无不
当。
既然清代统治者不准人们思考，那么，知识分子只能钻入故纸堆了。于是所谓“乾嘉之
学”大兴。乾嘉之学的辉煌多少带有一点惨淡和悲壮！须知正是在这时，西方社会在长
足进步。而中国却在满足于地大物博、天朝大国的虚骄心态中“万马齐喑”，裹足不前
。
在中华帝国裹足不前的时候，西方取得了哪些进步呢？
雍正十一年（1733年），在英国，在纺织领域，凯伊发明了飞梭，产业革命从此开始。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同样在英国，哈格利夫士发明了新式纺车，即著名的珍尼纺
纱机。乾隆三十八年（1768年）阿克来特发明了新式纺织机。新的机器使纺织效率提高
了40倍。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瓦特发明了蒸汽机，使产业革命在动力上出现了革
命性的进展。
其后，蒸汽机不断得到改进，并在机车、轮船等许多方面得到普遍应用，使欧美地区的
劳动生产率飞速提高。
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全面近代化，各个学科体系逐渐完成，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知识
变成了科学。”[1]在思想领域，法国启蒙运动蓬勃发展，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
狄德罗的思想闪烁出耀人的光彩。接着，合乎逻辑的发展，就是1775年（清乾隆四十年
）北美的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起义，1783年（清乾隆四十八年）美国宣布独立；1789年
（清乾隆五十四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发表《人权宣言》，1792年法兰西共和国成立。
大清帝国对域外的这些情况完全不予理睬。法国人佩雷菲特说（Alain Peyrefitte）：
“正当欧洲人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
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生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
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2]
清朝实行了严厉的海禁。清朝建立之初，残明的反清势力还很活跃，特别是郑成功以台
湾为基地的复明活动，给清朝造成很大威胁。清廷一再下令迁海，切断大陆地区与海外
的联系，以断绝郑成功的供应。顺治十三年（1656年），清廷的敕谕说道：“海逆郑成
功等窜伏海隅，至今尚未剿灭，必有奸人暗通线索，贪图厚利贸易往来，资以粮物，若
不立法严禁，海氛何由廓清？”[3]虽然，在台湾统一后，清廷一度开放海禁，但这种
情况维持不久，清朝再次对海外贸易加以限制。康熙年间，汤若望教案发生后，洋教的
传播开始受到限制。特别是在清廷与罗马教廷发生礼仪之争后，不仅西洋人在中国传教
受到限制，而且洋商与中国贸易的态度也更加严厉。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清廷下
令禁止南洋贸易，到雍正五年（1727年）禁令曾经被废除。乾隆二十年（1757年），清
廷下令限制外商，“止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4]二十四年，清廷
又根据两广总督李侍尧的建议，不准洋商在省内过冬，间有过冬者，只限在澳门居住。
洋商到粤，要求命令在当地寓居的行商对其加以管束、稽查。禁止内地民人借领洋商资
本贸易，禁止洋商“雇倩汉人役使”、雇人传递信息。洋船停泊处，酌拨营员弹压稽查
。[5]乾隆五十八年（1794年），英国使节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ccartney）来到中
国，在承德避暑山庄晋见乾隆皇帝，提出与中国进行贸易的请求。乾隆帝说过一段非常
著名的话：“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对英国的请求予以
断然拒绝。[6]须知，这些严厉的海禁措施是在清朝发展到极盛时采取的。
追寻清朝实行闭关政策的原因，清廷的妄自尊大，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清廷在与
洋人接触中心怀恐惧。这时的清廷，并不一定害怕洋人，它真正害怕的是国内百姓。我
们不妨引用一段马克思的话，他说：“推动这个新的王朝实行这种政策的更主要的原因
，是因为它害怕外国人会支持很多的中国人在17世纪的大约前半个世纪里即在中国人被
鞑靼人（指满洲人）征服以后所怀抱的不满情绪。由于这种原因，外国人才被禁止同中
国人有任何来往。”[1]狭隘的防范心理，使清朝统治者不可能有开放的胸怀。清朝严
厉的闭关政策，不仅使中国自绝于世界大潮之外，而且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
。
同时尽管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清朝却固守着天朝大国和世界中心的思想。
以妄自尊大的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廷上下对世界的无知到了惊人的程度。在英使马戛尔
尼来华时，乾隆皇帝向英国使臣宣称，“天朝威德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
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2]
他在记载马戛尔尼来华一事的诗中，又说：“此次使臣称，该国通晓天文者多年推想所
成测量天文地图形象之器，其至大者名‘不腊尼大利瓮’一座，效法天地运转，测量日
月星辰度数，在西洋为上等器物，要亦不过夸大其辞而已。现今内府所制仪器，精明高
大者尽有此类。其所称异物，只觉视等平常耳。 ”[1]
在清廷看来，英国不过是一个蛮夷小国。在它的眼里，只有近夷和远夷之分，英国是远
夷，是梯山航海前来匍匐朝贡的红毛夷。所以，马戛尔尼被称为“英吉利贡使”，他所
携带的礼物均被称为“贡物”。清朝官员要求英国使团像一切其他国家的使团一样，对
清朝皇帝施跪拜礼。直隶总督梁肯堂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说：“臣见皇上威德远播，
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当航海献瑞之时，正禁旅凯旋之候
。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臣不胜踊跃欢忭之至。伏查该使马戛尔尼既由天津进口登陆，
处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当然，在英使拒不
就范，表现出并无“向化之诚”的时候，清廷就减少或停止了对英国使团的“赏赐”
供给，以示惩罚。乾隆皇帝下谕：“（英使）似此妄自骄矜，朕意甚为不惬，已全减其
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
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待之礼，以示体制。此亦驾御外藩
之道宜然。”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可笑的话语，中国自周朝以来使用了几千年。殊不知
，外面的世界如此纷繁复杂，中国已不再是世界的中心，已不再是一个不可战胜的天朝
大国。清帝国面对的是一个不可一世的海上强国。清朝的骄矜出于对世界形势的无知。
也正因对世界的无知，才越加保守和不思进取。
与此同时，与明代后期科学技术朝气蓬勃的开放态势不同，清代的科学技术倒退回“西
学中源”的故步自封之中顺治、康熙时期，清廷对西方传教士的利用，是从维护皇朝统
治出发的。与明代不同，清廷限制普通士人与西方传教士的接触。明朝时期由民间推动
的自下而上的与西方传教士的交流不存在了，拥有技艺的西方传教士更像是清朝的宫廷
侍从，成为天朝大国太平盛世的装饰品。由康熙皇帝支持，有法国人白晋（Bouvet,J
1656-1730，1687年来华）、雷孝思（Regis,J-B1663-1738，1689年来华）、杜德美（
Jartou,P 1668-1720，1701年来华）等参加测绘的《皇宇全览图》，在完成后，就被收
入内府密藏起来。由传教士巴多明（Parrenin ,D1665-1741）奉命写成的人体学讲义《
钦定各体全录》却被认为不可示予青年人和普通人，而不能出版。由梅毂成、何国宗等
编纂的〈〈数理精蕴〉〉一书，介绍了自晚明以来传入中国的几何学、三角学、代数和
算术知识，但数学家们却宣称：这些西学 “询其所自，皆云本中土所流传。三代盛时
，声教四讫，重译向风，则书籍流传于海外者，殆不一矣。周末畴人子弟，失官分散。
嗣经秦火，中原典章既多缺佚，而海外之支流反得真传。此西学之所以有本也。”[2]
也就是说，“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西学源于中学。“西学中源”成了众口一词的流行
说法。这种“西学中源 ”说颇可使“天朝大国”的骄矜心理得到满足，但它却导致故
步自封，导致对新事物蔑视和拒斥。
肩负重要使命的马戛尔尼在其使命受到阻力时，企图试用他对科技进步的热情吸引对方
，这是耶稣会士利玛窦在200多年前使用的故伎。但是，清廷上下却对此无动于衷。
满洲贵族与一部分汉族士人对西方传教士的活动充满猜忌。康熙三年（1664年）七月，
爆发了汤若望教案。“徽州府县民杨光先年六十八”上书攻击汤若望，“传妖书以惑天
下之人，且于《时宪历》敢书‘依西洋新法’五字，暗窃正朔之权以尊西洋，明示天下
，以大清奉西洋之正朔毁灭我国正教，惟有天数独尊”[1]。他指责汤若望“只进二百
年历”，是诅咒清朝短命，指责在历书上注明“依西洋新法”是不尊清朝正朔。杨光先
的行为受到了清廷的鼓励，杨光先被“特授钦天监右监副”，旋授“钦天监正”。杨光
先有恃无恐，更大胆地说：“光先之愚见，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
。”[1]杨光先等人的愚昧偏执，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但是，在后来的天象测算
比试当中，杨光先等人的测算“逐款不合”，耶稣会士南怀仁等人的测算“逐款皆符”
。虽然这一次汤若望得到了昭雪，但在以后的事件中，西方传教士们还是被赶出了国门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罗马教廷解散了耶稣会，由传教士传入西学的过程也就停
止了。乾隆五十年（1785年），耶稣会的活动得到了恢复，但西学东传却一直没有恢复
。
事态发展的结果显然已经十分清楚，清朝的中国在世界上将逐渐落伍，以至被动挨打。
英使马戛尔尼在访华之后得出结论说：“清帝国好比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它之
所以在过去一百五十年中没有沉没，仅仅是由于一般幸运的、能干而警觉的军官们的支
撑，而它胜过其他邻船的地方，只在它的体积和外表。但是，一旦一个没有才干的人在
甲板上指挥，那就不会再有纪律和安全了。”[2]英国人已经看出了清帝国外强中干不
堪一击的本质。当清帝国紧闭国门，一再拒绝开放的时候，英帝国主义者便决心用炮舰
打开中国的大门，而大清帝国则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等待它的是失败和屈辱
。
清朝的入主，使本已趋解体的旧制度得以维系和延续，新事物的萌芽、鲜活的思想和开
放的态势均遭到扼杀。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既不求创新，也不求进取。中国失去了一
次融入世界与先进国家同步发展的机会，最终沦为衰败的大国。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
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要在最后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
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买的特权—— 这真是一
种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1]
关于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或者中国社会发展迟缓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在从哲学或文化
层面寻找答案。其实，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甚至是影响历史走向的事件，也不乏是偶
然的。越把它放到长的历史时段上看，就越会发觉是这样。世界上各个国家的发展是不
平衡的。一个时期一些国家走到前面了，一些国家落到后面了，但若干年后，情况又会
发生变化。如果就认定哲学或文化决定论的话，那么，先进国家将永远先进，落后国家
将永远落后，而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最后，要讲述一个中国文化史上的带有象征性又很有戏剧性的细节。
明朝徐光启与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前六卷完成是在万历三十五年，丁未（1607年）
。
徐光启在《跋几何原本》中写道：“续成大业，未知何日，未知何人。”[2]
清朝李善兰与西洋人伟烈亚力翻译《几何原本》后几卷完成，是在清咸丰七年，丁巳（
1857年）李善兰在序中说：“自明万历迄今，中国天算家愿见全书久矣。”[3]
算起来，这中间相隔整250年。
明朝徐光启以利玛窦《坤宇万国全图》为底本刻印《两仪玄览图》是在明万历三十一年
（1603年）。
清朝魏源在林则徐的支持下编制《海国图志》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这中间相隔239年。
这大约250年，正是清朝从建立走向极盛的250年，也正是中国从先进走向落后的250年
。中国已经失去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地位，西方侵略者挟其炮舰之利再次扣开中国国门。
大文豪鲁迅先生曾说过一段著名的话：“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
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候，就如将彼俘来
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
仿佛觉得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成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
。”[1]这段话影响甚远。
然而，明朝末年不是“衰弊陵夷之际”吗？清康乾盛世不是“魄力雄大”吗？但是，我
们看从明朝到清朝的历史却与鲁迅先生的论述有所不同。如哲如圣的鲁迅先生之论，也
不无可议之处。
明朝在衰败中走向开放，清朝在强盛中走向封闭。这真令人深思。
转个网友的精彩回复：
[匿名] 胡
2007-05-24 19:23:15
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当前对某一个王朝的评价，已经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变成了一个政
治问题。总有人认为，怎样说历史能促进民族团结就怎样说历史，不利于民族团结，就
不要那样说，就要往相反的方向说。不是严肃地说历史，而是实用主义的历史观。其实
只看到短期效果的实用主义历史观最终并不实用，正确真实的历史观才永远是实用的。
就因为正确地看待历史就影响民族团结，那这民族团结也太脆弱了。
我们只是要历史学界承认历史上某些人确实犯过一些错误，错误就是错误，需要找种种
理由辩护吗，承认错误就那么难吗？又不要他来偿命。家和万事兴，承认彼此的错误，
彼此尊重对方，56个mz才会亲如一家。
【在 r****1 的大作中提到】
: 明朝应该是中国最短的王朝，这个时期世界已经发生巨变，英国在搞工业革命，日本开
: 始发展军工武器，明朝把大把银子用于购买土地，唯一留下的遗产是明式家具风格，成
: 为中国家具艺术里唯一值得借鉴的东西。无视世界变化，活在自己的土地世界里，不灭
: 也得灭。
|
j********p
发帖数: 9680 | 8 对比明清，由人变奴，一个英国人看满清之野蛮、愚昧、落后
新浪
节选自英人军官F·A·Lindley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
“经过汕头、厦门、福州、上海等地。每到一地，我总是尽量跟本地人相处在一起
。我发现他们都深深痛恶当前的统治者。一般人都把残酷、凶狠、口是心非归之于中国
人的天性，其实这多半是由于邪恶的满清政府所造成的。这些人从婴儿时代起，就习惯
于流血和酷刑的惨象．正象他们的祖先在最近两世纪中被鞑靼征服者所屠杀的惨象一样
。统治者的无穷迫害使他们麻木不仁，堕落退化；剃发的奴隶标记使他们带着不自然的
烙印；横恣暴虐的***制度摧毁了并贬抑了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生命财产完全操在最卑
鄙最无人心的官吏手里，操在只有贿赂可以动心的审判官手里；凡是反叛异族皇帝的非
正义统治的人，按律是“千刀万剐”，凌迟处死，稍涉嫌疑就被砍头，牵连在反叛案件
里的人一律格杀勿论：如果中国人沾染了通常是被压迫的弱小者所凭借的狡猾和欺诈，
又有什么奇怪呢? ”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
剃发、蓄辨、斜服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畸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
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
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
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
故吧。”
“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员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
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
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
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
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
，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
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
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
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部表现了
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太平军起义前，中国的情况是极其可悲的：两百年来的***压迫，显然
消灭了这个国家的一切善良高贵的品德，满清人入侵的恶劣影响似乎完成了对于中国人
的道德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全部破坏。”
“这样，满清政府的排外政策还有什么奇怪呢?闭关自守是清政府的救星；他
们的确知道他们的权力是建立在汉族奴隶的软弱愚昧和迷信退化之上。”
“满洲人的血腥统治，他们的暴虐腐朽，他们篡夺中国王位的非法手段
，这是大家所公认的。……自由和正义总是通过反抗暴虐统治而取得进展的，伟大的人
民领袖也许是今天的叛徒，可是明天他们得到了成功他们就要成为时代的英雄和爱国者
。”
“满洲统治者的这种残忍***继续了很多年，凡太平军所到之地，都浸透
了无辜者的鲜血：不但参加革命者的家属全被屠戳，而且成千上万的人都以嫌疑处死。
我们难道不记得野蛮的钦差大臣叶名琛的夸口么？仅在广东一省，他在一个月之内就杀
了七万人以上！这些人都是和平的乡民，他们并没有犯任何罪，甚至也不知道株连他们
的亲属，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只是一个满清官吏的屠杀成绩，试想：一批一批戴花
领拖尾巴的满清屠夫，将要冷酷无情地屠杀多少生命?这批屠夫从来不敢在战场上抗拒
太平军，纵使在深沟高垒之内，倘无外国人帮助也不敢抵御太平军，现在他们却被派来
对这些男人的手无寸铁的妇女和家属，滥施可怕的报复行为了。”
“为了彻底消灭爱国情绪，满洲人强迫被征服的中国人剃去他们从古以来就作
为珍爱装饰的长发，强迫他们垂辨，并采用鞑靼服装，违者处死。据说，宁死不肯忍受
这种民族屈辱的人有千千万万。变更民族装束在一切征服手段中是最明显最能压制人的
；这无疑是粉碎中国人民精神的有效方法。凡不肯忍受的就失去了头颅。”
“中国人在满洲人入侵之前是富足的。优裕阶级的住屋舒适而坚固。现在中国人
已没有多少显著的财产，稍露财产迹象就成为政府官吏的勒索对象．从鞑靼人进入中国
那天起，中国就不断地衰落下去，现在人民可以比作匍匐地上的牛马，有一天算一天地
活着，最堕落的迷信使他们的智慧变得迟钝愚昧。中国在清政府统治之下，各方面部显
示了最悲惨的景象，一个民族不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得到人的充分发展的景象．满
洲人为了保持自己的皇位，决定了三个方针：第一、强迫每个中国人剃发垂辫，违者以
叛逆处死。第二、凡秘密结社者，作为叛国论．第三、清皇帝为了加深统治者与被治者
之间的裂痕，甚至任其（官吏）搜刮民脂民膏，只要不致逼民造反就以。”
“在清王朝的进展和维持时期，惨道屠戮的牺牲者之多，是欧洲人从来所
不能思议的，虽然根据清人入侵以来不断发生的人民反叛和对人民所施行的屠杀的确凿
记载来判断，这些被毁灭的生命是从亚历山大到成吉思汗以来历罕见的。满洲人的野蛮
统治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残暴的酷刑，尤其施于反叛者的酷刑，以及他们所制定的刑
律，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污点。”
“中国最俊美的男人和女人只能在太平军行列中看到，这是奇怪的事实。
这也许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服装和发式。” “妇女摆脱了缠足的恶习，男子摆脱了剃发
垂辫的奴隶标记，这是太平天国最显著、最富有特色的两大改革，使他们在外貌上大为
改善，和在鞑靼统治下的中国人显出了巨大区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们（农民
）都乐于留发，这是太平和自由的标记，跟满洲人及其强加在汉人身上的剃头蓄辩的奴
隶标记恰成对照。” “在农村，村民们同样蓄了长发，在新政体下生活的非常愉快。
”
“中国的道德上的、社会上的和政治上的情况，几乎毫无希望地濒于险恶之境
。全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极需要加以摧毁．改造、重建和更新。但是
，要寻找能够担起这种任务的有效力量却又使人感到了茫然和丧．政府腐败，学者萎靡
不振，上流社会卑鄙而懦弱，下层阶级则j忙于生存斗争，整个民族似乎都被缚住了手
足。他们的道德力量陷于瘫痪，他们的智力才能陷于萎缩，他们的自由权利在***淫威
和荒淫无耻的势力之下被摧毁殆尽．政治上的腐朽暴虐，加以吸食鸦片的流毒，磨灭了
中国人的民族精神，使他们变成了无能的种族．但是在这种令人茫然沮丧的情况中，我
们终于看到了目前的革命运动、革命的主要人物及其所达到的成就：看到这种情况是值
得我们称的，我们要感谢上帝，使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值得称庆的情况．”
【在 r****1 的大作中提到】
: 明朝应该是中国最短的王朝，这个时期世界已经发生巨变，英国在搞工业革命，日本开
: 始发展军工武器，明朝把大把银子用于购买土地，唯一留下的遗产是明式家具风格，成
: 为中国家具艺术里唯一值得借鉴的东西。无视世界变化，活在自己的土地世界里，不灭
: 也得灭。
|
j********p
发帖数: 9680 | 9 关于清编《明史》的可信性
新浪历史论坛
个人对于清朝的印象一般来说是“闭关锁国”——表现为全面禁海。“有窥天下之心而
恨天下之人”——已经是天下之主了，却还怀抱着“满汉之分”死也不放，“ 宁与洋
夷，不予家奴”。还有最重要的是“文字狱”。——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对于清朝
乾隆年间才在张廷玉主导下完成《明史》抱有最大程度的质疑。
以下的文字都是从百度百科找到的，小子无礼，权窃一方之言，自己没有太多的历
史功底，也很遗憾，所以提出质疑，希望能有达人斧正。看到了“文字狱”才知道我们
国家的历史是如何出现的巨大断层，连宋朝的文字都不放过，这样的书籍，居然也能够
成为我们历史学习的主要读本。我们的历史早就被篡改完了！
对于明历史，明朝末年的人也有写的，结果如下：（转自百度百科）
康熙年间的：
【明史案
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
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
，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
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
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
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
，写明将李成梁杀死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
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
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
事者庄廷鑨已死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
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
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
《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
、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死，一时血溅人间
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南山集》案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
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 年)，书印出十
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
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
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
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
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
》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
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到了乾隆年间，更搞笑也更血腥的“文字狱”出现了。
首先就是《大义觉迷录》。老子写的书，还是全国宣讲，到了儿子当了皇帝，就被
禁了。天下奇闻啊！旷古未有！
以下也转自 （百度百科）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
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
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
，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
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
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 上下无隐情”、“为政以
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
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大家看好了，这时候的乾隆如何大度，世界如此美好啊！
往下看：（转自百度百科)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死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
”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
，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
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
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
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
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
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接着，又有人揭发山
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
鄂容安接替其职。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
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于是八月二十八日
，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
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
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
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
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
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
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
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
，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然而查来查
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
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
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却遭到
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
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到此无人再敢劝阻。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
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
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
守朴父子。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在乾隆帝看来
，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
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
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
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
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
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 “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
，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
”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死，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
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
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
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
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
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
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 “皆因以往
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
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
“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
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禁书、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
古创举。】
其后，乾隆同志变本加厉，文字狱也是千奇百怪了！
【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则被凌迟处死。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李一《糊涂词》有语“天糊涂，地糊涂，帝王帅相，无非
糊涂”。被河南登封人乔廷英告发，经查发现举报人乔廷英的诗稿也有 “千秋臣子心
，一朝日月天”句，日月二字合为明，你不是谋反又是什么？检举人和被检举人皆凌迟
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妻媳为奴。
乾隆五十三年 (1788年)，发生了贺世盛笃国策案。湖南未阳的老秀才贺世盛，多
次参加科举都没及第。他平时常替别人代写词状，又把道听途说的传闻和故事之类，拉
杂地拼凑出一部《笃国策》，准备写成以后上京城投献，以求贷得一官半职。因为这本
书上写了批评捐官制度的意见，这就成了“妄议胡政”，贺世盛被判斩立决。
其他涉及“华夷”、“明”、“清”字句的文字狱俯拾皆是。
江西德兴的祝庭诤，为教儿孙读书，自编一本《续三字经》，被人告发。官府查抄
发现书中对“于帝王兴废，尤且大加诽谤”，如写元朝有“发披左，衣冠更，难华夏，
遍地僧”句，“衣冠更”是指改穿着，“难华夏”是华夏遭难，“遍地僧”是全部光头
，虽说是说元朝，认为是影射当朝“明系隐寓诋清”。于是判祝庭诤开棺戮尸，十六岁
以上子孙辈斩立决。
江苏兴化人李驎《虬蜂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
东方兮，照八荒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句，被认为故意影射，定为叛逆大罪。
张缙严在给刘正宗诗稿作序中有一句“将明之才”等，皆被定为逆案。
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指为忆念明朝，图谋不轨。
乾隆帝对卓氏一家深恶痛绝，称他们“丧尽天良，灭绝天理，真为复载所不容 ”。判
决如下：“仁和县监生卓长龄著有《高樟阁诗集》，伊子卓敏、卓慎等人亦著有《学箕
集》等项诗稿，伊族人卓轶群写有《西湖杂录》等书均有狂妄悖逆之语，该五犯俱先后
病故，侥逃显戮，应仍照大逆凌迟律剁谁其尸，枭首示众。卓天柱系卓长龄之孙，卓天
馥系卓慎之子，均依大逆缘坐律，拟斩立决。卓连之收藏逆书不行首缴，依大逆知情隐
藏律，拟斩立决。陈氏、高氏，王氏并卓天馥二岁幼子均解部给发功臣之家为奴。”
安徽歙县生员方国泰收藏的其祖方芬《涛浣亭诗集》内有“征衣泪积燕云恨，林
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
鸿听转明”，乾隆帝认为有反清复明之心，罗织成罪。
有个刘三元，本就疯癫，某日失口对人说：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这个疯
子因此得罪被杀。
有些字句是专制帝王的专用品，如果不慎误用了这些字句，就是僭越犯上。
山西王尔扬为别人父亲作墓志铭，用“皇考”两字，这是习语，屈原《离骚》和
欧阳修《泷冈阡表》内都称父为“皇考”，却被斥为“于考字上擅用皇字，实属僭逆”。
江苏韦玉振为父刊刻行述，中有“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不料“赦”字只能
由皇帝使用，韦玉振被指责“乃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
湖南监生黎大本为母亲做寿，祝寿文内有“女中尧舜”等字句，被斥为“拟不于
伦，谬妄干分”，黎大本充军乌鲁木齐。
湖北秀才程明諲为人作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创大
业”被曲解为做皇帝，程明諲“语言悖逆”，斩立决。
其他触犯庙讳、御名以及提到皇帝应该换行抬写而没有换行抬写，因此获罪的，
不可胜数。有一个河南人刘峨，编印《圣讳实录》一书出售，本来是为了告诉人们应当
怎样避讳，所以把应避讳的清代诸帝的名字“各依本字正体写刻”，却被控大不敬，惨
遭斩首。
乾隆时的文字狱，有不少案件，甚至是因为向清朝统治者歌功颂德、献书献策，
不过，因马屁拍得不得法，犯了忌讳，也会遭到杀身之祸。
直隶容城一个走江湖的医生智天豹，编了一部《万年历》，祝颂清朝国运久长，其
中说“周朝止有八百年天下，如今大清国运，比周朝更久”，可是这万年历中把乾隆的
年数只编到五十七年为止，犯了大忌，被认为是诅咒乾隆帝短命，“罪大恶极，人人发
指，非碎磔不足以蔽辜”，结果，将智天豹处死。
还有个冀州秀才安能敬，写了一首颂扬清朝的诗，其中有“恩荣已千日，驱驰只一
时，知主多宿忧，能排难者谁”，这四句诗被曲解为咒骂皇帝有忧有难，无人辅佐，其
实，就象安能敬自己在审讯时所说，“原要竭力称颂，无奈说不上来”，顶多是颂诗写
得不好，哪里是什么讥讪诽谤呢？
再如著名学者全祖望著有《皇雅篇》，叙清世祖得天下之正。但全祖望的仇家却向
乾隆帝控告说，全祖望文内有“为我讨贼清乾坤”之句，居然冠“贼”字于“清”字之
上，大逆不道！全祖望几遭陷害，因朝廷官员为之辩解，才得以幸免。】
就是这样的环境下，写出的《明史》，还有人将其称为【“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
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
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这段更猛，关于“四库全书”的。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
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
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
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
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
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
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
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
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
”。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
》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
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
日本找出来！中华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
，彻底摧毁中华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中华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中
华弄成完全顺服的走狗！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狱；所“汉化”深者：工于
心术而极力摧残中华，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
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
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
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
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
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
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
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
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
，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
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 “
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
，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 “戎”、
“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
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
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
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
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在 r****1 的大作中提到】
: 明朝应该是中国最短的王朝，这个时期世界已经发生巨变，英国在搞工业革命，日本开
: 始发展军工武器，明朝把大把银子用于购买土地，唯一留下的遗产是明式家具风格，成
: 为中国家具艺术里唯一值得借鉴的东西。无视世界变化，活在自己的土地世界里，不灭
: 也得灭。
|
j********p
发帖数: 9680 | 10 近代中国落后的真正原因
新浪历史论坛
对于历史，人们可以采取宽容的态度，但是绝对不能忘记。澄清历史事实不是要追究清
算，而是要深刻地吸取教训以便指导我们民族未来的发展。
蒙元和满清是中国殖民地时代
1 满清对中国社会的摧残
当代建立在苏联教条主义历史学说基础上的中国历史观念认为，元朝和清朝是我国少数
民族建立的政权，没有人敢于直截了当地断言那是炎黄子孙当了亡国奴，国家沦为殖民
地、汉民族被异族武力征服和建立了经济寄生关系的屈辱历史。中华民族的主体一直就
是华夏民族，即汉族。鲁迅说过，中华文明的真正衰落就是因为这两次野蛮的异族入侵
。
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644年开始。从那时起，华夏民族就再一次地被北方蛮族征服，文明
发展的生机也被窒息。
满族入关后对汉人实施残酷地武力征服。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其血腥与惨烈程度比起
日本人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毫不逊色。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恐怖下，汉族男
子被迫留起了辫子作为臣服标志，征服者以此作为把汉人驯化成大清顺民的手段。
满人妇女禁止缠脚，却听任汉族女人的小脚照旧缠下去，这正好弱化了被征服民族的反
抗力量，满清人乐得维持现状，统治者用心极其阴暗恶毒。既然为了同化，汉人的女子
也应该效法满族女人的“天足”，革除缠小脚的陋习；满清统治者既然可以强迫汉族男
人留起辫子，为什么就不能去强制汉族的女人改掉恶习呢？
满族人对汉人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和民族歧视：
汉人被征服当了奴隶，因此是劣等人口。于是，满清政府就禁止满汉通婚以维护满族血
统纯洁高贵，这是种族隔离；满族人自己力量薄弱，就联合蒙古人一起压迫汉人，于是
蒙古人有王爷、贝子、贝勒之类，而汉人则没有如此殊荣，汉人政治上是三等公民（蒙
古人二等）。满蒙两个游牧民族联合垄断国家政权，汉人则充当被奴役的阶级。这是民
族歧视。
清朝出于民族专制的私心，不准汉人练习武功，严格限制火器发展，从而维持了游牧民
族长于骑马射箭的军事优势。清太祖努尔哈赤在攻城战斗中被明朝边防军的红衣大炮炸
死，这充当了满清限制火器的托词。对火器的限制，使得中国在明朝末年依然居于世界
领先水平的火器一度裹足不前。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浙江慈溪守城军民击败英法联军，
所依仗的居然是当年吴三桂埋藏地下沉睡200余年的大炮。
在文化方面，满清统治者为了维护其部族独裁，更是拼力禁锢民间的公开发言权。当时
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每个明伦堂设有一块横躺的石碑，叫做卧碑。在卧碑上镌刻有几
条禁令：生员不得言事；不得立盟结社；不得刊刻文字。这明显地违反了近代国家文明
发展必须的三大自由：言论、结社和出版的自由。
所谓《四库全书》的编纂，清政府大批地毁灭具有民族主义色彩和不利于殖民统治的书
籍，对汉族文化造成极大的破坏。文字狱是为了压制汉人的反抗，有可能带头造反的读
书人被吓破胆，连历史事实都忘记了。
征服汉人如同狩猎，掠取的奴隶就是自己的战利品和永久的财富。满清入关后建立了部
族的殖民统治，对汉人实施民族压迫，建立起经济上的寄生关系。整个满族是一个不劳
而获的寄生阶层，殖民者不事生产，只需操纵武力镇压汉人反抗就可以过好日子。满族
小孩儿在襁褓之中就开始享受国家俸禄。八旗子弟无所事事，终日里斗狗遛鸟，抽鼻烟
听京戏，逛窑子（八大胡同）吃大餐（满汉全席），把个享乐文化发扬了个淋漓尽致。
满清贵族因为有了汉人作为奴隶，有了经济寄生的社会基础，少了生存压力的统治者必
然滋生不思进取的惰性。祖宗种下了铁杆庄稼，反正自己不会饿饭，操闲心管哪么多作
什么？
殖民者头等关心的不是国家的强大与进步，而是如何才能保持对于汉族人的军事优势，
使他们花天酒地、钟鼎而食的特权生活能够永远地维持下去。
满清贵族对于任何可能危及其民族专制的新事物防之甚严，宁可不要可以令中国富国强
兵的政治改革（戊戌变法），也要维护满族人的统治特权。
关紧国门、禁海休船是征服者为了防备猎物外逃，独享抢来的宝物，避免被其他列强分
肥。同时，在政治上避免反清志士逃亡到海外联合起来建立光复基地。孙中山海外谋事
，国内起义，就是在海禁放开之后。
政治上野蛮的民族压迫、种族歧视，文化上大搞文字狱，加上无情的经济寄生和严厉的
禁海令，满清统治者这一系列罪恶的殖民行径阻滞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扼杀了华夏文明
的生机。
虽然在元朝和清朝客观上导致了民族大融合，但是这两段历史的性质必须按照当时的实
际给予客观定性。为了蒙古帝国疆土世界第一的虚荣和满清统治下民族间的融合以及国
土面积增加，中华民族付出的昂贵的代价是华夏文明发展的速度被严重地延缓。
如果我们可笑可悲地陶醉于蒙元疆土的辽阔，那么照此逻辑印度人也应该感激英国让他
们笼罩过“日不落帝国”的光辉。我们还应当后悔抵抗日本的侵略，否则，我们早就在
日本皇军领导下建立了“大东亚共荣圈”，黄色人种共同分享东方文明的荣耀。
今天，我们是继续“推翻事实，姑息教条”，还是“尊重事实，修正理论”？
2 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
满清的乘虚而入是华夏文明惨遭殖民征服的开始，落后的蛮族取得政权后，建立起民族
间的经济寄生关系，对汉族人民大搞种族歧视和民族压迫，尤其在思想和文化上进行大
规模的钳制和愚民。
十九世纪中叶，东方国家面临西方列强的入侵局势。当时的中国处于满清殖民统治之下
，而东瀛日本却正在逐渐地崛起。日本整个国家处于一个上升阶段，“倒幕运动”结束
了国内的封建割据，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高效率的中央集权国家。
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单一的民族结构，使这个国家很容易形成强大的民族内聚力用以
对抗西方民族的侵略。当明治皇太后带头把自己的珠翠首饰捐献出来购买西方工业设备
时，慈禧太后正在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迎接自己的六十大寿，沉迷于骄奢淫逸的享
乐生活。
还是孔子说得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满族人更多考虑的是巩固和维护自己政治
专权和经济寄生的优势地位，哪里顾得上汉人的死活？当满清这个老强盗被更强大的新
强盗凭借武力打败之后，就惟有加倍地牺牲更弱的被征服者——汉民族的利益以求保存
自己的掠食地位。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历史，从末代皇帝和金碧辉挟洋自重，卖国求荣建
立满洲国的历史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到异族殖民者的卑劣嘴脸。处于征服统治地位的满
清人，哪里有半点拿汉人当作自己同胞的情谊啊！
近代西方国家的经济腾飞几乎都以牺牲和掠夺中国为前提。“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
欢心”，满清当权者的思路非常清晰，“宁与强邻，不与家奴”。因为奴才是自己打败
和征服了的“下三烂”，根本不值得去尊重，而强邻则是绝对惹不起的暴力组织，闹不
好还得丢掉性命，还是乖乖地遵守“弱肉强食”规则，顺从“ 暴力更强者”倒还有口
饭吃；更为可怕的是，一旦被压迫者取得政权，必然实施报复，被推翻的主子难免灭顶
之灾，干脆让他们永不翻身才可以确保自身的安全。
世界上只有野狗给老虎狮子让出猎物的道理，从来没有听任猎物逃生的傻瓜。被野狗咬
断腿的可怜的猎物在面临新的天敌豺狼虎豹之时，其自卫抵抗难免力不从心。中国先是
被满清这只野狗给咬伤了，然后才被其他猛兽所欺压凌辱。这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真
正原因。
1840年后，西方的狮子、老虎、狗熊纷纷踏上神州，欲同满清这只先得手的野狗分享猎
物，这就达到中华民族悲惨命运的极点，爆发革命的客观条件就此具备。
“ 双重殖民”导致人民的痛苦达到临界状态，为了活命必须拼命，唯有拼命奋争才有
可能活得像个人，于是就有了革命的发生。经过长达100多年的艰苦奋战，中国人民才
重新站了起来，将新老殖民者统统地赶下历史舞台或驱逐出国门，实现了政治上的完全
独立，使自己的劳动果实不再受任何强盗民族的武力抢劫。
满清联合蒙古贵族镇压汉人的反抗，但是他们比蒙古人更懂得从文化价值观念上愚弄汉
人。奴化教育的结果：辛亥革命后剪辫子时，居然有遗老遗少大讲“身体发肤，受之父
母，不可毁伤”，他们忘记了历史上汉人在被清狗征服以前从来就不留女真人的阴阳头
和“猪尾巴（大辫子）”。
正是因为满清政府对汉人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压制破坏，才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
只是因为我们民族的心智被压抑得时间太长，把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忘却了，不记
得满清是入侵的强盗。
可惜，我们的今天的历史学家还是不敢正视那段惨遭异族殖民的屈辱历史。
3 “康乾盛世”，鱼目混珠
近期学术界流行的所谓“康乾盛世”完全属于欺人之谈。在异族殖民者高压统治下，被
征服各族人民的政治尊严受到践踏，生活水平在下降，唯一值得称道的是满族的享乐文
化得到了空前的繁荣。
生产力包括社会管理和科学技术两大要素。生产力发展水平，决不应该用片面的GDP来
衡量。因为一个时代的社会财富生产多少又被消耗掉多少，不过是对自然资源的开采、
加工、消费过程而已，遵循质量能量守恒定律。社会文明的标志必须也只能以一个时代
为人类贡献的智慧成果的多寡来衡量。
无知文人鼓吹的所谓“康乾盛世”时代，满清政府凭借汉族人民传统的瓷器、茶叶和丝
绸维系着巨大的经济来源，并没有发展新的生产技术。后来，由于红薯的大面积引种避
免了饥荒才维持着社会的安定。清朝国民生产总值的上升，财富被贵族和上流社会对玻
璃、钟表等西洋货的奢侈消费占用了。丧失了政治尊严的弱者绝没有资格享有经济上的
平等。汉族老百姓并没有获得生活水平的改善，反而因为贫富分化和人口膨胀有所下降
。
在满清殖民统治时期，中国文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丧失了政治独立的民族，经济上遭
人掠夺，政治上受到压迫和歧视，哪里还有什么心思去搞发明创造？在文字狱恐怖下，
汉人学者退回故纸堆中搞起考据训怙来。在满清独裁的268年漫长时间中，中国没有一
个真正意上的思想家出现，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发明仅仅只有一项，这就是詹天佑的火
车车厢挂钩，而发明人还是美国教育培养出来的，和满清提倡的“八股取士”无关。然
而在明朝灭亡之前，中国平均每年就有一项世界级的科技发明贡献给人类。
殖民寄生主义的后果就是统治者的不思进取和被压迫民族的文化衰落。蛮族当权者为了
自己的享乐能够永续，就不得不模仿和借鉴汉族的先进的政治制度，但是仅仅是限于学
会，而绝无更大的社会管理创新可言。史学家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到：“
尤其在清代，可以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
，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
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
饥寒交迫导致的生存危机令人勇猛无畏。所以，无产民族和少产民族因为生存压力的逼
迫最具有冒险侵略的进取精神。蒙古人的勇猛形成于恶劣的生存环境对人的胁迫，满清
的武力征服只是乘人之危而已。亡了国的汉族人欣赏满族皇帝的勤政图治、钦佩康熙大
帝的“文治武功”何异于绵羊赞美狮子和老虎爪牙的锋利。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充斥耳畔
的昏庸论调：“满族人以区区十万之众轻而易举征服了人口几十倍于己的汉人，足以证
明这个民族剽悍勇武”，“人家满族的皇帝比我们自己的皇帝干得更好”，“清圣祖康
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代明君”。瞧，趁火打劫被美化为勇敢进取，取消集体领导的
个人独裁被粉饰为勤政图治。
按照如此昏庸论调，日本人比满清更加有资格征服中国。日本比满清更勇猛善战，更具
有做主子的资格，何况同文同种，在民族习惯上极其相似，中国被日本征服后还不必留
起猪尾巴，名字还可以改为四五个汉字，比如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
中国人近代历次流血革命，并非是因为中国人的天性好斗和勇敢，而是外族入侵逼迫我
们不去拼命就不能活命。日本人在二战之后的勤劳、敬业、刻苦，并非是他们天生如此
，而是殖民掠夺的老路被堵死，自然资源的贫乏导致的危机逼迫他们不得不如此。
日本人并非优秀，只是因为环境逼迫使然，不得不去按照理性的原则行事。如果日本武
力征服了中国，他们照样会过上满清一样的寄生生活，然后是民族整体精神的衰落。
从日本的历史和现实来考察，这个岛国民族何曾高尚和伟大过？体现人格异化的日本相
扑和玉女宴（女体盛），以及二战前日本假冒伪劣产品在中国的泛滥和今天这个民族欺
软怕硬的强盗心理就是明证。要记住，日本人贪图享乐和怠惰偷懒的劣根性并不比其他
民族逊色，这是人类的共性。
4 庸俗历史观的遗毒
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和满族人建立起来的大清帝国，本质上是游牧的野蛮民族对于汉人
武力征服之后建立起来的殖民地统治。政治上歧视和压迫，文化上愚弄和钳制，经济上
掠夺和吸血，哪里谈得上是什么在民族平等基础上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呢？
近代中国一切民族耻辱的真正肇因是1644年满清殖民统治的建立。东方睡狮生了一场大
病，被恶毒的寄生虫折腾得恹恹乏力，如何还能在文化上对人类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呢
？
滑稽地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了迎合苏联人搞出的一套社会学说，不惜削足适履，歪曲
自己国家的历史，硬说满清是自己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中国的那段历史属于 “封
建社会”，并且自封这是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我们的文人，一些所谓的
马克思主义者，拿着现成的理论教条混饭吃，根本不去穷究事物的本质，闭着眼睛在那
里胡说一气。纵使这种历史观有委曲求全、维护民族团结的良苦用心，殊不知“以斗争
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姑息隐忍、乞求和平绝对不会得到真正的
民族尊严和民族团结。
中国建国之后，在文化心态上陷入混乱的两难取舍的尴尬地步。正统史学家一方面骂曾
国藩充当汉奸，甘做满族入侵者压迫和奴役汉人的鹰犬。意思很明确，满族人建立的是
一个殖民地政权，谁为这个政权服务谁就会披上汉奸的骂名；但一方面史学界却将清朝
统治当作自己国家少数民族建立的正统国家。诚然如此，曾国藩岂不又成了维护国家安
定团结的栋梁之臣——真是自相矛盾。
这些文人无视在野蛮的异族统治之下，广大汉族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的民族压迫之中。
他们根本不清楚在满清文化高压政策之下，汉族知识分子屈辱的政治地位。至于这两个
游牧狩猎的蛮族对于汉民族文明的扼杀，他们更是视而不见。
陶醉于元朝帝国超级庞大的疆土——横跨亚欧大陆，欣欣然于“康乾盛世”中国经济在
世界上的强大。这就好比一个寡妇被人贩子诱骗奸污后卖给一个粗汉，可惜这个女人头
脑糊涂，除了傻乎乎帮着人家数钱，还对人贩子感激涕淋，感谢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婆
家。依照这派文人的观点，印度人应该为曾经是“日不落帝国 ”的一部分而自豪，中
国人和其他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又何尝不应该为中途夭折了的“大东亚共荣圈”扼腕叹
息呢？蒙古人建立的帝国和我们汉人有什么关系，我们也是生活在铁蹄之下的被欺压的
民族。仅仅为了一点曾经是世界第一疆土大国的虚荣而羞于承认汉民族因为自己的不明
智、不争气而被蛮族征服过，不免有“阿Q精神胜利法”嫌疑，这实在是一种幼稚加糊
涂的狭隘心理。
虽然民族融合既成事实，但是“历史记载的是过去的事实”，而不能为了今天苟且于民
族名分上的团结去歪曲历史真相，在认识上一直处于一种糊涂的状态。以几百年漫长的
华夏文明停滞和汉人生命意义被无情践踏换取领土扩大的策略，就是在“以屈辱换土地
”，能和以色列“以土地换和平”相提并论么？
中国人在被征服三百年后可悲地将这段历史忘记了，对社会发展方向丧失了准确的历史
参照坐标。不敢去承认华夏民族这段黑暗的令人耻辱的历史，认为既成事实就理应接受
而且去违心地文过饰非，则无异于鼓吹“侵略有理”。依照这种逻辑，假如日本赢得了
二战，把天皇从东京移驾到北京，建立了东亚黄色人种的大日本帝国，我们这些可爱的
文人们又该如何地去歌功颂德？以牺牲文明、忍受耻辱、丧失尊严换取领土，苟活重于
道义，怪不得日本人不屑于承认侵略，是骨子里瞧不起现代中国人的愚昧，就如同人类
不承认杀猪吃肉是罪恶一般，因为猪是昏弱的物种。中国既然可以认贼作父把蒙元和满
清视为正统，又为什么偏偏追究“南京大屠杀”要日本承认对华侵略呢？在这个问题上
采取双重标准，我们自己尚且糊涂，又怎能令日本侵略者伏首认罪。
“ 要想灭亡一个民族，首先就要毁灭他们的文化”。欧洲国家把历史上蒙古人的武力
扩张称之为“黄祸”；俄罗斯不承认蒙古铁骑建立的钦察汗国，以为那是一段屈辱的亡
国历史。中国是唯一一个承认蒙元建立的政权为正统的国家，这是我们历史界的悲剧。
中国人在两次殖民统治中最不该丢失的是自己的历史传统，这是真正的悲剧和灾难。史
学界曾刮起一股歪风，本来没有明确蒙元和满清是殖民地统治就已经大错，反而今天山
东省有某些弱智文人跳将出来拟议修改历史教材，否定岳飞、文天祥是民族英雄。又有
败类文人发表谬论：“中国要强大需要再当三百年殖民地”，“邪恶是社会进步的动力
，所以中国需要引进资本主义的狼来驱动社会进步 ”，“抗日战争根本就不该去打，
代价太大的胜利不如放弃”；再加上中国文艺界“清宫辫子戏”大出风头，作了奴隶居
然还兴高采烈，这就叫做奴才的卑劣。
“ 弱肉强食，胜者为王，暴力优胜”。一些蠢猪文人信奉的是“强者无罪过，弱者无
真理”，这是地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照此推理，今天的黑人既然已经融入了美国社会
，就应该忘记美国历史上的黑暗时代是奴隶制度在南方种植园的长期存在。“黑奴制度
”的历史副产品是当代的黑人与白人共同享用白人殖民者从印地安人手里抢来的生存空
间。美国黑人应该感谢奴隶贩子促进了种族之间的融合，“杂交优势”促进了人类体质
的进步。既然“性恶”促进社会发展，我们必须为“美国黑奴制度”平反，林肯也就是
个多管闲事的蠢汉，应该从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行列中删除。
当下的某些无耻文人为了卖身做洋大人的奴才，除了继续把蒙元满清蛮族祸害认为是正
统圣明，更进一步把文天祥、岳飞视为阻挠民族融合的挡车螳螂。如此，我们又该如何
评定现代之抗日英雄与抗美英雄的名分？与此同时，日本统治集团为了塑造自己民族的
历史观念，不顾亚洲国家的激烈反对，得寸进尺地修改历史教材，美化侵略历史。日本
否定侵略历史有重新贯彻国家扩张战略的意识形态目的，拒绝道歉是想重新武力征服中
国，取消这个无知、无能、无用、不醒、不明、不争的劣等民族的生存权力。（知耻近
勇！读者诸君莫怪我言辞过激。）
日本修改历史教科书同中国人保守自己糊涂的历史观点一样，都有意识形态上的政治目
的。不同的是，日本是企图重新征服中国，而中国部分文人胡乱地歪曲历史却准备重新
做奴隶。中国庸俗浅薄的学者没有意料到自己错误的历史观念在客观上恰恰是为了迎接
新的异族侵略。
弱者既无权力，也无真理。如果承认满清入侵历史既成事实，侵略有利于文明进步，强
梁就是真理，中国是否应该早日成为美国的附庸，政治上受人支配，经济上受人掠夺。
我们何必再提爱国主义？还要民族精神何用之有？如果不澄清这点，承认了“暴力有理
论”，一切都是按照实力来评判，那么强者把一切都变成既成事实也就堂而皇之地载入
了历史。
为了在表皮面子上避免民族分裂，不惜苟且自屈粉饰历史，却为新的异族侵略准备了口
实：只要武力强大足以征服一个民族，一切既成事实后他们就会自发地认贼作父。可悲
啊，今日之中国文人！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蒙元与满清的统治是汉民族沉重的政治灾难。因为华夏民族价值
观念的堕落导致整个社会极度失衡，精神萎靡，政治昏庸，国力衰弱，内乱迭起，以至
于给敌对民族以可乘之机，终于招致悲惨和屈辱的亡国命运。历史教训中国人，如果主
流知识分子所确立的社会价值观念败坏了当时的社会风气，那么贫富两极分化和人心萎
靡堕落将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
对历史理性进行深刻地总结与反思，明朝末年社会生活的动荡，导致异族乘机入侵建立
残酷的殖民统治，结果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严重迟滞。这就是中华民族在不远的昨天
所遭遇过的历史宿命。
中国在萨斯过后建立起了医疗快速反应机制。然而，中国人在最重要的文化建设上为什
么反应如此迟钝？为什么事关民族发展前途的文化事业迟迟没有起色？写在教材上的错
误早就知道却迟迟不去更正，而本来正确的东西却有人急着抢着要去混淆是非。
今天，我们必须突破陈腐的、教条的历史观念，确定中国社会从1644年之后就沦落成了
满清殖民地，1840年鸦片战争后又进一步蜕变为双重殖民地。 “历史记载的乃是过去
的事实”，承认汉民族曾在历史上遭遇过两次大规模的异族殖民并由此带来了对中国文
化的严重破坏，以此激发我们民族的生存危机感。否则，倘若日本图谋再次征服中国，
是否会被愚弱的国人认为又将是一场民族大融合？果真如此，我们今天照样可以优哉游
哉，麻木不仁，对中华民族生存的隐患漠不关心。
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中国人必须彻底改正自己狭隘、苟且、糊涂的历史观念。同
胞们，我们还在等什么？！
【在 r****1 的大作中提到】
: 明朝应该是中国最短的王朝，这个时期世界已经发生巨变，英国在搞工业革命，日本开
: 始发展军工武器，明朝把大把银子用于购买土地，唯一留下的遗产是明式家具风格，成
: 为中国家具艺术里唯一值得借鉴的东西。无视世界变化，活在自己的土地世界里，不灭
: 也得灭。
|
r****1
发帖数: 4301 | 11 楼上够详细，无可争议，不过每个史学家对明朝灭亡的见解不一样，或许给艺术系上课
的史学家讲解的角度又是另外一样吧。 |
y******u
发帖数: 246 | 12 明朝出现工业革命的妄想完全是一厢情愿。
清朝统一东北，蒙古，新疆，西藏，把人口提升到4亿的成就中国多那么朝代都没完成
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