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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6963
2014年06月27日14:29PM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刘远举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三年，北京常住人口每
年新增规模均未超过60万人。北京市统计局近几年人口数据发现，从2011年开始，北京
市外来人口增速一直呈现下降态势。
从2010年开始，为应对北京外来人口过快增长，北京出台一系列人口调控“组合拳”，
对于外来流动人口，北京市实行“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从目前的情
势来看，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加强。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
目标中，除了以往都有的GDP、CPI等外，还首次提出常住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的目标
。在“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模式之中，除了户籍、居住证等刚性措施，清
理低端市场、群租房外，最令人感到愤怒但却无能为力的，莫过于严格的公立学校招生
政策。
根据新政，非京籍适龄学童，不但要严格采集学龄人口信息，家长还需持在京借读证明
及“五证”到居住地就近的小学联系借读。所谓“五证”是指父母或监护人的在京暂住
证、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
明、全家户口簿。“五证”齐全对很多人来说并非易事。对从事收诸如废品收购等低端
行业的家长来说，在京务工就业证明很难准备；就连很多在京缴纳十年社保甚至已经买
了房的家长，即便能达到“五证”，也很难达到完美的“五证”，比如，通州区就要求
达到“在我区务工就业证明审核标准”，除此之外，还要求社保必须交足2013年1月至
2014年3月，在此其间哪怕因为变换工作断交一个月，也立即丧失入学资格。
要说清非京籍学童一事，不妨回过头，从2011年说起。2011年时，北京出现过一波针对
主要接收农民工子弟、打工者子弟的草根学校的关停潮。当时的社会舆论主要关注的是
“政府如何承担提供教育的责任”。所以，有人认为，只要政府在淘汰、关停草根学校
的同时，把学生安置好，关停学校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这相当于撕开了一个务工子
弟进公立学校的口子。”
在当时看来，北京做得的确不错。比如，朝阳区组织了关停学校的老师招聘会，有教师
证的老师优先安置，即使没有教师证，从业时间长、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也会被考虑招
收进政府委托办学的学校。石景山则把被关停的太和、红星、春蕾等三所学校的学生，
全部安排进了公立学校。
现在回过头看，对政府“不使一个学生失学”的承诺，公众过于乐观了。关停的结果是
市场提供的学习机会被消灭了，三年之后，翻云覆雨，公立学校却持续收紧，成为逼人
离开北京的最有效手段。
关停草根学校，表面上看，理由是充足的：过度追求盈利、师资不足、质量低下、安全
隐患突出。但其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深层原因则是，许可证的严格控制，使办学者没有稳
定的长期预期，从而刺激了其短期行为。但即便如此，草根学校在市场竞争下，也购置
电脑、教学光盘、开设英语课、用车接送学生等等。假以时日，即便不能与公立学校一
较高下，起码能接收被公立学校拒之门外的学生，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这实则是一
个次坏的选择。
所以，如果当初没有关停学校，当下没有严格限制公民自办学校，即便行政命令残酷如
是，市场也能很快自发弥补，瓦解行政命令对人们的限制与打击，如今的最严入学政策
必然大打折扣。
从这个角度看，市场虽充满竞争，但本质却是温情的，它帮助人们实现自我救济，相互
帮助，追求幸福。在现代社会，教育是人们安身立命、追求幸福生活的根本，所以，民
办学校正是市场救济权利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它使家长与孩子们有了自我救济、对
抗权力、追求幸福的底线选择。
也正因为如此，试图通过限制孩子受教育机会来限制人的企图，就得首先消灭相关市场
。一道道压制、消灭市场的行政命令，会令人丧失对这个国家的善意温情。
这些行政命令本该在宪法框架下接受严格审视，但遗憾的是，以行政替代法律，以“宏
观调控目标”替代公民权利的做法，却在这个国家大行其道，究其原因，是因为其身后
的暴力逻辑。这种暴力虽然缺乏正当的法制基础，但却可以随意侵犯市场与权利，压制
一切宪法框架内的反对与抗争，进而强化不正当的行政命令。如果没有暴力强制执行的
潜台词，没有暴力压制家长合法抗争的实际作为，关停“非法”学校的不正当行政命令
，要么会被人无视，要么也会大大弱化。
所以，表面上看，关停学校、紧缩入学仅仅是一道道行政命令，温文尔雅，冠冕堂皇，
绝不会碰家长一个手指头，但根本上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关停学校，以证逼人，
到最严公立学校招生政策，再到北京人口减少，这长长的因果链背后，隐藏着的暴力本
质不言而喻——能压制市场的，是那些得到公权力背书的暴力。
其实，关停学校后面的政策逻辑，并不鲜见。用行政权力干涉人口流动，一直是一种未
被摒弃的计划体制糟粕。“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民采取了历朝历代用过的办法，逃
荒以求生，但这个时候，村干部却派民兵把守，不准村民逃荒自救，结局当然是悲惨的。
拦住村民外出逃荒的民兵，强制收容遣返外地人，都是明显地用暴力阻止公民自救。太
阳之下无新事，冠冕堂皇的“以证管人、以房管人、以业控人”与三十年前民兵阻止逃
荒，与射向逃港者的子弹，与十几年前收容遣返没有暂住证的人，本质上并无分别，实
质还是以暴力限制人，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干预，以暴力阻止公民追求幸福的权利。
三十年前，阻止逃港者的子弹，触动了习仲勋与邓小平，广东才得以在改革开放中先走
一步。三十年后，如果我们认同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发展，人民群众权利的提高的话，
那就不能否认现代社会的生存权的题中应有之意包括受教育权。这是中国政府在世界前
面对人民的承诺，即使地方政府不提供，也不能以各种条件不达标为借口干预市场的供
给，这就如同以逃荒过程充满颠沛流离为理由来阻止逃荒一样，是十分荒谬的。
更重要的是，中国毕竟不是三十年前的中国了。这种做法只会激起家长的权利意识及对
反抗的集体认同，民生问题上的高压政策注定会积蓄民众在政治上的不满，民生问题就
会变为政治问题，那么，北京政府做好了迎接这个局面的准备吗？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作者微博http://weibo.com/liuyj2000 。本文编辑霍默静m********[email protect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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