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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 发帖数: 22064 | 1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e-qing-lian-20140717/1960129
何清涟
中国当局删除了关于郭伯雄和贾庆林出事的帖子
删帖之举,意在辟谣。中共没这么多大老虎,领导层不会自毁根基和形象
不是谣言而是遥遥领先的预言。不是不报(报道),时候未到
朝廷的心思你别猜,猜来猜去不明白。65年多变幻,小伙伴已习惯被惊呆
何清涟博客
17.07.2014 22:56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
。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从去年开始,中国的“成功人士”成批倒下。其中有曾经贵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周
永康,还有中央军委副主席。仿佛精英衰败曲只有这些主角还不够热闹,媒体明星芮成
钢最近“被检方带走”,为这场戏剧增添了一些娱乐性。
这些人没进去之前,都是“党国柱石”,千万人艳羡的“顶级成功人士”。人们看笑话
之余,却很少去思考,这些人的成败皆因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兴,是借助于体制之弊,
即政治保护关系的潜规则;其败,则因他们赖以立足的政治保护关系被摧毁。正所谓“
成也萧何败也何”。
*在中国政治长跑中胜出有多难?*
最近一年的反腐,先后有3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中纪委巡视组2013年的8个巡视点处
理的12759人中,有68名厅局级官员。因为有本文开头那几位的显赫位置做比照,省部
、厅局级官员已不算大官。但在中国公务员上升通道中,这些人的成功已经是万里挑一
了。
按照财经网《中国官员升迁图:从科员到省部级》(6/6/2013),2012年参加公务员考
试的人123万,招募比例1.45%,也就是平均68个人中只有1个人被录取。进入公门后,
从科员到县处级干部的升迁比例为4.4%;县处级干部到正厅局级升迁比例为0.01%;正
厅局级到省部级升迁比例为0.025%。算下来,689万公务员,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98
个中央部门,从普通公务员上升到这些部门党政一把手的几率是1/5万。
由于邓小平定下的选拔标准除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之外,还得有基层工作经验。
红二代虽然有起跑与提拔快这优势,但最终跑至省部级的也不是很多。平民子弟朝中无
人,一切从零开始,所有的“贵人”,得在工作中遇到;所有的关系,得从仕宦生涯中
结纳。今年中国关于“一号专案”(澎湃设此专栏)的报道,让北财新、南东早(澎湃
即其变身)独领风骚。财新系列的报道向来有独家之秘,着重于贪官的“今生”;南东
早(澎湃)没有这种独家之秘,只好另辟蹊径,挖掘“前世”,即官员们成功前的往事
、前传,如《周滨之父周元根往事》、《李东生前传:一脚中南海一脚四合院》、《少
年余刚:当首长秘书后老师求见遭拒》,三篇采访记述的基本上是这三位寒门出身的官
员青少年时期励志向上,终于鲤跃龙门,考上大学再入仕途的励志故事——那时候,中
国的高等教育还未产业化,招生有限,考大学实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大学生不似
今天这般廉价。
*被媒体省略的关键:政治保护主义*
中国是官本位文化。凡属在省城甚至中央官至处长者,其成功故事必定在其本乡本土成
为勉励乡土少年的佳话。上述三人的故事应该算是中国平民千年梦想的实践:耕读之家
,儿郎励志,金榜题名,服务朝廷。这些寒门出身之人没有父辈资源可资利用,每上一
个台阶,都依靠自己打拼。但是,在中国官场打拼,自有官场的潜规则,这就是必须寻
求政治保护者,并与其形成一种利益共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
在政治学研究中,西方学者经常使用“保护主义”这一术语来解释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
化过程中一些特有的政治现象。这种保护主义关系指在地位、财富和势力上不平等的个
人或团体之间为了利益交换而形成的非正式联盟关系,主要存在于规模较小的社群或者
地域中。在这一社群或区域里,地位较高的人(即“保护人”)利用其权势及其掌握的
资源保护并且施惠于地位较低的人(即“被保护人”),而后者以追随、服务或者上贡
作为回报。
在中国,“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网络一直与正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并存,二者功能的互
补,其实一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特色”。前现代有科举制,因此门生座主、同年进士
及同乡是重要关系;现代中国则有所不同,中国的现状表明,“保护主义”政治关系不
仅仅与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有关,而且与现存的政治制度有关。它奠基于党政部门及其
官员掌握权力、而本属于“天赋人权”范围的公民的许多基本政治经济权利被压制的制
度环境里。在这样的环境里,民众不仅无法通过制度化管道得到与资源分配相关的机会
,基本权利更是经常遭到公权的侵犯。为了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与发展,许多人不得建
立和发展“保护主义”的社会关系,从而通过正常制度外的管道得到别人无法获得的机
会与资源。
自从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启了“权贵私有化”这条化公共财为私有财的通道以来,掌握资
源的政府部门就形成了一条条食物链。中国官场的“保护主义”关系网络不仅服务于权
贵及官僚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易,而且也延伸到商界和其他社会群体(包括黑社
会组织)之中,成为人们通过官商勾结(包括“官黑”勾结)致富的关键纽带。换言之
,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保护主义政治”沿着两个方向伸展,其一是保护主义政治关系
几乎全面覆盖了党政部门,其二是官商关系日益“保护主义”化。沿着这两个方向伸展
的保护主义并非各自孤立,而是互相影响。尤其是在近年基层政权黑社会化过程中,这
种互相影响非常明显:在邓小平时代,官商(包括官黑)勾结的利益集团还刚开始成形
;到了江泽民时代,这些利益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坐大,在党政部门内已形成一层又一层
盘根错节的利益保护关系,凡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执行起来非常通畅,而任
何不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法律政策则形同虚设。这种利益集团影响国家政策的情况我曾
概括为利益集团“俘获国家”(Capture State)。
*潜规则与明规则共构“制度陷阱”*
无论是周永康的秘书五人组、川帮石油帮部属,还是徐才厚那成为少将等军中高官的四
大秘书,都是在他们入了“公门”之后,得其上司赏识,纳入门庭,在政治体制之内结
成了“施惠—受惠—回报”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政治保护关系。刘汉与周滨的关
系则是官商关系保护主义化的产物。这种关系的产生,是中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缺陷所致
,即明规则与潜规则共同构成的“制度陷阱”。在官员升迁中,明规则只是桌面上的摆
设;潜规则,即买官卖官形成的利益输送机制,在起实际作用。
这些寒门出身的精英们共同跌倒在腐败受贿上并不希奇,因为这种政治保护关系的存在
本来就是为了更好地瓜分资源。这种根深蒂固的制度性腐败,最近却被中纪委某官员说
成是受西方腐败文化的影响,这实在有点太过“谦让”了。首先,官场腐败在中国有着
悠久的传统,有人曾考证过今天的腐败名目与清朝的异同及传承关系。比如,端午、中
秋、春节、上司家藉婚丧喜庆收礼,基本源自清代官场惯例;取暖费源自清代的炭敬,
降温费源自冰敬等等。至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本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周滨之
父周元根往事》与《少年余刚》两文中,都记有亲戚乡亲们希望受到二人照顾而不得,
因此产生怨念的细节。这种希望因乡土亲戚关系受照顾的心思,其实就是腐败文化的心
理基础。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会形成一种内部瓜分资源的政治保护关系。这些通过辛苦打拼终成
人上人的寒门出身的官员,其成功受益于政治保护关系,其失败也源于政治保护关系。
可以说,中国现有的政治制度,不仅严重剥夺本国人民的基本权利,也成了官员们害民
最后害己的根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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