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U**8
发帖数: 1921 | 1 45岁的山东妇女张欢还记得自己5年前拿起一瓶氧化乐果的情景。“我不知道怎么就去
拿了那瓶农药。”这个靠种地和捡拾煤块为生的女人说，“当时一定是疯了，我走过去
，喝了一口，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面对着经济负担、疾病困扰、以及社会压力，张欢选择了自杀以求解脱。她只是做
了许多农村妇女在她之前已做过的事情。
新闻中能检索到的，还有上周发生在福建省漳浦旧镇林美村的一桩悲剧。35岁的年
轻母亲陈英，在杀死年仅5岁和9岁的两个小女儿后，上吊自杀。陈英自杀的前一天，湖
北松滋市红花村薛萍，因为家庭矛盾用斧头砍死丈夫后服毒自杀。
与此同时，城市中和“自杀”有关的新闻也并不少见：官员、商人、媒体从业者、
以及老人……“自杀”二字频频见诸报端。
可是，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最近刊文披露，近年来，“中国自杀率已跌至世
界最低行列”、“近10多年来中国自杀率陡降一半”。而支持这个论断的证据，来自香
港大学今年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
香港大学这份最新的研究报告称，在2002至2011年间，中国的年平均自杀率下降到
了每10万人9.8例，降幅达到58%。其中最大的转变在于35岁以下的农村女性，自杀率减
少了90%。
“其实我对这个结论感到很意外。” 该研究报告主要起草人、香港大学香港赛马
会防止自杀研究中心主任叶兆辉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历史上还从未有哪个国家的自
杀率出现过如此迅速的下降。”
“诡异”的现象
在企图自杀前的日子里，张欢越来越郁闷。乙肝使她几乎与世隔绝。想给孩子盖房
，经济却十分拮据，再加上与邻居发生宅基地纠纷，加重了她的焦虑。在一次晚饭散步
后，她决定自杀。
那一年，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一份数据称：在中国，自杀已成为第五大死因，且居
年轻女性的死因之首。
中国一个特别突出的、和别国不同的现象是，女性自杀率高于男性—这是世界卫生
组织发表的报告《妇女和健康：当今的证据，未来的议程》一文强调指出的。
根据权威医学期刊《柳叶刀》的数据，1995至1999年间，15岁到34岁的中国女性公
民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7.8名女性自杀，而其中来自农村者占比高达93%。
曾担任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执行主任、关注中国自杀问题长达20多年的加
拿大籍博士费立鹏研究发现，“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农村自杀率是城市的3倍，女性
自杀率比男性高25%左右”。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系教授景军也向
中国青年报记者介绍称，“从1987到1997年，农村女性自杀率曾明显高于农村男性自杀
率” 。
因此，不难理解国内不少学者和媒体人对香港大学的研究报告吃惊不已。
这份题为《中国自杀率报告：2002~2011》的论文称，1995年至1999年，15岁至34
岁的中国女性公民之中，每10万人里年均约有35.2名农村女性自杀。而2011年，这一数
字减少为每10万人之中只有3例，降幅超过了90%。该报告发表于德国《社会精神病学与
精神流行病学》杂志。
其实，这个看似“夸张”的结论并不孤立。根据景军团队的统计，1998年之后，农
村女性自杀率明显高于农村男性的现象得到扭转，至2010年，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已经较
1987年下降了78%。
香港大学另一个2012年发表的有关自杀的研究项目，对山东省近20年间的自杀情况
进行了分析，发现35岁以下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了95%，全部农村女性的自杀率也下降
了68%。
同年，整个国家的自杀率也在下降，《经济学人》援引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称，
2012年中国每10万人自杀6.9例。
叶兆辉将之称为“诡异的现象”。他向记者特别强调，出现这一变化的前提是，中
国未曾为降低自杀率而推进心理健康服务，也并未动用官方手段对避免自杀进行大规模
宣传干预。“这种下降不是建立在精神卫生科学的医生、设施等增加的基础上的。”景
军也强调说。
这让从事自杀干预研究几十年的叶兆辉有些困惑：依照法国社会学家艾弥尔·涂尔
干的流行理论，城市化、现代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将导致社会成员相互疏远和更高的自杀
率。
一些数据也表明这个理论在更富有的发达国家成立。比如，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2008年至2013年，全球平均自杀率从每10万人11.6例增长到了14例。而中国恰恰相反，
并且中国周边的富裕国家明显存在更高的自杀率。
农村女性的“贡献”
中国自杀率的下降，最主要的贡献来自农村年轻妇女自杀率的降低。报告称，农村
自杀率的下降影响到全国自杀率的下降；同时，农村自杀率的下降受到农村女性自杀率
下降的左右。
“这也是中国城市化发展带来的益处。”叶兆辉表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在很
大程度上抑制了农村妇女自杀的可能。”
针对农村女性自杀率下降的原因，该报告着重分析了改变中国社会结构的大规模人
口迁移，即我国境内大批农民离开乡土到城市打工，包括女性的广泛参与。
1987年，中国农村外出务工者共1050万人，而到了2008年，农村外出劳动力达1.4
亿。据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结果显示，女性在2006年的农村外出打工者中已经占到36%
，其中年轻女性占绝大多数。
叶兆辉指出，人口迁移帮助农村女性远离了农村最简单的自杀方式：喝农药。据称
，“中国农村75%的农药是一直存放在家里，不是特意为了自杀去买的，如发生和配偶
吵架之事，农村妇女到家里拿农药就喝了，根本没有思考，其中62%的人抢救失败”。
张欢就是在家里楼梯的背后，找到那瓶标着氧化乐果的液体农药的。这是她丈夫买
来为棉花除虫的，在她企图自杀时，虽然家里已不种棉花，但还留着它。
氧化乐果是一种有机磷农药，不少人选择用类似农药来自杀。《世界卫生组织简报
》2009年10月号刊登了一项调查有机磷农药与自杀意念关系的研究报告称，使用有机磷
的地区自杀率较高，慢性有机磷中毒可能会导致抑郁症和焦虑症，进而导致与这些精神
疾病相关的死亡。
该简报发布的前一年，世界卫生组织还发表了一份题为《急性农药中毒临床处理》
的文件，宣传对象以决策者为主。
“农药的毒性下降也对降低自杀率有所贡献。”叶兆辉严肃地说。
这一问题早此年已被关注。甚至有不少精神卫生学者呼吁对农药进行稀释。“这也
是农药毒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景军介绍说。
但他更为强调的是“离开”。对于许多出身农村的年轻女性而言，前往城市打工，
可能面临种种的压力和困难，但即使这样，也比她们留在农村要好。
景军认为，个人的抗争是中国农村女青年自杀率高的最佳解释。这种抗争往往发生
于家庭内部，同妇女地位、婚姻关系、婆媳关系、财产分配、育儿养老等问题交织。越
来越多的研究表明，自杀者在最近一年的生活状态和最近一个月内的重大生活事件与自
杀致死的结果有着密切的联系。
以家庭暴力为例。一项有关家庭暴力的调查显示，在问卷所给出的4种选择中，47%
的人选择了“丢脸”；38.2%的人选择了“无所谓”；12.7%的人有自杀的念头；9.8%的
人内心有恐惧感。还有的妇女什么也没有选，而是写上“不能忍受”、“想离婚”等。
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家暴在乡村文化中的不被察觉和被宽容。
报告认为，农村女性的迁移，使得她们在一年内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离开了既往
的来自农村的普遍家庭纠纷，告别父母的压力，以及其他贫苦乡村里的生活压力，也包
括远离农药。
据称，西方发达国家自杀与自杀未遂者90%都患有精神障碍，而我国因精神障碍而
自杀的只占63%。通过对自杀未遂者的调查发现，很多人其实并不想死，只是一时冲动
。如果远离农村的处境，或者农药当初并未存放在家中，有不少悲剧可以避免。
新的忧虑
叶兆辉提醒，农村女性自杀率降低值得高兴，但这并不是中国自杀率变化的全貌。
报告指出，推动中国自杀率下降的因素，尤其是人口的迁徙和城市生活水平的提高，也
越来越没有影响力。
大多数忧虑指向老年人的自杀率居高不下。如今，老年人口在中国人口中增长最快
，每10万65岁到69岁的城市老年人中有9.9人自杀，每10万70岁到74岁的农村老年人中
有41.7人自杀，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到五倍。老人自杀率在过去10年的头5年总体下
降，城市比乡村下降更快，但是这个比率从2008年开始保持不变甚至回升。
根据2005年发表在中国《临床精神医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研究人员在调查了全
国23个疾病监测点的数据以后，发现55岁以上人口的自杀死亡案例中，59.2%与患急重
病或受伤相关，34.5%与经济困难有关。
“随着国家的老龄化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可能触及危险的转折点。”《经济学人》
杂志评价道。
“其实就是稍微有一点干预，就可以让自杀率明显下降。” 景军指出，自杀干预
可以有效降低自杀人数，“自杀预防不是很奇妙的事情，要有人关心有人干预。”
他举例说，德国一座大桥是自杀者的常去之地，后来护栏从齐腰高，增加到齐眉高
，该地自杀率大减。
早些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一位研究人员，被派往西北几个自杀
率很高的村子，他的出现使得几个村子的自杀率降到几近为零。“你是中央派来的，我
们再自杀就是丢地方的脸。”村民常这么对他说。
然而，当记者拨打北京、上海、深圳、杭州等8个城市的自杀干预热线电话后发现
，不少已经变成空号。杭州一家当地媒体报道称，自杀干预热线开通9年却陷尴尬：心
理问题越来越多，打热线的人却越来越少，其中健康咨询类占了33%之多。记者拨打了
深圳市自杀干预热线，电话那头一个甜美的女声表示，很少有农村女性来做心理咨询。
幸运的是，张欢在喝下农药后，没有成为那62%的抢救失败者。她立即被发现并送
往医院，活了下来。至于未来是否还会有自杀的念头，她不假思索地否定说：“太贵了
。”这个黑瘦的农村妇女表示，“上次住院和急诊就花了13900元。”
她摇着头拿出一包收据：“如果你是企图自杀，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一分不报。”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