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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194 | 1 按语：邓剧引起的争论暴露了对六十，七十年代的片面和肤浅的认识．六十年代确有困
难，６０－６２三年困难时期，６６－６７年时期生产暂短的下降．但七十年代后期可
以说真正到了蒸蒸日上的阶段．７３年后人民生活是年年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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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65年的时候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四月提纲，就是说工业和国家建设
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原来第三个五年计划（６５－７０年）是以吃穿用为主，又
改回来了以重工业优先。
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这个时候中国的安全态势有了很大的改善。1973年开始执行
的“四三方案”在布局上面，就脱离了原来的战备考虑。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国家放松了
对中国的管制和禁运，这个时候我们国家拿出43亿美元进口了十三个化肥厂、四个大石
化工厂，一个烷基苯厂，两个电厂，这样就总共一百多个项目，这样的项目在布局上主
要是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而且规模是按照国际上产品规模建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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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择的中国式道路
中国的毛泽东时代是迄今为止在人类能够设想的另外一条路上走得最远的时代，这个时
代有很多方面确实很不完善，但是确确实实是最有代表性的另外一条路，跟西方现在是
完全不同的一条路。作为这一道路的本身固有特点之外，还具有中国特殊的时代特点，
这条路在毛泽东时代还处在资源分配关系很紧张的时代，结果资源分配关系紧张带来了
当时党内的紧张关系和社会的紧张关系，包括我们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张力在文革中
都有表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意精英主义者的看法，文革的发生具有中国式道路的
结构性因素作用，不是个别人的主观故意和自主选择的结果。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两条腿就是：三面红旗和技术革命。三面红旗是解决新中
国如何建设的问题，继续革命是针对建设过程中间暴露出来的的重大政治和国家管理问
题的。文革之所以会发生，我个人认为不仅与毛泽东选择的新中国建设道路有关，也有
着那个时代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全面紧张的制约，是一个结构性问题的总爆发和周期性
清算，不是人为的、或者可以随意选择的。在这个意义上，我部分赞同精英主义者的观
点，毛泽东时代的问题以及文革这样的事件，反映那一条道路的内生性问题，我反对的
是精英主义者过分偷懒和随意的叙述。
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内含着以政治权力替代资本去整合人力物力资源，快
速发展经济的道路选择；大跃进就是要快速的完成工业化进程，以钢铁和主要的工业品
产量在15年内赶上英国为努力目标；人民公社就是在农村广泛的实现有组织的劳动，去
替代原来个体农户的家庭劳动。
人民公社值得特别提出来说一说，在人民公社建立之前的1956年，接近90％的农民
已经是在高级社的集体里面，高级社的规模就相当于后来生产队；人民公社实际上没有
改变集体的性质，而是在县和生产队之间强化了中间层级的基层政权，全国建立起9万
多个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建立起来以后，就在县以下组织进行广泛的农田水利建设，土
地平整，后来的农村小工业基本上也都是在人民公社这一级来办的。今天回顾人民公社
的建立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县以下，建立一级联系到广大乡村的一层强有力的政权组织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代王朝里面，政权都是不下县的，县里面有县令是由皇帝派，然
后再下就是乡村自治，或者是乡村恶霸，或者有影响的精英人物，来负责乡里的秩序。
人民公社比较大的差别就是在县以下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权，这个政权在毛泽东时代
30多年的历史，他最大的工作就是，就是组织大家修水利，修水库，组织大家修道路，
基本上是一个农村劳动力动员的一个组织，是这样一个功能。人民公社后来也办乡镇工
业，在1970年代才开始的。
三面红旗虽然是在1958年才正式提出，但是基本思路是在1956年就确定下来的，通
过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加以确认的。根据当事人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回忆
，八大政治报告就是以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为蓝本起草的。在这两个文件中间，确定
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确定了农业增产要在没有大量化肥农药投入的现实条件下实
现，必须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努力来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三面红旗其实也是一个舆论
策略，有把重大政策宣传给人民知道的意思在内，毛泽东自己亲自设定的三面红旗确实
用心很深，红旗就意味着今天的“政治正确性”，通过简单的口号式宣传广为人知，本
身有让人们拥护的重大政策，在人们普遍接受之后再反向作用于官僚精英群体、向上传
递管理压力。这也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一个范例，他利用这样形成的群众舆论压力，去
引领和规范官僚精英群体的努力方向。
三面红旗直接划定了新中国的建设模式，最后在中国落实下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
在农村通过有组织的劳动努力，通过大量密集投入劳动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农业生产
条件，实现农业增产，以满足工业化过程中城市人口对农产品日益增加的需求，也要满
足我们国家庞大的人口和在高死亡率业已下降的条件下人口巨额增长的需要。这样一个
设想，可以用后来的事实进行检验，从1952年为起点到1978年，粮食产量每年增长3.2%
，就是大家在那个时代吃的不好，但基本上满足了庞大的农村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城市人
口的生存需要，而且这个增长是在没有大量农药和化肥投入的情况下实现的，这个实现
过程是非常艰苦的，完全依靠需要投入劳动力很多的土地平整，水利建设，水库渠道设
施建设。
大致上我们国家粮食增长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完全
靠大量劳动力投入改善基本农业生产条件和水利条件来支持粮食增长。70年代中期以后
到今天的粮食增长基本上是靠化肥和农药的投入来产生的。这就是三面红旗在农村是依
靠集体劳动，依靠对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动员和组织来进行大规模的土地平整，水利建设。
在工业上，就是以高积累的方式，快速推进工业化进程。这个过程不是靠西方那种
私人资本主导，而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实现原始积累过程，来推进我们国家的工
业化进程，而且在我们这样庞大的国家里，由于国情限制，不可能依靠国外的经济体，
来实现我们工业化进程的产业发展梯级演变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独立自主，只要
是独立自主就决定了是重工业优先，必须先把生产资料发展起来，等到你会建工厂的时
候，你能够制造工厂建设的设备以后，你才能建工厂，这个重工业优先是必然的。
重工业优先政策的背后，也意味着中国这样的庞大国家，要建设自己的重工业和轻
工业体系，实践的是阿明所极力主张的“脱钩发展”和毛泽东自称的“自力更生”，毛
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实践的是典型的“另一条道路”，不是作为中心地区的扩张后果，
而是中华民族自我把握命运的自主努力。
三面红旗所决定的新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与西方社会的成长道路完全不同，它不同
的地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是我们的国家工业化起点是新中国受国外敌对势力的封锁和
包围，或者说新中国没有国外更大规模的重工业体系可资凭借依仗，所以说必须独立自
主，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新中国的工业化努力过程不是西方早期的发展那样
主要是受私人资本主导，完全是国家政权的整合力量起作用。有了这两个根本性的区别
，我们看到新中国整个的工业增长、农业增长模式，就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历史过程，所
以主流经济学家在“非毛化过程”中间的言说大有道理，因为他们是拿着从西方现代化
进程总结出来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中国，那新中国点点滴滴都不对，西方走过的路新
中国完全没走，西方人没干的事情毛泽东他们都干了。
新中国的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确实就是这样，完全不符合西方的经验，所以只要是确
认了西方的有色眼镜看中国，那新中国发展努力桩桩件件都不对。反过来去回顾毛泽东
时代，报纸舆论大力妖魔化西方，说资本主义即将灭亡，社会都是腐朽一片，也有道理
。从我们的道路经验和有色眼镜看过去，西方也是完全跟我们不同，我们认为对的事件
他们都没干，我们认为错的他都干了。这样的理论和现实对立，只要我们今天不带什么
包袱去看，明显是各有道理，你的路和我的路不一样，是两股道上的车。看到了毛泽东
时代和西方经验的根本差别，就应该了解新中国的发展道路不是西方经验所能够包容和
检验的，反过来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经验也不是唯一的和绝对的，在研究和回顾毛泽东时
代的时候，就要更多地去看现实，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的书本。
直接管理模式的管理问题
所以我们在讨论毛泽东时代的时候，显然就不能以西方人的是非为是非，而是要深
入探求毛泽东时代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政策空间，在当时的努力方向上成功
和挫折如何，这样才能够真正认识毛泽东时代的经验和教训。
西方的工业化进程，是利用私人资本主导人力物力整合过程，有限的资源和社会剩
余要向少数人手上集中，通过增加少数人的控制权去增加对全社会人力物力资源的整合
能力，私人掌握资本的增加意味着少数人控制权上升，就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有序动员能
力上升，调度和整合整个社会人力和物力资源的能力就相应增强，经济发展会相应顺利
一些，因此就必然是对私人资本积累以及资本积累的正常实现条件持正面评价，对不利
的因素给予负面的评价，这是西方道路的社会评价体系与资本作为主要整合力量相一致
的结果，算是理论和实践的高度统一形式。私人资本的控制权行使方式是间接的，主要
是通过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集中购买力去选择雇佣和不雇佣、选择和不选择某些人
力资源、物力资源，来生产发展。那么我们刚好反过来，新中国就是一种直接的管理方
式，就是通过国家政权直接对全国范围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进行调度，分配资源和社
会剩余。
新中国的政权主导和西方发展过程的私人资本主导，那些西方的评价体系和有色眼
镜都不再在中国具备现实基础，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对企业领导人的要求完全
不同。在私有制情况下要求资本家能够顺利完成资本积累过程，占有尽可能多的社会剩
余，少数人的控制权越大越好，换言之，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一致是合适的；而在公有
制条件领导人，毛泽东这条道路上要求他的这个领导人大致上（不要求100％）做到不
乱伸手，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索取剩余，这样才能让群众确信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有
保障的，换言之，毛泽东时代的高积累政策受到群众信任的一个认识关键是：精英阶层
不利用优势地位去占有和索取非分的社会剩余。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内在于制度的
设计和运行之中，表现为社会评价体系和伦理规范的对立。
毛泽东时代的努力过程是通过建立人们对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信任，再去调配物
，对人要做直接限制和要求。而资本主义制度就通过占有物去调配人，它是间接的管理
方式，它对人不做直接限制。哈耶克等人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实际上就是从间接管
理和直接管理的差别入手的，最后把受政权管理下的个人的问题完全归结为个人自由个
人命运与个人主导生产地位对立起来，而在私人资本主导的社会里，哈耶克就完全放弃
在资本驱使下的个人命运和遭际问题，中国的追随者们更进一步，把个人命运的视野完
全抛弃掉，把资本主导的社会问题完全归结为效率问题，赤裸裸地站在资本的立场上。
其实个人无法主导自己的命运，乃是工业化之后的现代社会的一个根本性问题，除了小
农经济占优势的社会之外，个人的命运总是从属于某个庞大的、个人无法控制甚至无法
参与意见的机构，这是现代化大生产急剧膨胀到囊括一切人的社会后果。哈耶克的反对
和自由的言说，对于现代化大生产而言不过都是空谈而已。社会主义管理思路对人有直
接限制，直接调度，直接管理和间接管理的差别，一直是中国精英主义者的一个理论资
源，20年来的重大发展是发现可以跟在哈耶克屁股后头，用人权的话语去解构社会主义
道路的直接管理模式，凸现两者不同管理模式的区别并进行歪曲的解读，算是中国精英
主义者的一个重大理论进展。
看清楚了毛泽东时代的直接管理模式和私人资本的间接管理模式的差别，就很容易
理解左右派在政治上的相互攻击。毛泽东时代使用政权的力量，对人进行直接调度，隐
含的底线是每个人都给你一个位置，谁都不排斥，社会主义最终承诺给每个人一个机会
，给每个人安排一个位置。个人已经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了，社会管理通过政权来进行
，给每个人一个机会只有政权愿意承诺，而资本则必定要搭配某种性质与程度的排斥机
制。当然毛泽东时代还没有百分之百做到，但是至少百分之八九十做到了，而是作为长
期努力方向的。直接管理，我人人都管，从经济上给你最低保障。每个人从道义上，从
最终发展方向上，从制度设计原理上，每个人我要给你一个机会。
每个人给一个机会，给当官的带来一个麻烦，我不能随便开除人，意味着不能对人
的选择性排斥作管理手段使用，就是控制权很有限。控制权一有限，事情就变成了工人
如果不满意，他老婆可以到厂门口破口大骂厂长，生产队里的“泼妇”就可以破口大骂
生产队长，使得这样一种特殊形式的舆论制约能够发挥反向监督作用，结果又增加了管
理的难度和工作量。分配上相对平均也是高积累政策的配套要求，因为有限的剩余要集
中用于快速的工业化，那么给工人的工资就相当低，像在58年开始的定的工资起点，二
级工就是38块钱，剩余集中用于工业化所需要的积累，无法用来建立分配上的阶梯并作
为管理手段去引导人们的行为方向。结果毛泽东时代的“官”是不那么好当的，舆论可
以进行反向制约、对人的选择性排斥机制受到很大限制、物质刺激政策也不容许大规模
使用，控制权很有限条件下的管理压力问题，最后总是向上传递，常常导致某种政治打
击手段的引入，管理成本和压力在党内常常以“路线分歧”的形式进行表述，文革前后
的党内分歧多数与此有关。
后来的改革学术和改革舆论，不断抨击“工厂办社会”，真实原因不是计划经济，
而是跟这38块钱的工资水平有关，如果要用市场化手段去解决职工子女的就学、入托问
题，工资肯定就不够花了。因此必然要寻求一条非市场化的出路，因此用合作方式来进
行就是必然的，在工厂办社会过程中间用这种隐性的福利给你一点补助，因为不配套这
种东西，人人都没办法忍受这种低工资，在高积累低工资状态下也必须要配套这些东西
。这个社会很奇特的一个景观，就是人居住环境的高度稳定，好像每个地方都是一个很
封闭的社区，每个人都要考虑自己的长远利益。那么这个就带来另外一个问题，越是这
样就越发把工厂变得像个农村，变的像个很稳定的社区，一家子几口人甚至几辈人都在
这个工厂里面，这样也根农村一样，民间对精英们得反向舆论压力非常大，工人他可以
在舆论上制约厂长，厂长他没有办法来制造舆论来压制工人。舆论作用还有一个条件是
社会身份分化不严重，现在的厂长都住富人区与工人截然分开，原来的厂长都住在厂宿
舍区，充其量，他住两居，工人住一居，可能就这个差别。这也就是限制了管理者的支
配权。而私人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特点是，我不保证给你们每个人一个机会，但
是你在我这里可以来去自由，在市场上进行双向选择，管理者可以对员工进行选择性排
斥，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管理手段。
社会主义给予人们最低生活保障，但是选择政权作为整合人力物力资源的方式，必
然意味着直接管理，哈耶克就说你这样的集体化和直接管理的特点，说是通往奴役之路
。反过来，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私人资本主导的指责，就集中在说你们资本主义制度人吃
人，用旧上海常常有“路倒”没人管的事实，说很多人死在马路边和阴沟里，人都成了
“路倒”，你也不管，太没有人性，这是拿着资本主导社会必然会有的排斥机制说话。
显然这是两个体制在管理特点上的极端不同，最后就成为不同的话语资源，共同的特点
是把个人的命运去解构对方的基本制度和管理模式。一个是那么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间
接管理模式要求一定形式的社会排斥机制起作用，没有相当程度的排斥数量，间接管理
模式下就无法集中适当数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福特在大萧条时期看到失业工人很高兴，
说只要他们饥肠辘辘地在街上游荡了几个月之后，就会成为最好的工人。可以想象，排
斥机制覆盖面越大，间接管理的威力才会越大，没有排斥机制，间接管理模式就要破产。
安全目标和长远目标优先政策下的资源和剩余分配关系紧张化
重工业优先政策，可以用纺织工业发展为例来帮助理解，解放初我国绝大多数人口
，都依赖一个纺车在家庭内部解决穿衣服的问题，妇女常常要为此起早贪黑地劳作，还
不一定能够穿上像样的衣服；为了避免繁重的家庭劳动，唯一的替代方式就是多建纺织
厂，这样就可以多生产布，可以把妇女从繁重的家庭劳动中解放出来。为了在短时间内
尽可能建更多的纺织厂，在钢铁数量很有限的情况下，那就要优先使用钢铁去建设更多
的纺织机械厂，在建设纺织机械厂之前，肯定要先建机床厂，在建机床厂之前，先要建
钢铁厂。这就是重工业优先，也就是五八年说的“钢铁元帅升帐”，用这样一个很通俗
的说法就完整表述了重工业优先或者生产资料有限增长的内涵，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或
者高妙的东西。
如果说解决穿衣问题的工业化需要分四步走的化，那么重工业优先政策执行到七十
年代末期的时候，我国大致上已经把前三步走完了，钢铁厂建完了，机床厂建完了，纺
织机械厂也建完了，就剩下建设纺织厂这一步了，重工业优先的政策马上就要见到最后
的效益了。以湖北为例，黄石、武汉、宜昌三大的纺织机械厂都已经投入生产了，按原
来的企业分类标准都是国家大二类企业，规模都很大的，他们开足马力生产的话，一年
可以装备十几个纺织厂。就是在这个纺织业生产能力支撑下，在1983年取消了布票，我
们是在1984年才开始尝试进行城市和工业体制改革的，在改革见效之前，纺织业的生产
能力扩张已经完成了。在这个纺织业扩张的具体过程中，我们很容易看到“勒紧裤带”
几十年的大跃进成效，我们当初要快速解决国民穿衣工业化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了。
我们工业化的最初规划目标，是从解放前洋钉洋线洋布的基础上开始的，目的是解
决工业品“有和无”的问题，第二步才是解决“好和坏”的问题。因此毫不奇怪的是，
中国工业化的产品技术标准，常常是五十年代的技术水准和要求，淘汰和替代的目标是
手工纺车那样的解决穿衣的方式，中国工业化的现实起点就是这两者。新中国建立的纺
织厂生产的布，年纪大点的同志都知道，像白细布、哔叽布、斜纹布都是处在这样的技
术标准上。不仅跟今天我们穿衣服又很大的距离，跟当时美国日本也有着很大的距离，
这就是改革以后主流经济学长期抨击的“产品几十年一贯制”的依据所在，“一贯制”
的存在是“有和无”的目标还没有最后完成，民众20多年内还在受布票配给制的限制。
主流经济学家很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但是不愿意看一看中国工业化的起点是什么，也不
愿意正视工业化进程还没有进入第二阶段的事实，换言之，就是主流经济学家们看到了
通过社会排斥机制去集中分配资源，并支持技术标准迅速提高和实现自身消费意愿非常
强烈，这妨碍了他们看问题的视野，他们不愿意正视中国工业化的具体阶段，也漠视生
产者的努力成绩。
在重工业优先政策的执行过程中间，实际上是人们为了将来的福利快速增加，要以
承受当前福利减少的代价。对于毛泽东时代的政府决策而言，是把未来的分配状况改善
作为政策依据，以承受当前可供分配资源减少的社会关系紧张，这样的政府决策在民主
制和任期制下是难以做到的。重工业优先政策，是以减少当前可供分配资源和剩余为条
件的，决策依据是长远利益先于当前利益。这样的资源分配方式，普通的工人农民并没
有特别感到难以忍受，因为新中国提供的工业品在数量和质量上与他们在解放前的消费
状态相比还是有进步的；但是那些有优势地位的精英们就不一样了，他们感到只要改变
资源分配方式就可以迅速与欧美日接轨的可能性，同时自己又被毛泽东捆绑在一个落后
的消费水平上，因此极为不满，这个不满最终积累为一种政治上的势能，为邓小平的改
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政治基础和合法性。
毛泽东时代20多年的工业化目标，受到两次挫折。第一次挫折就是在大跃进以后的
大压缩，从1962年开始，刘少奇他们主持压缩了1700多万工人，就是在大跃进时期上的
大多数项目，后来都说成是盲目上马，结果倒是真的搞了一个大规模的盲目下马，结果
导致工业储备项目严重不足，使得工业钢产量到70年代初与50年代末是一样的。也就是
说钢铁工业是十年徘徊，这是第一个波折。第二个波折也跟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有关
，三年困难之后全国人民对这个粮食副食品短缺带来的紧张关系是感受很痛切的，这个
时候国际形势也相对缓和，中央高层也形成了一致看法：准备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
，把吃穿用作为发展的主要目标，有限的资源优先满足轻工业和农业的需要。我们知道
这个政策最终没有采用，到1964年事后发生了北部湾事件，美国准备升级越南战争给中
国的资源分配政策带来重大限制和变化，有限资源从此优先满足军事工业的需要，在工
业布局上要优先满足战争条件下的生存需要（这导致投资效率下降和配套成本急剧攀升
）。
这个时期国家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受美苏对中国压力的交互作用。美国在南边威胁
中国安全的军事行为开始了，结果对苏联产生了很大的鼓励，苏联也因此变得又可能借
此机会捞一把，利用这个对他们有利的形势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后来就表现在1969年的
中苏边界冲突上面。因为中国的安全形势不利，美国和苏联都希望借助对方的力量和对
中国安全的压力，低成本捞取政治上的好处，1963－64年的中苏论战和公开分裂，明显
助长了美国对中国的觊觎之心；而美国在中国南面边界的军事压力，又给苏联一个有可
能低成本榨取中国让步的可能，助长了苏联的莽撞行为。国家的安全态势急剧恶化为毛
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所充分把握，因此在这个关系到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一切侥幸心
理和幻想都迅速放弃了。
在65年的时候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四月提纲，就是说工业和国家建设要
“立足于早打、大打。”原来第三个五年计划是以吃穿用为主，又改回来了以重工业优
先。在这过程中又特别注意了战备的需要，这个过程中又将重工业的建设成本提高了，
在重工业中间又优先布置军事项目；在布局上面为了战争期间的生存压力，也较低了投
资效率和产出水平，原来你可以在大城市建的项目，现在要进山、钻洞、分散，而且规
模要小，很多地方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这样就使建设成本规模效益都很不好。有限
的资源，在投资和建设效益上，必须要以战争期间的生存能力为第一依据进行布局调整
，这样的效率损失是非常大的，这个效率损失实际上就是为国家安全支付的成本和代价。
中国企业布局和规模效益很差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这个时
候中国的安全态势有了很大的改善。1973年开始执行的“四三方案”在布局上面，就脱
离了原来的战备考虑。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国家放松了对中国的管制和禁运，这个时候我
们国家拿出43亿美元进口了十三个化肥厂、四个大石化工厂，一个烷基苯厂，两个电厂
，这样就总共一百多个项目，这样的项目在布局上主要是中部地区和东部地区，而且规
模是按照国际上产品规模建设的。这个调整过程由于政治上的干扰没有最后完成，但总
体趋势已经开始了，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
在重工业优先政策减少了当前可分配资源和剩余之后，国家安全原因又迫使中国政
府选择一个低效率的布局和规模选择，同时制造枪炮的需要压倒了制造面包的需要，安
全成本的支付也同样降低了民众的当前福利，毛泽东时代的资源分配紧张关系，就这样
直接受到安全成本支付和长远利益优先的影响，除了解放初中国的起点很低，人均资源
不足之外，这两者是毛泽东时代社会分配关系紧张的重要原因。换言之，为了国家和民
族安全，为了长远利益，人们不得不忍受当前福利的减少。这就是精英们后来主导政治
变局的能量之一，他们不承认安全需要成本，不承认长远利益优先，不承认多数人的普
及比少数人的提高重要。
历史上我们这个国家是个非常穷的国家，建国时90%是农民，而且社会剩余非常有
限，洋钉洋线洋布这么一个社会，在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候，
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六大工业国。按产品量计算，是世界第三位，仅仅少于美国
和苏联。然后从整个工业化进程来看，已经到最后冲刺阶段，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国家
的未来发展方向在1970年代就已经能看得很清楚了，一九七五年初的四届人大定的“四
个现代化”目标，就是已经能看到我们国家能够做些什么事情了，指望实现什么样的目
标了，认识的起点和高度就是：（按照当时的口径叫做）一个初步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
体系已经建成了。按照我们1985年第二次工业普查的数据，我们国家82.1%的工业装备
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实际上我们国家的工业装备进口，除了1950年代苏联的156项和
1970年代的“四三方案”之外，其他的装备都是我们自己制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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