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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启之
人们常常担心，文革会重演。其实，本初意义上的文革不可能重演，因为它没有了发动
者和领导者，环境和条件也变了。真正能够重演，并且正在我们身边上演的是文革的思
想观点和看问题的方法。我称之为“文革思维”。
我所说的“文革思维”，不仅是在文革中产生的，或者只有文革才有的，而是在文革中
表现得最充分，运用最广泛，深入了人心，达到了顶峰，走到了极端。比如人们常说的
“五子登科”（套框子、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挖根子）早就有了，但是在文革中
发展到极致，成了大批判必备的武器，两派斗争的基本手法。因此，我把“五子登科”
列入“文革思维”。
“文革思维”很多，在当下的语境中，有的可以谈，有的不可以谈。这里谈的是可以谈
，且对社会上影响较大的。先谈“目的与手段”。
目的与手段的问题，是个知易行难的事。当年在土黩川插队的时候，冬闲没事，知青聚
在一起“灰撇”，说起农民之苦，干部之横，政策之苛。大家说来说去，似乎改变农村
的落后面貌，只有掌权一条路。而要有权，就得当官，至少得当到旗委书记；而要当官
，就得入党；要入党，就得说空话套话假话；光说还不行，还得干。可你执行政策，就
免不了损害农民利益。这个是坎。
华子发表高见：“主席说，‘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要提
高我们的勇气。’说假话，做坏事，就是困难，如果我们在说和做之前，想到有一天我
们能解民于倒悬，这个困难就会被战胜。什么叫忍辱负重，为人民说假话做坏事才是忍
辱负重啊！”
华子的话音刚落，一直抽闷烟的老三拍拍屁股，跳下炕，指着华子：等你战胜了困难，
当上了旗委书记，坏事也做了一大堆。高粱面捏毬，你跟现在的当官的有什么两样？还
改变面貌呢，毬也改不了！
为了善的目的，是否可以用恶的手段？反过来说，如果用了恶的手段，还能不能达到善
的目的？
一、陈伯达的造假：为了善，可以恶
为了消灭共产党，国民党从造谣诬蔑到武装围剿，无所不用其极。这方面大陆天天讲月
月讲年年讲。这里，我说说另一派的做法。
1946年，陈伯达写了一本《中国四大家族》。据称，此书是一严肃的学术著作，其以严
谨的考证，客观的分析，揭露了国府高层的贪腐真相。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数据，缀之以
大量注释，指控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以权谋私，官商
兼顾，其产业遍及房地产、金融业、工业、农业、商业和新闻出版等各领域。他们的资
本和存款，至少达200亿美元。此书甫一竣稿，立即由《解放日报》连载，同时推出单
行本。其所到之处，如摧枯拉朽，使人心丕变，国民政府的合法性遭到置疑，“蒋宋孔
陈”掠夺民脂民膏，成为历史铁案。
五十年后，人们才知道，此书以学术之名，行宣传之实。其失实错谬，不下百处。所谓
200亿美元的资产和存款，端赖陈伯达的移花接木之术——他将所有与蒋宋孔陈的姓氏
名讳有点关系的公私工商产业都归到这四人的名下。陈伯达对陈果夫、陈立夫的栽赃诬
陷最为明显。在国民党里，二陈的清廉是有名的。五十年代初，陈果夫在香港看病没钱
乘车，是蒋介石拨款救急。陈立夫在台湾受排挤，远走美国，为谋生计，自办鸡场，一
千刀的启动资金，还是跟孔家借的。
然而，四大家族的故事深入人心，这本书成了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尽管如今
两岸关系缓和，资讯开放，陈氏兄弟之清廉已经为人所知，但陈伯达的欺世骗人却并没
有受到多少非议。因为在很多人看来，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实行特务统治，吏治败坏
，贪腐成风，这样的政权应该打倒。陈伯达此书为打倒国民党立了功。
北京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清华井冈山第一把手蒯大富有一个《三十六条权经》，第
三十一条是：“……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菩萨心肠在阶级斗争中站不住脚。
”头脑是理性，是利益得失的算计。良心是道德，是人我关系之衡量。清华大学的百日
大武斗，说明了蒯大富确实修炼到了撒谎骗人而色不变，同学死于前而目不瞬的境界。
政治斗争不讲诚信，只讲成败。陈伯达、蒯大富是按常理出牌，这个“常理”就是为了
一个正义的事业，可以不择手段。目的的崇高，掩盖了手段的丑恶。为了善，可以恶。
为了大善，可以大恶。这个不成文的传统，或许跟老大哥的影响有关。苏联契卡主要领
导人拉齐斯有过这样的经典论述：“我们可以无所不做，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批举起
利剑不是为了奴役和压迫他人。”“我们的道德是新的，我们的人道是绝对的，因为它
是以消灭任何剥削和暴力的崇高力量为基础的。”[闻一：《契卡的“十字军讨伐”》
，《炎黄春秋》2014年，第2期]
二、邓拓的遗言：为了善，接受恶
1966年5月17日夜，人民日报社社长、总编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是文革中第一个
自杀的中共高官。
因为写了《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他与吴晗、廖沫沙成了第一批被抛到政治祭
坛上的牺牲。他的书被定为毒草，他本人成了黑帮。5月16日，党报发表戚本禹的诬陷
之文，其中有这么一句：“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无理
可讲，无法可想，在举国上下愤怒讨伐、彻底清算的声浪之中，邓拓选择了死。在“自
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之前，他给北京市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
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
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
。[袁鹰：《玉碎》，周明主编：《历史在这里沉思——1966—1976年纪实》三，页128
，华夏出版社，1986]
政治运动中，被冤枉受迫害的共产党人，常有这种悲极痛极又愚极的表态。从这个表态
里，隐约可见整个时代对目的和手段的理解——革命是至高至伟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污辱我，诬陷我，冤枉我，折磨我。总之，无论用什么恶劣的方法对待我，我都甘之
如饴。也就是说，只要为了善，恶的手段也不再成其为恶。如果革命需要我使用这些手
段对待别人，别人也应该像我一样。
其实，延安整风早就奉行这个逻辑了，辛辛苦苦整了两年，整出个“特务如麻”，自杀
者有之，疯颠者有之，逃跑者有之，革命受了大损失。可主持整风的，既不给人家平反
，也不给人家道歉。最好的表示也就是在台上给大家敬个礼，敬了礼还要求受害的人还
礼。[毛延安道歉，我给你敬礼，你就要还礼。倘若我敬礼，你不还礼，那我的手就放
不下来呀！（韦君宜《思痛录》，页308）]因为人家有底气——我们是干革命，革命是
正义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是要交学费的。
看来，目的一旦跟崇高联系起来，就有了法律的豁免权，道德的挡箭牌，非人道的通行
证。用什么手段，良心管不着，人情管不到。
三、江青的辩解：权力因目的而免责
1980年，公审“四人帮”时，法庭宣布江青犯有诬告陷害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搜查他
人身体、住宅罪等七项罪。江青辩解：“你们说了我那么多罪名，没有一件能站得住脚
。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执行捍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指示和政策的，是执行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在江青看来，因为我是按照善的指示而工作的，所以，我的七宗罪就不再是罪，我的恶
，也就成了善。
韦君宜在“肃反”时，受上级之命，把一同事当成特务。整了几个月之后，上边说话了
，搞错了。韦君宜向被整的人“口头道了歉，而当时有些和我一样干这种工作的干部，
因为我向人道歉还极为不满，说我们那么干是积极为革命的，不应道歉。”[韦君宜：
《思痛录》页25]
整错了而理直气壮，其心理依据是，是领导让我整人的，整错了，是领导的事，跟我没
关系。
曾彦修在《九十自励》中说：“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平生未整人”。大多数整人的人
，没有他这种心情；他们理直气壮，青春无悔。北大历史系的学生高海林是“牛棚”的
监管者，虐待殴打老师毫无手软。为了逼迫杨人梗承认莫须有的“历史问题”，他半夜
三更在断崖边上开杨的批斗会，威胁把老先生推到断崖下摔死。历史系学生聂玉海吊打
夏应元老师，几乎致死，且大煽周一良的耳光。历史系的青年教师丁则勤诬陷周一良的
论文《乞活考》是为国民党出谋划策，并且当众殴打学兄郝斌。[郝斌：《流水何曾洗
是非——北大牛棚一角》，台湾大块，2013年。高海林一事，见《断崖夜斗杨人梗》等
章节；聂玉海一事，见页123，137页；丁则勤一事，见页94，167]文革后，86岁的老人
周一良向他们喊话，“让我们学习鲁迅所说的‘相逢一笑泯恩仇’吧！”此三人置若罔
闻。他们的理由恐怕跟韦君宜的同事一样。八十年代，清理“三种人”，被清者想不通
：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造反，有错吗？
在这里，目的被置换为上级、领导、党中央、毛主席，它们被一体化，被合二为一。崇
高伟大正义与权力划了等号。因此，上级、领导也就成了消邪解恶之法宝。简言之，权
力就是目的，就是善。因此，权力可以免责。
有了这一条，厚黑、陷人于罪、反复无常、言而无信、不认错、不道歉，等等恶行就都
堂而皇之地摆上了桌面。
四、徐明清的冤案：文革思维薪尽火传
目的与手段的一次又一次的分裂，腐蚀了那场横扫全球，激荡百年的革命运动。终于，
在最后一位“世界革命领袖”停止呼吸之后，他的后继者改变了航船的方向。但是目的
与手段并没有因为政治的转向而携手并肩，它们仍旧像往日一样各行其事。
1976年10月，正在为打倒四人帮而欢欣鼓舞的徐明清，迎来了三年的牢狱之灾——江青
专案组将她秘密逮捕，逼她写材料，证明江青是叛徒。这位二十年代就投身革命的老干
部告诉专案组，自己不了解情况，不能写。专案组斥责她：“江青这么大的罪人，你包
庇她！”此后，专案组拿出逼供手段，不让徐睡觉，三个月后，神智不清的徐明清，按
照专案组的口授，写了证明材料。
这份材料被收入中共中央1977年3月6日下发的十号文件——《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
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的附件中：“1933年秋，江青在上海‘晨更’
工学团当教员时，就与当时晨更的负责人徐明清关系非常密切，后来两人先后被捕，自
首叛变。她们1937年混入延安前就订立了攻守同盟，长期互相包庇……同年十月，她隐
瞒自首叛变的历史，由徐明清出面做假证明，钻进党内。”
徐明清并没有因此而从宽。材料写毕，她就被关进秦城，罪名是“叛徒”。
搞清江青的罪状以公之于众，为了这个正大光明的目的，专案组就大搞逼供信。“江青
这么大的罪人，你包庇她！”这里面的逻辑是：你不为江青加罪，就是包庇。陈伯达写
《中国四大家族》，专案组诬陷上至刘少奇，下至林昭、遇罗克，用的也是这个逻辑。
三年后，几乎精神分裂的徐明清被无罪释放，只因为胡耀邦在高检说了这样一段话：“
四人帮粉碎之后，我们还搞左的那一套，还乱抓人。现在要赶紧放。”胡一口气点了二
十多人的名字，徐明清在其中。[徐明清：《明清岁月——为留清白在人间》，页188—
196，自印书，2001年9月]粉碎四人帮是政治事件，左的那一套不会因为拨乱反正而自
动消失。
今有骁勇敢为之士，于万马齐喑之时，高举“勿忘文革，汲取教训”之大旗，控诉文革
首恶，揭露老兵暴行，其言唤醒人心，其文鬼神同泣。但是，如果他们一边以权威自居
，以“公知”自命，一边以“五子登科”是求，唯“公众人物”是问，那么，他能汲取
到的是什么？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曾几何
时，这段语录人人耳熟能详。但是，为什么一边高喊“务必充分注意”，一边抄家打人
，残害同胞？答案只有一个：长期以来，我们把政策/策略与目的/理想看成了两种不相
干的东西。政策以功利为依归，策略以实用为原则。
2014-5-27
于北京之北
来源：《记忆》第118期 | S*****n
发帖数: 4185 | 2 四大家族200亿与温家宝的27亿，异曲同工，都是政治需要。 | z**********e
发帖数: 22064 | 3 爱共小将却把资本家报纸发表的27亿奉为圭臬，看来，他们得到了命令，27亿是党内一
部分同志（其实就是薄熙来集团）传递出去的。
【在 S*****n 的大作中提到】
: 四大家族200亿与温家宝的27亿，异曲同工，都是政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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