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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x
发帖数: 6601 | 1 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63965398/
一、
上世纪九O年代，台湾统派的一些年轻人，很希望五O年代的老政治犯（我们习称老同学
）写回忆录。那时候全台湾已经充斥着台独派的历史观，我们希望老同学的回忆录可以
产生一些平衡作用。但老同学对我们的建议不予理会，他们认为，重要的是要做事，回
忆过去没有什么用。况且，那时候台湾解除戒严令才不久，老同学也不知道过去的事能
讲到什么程度，心里有很多顾忌，当然更不愿意讲述以前的事。
当时我们着重说服的两个对象，是林书扬先生和陈明忠先生。林先生尤其排斥写回忆录
的想法，因此，直到他过世我们都不太了解他的一生。陈先生虽然比较愿意谈过去的事
，但也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偶然谈上一段，他也没有想写回忆录的念头。
前些年，《思想》的主编钱永祥，要我和陈宜中联合访问陈先生。这篇访问稿《一个台
湾人的左统之路》出来以后，很意外地被大陆很多网站转载，大陆读者反应说，他们对
台湾历史增加了另一种理解。
由于这个缘故，陈先生终于同意由他口述，让我们整理出一部回忆录。中国社科院文学
研究所的李娜，知道这件事以后，自告奋勇，表示愿意承担访谈录音和整理录音的工作
，不拿任何报酬。李娜和蓝博洲、张俊杰，还有我，多有来往，比较了解台湾的统派，
对台湾历史也比较熟悉，为人热情，所以我们就同意由她来承担这一工作。应该说，这
本书能够完成，李娜是最大的功臣。
李娜完成录音的逐字稿整理以后，我打印出来，交给陈先生修订增补，我再根据陈先生
的校稿加以整理。李娜的逐字稿已经把陈先生所讲述的事实做了一些归并，而且划分了
章节。在这方面陈先生和我只做了小幅度的调整。我的主要工作是修订文字，让陈先生
的意思表达得更明确，并且跟陈先生随时联系，确认一些事实。
我跟李娜讲，陈先生普通话讲得不太好，讲话常有闽南话的习惯，造句、用词比较质朴
，整理时不要太过修饰，尽可能保持他的语气，这样比较生动。李娜基本上按照这一原
则整理，但她到底是北方人，又是女孩子，有时候总会不小心流露北方女子的口吻。我
跟陈先生一样，讲的普通话含有浓厚的闽南话味道，因此，凡是我认为不太合乎陈先生
口吻的句子和用词，我都改了。另外，陈先生个性比较急，讲得比较快，前后句子常常
不太连惯，我就增加一些句子，让意思清楚。我的修改，陈先生至少看过三遍，他有时
候也加以增改。应该说，全稿是在陈先生的仔细审订下通过的。
回顾起来，自从李娜把逐字稿交给我以后，又经过了两年多，因为我很忙，校订工作拖
得太久，这是应该跟陈先生和李娜致歉的，另外，稿子在《犇报》连载期间，把我的校
订稿打印出来，交由陈先生修订，这种工作都是陈福裕负责的，他还和陈先生密切联系
，从陈先生处选用照片，编配在本书中。在最后的排印过程中，校对工作全部由夏潮联
合会的李中小姐负责统筹。最后，黄玛俐小姐听说是陈先生的书，立即允诺设计封面及
版面，这都应该说明，并表示感谢。
二、
陈先生生于一九二九年，经历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台湾光复时十六岁，高中已
经毕业，因此他主要的知识语言是日语。十八岁时遭逢二二八事件，并身涉其中，事变
后不久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一九五O年被捕，一九六O年出狱。出狱后，经过艰苦的努
力，成为台湾新兴企业的重要管理人员。但他不改其志，始终关心祖国的前途，花费大
量金钱从日本搜购资料，并与岛内同志密切联系，导致他在一九七六年第二次被捕。国
党原本要借着他的案件，把当时岛内从事民主运动的重要人物一网打尽。陈先生备受各
种苦刑，仍然坚贞不屈，让国民党找不到扩大逮捕的借口。国民党原本要判他死刑，由
于海外人权组织和美国保钓运参加者的倾力援救，改判十五年徒刑，一九八七年因病保
释就医。陈先生出狱时，岛内台独势力已成气候，不久民进党组党，戒严令解除。为了
对抗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陈先生又联络同志，组织台湾地区政治受难者互助会
、中国统一联盟、劳动党等，是台湾公认的重要统左派领袖。
陈先生口述的一生经历，主要围绕着上述事件而展开，主要是以叙述为主。虽然偶有议
论，但无法系统地呈现他的政治见解，因此他决定把《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收入书
中，以弥补这一缺憾。陈先生的一生，不但呈现了台湾近七十年历史的一个侧面，同时
也曲折地反映了中国人的现代命运。因为现代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大都不太熟悉，我想
借着这个机会对本书中所涉及的历史问题加以重点分析。我希望这本书将来能够在大陆
出版，因此，我把大陆的读者都预想在内，涉及面比较广，希望引起大陆读者的关注和
讨论。
我的序言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一、台湾人与日本殖民统治的关系，二、国民党与台独，
三、中国一九四九年革命的后续发展问题。
大陆的一般人好像有一个倾向，认为台湾人对日本的殖民统治颇有好感，到现在还念念
不忘，其实这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台湾媒体给大陆读者造成的印象，完全不合乎历史实
情。在一次简短的访谈中（见本书附录），陈先生一开始就说，改变他整个人生的思想
和行为的，就是高雄中学的日本人对他的歧视。这并不是单独的个案。陈先生的前辈，
二二八事件后台北地区地下党的领导人，后来被国民党处死的郭琇宗，是另一个著名的
例子。他出身于台北大地主之家，跟陈先生一样，考上台北最好的高中，也因为饱受日
本同学的欺压而成为民族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只要熟悉日据末期的史料，以及当时台
湾重要人物的传记，就可以知道，光复后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台湾人普遍都有这种遭
遇。
其次，台湾农民的处境，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远比清朝恶劣得多，陈先生在书中已经
谈到了。只要稍微阅读日据时代的台湾新学作品，或者了解一下日据时代的台湾经济发
展，也会得到这样的印象，这就是为什么日据时期台湾最活跃的反日运动是由“农民组
合”所发动的。而领导农民组合的知识分子，大半就是对日本人的歧视非常不满的、受
过比较好的教育的台湾人。这一股力量，是台湾左翼运动的核心，也是台湾光复和二二
八事件后，台湾主流知识圈倒向共产党，并且加入地下组织的主要推动力。
非左翼的民族主义者如林献堂等大地主阶级，也对日本的统治不满。因为他们极少参政
的机会，他们的经济利益也严重受到日本企业的排挤。他们一心向往祖国，认为只要回
到祖国怀抱，他们就可以成为台湾的主导力量，并且取得他们应有的经济利益。因此，
台湾光复，国民党的接收官员和军队到达台湾时，受到极为热烈的欢迎，这从当时的报
纸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种情势，在国民党来接收以后，逐渐地、完全地改变得过来，国民党的接收，几乎一
无是处，所以才会在不到两年之内就激发了蔓延全岛的二二八事件。二二八事件后，台
湾内部的左翼力量认清了国民党的真面目，在来台的大陆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下，迅速
倒向共产党。他们之中最勇敢的、最有见识的，基本上都加入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当时
国共内战的局势对共产党越来越有利，他们认为台湾解放在即，不久的将来就可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全新的中国。没想到，不久韩战爆发，美国开始保护残存的国民
党政权，国民党也在美国支持下，大力扫荡岛内的亲共分子，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白色
恐怖。国民党秉持“宁可错杀一百，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几乎肃清了岛内所有的支
持共产党的人。这样，最坚定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台湾人，不是被枪毙，就是被关押
在绿岛，还有一部分逃亡到大陆或海外，日据时代以来最坚定的抗日和民族主义力量，
在台湾几乎全部消失。
非左翼的地主阶级（左翼之中的地主阶级也不少，如郭琇宗、陈明忠都是）虽然对国民
党还是很不满，但比起共产党，他们还是勉强跟国民党合作。但是，美国为了杜绝日本
、南韩和台湾的左翼根源，强迫三个地区的政权进行土地改革。国民党当然愿意跟美国
配合，因为这还可以借机削弱台湾地主阶级的势力。国民党表面上是用国家的资源跟台
湾的地主阶级购买土地，但实际上付给地主的地价根本不及原有的三分之一。台湾的地
主阶级从此对国民党更为痛恨，地主阶级的领袖林献堂外逃日本，而且还支持在日本从
事独力运动的另一个地主廖文毅。所以陈先生才会说，台独运动的根源是土地改革，这
是从未有人说过的、深刻的论断。
这样，台湾内部原有的最坚强的、爱国的左翼传统在台湾完全消失，而原来温和抗日或
者跟日本合作的地主阶级，全部转过来仇恨国民党。前一种人的后代，在父亲一辈被捕
、被杀或者逃亡之后，在反共的宣传体制下长大，无法了解历史真相，又因为上一代的
仇恨，当然也只会仇恨国民党。而地主阶级的后代，不管他们的经济力量受到如何削弱
，他们还是比较有机会受到教育，比较有机会到美国留学。他们上一代对国民党的仇恨
都遗留在他们身上，他们在海外又受到美国的煽动和支持，他们的台独组织在一九七O
年代大大的发展起来，并且在八O年代和岛内的台独势力相结合，就成为目前台独运动
的主流。
在美国新兴的台独势力，开始美化日本人的统治。就台湾一般民众而言，他们亲身经历
到日本和国民党的统治，他们认为日本官吏比较清廉而有能力，而国民党的官吏则是又
贪污又无能，他们逐渐忘却日本统治的残暴和压榨，因为国民党的残酷绝不下于日本人
，而国民党的压榨也和日本不相上下。所以，台独派对于日本殖民统治的美化，很容易
得到一般台湾民众的呼应，这样，整个历史就被颠倒过来，积非成是。最重要的关键还
在于，国民党把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的岛内势力根除无余，这也是八O年以后岛内的
统派力量一直很微弱，难以发挥影响的原因。
三、
国民党为了维护自己的政权，残酷地清除台湾最坚强的、抗日的爱国力量，这纯粹是自
私。但国民党为了稳定台湾，发展台湾的经济，不得不实行土地改革，这件事无论如何
不能说他做错了。没有土地改革，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经济发展。台湾地主阶级的后代对
此念念不忘，也应该加以批评。
坦白说，这十多年来我对国民党在台湾的功过比较能坦然地加以评价。国民党在土地改
革后，实行低学费的义务教育，又实行非常公正的联考制度，让许许多多的贫困的台湾
农家子弟逐渐出头，确实有很大的贡献。另外，由于教育的普及，受过教育的台湾人基
本上都会讲普通话（台湾称为国语）。普通话不但让台湾的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
还有原住民可以相互沟通，而且，在两岸互通以后，还可以跟大陆一般民众沟通，客观
上为统一立下了很好的基础。虽然在推行普通话的过程中，国民党曾短时期（一九五、
六O年代之交）施行过禁止方言的过当政策，但总是功大于过。现在的台独派，不管花
多少力气想把闽南话文字化（他们称为台湾话文），都不能成功，反过来证明了国民党
推行普通话的贡献。
一九七O年代以后，尤其在一九八七年解严以后，过去三十余年台湾历史的真相逐渐被
曝露出来。面对台独派及一般台湾民众对国民党罪行的揭露与控诉，国民党的统治阶层
，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很难反驳，再加上美国的暗中支持，国民党也无法以法律来压制台
独言论。这样，政治上台湾就分成两大阵营，即现在一般所谓的蓝与绿。在国民党长期
统治之下，还是有不少台湾人跟国民党合作，他们的利益和国民党密不可分，同时，由
于民进党常常诉诸群众运动，过分偏激，不少中立者宁可支持国民党，现在蓝、绿两边
大致势均力敌。
不过，蓝军也并不支持统一。国民党的核心统治集团，是当年战败逃到台湾来的最顽固
的反共人物，他们有很深的仇共情绪，并且把这种情绪遗留给他们的第二代。他们认为
，虽然国民党治台初期犯了重大错误，但台湾社会现代化的贡献还是要归功于国民党，
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台湾民众才能过上富裕与民主的生活。因为仇共和自许的成就，即
使面对台独派极大的压力，他们也不愿跟共产党合作，接受统一。就其实质而言，蓝营
基本上和绿营一样，都很少具有民族主义的情怀。除了维持“中华民国”的正统性这一
点之外，他们跟绿营的区别并不大。所以很吊诡的是，蓝营虽然表面不讲独立，他们真
正的心愿是以“中华民国”这一块招牌，把台湾独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外。所以现在
的国民党也成为另一种意义的台独派。可以说，国民党长期和美国合作所进行的反共（
后来还有反中）宣传，造成了今天岛内两党恶斗、面对大陆又两党一致的怪异局面。
其实，这一切都是美国长期导演出来的。美国在韩战之后，一方面用武力保护台湾，一
方面支持台湾的经济改革，又利用极优厚的留学条件，把大部分的台湾精英都吸引到美
国去。事实上，现在的台湾统治集团（不论蓝、绿），还有台湾大部分的企业家和高级
知识分子，他们的后代（或其亲属）、甚至他们本人，不是拥有美国公民权，就是持有
绿卡（马英九的女儿就是美国籍）。这样的集团既控制了台湾，又和美国具有利益上的
种种瓜葛。在这同时，又有美国的盟友日本助上一臂之力。因为，作为台独核心的地主
阶级的后代，基本上都亲日，在他们的影响下，“哈日”之风盛行。台独派甚至把当年
日本人斥骂台湾人的“支那”和“清国奴”，转而用到现在的中国人身上，可谓荒谬绝
伦。可以说台湾长期在美国和日本的影响下，已经自视为亚洲的“文明国家”。台湾人
实际上抄袭了日本人的“脱亚入欧”论，不但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东南亚国家。
现在大陆有少数人有一种想法，认为让台湾长期维持现状，对大陆的政治改革会产生积
极的作用，这是不了解台湾问题的本质。因为，台湾问题是美国和日本联合行动，刻意
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后残余。台湾问题不解决，就是中国百余年来被侵的历史还没有结束
。我们应该站在民族大义的立场来看待台湾问题，不应该对台湾的所谓民主抱有幻想。
最近民进党煽动无知的学生包围总统府和立法院，表现出一种无可理喻的反中情绪，就
是最鲜明的例子。
四、
陈先生接受新民主主义革命、加入地下党时，只有十八岁。那时候的他，对社会主义的
理论、社会主义的革命的认识都不是很深刻。1960年他第一次出狱时是三十一岁，此后
十六年，他想尽办法偷读日文资料，以求了解新中国的局势。1976年第二次被捕，不久
文革结束，这时，他也许才开始真正的“探索”。他说，文革结束之后台湾对文革的报
导，让他非常痛苦，他不知道中国革命为什么会搞成这个样，他不得不为自己牺牲一辈
子所追求的事业寻求一个合理的解释，不然他会觉得自己白活了。
1987年陈先生第二次出狱，他开始阅读大量的日本左派书籍，企图深入了解中国革命的
历程、文革发生的背景，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如何发展的问题。他已经把他的探索过程
和看法写成了《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本书，主要的观点在本书中也略有提起。
陈先生探索的结论大略如下。他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集合全民
（或者说四个阶级）的力量与意志，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力现代化。这一阶
段还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朝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这个说法，意思和邓小平“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论”相近。又说，刘少奇是了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新民主主义”和新经
济政策有类似之处，“新民主主义”的形成，刘少奇贡献很大。新中国建立以后，事实
上，“毛泽东个人”走的就是一条“违反”新民主主义这一“毛泽东思想”的路，所以
才会产生“反右”和“文革”那种大错误（亦即，毛泽东不遵守“毛泽东思想”）。总
之，陈先生最后肯定了自己年轻时选择的“新民主主义”，而且，把这一主义思考得更
加清晰。
陈先生认为，毛泽东本人思想则是一种“备战体制”，是在面对美国和资本主义帝国主
义的随时威胁时的“应时之需”，毛泽东错把“应时之需”当作正确的思想了。陈先生
是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坚决的拥护者。陈先生又认为，中国现在的政治体制并没
有违反社会主义的精神，还在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至于什么时候达到社会主义，
他是无法知道的。他能够看到自己祖国的强大，看到统一有望，也看到中国有实力制衡
西方，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掠夺政策，他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
我是一个“后生”的观察者，不像陈先生具有“参与者”的身份。我也像陈先生一样，
认为“后进”的中国的所谓“革命”，第一个任务就是以“集体”的力量全力搞现代化
，以达到“脱贫”和“抵抗帝国主义”这双重任务。但是，我比较相信毛泽东思想具有
“复杂性”，并不纯粹是“备战体制”。
不论我跟陈先生在这方面的想法有什么不同，但我们都了解到，革命的道路是非常艰难
的、前无所承的。在五O年代，主管经济的陈云和主管农业的邓子恢常和毛泽东“吵架
”，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毛泽东在经济上和农业上的一些看法。陈云常常退出第一线，表
示他不想执行毛泽东政策，而邓子恢几次跟毛泽东唱反调后，终于被“挂”起来，无所
事事。梁潄溟所以跟毛泽东大吵，也是为了农业政策。这些，都可以说明，建国以后，
路子应该怎么走，党内、外有许多不同看法。大跃进失败以前，大致是毛主导，大跃进
失败以后，变成刘少奇主导。文革又是毛主导，文革结束邓小平主导。应该说，中国的
情势太复杂，内部问题很难理得清。经过文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才能抓稳方向（89年
还是差一点出轨、翻车）。我推想，邓是以刘为主的一种“综合”，正反合的“合”，
而不是纯粹的刘少奇路线。但这只是“推论”，目前还无法证实。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都犯过错误，而且一些错误还不小，应该批评。但如果说，这一切
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因此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主要的应该加以否定，那未免把中国这个
庞大而古老的国家的“重建”之路看得太简单了。邓小平主导以后，还不到三十年，大
家都觉得好像走对了，不免松一口大气，歌颂邓的英明。我认为，这也是把问题看简单
了，邓是毛、刘、周的继承人，他不可能不从他们身上学到一点东西，因此，邓也不是
纯粹的邓个人。对于历史，我觉得应该这样理解（邓应该也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看到一
点东西，当然这是随他的意思决定去取的）。
我觉得，大陆内部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很多知识分子不了解中国革命在“反西方资本主
义帝国主义”或者“反资本主义全球体系”中的意义。在中国崛起之前，西欧、北美、
日本这些“列强”，都曾经侵略外国，强占殖民地（甚至可以包括苏联在二次战后对东
欧国家的宰制），而中国从来就没有过。到目前为止，中国是唯一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
的现代化经济国家。
现在大家说，“中国是世界的工厂”，俄罗斯的一份周刊说，“世界超过一半的照相机
，30%的空调和电视，25%的洗衣机，20%的冰箱都是由中国生产。”前几年大陆南方闹
雪灾，交通瘫痪，物资不能输出，据说美国的日常用品因此涨了一、两成。我说这话，
不是在夸耀中国的成就，而是想说，中国的经济改变了“全球体系”。
在中国的经济还不能对“全球体系”造成明显影响时，西方、日本都已忧心忡忡，担心
中国的崛起会“为祸世界”。即使到了现在，如果美国不是陷入一连串的泥淖之中，你
能想象美国愿意坐视中国崛起吗？美国不是不想做，而是没有能力去做。
如果中国因素的加入，使得“全球体系”陷入不平衡状况，如一次大战前，德国的崛起
让英、法寝食难安，那“全球体系”就只有靠“先进国家”为了“扼阻”新因素的“侵
入”而发起战争来解决了，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发生的。事实上，上世纪九O年代美
国并不是不想“教训”中国，只是它没有能力罢了。美国和日本搞军事联盟，说如果“
周边有事”，他们要如何如何，意思不是够明显了吗？
如果中国经济的崛起，能够让“全球体系”产生良性的调整，从而对“全人类”的发展
有利，那就是全人类的大幸。如果因中国的崛起，而让全世界经济产生不平衡，从而引
发另一波的“列强大战”，那人类大概就要完蛋了。现在美国经济不景气，情况似乎颇
为严重；如果美国经济一下子崩溃，你能想象这个“全球体系”能不“暂时”瓦解吗？
这样岂不也要“天下大乱”？应该说，中国一再宣称“不称霸”，宣称要“和谐”，就
是希望避免这样一次大震荡。我觉得，这个时候重新来思考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逻辑的
分析，就更有意义了。我是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但我从来就希望，中国崛起只是一种
“自救”，而不是产生另一个“美国”或“英国”或“日本”或“德国”，或一种难以
形容的资本主义“怪物”。我觉得这样的思考也可以算是一种让“全球体系”“走向社
会主义”的思考。
从马克思的原始立场来解释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只可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
范围全面展开时，才可能实现。因为，只有全人类有丰裕的物质生产，才可能想象马克
思所构想的那个人人富足、人人自由的物质与心灵双方面得到完满实现的社会。一次大
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第一次碰到全面危机时，许许多多的左派革命志士认为，全
球革命的时代已经来临，最终证明是一种幻觉。
这一次“不合乎”马克思原始构想的“世界革命”，以苏共的革命开其端，以中共的革
命达到高潮，以二次战后许多“后进国”的共党革命延续下去。现在已经可以了解，这
还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后进国”以集体的力量来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
代化工程，这一工程可以把“后进国”绝大部分受苦受难的人从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
的侵略与剥削之下解救出来。这一革命的牺牲相当惨重，但相对而言，二次战后那些走
“西方现代化”路线的“后进”国家，牺牲也一样惨重。姑且不论这两条路谁是谁非，
“后进国”都被迫走进资本主义国家逼他们非走不可的道路。走第一条道路而唯一获得
成功的是中国，走这二条道路很可能将要成功的，大家都看好印度。中国的成功对世界
资本主义体系具有双重意义。第一，它的崛起好像还不致于导致德国、日本崛起以后的
那种资本“帝国大战”。第二，到现在为止，中国经济也还不是经典意义下的“资本主
义”（它还保留了相当比例的公有制、也没有全面市场化），因此可以希望它对其他“
后进国”产生启导作用，让它们不必完全照“西方道路”走。
中国的崛起距离全球范围的现代化还很遥远。拉丁美洲、非洲、伊斯兰世界、东南亚，
这些地区目前都还在发展。我们不知道西方（尤其是美国）和伊斯兰世界的冲突如何能
解决，也不知道拉丁美洲最终是否可以从美国资本主义的桎梏之下解放出来。但是，无
疑的，现在可以用更清醒的眼光，用马克思的方法，好好地审视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未
来。只是，我们很难期待，二十一世纪会出现另一个马克思。
在这种情形下，每个地区、每个民族都只能以自救、自保为先。达到第一步以后，如果
能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促使它们良性发展，而且不对周边地区产生明显的经济“剥削
”，我相信，这样的国家就要比以前的英、法，二次战后的美、日好太多了。并且，第
三，如果它还能进一步制衡愈来愈黩武化的美国，让美国不敢太嚣张，那它对世界和平
无疑是有贡献的。我认为，中国是现在世界上唯一有力量达到这三重任务的国家。
我跟一些大陆朋友谈过我的看法。有些人认为中国本身的问题多如牛毛，我这样想，未
免太不切实际。我逐渐了解，这种人大多羡慕美国模式，认为中国距离美国模式还太遥
远。但让我高兴的是，像我这种思想倾向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他们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加
。我相信，这种思想倾向，在未来的一、二十年之内，会成为大陆思想的主流。
五、
我跟陈先生来往二十余年，用客观的眼光来看，他一辈子的经历让我非常感兴趣。他出
身于大地主之家，从小不愁吃穿。生性聪明，居然从偏僻的乡下小学，考上台湾南部最
优秀的高雄中学，然后又以第一名考上台中农业专门学校的农化系，最后还是以第一名
毕业。以这样的背景，在台湾刚光复的历史条件下，他可以从政，就像他的好朋友林渊
源那样，很容易成为地方派系领袖，甚至可以选上县长。他也可以从商，在台湾现代化
的过程中，不难成为富裕的企业家。他也可以走学术道路，如果光复后他到日本留学，
应该有机会成为名牌大学的教授，但是，这些路他都不走。在高雄中学的时候，因为日
本人的歧视与欺压，就走上反抗之途；光复后，因为国民党接收的劣政和二二八事件，
就走上革命的道路，因此历经艰险，九死一生，从不后悔。从我们光复后接受国民党教
育的人的眼光来看，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陈先生现在的生活非常简单，如果没事在家，一天就买两个便当，中餐和太太共吃一个
，晚餐再吃另一个。他全心全力为他的工作奔忙，此外，没有其他的需求，我没有看过
人生目标这么明确、行动这么果决、意志这么坚定的人。一个人，十八岁就决定加入革
命组织，到现在已经八十五岁了，还不想休息。看到这样的陈先生，再想起五O年代就
已牺牲的郭琇宗、吴思汉、许强、钟浩东等人，就会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真了不起。
我跟陈先生相处，最大的收获是：鲜明地意识到，小知识分子那种患得患失、怨天尤人
的坏习气。有一次，在他面前，我对某件事情大发牢骚，他非常不解地看着我说，这有
什么呢？让我很不好意思。应该说，这十年来，我的目标越来越单纯，行动越来越坚定
，牢骚越来越少，他的无形的影响是很关键的。我很高兴，他的回忆录的出版我有机会
稍尽绵薄之力，我也希望，藉由这本回忆录可以让人们可以回想起五O年代为了全中国
和全人类的前途而牺牲的那一代台湾菁英。
《无悔──陈明忠回忆录》
陈明忠 口述
李娜 整理编辑
吕正惠 校订
台湾人间出版社 2014年5月出版
「我的回忆有意义吗？」八十五岁的陈明忠先生不会标榜功绩，不会在意一己得失，更
不会「悠然抒怀」，回忆，依然是为了现实的斗争——是什么样的经历，什么样的信仰
，让他走得这么坚定？这么身无所求、心无旁鹜？
目次
序──吕正惠
陈明忠回忆录
01 家族与童年
02 从高雄中学到学生兵
03 从光复到二二八
04 二二八事件前后
05 从加入地下党到被捕
06 从被捕到判刑
07 在绿岛
08 在新店的军人监狱
09 我的一九六○年代
10 第二次被捕
11 刑求逼供
12 死里逃生
13 第二次十年牢狱
14 第二次出狱之后(一九八七年至今)
一个台湾人的左统之路──陈宜中、吕正惠访谈
统一是大形势，谁也挡不住──吕正惠采访
暗夜行路(代整理后记) ──李娜
陈明忠简历
1929年1月2日出生于高雄冈山，知名社会运动家、社会主义理论家。陈先生在戒严时期
两度被捕入狱，是台湾最后一位政治死刑犯，总共坐了21年的黑牢。二二八事件时是台
中农学院学生兼谢雪红领导的二七部队(到埔里后改编为「台湾民主联军」)突袭队长。
一生经历日本殖民统治、二二八事变、五Ｏ年代白色恐怖、党外民主运动。他用一生的
实践、反省和思辩，探索着民族和平统一的未来和人类全面解放的道路。着有《中国走
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现任夏潮联合会荣誉会长、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
李娜
河南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从事台湾文学研究。近
年来关注台湾原住民文学与文化，参与《百年排湾》、《流浪之歌》等原住民音乐专辑
工作，着有《林班歌 部落志》(人间出版社，2013)。
吕正惠
1948年生，台湾嘉义人。台湾大学中文系学士、硕士，东吴大学中国文学博士，曾在台
湾清华大学中文系、淡江大学中文系任教，重庆大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专研古典诗
词与现代小说，着有：《杜甫与六朝诗人》、《抒情传统与政治现实》、《小说与社会
》、《战后台湾文学经验》、《殖民地的伤痕》、《台湾文学研究自省录》等书。
内文撷取
光复了，台湾人扬眉吐气，曾经被欺负得很惨，这时就有了报复的心理。有些地方，如
台北，开始出现打日本人的情形。也有学生自发组织来维持秩序。我们十几个学生也组
织起来，自觉是民间的警察。有人把日据时期的一份资料印出来，是台中几个有名的日
本人给总督府的一份建议书。建议书上写有：”日本骂人的话只有几句，台湾有几百句
，关于「性」的就有一百多种，可见台湾人是卑劣的民族，所以需要消灭他们。怎么消
灭呢？第一给他们抽鸦片。第二鼓励他们赌博。”看了这份建议书，大家就骂：”王八
蛋！去抓他们！”建议书上有几个人的署名，我们就先去找「南」医院的院长。走到医
院前面，忽然有人讲：”说不定他有手枪啊。”大家就犹豫了。我说：”你们不进去，
我进去。”我直奔院长室，先拉开他抽屉看，没有枪，就对他说：”起来！”他乖乖地
站起来，我就一把推出去，门外的人一拥而上，把他捆起来。(〈03从光复到二二八〉
P68-69)
光复后几年，台湾的文化很活跃，有许多从大陆来的知识分子，大陆的书籍和杂志也跟
着进来。台湾人中有头脑有理想的，也都很活跃，办了很多杂志和报纸。因为看到国民
党接收的状况非常差，年轻人都想在思想上找出路，自由主义的《观察》和共产党的《
展望》等杂志在台湾销路都很不错。不过，据我的感觉，《观察》被接受的程度还是高
于《展望》。社会主义或共产党成为年轻人的思想选择，是二二八事件以后的事。
从高雄到台中读书以后，最让我吃惊的是，街上十字路口旁常有二十、三十个年轻人，
围着一圈弹风琴一起学「国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到处也都有自动教人国语的
小型团体，可见台中地区日据时代的文化气氛一直很好，而且反日情绪很强，光复后才
有这种自发的热情。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撼，也深深感觉在思想上我比那些人落后太多了
。
两年后二二八事件发生，我在「二二八最后一役」之地的埔里看到了当年教唱国歌，教
学国语的那些人围在谢雪红旁边，听谢雪红指挥的情形。再经过三年，白色恐怖肃清全
面展开，我又在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里，看到了那些人被枪决前的最后一幕。这就
是说，由于国民党接收的失败和二二八事件，他们抛弃了国民党的「白色祖国」，走向
了共产党的「红色祖国」，然后，从容就义。这就是那批爱祖国、爱人民的热血青年的
下场，我一直没有忘记他们。日据时代反日，光复后反国民党，这样的年轻人都是时代
的先觉者。那时代，怀抱理想就是要掉脑袋的事情。
(〈03从光复到二二八〉P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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