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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03 | 1 我们知道，科学是从来不害怕质疑的——相反，科学从来欢迎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更可
以说，科学就是在不断的质疑和挑战中一步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而科学精神，至少在
其起始部分，必然应该是一种大胆和合理质疑的精神。那么，作为“科学”而呈现于世
人眼前的马列（毛）理论就不应当害怕任何质疑，而是应当欢迎质疑——尤其在这种理
论被作为十几亿人的指导理论的时候，出于必要的谨慎，更应不断地对其审视、质疑。
必须指出，马列作为一种纯粹的“西方价值观念”，共CD化作为一种近代以来相当完全
意义上的“去中国化”、“全盘西化”，对其质疑的出发点则不应于此。
从以下几个部分的讨论里可以看到，马、列在其作为政治理论、制度设计理论、经济理
论、乃至哲学理论的层面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乃至根本上的问题：
1. GCD国家必然失败的先天根源
http://xsjs.wordpress.com/2015/04/07/ggjb
2.（待更新）
3.（待更新）
4.（待更新）
5.（待更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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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03 | 2 GCD国家必然失败的先天根源
Totally Convincing. Totally Wrong.
（极具说服力。极谬误。）
——非gcd国家的人们对马ks的看法
（From 《Time》）
六十几年前，中国人民自认为找到了一条可以快速强大起来的道路，并将之确立为国家
制度。然而，实行这一制度，并没有给任何一个参与其中的国家带来承诺中的繁荣和强
盛；而将其奉行得越是忠实和彻底的那些国家，一段时间以后，就越是步履艰难，甚至
最后只能勉强维持，到头来更不得不纷纷转型，或将之完全抛弃。这一制度的失败与其
指导理论的先天缺陷是分不开的。
马、列自身无可回避的重大缺陷在于：由于假设在“社h主义”条件下，人为消灭了私
有制，从而“物质决定意识”，人的觉悟程度自动变得足够高，并以此出发来设计制度
，就会导致该设计下的制度“防君子不防小人”——因为在思想上根本就不承认还有低
觉悟者存在。同时，既然认定已经可以全靠“自觉”了，那么在这一制度里任何激励机
制也就不再是必要的——甚至是政治不正确的。在同样逻辑下，对那些“高觉悟者”们
（同时作为不同层次的社会管理者）——“干部”、“先锋队”队员们、身居高位者，
各种本应存在的制约性设计和监管机制也必然严重缺位。
然而，“生产关系”只能由“生产力”来决定，而不是人为的拔苗助长和一厢情愿。在
生产力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剥削制度”可以被消灭，所谓的“剥削阶级思想残留”却
一定会普遍存在。这方面最简单的认识即“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
恒产者有恒心”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无法理直气壮地从假定“所有人都是最坏的”出发来设计制度，即
使不是恰恰相反（即“所有人都是最好的”），也就必然会导致一部分道德不高者被排
除在制度考虑之外。那么，由于这些道德不高者不必也不会象“好人”那样去在乎制度
、非制度的约束，自然就具备了更多更大的操作空间，因而更容易获得各种“好处”。
体现在商品经济里，就是违法违纪不讲道德者生产成本更低，获取利润更大也更容易，
即竞争力更强。长此以往，必定是好人艰难，坏人胜出，“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社会
法纪松弛，发展倒退或停滞，小人盛行，道德下降，直至自我灭亡。
这就是说，一个从好人出发设计的“善良”的制度，反而在实际效果上保护了坏人，打
击了好人。
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趋利避害是人或者说一切生物的天性。只要这种天性存在，在规则
空间内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就可能是普遍的和难以避免的，不从（相对）最大博弈的角
度出发设计制度注定是行不通的。所以，只要人类的觉悟还没有达到制度已无存在必要
的程度，也即“人皆圣贤”（且不退转）、因而“制度”对人的行为不再有任何实际影
响之前，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理论，马、列就是鲜少价值并必然失败的。
有人以为，即使mks主义的政治理论破产了，mks主义（公有制、反市场，因而抹煞竞争
）的经济理论事实上已被证明是反动的，作为mks主义核心的唯物论本身还是成立的，
并应当继续奉行下去。。。
对此同样要慎重！尤其在对于这一整套理论的种种迷惑性已经有了深刻领教之后。。。
首先必须明确，唯物论本身只是一种假说、一种信仰，而并非如其自身一再宣称的那样
，是一种科学（科学从未证明其正确性，虽亦未曾证伪）；因而，赖以建立在其上的整
个mks主义，只能算作一种宗教。事实上，现代科学的发展，并未趋向于对唯物论的肯
定——甚而否定。而信仰的特点是一经确立，就会相当的牢固。如果从早期的教育开始
就接触甚至灌输这种理论，建立先入为主的印象，之后又保持影响对象处于一个较为封
闭的宣传环境中，一般就会理所当然地将之当作真相奉行，即使有种种显而易见的矛盾
之处，也会习惯性地略过或自行代之以各种借口，而不加深入思考。
而唯物论既非科学，也不符合中国历来的文化传统（佛、道、儒学，均非无神论、唯物
学）。将一种全面对立而又未经充分验证的思想学说不加仔细考量就草率地迎为正统，
现在来看，无疑是当年血气方刚的“五四”知识分子们某种急躁情绪的一种直接反映。
应该说，防范和克服任何类似的急躁情绪，在今天同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远离了唯物论的束缚，精神领域活动和成果应有的地位得到承认，现代经济中的很多现
象就不再是不可理解和难于把握的。各种演艺和艺术活动、服务业、企业家的管理活动
、资本运用的风险承担，虽然也许不直接或不最终产生任何物质产品，却都是自然而具
有价值的。因而，在一定范围内，资本家获取超过雇员的回报，不必然构成（非仅以物
质和物质劳动衡量的）“剩余”价值。对精神财产的所有权，如著作权、专利权会有普
遍的理解和充分的尊重，这在信息时代尤为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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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03 | 3 http://xsjs.wordpress.com/2015/04/07/fdjs
法的精神和以法治国
法者罚也。如果能做到科学合理地“罚”，以法治国是可以无往而不利的。
制度、法律和（潜在的）违反者之间，应视为一种博弈的关系。因而，违法的可能成本
无外由两部分构成：1，被发现的几率；2，被发现后的惩罚力度，且在一定范围内，各
与两者成正比。而违法获利与违法成本，通常共同决定了某一违法活动出现的频度（可
能仍然与“利润率”，即扣除成本后的获利比之于总投入的大小正相关）。
例如，维持现有的惩罚力度不变，采用技术手段，保证任意一起超速驾驶都会被发现并
记录在案，超速现象一定会大为减少；如果基本不增加现有的发现机率，但大幅加大惩
处力度，如一旦发现即处以数年监禁或更高，这种行为甚至可能彻底消失（因相对于此
，超速的获利太小）；当然，在采取技术手段加大发现机率的同时，如果结合惩处力度
的适度提高，或某种具有针对性的提高（例如，与一定的观察期配合的较为严厉的累进
惩罚制），也不难达到杜绝该种违法的效果。
很明显，如果某一法律下惩罚力度低于违法获利，则该法律近于失去意义。实际上，尤
其是在那些仅需经济惩罚的情况里，应当尽量罚得重一些、狠一些（相对可能的获利）
——不仅要使当事者“肉痛”，还必须能达到“触及灵魂”的程度。这样，在法律本身
公平合理的前提下，法治进一步有“德治”的作用和意义。
提高发现机率，除了可以加大采用技术手段外，还可以多采取“奖”的措施。例如，可
以奖励任何民间的检测机构或个人对商品违规和不达标行为的发现和举报。一经查实，
在对涉案厂商加倍、超额罚款的基础上，对发现者一定要做到大幅度、超大幅度溢价奖
励。
值得一提的是，对出现在广告里或印在商品包装上的任何宣称，如保质期、含量、成分
的标注、质量性能等等，都要纳入同样的“监测-赔付-奖励”的范围。同时，在设定商
品、尤其是食品的质量标准方面，应力求严格，不能随便降低——实在不行可以设立高
低两级或多级标准，并要求在包装上醒目注明（标注错误或缺失，应同按不达标重罚）。
显然，以法治国对司法的独立性、立法的及时和专业性都有一定的、相当的要求。
必须指出，法治和人治，二者必居其一。所有非“法治”的制度，落实到最后，无论如
何包装或掩饰，必然只是一种“人治”。在马列理论框定的制度里，由于“党”凌驾于
一切之上、法律之上，“党治”是一种预先设定意义上的、不可触动的设计和原则，“
以法治国”则根本无从谈起，或只是一种欺骗性的口号，仅此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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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03 | 4 http://xsjs2.blogspot.com/2015/04/dszz.html
对“社会主义”这种价值观念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很多人可能认识到必须、也愿意从（“原教旨”意义上的）马、列立场上后退，但下意
识里却仍认为“社会主义”是很正面、“天然高尚”、并且“代表了公平正义”的，甚
至仍然是很“超越”和“先进”、因而应该继续坚持的。但是业已经历了马列理论框架
里这么多次的“想当然”，有没有想过，这只是又一个想当然呢?
与资本主义标签式的“优胜劣汰”甚至“丛林法则”相比，“社会主义”这种价值观念
更着重于“结果平等”——而且往往是无差别的结果平等。作为一个农民起义成功而建
立起来的国家，再参考历次农民起义口号里无一例外的一个“均”字，“社会主义”被
确立为官方立场是毫不奇怪的；同时，农民传统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不思进取、贪图眼前
安逸的特点，而“不必为竞争失败而担惊受怕”正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优越性”之
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主义”更象是一种改头换面、精心包装过的“封建主义”，与
之相比，代表着工业文明的资本主义，无疑应该是更进步的。事实上，越是在那些“社
会主义”国家里，等级和特权这些封建本性就越是表露无遗、大行其道；而在资本主义
国家里，“国王”、官员和平民却总是可以真正地平起平坐。抛开那些陈词滥调、周而
复始的灌输和宣传，二者之于平等，孰真孰假，不是一目了然吗？
同时，平等并不是全等，更不是平均。如果承认人的先天能力和后天努力是有差别的，
就应该承认，这种差别也必须体现在结果上，才是真正的公平——平等更应该是一种过
程平等、机会平等。追求（绝对的）结果平等，至少在现阶段，只能落于奖励懒惰和平
庸，导致逆向淘汰。
从更具体的层次来看，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两大根本特征。而现在，正
是这二者的残余在阻碍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可以说，中国的发展，现在已经到了不得
不彻底将它们废除的时候了：
首先，因为公有制沾了一个“公”字，就是必然先进的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以上世
纪五十年代的公社化为例，至今有人觉得这样的“集体农庄”是一种更高级更现代的农
业生产组织形式，更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符合“国情”。然而，如果农业劳动生产率提
高十倍（十倍则意味着“一人干，九人看”），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就将出现，那么这种
强行把人口拴绑在农村和农地上又无事可干的“集体农庄”有何先进之处呢？而现在农
业劳动生产率是在以几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的速度提高中，“集体农庄”又是如
何符合国情的呢？难道为了这种农庄经济的维持，就要人为地去压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只允许有不超出一、二倍的提高吗？
其实仔细看一下，就会发现“集体农庄”适应、维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
：很显然，是在连畜力条件、金属农具、甚至刀耕火种全不具备，生产力水平只有当时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比较优
化、并可能具有相当优越性的一种组织方式；而实践也证明，其后八十年代的土地承包
制，“分田单干”（即事实上的私有制“走资本主义道路”），才更好地适应并发挥出
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决定性地提高了农业产出。
更高层面的生产组织方式也同样如此。例如，在资本已经高度发展的今天，作为资本的
操作和运用主体，私有银行的充分发展是绝对必要的。资本，因其本质，与公有制是天
然不合的。一个私营银行的业主所面对的，往往可能是万丈悬崖般的风险，而这在公有
银行永远无法达到——实际上，也许连较为严厉和准确的业绩考核都难以做到或达到。
这种压力上的差别，决定了对贷款的态度和认真程度上的差别，进而贷款的质量；而贷
款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而且往往是从源头和根本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质量。
很多人一见到“私有”两个字就心生畏惧，认其会降低道德，这大可不必。
在市场经济下，企业以赚取利润为目的。很明显，在这方面，私有企业比公有制企业即
国企，从动机上要强得多。而要（更多地）赚取利润，产品必须销路广；要想产品销路
广，用户必须买账；为了使用户买账，就必须想办法让产品给用户带来利益，让用户满
意，也就是要“利他”。而“利他”本身就是道德，或者说道德的核心之一。这样，以
利己的目的建立起来的私有企业，实践的是提高利他能力即道德水平的社会活动——当
然，这必须是在严密监管之下。
从实际中也可以看到，在规则完善并监管良好的商业环境里，管理者和企业文化具有更
高道德水平的商业企业，普遍更为成功；同样，越是成功（并能持久）的商业企业，其
管理者和企业文化越具有更高的道德水准。
至少有一个国家——韩国——的成功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韩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在
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成功。“仁者爱人”，这样的员工
组成的企业，自然能够不必过多动员，而可自觉地为消费者着想，因而产品能一步步得
到消费者的喜爱，使企业获得成功、甚至成为世界知名的领先企业，而韩国自身也正成
为工业强国俱乐部里近百年来几乎唯一称得上的新晋成员。再对比一下与其同文同种的
北邻，可谓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结论难道不是很明显的么？
实际上，不止韩国，“儒家文化圈”里实行资本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商业上较为成
功。同样，西方强国的商业成功也是与其普遍的对人的尊重和注重人权的核心价值观念
分不开的。
应该指出，有人为“社会主义”辩护，举出北欧的例子，但二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因
其产权的性质，北欧国家只是一种福利资本主义。而且北欧的例子恰恰说明，实行资本
主义也是可以“共同富裕”的；实际上，只有在资本主义下才有条件共同“富裕”，而
在真正的“社会主义”里，往往只不过是“共同贫困”而已——例如，在实行不同的社
会制度三十年后，大陆的经济总量加起来仅与台湾一省接近或相当。
其次，计划经济本质上是一种垄断经济，彻底的计划经济更是一种登峰造极的垄断。虽
然因其种种弊端早已臭名昭著，但对计划经济抱有各种幻想甚至公开崇拜的仍大有人在
。如果说，依附于市场主体即企业内部的“计划”可以有其发展的空间，那么任何试图
凌驾于市场之上的“计划经济”决无“卷土重来”的可能。
因为，其一，“创新”是无法“计划”出来的，在完全的计划经济里势必没有创新的空
间，而没有创新，就没有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经济是
极为“反动”的。
其二，计划经济与竞争是根本对立的，是不允许有竞争的（竞争本身就是一种冗余、“
过剩”，竞争也往往会带来一定的过剩，但这都是必要的代价）。在计划经济里，既然
没有竞争，企业也就根本形不成竞争力。
在现阶段，竞争几乎是生产力发展唯一的和最直接根本的动力。就人类现有的知识，草
原、丛林里的兔子、鹿等动物也不是一定就能反应敏捷、奔跑迅速的——它们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有狮子、狼群在后面不停地追逐、捕食——正是这种看起来非常残酷的弱肉
强食和丛林法则的生存竞争造就了它们。一旦这样的天敌消失了，这些原本可以灵巧、
敏捷的动物也会变得呆笨、迟缓，甚至患上各种疾病，种群退化，乃至灭亡——所谓“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同样，之所以私营企业的效率普遍高于国营，并不是说从一开始前者就一定比后者经营
的好——事实也可能恰恰相反，而是在于，在往往是以“残酷”形容的竞争压力下，私
营企业不得不努力提高自己的效率、并时刻保持高出同类的效率、高效率，而那些做不
到的、经营不善的则不断地被无情淘汰掉了。。。在优胜劣汰的机制下，十不存一甚至
百不存一，能留下来的自然效率都是比较高的。
——从这一角度看，计划经济同样是极为“反动”的。
有人认为，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前不可能实现的复杂的计划可以通过超级强大的电脑来
完成，更有现实的例子，某些先进企业通过“计划”来规划生产得以节约成本避免过剩
，以此论证计划经济不失先进性、是未来发展的方向。然而，与这样的认识相反，技术
的发展恰恰只会消除任何这种可能性。仅举一例，如果“3D打印”技术充分发展、并且
原料充足，那么需要什么，随时、随地打印出来就可以了——需要多少，打印多少，无
所谓过剩，任何事先的“计划”还有何必要呢？
附带指出，即便已存在如上述极度发达的“3D打印”或类似技术，因为社会仍然会向前
发展——社会发展不以“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为终点——那么也就无所谓什么（以此定
义的）共产主义。当然，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更从来不是什么“生存的第一需要”。
如果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是痴人说梦般的无稽之谈的话，那么“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接近于自欺欺人的公开谎言了。
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不平等条约、租界、海关都是1945年左右二战胜利前后废除或
收回的（少数除外），中国也是在这时候与西方列强并列，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之一；更进一步说，二战以前全亚洲的独立国家只有“两个半”（中、日、泰，半个当
然是指中国）——有哪一个国家，包括中国，是靠什么“社会主义”“站起来”的呢（
越南也许算是一个特例）？实际上，相反的例子倒是有的。。。
有人又以当年的朝鲜战争作为“社会主义”“救”中国的例子。而实际上，如果不是因
为中国领导人“一边倒”的战略定位，进而作为“社会主义伙伴”的朝鲜得到中国送给
的几个久经战火的朝鲜族师，使得当时的朝鲜领导人信心爆棚，朝鲜半岛的大规模内战
也许根本就不会爆发，也就不会有“两大阵营”在亚洲的高强度对抗；进一步，如果中
国不选择“社会主义”，又何来什么“帝国主义”的威胁呢？——甚至还可以得到数额
可与对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相比的美国援助（参考司徒雷登迟迟不离开南京的真正原
因），又有什么“救”或“不救”、“坐下去”或“站起来”呢？越南、索马里也都曾
经打败过“美帝国主义”，甚至都还胜利得更彻底一些，有多少人会认为这些国家的人
们从此“站起来”了、或因此就觉得这些国家很强大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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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03 | 5 http://xsjs2.blogspot.com/2015/04/gjqd.html
国家强大更需要“劳动生产率”，还是“技术生产率”
衡量一个国家的实力，一个社会的进步，乃至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关键看什么？——
关键要看其生产力发展水平——活儿干得多快多有效率，也就是生产效率。
而要相当地提高这种生产效率，通常有两种做法：一种是，通过压榨劳动力、提高劳动
生产率来发展生产，具体办法就是政府伙同资本家，利用各种“高级蛋糕”和“超级手
段”，如股市、房地产，(时刻)让劳动者变得没钱，为了挣钱就会更加拼命，从而最大
程度地提高劳动效率。
另一种办法则是通过“压榨”资本家、提高技术生产率来发展经济，具体办法就是一方
面通过保护和提高社会成员包括普通劳动者的消费能力，来增加社会对商品的需求，“
逼迫”“贪婪”逐利的资本家扩大生产、提高效率，另一方面通过保护和鼓励竞争的措
施，迫使资本家、企业主在无法加大对劳动者压榨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更先进的生产
方式（提高技术水平），来获取或获取更多的利润，从而在客观上最大程度地提高了技
术效率。
可以看出，两种做法的背后，有一个同样的逻辑，就是“不逼不出活”，然而在“逼”
的对象和方式上，却有着根本的区别。前一种做法着眼于、也必然会制造出大量的廉价
劳动力，这看上去会提高生产效率，实则恰恰相反——换句话说，用这种方式来发展经
济，只会阻碍生产力的进步和提高，亦即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反动”。
说到底，这是一个劳动生产率vs技术生产率的问题——
首先，事实证明，劳动生产率是无论如何比不过技术生产率的，所谓两条腿跑不过四个
轮子，肩扛手拉干不过吊车铺路机——两条腿甚至也跑不过两个轮子(自行车)。再怎么
压榨，这方面的潜力都是有限的。能够提高到两倍，累积增长率100%，已经是很了不起
了。但是通过技术的改良或革命，十倍百倍的提高都可以是很轻松的。
更何况，到了极端的情况下，你可以提高这个劳动生产率，别人也是可以的。要想通过
这方面的努力压倒别人是不切实际的，即便你咬牙切齿，作出超越生理极限的努力。以
二战为例，到了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交战各方哪一个国家的工人，不是在没日没夜拼
命生产？最后不还是要看工业潜力的对比和生产方式的先进性？
为什么日本在战后会近乎不计代价地围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亦即技术水平、技术生产
率)来进行发展，多半与他们的切肤之痛有关。这也就是为什么奇袭珍珠港的大胜，仍
然不能消除那位联合舰队司令的忧心忡忡——不是对对方的海军实力，而是对对手的工
业潜力。中途岛一战四艘航母的损失，就已经是其携整个国家战前几十年高速发展的成
果参战而其中之一的大半，已经令日本元气大伤无力恢复；而其后短短三年的时间里，
仅仅是航空母舰（包括轻重各型），美国人就造出了百多艘！日本占有东南亚，因而这
当中资源的因素是相对可以排除的，当然更不用说，也不是工作和劳动拼命程度的问题。
这同样也是说，光靠勇敢，"拼命"，大刀长矛是打不过机枪大炮的。僧格林沁的骑兵打
不过英法联军，全军覆没，不是他们不拼命、不勇敢；义和团成千上万人攻不下别人几
十个战斗人员驻守的外交使馆，不是他们不拼命、不勇敢；志愿军在初期的朝鲜战场上
整团整营视死如归前仆后继的决死突击，以数百人的牺牲，每每攻不破对方一两个连防
守的阵地、只换到对手个位数的损失(甚至零阵亡！)，不是他们不拼命、不勇敢。
而在对越战场上的两山之战中，仅仅因为多出一部购自英国的反炮兵雷达，我们就可以
将这一幕对别人上演：数千义无反顾、越南民族最精锐的能征善战之士，以其血肉之躯
统统化为乌有，不能攻下我方仅以班排防守的山头阵地，而付出代价亦微不足道。这背
后，是英国这样一个老牌发达国家的技术实力。
同样到了后期的朝鲜战场上，有了喀秋莎火箭炮，米格飞机，大规模换装的苏式武器，
以及秘密参战的苏联飞行员开辟的后勤通道“走廊”，就可以（在战术层级）与对方打
成平手。这背后是什么？是苏联这样一个超级大国庞然大物的全部工业实力！
其次，以压榨的方式发展劳动生产率，必然会伤害技术的发展，阻碍生产效率的提高。
一是这种方式必然会助长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产生和采用，妨碍通过技术升级和改进、提
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主观意愿。试想，如果“只出点饭钱”都能要多少有多少劳动力，
那么显然，就算去采纳已有的技术革命成果也不见得会有多少动力和积极性，更不用说
自己来实现。
比如，如果不是雇人的开销超过了研发采用新技术，还有没有可能出现珍妮纺纱机，从
而开创第一次产业革命？又如，现在美国的南方，一个人可以轻松耕种上万亩土地。如
果没有当年奴隶制的打破和黑奴的解放，种植园主们总不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这样的
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水平能否达到？能否在今天达到？
二是这种方式会导致资本和人才向不能直接催生技术进步的部门和领域不必要地流动，
如“压榨”部门。高收入高利润必然会对优秀人才形成“吸引”效应；而更多的优秀人
才加盟，技术的改进和提高才有可能。第二次产业革命肇始于第一台蒸汽机，是由徒工
出身的瓦特所发明；第一次产业革命，则是由手工纺织业者造出了珍妮纺纱机。
而在唯有官员高地位高收入、“官本位”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里，中国古代有才能的人
都跑去做什么了呢？多少像瓦特这样在技术上有兴趣有天分的人才埋没在无休无止的官
场斗争和拥挤漫长的求仕之路上？鲁班之后的两千多年，在这个官本位制度开始并最终
确立起来的不短的时间里，（像他那样）有能力进行生产和技术革命的匠师又出了几个
？这期间我们在技术上的发展是快还是慢、甚至停滞不前——直到一百多年前，被工业
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受尽屈辱？这一切难道不应该归咎于这个落后的不合理的制度
吗？
同样再来看看日本的例子：八十年代中期，经历了战后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日本出现了
大量的剩余资金，同时日元升值等因素也带来大量外部剩余资本的涌入，再加上日本政
府的政策失误，造成房地产和金融市场投资过热，诱发了公众和各行各业的公司都大量
投身投资于这些领域。这一产业的繁荣短时间里就给日本带来了大量财富，并充斥于国
际市场上，号称“日本钱”（Japan Money）。日本人甚至买下了洛克菲勒大楼，一时
风光无限。然而好景不长，一进入九十年代，所谓地价只会上涨的泡沫一灭，日本就陷
入了持续的衰退，直到今天仍未走出。
这不可谓不是前车之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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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03 | 6 http://xsjs2.blogspot.com/2015/04/mksz.html
马ks主义在根本上的反动性
作为一套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可算已经完全破产的实验性学说，马列必须立即从大
、中、小学的课堂、教材里完全清除出去——这样一种充满着各种先验的猜测和武断结
论、存在有明显漏洞，并宣扬通过暴力、仇恨达到人类天堂的社会实验理论被长期当作
科学来讲授，甚至被宗教式地（具排它性）灌输给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少年；在付出过
各种各样的惨痛代价，并无时不刻仍被其阻挡着中国的进步和现代化进程的同时，还不
乏有人在大声叫好、一意坚持——上当受骗，且至于此，对我们这个文明已久、号称“
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耻大辱。
关于教育方面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1949年以前战乱不止的民国时代，仅仅三十多年
的时间里就出现了一大批在自身领域作出过较有影响的成就、在国际上亦得到承认、“
大师”级别的科学家、技术专家，但自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研究的指导”后，有
类似成就的人才就基本上再也没有、至少再没有成批量地出现过，可谓一蹶不振，尤其
是在前后还有着人口基数、时间跨度和环境条件的巨大差别的情况下。
不止是在这一教育体系内部，较之于民国时期，中国大陆向发达国家派出留学生，时间
既已不短，人数更已大为超出，但以号称更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过之后，却既未
能超过、甚至也远未能达到前辈创造的“辉煌”。这种“辉煌”不仅体现在学术界——
在当时为数不多的投身实业的企业家里，更出现了象王安这样个人财富曾经达到“华人
第一，全美第五”的优秀人才。王安电脑公司一度几乎是“蓝色巨人”IBM的头号竞争
对手，比尔·盖茨亦曾庆幸，若王安公司决策稍近，“则无微软”。
作为马ks主义的一种伴生价值观念，在公共教育上，“集体主义”有着崇高的名声以及
近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公正地说，“集体主义”里含有一定的有益成分，如利他主义、
团队精神等，这些都是积极的、值得提倡的。然而，必须看到，“集体主义”包含了强
调一致、以共性代替个性，以及强调服从、以“集体”意志取代个体意志，进而压制和
侵害个人自由、这些相当的消极成分。在这样的教育下，特立独行，“离经叛道”，甚
至简单的“不合群”都足以成为被打击和排斥的对象；社会成员普遍缺少独立思考能力
，略夸张一点，一旦脱离“集体”、或“找不到领导”，就会不知所措、无所适从，“
茫然不知所从”；“听话”成为一种主要的美德，发展到后来，要想“适应社会”甚至
更必须具备一定的“奴性”。。。这与发达的现代国家在教育上注重对每个人“领导能
力”的要求和训练恰成鲜明对比。
应该说，在农业文明里、农耕时代，“集体主义”有其优越性乃至必要性。受制于低下
原始的生产力水平，体力劳动占据了绝对支配地位。而相对于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有一
种简单的“加成效应”：参加的个体越多，这些个体配合得越整齐、越服从指挥者的号
令和调度，发挥出来的力量就可以越大；原来无法达到的体力劳动目标，通过简单地增
加参与个体的数量“添加人手”就一定可以完成。简单地说，就是在前工业时代，“人
海战术”总是有效的。同时可以看出，生产力越是原始和落后，“集体主义”就越有优
势、越应被强调。
然而，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体力劳动的地位急剧下降、越来越下降，脑力劳动成为更具
决定性的劳动方式。显然，对于脑力劳动来说，“加成效应”不再简单地有效，甚至在
很多情况下完全失效。这背后是一种个体差异在二者所对应能力上的不同：个体之间体
力的差别是有限的，对于合格的劳动力来说基本不可能有数量级的差别；然而个体之间
智力的差别则几乎是可以无上限的。这就是说，集合几个轻量级的拳手，打败一个重量
级对手毫无悬念；但如果级别差距稍大，那么无论集合多少低阶围棋或象棋选手，也难
以击败一个高级别者。
这也同样意味着，在体力劳动主导的群体里，劳动力的差别不大，相应对社会的贡献一
般情况下差别不大，平均主义往往大有市场；然而，一旦引入脑力劳动，不同劳动者的
贡献就可以天差地别，相应地，报酬也有较大差别是合理的、乃至必要的。必须指出，
资本家组织生产、以及对于风险的对抗和承担涉及到相当水平的脑力活动，对于后者，
任何有过股票投资、甚至简单的大额购物经历的人即可以有直观的了解。对某一行业或
“整个资产阶级”来说，“整体上的”风险也并不一定为零或负值，除非绝对垄断等情
况下，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是这种风险的一种具体体现；此外，新技术的应用，以及突然
性事件也会造成行业风险，如胶卷业、“HxNy”下的家禽养殖业；即使不考虑前述因素
，通常情况下，一个行业里有的赚钱，有的亏损甚至倒闭，整体来看，该行业的投资收
益并不能保证总是正值，也就是存在风险。这就是说，不能认为单个资本家剥削不成立
了（对单一企业来说风险总是存在的），但“整个资产阶级”是在“剥削”。
进一步来讲，即使一个行业的“历史利润总和”为正值，仍不能先验地将其归结为“剥
削”的结果。即便不考虑其间破产等情况带来的资本损失，并且在马ks本人的理论体系
下来分析：资本家为抵消风险、降低成本等进行提高生产效率的努力，包括选择能力更
优的管理人员、投资研发新技术等等，最后提升了本行业的劳动生产率，因而使得马氏
版本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计入除工人外资本家、企业家等脑力劳动的贡献）大
大降低，即商品价值降低，但价格跟从市场，一般仍可相当一段时间内接近或维持原位
，甚至也可由于资本家营销方面的努力、供求关系等因素（大幅）上调，这样整个行业
的所有企业，无论是否在新的效率下生产，都可获得价格超出价值带来的额外利润。直
观地看，该行业的资本家、“资产阶级”为提高本行业的生产效率和生产力的发展作出
贡献，行业利润为正，是一种合理的报偿。
如果（对马ks的理论进行“修正”）在价值的计算中计入相应脑力劳动的贡献，则投资
和管理获得报酬就是合理的，整体上的利润是这种报酬相加的体现，对应于相加的劳动
，实际上也并无必要再来对应任何“整体风险”。其实，从以上讨论过程已可看出，由
于价格对价值的浮动特性，价值无从定量地确定，只能依赖于主观，那么无论如何定义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利润都可“视为”价格超出价值的产物，而不是“剩余价值”
。也即，（由于价值具体数值的主观性，）同一套马ks（价值）理论同样也可以否定剥
削。这种逻辑矛盾的根源正是在于马氏固执以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理论，这样
一来，商品一旦生产出来，其价值就已固定，除非价格也总是不变，任何把价值等同于
价格的尝试（如某种“稳定价格”、“平均价格”）都将无法成立：考虑到价格本身的
复杂性，现实中应总可找到反例。
对偏重于体力劳动的族群不利的、甚至比较“可怕”的一点是，“知识就是力量”，智
力成果可以转化为劳动力、生产力，以及应用于军事的战斗力，并固化在相应的产品中
异时、异地，随时、随地释放出来，与之同时释放的还有智力劳动相对于低智力体力劳
动的巨大优势。在先进族群里的聪明人智力劳动的产品——大炮、机关枪面前，倚赖低
知识含量的大刀长矛的落后族群“举全族之力”“不怕牺牲”也无济于事，总是碰得头
破血流、不是对手，这在历史上已经屡屡验证。
显然，在后农耕时代，每一个个体的脑力劳动能力的充分发展是重要的，任何通过限制
个体自由、牺牲个体和个体发展来达到“集体”强大的做法已经是得不偿失的、甚至可
能损失重大，也就是说，“集体”和“集体主义”不应再被过度地强调，因为智识方向
上的个体发展对于“自由”一向有着最大程度和刚性的要求；相应地，智识和智力劳动
，相对于体力和体力劳动，也需得到应有的强调和尊重。
能够建立起具决定性的竞争优势的智力劳动，其成果一般是科学、技术全新的发展，而
这样一种科技发展的同义词，就是“创新”；而所谓“创新”，简单地说，就是“与世
界上所有其他人都不同”——缺少了对“个性”的尊重和包容，甚至如果相反，个性总
是被嘲弄、讽刺和打击，这往往很难达成——当然这种不同必须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
同时，“创新”意味着对前人成就的突破，甚至是对“权威”的挑战、质疑和否定，而
这与“集体主义”的要求同样格格不入。
清除马ks主义，并不意味着什么“意识形态真空”——马ks主义（以及“mzd思想”）
告诉我们，中国几千年来的一切应该完全否定，彻底打倒，是根本甚至全部错误的——
这怎么可能呢？在事实已经如此清楚的今天，如果还有人去相信这样的“鬼话”，甚至
尝试用行动来阻挡对马列的驱逐，那么这样的人不仅算得上背叛中华文明的不肖之徒，
并已构成实际上的“汉奸”。马ks主义不仅对立于东方文明，也生来就排斥、容不下主
流的近现代西方文明。不彻底驱逐马列，就无法吸收包括民主、宪政在内的西方文明的
优秀成果。例如，只要简单地引入差额选举，并完善有关制度，就可以将猖獗一时的卖
官痼疾基本杜绝。
就学校教学来说，台湾、韩国、甚至49年前的教育内容都可以是很好的参考。当然，简
单的复制或者“复辟”也是不可取的。为适应现代文明和现代化的要求，对于传统文化
（其中的儒学部分）一定的改造是必不可少的。 |
q*2
发帖数: 603 | 7 【注】以上各篇的原出处分别是(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动)：
1. GCD国家必然失败的先天根源
::2012-10-09 mitbbs.com qd2::
2. 法的精神和以法治国
::2013-01-07 mitbbs.com qd2::
3. 对“社会主义”这种价值观念必须有足够的认识
::2013-03-04 mitbbs.com qd2::
4. 国家强大更需要“劳动生产率”，还是“技术生产率”
::2009-03-30 cchere.com awp::
5. 马ks主义在根本上的反动性
::2013-08-15 mitbbs.com qd2:: |
k******r
发帖数: 2300 | 8 波卡尔的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
【在 q*2 的大作中提到】
: 我们知道，科学是从来不害怕质疑的——相反，科学从来欢迎质疑。从某种意义上更可
: 以说，科学就是在不断的质疑和挑战中一步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而科学精神，至少在
: 其起始部分，必然应该是一种大胆和合理质疑的精神。那么，作为“科学”而呈现于世
: 人眼前的马列（毛）理论就不应当害怕任何质疑，而是应当欢迎质疑——尤其在这种理
: 论被作为十几亿人的指导理论的时候，出于必要的谨慎，更应不断地对其审视、质疑。
: 必须指出，马列作为一种纯粹的“西方价值观念”，共CD化作为一种近代以来相当完全
: 意义上的“去中国化”、“全盘西化”，对其质疑的出发点则不应于此。
: 从以下几个部分的讨论里可以看到，马、列在其作为政治理论、制度设计理论、经济理
: 论、乃至哲学理论的层面上，都存在着严重的、乃至根本上的问题：
: 1. GCD国家必然失败的先天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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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发帖数: 603 | 9 波卡尔没读过
不过马克思主义是可证伪的，包括唯物主义
换句话说，“物质决定意识”作为猜想、假设可以是一个科学命题
要将其证伪是很简单的事情，你也可以
【在 k******r 的大作中提到】
: 波卡尔的实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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