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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61690 | 1 国耻勿忘 警钟长鸣 ——《马关条约》签署120周年祭
120年前的今天，即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在日本政府代表
的咄咄逼视下，用颤抖的双手签署了中日《马关条约》。至此，历时9个月的中日甲午
战争以清政府的完败而告终。战胜国日本将巨额赔款、割地、通商特权等战利品收入囊
中，并凭此跻身帝国主义列强行列，而中华民族则背负屈辱，进一步被推向苦难的深渊。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这样一个反思历史的
特殊年份，回顾《马关条约》签署的那段屈辱历史，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民族之殇：战败求和受尽凌辱
自1894年7月甲午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内部就一直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围绕战事
争论不休。随着清军的节节败退，倾向光绪帝的翁同龢等主战派逐渐受到排挤，追随慈
禧太后的奕劻等主和派日益占据上风。清政府开始谋求对日和谈的可能性，希望由英、
法、德、俄等国出面调停，停战言和。
伴随日军进军的脚步，日本方面瓜分压榨中国的欲望与日俱增，各色人物纷纷谋划
如何能够最大限度地勒索清政府。负责财政的大藏相希望“巨额之偿金”，目标是让清
政府赔偿白银10亿两。日本军令部长桦山则主张，除要向清政府勒索巨额赔款外，还要
占有“金州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台湾和舟山群岛一部分”。自由党的胃口更大，“
须使割让吉林、盛京、黑龙江三省及台湾。中日两国之通商条约须订凌驾欧洲各国之条
件”。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与外相陆奥宗光拟定出的和谈条件中，更是列出“霸占朝鲜、
割让土地、赔偿军费和获取通商航海方面的特权”等诸多事项。
但是，日本作为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人力不足的岛国，经过8个月的战争消
耗，已成强弩之末，难以支撑长期的战争。为谋求利益最大化，日本一方面仍色厉内荏
地坚持军事攻势，另一方面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开始半推半就地同意于1895年1月在广
岛与清政府展开和谈。
为给日军行动拖延时间，进一步扩大在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战果，以便尽可能多
地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日本对清廷起初派出的和谈代表张荫桓、邵友濂百般刁难，以
二人授权不足、官衔资历太浅为由拒绝谈判。1895年2月12日，张、邵一行无功而返，
清日间的首次和谈无果而终。也就在同一天，日军攻占海防重镇威海卫，威海卫军港内
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清政府随后派出李鸿章为全权代表赴日媾和。从3月20日到4月17日，李鸿章与伊藤
博文、陆奥宗光在山口县下关市的春帆楼，前后进行了7轮会谈。日本抓住清政府急于
停战求和的心态，在谈判中始终保持傲慢且强硬的高压态势，不断进行威胁恐吓。4月1
日，伊藤博文约见李鸿章之子李经方，要求尽快回复日方所提要求，宣称若谈判破裂，
征清大总督将率大军出兵中国。4月10日，伊藤又蛮横地声称，日本的条款“已让至尽
头”，中国代表只需回答“允”还是“不允”。他还向李鸿章威胁道：“若不幸此次谈
判破裂，则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搭乘增援之大军，舶炉相接，陆续开往
战地。这样北京之危，实不堪设想。”
面对日方的步步紧逼，李鸿章虽愤懑异常，但国家疲敝、战场失利，使其也无可奈
何，只能苦苦哀求日方降低赔款数额——“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
”“又要赔钱，又要割地，双管齐下，出手太狠，使我太过不去”“赔款既不肯减，地
可稍减乎？到底不能一毛不拔”“赔款既不肯少减，所出之息当可免矣”。然而无论李
鸿章如何恳求，伊藤丝毫不肯让步。双方最终于4月17日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屈辱
的不平等条约——《讲和条约》，通称《马关条约》。
该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议订专条》三款及《另约》三款。其主要内容
大致可分四个方面：第一，弃藩。清政府承认朝鲜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中国
的“宗藩体制”至此基本解体。第二，割地。清政府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
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第三，赔款。清政府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加上赎回辽东
半岛的3000万两，共2.3亿两)，分八次在七年内还清。第四，最惠国待遇。中国开放沙
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可派领事官驻扎各口岸，日方轮船可驶入
以上各口岸搭客载货，日本人可在中国通商口岸开厂生产，且所制造货物与进口货物一
样，免交一切杂捐，并享受在内地设栈寄存的优待。
4月18日，即《马关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李鸿章一行黯然回国。
遗恨绵绵：中日国运自此改变
《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打破了清政府“天朝大国”的迷梦，也改变了被视为“蕞
尔小邦”的日本对中国的观感态度，加剧了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瓜分利益的狂潮。
首先，中日实力易位，日本对华开始由仰视变为俯视。日本人崇拜强权实力的民族
特性，使其只敬畏强者，而对弱者缺乏怜悯。汉唐时期，国力孱弱的日本一直仰慕中华
文明，主动派使前来交往。公元663年在白江口战役中大败于唐军后，更让日本清楚地
看到自身的落后，开始全面向中国学习。其后的一千多年间，日本又数次败于中国之手
，使其不得不收敛起扩张的爪牙。即便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对中国仍存敬畏之心。
1891年北洋舰队定远、镇远等6艘战舰受邀访日，就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震动与赞叹。
然而，随着几年后《马关条约》的签署，中日地位彻底反转。日本国力日盛，清政府一
蹶不振，日本人对华的敬畏迅速转变为凌驾于人的傲慢。这种狂妄自大的心态，刺激着
日本吞并中国及称霸东亚的野心不断膨胀。
其次，《马关条约》的签署，使本已如风中残烛般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更加难以为继
。原本，清政府在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等人推动下大力开展的洋务运动，已取得初
步成效，中国工业、国防体系已初具规模，为发展现代化奠定了一定基础。但甲午战败
，使轰轰烈烈搞了30多年的洋务运动付水东流。《马关条约》的割地赔款，更是彻底打
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日本索取的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年财
政收入8000万两的3倍、甲午战前所借外债总额的5倍多。
为偿还赔款，清政府只得“拆东墙补西墙”，向西方列强大举借债。在甲午战争后
的3年多时间里，清政府向俄、法、英、德四国三次大借款，总计3亿两，连本带利共6
亿多两。这些借款不仅利率高、折扣大，而且都附带政治条件。彼时中国每年海关税收
约2000余万两，是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其中的十分之七都要用于偿还外债。西
方列强凭借庞大债务在攫取利益的同时，也从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控制中国，中国由此
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民众苦难更加深重。对此，谭嗣同悲愤写道：“世间无
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再次，日本虽走上富国强军道路，但同时也埋下穷兵黩武、亡国覆灭的种子。《马
关条约》中2.3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使日本陡然成为腰包鼓胀的暴发户。日本外相陆
奥宗光又惊又喜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
元，全部国库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
论政府或个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中国赔款使日本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得以迅速完成，
大大加速了日本的工业化步伐。甲午战后，日本的财政规模急剧扩大。1894年，日本财
政支出仅为8000多万日元，到1899年达到3.9亿日元，5年间猛增5倍。日本一举成为亚
洲强国，并由一个被压迫国家摇身一变跻身帝国主义列强之中。
同时，依靠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日本军备得到迅速扩充。据日本学者统计，日
本所获战争赔款中，5700万日元用于陆军扩充费，1.39亿日元用于海军扩充费，7900万
日元为临时军费，另用于发展军舰水雷艇补充基金3000万日元，共3.05亿日元，占赔偿
金总额的87%。余下经费用于兴办实业，扶植教育等，以进一步强化侵略战争的物质基
础。《马关条约》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使日本更加沉迷于军国主义道路和对外扩张侵略。
自此至二战结束时的50年间，日本不断挑起对外战争。从1904年的日俄战争到1931年的
九一八事变，再从1937年的七七事变到1941年的偷袭珍珠港，日本通过一次次对外扩张
掠夺，以战养战，不断透支国力，穷兵黩武，最终吞下了自酿的苦果，在二战后沦为麦
克阿瑟口中的“四等国”。
最后，《马关条约》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软弱可欺，西方列强乘机掀起瓜分
中国的狂潮。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日”的名义下，诱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通过
修筑中东铁路，强租旅顺、大连，不仅把辽东半岛据为己有，更将东北全境划为俄国的
势力范围。德国借口山东传教士被杀，派军舰强占胶州湾，建造胶济铁路，将山东变为
其势力范围。法国则逼迫清政府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强租广州湾及其附近水面，
把云南和两广变为其势力范围。英国不甘落人后，除强占威海卫、九龙半岛和大鹏、深
圳两湾为“租借”地外，又划分长江流域为其势力范围。
警钟长鸣：牢记国耻以史为鉴
甲午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尽，但《马关条约》签订的那段屈辱历史却历历在目，时刻
给我们敲响警钟，值得我们铭记反思。因为只有牢记国耻，才能避免悲剧重演；只有不
忘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明天。
第一，能战方能言和，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也休想从谈判桌上得到。日本在首次谈
判中之所以有底气对张荫桓、邵友濂百般刁难，拒绝谈判，靠的正是日军在战场上的节
节胜利；敢对李鸿章狮子大张口，列出苛刻至极的和谈条件迫其就范，靠的也是一场场
的军事胜利。张、邵以及后来者李鸿章，在谈判桌前唯唯诺诺，一味迁就忍让，说到底
还是没有一场胜仗做底气。全程参与和谈的头等参赞伍廷芳曾感慨万分：“我将卒苟能
奋勇于疆场，不容其猖披，何致就被而受此欺慢？欲消此恨，其在将与兵焉！和局易成
与否，亦在战争之胜负判也。”期望通过谈判乞求达成目的，最终得到的只能是无奈和
屈辱。
第二，弱国无外交，谈判的基础是以强大的国力作支撑。在中日和谈中，根本看不
到对等谈判中相互妥协让步的场景，有的只是一边倒的哀求。在谈到台湾问题时，伊藤
要求在互换条约批准书后一个月内交割，李鸿章认为一个月太仓促，要求再延限一个月
，并说：“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伊藤回答说：“尚未下咽，饥甚！”
而这种毫无顾忌的欺凌，正是中日实力对比的具体体现。甲午战争中，日本能够举全国
之力，倾力为之，而清政府则处处争斗，相互掣肘，形同散沙。虽然当时清政府的人口
是日本10倍，年收入是日本2倍，但体量的庞大不等同于实力的强大。与日本相比，清
政府无论是在动员能力、装备性能，还是在战争准备上都远逊于对手。在这样的实力对
比下，输掉战争也就在所难免。历史再次证明，没有实力的支撑，就没有对等的谈判，
有的只是强者向弱者的通知。
第三，马关之耻的根源不是所谓的谈判技巧，而是清政府的腐败制度。甲午之战，
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两种制度的较量，《马关条约》则是清朝腐败制度在外交上的真实写
照。洋务运动虽已在中国搞了近三十年，但在清政府的官僚看来，中国的文武制度“事
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因此不想也不敢触动封建旧根基，没有也不可能
进行全面改革。尽管斥巨资购得“坚船利器”，发展了与军事密切相关的制造及重工业
，但体制的腐朽已深入骨髓，难以适应当时的国际潮流。李鸿章奉命创建海军，建设国
防力量，仅用于海军北洋水师的建设资金就超过1亿两白银，投入不可谓不大。但北洋
水师虽学习西方之经验，却只学其表，未触实质。在此背景下，甲午之败及《马关条约
》的签署也就成为历史必然。
第四，起始于《马关条约》的钓鱼岛问题，仍可能被日本利用打断我发展进程，对
此需保持高度警惕。近年来，中日因钓鱼岛问题矛盾加剧。而追根溯源，这一问题正是
起始于《马关条约》，日本占据的台湾、澎湖及附属岛屿中就包含钓鱼岛。钓鱼岛问题
的解决，既涉及中日之间的历史恩怨，又涉及当今错综复杂的亚太战略格局。但日本政
府在安倍晋三的带领下，丝毫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态度和诚意，反而一意孤行不断借此
炒作“中国威胁论”，将我视为现实威胁和主要对手，并不断扩武备战。这种行径与
100多年前何其相似。1882年，日本维新元老山县有朋上奏明治天皇，认为欧洲各国距
日本较远，痛痒之处并不急迫，近邻大清帝国才更具威胁。针对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整
军购舰的举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以中国为假想敌，在日本掀起“清国威胁论”热潮。
当前，安倍政府利用钓鱼岛问题，制造东海紧张局面，带动日本社会整体向右倾化转变
，其实质就是要让日本彻底摆脱战后体制束缚，成为所谓“正常国家”，而中国正是他
实现这一图谋的借口和筹码。针对日本的图谋算计，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
第五，牢记强国梦、强军梦的历史使命，强化革命军人责任担当。强大的军队，始
终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坚强保障。甲午战败和《马关条约》签订，是中华民族的悲
哀和耻辱，它再次印证了一支军队、一支有战斗精神的军队对国家对民族生死存亡的极
端重要性，这既是历史的昭示，也是现实的警告。今天，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正处在由大向强发展的关键阶段，但同时也面临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
挑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作为当代革命军人，更需增强忧患意识，固本培元，凝神
聚气，牢记责任使命，按照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标准，坚守理想信念不
动摇，锻炼素质过硬、能打胜仗的坚实本领，保持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革命热情和高
昂战斗意志，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 执笔：孟祥青、方 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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