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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z 发帖数: 787 | 1 我们现在的社会是一个问题多多的社会,不过还有救;但是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
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我们都曾记得,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
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
上。如果十年之后的中国真的再回到当初那个样子的话,那我要么移民,要么自杀。
无论我对现实做了何种批判,都不意味着我认为80年代以前的中国反而更好。
我写的是:如果我的学生卷入今天的极左思潮,我将和他结束师生关系;如果是我的朋
友,我将与他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如果是同事的话,老死不相往来;如果是爱人的话
,我将收回我之所爱。我不能忍受的是,经历过那段时期的人说出“还不如回到那个时
代”这种话。
如果说从前的我对中国是悲观的话,今天的我对中国是乐观的。我们一方面看到网络上
这种郁闷和愤懑在增长,而在这种增长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的声音也得到了成
长。以前我们叫“老百姓”,现在我们是具有公民意识的“公民”,这都是进步。这种
公民意识迫使各级政府改变从前的思维方式,从不情愿的顺应到习惯性的适应,这两个
状态在对冲中不是相互消减的,而是共同上升的。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是极度悲观的,粉碎“四人帮”如果晚两年的话,我估计也会撑不下
去的。
在网络产生之后,我才渐渐乐观起来。准确地说,是从2000年以后。我不用上网,看电
视就能知道网络的力量。很多电视新闻节目都会引用网络上的东西,我虽然对很多网上
的东西不感兴趣,但是我非常肯定它的力量。
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现代社会最可怕的观点是“反正没发生在我
身上”。你们说从前很不好,但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你们说今天比以前进步了,但是
我觉得今天不好。如果一个人是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该怎么办。现在的这种回潮似乎越
来越强势。
对现在不满就想回到过去的话,那就是二百五,过去难道不比现在更苦吗?对今天不满
的话,就去改造今天,而不能是回到过去。
我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即使刀搁在脖子上,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我也不能像有些人那
样去说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平等都是虚伪的。
当你对现代的社会有情绪的时候,很可能就跟着别人说从前好了。但是我们经历过那个
时代,我们不去说,谁去说?那个时代不是理想国,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我要做这个
事情。我们不能那么健忘,我们说别人健忘的时候,说别人不以史为鉴的时候,应该反
思一下自己。
罪孽深重的文革
本不想再写关于文革的话题,因为这个话题很沉重,但有些网友打上门来为文革鸣不平
,只好再写几句权作回复。四十多年前的那场“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
。当红色风暴席卷全国时,中国人灵魂深处也在进行着痛苦的“革命”,这场风暴造成
的不仅仅是经济崩溃、文化浩劫、社会倒退、政治封建化、人民奴才化,更主要的是种
下了今天礼乐崩溃、道德沦丧的祸根。在假、大、空、虚的宣传机器包围中,在强大的
专政机器压力下,人们摒弃了良知,丢掉了羞耻心,选择了说假话,变成了人云亦云、
跟风逐浪,凡有独立思想、自由精神、敢于说真话的人都被变成了“人民的敌人”。那
是一个红色恐怖的年代,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岁月。
语言是上天赐予人的特殊功能,人们靠它与社会沟通,但我们不能说真话,说真话有性
命之忧;不说话也不行,是“只埋头拉车不抬头看路”的落后分子。所以必须昧着良心
说假话,假话说一百遍就当真的了,人人都避免不了有意无意地做坏事。人人都变成了
是非不分、黑白混淆、本末倒置的糊涂虫。
对根本就不知道“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以为文革的所谓大民主是
政治的进步,殊不知,名义上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给人以民主的幌子,
其实“红卫兵小将们”只能响应伟大领袖及其代言人中央文革的号召去攻击他们指定的
政敌,谁要是胆敢写文革成员或毛身边人的大字报就是现行反革命分子。当今的年轻人
靠一知半解就投入到维护极左理论的行列当中,错不在青年,而是因为当权者正统宣传
中为维护领袖的光辉形象仍然不敢正视历史,生怕过去的谎言被戳穿。
政治运动和残酷斗争的直接危害就是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的两面派,培育出了几代奴
才,他们只能以假面孔示人,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那尊“神”。他们一定要匍匐在“神
”的面前,尽管那尊“神”的光辉已经褪去,尽管他的谎言正在被戳穿,尽管他坏事做
绝却也丝毫不影响人们对他的崇拜。习惯了半主半奴身份的人们对自由、独立、民主、
法制还很不习惯。不得不承认,意识形态宣传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们极其成功地让社会
成员在心目中将国民党与腐败、反动、不抗日、屠杀人民、祸害国家等等罪恶滔天划上
了等号;成功地将旧时代与贫穷、落后、饥饿建立起了逻辑关系;成功地将民主政治与
腐朽没落、金圆政治挂上了钩;成功地将领袖塑造成了“神”。所以那个刚直的陈毅在
文革中就曾预言文革的毒害至少还会影响两三代人。
当今权贵们对文革半遮半掩,源于他们不能缺少精神支柱。一旦文革被彻底清算,当文
革发动者彻底被扫下神坛,他们那没有自由思想缺少独立精神的红色封建卫道士的灵魂
将暴露在世人面前,他们用伪道德观衡量和约束别人的本来面目将会被识破,如今全社
会礼乐崩塌,道德沦丧的罪魁祸首非他们莫属。当天赋人性的价值观被人民开启,必将
极大地威胁到他们的独裁政权和经济利益。那是万万使不得的。文革的遗毒在被人为地
延伸。
所以现在大部分中国人,仍如惊弓之鸟般地对政治忌讳莫深,仍把真话藏在心中,不敢
当面指认裸奔的皇帝没穿衣服。文革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体虚伪的民族。文革是
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最不可思议、最黑暗的逆流,其罪孽深重到无论用什么语言批判都不
为过。 | h*******k 发帖数: 975 | | t*******y 发帖数: 21396 | 3 这是梁晓声2012年的讲话,新闻里的梁作家是这样的:
http://news.sina.com.cn/c/2015-04-01/073831668906.shtml
习近平对话梁晓声:我跟你笔下那些知青不一样
2015年04月01日
【学习小组按】习近平当过知青,作家梁晓声也当过。去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梁
晓声参加了。会上,习近平和梁晓声有个简短交流。“晓声,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
青年是不一样的。”这是习近平的第一句话。
习近平所说的“不一样”,指什么?他们还聊了什么?梁晓声为何对中国未来充满
信心?今天学习小组(微信号:xuexixiaozu)推荐《秘书工作》杂志对梁晓声的访问。
使更多青年都有精神上的故乡
——访著名作家梁晓声
《秘书工作》杂志记者李恒建 王泽阳 燕玉涵
梁晓声是大家熟知的作家。他曾说,人应该有两个故乡,一个是现实地理的故乡,
另一个则是精神上的故乡。让更多的人从青少年时期就拥有良好的精神故乡,是作家肩
负的时代责任。因本刊曾编发他的文章,有过多次电话交流。元旦后不久的一天下午,
梁先生在他简朴的书房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梁先生平易谦逊,极具亲和力,访谈氛围
轻松而愉悦,近三个小时的开怀畅谈仍让人意犹未尽……
记者:您在一次讲座中提到,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总书记和您有个简短交谈,习
总书记说,希望文艺家要使我们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神上的故乡。“精神上的故乡”如
何理解?您为什么说习总书记“是有两个故乡的人”?
梁晓声:习总书记肯定是有两个故乡的人,我是指书籍应该成为人的另一个故乡。
为什么世界各国用读书人口比例来进行比较,哪个国家读书人口多,哪个国家就感到很
光荣呢?一个国家读书的人口越多,证明这个国家的社会状态越静好。人不在静好的时
代,是不太有心思去读书的。还有一点就是,即使这个时代不静好,一个人也可以通过
读书增强自己对时代的抗击打能力。
其实,习总书记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晓声,我跟你笔下写的那些知识青年是不
一样的。”我先是一愣,然后总书记又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这个人是要求自己压力越
大,意志要越强。”我觉得他说的“不一样”意思主要在后面这句话。我们这一代人中
,有的背负政治包袱,被打上了形形色色的烙印,甚至返城后还走不出那个阴影,这样
的人有很多。总书记不是这样的,他强调人应该从各种磨难中走出来,精神上强大起来
,变得更坚强。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站在我旁边的王安忆说:“晓声也是那样的人。”
总书记就笑了。我也得说句话呀,我就说:“我认为您是有两个故乡的人,书籍是您的
第二故乡。”然后,总书记就说了那句话:“希望文艺家要使我们更多的青年也都有精
神上的故乡。”这话其实是包括文学在内的全部人类文艺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记者:文艺工作座谈会后,您有什么具体的安排和打算?
梁晓声:近期,我写了两本小册子:《小学生如何写好作文》《中学生如何写好作
文》。希望以此拉近孩子们和阅读的关系。我想对小学生和中学生讲,阅读、作文不要
成为一种包袱,因为这本身是一件愉快的事。另外,希望教孩子们怎样从分数的压力下
解脱出来,其实也有对老师们的一些建议。
现在,我正带着十来个“80后”写一个剧本,反映山区农村早年的贫穷和后来的变
化,也要写山里的孩子如何背井离乡闯人生和他们魂牵梦绕的那种乡情。尽管这些“80
后”没有直接阅历,但相信他们在写作过程中可以补上对从前中国的认知。另外我也觉
得,由“80后”来写这样大情怀的剧本有一定的示范作用,我希望年轻作家的作品能够
像老作家的一样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而不仅仅是娱乐和爱情。有家风、有乡情,就不
一样了。所以,接下来的计划就是继续带着他们写,我一直想着春节之后怎样把这件事
做好。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在创作重心上有一个转变,从对过去的摹写(北大荒文学)到对
现实的叩问,是什么促成您写作风格的转变?
梁晓声:近期几家出版社出的书,收录的都是我所写的社会时评,包括少数杂文。
这并不完全是近两年放下小说来有意为之的事。
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起,我就开始写时评,写过《九三断想》《龙年一九八八
》《九五随想》,还写过《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等。从那之后我基本上是两支笔
写作,一支笔写文学,一支笔写时评。这些时评除少数像《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当时
受到关注外,大多数没发表过。因为时评类的文章当时很难发表,我就直接收入书里。
出版社认为,我以前写的某些文章,重新组合,再出版,依然有读者,发行量还可
能超过一些新书。他们根据内容重新起书名,当然也加入了一些我近一两年写的文章。
这意味着,在读者中,有一部分人喜欢读时评,可能是他们想从中找到对于整个时代和
社会认知的某种认同。
记者:这是不是我们这个社会慢慢走向理性的一种反映?
梁晓声:是的。其实,我的写作也在变。我在《九三断想》的开篇写道,我经历的
时代从来没有像目前的时代这样给我一种粗鄙的感觉,一种浮躁的感觉。
说句实在话,1993年的时候,我绝不会允许自己的书名被出版社起成《我相信中国
的未来》。因为那时候我有一种忧虑,看到了拜金主义对我们青年的影响,看到了放肆
大胆的权钱交易。种种社会问题明明就在那里,为什么不重视?为什么只看到发展,只
看到国家财富增长,没看到这些问题?那时我是海淀区人大代表,当时觉得自己的声音
很微弱,所以就以那样一种激烈的文字写出我的愤慨。
问题在那儿,如果不把它说出来,我会觉得自己没有尽到责任。现在看到了变化,
我也不愿做那种闭着眼睛不承认变化的人。有问题说问题,有变化也希望用自己的笔呈
现出来,使更多的人承认。
记者:一个人阅历再丰富也很难了解一个社会的全貌。您如何确保作品中的描写分
析客观公正、令人信服?
梁晓声:写小说是另一回事。今天上午,我和一位作家朋友谈小说创作原则的时候
说,我们作为文学家,第一品质是一定要善良。善良包含对同胞命运的关注和同情,我
们总归是用笔在写他人,而不是写自己;还包含看社会看时代的理性,“善良”这个词
我觉得是善和理性的结合,尤其是“良”字,就包括理性。我们不大可能看到,一个人
是非理性的但又是善良的。因为非理性的人可能在某件事上是善良的,但也可能误伤好
人。
我是城市里工人家庭的孩子,我的生活有一部分短板,就是对农村的现实生活不了
解。虽然当年下过乡,但我们是兵团,不是真正的农村。因此后来只能通过间接的渠道
去了解,比如看新闻报道、去采风、读别人的作品,但这远远不够。所以,每逢家里来
了农村的亲朋好友,我一定要问:农村的面貌、农民的生活到底变了没有?某种情况下
,你到了最贫穷的乡村,这时候会想,这么贫穷的地方究竟还有多少?但同时也看到一
些农村在发生变化,只看一面是不够的。这种变化见得多了、听得多了,你会觉得,我
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
写社会时评,还需要读一些历史,中国的,外国的,尤其是近代史。读得多了,你
会觉得中国目前的状况,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希望和忧患并存的一个时期。
你几乎不可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问题很多。还有,和国外比较,你会得出另一个
结论,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国外大体上也都经历过,只有一部分是中国特色。对于国
外经历过的那些事,我们也在经历,但代价要比国外小一些。如环境污染、资源耗费、
社会福利分配,二次分配的时候,要多关注更草根、更底层的群众。读了一些历史后,
看自己国家的眼光会越来越理性。
记者:读您的作品能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您的这种担当意识源自哪儿?
家庭熏陶,后天学习,还是社会环境的影响与激励?
梁晓声:我父亲14岁就闯关东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扫盲的时候才认识几个字,但
不够看书,只能写些最简单的家信,像电报文那样的家信,而且还有错别字。我母亲来
自东北农村一个中农家庭,我没见过面的姥爷做过私塾先生,是识字的。我母亲喜欢戏
曲、评书,小时候经常给我讲故事。作为母亲,讲给孩子的故事都是好故事,都充满正
能量。
主要还是后来看书。依据我的经验,书籍对25岁以后的人生准则产生影响是较难的
,最好从小学四五年级就开始,这也是我写给孩子们那两本书的目的。我不是想仅仅教
孩子们如何写作文,而是想通过作文这件事让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一定要坚守做人的
良好原则。
我小时候读过一些故事,今天的孩子可能接触不到。比如,我读过猎人海力布的故
事,是蒙古族的一个童话。讲猎人海力布救了龙王的女儿,龙王用珍宝报答他。海力布
不在乎珍宝,最后选择了能听懂动物们的语言,这对猎人来说太重要了。有一天,海力
布听到一群鸟交谈,得知山洪即将来临。但这个特异功能是有限制的,一旦他把动物的
话告诉别人,就会立刻变成一块石头。然而,他还是告诉了乡亲们,一边说一边从脚到
头变成石头。
在读这样的书时,我往往会本能地问:“我自己能做到吗?”常常得出的结论是,
我不能保证自己能做到。大多数人正是因为不能做到,所以对这个虚构人物产生了更大
的敬意,这也是一种文化的力量。我们说自己不能做到,这是由于此刻我们很理性;但
如果真的在极特殊的情况下,那我们也可能就会先人后己了。
又比如,我读过高尔基的《丹柯的故事》,这是一篇非常短的文章。一个部落为了
生存,在密林中迁徙。密林很阴暗而且多沼泽,树枝缠结在一块儿,每走一步都很艰难
。行进中不断有人倒下或被沼泽吞噬,人群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力气和勇气。情急之中
,少年丹柯划开自己的胸膛,举起了自己像火炬一样燃烧着的心,把密林照得透亮,人
群跟着丹柯勇敢往前冲。后来他的心裂散开来,仍像星星一样散发出光芒。尤其在我们
那样一个英雄主义盛行的年代,读了这样的书,更是激情澎湃。但是它和我们的英雄主
义又不一样,读了之后觉得自己也做不到,但是很受感动,至少要求自己笔下也要多写
这样的人物。
还有,在看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时,感觉他为人类保住火种固然是很光荣的
,但是那种痛苦太难以承受了,在自己写书时就会很自然地觉得,我也要写那种使人向
上、使人变好的书。
记者:您曾在一本新书中写到,坚信中国未来的三十年会发生一些变化。是什么给
了您这样的信心?
梁晓声:应该说最大的鼓舞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这个班子上任之后的事情。
首先,是反腐败。一些腐败的情况,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哪一级别,有些官员人格
异化、生活腐化到了何种地步,早已超过了人民的容忍程度。十八大之后呢,你看确实
做了许多事。一般老百姓未必知道这些事情做起来有多难。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利益
集团的能量很大,完全不可低估,这根本上就是一种较量。现在,反腐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你能做的,至少也得像网民一样点个赞吧?你前面呐喊着要这样做,人家做了,而
且做起来很不容易,你明明也看到了,这时候又装聋作哑,那不是一个正派知识分子的
立场。我们常说做人要正派,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其次,是抓作风。说来惭愧,十八大以前,我们开两会的时候,住在任何一个宾馆
,自助餐至少是十来样菜,也有三十来样的。吃个饭,有必要从那么多菜里选吗?还有
,顿顿有酒,从红酒到白酒,都是好酒,啤酒就更不用说了,晚上还有小火锅。全中国
老百姓近几年的诉求都寄托在这几天、寄托在这些代表委员身上了,代表委员乘坐大巴
从会场回来之后,吃着火锅喝着小酒,可能一顿饭一两个小时。我当年就有这个考虑,
酒能不能不喝,菜能不能少点,这也是爱护我们的形象。还有,那时我们政协委员下去
,前面都有警车开道,队伍会越走越庞大,车辆越来越多。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听汇报
和走马观花,更多的时候是吃饭。中国人的特征,北京来的,又是政协,菜一上就是一
大桌子,走的时候,百分之八十都还在桌上。假如那些服务员出身贫寒,他(她)肯定不
会像我这样说——相信中国的未来的,最直接的就是骂娘了,那是因为我们做得真不好
。现在这些都改变了,与认识的官员出来吃一次饭是不容易的,他们很害怕,一定要问
谁买单。都让它阳光起来嘛,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受重视。这是我间接听到的,习总书记在年前的一次会
议上谈到,不管经济增长总量如何,总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让这种思维变成
国家性的思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不是一把手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不行的。 | t*******y 发帖数: 21396 | 4 梁晓声:应该说最大的鼓舞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这个班子上任之后的事情。
首先,是反腐败。一些腐败的情况,到了什么程度、到了哪一级别,有些官员人格
异化、生活腐化到了何种地步,早已超过了人民的容忍程度。十八大之后呢,你看确实
做了许多事。一般老百姓未必知道这些事情做起来有多难。你可以想象得到,那些利益
集团的能量很大,完全不可低估,这根本上就是一种较量。现在,反腐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你能做的,至少也得像网民一样点个赞吧?你前面呐喊着要这样做,人家做了,而
且做起来很不容易,你明明也看到了,这时候又装聋作哑,那不是一个正派知识分子的
立场。我们常说做人要正派,在生活中也是如此。
其次,是抓作风。说来惭愧,十八大以前,我们开两会的时候,住在任何一个宾馆
,自助餐至少是十来样菜,也有三十来样的。吃个饭,有必要从那么多菜里选吗?还有
,顿顿有酒,从红酒到白酒,都是好酒,啤酒就更不用说了,晚上还有小火锅。全中国
老百姓近几年的诉求都寄托在这几天、寄托在这些代表委员身上了,代表委员乘坐大巴
从会场回来之后,吃着火锅喝着小酒,可能一顿饭一两个小时。我当年就有这个考虑,
酒能不能不喝,菜能不能少点,这也是爱护我们的形象。还有,那时我们政协委员下去
,前面都有警车开道,队伍会越走越庞大,车辆越来越多。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听汇报
和走马观花,更多的时候是吃饭。中国人的特征,北京来的,又是政协,菜一上就是一
大桌子,走的时候,百分之八十都还在桌上。假如那些服务员出身贫寒,他(她)肯定不
会像我这样说——相信中国的未来的,最直接的就是骂娘了,那是因为我们做得真不好
。现在这些都改变了,与认识的官员出来吃一次饭是不容易的,他们很害怕,一定要问
谁买单。都让它阳光起来嘛,这样有什么不好呢?
还有,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受重视。这是我间接听到的,习总书记在年前的一次会
议上谈到,不管经济增长总量如何,总要把老百姓的生活放在第一位。让这种思维变成
国家性的思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如果不是一把手有这样的想法也是不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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