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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2014-09-13 新京报
摘要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
“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
“忧患任天下，卓见有明珠。奈何书生气，岂能展抱负。”1965年9月，陈敏之给“五
哥”顾准写了一首赠诗。其时，顾准已确定将第二次戴上“右派”的帽子。紧接着，“
文革”开始，狂风暴雨中，他在大字报上只写下两个字：读史。
从历史入手，落脚于现实，处处弥漫着忧患意识，这是一个学者严肃思考、独省如灯的
态度和身姿。
顾准思考的问题包括：“无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向何处去？我们
如何看待、维护个人权利？发展科学民主的同时，怎样处理传统思想资源？
这可以概括为“中国问题”，顾准的思考、写作莫不以此为依归，那么，近四十年来，
它们是否有了进展、变化与更新？顾准前后的学者们又如何分析、评价？这些问题，在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无疑需要一再审视。
娜拉出走后
有人打着“改革”旗号掠夺大众
顾准：为什么在推翻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革命成功之后20年——也就是“娜拉出走之后”
，中国又发生了几乎是对一切人的“全面专政”？计划经济为什么没有让中国人富裕起
来？中国要建立怎么样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吴敬琏传》）
吴敬琏：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
崩瓦解，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积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十五年来的
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
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
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过程中，也有人打着
“改革”的旗号干着掠夺大众的勾当。
（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顾准日记》序言）
经验主义
不应再有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
顾准：唯理主义者，尤其是革命家们，是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唯有坚持“理想”是
唯物的，有根据的，同时又是绝对正确的（或者谦虚一些，是组成绝对真理的某个重要
部分），他们才心有所安。
他们唯有坚持真就是善，才能理论与实践一致地勇往直前。这是一种道德哲学的原因，
本来应该为之肃然起敬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
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
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王元化：我们不应该再用乌托邦式的天国幻想，把我们心爱的观念、理想、制度笼罩在
美丽的迷雾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九十年代反思录》）
个人权利
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并“大力维护”
顾准：从自然法到自然权利，到人权宣言（法国的和美国独立战争的），传入中国，是
一种十分新颖的东西。
不仅如此，一般的权利义务的观念，中国也没有，契约观念也没有。天、天子压倒了一
切人，关于个人权利的观念是没有存在余地的。（《顾准文存》）
哈耶克：个人主义在今天名声不佳，这个词和利己主义与自私自利联系在一起。由基督
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发展，此后逐
渐成长和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征，就是把个人当做人
来尊重；就是在他自己的范围内承认他的看法和趣味是至高无上的。（《通往奴役之路
》）
徐友渔：自由主义特别强调并大力维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认为人生而平等，天然具有
支配自己身体和财产的权利，在不妨碍他人的前提下，有一切行动的自由。
基于此，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以维护个人自由为最终目的，国
家的作用不是干涉或支配个人的生活，而是以法律为手段维护秩序，以排除对于个人自
由的妨害。
因此，国家的权力应当相当有限，仅以达到上述目标为界。由于权力具有扩张、垄断的
自发倾向，因此国家权力应当分属不同机构，相互之间形成监督和制约机制。国家并不
负有指导经济生产，分配资源的责任，其职责仅为以法律保障公民在公平基础上的自由
竞争。
（荷兰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重读自由主义及其它》）
传统思想与科学民主
批判之余，传统思想可创造性转化
顾准：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
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
不仅如此，直到现在，中国的传统思想还是中国人身上的历史重担。现在人们提倡读点
历史，似乎更着重读中国史。
而且古代文物成为悠久文明的证据和夸耀，无论自觉还是不自觉，这种“读史”，其意
图在于仰仗我们祖先的光荣历史来窒息科学与民主。所以，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是发展
科学与民主所十分必须的。（《顾准文集》）
林毓生：话还得说回来，虽然我们传统中没有民主的观念与制度，但却有许多资源可以
与民主的观念与制度“接枝”，例如儒家性善的观念可以与平等观念“接枝”，黄宗羲
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观念可以与法治的观念“接枝”。（儒家性善的观念确实可
以作为“平等”的真实基础，但黄宗羲的“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说法只能做法治的形
式基础，法治的实质内容，是无法从黄宗羲的思想中衍发出来的。）（《中国传统的创
造性转化》）
史官文化
史学在中国的地位与世界其他地方不一样
顾准：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强调中国文化传统是“史官文化”是一点不错的；所谓
史官文化者，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
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这种文化之谓也；在西方，政治的权威不是至上的权威……（
《顾准文集》）
波普尔：从来没有一个权威承认过，思想上大无畏的人，即那些敢于蔑视他的权威的人
，可能是最可宝贵的一类人。当然，权威们总是对他们鉴别创造性的能力保持自信。但
他们所指的创造性仅仅是快速领会他们的意图，他们永远不可能明白两者之间的不同。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
罗志田：中国与西方及其他很多地方的一项重大不同，就是“道”或真理不必来自超人
世的上帝。在一个没有上帝或上帝已淡出的世界里，历史和史学就重要得多。
中国古人非常敬天，又未曾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天和人之间永远是互通的。在很长
的时间里，史学承担的责任，就是通过历史记载和叙述，来说明并论证关于天道、人世
，以及文化和政治认同等各项基本理念，具有重要的文化地位。故历史和史学在中国的
核心地位，与世界其他很多地方大不一样。
或即因此，也曾有人把中国传统文化说成史官文化，却不免有些夸大。历代史官的地位
，实呈逐渐降低的趋势。
不论我们把传统视作包袱还是资源，史官既不能承担其责任，也不足以独揽其光荣。那
些拾人牙慧借史官以反传统者，不过人云亦云，似有些“说而不思则罔”。
（《人云亦云的史官文化》，南方周末吴亚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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