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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汪东兴与张耀祠：叫人相信谁？
作者：余樵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他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
”中的重要行动：“巡视”南方（所谓“巡视”，其实并不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
或街道去巡访、视察，而只是在警卫森严的专列上接见各地省级领导人）。此次随行“
护驾”的有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
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然而，对照阅读这两本回忆录，却会发现：两位作者
对同一历史事实竟有出入很大的记叙，出现了不应有的相互矛盾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
汪东兴是文革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曾长期兼任中央警卫局局长，负责党主席毛泽东的
警卫安全。张耀祠亦是如此。两人因其特殊身份，在文革后都写过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
，特别是对意义重大的南巡有着详细的记叙，然而他们二人的记叙矛盾重重。这篇文章
指出这段公案，并质问：汪东兴与张耀祠：叫人相信谁？
“文化大革命”中的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开始他所谓“第十次路线斗争
”中的重要行动：“巡视”南方（所谓“巡视”，其实并不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
或街道去巡访、视察，而只是在警卫森严的专列上接见各地省级领导人）。此次随行“
护驾”的有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局长汪东兴，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局
副局长兼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
多年以后，汪、张二人都写了有关毛泽东的回忆录，其中，特别对那次具有重大历史意
义的“南巡”有具体记叙。汪东兴的回忆录《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
斗争》是由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一些研究人员帮助整理、审校的，
作者在《后记》中称：“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并为
此书题词：“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总结，提高，发展。”张耀祠的回忆录
《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编辑帮助整理完成的，作者在《后记
》中称：“我们一块去粗取精，将本书删改了11次之多。”因此可以想见，这两本回忆
录一定都是很严肃、很真实的历史记录，决非时下常见的那种对历史的“虚构”或“戏
说”。
然而，对照阅读这两本回忆录，却会发现：两位作者对同一历史事实竟有出入很大的记
叙，出现了不应有的相互矛盾的说法。这是怎么回事？
1971年9月2日，是毛泽东“南巡”中的一个日子。据张耀祠回忆：“9月2日，主席在南
昌同江西省的一位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听了主席这次的谈话，联系到他知道的一点
情况，向毛主席谈了三点：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跑到南昌活动，并运来一辆水
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
，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
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写
到这里，张耀祠还来了一点职业军人写作中很少使用的文学笔法：“毛主席略有所思，
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线，远眺窗外，没有讲一句话。”（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104—10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连毛泽东当时的表情神态都有了具体
入微的刻划，自然是张耀祠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了，可见这个记载应是十分真实可信的了。
然而，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却对此却有完全不同的记载：9月2日上午，毛泽东在南昌已打
算走了，决定再接见一下已经接见过一次的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其中程世清
是江西省负责人），毛泽东与这三人在一起的谈话，谁怎么问，谁怎么答，汪东兴都作
了具体记载，然后，汪东兴明确写道：“9月2日上午的这次谈话，连寒暄、握手的时间
在内，40分钟就结束了。我们和毛主席吃完中饭后，便离开了南昌。”（汪东兴《汪东
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49—150页）
怎么回事？张耀祠记叙的那位“江西负责人”的“告密”，在汪东兴笔下没有了。
张耀祠没有写明那位“江西负责人”是谁，但根据汪东兴的回忆，9月2日毛泽东接见的
领导人中，“江西负责人”就是程世清，没有别的江西负责人得到接见。那么，会不会
是张耀祠把毛泽东与程世清谈话的时间记错了？汪东兴的回忆录中对毛泽东这次“南巡
”有逐日记载，据其记载，毛泽东“南巡”中接见程世清还有一次，是8月31日在南昌
，仍然是同时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汪东兴具体记载了谈话的基本内容
，其中也没有“告密”的事，只有一处毛泽东与程世清的对话，毛泽东问程世清：去年
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
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赶忙对毛主席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
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毛泽东并未继续深问，接着就把话头转到许世友身上去了
。显然，在8月31日那样的谈话场合，是不可能出现程世清“告密”那样的个别谈话才
会有的事情的。此后，9月1日毛泽东休息了一天。也没有在另外什么时间里单独接见过
“江西负责人”。
值得推敲的是，张耀祠的回忆录里，不仅把这一“江西负责人告密”写得连毛泽东的表
情神态都有细致入微的刻划，而且还把这一“告密”当作了毛泽东察觉林彪阴谋的一个
重要情节。他在写了毛泽东听“江西负责人告密”之后，紧接着就写道：“就在9月8日
深夜，毛主席突然下令，把专列从杭州笕桥机场停车点，转向去绍兴线的支线上停放了
一天半……”（《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5页）
对此，汪东兴又有不同说法。
汪东兴也回忆了毛泽东在杭州下令将专列转移的事，但是，汪东兴回忆的导致毛泽东决
定转移的原因，却是因为“9月8日晚上，毛主席在杭州又得到新的信息。杭州有一位好
同志派人暗示毛主席说：杭州有人在装备飞机；还有人指责毛主席的专列停在杭州笕桥
机场支线‘碍事’，妨碍他们走路。这种情况，过去是从来没有的。一些多次接待过毛
主席的工作人员，在看望他老人家时也反映了一些可疑的情况。”于是毛“当机立断”
，提出把专列转移。（《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84页）
其实，汪东兴所举的那些引起毛泽东警觉的“可疑的情况”，都不过是在“阶级斗争的
弦绷得紧紧的”年代里很容易产生的捕风捉影之事，没有一件是拿得出来的“有人要谋
害毛泽东”的像样的证据——试想，谁要谋害毛泽东，还会先跑去指责毛的专列“碍事
”从而打草惊蛇然后再慢慢动手吗？天下没有那么愚蠢的刺客（除非是在搞笑的港台影
视片里）。不过，从汪东兴的回忆录却可以知道，张耀祠记叙的9月2日的“江西负责人
告密”一事并不存在，否则，汪东兴岂会漏掉这样重要的情节？汪东兴的回忆录写得很
清楚，毛泽东9月2日那天在南昌接见三位领导人时，他是始终在场的。
从另一方面看，如果张耀祠的回忆是确有其事，程世清真是向毛泽东作了那样重要的告
密，那么，程世清就应该算是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立了大功。可是却并非如此，程
世清在“九一三”事件后是被当作林彪线上的人物打下去的。
再说，张耀祠回忆录记叙的“江西负责人告密”中所说的叶群那句话：“不设国家主席
，林彪往哪里摆！”是“九一三”事件之后，吴法宪在关押审讯中交代的，而且是只有
吴法宪一人交代的“孤证”，此前并无别人知道有此说法。这一“孤证”，近年也已经
被许多人认定是不可信的伪证，因为叶群对人讲话时从来不直呼林彪名讳，而只称“林
副主席”或“101”、“首长”，何况对“江西负责人”那样的下级呢！同时，当年的
“林办”工作人员都知道，叶群是个存不住话的人，她要求别人保密的事，往往都是她
自己忍不住了先说出来。如果叶群把这样的话对“江西负责人”都说了，那么她会不对
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几位“心腹大将”说吗？而事实上他们却都不知道有此一说
。岂不怪哉？
分析起来，张耀祠的这一回忆，是难以叫人相信的。不过，汪东兴的回忆录同样有难以
叫人相信之处。
仍是这次“南巡”中的一天，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专列离开杭州去上海。据汪东兴回
忆：“在离开杭州去上海的时候，我们没有通知其他的人送，而陈励耘却来了。陈励耘
到了车站后，不敢同毛主席握手，也不敢接近毛主席。他心里有鬼，当时神情很不自然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88页）陈励耘当时是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空五军政委，“九一三”事件后被定为“参
与林彪反革命集团阴谋活动”的林彪“死党”成员，但最后得到的刑事处理是“免于起
诉”。陈励耘本人对9月10日那天的情况，另有一个与汪东兴截然不同的回忆，他说：
毛泽东离开杭州时，他亲自布置了警卫，并和汪东兴、张耀祠一起，接毛泽东上了汽车
，“然后，我坐引导车，走在最前面”，“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
边一点），我先进月台，关照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
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
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
们要走了。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
了一口气。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还紧张
得面孔发白，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
房子顶上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许寅《未被起诉的人——访原空
五军政委陈励耘》，见《“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414—415页，中央民族学院
出版社1993年8月版。——原注，见本刊zk0212d——编注）
两种说法如此不同，叫人相信谁？
如果说陈励耘是“有罪之人”，他的话不如汪东兴的话可信，那么，我们再看汪东兴回
忆录中的另一处记载。
1970年8月23日下午，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开幕。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
宣布议程后，林彪作了长篇发言。康生在林彪讲完后接着发言，表示对林彪的讲话“完
全同意，完全拥护”，还说：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
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他还进一步提出：“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
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林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
章就不设了。”（《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3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
）但汪东兴回忆录中写的却是：林彪讲完后已经4点半了，毛泽东叫周恩来、康生讲，
“语气中流露出不悦的情绪”，“周恩来见此情况说：‘计划问题有本子，材料都有，
我就不讲了。’康生也说：‘宪法说明已印发给大家，不讲了。’毛主席宣布散会。”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38页）
康生到底讲话没讲？叫人相信谁？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出版于1997年5月。而《汪东
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出版于1997年11月，也就是说，《周恩来年
谱》出版在先，汪东兴回忆录出版在半年之后。而汪东兴回忆录并未按照已经出版的《
周恩来年谱》的记载进行修订，是不是坚持认为自己所写才是准确的呢？
对照阅读张耀祠与汪东兴的两本回忆录，还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另一些相互矛盾之处。
比如，在毛泽东“南巡”结束时的9月12日，毛泽东专列北上返回北京。据汪东兴回忆
：“在济南站，毛主席叫我打电话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车站等我们
，说要同他们谈话。”（《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68—169页
）但张耀祠的回忆却是：“列车北行到了天津车站时，主席突然对我说：‘打个电话，
通知吴德、李德生、纪登奎、吴忠到北京丰台车站支线开会。’”（《张耀祠回忆毛泽
东》106页）
这个电话到底是谁打的？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却涉及到谁的回忆更真实可信的问题。
又比如，对“九一三”事件发生当天，张耀祠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载：256号飞机强行
起飞后，“周恩来到毛主席住所，向主席作了简要汇报，并问：‘怎么办？打不打？还
在射程之内。’主席说：‘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没有法子的事，由他去
吧。’”（张耀祠《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12页）而汪东兴回忆录的记载却是：当时是
吴法宪打来电话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汪东兴接电话后报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毛
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
”（汪东兴《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8页）一个写的是周恩
来向毛泽东请示，一个写的是吴法宪通过汪东兴向毛、周请示，一个问的是“打不打？
”一个问的是“要不要拦截”。分析起来，应是汪东兴的说法更合情理一些，但是能说
张耀祠的回忆录是在“无中生有”或“戏说”吗？这个回忆录可是经过“去粗取精”，
“删改了11次之多”的严肃之作呀！
如果说，回忆同一件事，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地位（如一方是高官，一方是平民）
，不同的处境（如一方在施暴，一方在受难），不同的文化教养（如一方是文人学者，
一方是贩夫走卒），那么，他们回忆出来的同一件事有相互矛盾甚至面目全非之处，都
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汪东兴与张耀祠却是有着同样地位、同样处境、同样文化教养，
并且执行着同一个任务，乘坐着同一趟专列的人，他们的回忆怎么会有如此的矛盾？
呜呼！面对历史见证人的“真实”回忆，叫人相信谁？
如此权威的高层人士的回忆录居然都会有这样奇怪的相互矛盾之处，叫人不得不赞同钱
钟书老人的那个说法：回忆是最靠不住的。
来源：观察 | d******i
发帖数: 745 | | k*****a
发帖数: 7389 | | z**********e
发帖数: 22064 | 4 他没有，他去抓江青了。
【在 k*****a 的大作中提到】
: 张耀祠有没有参与怀仁堂政变？
| T**********e
发帖数: 29576 | 5 这些体制内写的都是扯淡，李志绥的最靠谱，把汪东兴首鼠两端的态度写的一清二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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