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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发帖数: 6388 | 1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1210/c10tp-guriev/
谢尔盖·古里耶夫
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的经济学教授,曾任莫斯科新经济学院院长,因政治压力离
开俄国。
作为政治经济学者,我安身立命的东西是研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我的政治学同仁与合
著者则把目光放在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上。到底哪一种对现实生活更具意义?政治糟糕的
国家之所以经济不妙,究竟是因为糟糕的经济政策源自糟糕的政治制度呢?还是因为持
续的经济困境令合理的政治制度难以维系?
每一年,都会涌现两方面的例子。2015年当然也不例外,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故事:
希腊与中国。它们都情节曲折、内涵丰富。
希腊是西方民主的发源地。那里的选民开始对各大主流政党心灰意冷,今年将承诺把民
众从经济困境中解救出来的小党派激进左翼联盟(Syriza)选上了台。非民主政权(或曰
“非自由民主国家”)的批评人士将激进左翼联盟的胜利解读为民主制度的失灵。它们
提出,这证明了普通选民不能被委以做出重要决策的任务,因为他们喜欢简单但并不正
确的民粹主义解决方案。不过,激进左翼联盟胜选之后发生的故事显示出,希腊选民并
非鼠目寸光或丧失理性。
的确,有一点在不久之后变得很清楚,激进左翼联盟的许诺并不现实。正如美国前财政
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说的那样,“你不能违背经济规律,就算它们不讨
喜。”不管激进左翼联盟有多受欢迎,它也不能凭空变出几十亿欧元。
摆在面前的选择是:或者持续进行痛苦的改革,或者违约。改革意味着生活水平的立即
下降;违约则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违约必然会带来动荡与不确定性,政府怎么着都得自
动转向紧缩政策——倒不是因为有意如此,而是因为没有钱来做其他任何事情。到那时
,政府根本没法子接触到金融市场。
我年纪够大,还记得俄罗斯在1998年的违约让后苏联时期该国唯一的公开的左翼政府上
了台。这个政府一开始还念叨起那套共产语汇,后来因为手头拮据,被迫实施了俄罗斯
历史上严厉程度位居前列的紧缩预算。
希腊选民显然对违约的代价心知肚明,在公决中强烈支持留在欧元区。这次投票的结果
最终驱使激进左翼联盟政府与各债权人达成了协议。协议本身并不会给希腊选民带来富
足,但它肯定是代价最小的选择。
今年的另一个经济故事是中国股市的崩溃及经济增长的放缓,这个故事要更为宏大。随
着中国政府实施各项经济改革,该国经济自1978年起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这种成功让许
多经济学者和政治学者困惑不已。独裁体制往往会遭遇两大紧迫问题。其一是,非民主
国家难以创建出对财产权与执行合同至关重要的真正的法治;而这些又是投资与增长必
不可少的要素。独裁政府往往控制不住去盘剥投资者的冲动。其二是,缺少政治竞争与
媒体自由就会难以得到合适的反馈,而在治理一个大国的时候这种反馈又是必须的。
中国共产党在一定程度上应对了这些问题,方式是采纳现代民主政治的几个核心元素:
选贤任能、权力制衡、高层的常规轮换。这种制度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其中的原因又
是什么?答案仍然悬而未决。很可能是,1949到1978年间不过是一段反常期,之后中国
便重回了儒家选贤任能体制;又或者是,从毛泽东时代幸存的人希望建立起屏障,防止
那个时代重来。
这种混合的政治制度创造出一些能激发促增长改革的因素:从农业部门推而广之的自由
化;人口内部迁移门槛的放松;从小型企业开始并扩散开来的私有化;与全球经济的融
合。这些改革带来了与日本、台湾和韩国在此前15至30年类似的增长曲线。
然而,这些国家达到中国今天的收入水平的时候,已经享有了更为开放的政治体制。这
种开放性继而让它们得以持续进行带来进一步增长的改革。这并非什么巧合:经济学理
论认为,一国从贫穷增长到中等收入与从中等收入增长到富裕之间,有着质的差异。前
者的关键是追赶发达国家,采用它们的“最佳实践”,而这一过程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
方式实现。因此,一个“仁慈的”中央集权政府也能做到这一点。
而要实现中等收入以上的增长,其经济制度要能够鼓励创新,这又需要去中心化、有竞
争性的政治制度。很多国家没能建立起这些鼓励创新的制度,之后陷入了增长放缓的“
中等收入陷阱”。日本、台湾和韩国克服了这个问题,成为了知识型富裕国家。
2015年的经济动荡表明,中国可能正面临这一挑战。多项经济学研究显示,中国依然有
巨大的增长潜力,可以通过进一步改革国企和金融体系、推进法治和竞争政策来予以释
放。但这样的改革可能会损及现任政府对权力的掌控,因为上述企业和银行是它的主要
经济杠杆。
2012年,中国国务院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合作发布了让人印象深刻的改革蓝图《
2030年的中国》(China 2030),在其中,中国新一任领导层对改革议程进行了大略的勾
画。但过去三年,中国甚少按照这个路线图进行改革。相反,中国领导层选择进一步集
中政治权力。
有关民主能否带来繁荣的争论最早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时期,社会科学家们总是在问
,究竟是民主促进经济增长,还是先实现高收入才能有稳定的民主制度。最近几年,经
济学家使用高级统计工具证明,前一种观点是正确的:一般而言,正在经历民主化的国
家可以在10年里以1%至2%的幅度改善其增长表现。
2015年的情况表明,他们有可能是对的。希腊选民做出了相对不那么糟糕但依然让他们
痛苦的选择。中国出现的麻烦则在暗示,对中国的经济需求而言,中国政治制度可能有
些过时了。该国经济需要,也应该有更好的政治制度。这不意味着希腊的经济增长会胜
过中国。它不会,因为希腊有很多需要向中国学习的东西。但这一年的情况说明,中国
也可以向希腊学习——选民并不总是错的,而自上而下的统治者并不总是仁慈、无所不
知和无所不能的。 | x****o 发帖数: 29677 | | s*****t 发帖数: 987 | | j**t 发帖数: 116 | 4 丫脑子被B夹扁了吧。
【在 d*********o 的大作中提到】![](/moin_static193/solenoid/img/up.png) : http://cn.nytimes.com/opinion/20151210/c10tp-guriev/ : 谢尔盖·古里耶夫 : 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Po)的经济学教授,曾任莫斯科新经济学院院长,因政治压力离 : 开俄国。 : 作为政治经济学者,我安身立命的东西是研究政治对经济的影响。我的政治学同仁与合 : 著者则把目光放在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上。到底哪一种对现实生活更具意义?政治糟糕的 : 国家之所以经济不妙,究竟是因为糟糕的经济政策源自糟糕的政治制度呢?还是因为持 : 续的经济困境令合理的政治制度难以维系? : 每一年,都会涌现两方面的例子。2015年当然也不例外,提供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故事: : 希腊与中国。它们都情节曲折、内涵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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