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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帖数: 22064 | 1 人民日报1979年08月10日第3版
叶林生 王致中
对于发扬民主，有些人总是摇头。他们说：“中国的国情不适于讲民主”，“中国人不
懂得民主”。还说：“中国历来就不曾搞过民主选举”，“人多口杂，一讲民主，天下
大乱，历来如此。”听起来，他们很重视这个“历来”的“国情”，似乎还作了点历史
考证。
对此，我们也颇有兴趣。于是，一边读近代中国的一些史籍，一边也就对这个“历来”
做了点调查。中国“国情”如何，姑且不论；“国情”论的历史可真不算短了。享受着
有条不“乱”的专制之“福”的中国人民，受“国情”论的训导也很有些年头了。
近代开篇，大凡新一点的东西，总是要受到所谓“不符合中国国情”之类的非议。如今
平常不过的铁路，开头就曾被认为是“用夷变夏”的“不合国情”的怪物，被顽固们反
对了一气。只是洋枪洋炮例外，尽管新，却被认为“适合中国国情”而接受。那大抵是
因为当时造反的中国百姓，用的是刀、矛、剑、戟，拿火药武器对付他们自然很合“情
”。至于“民主”、“共和”一类的新玩艺，则属“大逆不道”、“犯上作乱”之类，
近代以来一直就被认为“不合国情”而屡遭排斥、镇压，毫无通融之余地。
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提出学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教育制度，对“皇帝”实在并无
“打倒”之意，只不过是想用“民权”对君权稍作限制。对此，张之洞、叶德辉之流视
若寇仇，大谈“国情”，咒骂什么：“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
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
刊》、《戊戌变法》第二册第638页）张之洞还写了《劝学篇》，认为按中国“国情”
，“民权”和“谋逆”之罪差不多，“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
行，大乱四起”。简直危险透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国情”只能是“君主之国”，
没有君权，就国将不国；人民有了权，天地就要倒转。因此，什么“民权”、“民主”
，统统成了“惑世”、“乱民”的异端邪说。
其后，辛亥革命推翻了那种“天经地义”的君主之国，为张、叶辈的“国情”论作了结
论。但还有人不肯罢休。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就是以讨论“国体”，顺应“民心”，适合
“国情”为名，为袁皇帝登龙位效劳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同盟会叛徒刘师培，在袁
世凯授意之下，还专门写了一篇《国情论》。他们认为，按中国“国情”，要拨乱求治
，必须去民主而行专制。筹安会二次宣言就说：“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主；求
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制而行君主立宪。”但当时的中国，民主共和国毕竟也是一种现
实，于是，他们居然搜罗起一批人，“奉旨选举”，既照顾了“民主”的面子，又“选
”出了一个中华帝国的皇帝，实在可算是最合“国情”了。
袁世凯做了八十三天皇帝梦，匆匆败亡。这又一次宣告了“国情”论的命运。但是，在
“国情”名义下的好戏远远没有唱完。紧接着，就有张勋、康有为拥戴清废帝复辟的丑
剧上演，那依据，也无非是清帝复位最合“国情”。值得注意的是，那个曾经被叶德辉
目为必欲“手刃其人为天下离经叛道者戒”的“逆贼”康有为，竟然也唱起“国情”论
的老调，而且更顽固。张勋复辟失败后，康有为依然不肯认输，写了篇《共和平议》，
摆了些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理由。他说：“吾国人民，本无民主共和之念；全国
士夫，皆无民主共和之学”，“中国古今无民主，国民不识共和而妄行故败”，“民主
政体，可行于小国，不可行于大国”，“中国广土众民”，“尤非专制不能定乱”，“
非专制不能为治”，“中国若行民主，虽有雄杰亦必酿乱”。（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不
忍》杂志第九、十合刊）然而，他毕竟不是戊戌年间的康南海了。他洋洋洒洒的皇皇大
文，除被陈独秀痛斥一顿外，已没有多少人愿意看了。
五四运动之后，马列主义在中国日益广泛传播，又触动了一些人的神经，那些豪绅、士
大夫、社会名流、独裁者，从胡适之到蒋介石，又一次求助于“国情”论。他们说，马
列主义是外国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共产主义是“舶来品”，谁宣传就是“匪”，
就是“阿狗阿猫”，就是“鹦鹉学舌”，就是“卖国”，甚至要斩尽杀绝。但马列主义
还是胜利了。中国“国情”如何，历史自有定论。
对“国情”论的这段历史作一点考证，似乎可以使人们得到一点教益。
其一，“国情”论鼓吹最烈、闹得最凶的时候，恰恰是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兴起的时候。
其二，“国情”论鼓吹者通常是有权有势者。
其三，“国情”论鼓吹者喜欢抓住“乱”字大作文章。仔细一考察，原来他们怕的“乱
”，同广大中国人民怕的乱全然不是一码事。
中国人民是真正懂得什么叫乱的。就在“国情”论者怕“乱”、喊“乱”、治“乱”、
戡“乱”的过程中，专制制度覆灭了，马列主义传播了，无产阶级胜利了。
要说“国情”论一点根据没有，那也不是事实。“国情”论几度泛滥，几回兴起，足见
其根深蒂固，源远流长。那就是封建主义长期留下的顽症。要说中国“国情”特殊，根
子就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上面所讲的“国情”论，同人们通常讲的“办事要符合中
国实际”，恰恰是风马牛不相及的。那些鼓吹“国情”论最烈的，他们讲“国情”，无
非是抱残守缺，卫专制，保权势而已。因此，所谓“国情”者，实为“官情”、“私情
”、“权势之情”，又何曾想到“国”？其实，封建主义的长期统治，中国人民深受专
制主义的苦痛，才是真正的“国情”。由此造成的国家落后、政治腐败、经济停滞等灾
难才是真正的“国情”。三十年前是如此，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又何尝不是如此！
当然，近代新旧民主革命中，高唱“国情”论的虽不乏其人，而奋起抗争的人也实在不
少，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早在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那正是“国情”论甚嚣尘上之时，
针对中国人民“无政事之智慧”、“若率行共和，断无善果”的谬论，李大钊写了《国
情》一文，其中说：“民之一举一动，莫不与国家相接矣！纵悬厉禁以阏之，民亦将进
索政权而不顾，乃谓其不习于代表政治，退抑之使仍听命于行政者意旨之下，此实逆乎
国情之论也！”“国情”论者“必欲保吾以往之国情，必欲使吾民舍群起反抗无他术焉
。吾不识制宪法衡国情者，将以求治乎，抑以蓄乱乎？”（《李大钊选集》第5—6页）
这句话实在中肯。当然，当时的“国情”论者是不会听得进去的，但历史的进程证明了
李大钊是正确的。那证据便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站立起来了。
不过，中国人民无疑不会满足于仅仅“站立”，他们要沿着四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
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在这个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面前，还有人要再挥舞历史上早已老掉
牙的“国情”论，那是什么意思呢？也许我们的后代还会有机会考证的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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