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
b****a
发帖数: 4465 | 1 红一三军团在哈达铺改编成陕甘支队，撤销了军团编制。 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三军
团编为第二纵队，原中央纵队编为第三纵队。 大批原一军团干部调入二纵队。
根据时任第十一大队政委王平回忆：“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
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
苦不堪言。”（见《王平回忆录》第123页）。那么，为什么专门要对第二纵队所部“
不断整顿纪律”？难道一、三纵队就没有掉队和开小差的？毋庸置疑，第三纵队肯定有
掉队的，但是否也被整肃不得而知。但第一纵队同样有逃跑现象，但却并未开展整肃。
根据肖锋的《长征日记》：“十月二日 ……这半个月来，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摇摆
人物，被雪山、草地的困难吓坏了，开小差逃跑，那是不光彩的。”（见该书第125页
）；最严重的是，“十月五日 ……昨夜，军团测绘班在一个姓刘的参谋唆使下，开小
差了。”（见该书第126页）。从肖锋的日记看，第一纵队并未有过与第二纵队一样的
“整肃”。
为什么只对第二纵队进行“整肃”？王平在其回忆录中给出的说法是：“红三军团在过
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
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
接着又长途行军，掉队人员增多本属正常现象。但是，红一军团来的干部和政治保卫机
关却认为这是情绪不振，甚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这是原因之一。”；“红三军
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领导干部和士兵的伙食完
全一样，……外单位调来的的干部对此很不习惯，总想单独搞点吃的，这样红三军团的
同志也看不惯，有时在下边议论，讲几句怪话。这样就被一些领导抓住不放，成了要整
顿纪律，审查干部的一个理由。”；“那时保卫局把整顿纪律和审干以外，采取惩罚至
处死的办法来处理。”（以上均见《王平回忆录》第123、124页）。
严格说来，有关长征末期一、三军团之间产生的矛盾的缘由及来龙去脉是不可能出现
在正史的记载之中，也未见之于《王平回忆录》出版之前的回忆录及回忆文章中。其后
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也对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进行了回顾：“那是在红军出了草
地之后，中央拍了几位领导干部到三军团工作。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的言传身教下，始终
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干部和士兵的
伙食我那全一样。这次上面派来的几位领导干部，常聚在一起改善改善伙食，红三军团
有些同志就对这种作风看不惯，下边的干部战士也常发点牢骚，讲些怪话。那时一般伙
食条件很差，有的同志饿得受不住，偶尔会发生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现象。
这些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但是，从上面派来的个别领导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
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因而提出来要在红三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
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见《黄克诚自述》第
142页）。
两相对照，黄克诚与王平的说法基本一致。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是因为红三军团某些干
部战士，对“上面派来的几位领导干部”的某些作风看不惯，发牢骚、讲怪话所引起的
。两人在回忆中可能是出于为尊者讳，并没有直接道出“上面派来的个别领导干部”的
名和姓。那是否分辨出这位“上面派来的个别领导干部”到底是谁？
根据《黄克诚自述》记载：“部队开始整编时（指哈达铺整编，笔者注），上级拟派我
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
一贯右倾，不适宜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在召开各种会议对我批判了几天之后，
就安排我去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见《黄克诚自述》第142页），“我当时担任军
事裁判所所长，上级机关把那些掉队的人抓起来交给我审判处理。……我去找纵队司令
员彭雪枫讲情，……。恰好碰到政治部门的两位领导同志，他们见我替被交付审判的人
讲情，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情窦处理
不了，真不中用！’说完，就派人将那位管理科长押走了。”；“前次我因为反对整顿
纪律和审查干部，已经使某些领导同志对我产生了极不好的印象，这次我又不肯执行审
判处理掉队者的指令，更引起他们的反感。一位领导同志曾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
、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了
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见《黄克诚自述》第144页）。黄克诚所说“
政治部门的两位领导同志”是谁呢？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时任第二纵队的政委是李富
春，政治部主任是罗瑞卿。考虑到李富春在是年八月的“沙窝会议”之后就已担任红三
军团政委，黄克诚所说的那位“领导同志”是谁可谓昭然若揭。
另据王平回忆，罗瑞卿在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同时，“从原红一军团调到第二纵
队的团干部在各大队担任副职或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等。”（见《王平回忆录》第
126页）。这种人事安排及随之而来的“整肃”，理所当然会引起原红三军团干部的不
安和猜测，王平认为：“这样安排是有用意的，是准备将来接替我们这些需要‘重新武
装头脑’的干部的。”（出处同上）。这些做法使得两个军团的团结出现了隙罅，后来
又一度上升成为矛盾。从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历史看，一、三军团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都
配合得不错，虽不能说两个军团不可能绝对没有矛盾，但至少未见诸于任何文字记载。
聂荣臻多年后的一句话，点出了其中的关键——“聂荣臻元帅说：‘一、三军团关系不
好，罗瑞卿是决定的因素。’”（见“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一文，原
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罗瑞卿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之前，仅是红一军团
保卫局长，大概尚不具备制造两个军团矛盾“决定（的）因素”的资格。据悉两个军团
的矛盾，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根据王平的回忆，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结论才告一段落。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