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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 发帖数: 4465 | 1 红一三军团在哈达铺改编成陕甘支队,撤销了军团编制。 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三军
团编为第二纵队,原中央纵队编为第三纵队。 大批原一军团干部调入二纵队。
根据时任第十一大队政委王平回忆:“从哈达铺到吴起镇一千多里的急行军中,二纵队
一方面要同尾追的敌人打仗,一方面还要部队不断整顿纪律,弄得干部情绪不高,部队
苦不堪言。”(见《王平回忆录》第123页)。那么,为什么专门要对第二纵队所部“
不断整顿纪律”?难道一、三纵队就没有掉队和开小差的?毋庸置疑,第三纵队肯定有
掉队的,但是否也被整肃不得而知。但第一纵队同样有逃跑现象,但却并未开展整肃。
根据肖锋的《长征日记》:“十月二日 ……这半个月来,有些革命意志不坚定的摇摆
人物,被雪山、草地的困难吓坏了,开小差逃跑,那是不光彩的。”(见该书第125页
);最严重的是,“十月五日 ……昨夜,军团测绘班在一个姓刘的参谋唆使下,开小
差了。”(见该书第126页)。从肖锋的日记看,第一纵队并未有过与第二纵队一样的
“整肃”。
为什么只对第二纵队进行“整肃”?王平在其回忆录中给出的说法是:“红三军团在过
草地以前,由于去黑水迎接红四方面军主力,战线拉得很长,结果没有获得其他部队那
么长的整训和物资准备时间。……在哈达铺休息时间太短,体力没有得到应有的恢复,
接着又长途行军,掉队人员增多本属正常现象。但是,红一军团来的干部和政治保卫机
关却认为这是情绪不振,甚至怀疑掉队的人会投敌叛变。这是原因之一。”;“红三军
团在彭德怀军团长的言传身教下,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本色,领导干部和士兵的伙食完
全一样,……外单位调来的的干部对此很不习惯,总想单独搞点吃的,这样红三军团的
同志也看不惯,有时在下边议论,讲几句怪话。这样就被一些领导抓住不放,成了要整
顿纪律,审查干部的一个理由。”;“那时保卫局把整顿纪律和审干以外,采取惩罚至
处死的办法来处理。”(以上均见《王平回忆录》第123、124页)。
严格说来,有关长征末期一、三军团之间产生的矛盾的缘由及来龙去脉是不可能出现
在正史的记载之中,也未见之于《王平回忆录》出版之前的回忆录及回忆文章中。其后
出版的《黄克诚自述》中,也对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进行了回顾:“那是在红军出了草
地之后,中央拍了几位领导干部到三军团工作。红三军团在彭德怀的言传身教下,始终
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尤其是在长征途中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干部和士兵的
伙食我那全一样。这次上面派来的几位领导干部,常聚在一起改善改善伙食,红三军团
有些同志就对这种作风看不惯,下边的干部战士也常发点牢骚,讲些怪话。那时一般伙
食条件很差,有的同志饿得受不住,偶尔会发生违反群众纪律,偷吃群众东西的现象。
这些本来是属于教育问题,但是,从上面派来的个别领导干部却把这类问题看得过于严
重,认为这是对革命丧失信心的表现,因而提出来要在红三军团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
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甚至要采取处死的办法予以惩罚。”(见《黄克诚自述》第
142页)。
两相对照,黄克诚与王平的说法基本一致。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是因为红三军团某些干
部战士,对“上面派来的几位领导干部”的某些作风看不惯,发牢骚、讲怪话所引起的
。两人在回忆中可能是出于为尊者讳,并没有直接道出“上面派来的个别领导干部”的
名和姓。那是否分辨出这位“上面派来的个别领导干部”到底是谁?
根据《黄克诚自述》记载:“部队开始整编时(指哈达铺整编,笔者注),上级拟派我
担任第二纵队政治部政治部组织部长,因当时有位领导同志说我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
一贯右倾,不适宜作领导工作,因而作罢。……在召开各种会议对我批判了几天之后,
就安排我去担任军事裁判所所长。”(见《黄克诚自述》第142页),“我当时担任军
事裁判所所长,上级机关把那些掉队的人抓起来交给我审判处理。……我去找纵队司令
员彭雪枫讲情,……。恰好碰到政治部门的两位领导同志,他们见我替被交付审判的人
讲情,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你还当过师政治委员呢,连这点小事情窦处理
不了,真不中用!’说完,就派人将那位管理科长押走了。”;“前次我因为反对整顿
纪律和审查干部,已经使某些领导同志对我产生了极不好的印象,这次我又不肯执行审
判处理掉队者的指令,更引起他们的反感。一位领导同志曾毫不客气地说:‘像黄克诚
、吴溉之这样的人,年龄大了,干不了什么工作了,连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听了
这个评语,我便不敢再讲什么话了,”(见《黄克诚自述》第144页)。黄克诚所说“
政治部门的两位领导同志”是谁呢?根据明确的史料记载,时任第二纵队的政委是李富
春,政治部主任是罗瑞卿。考虑到李富春在是年八月的“沙窝会议”之后就已担任红三
军团政委,黄克诚所说的那位“领导同志”是谁可谓昭然若揭。
另据王平回忆,罗瑞卿在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的同时,“从原红一军团调到第二纵
队的团干部在各大队担任副职或政治处主任、总支书记等。”(见《王平回忆录》第
126页)。这种人事安排及随之而来的“整肃”,理所当然会引起原红三军团干部的不
安和猜测,王平认为:“这样安排是有用意的,是准备将来接替我们这些需要‘重新武
装头脑’的干部的。”(出处同上)。这些做法使得两个军团的团结出现了隙罅,后来
又一度上升成为矛盾。从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历史看,一、三军团在历次反围剿作战中都
配合得不错,虽不能说两个军团不可能绝对没有矛盾,但至少未见诸于任何文字记载。
聂荣臻多年后的一句话,点出了其中的关键——“聂荣臻元帅说:‘一、三军团关系不
好,罗瑞卿是决定的因素。’”(见“副总参谋长杨成武谈揭批罗瑞卿实情”一文,原
载《炎黄春秋》2005年第10期)。罗瑞卿调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之前,仅是红一军团
保卫局长,大概尚不具备制造两个军团矛盾“决定(的)因素”的资格。据悉两个军团
的矛盾,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根据王平的回忆,最后由毛泽东作了结论才告一段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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