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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文革发生的时代与国际环境背景
上个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全面胜利告终，出现了社会主义阵营，
特别是随后中国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争取民族解放、民
族独立的斗争，世界上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而老牌帝国如英法等受到二战的削弱，
面对风起云涌的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不得不接受美国关于终止殖民主义政策的
劝告，逐步退出殖民地。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绝大部分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成
立了民族国家，其中很多实行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随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壮大以及作为共产主义运动天然盟友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的日益高
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达到其鼎盛状态。然而，物质匮乏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开始显露败
象，三大问题困扰着社会主义：
（1）人民生活用品匮乏，生活水平改善缓慢；
（2）人民缺乏言论、出版、结社等诸多自由，人权常无保障；
（3）官僚特权阶层开始形成。
赫鲁晓夫从右的方面在苏联进行了改革，在农业上扩大垦荒和种植面积，推行小组承包
制；在工业上推行“物质利益原则”，增加投入；在政治上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对干部
制度以及社会团体、群众监督等方面做了一些小打小闹的改变。赫鲁晓夫的改革虽然使
工农业生产有所改进，但没有根本改变商品匮乏的局面，却引起了权贵集团的强烈反弹
，在1964年把赫鲁晓夫赶下台。勃烈日涅夫主政后，苏联的官僚权贵阶级的羽毛更形丰
满。
自从1950年代末就与苏共发生分歧的中共领导人，鉴于赫鲁晓夫的失败以及勃烈日涅夫
主政后苏联的现状，确认苏联通过修正主义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更坚定了中共原本就
已选择的强化阶级斗争的继续革命方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即将公诸于世界。
与此同时，西方列强在经受了非殖民主义化的冲击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中重新
找到了自我，经济上开始引入适当的政府干预和国有成分，政治上开始出现左派政党选
胜执政，社会主义伦理观念逐渐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公认的伦理观念。西欧各国
在二战后实行的福利政策，在两种意识形态和两大阵营的对抗与竞争下，获得了更强有
力的动力，日趋完善成熟，最终成为福利国家。此时是西欧列强实现从丛林状态转化为
理性状态的过渡时期。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与民主这些人类长期追求的价值观，应
该适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共识。
西方世界虽然早已在思想意识上否定了形形色色的歧视行为，但是各色歧视行为在社会
实践中仍然不肯轻易退出。美国的约翰逊总统在1964年签署了人权法案，成为美国人权
史上一件标志性大事，然而其后仍需经过十数年黑人及其它少数族裔与妇女及其它被歧
视群体的斗争与努力，才出现了一个大体上摆脱了各种歧视的美国。
总而言之，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是阶级压迫、民族压迫
导致抗争与革命的年代。然而，革命的效果差强人意，在革命成功后建立的社会主义国
家里，旧有的阶级压迫与歧视被翻了个儿而仍然存在，又增添了更多的政治思想歧视。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里，由于社会主义伦理逐步成为社会共识，旧有的阶级压迫或歧
视经过逐步缓解而基本消失，而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文化歧视以及其他各种违背人权
的歧视则成为社会的焦点问题。因此，随之而来的七十年代则是转折的年代，是从大动
荡、大分化、大改组转向稳定、发展与合作的过渡年代，是从抗争与革命转变为对话与
妥协的过渡年代。是普世价值成为共识并逐步在实践中落实的年代，是人权逐步高涨的
年代。
文革所处的时代也更凸显了以政治压制和歧视、以经济贫穷和和严苛的限制为特点的中
国社会存在的官民矛盾。文革所处时代，是人权开始高涨的时代，是西方世界开始消除
各种歧视的时代，也是经济发展加速的时代，正与中国当时的现实相反。但由于在中共
治下，中国社会已经政治化，加上公有制下民众没有资产而经济利益模糊不清，民众的
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政治权益上。
文革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国际环境下发生的。
然而，由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社会的巨大规模，中国社会在伴随世界时代
潮流发生社会变动时，必然呈现巨大的社会惯性，仍然会顽固地力图维持阶级抗争与革
命的方向，中国的社会转变需要转过一个大圈。
文革作为中国社会发生深刻转变时期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那些行将没落和被涤
荡的、违背世界发展进步的旧事物，以及那些顺应世界发展进步、代表了先进与文明走
向的新事物苗头，都必然在其中得到充分的表现。尽管前者因社会惯性的强大和面临末
日的疯狂而往往压倒后者，但后者毕竟是代表了中国社会前进趋势的新生事物，必定会
顽强地成长壮大，直至最后取代前者。
七.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以上所述思想与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和中华文化等诸因素，以及躁动的时代
与国际环境背景，都是导致文革在中发生的必要因素，使文革在中国的发生带有某种必
然性。但还不足以构成文革在中国必然发生的充分条件（或称因素），尚缺少必要的一
环将上述所有因素连接成完整的充分必要条件（因素）圈。那就是还需要一个非凡的领
袖。
这个非凡的领袖，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戴和信仰，而且还得到他的同僚及下属敬若神
明般的拥戴（即便利益受到损害，也不会想到或不敢反抗他们的领袖）。而且这一位被
人崇拜的专制领袖还有绝对与众不同的一点，那就是，尽管近现代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无
一例外，都是依靠层级式的国家权力机构进行统治的，这位专制领袖却不惧怕冲击甚至
破坏自己借以实行统治的权力层级基础而敢于从下至上地整治官员群体。而中国恰恰出
了这样一个“上千年才出一个”的毛泽东。
中共建政后的官民矛盾，总体来说，虽然绝对程度比以往有所缓和，但相对于当局自诩
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所产生的预期而言，民众的不满却更强烈。
针对建政后中共官员脱离群众的问题，中共领导层自然会做出符合中华文化重人轻“物
”的选择，那就是设法改造当权者，使他们自省自律，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使他们思想革命化。但由于轻“物”，并没有对权力运作的工具（程序、规则、制度等
）下功夫，并没有通过必要且必须的“物”来改变人、训练人。先是依赖批评与自我批
评，不解决问题，又扩展到开门整风，由于对官民矛盾的尖锐程度估计不足，党外的尖
锐批评反而激起党内一片“狼来了”的反应，把个开门整风扭转成“反右派”运动，把
集权专制的螺丝拧得更紧。然而却丝毫无助于避免官僚主义与解决官民矛盾，相反，每
次大小运动之后官僚主义都变本加厉更加严重，官民矛盾更加尖锐，大概符合反弹定律
，批评整治得越厉害，事后反弹就越凶。直至最终搞出不顾民众死活的“政绩工程”，
造成千百万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惨剧。
终于，作为共产党人的异数的毛泽东省悟到，中国需要文化革命，使官员与人民都树立
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思想，以解决公有制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反而更容易发生官僚主
义的悖论。毛泽东不顾自己统治基础的党和国家层级结构可能受到损害，决意通过由下
及上的“揭露我们的黑暗面”来整治脱离群众的各级官员。至此，“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一历史的偶然性，终于结合以上各节所述的诸项必要因素以及背景因素，而构成了
在中国导致文革的全部充分必要的条件。
以上各节所述的意识形态、政治、社会、经济、文化，以及国际背景等诸因素的合力作
用，恰恰得到了痴迷于平等之价值、执着于共产主义乌托邦而又魄力超人之毛泽东的呼
应，文革也就必然会在中国发生了，万事俱备，只欠一导火索了。
八. 中国的通向文革之路
在以上各节叙述的诸点导致文革的必然性因素与毛泽东个人特质的偶然性因素的合力作
用下，围绕着官民矛盾这一主线，中国从1949年到1966年走过了如下所述的通向文革之
路。
如前面第三节所述，自从管理社会的国家权力组织出现之后，人类社会就开始出现官民
矛盾，只不过在早期形态的私有制社会里，官民矛盾多为阶级矛盾所掩盖。在资本主义
社会的民主政治下，国家权力机构就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民意基础，而不再与某个特定阶
级存在利益依存关系，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官民矛盾就与阶级矛盾互相剥离开来，成为
有独立意义的社会矛盾之一。
在中国几千年的私有制社会里，社会生态一直停留在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国家权力机
构赤裸裸地代表地主大资产阶级等有产者阶级的利益，因此，官民矛盾几乎完全表现为
阶级矛盾。
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建立了所谓人民政权，按照当时苏俄的斯大林理论，社会主义的人
民政权与人民没有矛盾，然而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很快通过1956年波匈
事件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认为，“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
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
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
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尽管承认了矛盾的存在，但显然对矛盾的严
重性还是估计不足。没有预料到官僚主义在社会主义专制制度下可以发展到完全不顾人
民利益而严重伤害人民的地步。因此，中共建政后的官民矛盾比国民党时期有所改善，
但相比中共的自诩与许诺所导致的预期而言，官民矛盾的相对严重性则超过以往。
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早、中期实行了统购统销、农业合作化、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
造之后，党政权力机构的运作几乎覆盖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影响和触及到每个人的日
常生活，人民与作为权力机构的“官府”之间的矛盾增多，并且有越来越尖锐的趋向。
按照共产党的理论，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是由于权力机构工作人员错误的思想作风造成
的，是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反映。因此共产党当局克服官僚主义的办法就是批评与自我
批评，定期的整风运动。这也很符合中国文化的传统：重视人的思想品行与修为而轻视
创设工具以规范人的行为。
但是，由于上面第三节中叙述的理由，产生官民矛盾的根源在于官与民在社会管理中处
于不同地位，分工不同，官与民的关注重点以及追求的目标不同。因此，仅在权力运作
者的思想作风上打主意，而不注重从权力运作过程的规范来保障权力运作的民意基础，
只能在短期内发生效果，一旦恢复正常的权力运作，权力运作的执行人们还是要按照权
力运作的自身规律追求最优化以及政绩效益，以致官僚主义照旧。于是就重复进行批评
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显然，重复进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以及整风运动，不但不能从根
本上解决问题，而且由于重复造成的疲劳效应以及自然滋生抵抗效应的增长，批评与自
我批评以及整风运动在重复的过程中，效果必然是递减的。
因此，到了1957年，中共决定进行开门整风。然而中共各级当权者们完全没有料到民间
积怨之深，批评火力之猛，以至于错误地判断成右派企图夺权，把一场共产党的开门整
风搞成了阴谋引蛇出洞的反右派运动。这不仅沉重打击了民间的参政欲望和参政热情，
在全国造成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而且使中共各级当权机构获得了自中共建政以来从未有
过的“无干扰”“无牵挂”执政状态，并以成为右派的恐惧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最广泛
的现代迷信：每个党员都代表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只能服从，不可挑战。
积弱百年的中国要走的复兴之路，就算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被牺牲当作了铺路石，富有
团体主义（或整体主义）文化传统的国人为了美好的未来，宁可接受数以十万计的悲惨
故事与不白之冤。
中国百年积弱，期望经济发展突破常规而以较高的增长率增长，人民希望早日实现民富
国强、摆脱贫穷落后的局面，既正常又正当。
毛泽东那一代中共领导人与人民的期望相呼应，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跃进。同时，
对苏联的搞法颇不以为然的中共领导人，既出于革命时期群众路线的成功经验，又受到
中华文化重视人的能动性的影响，提出经济建设要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发动群众
依靠群众，成就了经济建设的群众运动。
目前，很多学者把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大饥荒归咎于大跃进和群众运动搞经济。其实不然
，经济大跃进是可以实现的，日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经济腾飞时期，
就实现了经济发展大跃进，连续十几年GDP的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几甚至百分之二十
。中国改革之后，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前，也实现了连续十几
年GDP的年增长率超过百分之十。无论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还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时期
，哪一个不是全民投入搞经济？岂不也是经济发展中的群众运动，只不过不是什么人特
意领导与安排的，而是市场调动的罢了。
说到底，造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三年大饥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计划经济和中国官
场的特色。没有公有制，就不会发生1958年大跃进时那种拍脑袋似的资源调配而严重失
衡，也不会发生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收的情况，更不会让农民面临缺粮时产生“政府都
搜去了，政府也就都会管”的幻想；没有计划经济，就不会发生资源调配忽略民生的严
重失衡，也不会在粮食并不多的情况下减少粮食耕地面积并同时增加粮食出口，更不会
把市场经济所固有的流动性剥夺殆尽而使社会失去最后一点自救能力；中国官场的特色
在那场灾难中，集中表现为“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五股
恶风，地方官员为了出政绩，迎合上级所好，浮夸粮食产量，争赶炼钢铁、办食堂、搞
公社的风头，面对浮夸粮产导致的高征购恶果，不惜以反瞒产私分为名，强抢民粮、动
私刑，以至直接致死人命（杨继绳学长的《墓碑》一书中有详尽的描述）。
导致上千万非正常死亡人口的三年大饥荒，充分揭示了“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官员
在为了党的目标而工作时、在对其上司负责时，可能在伤害民众利益的路上走得很远，
甚至大量致死人命。
1958年初，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提出“以钢为纲”的经济建设方针，虽然
薄的提法可能以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 为基础，但更多地体现了国家意志，国
家要强大，首先要发展重工业，而钢铁是重中之重。薄的“以钢为纲”，直接导致了劳
民伤财的大炼钢铁运动，导致了由于大量抽调农民炼钢铁而造成的1958年粮食丰产不丰
收的令人痛心的结果，最终引致一连串的恶性结果。
鉴于1958年经济发展呈现严重失调，中共高层领导提出将经济计划安排由“重、轻、农
”的次序改变为“农、轻、重”。然而，尽管最高层领导人认识到经济发展应该首先考
虑民生，但在实际操作时，仍然是那些直接关系到国家力量的需求更紧迫更具体，而民
生永远是可以任人挤压的皮球。因此，直到改革开放前，民生产品（衣食住等）一直匮
乏，从未改善。充分说明“国家意志”总会顽强表现，不会以当权者的良好意愿为转移。
显而易见，三年大饥荒造成上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无疑是中共执政以来权力机构对人
民群众最严重的伤害。然而，共产党的专制权力系统比任何其它权力系统具有更强的危
机管治能力。权力运作的黑箱作业与严格的信息管治，原本就把危机的影响范围减小到
最小程度，共产党非凡的宣传能力与无孔不入的思想工作加上专政机器的保障，使官方
叙事不容置疑。加之凡有人祸，中共的高层当局总能找到一些作风恶劣的官员予以惩治
，于是再一次扮演救世主。危机得以渡过，但官民矛盾仍然存在，而且在社会稳定的表
象下日益积累，越趋深重。
中国三年大饥荒致死上千万非正常死亡的灾难，没有引起较具规模的社会动乱，除了由
于中共超乎寻常的危机管治能力外，也由于中共执政十年来已经把中国社会改造成高度
政治化的社会，人们误以为自己的最高利益是政治利益，且由于没有个人资产而容易忽
视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当几乎全社会都受到大饥荒造成的经济伤害时，人们倾向于宽
容“好心”（搞大跃进）办了错事的政府。虽然政治化的社会对经济灾难的承受能力较
强，但人们一旦认为政治利益受到损害，就会以“寸土不让”的态势进行维权，容易进
入夺取权力的对抗，而经济维权通常是循序渐进的妥协过程。除非强势一方丝毫不肯退
让，经济维权一般不会陷入对抗性的死结。中国社会的政治化表面上有利于权力系统管
治社会的需要，实际上则为政治动荡蓄积能量。
大跃进遭致的经济失败再一次挑起了中共党内斗争。先是1959年庐山会议，原本是纠左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之左）的会议，由于彭德怀的一封信变成了反右倾。笔者认为，会
议转向主要是由于彭德怀信中追究（中央一线）责任的含义，触动了毛泽东警惕中共分
裂的神经，而采取了压彭保刘（少奇）的立场。反右倾的结果是左祸延长，导致三年大
饥荒。随后，在1962年“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七千人大会上，中央最高领导人中唯
一没做自我批评的刘少奇在讲话时脱离讲稿，说了一番事先未向毛征求意见的话，对毛
施压，似乎全然没有毛在庐山为其挡了彭一箭之事。刘的讲话也引起军队将领的不满，
于是鼓动林彪出面讲了一番颂毛压刘的讲话。“军队党”与“白区党”再一次在党内显
现出界限分明。毛泽东是否因此决定以林彪为接班人，不得而知。但毛因刘的讲话而感
觉刘少奇的人品有问题，则应无疑问。此后，毛曾多次敲打刘，比如：在刘少奇与江苏
省委书记江渭清的争执中支持江，多次提到刘的独裁，毛提出的“无产阶级接班人的五
项条件”有多项都是明显针对刘少奇的，讨论农村社教23条时两人更是发生了公开的正
面冲突，直至文革。
在中共执政早期，官僚主义被认为只是官员的思想作风问题，而党内对于建设社会主义
的不同意见，只是认识问题，可以经由党内的批评自我批评与整风逐步消除，但事与愿
违，官僚主义不仅没有消减反而越演越烈，各级官员的特权也越来越多。加以苏联已经
形成官僚特权阶级的现实警示，毛泽东可能开始认为官僚主义——亦即共产党当权者脱
离群众的问题——应该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是被推翻的资产阶级通过其思想意识等上层
建筑对抗无产阶级的反映。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千
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与中共建政后多年形成的对党的决议“各取所需各为己用”的情况一样，“抓阶级斗争
”也成了“各取所需各为己用”的绝妙机会。彭真、安子文掌管的清查工作，以清查高
饶集团为名竟然瞄上了林彪，多次对高岗遗孀施压，要其交待高岗与林彪的来往。一时
搞得林彪、叶群极为紧张。这背后与刘少奇有何关系，不得而知。但毛泽东应该不会满
意。
另一方面，已经成为社会贱民的地、富、反、坏、右与资本家，甚至他们的子女，再次
成了“抓阶级斗争”的牺牲品，不但再次加强了他们的贱民标记，而且把阶级路线的螺
丝又拧紧了一圈：1964年的高等院校招生，首次公开宣布实行阶级路线，大批出生“成
分高”的青年学生失去升学机会。中共自从土地革命时期就确立了依靠工人、贫下中农
的阶级路线，但在实际工作当中，对中农或富裕中农以及地富的子弟还是与工人、贫下
中农一视同仁，以便调动最广大的群众参加到革命队伍中来，这一次，却是在阶级消失
的过程中强化阶级歧视。
1964年高考招生公开实行阶级路线的直接结果，除了上述强化阶级歧视外，就是触发了
干部子弟进一步寻求特权的冲动。高级干部子弟当中本来就存在一种优越感和“革命接
班舍我其谁”的想法，并认为其父母革命有功，工作又忙，学校有责任为他们的学习成
长承担更多的责任，更多地照顾他们。高考招生实行阶级路线对干部子弟来说，也就表
明在学校的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对学生实行阶级路线，例如发展党团员，任用学生干部等
。一些中学的高干子弟甚至成立了类似贫协那样的组织，秘密开会，讨论学校领导执行
阶级路线的问题，从学校实行阶级路线的情况出发，挑战学校党的领导机构。例如笔者
所在的北京师大附中，1964年秋季下半学期，学校党总支准备在学生中发展党员，校党
总支原准备发展的第一位学生党员是一位知识分子家庭出生而品学皆优的女同学，我校
的高干子弟们知道后，认为校党支部没有贯彻阶级路线，于是由几位高干子弟同学牵头
组织了仅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以及工人与贫下中农子弟参加的秘密组织，
号称“贫农团”，他们经常在确定的时间一起从教室里或操场上消失，秘密开会、质疑
学校是否执行了阶级路线，并进而认为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刘超（文革中，刘少奇曾专门
对批斗刘超做过指示与讲话。）有“走资派”之嫌。学校党总支很快就向“贫农团”低
头，把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同学改为三名干部与工农子弟，以后又分批发展了多名高干子
弟入党。但仍然无法缓和“贫农团”的攻势。甚至在北京团市委多次对他们做工作之后
，非但没有平息“贫农团”的斗争，反而引起其中一些骨干分子对北京市委的怀疑（这
应该是在彭真讲了“重在表现”之后的六五年春）。直到后来团中央领导人（大概是胡
克实）直接与他们对话之后，才算平息下来。完全是后来文革初期北京各大中学校高干
子弟造反的预演。
也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强调阶级斗争之后，于1963年开始先在农村后扩大到厂矿及企事业
单位，进行“四清”或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广泛开展阶级斗争。这当中，在1965年初中
央工作会议讨论农村社教23条时，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中矛盾的性质问题发生激烈冲
撞，毛泽东认为仍然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并首次提出了运动的重点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则回避两条道路的矛盾，认为是多种矛盾的交叉，
并且极力反对走资派的提法。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否定走资派的提法，却在他主持的
四清运动中对基层干部实行残酷斗争、严厉打击；毛泽东力主四清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
派，但却反对对基层干部的严厉打击与残酷斗争。
在这一段时间里，国民经济经过三年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已经从大跃进导
致的经济衰退中恢复过来。中国社会在经济发展方面面临的问题是，中国究竟要不要放
弃跃进式的高速经济发展？如果不放弃经济高速发展，又应该如何实现高速经济发展呢？
在政治方面，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是日益积累的官民矛盾。虽然中国的权力系统具有效
力强大的管制社会及民众的能力，但这个管制系统越来越多地侵犯民众的权利，比如剥
夺了民众迁徙的权利，剥夺了民众自由择业的权利，剥夺了民众的言论自由与获得信息
的自由，也在实际上剥夺了民众参政的权力，这个管制系统甚至赋予当权者利用专政工
具对不听话的民众施以惩罚的权力。因此，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存在的官民矛盾，并没有
因共产党革命的成功而完全解决，甚至有更加恶化的趋势，而社会主义制度显现的弊病
，都与社会主义权力的官僚化有关。那么，中国社会面临的政治问题就是，如何避免形
成苏联已经产生的官僚主义者特权阶级（或称走资派阶级），消解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上
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对社会主义权力机构的渗透与腐蚀，把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
无论出于中华文化重视人（为官者）的思想品德与能力而轻忽作为“物”的施政工具的
特点，还是出于社会问题一定要解决的革命逻辑 ，中国的官民矛盾问题都在呼唤一场
文化革命。
作为共产党人中的异数，毛泽东放弃惯常的自上而下的整治，选择了自下而上的发动群
众，揭露共产党权力当局的阴暗面，通过文化革命清除旧文化与思想意识的影响，通过
“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防止当权者脱离群众。
随着中国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在那不安分的年代里不断累积，社会表面平静的下面萌
生的躁动正蓄积着能量，作为共产党的异数的毛泽东对执政情况的不满，几乎达到了难
以忍受的极限，尽管毛总是说“成绩是九个指头”。毛决定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揭发
“我们的阴暗面”。正当毛泽东在水中摸索时，北大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给了毛过河的
石头，成就了“伟大的战略部署”。
毛泽东突破了中共执政当局对聂元梓大字报这类事件的处理常规（不见报，不广播，内
外有别等），公布了这张针对北大陆平的大字报，竟然引起北京以至全国那样强烈的反
响，引起全国范围的官僚机构象多米诺骨牌那样的崩溃（足见官民矛盾积怨之深、累积
之重）。文革爆发，并终致“全面内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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